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walker and sons:晚清洋货在广州

洋烟

洋汽油罐

洋货店的招牌

洋酒和洋化妆品

外贸用英文打字机

▲十三行商区全景

▲洋日用品

▲洋皮箱和洋灯具
□文/蒋建国 图/文仕文化
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之后，广州洋货消费的流行开始远胜内地。
晚清的广州，消费洋货更成寻常事，五花八门的洋货随处可见
 
1
洋货：
从奢侈品变为寻常物
从乾隆22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之后的80余年，一口通商造就了广州商业的畸形繁荣。
十三行制度，是清代垄断贸易的结果，十三行就是洋货行，它是当时中国中外商品最集中的地方，商业贸易造就了伍秉鉴、潘仕成等拥有千万以上家资的富商巨贾。
在十三行里，当时西方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都可见到，如钟表、人参、毛呢、羽纱等，但洋货价格高昂，消费得起的人不多。以绒布为例，1823年，广州市场上，进口的长厄尔绒每匹价格为6.7两、华丽绒每匹价格为9两、羽纱绒每匹价格为23两，其价格高出当时土布的数倍以上，所以，土布虽然不太漂亮，但更适合人们穿着。所以，在十三行时期，洋货通常是奢侈品的代称，主要消费对象是皇家、官府和富商。
从英国人威廉·C·亨特著述的《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中，我们就可以见到许多洋货的身影，对行商潘仕成的乡间别墅记述就是典型例子：
“大门则用暹罗柚木做的，房屋的布局令人想起庞培（古罗马统帅）的房子，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用名贵的木料做成，和其他家具一样漆着日本的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个房间。”
在亨特的描述中，这位富商的消费中，已经带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日本的油漆、暹罗的柚木和西方的丝绒品在他的别墅里巧妙地运用在一起。在当时，即使是富裕的清朝皇室成员，也未必能够拥有如此洋气的住宅。
虽然洋货只有行商和富裕人家才消费得起，但作为一种时尚，其消费示范作用非常明显。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广州洋货消费的流行和传播，远远胜于内地城市。
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通商的绝对优势逐渐失落，上海、香港两地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广州的龙头位置。
由于毗邻香港，近代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新观点传入香港后，很快便被广州人感知，经过香港的“一传”，形成一条西学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所以晚清广州仍然是传播西方文明，形成消费风尚，引领消费潮流的南方大都会，也是洋货消费方面最为前卫的城市之一。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洋货开始在民间流行。据《粤海关十年报告》记载：1881年，有21个进口品种的货值超过10万海关两，包括米、棉纱和棉线、棉织品、药品、玉石、毛织品、人参、金属、烟草、蜡、朱砂等。
 
2
美国面粉：
广州市民的主粮
煤油作为照明的燃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已被广州居民普遍地使用。当时的进口煤油价格大约每斤4.5分，价格低廉，比起蜡烛来，煤油灯的亮度是其数倍，在一些公共场所，如剧院、酒楼等，燃气灯的使用较为普遍。
1888年广州街头开始用上电灯，这距爱迪生发明电灯仅仅9年。张之洞首先在总督衙门安装了一百盏电灯，张之洞认为“电灯除了照明外，另一优点即可减少火灾。”并鼓励华侨资本家黄秉常在广州设立电灯公司，到1990年广州40条街道店铺和公共场所已经使用着700盏电灯。
务实求新的广州人很懂得电灯的好处，当时的一则广告写道：“电灯便宜，在狭窄的街道上牵电线的困难已经克服……电灯每月收费，十六支光灯一元六角，十支光灯一元，如用电表，每安培时一分半。”
洋毛巾开始普遍使用，并淘汰了国产品，几种较大的毛巾还被广泛用来做内衣。火柴也成为寻常消费品，甚至在广东最边远的地区也可见到。
洋米从18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在广州居民的粮食消费中占有相当比重，洋米对稳定广州粮食价格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甚至在年成较好时，输入的洋米也较多，足以充分维持对市场的供应，以致粮价很少波动，让最贫穷的人也可以购买。
19世纪80年代后，广州居民的洋米消费量进一步加大。据记载：“洋米几乎全部为广东省所购，而且是通过九龙关进口的。广东省能够为购买粮食付出11500000两白银，但并未传闻任何特殊的荒歉，也没有任何灾情的象徵引起外界的注意，这就说明广东省的富源是可惊的。”
同时，广州居民对美国面粉的需求也大为增加。美国面粉虽然价钱贵，但因其色白粉细而受到欢迎，在相当的时间里成为广州居民一项主要粮食，食用普遍。在1888年，进口数字从73333担增加到87241担，这个消费数字在当时中国城市里属于惊人，这也说明当时广州人生活的富裕。
 
3
洋货店：
集中双门底及西关一带
在19世纪70年代，广州的洋货店已经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特别是长寿里、双门底及西关一带，是洋货店铺较为集中的地带。洋货种类繁多，洋货店还开设夜市，极大地方便消费者购买。
洋货店在营销方面非常讲究，对消费者尤为尊重。徐珂的《清稗类钞》记述道：“凡交易而不成者，亦怡悦其颜色以对之，如交易已成，则于买主临行时，必致声道谢，虽数十钱之易，亦然。”
为了招徕生意，洋货店充分发挥消费者的选购自主权，对一切消费者开放，“任人观览，不问为谁，皆可迳入，肆人绝不加以白眼也。故著名之洋货公司，自晨至夜，终日宣阗，游人极多。”洋货店这种友好、平等、开放的态度，营造了良好的购物环境，对洋货消费的推广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1873年，英国人琼·亨利对广州洋货店作了如下描述：
“在广州西郊的兴隆大街，就有许多批发和零售孟买棉花的商店，还有一些商店专门出售英国出产的五金商品。在城内桨栏街，有一些专门出售燕窝的商店，一家泰隆燕窝铺对外来游客非常关注，热情介绍各种燕窝。燕窝非常昂贵，这些燕窝大量来自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所罗等地。在打铜街附近，有一家泰盛洋磁店，有3到4名工人在对各式铜器皿进行绘画。”
1892年5月21日，《中西日报》的报道也介绍了广州的洋货店：
“香港的一些洋货店在广州设有分店，很快就将当时的一些流行洋货引入广州，如香港一家洋行在西关十八甫设立昭隆泰分店，各色洋货品种繁多，其中主要经营外洋家私，包括：台椅、铁床、弹弓床、镜柜、橙色瓷器、巧银器、玻璃玩器、花旗各款洋橙、顶上花旗、各色香枧、自来火、电灯盒、各色金山毛、奇巧上香水、时样新款台面毛、顶上各色金山毛。”
另外，还有很多布铺、丝线铺、绣巾铺都有进口洋货出售。洋货在当时广州街头商店已经占有相当的份额。
 
4
时髦洋货：
受到广州人欢迎
在19世纪80年代，西洋商品已经深入地影响广州的消费风尚。一些新奇洋货，在广州市场颇受欢迎。一位在广州的洋人就这样记述道：
“外国玩具，特别是用机械的，似乎也受到欢迎。经过街道时，我看到从前确没有见过的东西，那就是许多家具店陈列出售的外国保险箱，但主要是旧式的，我怀疑这项贸易将来未必不能发展。……玻璃、刀、图画、装饰品、玩具、糖果、药品、文具、蜜饯、表、珠宝、锡器、缝纫机以及无数的其他货物，都有买主。”
肥皂作为一种新的洗涤用品，也出现在广州市场上，在19世纪80年代，肥皂很快传入广州市场，肥皂在西方还是刚刚兴起的奢侈品，但低档肥皂，已开始在广州流行，对此，当时的广州商务报告这样评述：
“现在，在每家中国商店里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商品，就是肥皂，甚至在小摊子上，你都可以看到价钱较低的肥皂条。在这里肥皂应该有广大的市场，因为土货品质很坏。”
广州人对新式时髦商品的接受能力非常快，仅仅过了一年，商务报告对肥皂在广州的消费前景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但显然的，需要正在增加，因为现在经常可以在街头货摊上看到它，而且还没有足以同它竞争的土产品。皮尔肥皂的销路或许不会多———买一块这种肥皂花钱太多，因为在没有用去一半以前，也许会被老鼠或蟑螂吃掉，但对黄色肥皂，却经常有需要，而小块的上等肥皂，系旅馆和轮船所使用的那种，则已有了销场。”
1887年的广州商务报告，还对新式洋货在广州畅销的情形作了如下记载：
“外国药品，包括58152瓶杀虫药片，继续受到欢迎，炼乳的输入也有显著的增加，当地人觉得它对小孩有用，并且还把它当作果酱来吃。橡皮鞋的输入达8630双，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它们是按照中国式样和中国人的身材制造的。”
由于外国棉袜子的销量非常好，香港等地洋行在广州设立专门的代理处，洋酒经过一段试销后，在广州也打开了销路。这一时期，外国工业品已经深入广州市场，由于毗邻香港，一些西方最新研制的洋货，也可在广州市场上买到。如留声机在西方上流社会使用不久，1896年就进入广州市场，并很快受到了上层社会的欢迎，需求量大增。1896年进口金额为851两，到1899年上升为15499两。空白唱片也随之输进，用于录制地方音乐和歌曲。
外国香水、补脑汁、人造自来血（补血药）甚至沙发、弹簧床等新潮洋货受到了社会上层人士的欢迎。一些时髦商品，其功效虽然经常在广告上被片面夸大，但仍然获得许多富裕人家的青睐，销路颇好。中法大药房出售的人造自来血，小瓶每打12元，大瓶每打20元，属于价格甚高的商品了。
 
5
贵重洋货：
转向大众化
洋货在广州社会的流行，意味着消费群体的扩大，一些贵重洋货的价格也慢慢下降。例如花露水，在进口初期，一般限于上流社会妇女使用，但是经过一段高消费时期，其价格逐步回落。1901年，屈臣氏大药房所销售的花露水，大瓶价银四毫，小瓶价银一毫半。这一价位，普通消费者都可以承受。
钟表是19世纪奢侈品向大众化过渡的典型洋货。在一口通商期间，钟表是稀罕之物。19世纪初期，广州公共场所，仅仅是十三行商馆有一个时钟。高级官僚和富有行商，都以拥有一块怀表为荣，而钟表也成为洋商向当地官员行贿的重要物品。
由于广州人对钟表的基本原理不了解，出售和修理钟表，成为洋人谋取暴利的行当。1831年，广州有两位外国钟表匠，其中法国人布韦曾长期在广州工作。在道光年间，红毛（英国）商馆就有善制钟表的英国人。
但是，五口通商之后，广州市场上的钟表多了起来，许多洋货店都经营钟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州城内已有数家钟表专营店，钟表专营店的开设，说明其经营对象和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同时，钟表品种达几十种之多，价格有高低。最贵的钟表售价达500银元，而便宜的只需几银元就可以买到，差距很大。像一款“红毛珠口玲珑底金壳走马人物贡表”，售价每对500银元；一款“红毛自鸣报刻打大钟碗通花铜壳表”，售价为14银元。当时的进口钟表，一般以英国产为多。
由于钟表是珍贵之物，加之机械复杂，要购买一只满意的表，需要认真辨别，以致光绪年间一本《物意管窥》刊载了一位专业人士指导消费者如何鉴定钟表的文章：
“夫看标之法，必须先观其面，有次瓦面、金面有无崩裂，原来面抑或本地烧面次，观长短描针、花针、凹池金针、钢针等有无改换。本地开标，观其色水，要原质者为贵，有镀金，有油金，有金银囊，亦有五彩金银囊，亦有本地番渡金者……总之，有公司红印者为上货。”
 
6
西装：
时尚装束
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洋布在广州的消费量仍然较少,但一些富有人士已经对洋布产生较大兴趣，特别是一些洋布店的商人，常常穿着洋服，给顾客一种“消费示范”的作用。
到了同治戊辰年（1868年），洋布的价格已大为下降，但与土布比较，价格还是偏高。这一时期，洋布的消费有一定的增长。1868年，广州口岸进口各式布匹310991匹。
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洋布价格进一步下降，已与土布持平。普通居民在服饰消费中，已经对洋布有了一定的好感。《番禺末业志》记载：“洋纱幼而匀，所织成之布，自比土布为可爱，而其染色更娇艳夺目，非土布所能望其肩背。”这时，洋布进口量大增，1885年达到554817匹。
19世纪90年代，主要进口洋布的价格都在每匹2元左右，低于同类土布的价格。价格继续下跌，极大促进了城市居民对洋布的消费。
20世纪初，洋布的消费迅猛增长。以当时最为畅销的漂白市布为例，1901年达到209700匹，比1882年的49120匹，增长了4倍多。
1910年，广州市场的洋布每尺仅为银3分左右，比土布价格要便宜许多，取得了布匹市场的绝对优势。洋布从道光年间的奢侈消费品基本上转变为普通日用消费品。光绪22年（1896年），广州一位普通居民就在城内裕丰成衣店用洋服作抵押，“押洋布衫裤银一钱。”富裕人家在操办婚事时，较多地使用洋布。1898年，一位富人在娶媳妇时，“支出洋布里银2.67两。”
20世纪初，洋布的消费已经由购买布料转向洋服装。据1906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称：
“那些毛织品和棉毛混纺织物用于缝制时下流行的仿洋式服装。据称全城新开了100家裁缝店，主要缝制军服和校服……西式小帽、大帽及手套，亦大有加增，因本口华人喜用之故，盖男子约计有75%，均喜于冬令戴用西式小帽，惟多在入夜之时。”
各裁缝店以缝制西服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如始兴公司在广告中声称：“本公司巧造中西各种服饰。”
西装成为时髦装束，史料记载：“省城近年竞尚维新，社会中人无论男女，均喜西装服饰，即棉线衫一项，亦销流甚广，计是年进口估价关平十三万四千两，其胡礼号卫生裤，最为时尚。”从洋布到洋西服的流行说明广州服饰消费对西方进口商品已经广泛接受。
在光绪末年，新式服装和西装作为西方文明的标志，在广州城内成为一种时尚。1906年广州出版的《赏奇画报》，在描述社会新闻时，许多人物都是身穿西装，其征订广告，就是画着一位身穿西装，带着西式小帽的先生，手拿着“赏奇画报出世”的旗子作宣传。
粤东烟草公司出品的伟人香烟，其封面上也画上一位扎领带穿西服的先生。
西装的消费，更多地体现在精神追求和社会地位区分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认同，尽管对这种西式穿着的涵义并不一定了解，但是它对传统服饰的背叛，代表着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
 
7
推动民族工业
的兴起
在19世纪末，缝衣针、纽扣、搪瓷制品等洋日常用品已取代国产货，成为城市生活必需品，而留声机、电风扇、电话等新式电器，也进入广州的消费市场。到了20世纪初，水泥、香烟、日本煤、纸等洋货成为广州市民的日常消费品。
20世纪，广州一般商号都经营洋货，且品种大为增加。1903年，有名的尤蒲记商号经营土洋商品达到200多种，主要经营的品种有生丝、绸缎、夏布、呢布、毛巾、如意油、香水、面盆、牛油、牛奶、威士忌酒等。
洋货之所以能在晚清广州市场逐渐占据优势，主要原因是与其机器生产和相对低廉为前提的。
洋货的消费，一方面促使了自然经济解体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兴起，许多西方的先进工艺技术被引入国门。
例如，19世纪80年代后，广州的纺织工场看到外国纺织品颇受消费者欢迎，开始将视线转向外国的机器产品，模仿洋布和其他一些针织品。广州一家福荣裁缝店，采用缝纫机车制新款袜子，在90年代初，颇为时髦，其产品大受欢迎。其广告称：“本店专造新出车装定袜，袜丝线绣骨，其精雅与别家不同，且底如面样，并可反穿，价甚相宜。”
《海关报告汇集》称：“1910年，广州有织布厂十三家，巡警道又设工艺厂一所，系欲与外洋布相颉颃。”这种利用新式工艺与洋货竞争的意识，在当时成为广州工商界一种主导思想，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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