枸杞和红枣怎么泡酒:死于“国考”人情的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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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国考”人情的高官

2011-12-03 21:38:04

周云

用“国考”来比附古代的科举考试,似有贬低科举之嫌。因为科举考试选拔的都是高级公务员,是要来当领导同志的。而现在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其中很多岗位,放在古代充其量就是“吏”的角色。可以说,考中科举的书生,其前途要比现在考中公务员的同志光明许多。

世界上所有的舞弊行为都与利益有关,科举有如此诱人的利益预期,舞弊行为也就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此风一盛,难免就把一些不合格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为了保证干部队伍的素质,历朝历代都对都对科举舞弊进行严厉的打击。清朝这在方面的打击力度尤其大,历次科场弊案,主犯大抵难逃一死。中国历史上因科场舞弊案被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就出现在清朝。

这个倒霉蛋叫柏葰,案发前,他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官拜正一品,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官已经大到不能再大,再往上升,就要直接当皇帝了。咸丰八年(1858年),柏葰主持顺天乡试。结果出来之后,引发了一片非议之声。原因在于前十名中,有个叫平龄的旗人。此公酷爱唱戏,是个著名的票友。这事儿放在今天根本不叫个事,但在当时,艺人地位低,于是有人就拿这个说事:优伶人还能当举人?于是有御史顺应群众呼声,弹劾此次考试不公。咸丰皇帝遂令载垣等人严查。查来查去,平龄的问题倒不是很大,只不过是有些错别字,柏葰等考官又误以为错别字是誊写所致(为了防止作弊,考生的试卷不直接与考官见面,考官看到的卷子是专人抄写的),认为考生“颇有才气”,故录为举人。按说这样的失误,柏葰最多也就因为“失查”,背个小处分。平龄呢,本来处理结果是N年不许再参加考试。但未及结案,便死在了狱中。

问题是,载垣及其幕后同党肃顺偏偏与柏葰是政治上的对手,于是借机穷追猛打。这一深挖,便发现了大问题。一是50多份试卷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二是柏葰真的参与了另一起弊案。参加这次考试的广东肇庆人罗鸿绎,委托同乡兵部官员李鹤龄帮忙。李鹤龄先交代罗鸿绎在试卷中做了记号,约定头篇文末用“也夫”,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诗末用“帝泽”。然后李鹤龄串通另一个考官浦安根据记号找到了罗鸿绎的试卷。浦安又通过柏葰的家丁靳祥给柏葰说情,柏葰同志最终没有经得住人情关的考验,录罗鸿绎为举人。事后,柏葰仅得到了十六两银子的酬谢。或许柏葰帮浦安的忙,本来就没想要在经济上得到好处,而是碍于官场人情,给同事面子。按照潜规则,或远或近的将来,同事也定会以适当的方式还他人情。当然,这些人情,都是拿平民老百姓的利益做交易了。

案情真相大白后,咸丰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与柏葰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清朝的惯例,一品大臣,一般不会被处死,而是在人犯到刑场之后,由皇帝下旨特赦,改死刑为流放。柏葰以为故事会重演,还嘱咐家人准备好行李,随时准备动身。但他到刑场之后,发现监斩的官员都戴上了墨镜,因为这些官员都与柏葰有或深或浅的交情,戴上眼镜表示“惨不忍睹”。柏葰这才明白,自己难逃一死。果然,一声令下,四人人头落地。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的一千多年中,柏葰是因为科场弊案而被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柏葰之死,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因素掺杂其中,但也不是冤案,确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有时候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本文发表于2011年12月3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