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凤贡酒:“史学贩子”唐德刚印象

　　唐德刚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但其思想也深受此书影响，以至于新学兴起后，唐德刚治史丝毫看不到任何新学的影子，当现代史学家都用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意识形态来构建自己的史学分析框架时，唐德刚走的仍然是资治通鉴“宫闱争斗”“权力倾轧”的老套路。将一切归之为权谋，胜利者是因为权谋高，失败者是权谋不如胜利者。如果出一张现代政治学的试卷来唐德刚来答的话，估计他也只能得个二三十分。

　　读唐德刚的人，一般印象是除去其恣肆汪洋的文风和戏谑调侃的笔触，剩下的“干货”没多少，也有人感叹，把历史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聊，我还要你唐德刚干吗?整体上，唐德刚最大的优势是文笔流畅，但是，流畅过头就成了油滑了。唐德刚到了晚年写文章有些洪老叫花子加周伯通的意思，这样他的文章的深度就很难说了。但是细细想来，如果要流畅，就不能使用太多的专业词汇，不能联系太多生僻术语，更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在唐德刚的书中，“权谋”、“迷信”、“男女”是其主要创作题材，是他的三板斧、三大卖点，这就如香港导演王晶将“黄赌毒”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一样，虽然卖座，但毕竟格调不高。

　　另外如果史学写作过于随意，那必然导致真实性不足，周策纵在为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作序时，就写到，“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　德刚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每每“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参见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一文，可知究竟。当然也有朋友称“造谣是唐德刚戒不掉的毒瘾”，显然这一说法就比较严重了，其实唐德刚只是用写《西游记》的手法来写《三国演义》罢了。

　　唐德刚自称为胡适的弟子，但凡为胡适写传的人，都为其“浅薄”的公共印象设立专门章节进行辩护，那后人如果做唐德刚传记，是不是也开了个章节，为他的“史学不严谨”，开辟章节呢?央视百家讲坛在神州大地火爆之后，很多人因此想到了唐德刚，都认为唐德刚才是“天才说书的”， “才是百家讲坛的真命天子”，如果他在世，也就轮不到易中天这样的说书人了。

　　不过在任何时代，不是每个读者都追求图书的深度，而且追求深刻的读者都要远远少于追求兴趣的读者，因此以“深刻”著称的鲁迅和以“浅薄”著称的胡适，同样有着众多的粉丝，这就是大众。甚至在今天，一般的读者是拒绝深度的。或许这就是造就唐德刚的作品比较流行的原因吧。

　　唐德刚唯一带有史学研究色彩的是其“历史三峡论”，但正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历史三峡论”是个比喻，不能看得太认真，这表达了唐先生一种看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观，不是理论和学说，有一种文学手法在里面。余英时强调“唐先生的史学写作太通俗，也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但他在普通读者中很受欢迎，尤其是在中国大陆”。余英时这一评价是客观的，也可以看出他对唐德刚印象并不好，唐德刚的书在海外影响并不大，近年在大陆影响很大，更多是处于尝鲜心理，因为之前的中国并没用“通俗写史”、“负面写史”这些派别，唐德刚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论者一般将唐德刚称为“歪才”，但客观的说是“歪大于才”。

　　另外当代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混战”时期，辛亥历史基本上有了定论，但民国、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统一意见，这就需要各种声音都出来，然后大辩论，这并非是坏事。但即使有改变，历史的主要脉络是不会变的，更多是看问题的视角改变而已。

　　在海外，唐德刚是以爱国者的形象出现的，比如他批评胡适：在抗日战争中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是“摸鱼捉虾，误了庄稼”，原因是当时的胡大使理应多为当局争取些国际援助才是，而他却到处搞什么空洞的民主演说，最后，大使当不成了。另外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系主任期间，就大刀阔斧地把原有的课程砍掉了一半，一口气开出了十几门美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课程，诸如“亚裔民族移民美国史”、“美国政法制度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亚美文化冲突”、“亚美文学选读”等等，将那些洋人史学家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的、百年来华侨移民美洲的血泪史搬上了大学讲坛。这也是有历史贡献的。

　　另外他也批评崇洋媚外，比如在一篇《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中，他认为贬低中国文学的夏志清“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表现出“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并认为 “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

　　从以上可见，唐德刚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不糊涂的，这也与香港导演王晶类似，王晶虽然将黄赌毒作为电影题材，并非因为他本人赞成这些，而纯粹是商业规律使然，但香港电影却因王晶并得更加粗制滥造，他也要负一定责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伟时、张鸣就是其后继者，只不过，唐德刚专攻权谋、张鸣专攻黑道，袁伟时专攻殖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