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院做卵巢保养有用吗:各大国纷纷调整战略竞逐国际秩序新制高点

各大国纷纷调整战略竞逐国际秩序新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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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首先，需要完整阐释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既要弘扬“国大未必强-国强未必霸-国强不应霸-国强决不霸-国强贡献大”的新理念，开创大国崛起新境界；又要反复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是无条件与孤立的，而是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理解与配合。

　　其次，需要坚持五个兼顾：一是兼顾发展中国家与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双重身份；二是兼顾“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做到“韬晦有为”；三是兼顾硬实力与软实力，做到刚柔并济；四是兼顾经济与安全，做到均衡发展；五是兼顾自身利益与国际贡献，做“负责任的大国”。

　　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在《求茂才异等诏》写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崛起，也可说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策”，“策”即大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的国家特色

　　以美国本土为中心，就如同一只猫头鹰一样，美国是主干，拉美是下半身，两翼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太，然后，展翅高飞

　　　　提起美国的国家战略，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它就是一个全球战略。看看美国的国情咨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等，再听听美国总统的演说，“他何止是美国的总统，简直就是全球的总统，把全世界的东西都涵盖到他的总统演说里面去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主任刘卿说。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全球战略是美国整个对外战略的总称。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视野应该是以全球为范围的，如此才能维持它的绝对领导地位。

　　“从地缘来讲，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以美国本土为中心，就如同一只猫头鹰一样，美国是主干，拉美是下半身，两翼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太，然后，展翅高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的比喻形象生动。

　　全球战略的变与不变

　　一直以来，人们并没有发现美国有一个叫做全球战略的计划或文件。

　　“我认为美国全球战略是通过一套文本体系来体现的，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防报告等等。这十几个重要报告以及总统的国情咨文、重要讲话集合成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而且这个全球战略应当是超越党派的利益，具有长期指导美国外交实践、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一套行为准则。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只是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政府在不同时期具体的运用和实践的区别而已”，袁鹏说。

　　美国的全球战略从内涵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支柱：经济、安全、民主。这三者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先后顺序不一样，但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在这三个支柱上实现的一个动态的平衡。

　　倪峰为本刊梳理了近20年来美国全球战略抑或是国家战略发生的变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当时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彼时欧盟一体化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对它产生了威胁，于是美国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总统竞选时克林顿那句著名的“这是经济，傻瓜！”戏剧性地改变了选举结果，经验丰富、打赢了海湾战争、外交政策上大获全胜的老布什充满遗憾地落选了。

　　小布什上台后不久发生了“9·11”事件，当然最优先的议题就是安全了。与此同时，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主要是一些中东国家的政治体制落后，要推动“大中东”的民主改造，所以民主和人权议题前置。

　　到了奥巴马时期，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重创；不仅如此，奥巴马还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国际现实，就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美国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不仅是自己弱了，而且还产生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此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经济议题被大大前提，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在安全议题上，奥巴马政府关注的面更加广泛。奥巴马认为恐怖主义只是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其他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等。与此同时，为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又有了战略东移这样一种说法。在民主和人权议题上，奥巴马上任之初，为了改善与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关系，将人权议题相对放后了一些。可是近期北非中东的事件发生之后，又迫使今年的美国全球战略把民主人权议题前置。

　　在袁鹏看来，美国的全球战略有两大原则，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一切要符合它的国家利益，理想主义就是还要服从于它的价值观，推行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什么时候更强调纯粹的国家利益优先，或是更推崇自由民主，这要取决于谁当政，取决于当时的时代条件。

　　抢占战略制高点

　　长期以来，美国的国家战略其实都是全球战略的视角，轮廓非常清晰。“以金融和经济战略为例，美国一直站在全球的制高点，从制度层面把握着全球经济的运转、规则的制定，从源头上、制高点上来掌握国际经济的走向”，刘卿分析说。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体系，从组织到机制，再到规划的制定和落实，都是由美国主导，美国掌握着绝对的金融霸权。

　　袁鹏认为，美国也一直在抢占道义上的制高点。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这两样东西是美国觉得和其他国家相比很有道德优势的。以处世原则和价值的道义制高点来显示自己霸权的合理性和打压与干涉别人的合法性。在军事霸权方面，美国一国的军费是其他所有国家之和的几乎一半。在当前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的军费仍然保持高位，同时在太空、网络、极地、海洋等领域加大投入，都是为了牢牢地把握军事制高点。

　　“我认为战略制高点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技术的烙印，具有时代的特征。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到核时代到网络时代，概莫例外”，刘卿说。以网络时代为例，互联网渗透到产业、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当然要抢占制高点。那么如何来抢？一是抢技术，第一代互联网应用伊始，美国就掌握了互联网的域名、服务器、运转、制造业等领域的制高点。全球共有13个根域名服务器，全部在美国。12个副服务器中有9个在美国，另外3个在美国的盟国。再一个是抢控制权。如果发生网络战了，我把你的.cn的域名全部删除，你的网络就再也转不动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就是如此。

　　美国的全球战略，还要牢牢把握全球控制权。刘卿说，美国的策略其实很简单，如果别人还没有发展到优势的地步，就不会去控制；当某一领域的优势别人也发展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目标对象能够与其比肩的时候，美国就会采取控制手段，使大家都遵循它主导的规范原则去行事。

　　调整战略稳住霸权

　　“新一轮的全球战略是奥巴马时期进行调整的。奥巴马时期之所以调整，是对小布什的拨乱反正，对内要重塑国家的实力地位，来确保霸主地位不动摇。对外要摆脱战争的拖累，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袁鹏分析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奥巴马的战略调整主要表现在：第一，巧妙地运用实力，即所谓的巧实力。综合地平衡地运用软硬实力，巧妙地进行搭配，同时利用国际合作，以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分担美国的风险和责任，建立“多伙伴世界”。在这样的世界观和战略观指导下，奥巴马战略调整的方向首先就是尽快结束反恐战争，把力量投入到更紧迫、更具战略意义的其他方面，如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确立全球性重大议题，强化美国国内的经济地位等。而结束反恐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尽快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拉丹毙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个战略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会推动这个战略的实施。

　　第二，把战略的关注点从中东转向亚太地区。因为亚太关系到美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关系到美国的同盟体系的稳固与否，还关系到新兴大国是否取而代之。这形成了它新战略的一个重点。

　　第三，把推动自由民主进程和加强对外援助相结合，既要改掉当地的政权，同时又要通过投资来促进当地的发展，通过发展来更巧妙地推动当地政权的改变，而不是像布什时期，粗暴地搞政权更迭。

　　倪峰进一步解释说，奥巴马的政策概括起来说，就是对内固本，“本”是什么？是经济。对外改善形象。同时还需要借力，因为感觉力量不像以前那么大了，于是借用其他的力量来使用“巧实力”。比如对付中国，美国可能借用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或者韩国的力量。“我觉得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巧就巧在这些地方了。这是奥巴马和前任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

　　关于拉丹毙命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关系，刘卿还补充了一点。美国感觉到，恐怖分子的挑战是动不了美国的根的挑战，能撼动美国的根的还是传统大国。拉丹已死，美国会把更多的军事资源、外交资源等投入到应对新兴大国，特别是快速崛起的经济体上来。“中国当然是其中之一。印度虽然是民主国家，美国虽说跟它有战略关系，其实也在防范当中。”

　　据倪峰观察，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体制塑造共同意志的能力下降。对一个问题不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政策，就无法推动实施。奥巴马上台以后想变革，但是推起来的时候阻力非常大。其次，金融危机之后虽然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已经摆脱出来，但是状况很不佳，比如高失业率、高赤字、高国债等，美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再次，从制高点的角度而言，能不能找到新能源并形成突破，对美国是个很大的挑战。

　　袁鹏还认为，威胁的多元化也是美国面临的挑战。这和政治的多极化的发展，难以聚焦成一个点，只能四面出击，于是四面出击和战略聚焦出现了矛盾。美国在全球的触角太多。现在全球都在出问题：欧洲是经济出问题，中东是政治出问题，亚太是新兴大国的崛起，气候变化又是全球性的，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美国有一种分身乏术的感觉。

　　尽管挑战多多，但美国部署全球战略的优势依然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同盟优势，美国建立的同盟体系越来越大。这会分担美国的部分责任，通过巧实力渲染对他国的威胁，使盟国重新团结在一起。

　　“我认为另外一个潜在的优势，就是其他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应对美国的统一战线”，袁鹏说，由于其他国家相对分散，使得美国有很多空间可以通过外交来对其相互制衡，比如说欧日之间、中日之间，中俄之间等等。“但是最终的优势还是取决于他的战略谋划上面，美国具有很强的战略的通盘的谋划能力，这种能力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着中国，猜度中国的表情和可能迈出的下一步，中国准备好了吗

　　　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依旧若即若离，全球格局正经历着一次大洗牌。危机导致美、欧、日力量相对减弱，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特别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东西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增添了新的注脚。

　　山雨欲来风雷骤，如同一头初长成的大象闯入了强者丛林，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着中国，猜度中国的表情和可能迈出的下一步，中国准备好了吗？

　　强国之路，战略先行。专家指出，当前，在认清国际格局新变化、准确把握全球战略态势新动向的前提下，中国迫切需要确立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尤其是亚洲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实力和定位，能够促进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和平崛起之道路。

　　变化中的全球战略形势

　　“金融危机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时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陈向阳副研究员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意义可以和1991年苏联解体相提并论。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全球进入战略谋划的新时代。在陈向阳看来，现在各主要国家比的就是战略。“战略角逐是国家间智慧与意志的较量，斗智，也斗勇。”

　　陈向阳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战略形势呈现出的五个特征：

　　一是多极化加速。总体上当前是“一超六强”的格局。一超是美国，六强包括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突出特征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但与此同时西方大国不甘心被平起平坐、被赶超，趁机搞强权政治，推行军事干涉与价值观外交，企图维持国际体系主导权。

　　二是全球化在深入调整。一方面，世界经济正逐步复苏，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得以强化，特别是G20机制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但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的一面暴露得比较充分。比如过度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贸易保护等。

　　三是信息化双刃剑效应凸显。信息化有积极也有消极的一面。特别是西方大国利用信息化对外干涉和渗透，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推行的所谓“网络外交”。

　　四是区域化进一步加强。为抵御危机，各地区抱团取暖，形成了欧盟、北美、亚太、拉美、非洲几大板块。在区域化过程当中，世界地缘重心正东移亚太，虽然当前中东北非吸引全球的目光，但整个潮流未变。

　　五是金融危机次生灾害频繁。近年来，通货膨胀的问题，粮食安全的问题，引发了一些国家国内政局动荡以及地区动荡。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危机层出不穷，表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的特征，2011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他看来，战略层面上，主要国家表现出趋同的一面。比如安全上，各国都越来越强调大安全、综合安全，兼顾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方面，强调军事、科技、情报等安全，这其中美国继续强化其军事霸权，重点搞所谓三大全球“公地”：太空、海洋、网络，将此作为新的战略制高点。非传统安全方面，除了强调经济安全，信息网络、自然灾害、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领域也很突出。

　　在经济上，各国一方面是规范管制“虚拟经济”，包括信息经济、金融经济、服务业经济等，尽量挤泡沫，避免泡沫无限膨胀，威胁损害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强调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以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奠定基础。

　　陈向阳特别指出，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最擅长搞战略，它有一套全方位的霸权战略，是名副其实的战略强国。从历史来看，美国就是一个谋求长远战略的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主动或被动地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之中。当下，美国的战略动向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变革重振。虽然有变革有调整，但是美国的霸权心态依旧，而且客观上存在战线过长、负担过重、债台高筑的问题，使得野心过大与实力有限的矛盾加剧。从长远看，美国的霸权是趋于削弱的，现有调整难以根本逆转这个趋势。

　　不过，包括陈向阳在内，多位受访专家都认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当前发达国家的综合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格局并未动摇，因此不能过于高估西方大国的衰退力度，新兴大国要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当前国际力量的发展仍不平衡。一些突发性事件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打乱整个棋盘布局，重新调整和再组合，从而加大了各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因此，各国如何布阵本国的全球战略，居安思危，作长远谋划，掌握主动权，以增强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使本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

　　强国之路科技先行

　　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正在加速孕育，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巴西迪尔玛新政府上台，在科技方面提出将巴西建成科技大国的战略目标，将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新材料、信息和通讯技术、医疗卫生、医药、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农业、半干旱地区科研、核科学、空间科学、海洋资源和海洋保护等，定为重点发展科研领域。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呼之欲出，使中国面临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受访专家指出，在新的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因此只要中国能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在新兴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有利条件，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可以利用全球化与技术扩散的条件，在努力自主创新的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力争站上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潮头。

　　发展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说，由于在基础、研发能力、体制等方面都不如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总体上仍处于落后位置。

　　“对于中国发展来讲，最核心的还是要落到自主创新体系。以市场换技术越来越难行得通，别指望能轻易从发达国家得到。没有核心竞争力，就没办法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公平竞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严冰博士这样讲。

　　机会来临时能把握住最重要。陈向阳认为，必须夯实教育基础，加紧人才的培养、储备，将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放在突出位置，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既发挥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遵循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激发组织和个人的创造、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将为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将为国家未来立于强者之林奠定基础。

　　审时度势打造中国战略

　　目标。当今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简言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阶段来说，到2020年建党百年前夕实现全面小康，本世纪中叶建国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撰文指出，未来3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应确定为一项和平与发展战略，它可以有两大支柱体系：一是和平与安全战略系统，即国家安全战略系统，二是发展与繁荣战略系统，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前者应当是科学安全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安全战略”，后者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主体目标就是努力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安全战略，第一应能够长期确保中国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第二应长期确保中国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

　　基础。综合而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声誉逐步改善，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随着中国经济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增加，与世界强国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但是，从人均看，中国的总体战略资源占世界比重极不均衡，未来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专家指出，中国当务之急仍然是要夯实基础，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

　　对外，加强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建立经济纵深地带，在中国周边打造战略缓冲区。比如，积极参与东盟“10+3”的合作，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大湄公河流域合作等。同时，通过全面建立开放型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从而更加充分地获取国际资源、吸引国际资本、引进国际技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空间，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对内，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重拉动内需，但绝不轻外贸。从近代强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是从“走出去”开始，最终成为某一阶段的世界强国。德国是制造业强国，而日本更是贸易立国成功增强综合国力的典型。外向型的经济循环，可以像滚雪球一样，使中国的资本规模越滚越大，从而为国内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源泉。

　　从美国来看，美国军事战略的成功对美国世纪和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美国积极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不同，中国实行防御性的军事战略。陈向阳指出，近年来中国正稳步推进国防现代化，跟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逐步缩小了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但是，各大国中中国是少有的仍未实现国家统一的国家，还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国在成长过程中秉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中国获得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军事实力是应当的。中国促进军事现代化，不是要去挑战霸权，更不是自己要称霸，而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并为世界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更大贡献。他认为，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应大力推进军事外交，增进战略互信，尽量消除、弱化“中国军事威胁论”。

　　重点。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战略竞争对手难以避免。“美国一直把防止出现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利益，无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是否与美国相同，无论像苏联那样与美国对抗，还是像日本那样对美国追随，只要成为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挑战者，都难免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刘江永说。随着中国GDP超过日本，来到第二位，中国面临的美国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旦从几大热点区域脱身，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步伐就会加快。

　　不久前到美国访问的张严冰说，他通过与一些美国智库人士的交流，发现把中国视为威胁的美国同行更多了。

　　同时，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壮大，周边国家固有的对中国的恐惧也将进一步增加，挟美国平衡中国的苗头已有所显现。有国际问题专家警告，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形势，预示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有变成中国的战略突围期的风险。

　　因此，专家认为，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大国和周边都将是重点。此外，要谨慎处理中国快速崛起与新兴国家产生利益争夺、摩擦加剧的矛盾，中国自身实际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期待过高之间的差距问题，以及国际上突发性事件、普遍性问题带来的挑战。最后，应警惕来自中国内部的风险。

　　形象。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应该什么样？陈向阳认为，首先是一个可爱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有威严的中国。这个国家能够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公民的期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刘建飞说，做世界大国就要担负起大国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需要融入世界，才能立于世界，并力争引领世界。他认为，中国应注意四个营造。

　　一是营造更加和谐的对外经济合作的环境。比如，中国企业在加快“走出去”，以及提供发展援助时，要尊重当地法律法规、生活习俗，不能见利忘义，或者持居高临下、恩赐的心态。另外，注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

　　二是营造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现在来看，发生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可能性不大，但周边确实存在一些敏感、复杂、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涉及领土、领海问题。维权和维稳的矛盾如何统筹，要有相应的战略谋划和决断。

　　三是营造良好的政治舆论环境。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西方有一定程度承认，但是并未真正放弃固有的冷战思维，仍在妖魔化中国。从政治制度看，采取西方国家制度模式的国家占了大多数，中国是少数几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当主动发出声音，向世界介绍中国，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以赢得更多理解和认同。同时注意学习借鉴西方一些好的方面，采取一些更易于被外界接受的方式。

　　四是营造互信的战略环境。尤其是与美国。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战略与经济对话，但实际效果与设计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战略互信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另外，与周边国家，由于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很棘手，要考虑国际舆论，但也不能一味退缩。□

要保持“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不受质疑和挑战，欧盟需要作出战略调整

　　　“欧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它的货币欧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第二大货币。它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有双边和多边协议，每月花费10亿欧元开展遍布全球的援助项目。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不容置疑。”进入欧盟网站，可以看到欧盟是这样阐述自身的国际地位的。

　　但在当前，欧盟债务危机缠身，“经济巨人”的地位受到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也给欧盟带来了压力。

　　这些无疑都影响到欧盟在全球的影响力，要保持“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不受质疑和挑战，欧盟需要作出战略调整。

　　着眼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多位专家认为，从大背景来看，欧盟进行战略调整是必然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余翔说，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就有一个强大的压力迫使其内部和对外政策上出现一些调整，危机的爆发使得欧盟进行反思和调整的节点提前到来。

　　在余翔看来，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迅速崛起，欧洲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而金融危机使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此外，余翔认为，改革和解决欧盟自身存在的几大问题诸如发展不平衡问题、欧盟体制和欧元问题、高福利和发展模式等，也都因危机而显得更为迫切。

　　“欧盟自己有一个发展的逻辑，正好是欧盟到了一个求变的时候。而这个求变的时候又正好赶上了金融危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崔洪建认为，金融危机使得欧盟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欧盟非常强烈地认识到了来自于外部的竞争压力。

　　他认为，对欧洲影响和冲击最大的是美国人提出的所谓G2，这让自视甚高的欧洲人感觉被边缘化了，欧盟的危机感很强，推进一体化是其内部的重要目标，力保多极化世界中心一极的地位，则是未来外交上要达到的目标。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去年6月的特别峰会上通过了“欧盟2020战略——为实现灵巧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总结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崔洪建说，这个长期战略显示了欧洲的危机意识，例如，战略指出欧洲在整个的全面发展方面并不是做得最好；在涉及教育和公共投入这一块就不如日本和美国做得好；在市场竞争力和生产效率这一块，又没有新兴国家做得好，“欧盟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前有榜样、后有追兵的境地”。

　　在崔洪建看来，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习惯于把所面临的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来看，比如在一般人看来这可能就是一个经济竞争的问题，但欧洲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文明竞争问题，一个生活方式竞争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价值的竞争。

　　“欧洲担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减弱，附着其上的民主和人权等理念也变得没有吸引力”，崔洪建说。

　　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终身特聘教授宋新宁也认为，欧洲当前最为重视和强调的是如何强化整体力量，增强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欧盟的经济刺激计划和“2020战略”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欧盟网站新闻中心，《欧盟2020战略》被排在首要位置。欧盟在介绍这一新的经济战略时说：“战略建基于成就和教训，首要的任务是尽快走出危机，但战略也需要为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提供解决之道。”

　　加强内部的改革调整

　　金融和债务危机表明，欧盟需要改革。崔洪建认为，欧盟意识到，从政治上来说，欧盟国家要继续坚持一体化的信念，经济上则要加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联盟和协调，同时着手建立金融救助机制，加强金融监管。

　　余翔指出，欧盟改革主要有几个方面内容：为应对债务危机，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之外，加强财政联盟的建设，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沉疴已久的福利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绿色经济和创新。

　　在多次欧盟峰会上，如何加强欧盟内部经济治理，强化财政纪律和加强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监督，消除成员国间的竞争力差距，都是欧盟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话题。

　　为了占据后危机时代的制高点，欧盟继续在擅长的绿色经济这个领域发力。余翔认为，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一平台对欧洲来说是最实际的，是它可以做的。

　　他指出，低碳领域本身是很赚钱的一个领域：欧盟可以卖技术，卖标准，此外还有一个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围绕碳金融可以做很多金融衍生产品。

　　宋新宁认为，欧洲人对气候变化兴趣很大，而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是欧洲的竞争力所在，而且背后有巨大的商机。

　　欧洲在环保、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上领先，它会不遗余力地保持并发挥这个优势，试图引领世界，宋新宁说。

　　今年2月初，欧盟27国领导人聚会布鲁塞尔召开首脑会议，重点讨论了欧盟未来十年的能源战略。在此次“能源峰会”上，欧盟提出要推动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以确保欧盟国家在能源技术与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金融和债务危机对欧洲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方面。余翔认为，债务危机的爆发，显示了欧盟国家间的离心倾向，“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车轮在转，但轮子有点松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杜安认为，债务危机会促使欧盟在权力机构改革上作出更大努力，使这些机构的欧洲整体化性质得到加强。

　　宋新宁认为，到目前为止，欧盟战略重心还是在内部，就是说它最关注的是自己怎么更进一步成为一个整体，进一步推进一体化。

　　他认为，2009年年底推出的《里斯本条约》和去年的“2020战略”，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也有助于增强欧洲的整体力量，而通过内部调整强化欧盟的整体性，也会有利于欧盟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探索新时期外交战略

　　2009年12月1日正式生效的《里斯本条约》，要求对欧盟已有外交政策作出调整。按照条约的规定，欧盟设立了“总统”和“外长”两个全新职位，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欧盟对外发出统一的声音，提高其决策效率，有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给欧盟各成员国首脑的一封信中曾指出，欧盟要成为全球“响当当的角色”，理应拥有与5亿多人口规模和占世界GDP总量20%以上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欧盟不缺少战略伙伴，但缺少战略思维和战略手段”。

　　为此，欧盟27个成员国的首脑去年9月齐聚布鲁塞尔，审视和探讨调整外交政策，调整与欧盟互为“战略伙伴”的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探讨新时期欧盟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利益。

　　这是《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后欧盟领导人首次研讨外交战略，被分析人士认为是欧盟探讨新时期外交战略的开端。宋新宁指出，峰会上欧盟最重要的着眼点是三个国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其中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和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是有连带的，欧盟在世界事务当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怎么处理好和这三个国家的关系。

　　欧洲和美国是全方位的关系，和俄罗斯是安全关系，和中国是经济关系。宋新宁分析认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全方位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彼此在经济上的联系是最紧密的，金融危机使得彼此在经济上的联系进一步凸显。北非的问题，实际上也体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协调。

　　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多的还是在安全领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讲，能源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除了传统的定义外，加大了经济的联系，金融危机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所以欧洲对中国更多的是偏重经济，同时也有所谓的政治对话。

　　余翔认为，欧盟意识到，需要把更多的外交注意力放在新兴国家，加重对新兴国家的倚重，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上升，国际影响力加大，此外欧洲要走出现在的双危机必须依靠外部市场进行拉动。

　　美国有出口倍增计划，欧洲去年年底也出台了一个“贸易、增长与全球事务新战略”，提出要扩大出口。欧洲现在的失业率很高，搞好和新兴国家的关系，对增加出口的帮助很大，余翔说。

　　崔洪建认为，经济危机以后欧盟对外政策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外交主要是为经济服务，用外交政策工具去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因为目前解决债务危机，促进经济复苏是重中之重。例如，它对华政策的清单就很明显，基本上都是经济和外贸议题，同时它又加大了市场保护的力度。

　　对于中欧关系，崔洪建认为，欧盟正在渐渐调整对中国的心态，不得不更加平等地看待中国，不得不意识到很多问题在全球的层面和双边的层面都离不开中国。因此，中欧双方都开始思考怎样去找一些超越双边的议题来体现中欧关系的战略性，比如在国际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和安全合作等领域。

　　崔洪建评价中欧关系的特点，一是务实，二是相关度越来越高，例如今年上半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洲“2020战略”的相关性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这在中欧关系上是第一次，表明中欧的相互依存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位欧盟问题专家分析说，最近一两年来中欧双方的首要问题都是趋同的，比如说对外是应对经济危机，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对内是转型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的大局事实上已经定了。当然问题也是有的，例如在经贸领域的竞争和摩擦，而且这种竞争以后会越来越强烈。

　　在全球化和应对危机的背景下，中欧这两个都以发展经济、调整结构、转变产业为目标的经济体能够发展出新型的关系来。“这种关系首先是对双方都有好处，再一个对世界经济有好处，进而对世界的稳定有好处”，崔洪建说。□

将“实用主义”奉为圭臬，是日本崛起的秘密所在，也是日本随后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日本在近现代史上有过两次“崛起”。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过几十年的跨越式发展，迅速成为西方列强中的一员；1945年无条件投降后，“重经济、轻军事”，1968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1986年超越苏联，进位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的名著《坂上之云》，常被用来解释日本发展的历程。欧美犹如“坂上之云”，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中，以模仿、追赶“坂上之云”来规划、激励自身的增长；而停滞乃至衰落，则是在已经达到乃至超越“坂上之云”之时，日本对未来的发展感到了迷茫，而在长期的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则通过某种契机而爆发。第一次崛起中的矛盾因上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不可调和，第二次崛起则因泡沫经济崩溃而使矛盾、缺陷全然显露，历经“失去的20年”。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将“实用主义”奉为圭臬，是日本崛起的秘密所在。而正因为重利、重实用，缺乏清晰的理念，才会让日本在“前方无云”的时候陷入发展的瓶颈。

　　霸道兴国栽下祸根

　　在明治维新之后，身负列强强迫打开国门耻辱的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依靠“霸道”成就了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所谓霸道，就是对内“富国强兵”，对外侵略扩张，“行恶”甚于欧美老牌列强。如此的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国家的落后与屈辱，成为和列强一样能拥有殖民地能统治“落后民族”的“一等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重利无义”的战略选择及发展模式。

　　既然要快速“富国”，就必须“集中力量”，明治政府开办国营企业，扶植大财阀，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本是穷国，资本存量不大，要发展必然要有人为此作出牺牲，而在明治时代，作出牺牲的就是广大的农民和产业工人，《野麦岭》与《蟹工船》所述说的，就是在日本将要和已经跨入列强行列之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图景。国家的发展，霸道固然有奇效，但也必然有相应的代价即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无视这些矛盾，就会使国家发展达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遇到瓶颈，从而成为衰落的诱因。

　　日本对外穷兵黩武，在欧美列强的缝隙中抢夺殖民地，扩展无度。最终走上了与全世界为敌的不归之路。作为后发国家，怎样崛起，崛起后应以何种面貌立于世界之林，日本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西方国家总是强调，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导致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冲突。但他们没有看到，是否会发生冲突，实际上和崛起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取向直接相关，霸道崛起必然会导致冲突。日本之所以会与美国开战，因为日本的目标是要在亚洲建立以其为核心、万邦臣服的所谓“八纮一宇”的国际架构，其体现就是日本想建成却未能成功的“大东亚共荣圈”。如果日本能知自身之限，在国内施行王道、与民为善的政策，对外坚持和平与平等，很难想象最终它会因战败而覆灭。

　　战后实用主义得与失

　　吉田茂的“重经济、轻军事”路线，吸取了战前“霸道”发展的教训，对内通过法治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缓和了阶级矛盾。上世纪60年代的“收入倍增计划”，让民众在经济的发展中“利益均沾”。70年代初上台的田中角荣，通过城市工业反哺农村农业，弥合了城乡差距，实现了“一亿总中流”的全民“均富社会”。这些举措并非因理念而生，而是自民党为求长期执政而不得不采取的“惠民”之政。

　　日本国民收入差距小，技术创新能力卓越，使之避开了拉美国家常见的“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地成为发达国家。然而，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如何在没有追赶目标、没有可资模仿模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长于实用、拙于理念创新的日本陷入了困境。

　　官僚所代表的政府在资源的分配与产业的发展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学界的科研成功通过政府的牵线搭桥，可顺利转化为生产力。而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等渠道，有偏向性地发展重点产业。这种措施原来很实用。

　　然而，官僚、政府对资源目的性较强的配置，固然保证了经济顺利高速增长，却也培养了诸多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所赋予的“特许权”，保证自身的既得利益，反对改革，甚至反对一切改变。利益集团曾是发展使用的手段，在其完成历史使命应退出历史舞台时，却运用被赋予的权力来抗拒退出。比如农协是日本最著名的利益集团，曾经起到确保农民议价权、提高农民收益的重要作用。然而在需要为社会整体改革作出牺牲时，农协却执意于维护既得利益。几十年来有远见的政治家一直主张开放农产品市场，却始终不得不屈服于农协的政治影响力。当日本的公共债务因满足利益集团的需求，达到GDP总额两倍的程度，财政支出难以为继、欲图改变之时，利益集团却使用手中的选票、对政治的影响力，阻挠改变。这正是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长期景气低迷的重要原因。2001年至2006年小泉改革，模仿美式“新自由主义”，向利益集团开刀，使日本经济摆脱困境露出一线曙光，但在小泉下台后，其政策被迅速抛弃，而日本也继续在低迷的泥潭中挣扎。

　　“和平外交”下的实用主义

　　日本国际政治学泰斗高坂正尧在其《吉田茂》一书中谈到，吉田茂路线，只是他实现“强国目标”的一个手段，不是不要军事，而是在特殊状况下的“韩信胯下之辱”；可以说，二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的“一等国家”。吉田茂路线实质上就是实用主义。

　　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冷战结构下，日本依附于美国，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前沿，作为酬劳，美国向日本全面开放市场，正是靠着美国的市场与日元被大大低估，靠着出口导向型经济，日本积蓄了长期快速增长所需的资本与技术。

　　日本明白自身的国际处境，因此在确保日美同盟这一稳定基轴的同时，其具体外交政策并未完全跟随美国。比如中东政策并没有和美国一样亲以色列，而是采取了与阿拉伯国家为善的政策，从而确保了日本的石油能源安全。在东南亚，日本也苦心经营，1977年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扭转了东南亚的反日传统，大大促进了日本对该地区的产品出口与投资。

　　1980年时任首相大平正芳发出“帮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此后日本历届政权对中国的日元贷款与技术援助，在加速中国发展的同时，也为日本产品的出口与投资建设了良好的市场。

　　日本外交的旗帜是“和平主义”，但实质上却是实用主义。不介入国际争端，不增加敌人，“闷声发大财”，也是让日本顺利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原因。

　　后危机时代的四面出击

　　后金融危机时代，日本在经济上重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市场与资金，以新能源等优势技术为重点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找新增长点，占领市场；争取让日本的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在安全上则紧紧依靠美国，纵横捭阖，提高日本在亚太乃至在世界的地位，维护其“旧贵族”的地位。

　　日本的东芝、日立、三菱重工三家核电制造商，把持了世界民用核设备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核泄漏危机后，核能设备出口遭遇严重挫折。但是在地铁、水务管理等方面，日本仍积极地走出去，最近连续获得蒙古、印尼与越南的地铁建设经营大单。

　　民主党政权利用日本在环境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提出所谓的25%的减排目标，力争让日本标准成为世界标准，确立日本在新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25%的目标比美国更激进，似乎占领了道义制高点，但这不过是包装而已。在去年底的坎昆会议上，日本公开宣称“终结《京都议定书》，让日本的道德假象现了原形，所谓的高减排目标，只不过是实用的手段而已。地震后，菅直人又提出新能源战略，要求电力企业全额收购太阳能、风能的发电电力，而此战略也是在所谓减少核能依赖的旗帜下提出来的，其实质也不过是争取新能源领域主导权的手段而已。

　　在外交上，日本又使出“拉一个、打一个”的故伎，去年，日本突然提出要参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菅直人政权称之为“第三次开国”。日本急于参与TPP，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仅是原因之一，真实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紧密与美国的关系，在政治上将中国排除在外，争取在东亚的主导权。从小泉至菅直人，日本历届政权都是强调自身的“民主国家”属性，特别在与东南亚、印度等国交往时，以此来显示与中国的不同。6月21日日美防长加外长“2+2会谈”，更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范”，实际上就是日美以“旧贵族”的姿态，要求中国这个新兴国家“遵守旧贵族的规范”。日本战后外交，其实用主义的本色一直未曾变化。

　　引导实用主义的日本走向共赢

　　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友爱”，曾被日本政界与舆论讥为“空想主义”，但这却是日本社会少有的能够拿得出来的理念(虽然也是模仿“泛欧主义”)。日本重实用、重利益，因此在看待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往往用“我得必你失”的零和眼光。所以注重共赢的鸠山“友爱”及以此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在普通日本人看来是那么的异类。

　　日本希望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交往，这是互惠，对双方都有利，自然没有任何问题。成为问题的是，日本还是用零和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在安全上，菅直人政权防范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从去年底的防卫计划大纲一直到最近的日美共同战略目标皆如此。

　　既然日本重“实用”，那么积极地引导，使其认识到共同的利益，这是关键。在经济上，中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安全上也应该坚持“双赢”的理念，引导日本发现共同的安全利益。事实上，鸠山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如果能真正施行，确实可以构建东亚国家间关系新的格局。因此，关键还在于如何让日方明白，唯有合作才能真正地实现安全

俄罗斯在未来十年如何发展，仍将取决于普京及其政策和规划

　　　俄罗斯社会正面临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和2012年总统选举后的国家发展战略如何再规划的问题。虽然俄未来发展总体仍会遵循普京在2000～2008年总统任期内制订的路线方针，以及他在2008年任总理后正式批准的《2020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但在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国际环境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俄国内情况亦今非昔比，未来更是充满变数。不变的是，俄罗斯仍将继续追寻其“强国梦”。

　　普京作为进入21世纪后的俄罗斯首位领导人，从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他就牢牢掌控国家发展的主线，这一状况在其任满8年总统后，又以总理身份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组成“梅普组合”而延续着。面对2012的俄罗斯总统选举，普京可能成为下届总统的不二人选。这意味着俄罗斯在未来十年如何发展，仍将取决于普京及其政策和规划。

　　普京强国战略受冲击

　　2000年普京任总统后，7月正式批准《俄罗斯联邦2010年前经济发展规划》，按此规划，俄经济在2010年前要实现年均5%的增长，恢复俄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地位。实际上到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前的8年里，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6%，2007年甚至高达8%，GDP总量也由2000年的205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7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大步跨入前八。

　　2008年普京制订并公布《202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构想》，其中规定的战略目标是：2015～2020年俄GDP总量进入世界前五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0年人均GDP应当由2007年的约1.3万美元增加到3万美元；届时俄经济创新能力大大增强，技术创新企业占企业总数的50%，原子能、航空航天技术、特种船只建造、程控软件产品占世界高科技产品的比重不低于5%，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总额的2%；创新部门生产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超过17%，创新产品占工业品比重越过25%。此外，俄在传统的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方面也要有重大进展，特别是在节能和提高能效方面取得明显进步。

　　然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给以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和出口为主的俄罗斯经济带来巨大打击，尽管“梅普组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危机，但2009年俄经济仍下降7.9%，2010年有所恢复，但增长率也仅为4%，GDP总量下降到约1.4万亿美元。普京日前讲话承认，俄经济可能要到今年底或明年初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显然，金融危机使俄发展战略的实施遭受了一次严重冲击。

　　全新的未来发展战略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越挫越勇的品格。俄罗斯决策层在积极克服金融危机的同时，借2012年总统选举即将来临之机，在普京主持下，正全面修订和完善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以图俄在十年后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政治上追求独立自主和强大的国家政权。俄领导人一直强调，俄罗斯横跨欧亚，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和总统制，就可能走向分崩离析。吸取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俄刚独立时车臣闹独立的教训，俄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普京还从此次克服金融危机过程中得出结论：“国家应当独立和强大。”

　　今年4月20日，普京向议会作被外界评论为“2012年总统竞选纲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俄尊重民主和自由，但要建立“俄式的”、在保障国家主权前提下的民主和自由，而不是西方倡导的“无限和绝对的”民主和自由。俄未来的所有改革都不是要建立在“没有根据的自由主义之上，而是要持续的平稳发展”。

　　经济上争取通过促进创新实现现代化。通过创新实现现代化是“梅普组合”的战略共识，尽管梅德韦杰夫更强调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全面现代化”，而普京作为俄发展战略的“总设计师”，更强调要将传统经济与知识经济相结合，在全面创新基础上实现国家现代化。在此次金融危机后，普京已指定专门机构，对其在2008年主持制订的《202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作部分修订，但基本任务和目标不会改变。正如普京今年6月14日在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有关社会发展和就业大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到2020年俄应“进入世界五大经济体行列，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超过目前的法国和意大利”。

　　为此，俄将全面提升各经济领域的创新发展，通过鼓励自主创新、引进创新等方式，将劳动生产率提高1～3倍，使创新产品比例由目前的约12%提高到2020年的25%～35%，俄将在保持航天、航空、新能源开发等传统领域优势的同时，争取在计算机、纳米、通讯、医疗、生物等新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占领国际知识经济制高点和应有的市场份额。

　　军事上努力建设一支能支撑俄罗斯世界强国地位的军队。根据2009年批准的《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既符合俄罗斯的民族传统，更能满足俄成为世界强国的需要。梅普均已承诺，将在2020年前分阶段实现强军战略，以保持俄美之间的战略实力平衡，抵御外部干预和威胁。

　　为此俄将在今后10年投入20万亿卢布(约6600亿美元)用于研制和更新军事装备，使军队新装备的份额提高到75%以上。其中包括实现空军和防空系统的升级换代，用已经试飞成功的第五代战机T-50更换现有的第三、四代战机，扩大生产和部署S-500新型防空导弹系统；从2013年起计划将“白杨-M”和“布拉瓦”等战略和战术导弹系统的生产规模提高一倍；建造2～4艘航母及其编队，与现有的唯一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相配套，构成能在世界各大海域巡逻和值勤的海军力量。此外，俄已签署协定准备购买4艘法国直升机航母(其中两艘在俄建造)，主要部署在太平洋。俄“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将在2014年前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包括俄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类武器的全球精准打击能力将大大提高。

　　外交上力图建立以独联体为依托的世界独立一极。具体而言，积极巩固与独联体国家关系，恢复俄在该地区的“特殊影响力”，使之成为俄外交的重要依托。强化与欧盟的“现代化伙伴”关系，努力实现与欧盟在外交、安全、司法、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彼此靠近，消除相互间存在的看不见却能明显感觉到的“隔阂”，推进包括俄在内的“大欧洲”共享安全、稳定和繁荣进程。极力缩小与美的战略分歧，扩大利益共同点，特别是在美执意要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威胁俄安全的情况下，俄将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积极谈判争取达成相关协议；另一方面也做好谈判失败的最坏打算，以俄之“利矛”应对美之“坚盾”。继续与亚太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稳步推进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与印度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俄认为，联合国仍是未来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最权威机构，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舞台，俄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关键调停和裁决作用；积极支持“G20”、“金砖国家”等新型国际组织在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俄罗斯放弃“超级”大国梦，但要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

　　文化上积极恢复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独特的魅力。重视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等“软实力”建设，在俄政府支持下，建立对外俄语教学推广工作的“俄语世界”基金会，重点保持和扩大在独联体国家的俄语推广，努力巩固俄语在独联体国家的“工作和交际语言”地位，同时支持独联体以外国家的俄语教育和俄罗斯文化传播，强化对大诗人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化主要形象代表的宣传，促进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政治意志和内外条件

　　俄罗斯是一个既有大国、强国意识和政治雄心的国家，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科技创新人才资源的国家，同时还是一个善于向外界学习的国家。不论2012年普京或其他人当选总统，俄都会持之以恒地推进强国战略。

　　普京的“强国意识”坚定不移，民众的支持热情高涨。从目前俄国内政治形势看，普京正在积极备战2012年总统选举。他与“统一俄罗斯党”本已很强大，但今年5月他又提出建立一个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组织“人民阵线”，旨在动员整个俄罗斯社会力量团结在他与“统一俄罗斯党”周围，以赢得今年底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大选，为其继续推进“强国战略”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从俄国内外的现实条件看，俄也具备实现普京强国战略的基本条件。在国内，俄民众具有强烈的争做世界强国的情绪，他们大多对普京寄予厚望，支持其国家发展战略。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普京的“社会认可度”基本保持在65%～75%之间。俄舆论认为，如果普京宣布参加明年总统选举，他将赢得选举并带领国家实现“强国梦”。从国际上看，俄罗斯握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基本“要件”：资源、人才、军力、外交优势等。虽然目前俄在入世等问题上受制于西方，但从长远看，没有力量能挡住俄实现其强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