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盛世客服电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保护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

■编者按
　　即将结束的2010年，是世博之年，更是城市之年。很少有哪个时刻，像2010年这样让我们对城市发展话题如此关注，让我们能够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世界城市最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成果，让我们如此期待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
　　截至2009年底，我国城镇人口为6.22亿，城市化率达到46.6％，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城市化已呈加速发展趋势，据预测，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2％。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带来了生活环境的极大改变，但与其相随的还有交通拥堵、水质污染、空气污染等众多令人头疼的“城市病”。如何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已成为中国城市化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城市化如何发展，才能避免愈来愈严重的“城市病”？我国城市化发展如何突出特色？什么样的发展速度适合中国的城市化？这不仅是2010年留给我们的话题，更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

　年终岁末之际，城市版邀请专家就上述城市化问题进行梳理总结，以期正视发展难题，寻求解决之道，让城市更加宜居，让生活更加美好。

    快速城市化给生态环境带来哪些影响？
    城市化快速发展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同时，产生大量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从1990年的26％快速增长到2009年46.6％，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化过程是一把双刃剑，快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巨大提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生态严重破坏、资源过度利用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

 　首先，城市化快速发展造成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城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以“资源换增长”的发展模式仍普遍存在。与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相对紧缺，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水平。然而，我国能源消耗却十分巨大，能源利用率较低，2008年每万美元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是美国的4倍，是德国的4.4倍、日本的8倍、英国的5.7倍，甚至是巴西的两倍。

还有就是城市土地资源的浪费。我国城市发展的“摊大饼”现象相当严重，造成了土地利用效率较低。　其次，城市化快速发展产生大量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从1999年开始，中国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就已超过了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生活源的COD、氨氮、总磷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成为造成水体污染的主要祸首。虽然2007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第一次出现“拐点”，实现双下降，但目前我国水和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已经超过了环境容量和负荷。机动车数量快速增加，机动车尾气已经成为大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空气污染问题逐渐从煤烟型转化为煤烟型与机动车污染型的混合型污染。城市垃圾的处理水平较低，大量垃圾未经合理、安全的处置就堆放在城市的周边地区，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还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水体污染。
　　现代城市被钢筋水泥的建筑所包围，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生态失衡问题严重，自然绿地减少、“城市热岛”等问题十分突出。同时，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进一步降低了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承载力，加剧了资源环境供给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怎样防治日益严重的城市病？
    要对城市病予以足够的重视，及早采取多种方式解决较为突出的各种城市问题，完善城市系统，使得城市逐渐进入良性循环阶段。

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而部分城市管理能力滞后，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城市病”也开始在我国显现苗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房价飙升等，越来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其次，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加强城市污染治理力度，这也是国外很多大城市治理“城市病”比较有成效的做法；

　　第三，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的理念。要改变过去城市治理的传统管理意识，更多地强调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让公众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参与。

　　第四，要注重城市化发展质量，不要激进的和“大跃进”式的城市化。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切身为转为市民的农民利益着想。有些地方政府打着城市化的幌子，从而掠夺农民土地，用土地绑架城市化将造成更大的城市危机。

　　第五，要分类指导、梯次推进。鉴于各地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也需要统筹发展，因地制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

    城市化每增加1%将消耗多少资源？

    1990年~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约需要多消耗石油1525万吨，钢铁2551万吨以及水泥8283万吨。

　　我国自从1996年城市化率达到30.48％以来，1996年~2009年这10多年间城市化率年均每年提高1.24％，到2009年城市化率达到46.6％。未来10年，我国仍将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依据我国历年城市化率及石油、水泥、粗钢消耗量现状数据，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测算，1990年~2009年这20年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约需要多消耗石油1525万吨，钢铁2551万吨以及水泥8283万吨。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消耗了大量能源、钢材、水泥、玻璃、化学材料。

    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多少污染物？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污染都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到2015年，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产生量将比2007年分别增长约15％和42％。

　　城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载体，可以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污染都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截至2008年，COD、氨氮、SO2的排放总量分别是1321万吨、127万吨、2321万吨，均居世界前列。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和城市垃圾清运量分别为355亿吨和1.57亿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预测，未来5年~10年，城市大气污染暴露人口(PEP)将达4亿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城镇地区。到2015年，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产生量将比2007年分别增长约15％和42％。在绝大部分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情况下，生活污水排放将会严重影响城市河流的水质和城市水生态环境，城市垃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处置，也将严重影响地下水、土壤以及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

　　由于城镇生活污水产生量增加，污水处理厂的大量建设和运行，我国城镇污泥产生量增长速度较快，据预测，2015年和2020年城镇污泥产生量将分别达到5339.22万吨、7462.43万吨，“十二五”、“十三五”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65％、6.93％，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较大环境问题。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的转型，电子废弃物产生量也逐年增长。预测表明，2015年、2020年我国电子废弃物产生量将分别达到394.23万吨、1833.01万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电子废弃物增长将翻两番，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81％、12.56％，是固体废弃物中增长最快的污染物。

　　环境污染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对污染的治理也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初步研究，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大约占到当年GDP的7％~8％。由于计算范围不全面，实际的损失可能要比这个数字更大；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环保投资绝对量逐年增加，但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质的改变，环境治理的压力依然十分巨大。

    我国城市化发展如何突出特色？

    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结合起来，选择低碳城市发展模式、文化城市发展模式、宜居城市发展模式和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目前来看，资源环境问题是影响和制约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立足国情，汲取国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做到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城市在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应该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优势，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以宜居城市为目标，以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为核心，创新发展方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城市发展模式，避免跟风炒作，急功近利，以牺牲生态环境发展经济。

 二是选择文化城市发展模式。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形成了各个地区特色鲜明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我国目前有600多座城市，但是纵观许多城市的设计和建设，似乎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各城市应保持自己的文化底蕴和培育自己的文化内涵，力避千城一面,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许多城市在保持原有的文化底蕴的同时，正在努力培育自己独特的生态文化内涵，提升和创造生态文化气息。另外，从创新的角度看，节能、节材、低碳、生态也应成为城市建筑发展的一种文化。上海世博会已经充分展示了世界建筑的这一发展趋势。

　　三是选择宜居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的本质应是以人为本，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快乐，然而现在的城市发展往往过于注重物质，过于强调快速发展，而忽视了人本身的内在需求，那么城市该如何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又如何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更加人性化，更加宜居？环境宜居城市发展模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于目前中国城市来说，环境宜居性形象地说就是能够“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空气，睡个安稳的觉，吃上放心的庄稼，在一个良好绿色的环境中生活”。这几点说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做到却很难。对于城市来说，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务必时刻要绷紧环境保护这根弦。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城市人居GDP超过1万美元，而河流黑臭、空气污浊的城市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四是选择生态城市发展模式。以往人类建设城市主要教训之一是使城市远离了自然。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干预改变了原有地域的生境，尤其是造成自然生境的片断化，导致生物物种的大量减少甚至消失，使城市环境与资源的保护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这样就导致城市环境的严重恶化从而直接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使未来的城市发展真正使人的环保需求内化为人的精神需求，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生态城市是理想的和最具前景的城市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以保持自然生态良性持续发展为基础，以实现人与人和谐共存、人与经济活动和谐共存、人与环境和谐共存为目标，使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相协调，是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追求的城市建设主题。生态城市建设不仅可以为人类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生态资源，促进城市中人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还能发展绿色经济，提高绿色生产力，实现清洁生产，控制环境污染，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化道路如何选择？

    我国的城市化道路，绝不能步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源破坏的后尘，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弯路，必须走城市与生态、城市与农村、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路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有两件大事将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回顾英、法、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到，每次城市化都带来了严重生态破坏、资源过度利用、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以及空气、水、土壤严重污染等问题。我国土地资源少，耕地更少。城市用地与耕地、水资源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一国情迫使我们必须走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此外，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也不允许走初级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化的老路，必须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适应。

因此，我国的城市化道路，绝不能步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源破坏的后尘，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弯路，必须走城市与生态、城市与农村、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路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什么样的城市化发展速度适合中国？

二○一○，那些人，那些事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年度回眸 

    2010年，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页。那些人、那些事，虽然没有电视剧情的跌宕起伏，也足以让我们喜悦，让我们感慨……经过一年时间，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它的价值。
　　在这一年里，中国环保NGO不断尝试改变，告别以存在为主要价值的阶段，担当起公众的期望，积极呼应现实中的环境问题，用行动来影响政府决策；

　　在这一年里，公众监督成为推动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年里，环保NGO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应对新的形势变化。
　　越来越多的环保民间组织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力量，去推进人们共同理想的实现。

    梁从诫　

    树起民间环保的丰碑

　　梁从诫走了，在2010年的深秋。11月2日，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为这位中国民间环保先行者送行。

　　1994年，深感中国环境问题之严重，梁从诫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
　　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身为名门之后，梁从诫喜欢低调。但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选择高调，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为环境保护鼓与呼。
　　在不知环保民间组织是何物的年代，梁从诫将自然之友定为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为之后的环保NGO指明了发展方向。　　自然之友像一部孵化器，培育出了不少环保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甚至一些环保NGO的领导者就从这里诞生。
　　在经济利益的强大阻力面前，环保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梁从诫依旧选择为环保事业奔波，因为他确信，每一个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一些人心里留下回音，总有一天，这些回音将引起巨大的社会共鸣。

    马军
    绿色选择倒逼企业整

　　“企业在乎的是消费者的态度，消费者做出的清晰而坚决的表达，促使IT品牌不得不解决供应链存在的具体污染问题。”2010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这个观点。
　　今年4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34家国内环保NGO，公布了《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向世界27家知名IT公司发出呼吁，要求其对供货商进行审查。
　　马军从近年来频发的重金属中毒事件中发现，全球众多知名IT品牌均采取外包生产模式，而中国相当一批污染企业是国际知名IT公司的上游供货商。
　　面对环保NGO公布的调研报告，一些世界知名IT公司始终保持沉默。于是，环保NGO动员了多名中国消费者致函那些不回复信件的公司，表示将以企业的环境表现作为购买的先决条件。苹果公司董事长史蒂芬·乔布斯就收到了1000封中国消费者的信件。
　　事实证明，马军利用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倒逼”企业整改污染行为的方法是可行的。正是消费者拿起手中的“绿色选择权”，对环境违法企业制造“公众围观效果”，让这些公司做出了回应，并积极与中国环保NGO沟通，审核其供应链

　　于晓刚
    艰难推动银行比绿

　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是比较早关注绿色银行的环保人士。2010年，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绿色信贷上，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大银行总部。
　　2010年5月，绿色流域和国内9家环保NGO联合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NGO版》。这份民间报告从环保NGO的角度记录了2008年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表现，详细说明了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履行的现状。
　　如果要使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最小化，倡导“绿色银行”无疑是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从目前14家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绿色信贷概念已被接受，大部分银行已经开始减少对“两高”项目的贷款，并逐渐增强了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支持。
　　但是，“要想跟踪资金在污染项目中的流转，查到银行在污染项目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仍然很难。由NGO、媒体和普通公众构成的第三方力量，仍被排斥在政府、企业和银行构成的三角之外。”于晓刚道出了其中的艰辛。
　　于晓刚试图在传统NGO自我定位之外有所突破，即通过倡导绿色信贷，让环保NGO角色真正变为“环境监护人”和“公众利益代表”，成为人大、政协监督及舆论监督之外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

　　常成
    让上市公司感受到压力

　　2010年，在对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督过程中，常成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对于进入环保NGO不过几年的他来说，迅速上升的知名度让他有些忐忑。
　　这一年，紫金矿业、中石油等重量级上市公司频频出现重大环境事故，让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管问题浮出了水面。
　　如何发挥环保NGO的作用，敦促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对于工作没有几年、在自然之友负责研究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常成来说，极具挑战性。
　　7月，常成和环保NGO的同仁们一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出了提示信，要求他们对紫金矿业的故意延迟披露环境信息进行曝光。
　　11月，在中石化上市再融资公示期间，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绿家园志愿者3家环保NGO对中石化26家下属企业存在排污超标等环境违规行为，联合致信相关部门，要求核查中石化的环境问题。中石化随即做出了相应回应。
　　这传递给公众一个信息，上市公司感受到了来自公众的强大压力，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
　　近年来，环保NGO发现，通过对相关监管部门公布的环境信息和重要决策做出“积极的呼应”，可以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

　　王石
    扛起企业绿色发展大旗

 　　王石，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个多重身份:房地产老板、探险家、环保主义者……在2010年，王石更青睐环保主义者的这一身份。
　　在这一年里，王石虽然卸任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二任会长的职务，仍活跃在环保舞台上。第五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号召登山者捡拾垃圾；在世博园万科馆，向媒体大谈万科“绿色建筑”节能实践；主持《王石绿色访谈录》，邀请一位名人嘉宾进行关于低碳环保的对话；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的边会上，阐述了中国企业的“绿色观”……

　　对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气候变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究竟做何联系，或许仍然蒙昧不明。王石带领万科集团却要做中国房地产业第一家明确碳减排计划的企业。用王石自己的话来形容，“对万科、对王石，都是转折点。”
　　2010年，万科集团高调塑造自己在“绿色建筑”领域的先驱形象。
　　这不是心血来潮。王石说:“企业要走绿色之路，不是道德考量，而是生存需要。”一个企业的成功，会引来众多企业的效仿。目前，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家，将低碳作为未来发展方向。

　　黄小山
    从对峙到协同共进

　　“我的人生规划中，从没有和垃圾联系在一起。但经历这一年，我感觉，是历史选择了我，那我也想试一下，看能不能改变(垃圾)历史。”黄小山说。
　　2010年2月，网民“驴屎蛋”的黄小山作为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代表，获邀参加北京市政市容委组织的垃圾考察团，一同赴日本、澳门考察垃圾处理。
　　从日本和澳门考察归来，黄小山成了媒体出镜率颇高的环保名人。他的生活渐渐被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参观垃圾处理设施所占据。随着对垃圾问题的深入，他的思想和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出国考察前不折不扣的反烧，变成“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
　　经过一系列的摩擦和对峙后，政府意识到公众并不是一味反对焚烧，公众也发现，政府是尊重民意的。于是，双方站到了一起，积极寻求解决垃圾围城之道。
　　2010年底，黄小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准备放弃操持多年的律所，策划成立一家环保公司，把跟垃圾打交道当成主业。

　　“我要让政府看到，我们不光会指手画脚，还会用脚蹚一条路。”黄小山说。

　　霍岱珊
    关注基层问题才有活力

　　耕耘就有收获，对于霍岱珊来说，2010年，既很风光又很无奈。
　　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赛赛奖2010年度7名获奖者名单，其中3位为中国环保人士，“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名列其中。

　　麦格赛赛奖在获奖词中这样描述他:“霍岱珊是‘淮河卫士’发起人。尽管有着强大阻力，他仍然坚持着努力，以挽救中国的主要河流之一——淮河以及沿淮的众多社区。”

　　霍岱珊原是当地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由于对淮河受到工业和有毒物质污染深感震惊，遂以镜头和纸笔记录淮河污染情况，同时组成环保NGO“淮河卫士”，揭露当地的环境污染活动。
　　在荣誉光环背后，“淮河卫士”和其他环保NGO一样有个绕不开的结——缺钱。由于缺乏经费，吸引不来人才，所有的事情都得霍岱珊亲力亲为。这一年，近60岁的霍岱珊，被逼着学会了做PPT。
　　霍岱珊说，这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用最少的资金做最多的事。为了给淮河沿岸的农户安装生物净水设备，他与研究人员一道反复研究技术方案，发明了一款投资少、过滤效果好的滤水器。为了沿河疾病高发村募集了100多万元的治疗药物器，他一次次修改项目申请书。
　　霍岱珊想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环保NGO同行一个道理:“环保NGO要发挥作用，一定要解决基层问题，这不仅需要激情，还需要理性、策略和行动。”

　　卢为薇范涛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2010年，北京某公司白领卢为薇和自由摄影师范涛被贴上了环保标签。原因是他们共同拍摄了《北京蓝天视觉日记》。
　　从2009年6月5日开始至2010年6月，两人每天都会端起胶片相机，将镜头对准天空按下快门。在他们所拍摄的365张照片中，北京有180天的天空呈现蔚蓝色，这一数字比很多人想象得要多。
　　拍摄蓝天的创意，萌生于卢为薇和范涛一次关于堵车的闲聊。在谈到空气质量时，两人迸发了一个念头，何不用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来数一数北京的蓝天。
　　卢为薇和范涛说，拍蓝天的初衷并不是质疑官方的数据，而是想通过拍摄的过程，传递出一个信息，保护环境不需要高新的设备、独到的见解与感悟，只须起而行之。
　　其实，与卢为薇和范涛一样怀着环保梦的年轻人有很多，他们有想法、有激情、有梦想，并有意愿将之付诸行动。只要稍加留意，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环保诉求表达方式。
　　卢为薇和范涛近日决定，和一家NGO——打工子弟爱心会合作，把相机交给农民工子女，让他们继续蓝天的拍摄。

　　卢思骋
    国际舞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这是中国NGO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规模最大、最密集、形式最多样的一次活动。”卢思骋在2010年10月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上向媒体宣布。
　　2010年，对于曾任某国际环保NGO中国区项目总监卢思骋来说，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让他重新找到了忙到脚不着地的感觉。

　　作为中国环保NGO“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系列活动总协调人，他积极促成60家中国环保NGO联合起来，在“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的主题下，举办了数十场活动。
　　环保NGO在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现，促使政府更加认可NGO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卢思骋说，对于很多环保NGO来说，接触气候变化和气候谈判的时间并不长，必须先学习、了解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再开展自己的行动。
　　目前，卢思骋正忙于策划成立一个工作室，专门为NGO做培训、能力建设和战略规划。

　　郭霞
    致力培育NGO领导力

 　2010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NGO合作部主任郭霞一直在忙，她在忙着考察了基层环保NGO的青年领导人。

最终，自然之友的张伯驹、绿色昆明的梅念蜀、绿驼铃的赵忠……24名来自环保NGO的青年机构负责人、大型环保机构的中层青年管理人员加入了“绿色领导力伙伴”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培育环保领域NGO青年领袖领导力。

近30年来，中国环保NGO蓬勃发展，更多社会资源进入生态环保公益事业，使得环保NGO在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优秀青年在环保圈子里面很难持续成长。

　“我们接收环保NGO申报‘SEE·TNC生态奖’的过程中，发现了NGO青年领导人普遍缺乏环保战略视野、民间环保行动能力弱与团队带领能力不强等问题，有必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郭霞说。
　　“绿色领导力”培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项目旨在为环保NGO培养未来的高层管理人才。

牢守生态底线承接产业转移  
宣城市在产业资本高速涌入过程中启动生态市创建

◆宋斌  代群  王立武

    当一个欠发达地区突然面对巨大的发展“诱惑”时，是选择不顾环境的“GDP涨停”，还是选择生态可承受的持续发展？二选一之间，对任何决策者都将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仅2010年前8个月，长三角向安徽转移投资就达1.26万亿元。对安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发展机遇，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安徽省宣城市位于皖、苏、浙三省交汇区，是安徽离长三角最近的地级市之一。这里有宣城的两组数据:一是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规模工业增加值预计均为2005年的5倍多。二是集中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98.9％，森林覆盖率达56％。
　　“万亿元投资前，坚守对生态的底线，虽然短期会影响地区的发展速度，但却有利于培育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宣城市委书记高登榜说。
　　全面启动创建国家级生态市
　　2008年，安徽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的统计显示:当年安徽省实际利用省外资金3226.5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苏、浙、沪。
　　2010年，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的资料显示，长三角地区今年前8个月投资安徽省千万元以上项目共1.08万个，项目总投资1.26万亿元。
　　今年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作为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明确定位为合作发展的先行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区、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和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基地。
　　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共同作用之下，产业资本高速向安徽转移。
　　过去5年来，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由不足6平方公里扩大至17平方公里。新增5个省级筹建开发区。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340户，比“十五”末增加900户。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突破300亿、400亿、500亿、600亿元，2010年预计达到700亿~750亿元，是“十五”末的5倍多，年均增长40％左右。
　　在外来资本高速涌入，产业转移如火如荼之时，宣城市却异常冷静地提出:创建国家级生态市。
　　截至2009年底，宣城市已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1个、省级生态乡镇17个、省级生态村59个，另有19个乡镇和6个村上报环境保护部待批国家级生态乡镇和生态村，提前一年实现了安徽省环保厅确定的生态乡镇和生态村创建目标。
　　宣城市环保局局长黄虹宁说:“目前，争创国家级生态市工作正全面启动，所辖宁国市、绩溪县有望于今明两年率先建成国家级生态县(市)。”
　　打造生态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
　　规模空前的产业大转移，也带来了接收区的新一轮招商引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宣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考虑。
　　“从长远看，生态优势，将是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宣城市委书记高登榜说，保持好宣城的生态，就是保有了宣城的核心竞争力。

　　有“一洞连三省”之称的宣城广德太极洞，是国家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周边乡镇乱采滥挖以及开办化工企业，严重破坏了国家风景区生态环境。由于景区周边涉及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多个县市，处理起来相当困难。
　　宣城市环保部门一面深入了解情况，与周边兄弟县市沟通协调，一面积极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持帮助。2008年8月上旬，环境保护部在宣城召开太极洞风景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协调处理工作座谈会，现场协调解决太极洞风景区生态破坏和跨界污染问题。随后，太极洞周边25家矿山开采及化工企业全部关闭，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得以保全原貌。太极洞问题的解决，被环境保护部肯定为跨省市区域污染整治的范例。
　　宣城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乡，造纸业是其传统产业之一。部分小造纸企业工艺技术落后，成为宣城山水生态名城的一个“污点”。近两年来，按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境相关法律文件要求，结合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宣城市先后关闭了70余家黄裱纸生产企业和20余家污染严重的小造纸企业，共计淘汰造纸落后产能30.05万吨，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目前，全市保留造纸企业39家，其中机械造纸企业23家，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的产能要求；宣纸生产企业16家，其中占绝对规模优势的中国宣纸集团年产宣纸500吨，占宣纸总产量的60％以上，全部手工生产，实现污染零排放。
　　宣城市境内北部是河网密布的圩畈，中东部是大片的丘陵岗地，中南部和南部则是起伏连绵的群山。全市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60％，森林覆盖率达56％，部分山区森林覆盖率高达70％~80％，全年二级以上空气指数天气360天以上，是安徽省单元生态环境最优的3个城市之一。
　　宣城市还不断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环保工作新机制、新体制。建立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体系，完善环保工作目标考核制度，将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建立重点企业、行业和区域环境隐患定期排查制度，环境违法企业挂牌督办制度等。
　　建成六大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宣城市市长虞爱华说:“宣城全力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没有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反而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又好有快发展。”
　　宣城现已成为长三角的重要农产品供应地。宣城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由2005年的219家发展到现在的660家，总量列安徽省第二。形成了以山核桃为主的森林食品、茶叶、丝麻、皖南烟叶、特种蔬菜、南漪湖水产品六大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并已建成华东地区最大的家禽养殖基地。　在旅游业方面，宣城也成为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待游客量由2005年的309万人(次)增至2009年的535.5万人(次)，增长73.0％；旅游总收入由11.3亿元增至34.6亿元，增长26.2％。　5年来，宣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据有关部门初步预计，2010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500亿元，是“十五”末的2.1倍。固定资产投资是“十五”末的5倍多，年均增长40％左右。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260亿元左右，是“十五”末的5倍多。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万元左右，比“十五”末增加7000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200元左右，比“十五”末增加3000多元。

运行成本低  村民不花钱  
戴南分散污水集中处理 
出水水质达一级B类标准，周边河流水质明显改善

生态补偿立法破冰而行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途径是平衡利益，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而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编者按
　　我国最早的生态补偿实践开始于1983年，即云南省对磷矿开采征收覆土植被及其他自然环境破坏恢复费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补偿实践进入了高峰期，广西、福建等14个省(区)145个县市开始试点，并颇见成效。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生态价值难以用货币衡量、生态补偿内容不明确、补偿对象不明确以及行业、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等问题。
　　2010年，我国生态补偿的法规、政策以及实践三方面得到同步推进。因此，2010年，是值得铭记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年，也是值得述说的生态保护工作突破年。为此，本报记者专门就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实践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阐述；同时，也对2010年我国在自然生态和农村环保领域所发生的那些大事进行了点评，以飨读者。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总人口约30万，其中藏族占97％。玉树地震的发生，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要使类似玉树这样的生态脆弱和敏感地区获得持续发展，生态补偿机制的尽快施行迫在眉睫。　                                      资料图片

◆中国环境报记者曹俊

　　2010年，是值得铭记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年，也是值得述说的生态保护工作突破年。
　　4月26日，由国家发改委牵头，11个部委参与的《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工作正式启动。目前，《生态补偿条例》草案框架稿已呈现轮廓，初步提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范围、原则和机制。
　　年底又传出喜讯，三江源地区将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与这个39.5万平方公里试验区同时酝酿出台的，还有中国首个生态补偿机制方案——《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总体实施方案》。如果方案通过，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下游省区将为源头省份支付生态补偿费。
　　2010年，距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已有5年时间——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曾明确提出“国家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补偿机制”。
　　数年的沉寂，5年的蹉跎，生态补偿终于在这一年启动了希望，生态补偿立法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生态补偿机制开始了建设的新步伐。由此，我国生态补偿的法规、政策以及实践3方面都在同步推进，这标志着困扰我国多年的生态保护问题终于破冰而行，让人感到无比欣喜。
　　而回顾2010年，我们发现，这一年在生态保护领域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近几年、甚至近几十年难以绕开的话题。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但若将个案集中研究，仔细剖析，深入分析，却不难发现生态问题中存在一个共同点:凡是成功的经验，都合理地运用补偿手段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凡是失败的典型，都没能有效地破解补偿问题，没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进展令人欣慰，现实问题存在的矛盾令人困惑，两种局面的对比和反差，不禁让我们思考其中的缘由:为什么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在生态保护工作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值得人们如此关切？
　　要解释这个困惑，我们有必要探讨清楚生态保护领域的两个根本问题: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在哪里？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关于生态问题本质的探讨，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即由自然本身逐渐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两者都有其理论和实践支撑，两种认识也都在相应的时期得到了认同和支持。
　　第一种认识源于对生态系统自然演替的认识。每一个生态系统在上亿年的自然更迭中得以维持一种平衡，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在上亿年的自然演替中得以生存，生态系统是遵循自然规律、实行自然演替的系统。第一种认识随之而生，不少环境伦理学家认为，生态问题的本质是自然自身的问题，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独立于生态系统之外对其进行干预。
　　第二种认识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大量的社会生产和消费能力，对资源和能源的极高的需求，生态系统一度遭受严重破坏，在不少地区甚至成为稀缺资源。与此同时，人们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生态系统的个体逐步走向独立，甚至与生态系统构成对立。
　　为了更好地开展生态保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问题本质的新诠释，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新共识。而由此引发的生态保护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的争论，也一直未曾停歇。
　　这两种认识都有其科学性和可行性，但在这两种思路指导下的生态保护实践工作却差强人意。在生态系统保护面临严峻挑战的局面下，要想为解决生态保护困局找到“钥匙”，我们必须再次审视生态问题的本质。生态不语，而生态系统所在地的“人”就成了其代言人，若将生态问题的本质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难免让“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出现角色上的自相矛盾。若不能解决这种矛盾，生态保护工作的推动难免会障碍重重。
　　事实就是证据。在种种事实面前，我们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根本上已经演变为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核心则是利益均衡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延伸开来，即受益者与保护者之间、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获益区域与建设保护区域之间、以及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
　　无偿地要求保护者保护生态有失社会公平。为了全国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不少区域被禁止或限制开发，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当地发展的机会，牺牲了当地居民利用生态资源致富的可能。
　　以长江流域为例，2008年，甘孜、阿坝州人均GDP分别为9640元和8459元，四川省人均GDP为15379元，全国平均为22640元，而地处中游的湖北和下游的上海则高达18796元和32258元。在行政命令或政策约束下，为长江生态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区域，却未能因保护生态而获得相应的机会，恰恰变成了无偿的牺牲。对保护者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无偿地要求保护者保护生态可能会引发其他生态灾难。不少自然保护区就是典型:保护者的奉献往往让自己陷入两难，一方面要区域的生态效益，要保护，要自然；另一方面要当地的经济效益，要就业，要福利。这份尴尬导致那些曾经守候着安静的自然保护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被推上了保护区开发的快车道，经历着从自然化、生态化，向经济化、产业化、商业化和人工化的转变历程。保护区内保护者与保护区外受益者的利益不平衡，导致不少自然保护区无序开发旅游业，背离了自然保护区的初衷。
　　这种不公平和其他生态灾难的可能性，导致人们对生态问题本质的认识有了变化。从解决生态保护问题的实践角度出发，我们不妨提出关于生态问题本质的第三种认识，即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
　　途径是平衡利益，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而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既然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那么，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跃然纸上，即平衡利益，而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可以说，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多年来，我国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以及生态保护区内人们的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但实践证明，这两种方式的效果不容乐观。
　　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其对保护者的利益考虑不足，往往制约着保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难长久地发挥作用。而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在遭遇经济上的落后贫穷，以及因贫穷而引发的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问题时，往往显得极其脆弱，保护者内心积压的不满时刻都有可能迸发。可以说，这两种方式都没能涉及到生态保护的核心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不能解决生态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难题。
　　鉴于此，不少人意识到，补偿才是开展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好生态补偿的问题，才能协调好生态保护区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能将人与人的关系协调好，就解决了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
　　若能找到合理的生态补偿方式，保护者就有了十足的动力来履行保护职责，就有了充沛的精力来投身保护工作。让保护者不再为生计而奔波，他们就不会无视生态效益；对保护区域的考核不再局限于经济指标，保护者就可以放心大胆、一心一意地做好保护这点事儿。保护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受益者为保护者的努力而埋单，通过补偿让双方不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两者就可各行其道，各守其责，生态保护工作自然就找到了抓手。
　　然而，仅仅意识到补偿是开展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还不够。有事实为证。尽管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政策多年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但地方实践从未停歇。然而，局部的地方实践相对于生态系统这一跨区域的大概念，往往力不从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各省(区、市)在矿产、流域等领域就有各种类型的自主探索。不少省内的流域生态补偿，做得红红火火、颇有成效。2003年，福建省率先启动了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工作，到2009年闽江、九龙江、敖江等3个流域都实施了生态补偿。2006年，浙江等省开始陆续跟进。
　　然而，综观全国，到目前为止，凡是跨省的流域补偿，少有成功的案例。跨省、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其利益主体更复杂，利益面更广，仅依靠地方立法和地方实践，没有一个主体来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公平代言、公正裁决，要在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复杂利益纠葛中实现真正突破，是非常困难的。说到底，还是由于地方立法囿于法律效力，跨省利益没能得到充分平衡。
　对多方权衡和考量的需求，使生态补偿的国家立法呼之欲出，而与此同时，一些特殊区域的生态补偿实施方案也在酝酿出炉。前述有关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立法的两个重要行动让我们欣喜。尽管有专家担忧，由草案最终形成并上报国务院通过，至少需要3年时间，方案的实施也非一蹴而就，生态保护的困局或难一时缓解，我们还是应对生态补偿所迈出的这几步表示充分肯定。
　　我们相信，从地方实践走向制度规范，只要在路上，生态补偿立法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