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津元生力片:谢国忠：中国大陆30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谢国忠：中国大陆30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出口疲软、企业和地方政府出现偿债危机以及生产成本上升，是中国目前的三大挑战

    出口之困    
    
    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出口需求疲软。中国出口总额约占GDP的40％。按附加值算，出口也占到GDP的四分之一。自2003年以来，以美元计价，出口每年以逾20％的幅度增长。排除价格上涨因素，出口部门可能每年直接为中国GDP增长贡献4个百分点。很明显，如果出口增长减速甚至出现下滑，整体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
    
    作为需求问题之一，自2004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中国的出口便遭遇成本上升难题。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使问题更加严峻。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企业利润本来就薄，成本压力将它们中很大一部分推向亏损边缘。因为固定资产成本的存在和企业主寄望情况会改善，利润下降初期，企业都会坚持原来的生产计划。这就是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出口保持强劲的原因。但是，当企业看到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问题，它们会缩减产量。
    
    全球贸易是周期性的。可以将目前出口低迷理解为另一次周期的开始，中国可以等待低迷时期结束，出口重新走强。这种战略最终会成功。但是，等待的时间可能很长。不过，中国可以实施改革，来加快贸易复苏。
    
    需求方面，市场格局发生改变。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将全球收入重新分配，从经合组织和东亚国家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倾斜。单油价上涨就重新分配了占全球GDP3％的收入（与中国出口总额持平）。这些钱转移到了石油出口国。未来几年，强劲的需求应该来自资源出口型国家。中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在这些市场投资。
    
    成本上升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大多数中国出口企业是原始设备生产商（OEM），依赖价格竞争取得订单。它们无法接触最终使用者，也不拥有技术。它们是跨国公司的附属工厂，并很难独立谋生。这些中国出口企业和它们的客户----跨国公司谈判能力非常差。当成本上升，跨国公司迫使它们消化了这部分成本。这样下去，会毁掉中国出口企业。这些企业的困境在股价中反映出来。
    
    过去两年，香港上市的出口企业股价已跌了50％-80％（即使这些股票以前也没大涨过）。金融市场基本上表明，这些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再有效。
    
    中国出口企业必须脱离跨国公司的控制，开辟独立生存之路。在需求方面，随着市场从经合组织国家向资源富裕国家转移，出口企业需要开辟自己的销售渠道。一些企业，例如华为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些努力需要巨大的投资。雇佣外国员工（在大多数市场很可能是必需的）可能很昂贵。不过，当产品卖不出去，成本再低也无济于事。现在的市场上，最便宜的产品未必会赢得竞争。
    
    在供给方面，中国出口企业也必须升级它们的技术、改善设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不幸的是，中国出口企业很少具备这些实力。增加这些方面实力需要很长时间。有一个捷径，就是从国外买进技术和品牌。
    
    金融危机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欧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具备这样的品质，而且现在非常便宜。但是，因为中国出口企业目前困难重重，即便国外的中小企业价格很低，它们也负担不起。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2万亿美元。这些钱应该获得好的回报。可以将这些外汇储备借给出口企业，让它们去买国外优质的中小企业。当这些出口企业盈利改善，它们的股价应该会回到此前的高位，从而也可以回馈它们的资金赞助人----管理外汇的机构。    
    
    债务之难    
    
    很明显，中国企业存在偿还债务问题。“三角债”，特别是以应收账款形式存在的债务，在不断堆积。问题的源头可能是地方政府缺少资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非常依赖土地销售收入和房地产行业税收收入。这鼓励它们想尽办法推高房价，这也是这场泡沫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是，过去十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刺激它们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并最后落在了房地产市场。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价格较低，大量土地销售并没有给这些政府带来预期的现金流。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被刺破。开发商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地卖出房子，而且也不能保证支付去年购买土地的应付账款。房地产销售放缓也减少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现金紧缺的政府无法付清他们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债权人也就无法向他们的供货商支付货款。
    
    解决问题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前七个月已经是3.6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预算外收入会在此基础上增加30％-40％。国有企业的利润可能达到GDP的6％。总体而言，政府的金库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而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相对偏小。
    
    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此之前，部门间财政收入重新分配可能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中央政府现在有实力这么做。它可以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盈余，这对解决三角债问题有很大帮助。实际上，中央政府还可以发行债券并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来解决地方政府偿债问题。
    
    财政再分配应该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同步进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越来越明显。考虑到出口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这两个行业支撑了中国一半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可能会下滑非常快。一些财政激励措施可以看做是软着陆的保障。幸运的是，中共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制定这样的计划。其中，核心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铁路网修建。    
    
    增效之径    
    
    中国经济将要面临1998年以来最大的调整。疲软的需求虽有财政刺激加以缓解，也可能要很久才能复原。在供给方面，成本上升需要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大多数调整应该依赖价格机制。许多企业将会破产。但是，更多有效率的企业会替代他们。最终，经济会变得更有效率。
    
    当一些企业濒于破产，地方政府的一个反应就是如何拯救它们。不幸的是，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许多企业因为忽视主营业务、转向房地产和其他金融交易来获利，现在出现了问题。由于成本上升让制造业盈利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企业转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因为这样挣钱很快。随着泡沫破灭，它们出现资不抵债。很难估计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有多深。但是，当我去全国各个地方，与当地企业交谈，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受资产持续贬值影响，未来12个月，银行间的不良贷款会大幅增加。问题十分严重。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问题是昨天造成的，我们现在改变不了问题存在的事实。然而，政府也不能拯救所有破产企业。否则，我们就倒退回计划经济和贫穷时代。
    
    相反的，地方政府应该看住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主，防止他们携带资产潜逃。这一幕在十年前发生过。相信许多人这次也会这么做。他们出逃会让中国损失很大。在逃跑前，他们会从破产公司向境外私人银行转移大笔现金，这将让中国银行出现更大的窟窿。所以，地方政府花钱营救他们是很愚蠢的举动。这些钱很可能被偷走。为保护中国金融安全，最有用的政策应该是防止负债累累的企业主离开中国。
    
    中国正面临成本上升或者竞争力下降的挑战。经济增长复苏，需要提高效率。当然，提高效率应该在公司层面上，由价格机制引导。
    
    但是，政策低效率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对经济增长来讲，有显著的刺激作用。中国应该以提高存款利率作为开端，将存贷差降低到正常的两个百分点。当然，中央银行也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使银行系统正常化。同时，“热钱”流出给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好环境。
    
    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败笔。上海A股指数在两年里从1000点跃升到6000点，然后又在一年内掉到2400点。中国应该彻底改进它的市场，防止未来出现目前的危机。重中之重，政府应该放松在市场中的微观干预。当法律出台后，市场就应该自我运行。这是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惟一途径。
    
    即将到来的挑战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牌可以出。强大的财政和贸易顺差，是“硬着陆”的缓冲垫。仍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还有很多领域，例如金融体系，有提高效率的空间。只要政府采取合理政策，经济在两年内就会重焕活力。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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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忠：不是吓你 30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出口疲软、企业和地方zhengfu出现偿债危机以及生产成本上升，是中国目前的三大挑战
　　无疑，中国举办了一届成功的也是最费钱的奥运会。没有哪个国家曾花这么多钱办奥运。不过，中国作为东道主荣登金牌榜首，菲尔普斯和博尔特在这次奥运会上创造了种种"奇迹"，这笔钱花得还算值。
　　中国之所以能办得起这场"豪华"奥运会，是因为过去30年里，它的经济取得了成功。当然，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引向成功。奥运会上，应该给改革开放政策发一块最耀眼的金牌。
　　奥运盛会已经结束，我们必须重返真实世界。这可能有点让人扫兴。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空前挑战，不过，大多数与奥运会无关。
　　首先，欧洲、日本和美国经济30年来同时收缩。这对中国出口造成巨大压力。其次，因"热钱"流入而产生的中国资产泡沫（部分原因是对奥运行情过于乐观）已经破灭。许多公司和地方zhengfu在泡沫中扩张过度。由于资产价格下跌，他们正面临一场偿债能力危机。最后，也是更根本的，生产成本上升正在考验中国低成本扩张战略。
　　应对挑战时，有正确的做法和错误的做法。错误的做法是，采用以控制价格为目标的行政措施，来解决资产价格下跌和CPI上涨问题。这些政策可能短期内会减轻疼痛，但是，随后会引发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
　　正确的做法是，将短期稳定需求政策和深入改革、提高效率结合在一起。中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增加地方zhengfu的财政收入份额，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危机；（2）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缓冲经济增长减速；（3）改革金融业，提高经济效率。
　　过去，中国总是在出现危机时深度调整。例如，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公共住房私有化、加入WTO和修建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网。这些政策为此后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出口之困
　　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出口需求疲软。中国出口总额约占GDP的40％。按附加值算，出口也占到GDP的四分之一。自2003年以来，以美元计价，出口每年以逾20％的幅度增长。排除价格上涨因素，出口部门可能每年直接为中国GDP增长贡献4个百分点。很明显，如果出口增长减速甚至出现下滑，整体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
　　作为需求问题之一，自2004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中国的出口便遭遇成本上升难题。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使问题更加严峻。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企业利润本来就薄，成本压力将它们中很大一部分推向亏损边缘。因为固定资产成本的存在和企业主寄望情况会改善，利润下降初期，企业都会坚持原来的生产计划。这就是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出口保持强劲的原因。但是，当企业看到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问题，它们会缩减产量。
　　全球贸易是周期性的。可以将目前出口低迷理解为另一次周期的开始，中国可以等待低迷时期结束，出口重新走强。这种战略最终会成功。但是，等待的时间可能很长。不过，中国可以实施改革，来加快贸易复苏。
　　需求方面，市场格局发生改变。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将全球收入重新分配，从经合组织和东亚国家向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倾斜。单油价上涨就重新分配了占全球GDP3％的收入（与中国出口总额持平）。这些钱转移到了石油出口国。未来几年，强劲的需求应该来自资源出口型国家。中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在这些市场投资。
　　成本上升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大多数中国出口企业是原始设备生产商（OEM），依赖价格竞争取得订单。它们无法接触最终使用者，也不拥有技术。它们是跨国公司的附属工厂，并很难独立谋生。这些中国出口企业和它们的客户--跨国公司谈判能力非常差。当成本上升，跨国公司迫使它们消化了这部分成本。这样下去，会毁掉中国出口企业。这些企业的困境在股价中反映出来。
　　过去两年，香港上市的出口企业股价已跌了50％-80％（即使这些股票以前也没大涨过）。金融市场基本上表明，这些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再有效。
　　中国出口企业必须脱离跨国公司的控制，开辟独立生存之路。在需求方面，随着市场从经合组织国家向资源富裕国家转移，出口企业需要开辟自己的销售渠道。一些企业，例如华为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些努力需要巨大的投资。雇佣外国员工（在大多数市场很可能是必需的）可能很昂贵。不过，当产品卖不出去，成本再低也无济于事。现在的市场上，最便宜的产品未必会赢得竞争。
　　在供给方面，中国出口企业也必须升级它们的技术、改善设计和提高品牌知名度。不幸的是，中国出口企业很少具备这些实力。增加这些方面实力需要很长时间。有一个捷径，就是从国外买进技术和品牌。
　　金融危机为这个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欧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具备这样的品质，而且现在非常便宜。但是，因为中国出口企业目前困难重重，即便国外的中小企业价格很低，它们也负担不起。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2万亿美元。这些钱应该获得好的回报。可以将这些外汇储备借给出口企业，让它们去买国外优质的中小企业。当这些出口企业盈利改善，它们的股价应该会回到此前的高位，从而也可以回馈它们的资金赞助人--管理外汇的机构。

    债务之难
　　很明显，中国企业存在偿还债务问题。"三角债"，特别是以应收账款形式存在的债务，在不断堆积。问题的源头可能是地方zhengfu缺少资金。地方zhengfu财政收入非常依赖土地销售收入和房地产行业税收收入。这鼓励它们想尽办法推高房价，这也是这场泡沫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是，过去十年地方zhengfu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刺激它们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并最后落在了房地产市场。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价格较低，大量土地销售并没有给这些zhengfu带来预期的现金流。目前，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被刺破。开发商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地卖出房子，而且也不能保证支付去年购买土地的应付账款。房地产销售放缓也减少了地方zhengfu的税收。现金紧缺的zhengfu无法付清他们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债权人也就无法向他们的供货商支付货款。
　　解决问题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地方zhengfu的收入份额。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前七个月已经是3.67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预算外收入会在此基础上增加30％-40％。国有企业的利润可能达到GDP的6％。总体而言，zhengfu的金库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zhengfu这边，而地方zhengfu的收入份额相对偏小。
　　降低zhengfu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此之前，部门间财政收入重新分配可能会提高地方zhengfu偿债能力。中央zhengfu现在有实力这么做。它可以向地方zhengfu转移财政盈余，这对解决三角债问题有很大帮助。实际上，中央zhengfu还可以发行债券并通过zhengfu间转移支付来解决地方zhengfu偿债问题。
　　财政再分配应该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同步进行。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越来越明显。考虑到出口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这两个行业支撑了中国一半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可能会下滑非常快。一些财政激励措施可以看做是软着陆的保障。幸运的是，中国zhengfu有足够的实力制定这样的计划。其中，核心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铁路网修建。

    增效之径
　　中国经济将要面临1998年以来最大的调整。疲软的需求虽有财政刺激加以缓解，也可能要很久才能复原。在供给方面，成本上升需要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大多数调整应该依赖价格机制。许多企业将会破产。但是，更多有效率的企业会替代他们。最终，经济会变得更有效率。
　　当一些企业濒于破产，地方zhengfu的一个反应就是如何拯救它们。不幸的是，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许多企业因为忽视主营业务、转向房地产和其他金融交易来获利，现在出现了问题。由于成本上升让制造业盈利变得更加困难，许多企业转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因为这样挣钱很快。随着泡沫破灭，它们出现资不抵债。很难估计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有多深。但是，当我去全国各个地方，与当地企业交谈，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受资产持续贬值影响，未来12个月，银行间的不良贷款会大幅增加。问题十分严重。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问题是昨天造成的，我们现在改变不了问题存在的事实。然而，zhengfu也不能拯救所有破产企业。否则，我们就倒退回计划经济和贫穷时代。
　　相反的，地方zhengfu应该看住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主，防止他们携带资产潜逃。这一幕在十年前发生过。相信许多人这次也会这么做。他们出逃会让中国损失很大。在逃跑前，他们会从破产公司向境外私人银行转移大笔现金，这将让中国银行出现更大的窟窿。所以，地方zhengfu花钱营救他们是很愚蠢的举动。这些钱很可能被偷走。为保护中国金融安全，最有用的政策应该是防止负债累累的企业主离开中国。
　　中国正面临成本上升或者竞争力下降的挑战。经济增长复苏，需要提高效率。当然，提高效率应该在公司层面上，由价格机制引导。
　　但是，政策低效率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金融系统是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提高金融行业的效率，对经济增长来讲，有显著的刺激作用。中国应该以提高存款利率作为开端，将存贷差降低到正常的两个百分点。当然，中央银行也应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使银行系统正常化。同时，"热钱"流出给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好环境。
　　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败笔。上海A股指数在两年里从1000点跃升到6000点，然后又在一年内掉到2400点。中国应该彻底改进它的市场，防止未来出现目前的危机。重中之重，zhengfu应该放松在市场中的微观干预。当法律出台后，市场就应该自我运行。这是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惟一途径。
　　即将到来的挑战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牌可以出。强大的财政和贸易顺差，是"硬着陆"的缓冲垫。仍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还有很多领域，例如金融体系，有提高效率的空间。只要zhengfu采取合理政策，经济在两年内就会重焕活力。

 

    美报：中国经济已转向 **三方面调整经济政策

    美国《世界日报》9月2日发表社论说，奥*运会特别期结束，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要重回自己的轨道。就经济领域而言，在奥*运期以"维稳"为中心任务，一切经济政策、调控措施不是为其开道，就是为其让路，现在奥*运会结束，虽然中国领导层要求仍要"维稳"，但经济的转向实实在在地开始。

　　社论摘录如下:
　　中国大陆经济的转向有两个背景，一是防止"雅典式风险"，也就是举办奥*运会后，举办城市和举办国的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虽然以北*京论，办奥*运会而来的投资等经济影响，在全国数据中比率极小，但这次奥*运会是以"举国之力"而办的，其影响仍不可高估，也不可轻视。另一个背景，是过去半年来，全球经济恶化，中国大陆经济也出现严重困难，其主要表现是通货膨胀加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状况恶化，股票市场暴跌和房地产市场出现风险。虽然早前**领导层判断的形势，是中国大陆经济面临调整，但调整是短期的，长远看仍处在较快发展阶段，只要控制通胀、稳定住经济成长，就可求得持续发展。但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着诸多矛盾，要度过眼前的难关，并不容易。
　　在奥*运会结束之前，中国经济界有一场"口水之战"，即围绕外资投资银行声言中国出售部分美债，将巨额外汇调回国内以刺激经济的说法，展开了一场**会不会"救市"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既无聊又有益，无聊在于其以猜度性的立论，来以我为主地判断**的宏调政策转向，所以被认定是外资投资银行市场操作手法；其有益在于把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揭出，令**领导人更加面对现实。
　　以中长期判断，中国大陆经济确实仍在上行轨道，可以保持较高速度的发展；但以短期而论，中国大陆经济在本轮周期中，已步入调整阶段，加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如果把握不稳，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下滑，甚至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风险。数字权威的经济智囊，更同意中国大陆不仅受到通胀严重的影响，还受到滞胀的严重威胁。
　　**领导层对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有一定认识，自6月开始，就不断下到地方了解实际状况，最近三个月间，有大大小小的会议试图解决经济问题，包括6月大规模的省部级官员会议，7月间的高层经济分析会和专家座谈会等。这些会议的一项重要共识，都是先保奥*运会，等办完这件举国大事，要对经济政策加以梳理，要对宏观调控全面加强，也就是完成经济的转变。
　　经济的转变，不见得是传说中热闹的救市，或声势巨大刺激经济方案，而是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整。以目前决定看，领导层有三方面安排。
    首先是稳定政策，现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杠杆，暂不改变，特别是货币政策的紧缩，不会全面放松，但其内容会适时调整，比如信贷政策会局部放宽，以协助中小企业，比如财政政策，会考虑减税，以刺激生产和消费。
　　其次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当局已将"扩大内需和控制物价"，并列为一起作为主要的调控任务，这是因在全球变局下，当局要将扩大内需，作为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当然，扩大内需，要百姓手里有钱和愿意花钱，也要企业能有效经营，这方面配套政策，包括农民和居民收入增加政策、市场商品价格的调整政策、有利企业生产经营的政策等，将陆续到来。
　　其三是放水养鱼，激活企业。当局已看到企业眼下的困难，也更重视企业稳定经济的作用，但不会具体而微地"救企业"，而采取政策放宽、财政松手的方式，如增加出口企业退税额、减少财政收费、放松物价管控等。一方面要帮企业度难关，一方面又要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领导层已提出推动新型工业自主发展的安排，由广东先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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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能够避免衰退？     作者：铁树心 提交日期：2008-9-7


　　 首先我要声明：这不是在诅咒，我们中国人特喜欢吉祥好听的话语，连奥运都要选在8888的时候，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吉祥文化有多深厚。但事实往往不容我们想象那么美好，不管你有多忌讳，该来的始终会如期而至。衰退，便是这个最不受欢迎的灾星。
　　 一直以来，我们都听到很多权威声音说：中国不会重走日本的老路。为什么中国这么忌讳日本呢？因为他们失去了二十年，自90年泡沫崩溃以后就一直走下坡路，所以中国最不想沾边的就是这个晦气邻居了。但现在不想又如何，眼看着一步一步滑向他们的老路，我们有什么办法吗？没有。我们的专家给我们罗列了一堆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的理由，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人口众多、内销强劲，他们似乎忘了，在中国还没成为世界工厂之前，谁是世界工厂，正是日本！既然风水轮流转，那就证明世界工厂其实并不能保证将来会设立在别的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工厂从英国到美国再到日本、韩国、台湾、中国，这个工厂的搬迁就像海水，从大西洋流到太平洋，好像并不会永远留在某个湖里不动。那好吧，既然工厂留不住，那就产业升级咯，人家英国现在早不是世界工厂了，他们不也还是发达国家吗？我们中国通过这么多年的卖产品，已经积累了产业升级的资本，即使将来产业空心化，一夜间所有制造业都转移到别的国家，但我们可以做高科技啊，像美国那样。对于这样的专家，我只能说他们除了他们的博士文凭是考出来的外，其它的都是靠请客吃饭混来的，当美国成为工厂的时候，他们的先期技术虽然从英国引进，但很快他们的技术便领先前辈，然后独占鳌头，当日本取代美国的时候，他们也从美国抄袭技术，但很快就创新并打败了美国人，现在世界工厂的帽子中国从日本顶手过来已经20年，可中国有什么呢？空调不是日本人发明的，但现在最先进的空调技术在日本人手里，电视不是日本人发明的，但是现在电视的核心技术在日本人手上、、、、、中国，当长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厂家时，他们搞了个彩管垄断，结果没打垮对手，自己却从此一蹶不振。安彩，刚刚坐上世界老大，回头一看是死路一条；中国有太多的世界第一，但这些第一都是回光返照，最大的寻呼公司、最大的模拟移动网络（现在是最大的数字移动网络），当这些决策者还在沾沾自喜时，却已经深陷死亡，直至今天，我想起当初这些世界第一发布的前景预测就感到好笑，他们说农村市场可以销售多少普通彩电，他们说寻呼机还能流行十几年，他们说模拟手机不会替代数字手机、、、、、、现在，我们的决策者还在重复着这样的唠叨：中国不会衰退、中国不会像日本一样、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在衰退的20年间，德国日本的大公司一直在全球不减影响：西门子、奔驰、大众、丰本田、索尼、东芝、、、、、但这些巨头不足以逆转他们的祖国衰退，积极进取如日本德国，他们都不可避免要陷入衰退，中国，有什么力量抵挡得住这不可抗拒之黑洞?靠祈祷吗？

　　如果中国陷入衰退，在国际上的旗帜靠谁来扛？
　　
　　衰退不可避免，这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不容我们不愿去面对，关键是怎么积极面对并且寻找东山再起的支点。
　　首先衰退来自于产业的撤出，别看现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那么多，他们要转移产业其实很快，速度不比一场台风慢多少，他们当初既然敢把工厂从别的国家搬来中国，也必然会有一天又从中国搬往他国。这是产业空心化的第一波，一个大工厂关闭，会带动大量的依附产业垮掉，失业会影响消费，消费萎缩又影响到服务行业，恶劣的消费反过来又影响投资，于是像次贷冲击波一样的效应就开始一环套一环往外扩散。这便是为什么英美德日等前辈们经历萧条时那种痛苦和无奈，他们的大公司还是那么有活力，但国民却活的很糟糕，因为靠几个大公司根本不能解决所有人的生存。既然要做产业升级，那就得找到新生的希望，和领头的公司，这些公司是国家重新崛起的希望，那么，中国有这样的公司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
　　不要以为中国移动是世界老大，每天净利润营收多少，它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国内，当他们还在强取豪夺时，国际上早已升级到微利甚至免费的wifi时代，以他们当年死抱模拟蛋糕不放的思想来看，他们离安乐死已经不远——你再强大，可以横行中国，又怎么主宰得了世界呢？还记得当年第一个使用ip电话被判刑的人吗？扼杀了一切创新看似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但你最终却失去更多，这么多年来，中国拥有了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却根本没有创造出一样自己的产品，都是迫于无奈从外国引进来的口水货。为了抢夺利益，他们和广电掐架，什么三网融合，什么iptv，什么创新技术和应用都被他们一把掐死。不要拿td出来说屎，也不要搬华为中兴出来显摆，他们只是扎在国内花瓶里面好看的假花，国内市场给不了他们长大的养分时马上枯死，国际市场？非洲的兄弟们会用呀，可他们会给钱吗？幸亏我们国家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对外无偿援助，先把钱打到这些兄弟国家的账上，然后再要求他们向这些公司购买产品，让这些著名大公司长长脸，说是销售给其它国家多少亿美元的设备，最终皆大欢喜，但说白了，他们还是赚自己国民的钱，并没从真正的商业客户手里讨到真金白银。其它的，连说都不用说了，黑手机是中国人造出来的，可芯片是人家台湾人开发的，你可以把他们纳入大中华给自己长脸，但事实摆明了——啥意思自己想去。美国人喜欢毁灭性的创造，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崛起，日本人喜欢亦步亦趋的创新，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跟随，只有我们中国人，喜欢关起门来圈养自己的利益奶牛，所以一次又一次的颓败，我们还在津津乐道郑和下西洋、康乾盛世、民族复兴，可我们何时又真正有过容纳世界的胸怀？你可以很感叹地批评明朝皇帝为什么不继续执行开放政策，你可以很明智地指责清政府为什么要在最紧要关头闭关锁国，但谁又有勇气直面当今的弊端？我们口口声声搞开放，事实上我们离世界的真正距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假的高精尖科技产品充斥，在国家里面赚个盆满钵满，但到了真正识货的行家面前，谁又会成为你的顾客？全世界的人们会买中国产的衣服鞋子，哪怕是假冒伪劣，但换成其它商品呢？外国人会买你的脑白金、龙芯电脑、td手机、银河计算机吗？如果美国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企业还是at&t，你相信他们现在还能站在世界之巅俯看众国吗？
　　我们不是没有创造的能力和勇气，否则美国的诺贝尔得主哪来那么多华人？我们不是没有超前的眼光和思想，我们只缺乏种子生长的土壤，在这片国土上，一切生机都被既得利益掌握者杀死了，那些留在国内的天才被磨灭成争名夺利的奸才，那些功成名就的智者回到国内后马上屈服蜕变成利益集团的传声筒或者代言人，散失了原来的人格，在这样的土壤环境中，能长出什么好苗子？即使有，也是变态物种。想不跌倒永远快速前行，那是白痴想法，但在中国却不缺乏这样的白痴，而且还是最高层的白痴，比如秦始皇以及后来的许多掌权者，他们都以为自己的江山能够永固不垮，所以发明了万岁这个词语。他们讳言一切不吉利的词语，所以总是不愿意积极面对，其实如果现在去预备跌倒后的爬起动作，哪怕像日本一样失去20年那又何妨？但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样的预备动作，最多也就是阿里巴巴和华为的过冬隐喻，他们也许能够熬过这个冬天，但别的呢？如果我们缺乏一个具有活力的过冬制度时，残存几家火种有什么意义？康乾盛世之后，也还出现过许多排在世界也能上号的大财主，但，盛世的荣耀却再也没光临过晚清，因为他们的根基已毁。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都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个算是比较好的朝代总有一段繁荣安定时期，但却绝无持续高峰，峰与峰之间一定要彻底的毁灭之后才能重生，这个过程往往要等上两三百年的周期才能等到下一次轮回，我们今天的繁荣就是两三百年无数动荡消溶之后得来的成果，为什么要等待那么长时间呢？因为经过长时间的经济破坏以后，人们自然会渴望平稳和安定，这就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自然良好的动力，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爆发出分配问题，这个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益受损集团就会爆发冲突，直到越演越烈无可调和，最后玉石俱焚一起毁灭——这个过程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来循环，经济的积累需要几十年，毁灭就更长了——有钱人再穷也还可以过上一段时间的阔日子。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一样每隔十几二十年就主动走下坡路，然后经过几年休整又重新向上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制一直信奉革命而不尊崇改良，我们定下的规矩是不能更改的，哪怕错了，也要找到对的证据来支持，我们没有谈判和妥协的习惯，因为那样会使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所以就会出现那么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拼命遏制的荒唐案例。从这点来说，我对跌倒后的中国是否还能再次爬起表示极其之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