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宾馆出租或转让:【引用】中国人为什么“储蓄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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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中国人为什么“储蓄成瘾”  

2011-12-04 08:53: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本文引用自黎明《中国人为什么“储蓄成瘾”》

言论作家黎明 

 《纽约时报》近日刊登分析文章称“中国的高储蓄率源于对饥荒的记忆”。将中国的高储蓄率成因全归结于“社会心理”,有失于片面,但《纽约时报》此文的重点在于一问:这种对于饥荒的集体“记忆”是否已经成为中国人储蓄的本能?

 

“储蓄瘾”若成为本能、“进入基因”,就谈不上理性消费乃至正常生活了。文章作者如是假设:“如果不是本能,那么扩大内需就有希望,一旦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老百姓就敢于花钱。如果是本能,那么即便是有医疗、教育、住房的保障,中国人也照样会维持高储蓄率”。虽然没确定哪种可能出现,但这一假设已经很有价值了。

 

前些年我曾研究过相关话题,结论为“社会保障”具决定作用。仅用“集体记忆”做解显然并非周延,实际上,中国人群中,“集体记忆”和“集体失忆”并存。总体而论,中国人的记忆并非去留得当,其“智慧含量”不是很高。该记住的记不住,记忆被歪曲变形的情况多发,所以中国人在一个地方反复摔倒成为常态。

 

应该说,“饥荒记忆”的确是部分国人高储蓄的特色成因,更准确的说法该是“一部分历史原因”。天灾人祸不断,除了个人、家庭还基本可靠外,政治靠不住,社会靠不住,集体靠不住,大家就必须把希望寄托于自强自救;由于在所有被认为可当“资本”的东西中,只有自己的钱财才是“硬道理”,大家进而把“根本保障”归结为钱财,“攒下几个钱”就成了我们的王道。

 

世界储蓄率数中国,中国储蓄率数林县(现林州市),林县就是一个“饥荒记忆”积淀深厚的地方。县志记载,从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到1949年的514年间,林县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其后接着是连年吃不饱的历史,“从红旗渠的开工建设到支渠配套全面完成的十年奋战期间,参加建渠的干部群众在每人每天只有6两粮食的艰难条件下……”有好多“浮肿病”患者在工地上勤奋苦干,没出工的农民连6两粮食也吃不上。

 

近年林州富裕了,储蓄率还是高居不下,但不是为备荒了。比如,有个很悲催的高储蓄的利好因素——食管癌晚期发病率和死亡率世界第一,不准备一笔天价医疗费,人心也踏实不了。

 

曾经历过“三年困难”阶段,对“饥荒历史”刻骨铭心的那部分中国人,如今大多已经不是经济活动主力,他们仍然在储蓄,但储蓄行为与用途和后辈大不相同。他们为帮儿女储蓄,为“有事”而储蓄,储蓄的结果,多半是把一生积蓄全部交给医院,在人生最后的短暂阶段,在痛苦中实现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慷慨消费。不给儿女留下债务,就等于“有本事”的老人了。

 

除去贪官、富豪之外的经济活动的主力精英队伍,活得并不轻松。即便是高薪阶层中人,一套住房的需求就足以全面压制他们的其他内需。能够经努力供房、供车、供教育的人,还是收入较高、相对“有指望”的那一群,是穷人们羡慕的对象。而大多数打工族不考虑储蓄问题,他们根本没有储蓄待办大事的念头,因为所得不够自己生存基本所需,眼下的生活还捉襟见肘,经储蓄买大件、办大事的目标,对他们来说太不现实。

 

中国社会高储蓄,广大劳动者没储蓄——没储蓄,即社会底层和“人心惶惶”之标志。同时,许多人存起来的那些钱,不是不想花的钱,而是不敢花和不够花的钱。

 

存下多少钱才“有底”、才“过得去”,这可不好说。莫测的生活成本似乎是个无底洞。一个中产分子之家,一次意外、一人得病、一次诉讼纠纷、一段时间的事业低迷,均可让多年奋斗成果化为乌有,况且,有谁能知道今后的通胀程度和社会前景呢?

 

中国人不储蓄不行,储蓄少了也不行。主因无非有二:基本需求各环节支付费用太高,必须为一次办事做长期积累,而这事又非办不可;现实中谁都不安全,安全感只能自行提供,除了积蓄还没别的更好办法。

 

所谓“储蓄成瘾”,其间并不产生“过瘾”之快感——它是一种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多为被动的理性行为,而在社会政治文明和社会保障系统获得国人信赖后,中国人的“扩大内需”也必会和他国国民的“内急式消费”相似。

 

没必要指点中国人高储蓄或积极消费。谁都知道享受比遭罪好,问题是生存环境与制度安排阻碍了普通人群的享受,使他们只有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的份儿。所以我还是重复早年说过的这段话:社会保障带来的切实的国民福利,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社会的道德提升,召唤着当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