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茶微商代理: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批评章含之）

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


孙言诚

　　一段时间,名人、明星纷纷著书立说,记述自己的婚恋、婚变故事。这本来无可厚非,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爱看,自会有人去写。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洪君彦的《不堪回首》,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二人都谈到了历史。章说要“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洪则说要“还历史本来面目”。读了二位的书,人们不由得对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革”遭难
　　章、洪婚变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有伟大领袖的介入。那是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与会者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以翻译身份参加。由于相继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那天毛泽东异常兴奋,古今中外,谈笑风生。突然,他“话锋一转”,直视章含之,语出惊人:
　　“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章含之以为在开玩笑,毛却认真地说: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有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此时的章含之,“心头一酸,哭了起来, 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十年风雨情》)。
　　这令人心酸的一幕,连周总理都震惊了,毫无疑问也打动了读者。对那位负心丈夫,人人切齿,对忍辱负重的章女士个个同情。那个时代,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军国大事尚且一言九鼎,何况这区区离婚。所以,当章含之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时,读者无不人心大快,既为章女士摆脱了婚姻困扰而庆贺,又为伟大领袖的英明睿智、体贴入微而赞叹。
　　不料,沉默了几十年的负心丈夫,于今爆出新料。原来在“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之前,那男人的女人早“已经同别人好了”。用洪先生的话说,是章含之“红杏出墙”在前,洪君彦“牛棚作乐”在后。说实在的,此类故事所在多有,比明星绯闻逊色多了。但因为章女士把它和伟大领袖联系了起来,故事情节一旦有变,自然就令人惊诧莫名了。
　　章、洪婚变源于“文革”,故二人都谈到了“文革”中的灾难,这灾难也和大红门内的那个四合院有关。章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可怕的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避风港也没逃过一劫:
　　
　　那天晚上……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文革”中出入红太阳身边的章含之,居然也有“可怕的岁月”。据说,她被揪出来后,“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些回忆,使人止不住对章女士的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洪君彦的书中却写出了另一个故事:
　　
　　自从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
　　
　　章含之“最温暖的避风港”,对于洪君彦无异于冰窖。而当洪的哥哥劝章在君彦“最困难的时候,要多关心他”时,章却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这几句冰冷的话语,杀伤力怕是远远超过那些口号。无怪洪君彦说:“妻子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不堪回首》)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洪、章这类遭遇,尽管本人“刻骨铭心”,在“文革”大潮中却不过是些微小泡沫,惊涛骇浪多着呢。但二人的回忆和反思,却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四十多年来,大家反思“文革”都在用同一个公式:先描述自己遭到的残酷迫害,然后愤怒控诉“四人帮”和造反派,仿佛“文革”就是那四个人领着一帮匪徒在迫害十亿人。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领导干部尚且如此,革命群众更不消说了。曾几何时坐在主席台上耀武扬威,转瞬间便被满街游斗。“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一场空前(但愿也能绝后)的大灾难,确实值得认真反思。但我觉得,与其控诉别人如何迫害自己,不如反思自己如何迫害别人。我们敬重周扬,不是因为他曾在秦城监狱里受苦受难,而是因为他出狱后,逢人便赔礼道歉。
　　
　　“批周”会上的“小人物”
　　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十年风雨情》)
　　
　　和周恩来不同,王海容是把章当“自己人”来打招呼的。她希望章站在毛的一边,和周、乔他们划清界限。但那时,章和乔已然打得火热,用章对乔的话说:“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因此,在那次“批周”的过程中,“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同上)。
　　“周旋”一词用得十分巧妙,仿佛章是在批与被批之间。而行文中,章更巧妙地把自己划进了被批的一方。事情果真如此?非也。章提到“批周”时上边传下来的话,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外交部要掺沙子”。自称“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章含之,是否也是掺进来的沙子?此事怕是路人皆知。只是不晓得,这一次是沙子被带上了贼船,还是贼船靠沙子上了岸。章虽不便明说,细心人仍不难看出端倪。
　　“批周”后周恩来没有参加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而“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那一部分恰恰是“批周”的主要内容,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形势。“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章含之的说法,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逐渐消失了”(同上)。
　　然而,“批周”却并未消失。第二次“批周”,源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士谈话,对周恩来在会谈中的“右倾错误”严加申斥:“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毛亲自拟定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名单,即四老: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小: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章由此成了“批周”会上的“小人物”之一。
　　从11月21日到12月5日,政治局天天开会“批周”。会议是怎样的惊天动地,只有参加者才会知道。但章含之却说:“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昨日旧事残梦》)被与会高层人士慨叹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会议记录,据说已经付之一炬了,而参加会议的人却宁肯让局外人去研究,后人又怎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呢!
　　作为局外人,我们只能从相关人员的回忆中,感受到会议的紧张、激烈。
　　一次,警卫战士张树迎进会场送药,见“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目睹现场,“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每天散会后,“(伯伯)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 (《我的伯父周恩来》)。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限吧!”(《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在会场外,周的警卫、保健大夫也备受冷落,“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彼此目光接触……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同上)。
　　随员们甚至做好了蹲大狱的准备:“我们的直感是……像要动手杀牛了。” (《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别看是政治局会议,左右形势的还是“小人物”。就是调门最高的江青,也免不了不得要领。如她说周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显然是把上次“明灯”的谈话挪了过来,急得一位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把问题弄反了,搞颠倒了”。小人物比政治局委员还明白,盖是身份使然,王海容、唐闻生是毛泽东的联络员,口衔天条,自然了得。张颖听一位与会者说,周恩来癌症在身,右手发颤,想让一位小人物帮忙记一下。那位小姐杏眼圆睁,怒斥道:“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外交风云亲历记》)
　　忝列“小人物”的章含之,自然比不上联络员风光,充其量不过是“偏师借重黄公略”罢了。但章和乔的批判,恐怕也可圈可点。章曾这样剖析:“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现在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叶帅,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用力握一下手;纪登奎则会悄悄地问张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一握手,一句话,暖遍了周家人的心。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乔冠华是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也是真刀真枪啊!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据章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我也想,周大概不会去说那些工作人员吧!
　　我很欣赏章书中的一句话:“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没经历过疾风骤雨的政治斗争,断然写不出如此深刻的语言。
　　
　　四个女人一台戏
　　章含之说:“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一次是“批周”,另外一次则是“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这一搏,章含之称之为“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乔冠华说是“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而毛泽东则说是“借刀杀人”。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政治风浪”是批邓。在外交部批邓时,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王海容发生了矛盾,这矛盾说到底无非是都想把对方的人搞成批判对象。为了对付“通天人物”,章和乔决心投靠江青,通过江青向毛呈递告状信,这就是所谓的“拼命一搏”。章含之说她这是“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意在“保护老干部”,似乎是在抵制批邓,因而她至死也对此“处之泰然”,不以为错。但是要说江青会支持章乔抵制批邓,未免不合情理,所以章在书中说了些云里雾里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
　　揭开这一谜团,还需从王海容、唐闻生身份的改变说起。“批周”会后,有件事让王、唐大吃一惊。12月9日,即“批周”会结束的第四天,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先是同周“长时间热烈握手”,然后笑着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又指着在座的王、唐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毛泽东传》)有一本书上说:“毛还叮嘱要把他的话写进记录里去。一个小人物说:‘主席,不能啊,你的这段话,不能写进记录。’主席还是坚持说:‘写上,写上,就是这样。’”(《从“童怀周”到审江青》)
　是否此事起作用,不敢妄测,但从此以后,王、唐和周恩来的确走得越来越近了。在周、邓和江青的斗争中,王、唐可以说是配合默契。当然,这也和毛决心起用邓,有意识地疏远江青有关。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转告周恩来,提议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外交部为此打了报告。江青找到王海容,要她收回报告,王坚决拒绝。江又打了几次电话给王,王寸步不让,江气得破口大骂。周恩来让王、唐把政治局会上江青的态度报告给毛泽东,毛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江青讨了个没趣。
　　10月17日,江青为“凤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18日王洪文去长沙告状。19日周恩来在医院对王、唐说:“经过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人事先计划要整小平同志。”20日,王、唐根据周的意见向毛作了汇报,毛很生气,要她俩转告周:“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据纪登奎回忆,总理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
　　11月12日,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起10月17日会议的事,说:“(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王、唐)都不高兴。”
　　11月19日,江青要王、唐转告毛泽东,让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听后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主席。”
　　1975年初, 四届人大后,江青把王、唐找去,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大骂了一遍,并要她俩把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她俩问:“你呢?”毛说:“不在她眼里。”
　　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6月27日晚,周、邓在305医院和王、唐长谈,要王、唐把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事后,毛对邓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你、反总理、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变了。”
　　据《周恩来年谱》,周在305医院住院期间,共约见中央负责人五十余次,其中约见王、唐就达十余次,有几次还进行了长谈。直到去世前,1975年12月的一天深夜,总理还约见王、唐,面色凝重地对王、唐说:“主席讲‘江青有野心’这句话,你们都听到过的,当时你们在场,你们要做历史的见证人。” 王、唐含着热泪默默地退出了病房。(《周恩来临终嘱托:要见证“江青有野心”》)
　　有了这样一段经历,王、唐一方面和江青结下了梁子,一方面也使毛泽东在下决心批邓(亦即批周)后,无法再使用这两位联络员。1975年10月,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载《问史求信集》。)毛甚至“还叫毛远新收回了存放在这两个小人物处的亲笔手稿”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可非同一般,他叫江青“妈妈”。深谙高层内幕的章含之,正是在知道这些情况后,才拉着乔“拼命一搏”,跳上了江青这条船。
　　其实,王、唐虽然失去了联络员身份,但还是要紧跟毛主席批邓的。所以毛希望江、章和王、唐能携起手来共同批邓。接到章的告状信(注意,不是“借刀杀人”那封,章在书中有意把两封信混在一起谈)后的1975年12月12日,毛当着章、乔的面对王、唐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毛的意思很清楚:都是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可章含之却认为是自己告状成功,于是再接再厉。天安门事件后,1976年4月26日,章含之通过江青又送上一封信,密告王、唐受邓小平指使,传递康生的话,说江青是叛徒。章在信中说,这“矛头是对着主席的”。殊不知,王、唐去见康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了的,所以毛在信上批示:“借刀杀人!”毛远新也在电话上批评乔冠华:“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帮你打内战。”如此简单明了的事,章含之竟百思不解,说什么:“至今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一出戏。”局外人看了,只会哑然失笑。
　　实际上,江、章、王、唐倒的确是在“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中,上演了一幕发人深省的大戏。


《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