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南方公元又升值了:李涛 邬志辉：“重庆模式”的思想性格:底层政治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探索 .

李涛 邬志辉：“重庆模式”的思想性格:底层政治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探索
进入专题：重庆模式
● 李涛   邬志辉
[摘要]没有争议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没有褒贬的模式就不是真正的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模式发展创新高度同质化与疲态化的今天，很庆幸，“重庆模式”正是在世界的争议与褒贬中诞生、成长并迅速壮大起来的，此不可不谓系“中国模式”之幸。对“重庆模式”的讨论，必须要将其搁置于三十年乃至六十年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宏观变迁背景中来予以考察，否则任何对“重庆模式”的赞誉与批评都无法让对方真正信服，褒贬双方的争论始终都会陷入动机、步骤、性质、价值、目标、方式等多方面的理论窠臼之中而难有突围，这对于推进中国社会未来改革的整体战略走向毫无建设性意义，对于中国模式下的重庆模式进一步有效制度化提炼与合理性升华更是毫无裨益。因此，摈弃彩绘化言说方式和技术化责难话语以客观态度用面向未来的政治大视野来真实看待“重庆模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转折性意义，价值巨大。在摈弃把“批评当独立、褒扬当媚权”的情绪化无理独断喧闹思维后再来客观评定“重庆模式”，不难得出“重庆模式”的转型政治哲学是一场深刻的全系统的底层政治学实践，特别是从六十年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宏观变迁背景中去考察“重庆模式”，我们更不难发现它是时代的选择，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式螺旋状扬弃上升的新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主义是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民生导向型底层政治学实践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辩证弘扬为初塑模式的。
[关键词]“重庆模式”；底层政治学；时代选择；否定之否定式螺旋状扬弃上升；新社会主义
自拙文《重庆模式：民生导向型的底层政治学实践》（李涛、邬志辉）和《走向何方：中国特色与重庆经验》（李涛）分别于2011年7月21日和2011年7月7日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第207期第7版“政治学”版)与《社会科学报》（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第1270期第4版）以来,陆续收到诸多学界朋友不同意见的反馈，褒贬不一，引起不小争议，然不管学界对“重庆模式”持有多么迥异的评论，事实上都已然证明重庆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沿标本，鉴此，应学界朋友们的反馈要求，本文尝试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以旁观者的立场全面评析近几年来由重庆政治实践所客观形塑的社会焦点——“重庆模式”。
一、“重庆模式” ：全面铺开的系统化底层政治学实践
“重庆模式”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舆论界的热点问题[1]，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一方面，重庆的城市特点在多方面具有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样范，是中国进行自我深度解剖的一个绝佳的浓缩标本；另一方面，重庆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政策超前性与独立性，从1997年直辖开始到2007年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再到2011年，“重庆模式”的初步形塑完工，重庆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转型改革的战略前沿阵地已无庸置疑。“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社会改革试验的先锋在于它的目标明确性、体系开放性与路径无赘性。目标明确性在于解答“重庆模式”到底为了谁的问题，体系开放性在于诠述“重庆模式”到底以什么方式做的问题，而路径无赘性则在于明确“重庆模式”到底有什么先天优势的问题。重庆新政事实上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在中国改革日益从上世纪90年代的“增量互利”型改革变为本世纪“结构排他”型改革的今天，处于市场宏观调控中心的党和政府之于改革收益的的利益再分配与价值指归到底是通往哪里？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藏富于权？[2]“重庆模式”明确地将“民生”作为其改革的核心目标，其毫不吝啬的“公租房改革模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模式”、“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五个重庆”建设[3]都巧妙地将持续增长的经济收益通过各种政策设计还归于重庆民众，它们都毫无争议地以底层群体利益作为其政策设计明确的政治哲学，这是一种非补偿性质的底层政治学实践，是一种政策设计的常态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不是以凝固和静态的政治菜单秀和口号许诺来实施的，而是以开放式的不定型的准体系形式来承接的，批评“重庆模式”一词套用“模式”为时过早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静态政治观的理论思维，“重庆模式”本身的持续开放性与不定型性就是其成为新模式的一大亮点，是一种反静态模式观的新模式。“重庆模式”的路径无赘性在于它的区位结构决定了它在改革三十年中，没有刻意的形成也没有很好的政策保证其形成一套即定的闪亮模式，例如广东模式[4]、深圳模式、蒲东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它的路径更新不积重难返，而在历史中无意识地形成了一种路径转换的多元性反而成就了当前正在被不断形塑与壮大的“重庆模式”，例如，重庆没有完全形成单一的“出口驱动型”、“内销驱动型”、“私有资本独大型”、“乡镇企业型”、“金融资本型”等经济类型，而是多元发展，多元共生，这反而给那些在金融危机后面临世界经济发展困境中的中国单一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前段时间陆续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沿海工人下岗与用工荒现象都证明了中国地方单一发展模式独秀的危险，“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实现“国民共进”正是得益于其历史上无意识形成的混合式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基础，同时配合“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结穷亲”以肃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大举动，一方面在现行社会条件下解决了行政官僚体系科层结构不能高效运滑的困境，另一方面以群众实名举报直递高层无需过中间部门的方式解决了行政序列程序监督的尴尬，“唱红”与“打黑”的非常之举是现行社会体制框架内保证经济与政治环境持续优良运行的唯一之举，苛刻“唱红”与“打黑”微观技术性越位或者缺位的意见指责从而试图全盘否定“重庆模式”的意见领袖们[5][6]这次应以大局为重，要更多考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诸如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把重庆模式固定化，如何在重庆模式未来深化探索过程中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化、常态化，以完善“重庆模式”的形塑方案，这才是对重庆民众、中国民众负责的表现，才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大局理性政治考量的表现，而“三进三同”与“结穷亲”等群众路线本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优良传统，三十年以来被丢弃的传统在“重庆模式”中实现了一个螺旋式的回归，这本身说明了“重庆模式”在当前中国的深度战略转型意义，一座红色城市、一支红色队伍以中国公众所熟悉的身影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回归了，这才是治疗中国三十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发展病”的真正良药。
二、 “重庆模式”：时代的选择还是政治的秀场？
重庆人的性格就如同红色的火锅一样，麻辣感觉从来都是显在脸上、说在嘴里、绘在身上、写在手中。对“重庆模式”的评价，重庆人也绝不藏着掖着，而是敢爱敢恨、敢说真话、耿直豪爽。多方客观化的“重庆模式”调查结果显示，在这座具有浓厚红色革命传统的城市中，大多数重庆人对“重庆模式”是相当支持的，重庆被评选为“2010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进一步证明了“重庆模式”是得民心的非政治作秀。在一个被“超真实”虚拟驯化以致对政治普遍缺乏信任和对官方行为多有心理逆反的世俗化时代中，“重庆模式”能得到如此高的支持率本身就证明了它不是被媒介所渲染出来的而对重庆公众集体思维驯化的行为秀，否则“重庆模式”这个所谓的政治行为秀是欺骗不了重庆公众眼球的，它的支持率在这个政治逆反的世俗化时代也就应该是很低的，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这充分证明重庆公众是真心支持这样的一个新政模式的。
重庆模式之所以如此为重庆公众所支持，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中国三十年甚至六十年的社会变迁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勤劳的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就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带领下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国家富强探索试验，他们的试验刚开始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改良版，此时国家诸多体制制度机制的设计与运转都是按照苏联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中国实际社会生活相结合来操作的，在一段时期内它的运转效果是比较优良的，然而50年代末与苏联交恶以后，中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渐陷入到困境之中，这一方面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极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国家权力监督制衡体系的完全破匮。尽管领导者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初衷都是为了使底层民众拥有直接民主与权利，从而希望底层生活地更为幸福，然结果却因为过度的政治性阶级斗争而破坏了经济增量改革的良好运转体系致使社会难有更大的进步，但尽管如此，对内中国人依然顽强地在建国后的三十年内，摆脱了匮乏状态，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建立了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免费住房和医疗、养老等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外中国人自主研发出来的“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从根本上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自1840年以来的百余年耻辱，以1967年至1976年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式群众直接民主运动尽管弊端多多，但是它本身也给我们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深化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革命遗产以及精神资源，这预示了中国未来的改革注定将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轨迹，在将来遇到新的发展困境时，我们能够整合历史资源进行扬弃式反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转折，中国宏观战略设计开始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逐渐摆脱极左思想的危害，国家宏观经济逐渐由严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逐渐由威权管制型过渡到公共服务型，国家资本、民营资本、国外资本三大资本逐渐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也从1978年的温饱水平过渡到2002年的小康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逐步完成了从1.0和2.0版本向社会主义3.0版本的华丽过渡[7]，30年来改革开放最成功的代表无疑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这个模式的精髓即在于效率与速度，确实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在世界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前提下依靠出口创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家政策优惠等途径能够快速实现经济规模总量的腾飞，这为历史和时代所证明，事实上也正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引领了中国三十年以来的整体发展模式，已处于社会主义小康阶段中的国人从来不拒斥这个模式本身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承接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必然产物，一旦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它就注定面临一系列经济困境，并且永远处于国际资本生产链条的最低端，但由于其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来讲的经济优势又进一步习惯性地钳制了自主核心工艺研发能力的积极性，经济发展路径转型上积重难返，同时与国际资本链条严密接轨的资本之上逻辑又进一步窒息了社会底层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农民工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给他们的幸福感，社会因单一的资本逻辑而断裂，曾经作为公共服务而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现在都被资本化了，社会新富阶层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以资本的单一逻辑而相互勾结，社会底层的阶层流动渠道因私人资本与公共权利的非法越界而变的越来越狭窄，普通百姓社会成本愈来愈高，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经济、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唯资本话语时代中的腐败、违法、道德缺失现象越来越严峻，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得不屡屡接受暴富阶层、权力精英一次又一次人格与尊严的联合挑衅，中国社会再一次被迫走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键时刻。
怎么改？唯GDP主义思维下的各地方党政始终难以摆脱三十年以来的唯经济发展惯性，在个人前途与公共利益面前，中国多处地方党政依然奉行“无过便是功”的保守观望态度，若干次被自上而下动员起来的“解放思想”再也没有了三十年前那么真实强大的实践意义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依旧在持续运转，但尴尬的是深圳已经自我察觉到了自己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宠儿”沦落为了现在的“弃儿”，正如《南方周末》所论：“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曾经的增长典范——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遭遇滑铁卢[8]”。“深圳模式”的下一步改革注定只能是继续强化私人资本以维持其高速运行而难以扭转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承接国际产业分工尽量摆脱国际资本生产链条低端环节的尴尬命运，但这种疗法注定是难以华丽转身的，西方大资本的绝对逐利性格绝不可能给东方世界的中国与广东深圳以定价、定标的权力，更何况这样的资本运转体系是建立在进一步压低作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工资和福利身上的，社会不公平是这套经济运转体系的天然衍生物。试观今日之中国，尽管处处鼓励追求思想解放，处处鼓励制度创新，然真正命关中国发展与路径走向问题时，我们发现战略选择上并不多，唯有两条：一继续走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二走以重庆为代表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绝不是简单重复1978年以前的政治狂热模式，这是被误读和妖魔化的观念，“重庆模式”的核心在于其民生价值观的重塑、在于其为谁执政的观念厘清、在于其资本运转多元主体的共进、在于其底层社会服务能力的方式创新，在于其本性上是中国六十年富强试验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扬弃上升。近几年来以高速运转的“重庆模式”确实也是魅力政治与个性政治来推动的，诸多批评者担心重庆模式不能持久为由进而简单否定重庆模式的言论，本身忽视了“重庆模式”推动方式与“重庆模式”本体之间的异同，试问在中国当前现有的静态政治宏观条件下，一个脱胎于旧有模式而又以全新样式出台的发展模式怎么可能会没有魅力政治与个性政治的推动呢？只是这个模式随后的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而已，因此，在2011年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后，是时代选择了“重庆模式”。
三、“重庆模式”：螺旋状扬弃上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
“重庆模式”不是静态的思维革命，它的产生与发展是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系列新问题而实践出来的理论提炼，是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社会治理路径的必然选择。当作为中国浓缩标本的重庆人均收入步入中等阶段以后，不可避免地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传统的发展模式面前掉入进了十个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如何解决这系列问题呢？“重庆模式”在融汇六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宝贵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融合前六十年两个三十年阶段分别的精神优势与物质优势，这正如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所言：“中国前三十年给后三十年奠定了基础，后三十年有重大突破，重大的创新，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9]”。由此，我们才开创了具有“重庆模式”在新阶段上否定之否定式螺旋状扬弃上升的新社会主义道路。
（一）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于重庆而言，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无疑是“重庆模式”得以宏大形塑的先导。中国城乡几十年的人为裂断事实上已经成为了阻约国家社会进一步全面整体发展的根本制肘，“规模增量驱动型” 的社会发展模式必须要让位于“结构系统优化型”的社会发展模式，这是时代困境注定的转型诉求。中国目前旧有的其他诸项发展模式不管还有多大的缓存空间，但其思想性格却无一例外不是“规模增量驱动型”的，因此时代病症始终在呼唤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系统优化型”模式治疗方案。“重庆模式”的统筹治疗法于是应运而出， 当然笔者更希望“重庆模式”只是此类治疗模式的一个有高度的起点，更多的“结构系统优化型”治疗模式能够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
重庆统筹城乡综合改革是包纳诸多社会发展要素的系统协调式改革，它不同于传统改革中各自为政的要素独立改革，2007年，重庆被确定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时，就注定了这场统筹改革将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系统化的宏大试验。从城乡资金、人才、教育、医疗、户籍制度、住房、土地、环境、生态、文化、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层次相互配套又统一规划、调度与实践的全视角来进行系统的宏大社会改革，这是“重庆模式”区别于以前模式社会改革的突出特点，是一种典型的结构式改革。重庆的小额贷款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在城乡地区逐渐得以健全和完善，占重庆人口44%的“两翼”地区历来是重庆发展的薄弱地带，因为那里是重庆大农村与大库区的集合点，重庆市和“两翼”区县政府于2010年开始启动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要使此地带95%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在三年内年收入增长2/3，即从1.5万元到2.5万元，为此，政府筹资100亿元以推动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强化合作农业的作用创新集体经济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降低小农经济的风险，这是当代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创新点。同时以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重庆城乡诸多公共政策制度、设施、待遇、服务等配套要素的全面一体化，在相关环节，加大力度向农村地区予以倾斜与补偿。重庆生动的统筹制度创新另外还体现在宽松的“农转非”户籍制度改革背后全方位的保障体系覆盖（体现在补偿资金、公租房申领、医疗与教育保障、养老保障、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社会救助等多方面，同时还继续暂时保留这些转户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林权和承包权三大权利，以防止农民转户后可能出现的城市生活不稳定，这直接造福于1000万需要转户的农民工）；土地交易所的地票交易在保证耕地红线的前提下促进了城市资本大量回流农村与边远农村（而不只是传统中因城市化而获益的城市近郊）；绝不依靠“土地财政”谋公共利益之私的政府公共租赁房建设模式、重庆建构了一套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进而并不相互矛盾[10]并不互相争利的经济协调生态循环系统，重庆将公有资产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这大大减少政府对税收的依赖，给民营企业松了绑，同时让中央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得到了一个坚实实践基础；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探索中全面建构的城乡教育立体多元、协调互动的“点-力-链-网-面-群-体” [11]重庆统筹模式等等。
（二）民生导向型底层政治学实践
“重庆模式”对于民生导向型底层政治情节的追求直接体现在“十大民生工程”上，“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哲学是以社会底层为主体的幸福政治学，这种具有底层情节的幸福政治学实践不需要任何的理论务虚和高调口号，就是实实在在的项目加政府投入，正所谓民生就是经济、就是政治、就是人民幸福、就是社会良心、就是党真正为人民服务，因此认真解读这“十大民生工程”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重庆民众大多数都真心拥护“重庆模式”，因为：一、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实实在在地解决城市中低等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这将直接满足30%到40%的社会住房需求，达到重庆全域30%-40%的低端住房有保障，60%左右的中端住房价合理，高端房房价得到有效遏制，这对于中国“新三座大山”之一的住房改革是具有革命性的，而认真思考重庆公租房的“融资模式”即可发现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会出现因财政紧张等意外因素而导致公租房建设项目完成不了的问题，因为从土地上讲，重庆从2002年开始, 政府就控制了土地一级市场, 所以在公租房建设上, 重庆政府直接掌握土地储备, 根本上防止了私人的开发商不按规划来囤积土地,从资金上讲，公租房是由重庆近10年来不断赢利的国营企业来建设，初始阶段的大量投资都由重庆国资委来统筹承担[12], 然后吸收包括社保基金、人寿保险资金在内的其他各类社会资金，因此这项民生措施也减轻了诸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负担，提升了社会底层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了重庆投融资环境,这也正是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说重庆模式可以拯救中国房地产的原因所在[13]；二、以解决农民工户口为突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将从根本上废除对农民工长期的社会歧视，保证农民工与城市其他就业者一样，享受到城市人可以享受到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权利，这个“农转非”的规模是相当巨大的，将在未来十年内达到1000万，这相当于重庆总人口数的1/3，除去本身是城市户口的1200万人口，重庆户籍意义上的城市化率甚至可以超过65%，这是相当巨大的底层实践；三、农村留守儿童等方面的关爱计划将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一方面直接提升目前庞大的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进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积极性，解除外出务工群众的后顾之忧，创造出更大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华民族下一代负责任的表现，因为这批农村留守儿童在缺失教育中养成的文化素质和心理韧性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四、重庆于2011年要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使300多万农村老人老有所养。这批农村老人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是历史上城乡“剪刀差”以完成中国工业化体系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独立起来的直接当事人，重庆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是理所当然的国家补偿；五、医疗卫生向基层倾斜，让群众看病方便、治病便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屡屡正式宣布的医改失败其症结核心在于卫生服务机构其价值取向到底是盈利还是服务？其实医改本身并不难，关键问题是要搞清楚改革为了谁以及如何为了谁的问题；六、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这直接是向重庆民众表明一种政府积极推进就业的决心与态度，这些微型企业，将极大的改善重庆低端就业难问题，满足重庆底层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七、在重庆中小学、幼儿园配置校园民警，建成500多个交巡警平台。无疑这将极大的保证社会弱势的生命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增强人民幸福指数，确保社会和谐；八、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进行城市建设，将重庆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对于重庆这座老重工业城市来说，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开发模式在历史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重庆这座城市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它的别名叫“雾都”、“火炉”、“山城”等等，如果不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座城市将迟早毁于建设者手中，因此重庆2003年以后陆续的重工业城市外迁、市政建设、交通改善以及重庆新政中的“森林重庆”建设，已经逐渐使这座古老的依山傍水之城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绿色城市，那些挺拔的银杏、香樟和桂花让每一个生活在重庆的市民都成为了“重庆模式”亲眼目睹的直观者和见证人；九、“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实施。它是具有重庆特色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是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重点战略，此领域的系列创新将直接推动重庆整体的全面繁荣，意义重大；十、深入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深化“三项制度”，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困难。这项举措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回归，是党紧密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新时代实践，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实践“八荣八耻”，亲身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宏扬社会正气的“社会主义新大学”。正如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所言：“重庆实践”破解了“中国双重人格难题”、这是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 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这是再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4]。
（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辩证弘扬
“重庆模式”的核心在于“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与“民生导向型底层政治学实践”，这某种程度上笔者也同意《亚洲周刊》对重庆模式特点所论：“‘统筹’与‘兼顾’”[15]。可是由两项核心探索所形塑的“重庆模式”又不可避免地要首先整肃不健康的社会环境，这一方面要彻底破解资本与权力的非法交媾，另一方面则要可持续地营塑和保持社会环境清洁、透明、公正、健康的公共氛围，因此，“重庆模式”建设必须要首先从“打黑唱红”正反两个方面来确保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辩证弘扬，同时以“唱传读讲”等一系列的更为宏大的气氛营造来确保重庆在当下开放社会中最大程度的公正环境,所以李希光教授才讲“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16]”，而纪硕鸣先生才述“‘重庆模式’的核心是价值观[17]”。部分媒介对“打黑唱红”恶意妖魔化而故意捏造的包治社会百病的说法是毫无根据与道理的。因为： 一、“重庆模式”从来就不只是“打黑唱红”，它只是“重庆模式”底层政治学与新社会主义公共实践的一个必要的前期环节,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重庆调研中所指出的：“看“打黑除恶”资料不打不行”[18],因此对“打黑唱红”微观的技术性批评并不构成全盘否定“重庆模式”的依据，部分法律意见领袖们更应该站立在公正与全局的立场上，走出自己专业理论狭隘的“一亩三分地”，从积极推进中国社会整体改革的高度出发去评定“重庆模式”对于破除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同质化倾向严峻与死水一潭现状的积极性价值和意义，走出书斋理论和学科壁垒的灰色牢笼，将具有建设性批评意义的客观理论建数与常青的生活实践事实相结合，这才是当前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负责任的表现，是当前历史转折点上超越左与右共同推进中国社会向中国理想状态发展的智慧风范。二、“重庆模式”，初步构塑出了一座城市的底层情节和公共精神，中国三十年来道德与信仰的迷失是一个客观的即定事实，“唱传读讲”是民众对缺失的道德信仰的一次公开记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性回归，更不是专断的强迫，而是让人们在自由选择的公共生活靠近经典、热爱经典、体悟经典，以此善待人生而已。这些经典尽管以“红”的字眼出现，但并非我们曾经集体记忆中的某些领导人家长作风的“红”，而是民众本身喜欢的“红”，一种经典的“红”，一种正气与高雅的“红”，一种在当前物欲时代让心灵不再寂寞流浪的“红”，更何况这样的“红”并不是强加在世俗个体公众身上非学非唱非读非讲不可的东西，普通公众仅仅也是选择性的吸取自己喜欢的经典而已，甚至普通公众也不一定非要去学习和吸收，所以，重庆的“唱传读讲”都只是建议性的出版《读点经典》之类的红色书籍，当然这绝不能够和作为科层制中的重庆行政系统所要求的“红”相互混淆，因此部分媒介对“红”的妖魔化解读是无意识的历史字眼串联，无客观根据。三、部分意见领袖们现在对“重庆模式”强人政治定性的批评必须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一方面，“重庆模式”的出台对于打破中国地方社会多元发展模式探索坚冰与禁区是有积极意义的，作为新阶段中真实实践了思想解放的先导城市——重庆，“重庆模式”怎么可能会一开始就必须保持所谓的制度常规？怎么可能一开始就四平八稳？怎么可能一开始就能够模式化的规定性与规律性运转？它必然是领导者理想意志与社会客观存在、传统规约、生活习惯、文化风俗、法律政策等要素的统一结合，而这种结合就注定领导人的政策实施不是强人政治，而是魅力政治和个性政治，这决然不是部分媒介所单纯枉断的人治，这和简单定性“重庆模式”是单向度回到1978年前所谓红色羁绊的说法一样，在世俗化和市场化改革如此彻底的今日中国，显然是典型的极度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与情绪意淫。试想30年前的“深圳模式”不也是如此饱受舆论争议的吗？可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还会责难“深圳模式”让中国国民30年由温饱进入到小康水平了呢？时代问题，绝不是一个传统即定路径就能一走到底的，因此，在新阶段多一些与“深圳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模式的选择是利大于弊的。这正如笔者开篇所言：没有争议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没有褒贬的模式就不是真正的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模式发展创新高度同质化与疲态化的今天，很庆幸，“重庆模式”正是在世界的争议与褒贬中诞生、成长并迅速壮大起来的，此不可不谓系“中国模式”之幸。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能够适合中国地方社会科学发展的诸类模式出现，如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对“重庆模式”所作评价时的观点一样：“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难题提供新思路”[19]，中央无不希望地方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创造出各种能真正解决中国难题的地方新模式。但千百年来无数次的历史事实也必须让我们年轻的国人牢记：只有在历史传承和世界变迁的不断流动过程中独立地思考中国问题，坚守中国大多数底层社会群众的根本立场，兼顾社会其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对各种流行的左与右的社会思潮作深入的检视然后做批判式过滤状汲取，而绝不因为感性萌动而轻易笃信[20]，更多地要在社会现状、社会实践中去检验灰色理论与思潮自身的合法性与否而不轻易盲目定论，仅有如此，作为我们共同热爱的这块土地——中国，才可以更加繁荣昌盛，作为我们共同热爱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中国人民，才能够更加幸福安康。（[作者简介]李涛，男，四川绵阳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政治（法律）哲学与文化哲学、思想史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教育政治学与社会思潮研究。邬志辉，男，黑龙江鸡东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发展与底层政治学、农村社会制度与地方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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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纪硕鸣.重庆模式、经济民主与自由社会主义——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J].商务周刊,2009(20).
[10]崔之元.重庆“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经济学[EB/OL].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6989
[11]李涛、邬志辉.2000—2020年：国家统筹城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庆模式”建构——“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回眸与畅想[J]教育发展研究（上海）.2011年.
[12]郭晓科、李希光.国际新视野下的重庆实践——“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新模式研讨会”综述[J].探索,2010(6).
[13]郎咸平.“重庆模式”可以拯救中国房地产[EB/OL]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8801
[14]李希光、顾小琛.重庆梦与中国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4).
[15]纪硕鸣.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J].亚洲周刊,2009(6).
[16]李希光.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J].瞭望2010(1).
[17]吴邦国重庆调研：看“打黑除恶”资料称不打不行[N].重庆日报,2011-4-15
[18]纪硕鸣：“重庆模式”的核心是价值观
[EB/OL].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453.html
[19]李源潮.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难题提供新思路[N].重庆日报,2011-4-19
[20]此系列文章可以参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乌有之乡网”、“爱思想” 、“凤凰网”等 “重庆模式” 相关文章的讨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王绍光先生的对“新自由主义”的重庆反思、西瓜先生的重庆唱红，比阵痛还痛；何路社先生的关于“重庆模式”的一点哲学思考以及乌有之乡网站的重庆模式的历史必然性——乌有之乡第一次重庆模式研讨会纪要、乌有之乡第二次“重庆模式”研讨会纪要；苏伟、杨帆与刘士文先生的《重庆模式》全面解读“重庆新政”——中国道路的另一种选择；黄宗智先生的重庆经验理论试解：国有资源市场增值社会化等相关文章。
原刊《理论与改革》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