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雄性激素高的表现:帝师梁鼎芬书香葵霜阁

清明一生大胸怀  渺渺书香伴孤魂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藏书十万册，号称私人藏书“冠军之家”。桀骜不驯的他却自称有一个为之着迷、肃然起敬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做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近代学者、藏书家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州番禺人氏，世居广州榨粉街。梁鼎芬少失双亲，跟随姑姑生活。幼年有神童之称，曾就学于广州七大书院之一——菊坡精舍，是陈澧的得意门生。光绪二年（1876年），17岁的梁鼎芬中顺天乡举，光绪六年（188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回首梁鼎芬的这一生，实在让人不胜唏嘘。这位老人，一辈子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哪怕这所谓的原则只是固守着一个已经衰败不堪的王朝，死不撒手。在世人的眼里，梁鼎芬这一生做了太多的糊涂事。他在台上投入地表演，却被人们当成了一个疯子。糊涂而投入的表演，感动了自己，却没有感动别人。

　　他一定是个活得不够快乐的人，不过多亏有一个跟随其一生的爱好——藏书。也许最终，只有那缕缕的书香，才能抚慰这个固执如孩童的老人寂寞的灵魂。

　　梁鼎芬一生颠沛流离，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所寓之处，均建有专门藏书室。而且，他还会根据当时的心境，冠以不同名称。

　　光绪年间，梁鼎芬中进士，当时居于京师米市胡同，所以就以隋朝勤于读书解经的何妥(字栖凤)自比，命书室为“栖凤楼”。

　　后来跟随张之洞到了武昌，他把自己在武昌的藏书楼命名为“食鱼斋”。

　　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鼎芬因请罢庆亲王奕劻及奏劾直隶总督袁世凯不成，书室改为“精卫庵”，以明其弹劾权贵之决心。

　　民国后因溥仪曾颁赏一幅岁寒贞松匾给他，于是又改室为“寒松馆”。

　　好书之心，可见一斑。

　　梁太史第藏书十万卷

　　在他的老家广州，这样的藏书楼更是少不了。这座藏书楼的名字叫“葵霜阁”。据说是梁鼎芬在完成光绪崇陵的种树任务时，为表明“为芟恶草护忠葵”的耿耿之心而起的。

　　“葵霜阁”在哪里？就在梁鼎芬世居的榨粉街。梁鼎芬出身书香世家，他的祖父原有“玉山草堂”藏书，散失后，由其父重新搜集，传至梁鼎芬已家藏十万余卷。葵霜阁今址在德政中路与仓边路之间，坊间名之梁太史第。

　　葵霜阁藏书与一般藏书家不同，梁鼎芬不重宋元精椠，而以收藏丛书、地方志书及清人文集为多。因他在湖北长达20年之久，故湖北省地方志的搜罗大致完备。

　　除了葵霜阁，广州还有不少地方留下了梁鼎芬创建的藏书楼。因为他一生多执掌书院，故十分重视书院藏书及图书馆建设。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记载“节庵掌教端溪，创设‘书库’：掌教丰湖，创设‘书藏’；掌教广雅，扩充‘冠冕楼’；游镇江，又捐书焦山书藏。所至之地，均倡导藏书。”

　　在古代，人们要得到一册图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私人藏书家大都对千辛万苦才积聚起来的书籍十分珍惜。梁鼎芬跟一般的藏书家不一样。他从来不认为那些视若生命的书籍是他的个人财产。他的一生，随藏随捐，而且开辟了广东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图书馆。

　　他有一段名言：“有书不借，谓之鄙吝；借书不还，谓之无耻。今之书藏乃一府公物，非一人之私有。不借不如不藏，不读不如不借。务使人人保护，人人发愤，历时概久，沾溉斯多。若许慈胡，潜莫相通。”掌教丰湖书藏时，他订立的《丰湖书藏四约》中规定了借书的日期、册数和对象。有趣的是，他规定“地方官长、各衙署幕友官亲、各学教授等官、监院不得借书”。以防其与民争利，借书不还。

　　1911年，梁鼎芬毅然在葵霜阁成立了“梁祠图书馆”，将自己的藏书向社会开放，为广州各学堂的学生提供借阅的图书。梁祠图书馆于当年4月1日开馆。他亲自制订《梁祠图书馆章程》共42条，内有观书、抄书、借书、读书、捐书五约，劝人多抄书，多借书，又主张办馆为公和捐书公藏。梁鼎芬预料广州不久将会成立“大书藏”（图书馆），其遗愿是将自己的藏书捐入图书馆，并吩咐儿子若能读书，可到图书馆去阅览，不必定在家中。

　　1919年，梁鼎芬病逝，以忠臣自居的他就葬在崇陵右旁的小山上，永远地为光绪帝守陵。至于他心爱的藏书，由茂名林朴山、惠阳许鹤俦两先生发起动员梁氏后嗣将书捐给图书馆。其子梁思孝果然将梁祠图书馆中全数600余箱，连同他原藏光绪崇陵园中署名“敝牛斋藏书”的10余箱，一并捐给广东省立图书馆。这是广东省图书馆收到的第一批私人捐赠的图书，现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书中，凡钤有“番禺梁氏葵霜阁捐藏广东图书馆”朱文长方印的古籍，便是80多年前梁氏后人捐赠之物。至于留在北京寓所的藏书，自梁氏死后为仆人陆续窃售，所剩全部卖给同乡伦明在京开设的通学斋书店，后又被人购去。

　　为官忠愚一世老臣心   少年得志命途多舛

　　梁鼎芬少年得志，有道是“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颇为“一根筋”，这导致了他的仕途相当坎坷。世人送他外号叫“梁疯子”，因为他经常做一些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的事。比如，他竟然几次不顾身家性命，弹劾封疆大吏李鸿章、袁世凯。

　　第一次惊人之举出现在光绪十年（1884年）5月。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一味主和，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梁鼎芬上书光绪皇帝弹劾李鸿章，指责李在与法国议约中于中越问题上失当，有“六大可杀之罪。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李鸿章是什么人物？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朝野，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心腹之臣！一个小小的编修，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梁鼎芬的弹劾只能是徒劳之功。不只是徒劳，还为他自己招来一系列的处分。慈禧太后很生气。梁鼎芬被以“妄劾”之罪降五级使用——一年之内，从九品翰林，到被劾免官，这在清朝也算是空前绝后的事件了。

　　梁鼎芬也很生气。他一气之下，自镌一方“年二十七罢官”小印，收拾包袱，回广东老家了。

　　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正以“激励风节”为名，招纳“挂误失意”之朝士以为己用。光绪十三年，梁鼎芬被张之洞聘为肇庆端溪书院的山长。翌年，广州广雅书院开馆，梁鼎芬率端溪书院经古诸生并入广雅，受张之洞之聘，梁鼎芬成为广雅书院的首任山长。端溪和广雅两大书院，是清代岭南的著名学府，梁鼎芬在此为发展岭南的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做出了很多贡献。张之洞对梁鼎芬有知遇之恩，张之洞调到哪里，梁鼎芬就跟到哪里。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赴任武昌，梁鼎芬跟去，在两湖书院任史学分教、监督等职；光绪二十年，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梁鼎芬又跟着去了南京，主讲钟山书院。

　　日子差一点儿就可以这样风平浪静地过下去了，但梁鼎芬又一次“忍不住”上书弹劾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袁世凯。梁鼎芬认为这两个人“阴险毒辣，挥金如土，政以贿成。特别是袁世凯，权力之大，为清朝二百余年满汉疆臣所未有，且虎步京师，令人心寒”。

　　为了表白真诚，梁鼎芬真是把心都掏出来了，他十分动情地说：“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连张之洞最初也不知有此书，闻而叹息，惧受牵连。果然，再度被激怒的慈禧下诏“诃责”，梁鼎芬黯然地挂冠而去，以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为清静之地，与世隔绝，闭门读书。

　　“种树大臣”的感性人生

　　世人都说梁鼎芬简直就是“愚忠”的典范。光绪卅四年(1908年)，皇帝和太后先后死去，梁鼎芬“奔赴哭临，越日即行”，当时，张之洞已以军机大臣入阁管理学部事务，但梁并不前往拜谒而求进身，第二年张之洞死，梁鼎芬亲自到双庙村送殡。在发丧的路上，他一路步行，号啕大哭，老泪纵横。有的大臣捅捅他说：“小声点，孝子们的哭声都听不见了。”梁鼎芬仍大哭不止。梁鼎芬写了挽联，“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送殡完了以后，梁鼎芬在张之洞老宅子门前徘徊不走，去实践挽联中“徘徊门馆”的话，真像演戏一样。

　　至武昌革命党人举事，梁再入北京，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推荐，又奉命以三品京堂候补，不久，奉派为广东宣慰使，其时南方正燃烧革命烈火，“粤中已大乱，道梗不得达”，梁无法赴任，乃两度前往梁格庄清西陵，叩谒光绪皇帝的暂安之殿，在梓宫前“瞻仰泣涕”。然而，直到宣统皇帝退位，其候补身份，也未获实授。

　　愚忠阻绝了梁鼎芬的升迁之途，却又给了他参与崇陵建设的机会。崇陵的兴建颇费周折，光绪生前不为慈禧太后所喜，慈禧不提建陵的事，满朝文武更没有敢说的。直到光绪和慈禧1908年相继崩逝，溥仪即位后才匆匆为光绪建陵。梁鼎芬遂在辛亥革命以后，经陈宝琛推荐，主持了崇陵工程的管理事宜。其间，梁“南北奔驰，露宿风餐，不遑安处”，据一位目睹者说，他长期住在梁格庄光绪帝停灵的暂安殿旁，每天朝奠于梓宫前，风雨无阻。同时，拖一条行动不便的病腿，乘棚车往施工区各处瞻视，问长问短，工人没有不认识他的。

　　然而，建陵经费常常短缺，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条款”中，虽然规定了“光绪帝陵寝(崇陵)如制妥修，奉安典礼仍如旧制，经费由民国政府负担”，但续修一年余又发生问题，工程停顿下来。1913年春天，孝定景皇后(隆裕)“升遐”，经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协商，决定从民国政府优待逊清皇室的“岁费”中，拨款赶修崇陵工程，才使中国最后这座帝王陵墓得以在是年年底竣工。

　　崇陵兴建在清王朝垮台前后，地宫、宝城等工程经费都是反复磋商才解决的，实在顾不到陵区绿化。所以，无论建陵计划中，还是与参与工程厂号所签的合同上，都没有栽树的条文。梁鼎芬认为，崇陵无树是很大的缺憾，既不美观，又关系到风水，于是最早提出了崇陵植树的计划。虽获溥仪颁旨委以“崇陵种植树株事宜”，却无分文经费拨付，梁在难中不惧难，首先带头捐款1000元，然后又募集一笔款子。这便是他“种树大臣”雅号的由来了。

　　据当时随梁鼎芬募捐的人讲，梁先写了一份公启，说明崇陵植树的理由，然后到琉璃厂订制了200个小坛，叫家人到崇陵盛了雪水封好，用车拉着雪水坛子，分别到满洲亲贵和遗老家中拜访，请他们捐资购买树苗。如果某位公卿乐于捐助，且捐的钱也合乎出资者的身份，梁鼎芬就收钱含笑拱手告别。如果哪个人家拒捐、或只出微薄之资，他就大发诗人的倔脾气，给对方一顿难堪。这招还挺灵，没有哪家愿听他骂，谁也不愿落个对先皇不忠不孝的罪名。这样，200坛雪水送出，凑了一笔可观的款子。

　　募得款项后，梁鼎芬从丰台和蠡县等地买了大批松、柏、桧、杨等树苗，并身体力行，亲率工人们植树、浇水、捕虫，终于完成了崇陵内隆恩殿四面、宝城前、琉璃门、月牙院、中一路、前案山、后宝山、东西砂山及崇妃园寝等地的植树任务，前后两三年间共栽树40601株。就在梁鼎芬护陵植树期间，袁世凯为报数年前受梁弹劾之仇，派刺客来杀他，匕首已经顶在胸前，他面不改色地说：“能死在先帝陵前余愿已足，汝其快快动手可也!”刺客竟被感动，说明来历并劝梁离开，梁则坚定地表示：一定要看到松树长大才走。

　　后来，梁鼎芬成了十足的遗老。他避居上海，发起孔教会，在文化上作最后的挣扎。1916年，梁鼎芬入宫做废帝溥仪的师傅。他潜心为年仅十多岁的“皇帝”写“起居注”，把溥仪吹捧为“真英主也”。1917年，张勋复辟，卧病多日的梁氏强打精神，以清室代表的身份前往总统府，逼黎元洪“奉还大政”。然而，仅仅12天，复辟丑剧灰飞烟灭。

　　1919年梁鼎芬在北京郁郁而终。临终前，他遗言不可刻其诗集：“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

　　他被葬在崇陵右旁的小山上，永远地为光绪守陵。当时已被废的末代皇帝溥仪赠其谥号“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