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喝什么茶补气血亏:古代东胡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材料分析探讨历史上的东胡部落联盟。东胡是我国春秋时候的游牧部族，从分析结果看东胡联盟从商至战国时期就已存在而且主要活动在商周的北方和燕，赵的东北方。其经济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游猎、山林采集和农耕。东胡部落在战国时期政权强盛至西汉初年被匈奴击败余部退聚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了后来的乌桓与鲜卑族从此东胡之名也从历史上消失。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胡早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直至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政权瓦解，大约存在1300余年。这期间东胡部落长期活跃在长城以北地区与中原政权或进行战争,或和平贸易。在古代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东胡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部落联盟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研究民族史学者多注意到东胡的重要地位但综合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所以本文欲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材料,就他的经济状况，与中原的交往,以及生活习俗和对后世的影响作一些探讨同时也对某些以往不太明细或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方家，望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关键词】东胡   命名  经济
古代东胡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从商，周至春秋一直活跃在中原民族的东北。古代东胡无文字但其语言应属阿尔泰语系为后来活跃于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所袭用。东胡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有狩猎和农业，工商业。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辽河上游,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开发了我国北部的疆土发展了北方的畜牧业经济和草原文化在古代历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东胡命名以及起源问题研究
“东胡”一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逸周书》是汇集了西周至汉代资料的一部文献，其中的《王会篇》是战国时期的材料。东胡在战国时已为中原人所知。及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多地记述了东胡的情况，但现存唐代以前史书都没有提及“东胡”一名的来历。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服虔语说：“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①即东胡一名是因其地望在匈奴(胡)东面而得。显然，东胡是族他称，应是战国时期的中原人对匈奴以东(今内蒙古东部和东北西部)族属、语言、习俗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的称谓。 “胡”原本是匈奴人自称，后为中原人沿用，指称非华夏族人。“东”的含义，有人认为是古代蒙语“统格”的音讹，意为“森林’②。这显然不符合“在匈奴东，故曰东胡”的记载和东胡一名是族他称的事实。这种说法，在比较语言学上也解释不通。按“统格”即蒙古语“t比g”，是科尔沁和昭乌达方言。《元朝秘史》第50、81、82诸节音写作“屯”(t)，汉意为“林”。tun是阴声字，与东(端东开一，‘to护属阳声不合。“胡”的含义，多认为是蒙古语“khun”(人)的意思。这种说法从本世纪30年代出现，直至近年新出版的相关著作仍加沿袭③。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khun”在13世纪蒙古语中写作kubun，有些方言作kumun，《元朝秘史》译为“古温”(gu’un)，八思巴字作kubun，其中kum加与畏吾体蒙文书写形式相同，也许是更古老的语音④。从文献方面看，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这句话并不是对“胡’字含义的解释，而是匈奴人崇拜上天心理的流露。它出自匈奴单于之口，也同中原皇帝每每说“承天广运”，并自称“天子”，突厥可汗称自己是上天所立可汗，蒙古汗崇拜“长生天”等是一样的，都是统治者“君权神授”观念的反映。所以，“胡”为蒙语“人”也没有文献根据。另外，西方史家兰穆塞、克拉普罗特、沙蜿、伊诺斯特兰采夫等认为东胡是通古斯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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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酞中译本)上编第1、18页，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见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15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陶克涛《毡乡春秋》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白鸟库吉前引书上编第18页.方壮欲《匈奴语言考》，见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534页。
刘学姚编著《蒙古论丛》第1页，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59、8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参见伯希和《评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见《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对此，白鸟库吉、冯家升、凌纯声等人在《东胡民族考》、《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⑤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驳证。这一观点，现已无人支持。根据上述，我们知道东胡的“东”是汉语方位词，具体历史含义是指匈奴的东面。“胡”是匈奴语词的汉语译音用字，并无史可证是蒙古语。究属何意，因无明确记载，目前尚难知晓。“胡”字含义的解读，应寄希望于有明确释义的史料的发现，并同相关民族古文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
关于东胡的起源，文献记载简略而且混乱，因此长期以来研究者甚少。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东胡之先为屠何说：
唐人尹知章注《管子》称：“屠何，东胡之先也。”此说与《逸周书》《管子》等书记载：东胡与屠何并列的史料相矛盾。东胡与屠何应为并存的两族，屠何在今辽西，东胡则在今东蒙。屠何不能是东胡之先。
第二、东胡之先为山戎说：
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中说：“东胡春秋时为山戎，入战国后统称为东胡。”主此说者大都认为东胡之名始见于战国。然据《逸周书》东胡之称周初已经出现，《山海经》记载东胡出现于史的时间也不能晚至战国，《史记·匈奴列传》及《逸周书》更将东胡与山戎并列，因此，东胡与山戎应为并列的两族。山戎在今大凌河流域上游，东胡则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齐桓公破山戎后，东胡一度曾南下占山戎之地，秦开破东胡，东胡北却千里，复退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山戎可能有些入东胡者，但不足以说明山戎为东胡之先。
第三、东胡之先为土方说：
这个说法是近年才提出的。但土方的确切方位一时还难以定论，也没有更多足以证明土方是东胡之先的史料，只能作为一说法。
有的专家认为从考古上看，东胡部落分布在今西拉木伦河一带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对东胡的考古文化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
①.⑤载《禹贡》第2卷第7期，北平，1934年版
分布范围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南诸地，一度曾分布更西南些，这与东胡的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的时间是周初至战国，也与东胡活动的时间相当。有人认为东胡始见于战国是没有根据的，史料证明东胡于周初及春秋已见于史。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有殉犬的习俗，与文献所载乌桓以犬殉葬相符合。夏家店上层文化诸遗址发现的铜版上的人形皆秃顶不蓄发，与东胡各族“以髡头为轻便”相合。铜版的人物形象经过鉴定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与人们对东胡语言的研究为属蒙古语族相符。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是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富河文化的时间距今大约五千三百年。它的文化特征为：陶器器形简单，纹饰为之形纹，石器多大型打制的砍砸器，细石器较多，是一种游牧狩猎的文化。这一文化的存在及其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渊源关系，证明了东胡的先人在西拉木伦河一带的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只是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名称而已。 据记载东胡强盛之时，“控弦之士十余万”，以每户五人出一控弦之士计算，东胡盛时的人口达到一百余万。这一百余万人的分布范围，大约东到辽河，南到赤峰附近，西到泺河，北到乌力吉木仁河。 这个本文的后面在一起会提到的，所以在这里不再重复了。
二、古代东胡的活动区域
关于东胡族活动的区域问题学术界一般注意到它的大体方位但就具体范围讲有的根据文献有的根据考古有的认定东界,有的谈到西界尚未作出较全面的结论所以我们研究东胡首先要从它的地沿关系入手,由此才能从其自然地理条件，生活环境，民族环境等进一步考察其民族特征。有关东胡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逸周书·王会篇》曰:“东胡黄罴。”关于东胡族名称的来历和所处方位；《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东汉学者服虔的解释:“在匈奴东,故曰东胡。”《逸周书·王会篇》载:“正北……匈奴、楼烦、月氏……东胡。”从而说明周王朝时期东胡就居住在周朝的正北方或偏东北。此后《山海经·海内西经》也记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指辽东一带的东夷)。”郝懿行为此注疏曰:“伊尹四方会云天北东胡。”他这里所说的伊尹是商朝初期的一个大臣,受命于商为四方令，伊尹当时就称商朝的正北方有东胡。而今人孙进己先生的著作《东北民族源流》则认为“大泽”当指今达赖诺尔湖,其东正当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以上材料记载中我们得知，东胡在商和西周时期皆在我国的北方,但具体位置都不详细。所以,需根据考古发掘材料进一步证明。目前，一些考古专家们认为,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应属于东胡文化”⑥并推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的上限时间“可能早到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前后,下限迄于战国早中期或战国中期前后”⑦。另有学者也认为,“早在商初东胡就存在于我国商王朝的正北方，到西周初年即约公元前十一世纪时,东胡居住在周王朝的北方正东”⑧。宁城南山根遗址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以及辽宁建平水泉等遗址发掘研究的结果也表明,这些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上限约可早到西周早中期前后。笔者认为，虽然历史文献没有直接记载东胡起源于何时,考古发掘也没有发掘到关于东胡在商时的遗址，但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东胡族早在商初“就居住在我国商王朝的正北方”⑨,周代仍游动于这一地区,其具体位置约相当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范围。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与晚期的范围又有一定变化。具体说，其北界可抵大兴安岭之东南部，即西拉木伦河的上游，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其东，可抵医巫闾山；南界,约至今山海关以外，青龙以北。西界,根据文献记载应与山戎搭界,而山戎族是以直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处于承德境内的七老图山，恰恰是直刃青铜短剑和曲刃青铜短剑的分界线,所以,东胡族的西界应至七老图山。这样我们便对东胡族所处的地域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它是活动在内蒙草原东南和辽宁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其生活的地区,既有草原,又有山林,还有较适于耕种的农业区。东胡族在春秋时期,依据考古发掘与文献资料均都证明不仅是百戎之一,而且还与山戎等族共同活动在燕国的北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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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⑧内蒙古自治区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J]·考古学报,1987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周于河西、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里所说的晋文公(公元前636-628年)、周襄公(公元前652-619年)、秦穆公(公元前659-621年),三个统治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均为春秋时期。而在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发掘的东胡人墓葬中发现的铜戈,也只有在春秋时期才流行使用的。这就足以证明春秋时期东胡就已存在,并在燕国北部地区和山戎等族共同居住过。恰好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燕北有东胡”的观点相一致。关于战国时期东胡活动的地点问题,据《史记·赵世家》也有记载。其文献曰: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武灵王对大臣楼缓说：“今中山(在今河北正定县东北)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这里的胡指的仍是东胡)。对此史记正义注曰：“赵东有瀛州(今河北河间)之东北,营州(今辽宁朝阳)之境即东胡、乌丸之地。”其意为赵国的东部有瀛州,瀛州东北方有营州,营州境内是东胡、乌桓的所在地。以上文献还记载:“自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以至代(今河北蔚县东北)、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根据上述的记载,再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讲的燕“东北边胡”的记载,我们认为战国时期,东胡存在于赵国与燕国的东北部。这种说法也恰恰与考古界通过在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朝阳十二台营子等地对东胡人墓葬遗址的考查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从而更坚定我们对东胡在战国时期所活动的地区的结论,在“燕国和赵国的东北方”。总的来说,东胡从商至战国时期都是存在的,其活动地点主要在商、周的正北方和燕、赵的东北方。然而到西汉初,冒顿单于“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人民及畜产”之后,剩余的人便退保乌桓山,号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为鲜卑。自此之后,东胡的名字不再见于史册,之后被所分衍出来的乌桓、鲜卑、契丹等族所代替。
三、东胡的经济状况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胡活动地区的范围较广,大体上在今内蒙东南、辽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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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内蒙古自治区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J]·考古学报,1987
西部,它包括西拉木伦河、黄金河、老哈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由西北而东南横跨内蒙古、辽宁两个省,南北数千里,这里山水及平原兼而有之。显然,为这个部落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经济向多方面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研究东胡史者多认为其属于游牧民族,但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东胡并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而是以游牧为主,兼营游猎、山林采集和农耕的混合经济形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畜牧与农业共同发展
东胡确实以游牧为主,但同时注重游猎与农耕。《史记·乌桓鲜卑列传》云东胡“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则是这个民族基本经济生活的写照。东胡人是以河流为中心休养生息生存发展的,那么,河流的两岸有平坦的土地,无疑是东胡人广阔生活之源。这里水草肥美,土地肥沃。当然,利于放牧牛羊。而这些河谷地区,往往又有一些较温和的低地同样适于农耕。如,大兴安岭脚下的林东地区,由于西北风被高山所阻挡,很适合于耕种,所以,东胡人的后裔契丹人在这里曾建上京临潢府;而南部的赤峰周围,同样气候温和,土地肥美;至于大小凌河之间更不必说。这些河谷小平原自古以来便成为草原上试验农耕的插花地。地理环境的优越使东南胡人的畜牧业与农业都得到发展。赤峰蜘蛛山、赤峰药王庙和宁城南山根遗址所发现大量猪、狗、牛、羊、马等动物骨骼的存在,也说明东胡人畜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在生活中占有了一定的比重。农业经济也是如此,在东胡人生活过的地方出土的石锄、石铲和较多的半月形双孔石刀,说明东胡农业的发生是比较早的。在辽宁省建平县水泉地区发现东胡人的三座贮存已碳化了的谷物遗址,堆积层厚度达80厘米以上。对于东胡农业经济的发展《太平御览》卷八四四中引《魏略》记载道:“东胡俗能做白酒,而不知曲米蘖(酒母)常仰中国(指中原)”。酒史研究专家向来认为,酿酒的发生是“食饭有余,变之空桑”而来，大量酿酒若无较发达的农业绝不可能。由此可知东胡的农业也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二）山林狩猎与捕鱼共同进行
通过《历史地图集》我们看到在东胡人活动的医巫闾山西北部，七老图山的东部，以及西拉木伦河北岸的大兴安岭山脉东麓等地带，或是丘陵山地,或是茂密的山林，这里气候温和湿润，水草丛生。在森林深处动物成群结队，是东胡人进行山林采集与狩猎的好场所。他们经常出没于山间树林之中,或是采摘果实，或是骑马引弓狩猎。在大井墓葬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鹿、麂、野马、野牛、狐狸、狍、熊和野兔”等野生动物与山鸡野禽动物的骨骼存在,说明狩猎东胡人生活来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东胡人还利用江河流域鱼类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发展捕鱼业,以作为生活来源的补充。对此在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东胡人的墓葬遗址中,出土了铜鱼钩和鱼坠。标明东胡人确有渔业经济。
（三）手工业
东胡人的手工业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陶器而言,在他们的墓葬遗址中曾多处发现各种类型的陶罐、陶鬲、陶南瓦、陶豆、陶钵、陶碗和陶纺轮的存在。青铜器制造也是东胡人手工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在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内就出土青铜短剑、铜刀、铜镞、铜盔、铜戈、铜矛等70余件,其它遗址中也多有发现。另外,制车也是东胡人手工业生产中的一项。在墓葬中曾出土铜车马饰件,以及在一件刻纹骨板上所刻画的墓主人生前来驾马车,开弓射猎的场面,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东胡人是会制车的。而且这一手工业技术还影响到他的后裔奚族。据李商隐《为荥阳公贺破幽州奚寇表》中记载：“幽州节度使我仲武奏破奚人部落,俘获物中有奚车五百辆”。一次唐军与奚人作战,所获车达200辆。经济的发展,促使东胡人与外界沟通及来往。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开始的时间也比较早。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东胡人与中原地区各族就有了往来。据《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成王时期,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会见全国各族头人的成周之会,北方地区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参加,并贡献了方物。其中肃慎贡鹿(似鹿),良夷贡奇兽,不屠何贡青熊,东胡参加了大会,贡“黄罴”。通过参加成周大会,从此打开了东胡人与中原来往的大门,促使了东胡及各族与中原的联系。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农业和经济文化,对东胡等民族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许多东胡人的墓葬中可以看到,东胡人仿效黄河流域,只有贵族才能用的青铜鼎、青铜簋等礼器随葬,就是有力的说明。这完全是东胡人受了中原影响,追求尊卑贵贱礼乐制度的产物。也是东胡人经济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标志。自东胡与中原有了交往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也进行频繁的交流。从当时情况看,燕国是东胡的近邻,地处南北往来的重要地带,其经济发展,物产丰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到：“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这些物品被当地人所喜爱,自然更是北方东胡等少数民族所向往的。东胡人常常携带自己盛产的马、皮张、角弓等物产到燕国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当然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是双向的,中原各地的商人,也往往先云集在燕国的都城蓟,再在沿边与胡人交易,接着又分别到指定的市场进行贸易活动。在东胡人居住活动比较集中的赤峰、宁城与大连等地,发现有大量的旧中国时期中原赵国安阳、平阳、兹氏、晋阳等地铸造的货币,也有燕国差阳、襄平及齐国陶阳等地铸造的货币。这些南北不同地区货币在该地的出现,它可以使我们领略到当时东胡与中原方国交易的繁荣景象。也说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状况良好和东胡与中原地区交往的密切与频繁。东胡不仅与燕赵等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与周围其他兄弟民族也有这样的交往。在辽宁西丰西岔沟遗址中,发现东胡与中原的遗物时存在,还有匈奴人的遗物也存在。这三种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器物多达1万余种,而且共同存在同一地区,这一事实表明,东胡与兄弟民族匈奴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往来也还是存在的。
四、东胡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战争
上述所说不仅能证明古代东胡的手工业而且同时也能说明东胡与周边国家的简单交往，下面从司马迁《史记》当中概括一下有关东胡与周边国家民族的交往情况，由于研究不深只能简单概括了。
序
内容
出处
1
公元前302年前后，赵国武灵王在位时，东胡人经常对赵国进行侵扰。赵国当时以车战为主，常被人健马疾、精骑善射的东胡人打败。为此，赵武灵王实行改革，实行“胡服骑射”——学穿胡人窄袖紧身的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技术，用骑战取代了车战。东胡人最先创建的中国骑兵兵种从此传入中原。
司马迁（西汉）《史记·赵世家第十四》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版
2
公元前273年，即赵惠王二十六年，一度臣服于赵国的东胡反叛，占领了赵国代郡。赵国于是发兵反击，攻占了东胡的领地欧代。
司马迁（西汉）《史记·赵世家第十四》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版
3
公元前315年前后，燕国被东胡击败。燕王将名将秦开当作“人质”，送往东胡质押。秦开得到了东胡人的信任，熟悉了东胡的内部情况，后来逃回赵国。领兵击败东胡。东胡人被迫退回了科尔沁草原中东部
司马迁（西汉）《史记·燕召公世家第四》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版
4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统治蒙古高原西部的匈奴部落发生了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东胡王认为匈奴软弱可欺，先派人索求了冒顿妻子、良马，
又打算讨要两国边境的土地。冒顿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遂兴兵伐东胡。东胡人不备，打败，东胡国就此灭亡，分出乌桓、鲜卑两支。
司马迁（西汉）《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版
五、东胡的强盛、衰落与瓦解
东胡由商至周而到西汉初,前后存在了1300余年,到战国时期已相当强盛,据《晋书·慕容载记》记载,东胡强盛之时,有“控弦之士十万”。当然,战国时期的东胡也曾几度发生强弱变化,但总的来说是东胡的鼎盛时期,所以,曾一再南下侵掠威胁燕、赵等南邻,有时甚至占领这些中原国家的土地。东胡的西南与赵国为邻,双方经常发生战争,互有胜负。《史记·赵世家》载,“赵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曾攻东胡欧代地”。《索引》在这一事件下注明说:“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这就是说,东胡表现上一度服属于赵,但实际上,由于东胡力量的增长,后来不仅不肯臣服,而且鼓动代地的赵民叛赵,这才引起赵国夺取东胡欧代之地。“代”在今河北蔚县一代,这说明东胡势力已向南扩展了不少。
东胡对燕国的威胁则更大。战国时燕国号称“战国七雄”之一,但在战国前期燕国并不十分强大,在“七雄”中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种形势直到燕昭王即位之初尚未改变。《史记·李牧列传》载,赵之良将李牧攻破东胡之后,燕国有一位贤将秦开曾作为“人质”留在东胡。此事《史记·匈奴传》亦有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燕北长城筑于燕昭王时期,故而知秦开为昭王时人。这说明,昭王之初年燕国力量还不足以对抗东胡的侵扰,故将其将领送入东胡为人质,可见东胡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后来,燕昭王礼贤下士,励精图治,一二十年后燕国大盛。昭王即位前,燕国曾发生“子之之乱”,齐国乘人之危攻入燕国,燕国几乎面临灭亡的威胁。昭王将燕治理强大之后,首先报齐国侵燕之仇,使大将乐毅伐齐,胜之。这样,就安定了南部诸国边境,因而有可能考虑打击北部东胡人的势力,所以秦开袭破东胡,拓地千里当在这一时期,时在公元前284年前后。这一仗显然使东胡人遭受到重大打击,但并不完全说明东胡衰落,燕昭王所以筑北长城正是为防止东胡人卷土重来。燕北长城遗址至今
尚存,造阳,秦汉时又称沮阳,是燕国上谷郡治,在今官厅水库南岸怀来大古城。襄平即今辽阳。燕长城走向,据河北省长城考察队勘察确实自大古城为起点,向北经北京延庆之地而至张家口的独石,然后向东去。今河北围场县北部仍有燕长城旧迹清晰可辨。由此可知,东胡人的势力当被驱赶于河北与内蒙交界的坝河以北和辽宁的辽阳西北。秦汉之时,东胡力量仍相当强大,但也正是在这时走向衰落与瓦解。公元前209年(汉高帝元年)匈奴冒顿单于杀父头曼自立,东讨西征，势力日益强大，东胡为了试探匈奴的实力,遣使向匈奴索要头曼生前的一匹千里马,冒顿为安顿邻边给予之。东胡又索取其阏氏(即妻、妾),冒顿又予之。东胡王为在探其实力。东胡与匈奴之间本有一块约千余里的“欧脱之地”,即缓冲之地,匈奴称为“弃地”,东胡王认为冒顿两次许其求索,未能探出其实力，又欲夺此欧脱地带。冒顿大怒,乃发兵,东胡大败,部族溃散,其余部分别退聚于乌桓山(今内蒙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北)、鲜卑山(今内蒙古哲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按《内蒙古历史地理》则认为在兴安盟科尔沁古翼中族境内),从而形成后来的乌桓与鲜卑族。自此,东胡之名从历史上消失。
六、小结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材料分析探讨历史上的东胡。从分析结果看，东胡从商至战国时期就已存在，而且主要活动在商周的的北方和燕、赵的东北方。其经济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游猎，山林采集和农耕。东胡在战国时期政权强盛，至西汉初年被匈奴击败，余部退聚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了后来的乌桓与鲜卑族，从此东胡之名也从历史上消失了，有些人误认为游牧民族没有文化，没有手工业。对此本文通过对东胡经济状况的叙述反驳了此谬论，当时的东胡畜牧与农业共同进行，东胡本来是游牧民族因此他们发展山林狩猎与捕鱼业同时也有自己的手工业。然而对于战争笔者认为当时的时代特征和东胡本身的游牧特征所造城的。
游牧民族曾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篇，公元前在中国就有三皇治世，五帝传德，列国并立，五霸伯天下，七国争雄的青史篇章，但在北方游牧民族只因“狄”“夷”的字迹或称谓留存于史册，其中尤为东胡没有像匈奴一样传奇色彩的留名于青史。更有很多学者认为当时的东胡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根本就没有文明可言。对此看法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她们以容纳天地的胸怀，吸收来自草原外的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璀璨的一页，只是没有文字资料罢了，这有待于考古界的发现。我认为这些辉煌成就离不开游牧民族本身的文化——开放的游牧文化。
游牧文化的劳动对象就是动物。畜牧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并因此形成了畜牧业文化。除了畜牧业外，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加工毛皮，制作衣服和帐篷，出现了最早的服装业。家庭仍然是妇女们的天地，妇女们放牧挤奶，制做奶酪、奶茶、奶酒等奶制品；还用采集的新鲜野果等加上肉类烹制食物。后来，为了得到食盐和粮食、布匹、铁器等生活用品，他们就拿牲畜与其它民族进行交换，出现了商业的萌芽。除了生产之外，游牧民族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好战。显然，游牧的生产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战争成为全民职业，除老弱妇孺外，皆为战士。“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社会文明问题，社会阶段问题这些一直以来是游牧民族问题中的麻烦问题，譬如东胡的后裔在中原建立过政权，那如果说这已经步入了文明社会，那么到十三世纪时北方诸多游牧民族尚在原始社会，这以前不是已经步入了阶级社会了吗？怎么还在部落时代呢？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东胡时期是否有过农业问题？
其三，是战争问题，我个人认为战争是文明的催化剂，到了游牧文化时代，就意味着人类已经接近文明的门槛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开始萌芽，战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生的普遍现象，并非偶然。既然战争是文明的产物，就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和其它事物一样，战争的作用是两面的。其正面作用是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密切了彼此的联系。由于原来人类各民族都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战争则打破了这种封闭孤立的状态，使各民族的文明成果得以广泛地传播。
战争还是“新生命”催化剂，是革命的暴力手段。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旧的封建枷锁，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
游牧文明在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题之一。世界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家，众多的民族共同谱写了一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其中横跨1300年历史的古代东胡不仅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同时具备自己的独特文化与历史地位。
上述一点观点是笔者拙笔之粗谈，其中不尽之处有待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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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试论古代东胡》
作者简介：白苏雅拉图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2008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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