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供热设施配套费:中国最高智库出炉史

从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刘兴海：中国最高智库出炉史

文/胡赳赳（采访整理）
<<新周刊>>第303期



“一个真正智库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和历史赋予你一定职责。现在称国交中心为第一智库为时尚早。”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秘书长刘兴海在将本刊拟定的采访提纲面呈曾培炎（前国务院副总理、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认可后，于6月26日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一向低调的刘兴海选择本刊作为独家发布平台，是缘于沟通的诚意。这位在美国待过13年的专家，去年回国后即着手运作中国官方背景的智库。他也证实了此前媒体的猜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交中心）3月份成立，正是为了举办7月份的全球智库峰会。而且，将会有一系列的国际论坛在这个平台上运作，“每两个月举办一次大的会议”。

　　为什么不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政研会）主办呢？刘兴海坦承：“成立国交中心则有更大的号召力，能调动更多的资源。”事实上，政研会像是国交中心的一个智库机构，是智库背后的智库。现任国交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的郑新立就是政研会常务副会长，还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刘兴海冷静地说：“说中国第一智库现在怎样，还为时尚早。”停顿了一会，他又说：“但独立思想的盒子，这个东西不能丢。”

“成立智库是培炎很想做的一件事”

《新周刊》：媒体最近有猜测，这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３月份才成立的。是不是为这个峰会才成立的？

刘兴海：对。当时我提出三个目标：第一是举办大型的会议，为国际社会交流创造一些机会。第二为国内国外企业相互交流，搭建走进对方的平台。第三做民间外交。
我原来提议由政研会成立这三大部门（国际会议、中外企业交流平台、民间外交），这三大块既相互之间有关联，同时又是独立的部门。另外可以产生很好的效益。比如说给美国政府做中国咨询；怎么获得美国的一单生意，获得准入，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政研会1994年刚成立是有财政支持的，现在没有了，而给企业做游说有很好的收益。

《新周刊》：由政研会牵头来做智库也可以，为什么还要重新成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刘兴海：我们想成立就跟政研会的领导讲，认为推到更高层面会获得政府更多支持。所以他就找了培炎——前副总理，如果培炎能做这件事，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国家支持。
特别是经常发现我们的企业在海外被人起诉，利益受到损失，或者是利用WTO的条款来损害我们的利益。实际这些基本问题的根源是我们对一些国际惯例、区域经济体运行的规章制度、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判断不够，了解不深入。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的名义向国务院提了建议，我们应成立自己的组织或者叫社团，协助中国的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时，与政府交往，了解当地的法律、社会人文文化，在走出去之前就对这个区域有足够的了解、认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曾经我们有国内的一个央企，想收购弗吉尼亚的一个石墨厂，我们对它不了解，不清楚这个厂的情况，又确实需要这种石墨的技术，但在美国国会反收购和其他的一些法律条款范围内有清单，针对某些国家是不能进来的。我们的企业不了解这一层，直接去和对方谈判，委托律师楼、会计楼去做调查，做一次调查要花200万美元，但是这个调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调查结果是什么你都不可能做成这笔生意。如果有这种机构，像中国政策研究会或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事先为企业做足够的政策方面的咨询，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人力财力的浪费。

《新周刊》：现在媒体已经在称呼政研会为中国第一智库，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刘兴海：为时尚早，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团队。目前我们没有自己的智库，也没有一群自由的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才。我们只能借助两方面，一方面借助国内现有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跟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的国际科研所，包括跟国外的合作；第二，一个真正智库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历史赋予你一定的职责，比如我们现在，中央政府或社会能给你多少机遇。我们的优势是有发改委、商务部作为理事单位，我们可以拿到最准确的、及时的各种的数据，作为报告的基本要素，我们制定了中国一流智库的框架、条件，但目前说它是一个完整的智库还不成熟。

《新周刊》：在你与曾培炎直接的交流过程中，你觉得他的核心想法是什么？

刘兴海：他每次开会提到的基本上也是我们现在谈到的内容。希望成立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为中央政府和社会发展提供很好支持的战略研究机构。这是他很想做的一件事。一方面他有这样的经验，他原来管中国的经济、工业很多年，对中国的家产很了解，如数家珍。另一方面，培炎他本人很严谨，工作态度认真，能获得的数据是其他机构不能相比的。他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为中央政府决策提供支持，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指导性。

《新周刊》：媒体也在说，成立国交中心是温总理直接示意的。
刘兴海：我们提出这个想法后，培炎形成了一份报告，准备成立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个报告确实是总理签批的，李克强、回良玉也签了，国务院领导层面很支持这个机构。但并不是授意，而是从民间提上去的。

“为中国企业谋发展也是智库的工作”

《新周刊》： 这次智库峰会的论坛为什么可以邀请到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出席？200多位，还有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的代表。

刘兴海：首先这是全球首次，全球智库在一起开一个共同的会议。其次，这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需求。中国跟外界在交往过程中，无论政府、民间、企业，都非常需要对外界有个预先的判断，对企业、国家政策、区域间经济发展状态，需要有预先的评估。但这方面工作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做得很少。

《新周刊》：也就是说，国家与区域之间的互动需要有国交中心这样的机构。

刘兴海：我们缺少国内的机构，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做事先的政策和市场的研讨。比如美国有个机构叫business round table，商务圆桌俱乐部，它大概是美国前100家大企业的总裁俱乐部。去年我们副总理王岐山访问美国时，这个俱乐部的总裁和会员大概有十个人见了王岐山。这些大企业总体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与中国联络。比如说想找一家中国的能源企业，他是该先找企业，找发改委，找能源局还是找当地政府，当时他们问王岐山中国有没有类似 business round table这样的机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新周刊》：国交中心成立后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兴海：这个机构成立后，我们一直想搞一个全球的会议，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计划，首先搞能源论坛。中美能源企业交往的层面比较宽，比较深入，相互的需要也比较迫切，美国奥巴马上台后，很重视气候变化，很重视企业碳排放，出台一系列新的工业标准。但标准出台以后，很多企业是反对的，比如通用公司这些生产汽车的，还有一些能源企业。他们的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竞争力会下降，老的生产线会停产。企业的包袱很重，又面临经济危机。今年七月中旬他们陆续会来中国访问，9月份奥巴马来中国访问，希望中国有新的相应的配套措施能和他们相呼应，这样他们在新的工业标准下生产的产品会有他们的市场，这些企业的存活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回去再游说他们国内的企业。这就是美国的智慧。这些就是他们的智库的工作。

《新周刊》：在我们的观念中，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由看不见的无形的手在掌控，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是吗？以你13年在美国与企业和官方打交道的经历怎么看？

刘兴海：美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前瞻性，实际上都是政府的智囊团，就是我们说的智库，在做长期的规划。不像我们想象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无序的竞争。实际上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已经很完善。
美国的智库是很厉害的，比如兰德公司曾预测过朝鲜战争。他们的智库跟我们的结构不一样，有充分的社会性，都是社会上的人集合在一起，包括在CNN、联邦政府工作过的，像基辛格就很典型。基辛格基金会就是一个智库公司，基于他对美国政府的深刻了解，在亚洲的人脉关系，对中国政策走向、决策的机制的了解，他知道中国将来要做什么，怎么做。像最近的《中国向非洲扩张》、《中国在能源领域里的机遇和挑战》，这是布鲁金斯基金会写的学术报告，每个报告就是一本书。
像这些战略研究所或者智库，回美国后会有很强的说服力。美国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之前，这种智库公司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