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拉子梅洛:中国国学网-- 三国演义研究（4）

三国演义研究（4）
发布时间： 2010-8-17 15:52:27 被阅览数： 7 次 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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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这是八十年代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先后出现了十几种观点，近年又有学者提出新说。对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以及各种观点的评述，可参看我的三篇文章：（１）《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一书）；（２）《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３期）；（３）《〈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６月第１版）。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将近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典型。十六年来，《三国》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１）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对过去很少论及的人物和群体形象，出现了一批专题论文。（２）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见迭出。对曹操、诸葛亮、关羽、刘备、赵云、魏延、孙权、周瑜等形象，都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如刘敬圻、黄钧、陈翔华、丘振声、黄霖、欧阳健、刘上生、朱伟明、关四平、许建中等均有佳作。（３）对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集中表现为《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的争论。代表性的论文有：傅继馥的《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分别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及《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４期），石昌渝的《论〈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１版），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１期）。此外，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也颇有见地。
（六）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十六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１）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四种观点：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浪漫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古典主义的。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１版），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等。（２）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５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３）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除了若干较有影响的论文之外，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１版）、《〈三国演义〉诗词鉴赏》（北京出版社1995年3月第１版）两部专著均颇有分量。 （七）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十六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１）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之后。（２）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大致有三种意见：剑锋认为改得成功（《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２期）；宁希元认为改得不好（《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４期）；陈周昌则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４期）。（３）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包括：①毛宗岗的文学观；②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③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等。个人专著，则以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较为突出。
（八）关于“三国文化”研究。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三国文化”的命题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１）关于“三国文化”的概念。沈伯俊指出，对“三国文化”可以作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①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它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②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它就是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③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一些学者提出的“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三国演义》文化”，均可视为广义的“三国文化”的分支（《“三国文化”概念初探》，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２）关于《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这方面论述颇多，从孟彦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一书）可见一斑。谭良啸的《卧龙辅霸——诸葛亮成功之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梅铮铮的《忠义春秋——关公崇拜与民族文化心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均为较有分量的著作。（３）关于《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这是近年来人们致力甚多的一个领域，已经出版的专著，大约占十六年来《三国》研究专著、专书总数的一半左右。其中，谭洛非的《〈三国演义〉·谋略·领导艺术》（巴蜀书社1991年8月第１版）、胡世厚、卫绍生的《〈三国演义〉与人才学》（巴蜀书社1993年6月第1版）、霍雨佳的《〈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７月第1版）、《三国智谋精粹》（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三国智愚百态》（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周俊的《〈三国演义〉与人才竞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１０月第１版），等等，均为在认真研究基础上确有启发意义之作。对此不应简单地予以排斥和否定。恢宏的气度，开放的眼光，多维多向的视角，将使《三国演义》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三、对今后研究的展望应当说，展望已经包含在对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回顾之中，而篇幅已不允许我再多作论述。这里只想强调四点：（一）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继续深化为基础。（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发展和创新。（三）必须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上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四）必须大力加强国内外学术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沈伯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