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上海别墅配套展:韩德强：内因与外因——《矛盾原理》之七

作者：韩德强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69    更新时间：2007-7-27
韩德强：内因与外因
《矛盾原理》之七
从简单事物与复杂事物、低级矛盾与高级矛盾的关系看，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也需要重新思考。
我们已经知道，高级矛盾来源于低级矛盾，由低级矛盾构成，受低级矛盾制约，却主导低级矛盾。考虑到事物的相对独立与绝对联系，构成高级矛盾的每一个低级矛盾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而高级矛盾则成了该低级矛盾的外部因素。因此，高级矛盾主导低级矛盾就意味着外因主导内因，低级矛盾制约高级矛盾则意味着内因制约外因。
显然，这个推论与内因决定论格格不入，而内因决定论又是《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之一。《矛盾论》是这样表述内因决定论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1]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并在相互联系中又保持着相对独立，这就是事物的矛盾性。矛盾双方相互作用，其中一方起主导作用，另一方起制约作用。对于主导方来说，内因起着主要作用，而外因，即被主导方力量只起制约性作用；对于被主导方来说，外因即主导方的力量却将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而内因只起制约性的作用。如果对于任何事物都强调内因起主导作用，则客观上就是强调、夸张了事物的相对独立性，将联系着的世界割裂成一个个由内因决定着其发展的事物，从而体现其深层次的孤立的、静止的、原子论的世界观。因此，内因决定论其实是物质决定论的延伸，也是原子论的延伸，从而与矛盾论、整体论格格不入。
那么，为什么着力倡导矛盾论和整体论如毛泽东者，在内外因关系上会落入原子论呢？我认为，这同样既有理论上的原因，又有价值上的原因。从理论上说，《矛盾论》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可能不受其原子论思维的影响。其次，内因决定论的确能够解释一部分现象。不但对于处于主导地位的事物有解释力，即使对于处于被主导地位的事物，也有一定定的解释力。道理很简单，事物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被主导的事物上升为主导地位时，被主导的事物的内因将起主要作用。例如，在国共交战，双方地位很不稳定，处于激烈变化期时，内因的确更加重要。只是对于那些相互关系比较稳定的事物而言，例如人体与构成人体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主导与被主导关系不太可能被颠倒，内因论才显出问题来。从价值上说，内因决定论与原子论一样，可以鼓舞劳动者的斗志，增强反抗者的自信。从整体论看，劳动者实际上是分散的、无力的，被一层层的权力和资本所主导、所剥削。如果一定要反抗，则必须组织起来，从而形成新的权力结构，形成新的整体。在新的整体中，如果领袖们谋求个人利益，则普通劳动者仍然不能摆脱被剥削的处境。从内因论和原子论看，则只要有奋斗，就会有成功，关键在于自己。从整体论看，旧中国作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国际上处于被主导的地位，列强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击败中国的反抗（即内因）。只是由于列强分裂、交战，削弱了控制中国的力量，给中国共产党腾出了成长的空间，这正如蒋冯阎大战给井岗山的红军留出了星火燎原的可能一样。然而，从内因论和原子论看，这种分析却显然是小看了人民的力量，高估了敌人的力量，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分裂和混乱上。事实上，毛泽东既善于进行整体论的战略分析，打游击战和运动战，又善于用原子论、内因论的鼓舞战士们的斗志[2]。既然如此，在理论概括上，毛泽东就很容易在整体论与原子论之间搞折衷，从而使《矛盾论》自身留下自相矛盾的缺憾。
从认识论角度看，这个缺憾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句名言：“产业较发展的国家，在较不发展的国家面前，不过指示了它们的将来的形相。”（初版序）实际上，这句话是典型的内因决定论，也是典型的国与国关系的孤立论。这等于是向殖民地国家暗示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美梦，尽管这个梦的实现也许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据说，这正是历史进步的方式。这样，当欧洲殖民者来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时，就是不自觉地在传播先进文明，加速历史进步。相应地，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则成了抗拒历史进步潮流的反动现象。历史事实是，欧洲的工业产品来到亚洲时，印度、土耳其和中国的手工业被摧毁了。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反而经历了一个负工业化的过程，并沦落为西方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发达的欧洲与不发达的其他地区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如果马克思在二十世纪再生，他可能会痛苦地承认，居于外围地区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用资本主义的办法绝不可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世界经济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控制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不发达国家则成为徒具形式的独立国家，这是整体论的考察结论。这一结论意味着，只有改变世界经济结构，才有可能改变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性，建设独立互助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单独一个国家，即使如中国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想摆脱国际经济秩序的控制，也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个角度看，苏东解体，中国改向，固然与内因有密切关系，但是更反映出国际等级分工和剥削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常常拿香港比深圳，拿南朝鲜比北朝鲜，拿台湾比中国，拿西德比东德，用内因论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香港、台湾、南朝鲜或西德的发达，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有意无意的安排罢了，只不过是反映了这个体系的稳定与强大罢了。要摆脱这个体系的主宰不但需要一部分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的坚强，还需要人民的毅力与忍耐，即需要高昂而持久的意志水平。当人民忍耐不住，急于享受艰苦奋斗的好处时，急于与那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窗口经济比较时，社会主义制度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些国家就重新回到世界经济结构中的被主宰的地位了。
内因论不但使人看不清世界经济结构对外围国经济的强大的主导作用，而且也使人看不清楚社会对个人的强烈的主导作用，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利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膨胀。许多人相信，既然内因起决定作用，那么一个人只要个人奋斗，就必然会成功。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失业了，或者进了监狱了，也一定是这个人自身出了什么问题，能力不够，或有犯罪基因等。事实上，如果追踪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内因的作用实际上极为微弱。如果把一对双胞胎拆开，放在城市和乡村、富有家庭和贫穷家庭、有良好教育的家庭与粗暴放任的家庭，这两个人的性格、意志、追求可以截然不同。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蓬生麻中，不扶自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早就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对一个人成长的主导作用。不错，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再好的环境，再优秀的教师，也不能将一个天生白痴造就成一个有用之才。但是，在这里，内因实际上只起到被动的、制约性的作用。当然，随着一个人逐渐成长，思想、意志逐渐形成，个人的力量逐渐增强，社会环境的主导性则逐渐削弱。其中一些人开始主导周围的小环境，更有少数人其主导力量不断增强，主导范围不断扩大，成为这个社会的各级统治者或者反抗统治的英雄。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大多数人客观上处于被少数人主导的地位。
将制约作用夸大为决定作用，这既是物质决定论的错误，也部分是内因决定论的错误。但是，这并不等于外因决定论或外因主导论就是正确的。在内因和外因相互的复杂作用中，有时候内因起着主导作用，有时候外因起着主导作用。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不能完全类比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对于物质来说，意识总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对于内因来说，外因却并不总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事实上，内因决定论可以是高度强调思想意识的重要性的。例如，毛泽东说：“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到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3]这就是说，革命的客观形势和物质条件都是次要的，主观认识才是主要的。在这里，内因论就远离了物质决定论，而成为意识主导论。
那么，什么情况下内因起主导作用呢？在外因与内因的联系较弱时，例如，印度与中国的联系较弱，则对于中国发展来说，印度这个外因就是次要的，只起制约性的作用；又如，在前述井岗山时期，红军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则对于红军发展来说，国民党政府是相对次要的。或者，当两者联系密切，但内因强于外因时，例如美国与墨西哥联系密切，对于美国发展来说，墨西哥这个外因就是次要的、制约性的。什么情况下外因起主导作用？在内外因联系密切，且外因强于内因时（特别是在复杂事物中的高级矛盾对于低级矛盾，高层矛盾对于低层矛盾），外因就起主导作用。例如，父母对孩子的主导作用，神经系统对肌肉系统的主导作用，上级对下级的主导作用等。
顺便需要提一下，内因决定论还有一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4]这种表述实际上既适用于内因主导情形，又适用于外因主导情形。例如，父母对孩子的主导作用，受到孩子内因的制约，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这一表述本质上不是内因决定论的。但是由于与前文的内因决定论相联系，又用“条件”和“根据”字样来含糊地表达内因的重要性，因此，在客观上起到修补内因决定论的作用，使之显得更具适用性。
内因决定论之所以长期流行，除了其自身的部分合理性，以及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外，还与人们对世界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有关。人们希望对世界有一种简单化的理解，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导，而内因决定论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不仅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且希望改变世界的话，内因决定论就远远不够了。
由此可见，《矛盾论》亦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有待进一步完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