学者称大国就叙利亚问题博弈尚未彻底失衡

　　刘中民

　　在叙利亚局势中，参与角色的多样性和利益矛盾的复杂性都远远超过了利比亚。

　　当前，大国的博弈尚未失衡、阿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地区较量使得叙利亚成为各种力量博弈的交汇点。反叙阵营虽然目前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占据了上风，但各种力量尚处在进一步的拉锯状态，力量结构尚未彻底打破，进而导致叙利亚的局势尚处在胶着状态。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3日晚批准对叙利亚制裁具体措施，同时再次设定最后期限，要求叙利亚最迟4日同意接受阿盟观察团。持续恶化的叙利亚局势，与埃及解放广场的“二次革命”、伊朗局势的持续紧张，构成了利比亚战争后中东局势动荡的三大焦点。在叙利亚问题上，尽管美欧和阿盟制裁和施压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至今仍处在胶着状态，并未像当初利比亚局势一样迅速演变成为地区性战争。因此，西方是否能够在叙利亚问题上套用“利比亚模式”，一直成为近来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有国内专家认为，当前叙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阿拉伯大变局“刹车器”的角色，巴沙尔政权是否被颠覆构成了决定阿拉伯大动荡是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笔者看来，叙利亚局势之所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就在于叙利亚构成了中东地区内外各种势力复杂博弈的政治舞台，其参与角色的多样性和利益矛盾的复杂性都远远超过了利比亚。目前，虽然西方大国、阿盟、土耳其、叙利亚反对派等力量构成了旨在颠覆巴沙尔政权的力量阵线，并在力量对比中占据上风，但叙利亚问题中的俄罗斯因素、伊朗因素、黎巴嫩真主党因素以及阿盟内部的矛盾等抑制因素的作用，导致反叙阵营仍然无法放手发动战争。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因素：

　　首先，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尚未彻底失衡。美欧国家构成了影响叙利亚局势的最大外部干预变量，其当前的中东战略既有通过颠覆巴沙尔政权推动“阿拉伯之春”向纵深发展，巩固和扩大阿拉伯“民主革命”成果的考虑，也有寄望“阿拉伯之春”继续冲击伊朗，最终瓦解伊朗政权的战略考量。但是，美欧大国当前既面临经济危机日趋深重和社会严重动荡等内部危机的掣肘，也面临俄罗斯与西方战略对抗加剧，新兴大国在中东稳定的立场上日渐趋同等因素的制约。基于西方在利比亚问题上滥用1973号决议的教训，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大国不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继续为西方开绿灯，中俄此前在安理会的否决票以及新兴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表达的共同主张便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西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获得战争合法性的希望十分渺茫。当然，俄罗斯的立场和态度将是影响大国博弈的最大变数。

　　其次，阿盟内部的矛盾使阿盟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中东变局发生以来，阿拉伯国家的分化严重，一方面是传统的共和制国家的危机深重，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埃及、突尼斯以及局势紧张的叙利亚，都属于共和制国家，这些国家也被西方称之为“后革命国家”，基于内部的动荡，它们在阿盟中的地位严重下降，并尤以埃及地位下降为巨。相反，海湾的君主制国家以石油美元和美国的庇护为后盾，在形势逐步趋稳后开始寻求在阿盟内的主导地位，尤其以沙特的地位上升最为引人注目。沙特提出以海湾合作委员会为基础，吸收约旦和摩洛哥两个君主制国家，建立“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联盟”的构想，同样也反映了沙特主导地区事务的努力。但是，在埃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阿盟内，沙特想立即发挥一言九鼎的领导作用绝非易事。黎巴嫩和伊拉克两个叙利亚的重要邻国拒绝执行阿盟的制裁决议，无疑将使阿盟对叙利亚的制裁大打折扣。历史已表明，其内部的四分五裂和勾心斗角使得阿盟在地区事务上几乎没有成功发挥主导作用的先例。

　　最后，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对峙日益凸显。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国家之所以在叙利亚问题上态度激进，除希望尽快解决叙利亚问题，避免“阿拉伯之春”冲击海合会国家的现实考虑外，另一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就是希望通过颠覆巴沙尔掌握的什叶派政权，切断伊朗试图建立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联盟”的中枢环节，进而削弱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影响。此前沙特之所以派兵镇压巴林的什叶派抗议浪潮，也有防范伊朗通过巴林向沙特东部什叶派地区渗透的重要考虑。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爆发以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政治较量从未停止，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在伊拉克影响上升的态势导致这一教派斗争进一步复杂化。从教派关系的角度看，黎巴嫩和伊拉克之所以拒绝对叙利亚进行制裁，无疑反映了黎巴嫩和伊拉克什叶派对叙利亚什叶派政权的同情。在整个地区格局中，尽管什叶派属于劣势，但是基于什叶派在“新月地带”的重要作用，它们无疑能够对阿盟内沙特代表的逊尼派实力构成掣肘。

　　此外，以色列的安全、叙利亚战争的后果是否可控、如何应对不断恶化的伊朗核问题以及是否有能力承担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后果，都是西方在发动叙利亚战争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