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铺转让定金协议:锯齿啮痕录-2．农场也要别了

2．农场也要别了去农场后，随着批苏联的“九评”陆续发表，左风渐猛，叫人心寒。我开始做噩梦。1963年12月5日天亮前梦见战争爆发，我在荒郊逃命，跑到一院农家，翻墙跳进去，躲在蓬蒿间，吓得发抖。只是弄不清楚谁和谁在打仗。醒来遍身冷汗，心跳怦怦。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夜又梦见进监狱，景象仿佛城隍庙的阎罗十殿：，一个熟人引我从夹墙中逃出来。这些阴暗的潜意识活动，不能说同左风的威胁没有关系。左风刮到农场来的第一个信号便是场长卢德银叫我不要再读线装书了，今后应该多学政治。“这是机关领导同志的意思！”他说。作为农场场长，他从来不给我穿小鞋，我得听从他的劝告。于是我把带下来的古书全部锁入抽屉，夜晚不再攻读。闲得发慌，便在灯下教火娃下象棋，夜夜不休。火娃陈廷贵，小学毕业生，当时十四岁，住家在农场大屋背后的坡上。火娃极其聪明，一张瘦猴脸，两只鬼眨眼，会抽烟会喝酒会说笑话，三年饥谨饿过饭的，发育不良，体弱多病。从下象棋开始，火娃和我成了忘年之交。后来我们常常一起去河边游泳，还多次去赶场。火娃知道我是个大右派，还是一个（用他的话说）文屁眼儿，但他对我很好，什么话都肯对我说。每天晚饭后，他就跑来了，在方桌上唏哩哗啦倒出棋子，铺开棋盘，摆好，坐在那里狡黠地微笑着等我。白天劳动，遇雨学习”九评”。夜晚下棋。这样过了一个半月，书瘾憋不住了，1964年2月15日晚间，我又打开抽屉，解救了那些无罪的书籍，在灯下摆开我的战场，继续搞我的《字海漫游》。火娃跑来缠我，被我挥走。莫奈何，他便去拉卢德银对阵。从此以后，他俩杀得难分难解，夜夜酣战。我在隔壁变回蠹鱼本相，游泳在线装的书渊里，好不快活。卢德银睁只眼闭只限，不想多来管我。迷恋古书，在他看来，只是服毒罢了，毕竟不是放毒。何况他那里情况不太妙，火娃常设优兵，多用诡计，往往逼得他马跳不出，炮打不响，气得狠敲棋子，哪有闲心管我。我出去小便，一瞥战场，总是卢德银一脸铁青，火娃摇头晃脑鬼眨眼，微露笑容。1964年底，左风升级。11月1日，星期天，我去天回镇赶场，兼看报纸。惕然而惊的是邵荃麟竟然也挨批判了，说他的“写中间人物论”如何如何的坏。整人的运动又要来了，我敢肯定。心绪一乱，茶馆也不想去坐了。归途遇雨，帽檐滴水，衣裤尽湿，夜读之后，忧惧失眠，听见高空有声，嘎嘎咯咯，由远而渐近，又由近而渐远，慢慢慢慢地消失。那些随阳的雁鹅，赶在北国草原上的湖泊封冻之前，成群结队，昼夜兼程，飞向南方，飞向温暖的水草茂盛的江淮流域，躲避严酷的大寒流去了。我能飞向哪里去呢？我是人，庄周所谓的“一受其成形”便只能“不亡以待尽”的人，我不是鸟，我没有自由的翅膀。两天以后，刘星火和黄丹被赶下农场来了。九天以后，张幅也被赶下来了。他们三位，在省文联机关内工作得好好的，又不是右派，也没有别的什么帽子，本来就没有问题，或许该这样说，曾经有过某些问题，后来弄清楚了，了了，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左风一升级，“写中间人物论”一批判，那些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又大成问题了。不久以后，又一位问题人物牟康华被赶下来。他的问题出在为人过于老实，合该倒霉。大约两个月前，看见党报上面登了一则很严肃的广告，说是凡是持有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旧股票者，请到某某银行，凭旧股票办理退还股金手续，他便信以为真，如法照办。结果非常滑稽，退还给他的不是什么股金，而是一顶资产阶级帽子，随即被赶下农场来。左风贯彻之速，恰似孟轲所说“速于置邮”，一年以后林彪所说“立竿见影”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四位问题人物，加上一个早已不是问题待解而是铁案难翻的我，混在一起。蒙他们的照看，倒也不分轩輊，都能平等待我。每日田间劳动，五人大讲笑话，荤的素的都来，虽然大家各怀鬼胎，都在忧虑着自己的问题。中午常常包水饺吃，一边吃一边笑，真能吃出暖融融的轻松气氛。古人有言：“唯食可以忘忧。”说得不错。升了级的“左”风刮来一个可怕的传说，说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凡是住在大城市的，将被遣送外地或遣返原籍，好好看管起来。这在我无异于致命一击，回故乡去劳动，这我不怕。怕的是上有老母，住在老家，下有妹妹弟弟，都在故乡工作。七年前我惹下弥天大祸以后，害得他们吃苦，已摘帽的母亲重新戴上，妹妹弟弟工作的被排挤，上学的被开除，待业的不予安排，都已经够惨了，我如果戴着帽子被弄回去，肯定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难堪！但愿这永远是一个传说，不要兑现才好。殊不知人家已经动手了。12月6日二妹来看我，我才知悉省文联已经派人到我的故乡四川金堂县去联系过了。据二妹说，县上不愿意要我。母亲听见这个消息，惊恐万分，叫二妹来转告我，人世间哪里都去得，千万不要回老家来。这一棒真把人打瓜了。一连多少天，做什么事都恍兮惚兮的。常常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要求复述一遍。夜晚读书，读不进去。下象棋，老是输。12月24日天亮前又做噩梦，梦见敌机空袭。那一天的日记摘录如下：……夜空中飞来一群亮点，数目上百，盘旋往来，速度极大，噪声震耳，显然是超音速喷气式轰炸机。惜乎看不清飞机的形状，但见亮点作火花状，色红。投炸弹共四次。第一次俯冲掠过头顶上空，予在田间与多人在一起，皆逃难者。田间庄稼已收割了，一片空旷，无处藏身。予卧一高埂下，但闻砰砰爆炸之声。第二次俯冲掠过头顶上空，予已转移到一段土墙下，蜷伏不动。一阵爆炸声后，见土墙由远而近地一路倒塌过来，压死多人。土墙将倒塌至予处，予急爬开。第三次俯冲掠过，予已躲入一座大屋（仿佛北京东安市场），投弹爆炸，屋瓦屋梁纷纷乱堕，一片浓烟大火。第四次，予已在农场的晒坝上，见亮点远飞到磨盘山的那一边盘旋去了。估计是正在炸四川化工厂，予大恐。彼厂距予老家甚近，不知母亲及弟妹罹难否，忧心如焚。朦胧半醒之时，犹闻轰轰砰砰之声震耳。既醒，乃农场前面公路上之汽车声也。看手表，近7点。天已明，心尚跳，气尚喘，命尚存，颇觉幸运。枕上细想，想起昨夜入睡前读过近期的《科学大众》，见上面有原子弹爆炸之照像图片二帧：一帧是一团火球，一帧是一柱冲天的蘑菇烟云。当时凝视许久，感到可怕，随即遗忘。梦中景象或与此有关耶？但愿今生不要醒着看见梦中景象，作太平犬，以终天年。梦中的恐惧感、现在分析，可能来自害怕被弄回老家去。敌机空袭，乃是梦的伪装。梦是会伪装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所思”到“所梦”，这是一个反映过程，既有直接反映型的，也有间接反映型的。伪装了的梦好比象征派的诗，属于间接反映型的。做噩梦的翌日，12月25日下午，我和别人正在河边捞沙（改土用的），司机曾绍华跑到农场来，通知我务必在明晨10点以前到达机关，有要紧事。到底是什么事，他又不说。要掩饰自己的恐惧感，我也不好多问。估计是快要遣返我回原籍去了。一夜怔忡，不能安枕。第二天早早起，煮饭开饭都提前了（我兼做炊事员）。事毕，骑车奔向机关。路上精神恍惚，险些在驷马桥变成汽车轮下之鬼，留在桥头看司马相如高车驷马衣锦荣归，眼红他苦尽甘来，做了汉武帝的御用文豪。我提前到达机关大门口。司机曾绍华凑上来，显得很神秘，小声说：“就在这里等着。我进去通知。有人要找你。”然后用左手遮住嘴，用右手指一指礼堂，抿嘴一笑，补上一句耳语：“正在审十八子！”我这才望见礼堂内坐满了人，似乎有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言批判曾绍华所说的“十八子”，机关内姓李的至少有七八个，不知是哪一个又合该倒霉了。我忽然有所悟，心想：“该不是已经在搞运动了？批判写中间人物？”反正与我无关。我是快要爬了的人，时候一到，一腿踢出相府，管得人家牛打死马，马打死牛。我连做牛马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我掉开脸，背向礼堂，站在二门旁边，怀着鬼胎：“有人要找我，谁？”席向走出来，向我招招手，我便跟在他的后面，不是走向礼堂，而是倒左拐，穿小门而入，走向音协从前的办公室。一个陌生人坐在那里等我。看那模样，挺严厉的。“这是省委的同志，找你谈谈。”席向说。他连陌生人的姓名也不肯向我介绍，便退到旁边去坐下，准备记录。“你坐下吧。”陌生人说。在他对面，隔一张办公桌，我坐下来，忐忑不安，因为这是审案的格局。陌生人凶狠地盯着我，说：“我是省委工作组的，要你老老实实谈谈情况。”他也不肯介绍自己的尊姓大名。犯人是没有必要知道法官的姓名的，历来如此。我从上午10点谈到下午4点，对自己1957年前后的言行作了细致的回顾，表示认罪求饶，状甚可鄙。陌生人两肘靠在桌沿上，二目圆瞪，逼视我的面部。后来他的颜肌渐渐松弛，革命的警惕性慢慢缓解，微露温和的人性。思索他的插问，我很快弄明白，他感兴趣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的两位负责同志。现在要整垮这两位负责同志了，批判他们的“右”。他们也“右”？我只觉得这是滑稽胡闹而已。跨入1965年春，月月噩梦至少一次。梦见我被枪毙。梦见别人杀我如杀猪一般。最可怪的是2月13日夜间梦见别人手待菜刀要剖我的胸腹，而我倒很愿意。我说：“恐怕我要挣扎，你可以先捆我在长凳上。”还主动协助那人捆好我的手足，然后闭紧眼睛，感觉到刀刃在胸腹上一推一拉地剖开一条长口，又感觉到那人伸手探入胸中，摘取我的心脏。我好像略微有些悲哀，觉得这一生便这样了了。这个奇怪的梦，现在分析，可能是震慑于遣返原籍，潜意识渴望着彻底改造，愿意主动向党交心（摘取心脏）的曲折的反映。在此以前，卢德银借给我一大叠《红旗》，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他很诚恳他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三岁啊！好好干吧，我愿意帮助你明年摘掉帽子。这农场哪能是混一辈子的地方啊！摘掉帽子，安个家吧！”这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不再编写《字海漫游》，当然也不再读线装书了。可是那一大叠《红旗》读起来实在乏味，左调尤其可厌。为了对得起人，我仍然把它们读完了。整整有十个月，我在夜晚只读自然科学，要不就同火娃下棋。他的棋艺已经猛晋，超过我了。1965年底，极左派大班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了，左风随之再升级。我终于第二次受到他的教益（第一次是1957年他有专文打我），认识到自己不宜再做摘帽子的蠢梦，便又把线装书搬出来，同时停止棋战，抓紧时间攻读，务必在灾祸临头之前，写完我的《字海漫游》。何况农场已经在11月8日宣布结束，只留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没有什么劳动要做，正好昼夜兼程赶写。1966年2月下旬，《字海漫游》脱稿，约十万字，分成十二帙装订，恰好放满那只痰盂改造成的小箱，我终于抢到了灾祸的前头，我很快活！1966年3月3日早饭后，我熟悉的那一辆美制小型吉普（它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空车牵引着空空的小拖斗，拖一个空空茫茫未知的命运，低沉叹息，缓缓驶来，停在农场的晒坝上。正在伏案温习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字学蒙求》的我，抬头一瞥，看见司机曾绍华下车来，已交差的农场场长卢德银也跟着下车来。我知道他们是来拉肥猪回机关的，与我无关，便低头继续攻书去。《字学蒙求》是一本薄薄的启蒙读物，很浅，读初中一年级，我的国文老师讲过，当时觉得非常有趣。中国文字学的种子在那时候，1944年春，就播入我的脑畦中了，现在重温此书，如晤故人。我正在思索“于”“平”两字的形音义，卢德银走进来，低声说：“流沙河，快些收拾行李。回去！”我怔了一会儿，便把那一页的角角折叠了，合上书本。我以为将来还能够从这一页接着读下去，哪知道从此就是永别！我把行李收拾好后，卢德银正在忙着把三条肥猪抬上小拖斗。肥猪们横蹦竖跳，大声抗议，拒绝登车。我想想我自己这样听话，忍不住苦笑了。这一生不可能再到这里来生活了。我赶快出去走一圈吧。走到农场南端的水塘边，忽然想起1960年夏，我害了饥饿性水肿，脸肿了，腿肿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从二砖厂拉粪车回农场，倒在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摇响的水塘边，在炙肤如火燎的阳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从机场里出来散步的解放军摇醒时，残阳已快落山了。想起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还有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它们。所谓省文联机关农场，无非十几亩地，加上一座大屋而已。1960年1月建场，我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这里原是凤凰山飞机场的东边缘地区，二次世界大战时有美国空军驻在这飞机场。农场的十几亩地全是飞机场的跑道和停机坪，后来废弃了，变成荒地的。建场初期，省文联机关每天派人来用鹤嘴锄挖荒地。一锄落地，铿铿碰响，下面砌着卵石一层又一层。我在这里做过这些劳务：拉车，挖地，栽菜，栽油菜，种瓜，种洋芋，种玉米，种棉花，养猪，煮饭，守夜，等等等等。还有，那一座大屋在修筑时我上屋架去盖过瓦。我在农场先后两次共住三年零一个月。这里是我的大学，歌于斯，哭于斯，胼手胝脚于斯，栉风沐雨于斯，劳于斯，病于斯，寂寞于斯，做梦于斯，发愤求学于斯，而现在我毕业了。对于一个诚实的人说来，上这一家大学绝非浪费生命。我的所学将有用于对付未来的艰难岁月，使我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坚强地生存下去。我想起了一句民谚：“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吉普车在那一头鸣喇叭叫我了。我急步跑回大屋，同省科协住在农场的同志道别。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同锅吃饭好几个月了。我到井边去挑满厨房的水缸。井唇有一丛箭车菊，年年秋季开几朵黄蕊紫瓣的小花，每天挑水时我都要看她们几眼。现在是春季，她们还在梦中。等到秋花开时，她们将看见一个陌生人在那里挑水，而不再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