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酒坊价格及图片: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博物馆北大门

走入展厅

这个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是古代人民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简洁、本身就具极佳的徽标特征。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民族太阳崇拜观念的集中体现，太阳图案，向四周顺时针射出十二道光芒的太阳，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十二道太阳光芒与四鸟，“十二”与“四”是中国文化中的常用数字，如十二生肖、十二个月、四季、四方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的规律。神鸟图案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体现出渴望自由的意愿。最近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将此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从此这太阳神鸟将永久守护着中国的文化遗产。

 玉棕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它与玉璧、玉圭、玉璋、玉璜、玉琥被称为“六器”。至于说它为何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礼器，现在是众说纷纭，不过我个人赞同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玉棕象征一种窥测天文的窥管。玉棕尤以良渚文化发现的玉棕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最多。

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的传统的玉礼器之一。在商周时期玉璧成为贵族阶级专用的礼器，战国至两汉后，由于礼制衰落，玉璧开始大量被用作佩饰玉和殓葬用玉。

 这怎么和我知道的玉圭不同呢？我所知道的玉圭是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圭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铲和石斧。玉圭是上古重要的礼器，被广泛用作“朝觐礼见”标明等级身份的瑞玉及祭祀盟誓的祭器。战国过后圭在社会上就不再流行。因此今日所见的圭大多为商周至战国的作品。

 玉璋的形状和玉圭相似，呈扁平长方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玉璋始见于新石器晚期，玉璋作为六器之一外，玉璋还是天子巡狩的时候祭祀山川的器物。所祭如果是山，礼毕就将玉璋埋于地下；如果是川，礼毕就将璋投于河里。（这不是给我们捡刨财的机会吗？可为什么我一个都没捡到呢？）

 玉戈是商周流行的一种兵器，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其后流行于商、周两代。由于玉石本身质地坚脆，无法将玉戈用于实战搏击，且大量出土的玉戈无使用痕迹，可知商周时期玉戈就是一种仪器。

 玉斧是一种扁平梯形器，上端有孔，可缚扎执柄，下端为刃，如刃部宽大即叫钺。史前时期，石斧曾被作为一种实用的杀人武器，后以玉制成，便演化为氏族酋长或部落联盟首领执掌的王权象征物。钺则是一种仪仗器。

几个相邻相关的发现

      金沙遗址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迷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代文明。并将成都市的建城史从距今2300年提前到距今3000年左右。

     成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在一本书中这样描述过它：在北纬30度，有一座自战国时期以来，未曾迁移，也未曾更名的城市；守护着它的，是都江堰底古老的石牛，是三星堆的青铜之光，是金沙振翅翱翔的太阳神鸟……这座城市的名字亘古不变——它就是成都。今天当我们占在金沙遗址的面前，感叹前人的文明之光，说不定那天又有什么被湮没的历史被发现，我为我国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而感到自豪。

遗迹馆内（文转贴于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网上）

      2001年2月8日，金沙王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在这里被悄然地打开。从现有的现象分析，这里是古蜀王国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它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布，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古蜀人最初很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仪式结束后将祭品埋在河滩上，用土进行敷盖。下次祭祀仪式后又将祭品掩埋，层层垒叠，从商代晚期直至春秋早期，经历了长约500年的漫长岁月。

      祭祀区的发掘从2001年初就开始了，目前已经出土的金、铜、玉、石、漆木器、陶器等文物的数量已达6000余件，还有大量珍贵的象牙、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鹿角等。由于祭祀区的堆积情况极为复杂，出土的文物极其珍贵，很多文物还需即时进行保护，因此考古发掘的进度非常缓慢，发掘的面积和深度都还很有限。我们大量的探方目前只到西周晚期的地层，离生土还有近3米深。

      在考古工作中，有较几个专业术语：一是“探方”，这是考古中最常使用的方法。我们现在看到地一个个小方格就是“探方”。通俗地讲，探方就是在平地上竖直向下挖一个正方形的土坑，但这个土坑不是随意乱挖的，先挖哪里，再挖哪里，要根据地层单位间的早晚关系来确定。有时根据具体情况或发掘的目的，可挖10米×10米的探方或2米×10米的探沟等多种形式。探方主要有三个作用：（1）控制地层：在一个范围内，每一点的地层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范围大了，对于地层的变化就不容易控制，在一个探方内，因面积较小，相对来说，控制地层要容易一些；（2）建立座标：就是每一个遗迹现象或出土文物在探方中都有一个确切的位置，都有一个座标；（3）方便记录。在考古发掘中，探方是记录或资料整理的一个基本单位。

      二是“隔梁”，探方与探方之间的土梁就称为隔梁，隔梁的主要作用是观察地层的变化。在隔梁壁的剖面上，有用手铲划的很多条线，这些线是用来区分地层单位的。划地层单位关系的线是做考古记录的重要步骤。当两个相邻探方内的地层单位全部发掘完后，会对隔梁进行考古发掘。互为相邻的四个探方间的隔梁都发掘完后，最后中间就会剩下一个四方形的土墩，它的作用是统领四个探方的层位关系，所以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被称为“关键柱”。它也是考古工地中最后一个被发掘的东西。

      三是“地层”，地层是考古发掘的的依据。由于土质土色的不同而呈现出上下堆积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有早晚区别的。即早期的堆积在下，晚期的堆积在上。每一个时期的堆积土质土色都不同，出土文物也不相同。遗址中未有人类活动前天然堆积的土层叫“生土”。当人类居住或进行其它长期活动时，会在地表大面积形成新的土层，其中夹杂人们有意抛弃的垃圾和无意失落的物品，叫“熟土”。熟土层的形成是不断进行的过程，在堆积成分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基本一致的色和质。但当遗址中人的活动或自然环境有所变化而使堆积成分也有显著改变时，新形成的熟土层和旧的熟土层在色、质等方面会产生差别，这样就出现了考古工作中可以辨别的不同熟土层。考古上把生土层、各熟土层统称为“地层”。遗迹和遗迹堆积的形成是和一定的地层堆积层面相联系的。层位与层位关系是地层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地层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划分层位、确定层位关系。因此，现在又称地层学为层位学。地层学确定年代的方法是依靠层位关系卡年代。而层位是堆积单位在堆积先后次序体系中的位置，因此，堆积单位的划分得粗与细，直接影响所卡年代的精度。所以堆积单位划分越细越好。田野考古学就是要凭借带有时空坐标的实物资料构建起“历史的骨架”，供人们去复原历史，或复原历史的某一部分。（以上内容可随机调整，视观众兴趣可长可短。重点是要对考古的基本方法有所交待）

      在我们祭祀活动场所的发掘中，目前已经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从遗存情况与埋藏物品分析，这里的祭祀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甚至同一个阶段里使用的祭祀用品还有较大的差别。

      第一阶段的祭祀用品以象牙、石器为主，还有一些陶器、漆木器和极少量的玉器，时代约当殷墟二、三期（大约公元前1200前后）。

      第二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使用金器、铜器、玉器作为祭品，第一阶段使用的象牙仍大量使用，但石器和漆木器则很少使用，时代约当殷墟三、四期之际至西周中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前850年）。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美石和陶器，前一阶段大量使用的铜器、玉器、象牙的数量骤减，时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公元前850—前650年）。

      在那里发现的11号遗存（指示位置），是第一阶段中用象牙和漆木器作为祭品的遗存。该坑掩埋于沙层之中，祭品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在坑底首先放置较多的柱状象牙段和一件玉器，中层放置象臼齿、木胎虎头漆器和少量柱状象牙段，上层则放置10余根完整的象牙和一件镶嵌玉片的漆器，最长的一根象牙长达1.85米，是到目前金沙遗址发现的最大的象牙。

      在第一阶段最盛行的祭品还有石璧、石饼形器和石璋。位居最前面的就是一件制作规整，直径达85厘米的特大石璧（一会儿大家可以在陈列馆里看到）；石饼形器大多数用页岩打制而成，器体较薄，外缘制作较为规整；石璋一般只有器身部分，而无柄部，但刃部磨制较好，石璋多放置在石璧旁边。出土石璋的刃部均磨制较好，柄部还细刻有阴线纹，有的石璋上的阴线中还涂有朱砂。这批石器是作什么用的呢，我们认为是与祭祀活动有关。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加工石器有关的加工工具、废料和作坊的残留痕迹，排除了石器加工作坊的可能；如果是半成品的堆放场所，也不可能堆积成这种形状。同时，这些石器均西北高东南低倾斜放置，层层叠压，形成扇形、环状的布局结构，这种倾斜的方向和金沙遗址的墓葬方向完全一致。我们都知道，墓葬的方向是古代民族丧葬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有特别的意义。众多石璧的倾斜方向与墓葬方向完全一致，也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传说中古蜀人的祖先来自于西北的岷山之中，这样的摆放方向是否表现了古蜀人对祖先的一种缅怀呢？

      在第一阶段，还发现了一处用石璧和石雕像为祭品的埋藏坑。（指示位置）。在整个祭祀区里，已发掘出土的石器近1000件，品种主要有璋、璧、钺、斧、锛、凿、跪坐人像、虎、蛇、龟等，这些器物大都已不具有实用性。出土时石虎张开的大嘴正对着石跪坐人像的胸部，旁边还摆放着一件石蛇和一些石璧。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祭祀行为。

      在第二阶段，发现较多用金器、铜器、玉器为祭品的祭祀遗存。祭品的数量差异也较大，有用几件的，也有用数百件的。这些物品基本没有使用的痕迹，等级较高，制作也很精细。从其基本功用和性质来看，宗教色彩极为浓厚。它们既是当时统治阶层财富、身份、地位的实物载体，也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媒介与法物，透过这些物品可以了解到金沙人的精神世界。

      目前祭祀区内已出土了200多件金器，主要有“太阳神鸟”金饰、金王冠带、金人面具、金蛙形器等，工艺精湛，艺术表现力极强。2001年2月25日，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太阳神鸟”金饰就出土在这里（指示出土位置）。

      祭祀区内出土器物最多的是玉器，总量已达到2000多件（指示位置），种类丰富，制作精细。玉器表面大多呈现出缤纷艳丽的色泽，与过去其他地区发现的玉器有很大的区别。

      用象牙和玉器一起埋葬在这一阶段也较为流行，以10号祭祀遗存（指L10出土地点）最典型。该遗存面积仅1.5平方米左右，祭品分为两层,下层以玉器为主，上层则全部为象牙，共平放了7根。在这个遗存中出土的一件玉璋上雕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这件玉璋的出土对于研究古蜀人是如何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也为破解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象牙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在这里发现的一号坑(指象牙坑位置)是目前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的形状最规整，也是埋藏文物最集中的祭祀遗存。虽然由于机械施工破坏，原坑的形制已不清楚，但从残存的坑部情况看，坑内的器物分层叠放。其上层全部堆积象牙，从断面观察，象牙多达8层，最长的象牙近1.6米。摆放极有规律，场面非常壮观。在这个坑的下层还埋葬着玉器和铜器等，由于还没有发掘至底部，玉器、铜器的数量还是未知数。

      大家不禁要问，祭祀中用这么多的象牙，这些大象来自哪里？成都平原有野生大象吗？当年三星堆出土81根象牙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对象牙的来源作出了种种猜测。那时候，专家们似乎倾向于大象外来说，人们认为，这些象牙也许来自云南或者印度。当人们面对金沙如此众多的象牙时，这些大象的来源再次困扰着考古学家。与三星堆不同的是，这次，大象本地说占据了上风。而现在成都地区乃至四川境内根本没有野生大象，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是否预示着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的气候与现在有较大的区别。经科学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是全球的温暖期，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3度，从文献记载看，在当时的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有大象的存在。在甲骨文卜辞中有商王猎取野生大象的记载，中原地区还曾用象兵作战。

      考古人员在这里的古河道里清理出了一些珍贵的乌木（指示位置），还在那边发现了体量巨大的古树根遗迹。此外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些象的臼齿，麂骨，犀牛、猪獾、黑熊、牛、马等动物的牙齿以及两个较为完整的大象的下颌骨等，这些情况都反映出金沙时期的成都平原可能到处是茂密、高大的森林，成群的动物生活其间。可以推测这样的生存环境应适合野生大象的生存。因此金沙遗址发现的这些象牙，很有可能就是本地所产。

      目前对象牙的保护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是由于考古发掘出土的象牙十分有限，保护研究很不深入，此前，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保护象牙成功的先例，其次是象牙的结构和树木的树轮相似，分层组成，一旦表层的象牙质受到破坏，很快就会风化成为粉末，再也无法固定，更无法保护。金沙遗址发现象牙后，文物保护专家积极寻找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目前主要采用了就地回填处理和有机硅封存两种办法来对象牙进行保护。

      在这里还出土了大量铜器，虽然大部分为小型器物，但种类和造型与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铜器非常相似，一些大型器物附件的出土，预示着这里可能还有大型青铜器存在。

      在第三阶段，主要以大量的野猪獠牙、鹿角、麂角和陶器作为祭品，象牙、玉器、美石数量骤减。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处面积约300平方米的特殊堆积（獠牙堆积点），埋藏有大量的野猪獠牙、鹿角、麂角、完整的陶器和少量象牙、玉器、美石。经过统计，野猪獠牙数量达数千枚，并且都是野猪的下犬齿；在这里没有发现野猪、鹿、象及其它动物其它部位的骨头。玉器、象牙又是十分珍贵的东西，不可能作为生活垃圾随意扔弃。因此，可以肯定这处堆积不是生活垃圾的堆积场所。根据民族学及其它相应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它应是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遗迹。这类现象过去在国内其他遗址内从未发现过，非常特殊。

      在这一阶段，还流行用龟甲占卜，以测吉凶。卜甲事巫师占卜的工具，大量的卜甲的发现，证明了金沙时期巫术活动的盛行。

      还有使用大量陶器作为祭品的现象。例如28号遗迹，面积约13平方米。祭品主要是尖底杯和尖底罐，数量达100件之多。把这些种类很少，数量众多的尖底杯和尖底罐放置在一起，应是有意为之。如果是生活废弃物，各种各样的陶器都应该有。虽然陶器在出土时已很破碎，但可以看得出来，当初在埋藏这些陶器时基本上都是完整的。我们推测28号遗迹也当与宗教礼仪活动有关。

      这里有一个大树根遗迹，它的面积达100平方米。这一个巨大的树根，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到金沙时期古树参天的环境状况。

      金沙祭祀活动区宏大的场面真实体现了古蜀王国雄厚的实力，繁多的祭品承载着先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古代工匠们非凡的创造力。大家可以从现场的情况看到，在我们眼前这片厚厚的土层中还埋藏着大量的文物，可以说目前出土的器物只是这个地方的“冰山一角”。在地层之中应该还蕴藏着关于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更多信息。相信随着这些泥土一层一层的揭露，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震憾。金沙遗址祭祀场所的发掘工作将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下去，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常常到我们博物馆来，和我们一起见证与目睹古蜀王国一个个秘密的揭晓。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实物篇二http://zy7312.blog.163.com/blog/static/3161929200710198260230/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__实物之三http://zy7312.blog.163.com/blog/static/31619292007101984115537/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__实物之四

展厅第一厅《远古家园》（文转贴于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网上）

碧野蓝天，万物萌发，薄雾淡烟，白云飘浮。茂密的森林由近至远，直达天边；重叠的建筑自大而小，横陈眼前。伴随着林间禽鸟的高唱，摸底河清波潋滟，流水淙淙，自然天籁之中，还夹杂着几声驯畜家禽的鸣叫。纵目天际，大气涌动。放眼春野，生机盎然。近处农田中，有人精耕细作，远方森林里，有人狩猎捕获，河中的独木舟上，有人放鱼鹰捕鱼，村寨院落边，有人进行手工制作，还有小孩在玩耍嬉戏，稚情欢歌……

      当朝霞出来，西北远处的雪山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传说中古蜀族的祖先蚕丛、柏灌就是从这西北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平原。而后来鱼凫王田于湔山时仙去，杜宇王最后归于西山。蜀族的兴起与山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西北的高山对于蜀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是古蜀人心里的神（圣）山，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她开创了古蜀王朝流淌不息的文脉，护佑着古蜀人在这一片沃土上繁衍生息。

      这是一首田园的牧歌，一派祥和的气氛，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相亲的美好画景。其实这是一幅虚构的场景，但却来源于众多考古学材料的学术支撑。金沙遗址及同时期其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建筑遗迹与丰富器物，还有众多的动物植物标本等，都为我们复原这一场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大量考古学资料证明，金沙时代成都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是一个自然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繁多的天地。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还有大量野猪犬齿、鹿角、麂骨、犀牛骨、马牙等，并埋藏有大量乌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遗存现象（脚下的陶器套箱），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出，数千年前成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在这舒适宜人的环境中，金沙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从事着农业、狩猎、渔捞、家畜饲养以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世世代代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

       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宝墩，北至广汉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东至成都，即遍布于平原核心地区的古城址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

       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距今4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故国的雄姿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微。从考古资料看，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实当金沙文明被历史的风雨洗尽铅华，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期还有较多的发现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这点。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而战国时代的一系列木椁墓、船棺墓的出土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等最为重要。 木椁墓是此时蜀地最常见的葬制。新都马家木椁墓墓内出土铜礼器多具规范的器物组合定式，推测系使用的标准礼器。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对探究当时蜀、楚间的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船棺则是以整木凿制成独木舟形以装殓遗体及随葬品的葬具。其形拟舟楫，具承载灵魂升天之象征意义。2000年发现的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为墓坑，上有地面建筑，结构讲究。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约为620平方米。墓中现存大型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5米。墓葬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编器和陶器等。商业街船棺墓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为研究古代陵寝文化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商业街船棺墓葬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并于当年评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商业街船棺遗址博物馆也正在筹建中，不久的将来各位就可以莅临现场参观。

    当我们追溯完金沙遗址的来源与去向后不难看出，古蜀历史是如此的源远流长。我们了解到其实当历史的脚步在跨进金沙时代之前，早就有着厚重的积淀，而当它迈过金沙之后，仍在继续向前，最终，百川归海，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此，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

 1 金沙遗址——象牙透露的信息

     成都金沙遗址最为惊人的发现之一，就是出土了数量繁多的象牙。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类型判断，象牙堆积坑的时代大约为西周早期至春秋前期，其性质很可能与古蜀人的宗教活动有关。金沙遗址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的象牙，在中国考古史上乃至世界考古史是都称得上是罕见的奇观。商周时期栖息于金沙遗址的古蜀族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的象牙？它们来自何方？如何获取？作何用途？种种种种，皆是迷雾，或许考古的魅力就在如此。

 2金沙遗址——青铜雕像在诉说

在黄剑华撰写的《金沙考古》一书第三章中，黄老师写到青铜器说：“当王朝的兴衰更替已成为历史，当一切荣华富贵与悲欢离合都化为烟云，唯有那些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文明精华的非凡创造，依然闪耀着光芒。”事实也是如此，不论是在那个博物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便是各种器形的青铜器。它们形态各异，绚丽多彩，它们有着丰富文化内涵或异彩纷呈艺术特色，让人叹为观止。世界上没有永恒和不朽的东西，但文化和艺术的魅力却可穿越时空，金沙的青铜器也不例外给了我同一感觉。金沙铜立人，铜立人身着长袍，头戴太阳形冠，双臂呈环抱状姿势，神情肃穆，应属巫师作法形象，其造型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颇为相似。

在《三海经》等古籍中对中国古时代的太阳神话传说曾有许多奇妙的记述，传说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它们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鸟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鸟，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它们天天都在汤谷中洗浴并栖息在扶桑树上，每日轮流从东极的太阳神树扶桑飞向西极的太阳神树若木。因有其这样的传说，所有在金沙乃至三星堆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鸟。

虎头虎脑、虎虎生威、生龙活虎、虎跃龙腾。作为百兽之王的虎也曾是古代，包括古蜀人崇尚和敬畏的对象，因此在金沙遗址中也出土的大量的铜虎和古虎。还有许多的戈呀、矛呀、铖呀上面的纹饰也绘有虎的图形，可我就没本领将它们拍清晰，所以也只好请同志们自已亲自去金沙博物馆一观了。

3金沙遗址——坚石雕琢的巫师

金沙遗址有着许多令人惊叹的发现，出土的众多石雕人便堪称是古蜀族在人物造型艺术方面的又一杰作。简朴而神秘，这是我对它们的定义。那些石跪人像表情神态都是一副承受痛苦的样子，充满了悲壮的意味，同时又交织着静默、企盼、祈祷、等待、苦闷与惊讶等微妙变化，我不仅问道：就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形态就竟象征着什么？

哦，说到了巫师，就不能不说卜甲。占卜是古代祭典中的一项重要仪式，一般选择腹甲，用钻（凿）的方式在龟甲的一面钻孔，然后烧灼，根据另一面的裂纹（兆）卜吉凶，中原王朝多在卜甲上刻字记录，今称“甲骨文”，金沙发现的卜甲大多为龟背甲，无文字。

 4太阳鸟的传说（见图文篇介绍）

 5金沙遗址——沟通神灵的媒介面具

在人类早期的祭祀活动中，面具是巫师常用的沟通神灵的工具，具有祈福迎祥、驱鬼除邪以及歌舞娱神的功用。因此在金沙和三星堆都曾出土了这样一些举世闻名的金面具，当然也是我喜欢的金面具。

 6金沙遗址——王权的象征金冠带

金冠带是古蜀王至高权力的象征，冠带上整体图案共有四组，采用对称布局，图案中央是构思奇妙的圆日图像，两侧以延续的方式分别刻画有一鱼、一鸟、一箭，每组之间又有圆图像相衔接，线条流畅，寓意丰富。这条金冠带的图案与三星堆权杖很为相似。（我去三星堆时已是很早的事了，当时我没数码机，不然就贴给大家比较一下）

 7金沙遗址——玉的宣言

中国是一个崇玉的民族，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玉，特别是古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在金沙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的玉器，其种类涉及六器甚至玉料等。从其用途看大多仍为古蜀祭祀活动制作的礼仪性用器和装饰玉器。在这其中中有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玉件——青玉琮，通高22.26厘米，重1358克，用阴刻手法雕刻有神人纹，且格外精美，被誉为“玉琮王”恐怕是属国宝中的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