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趣园南街:记党的新闻事业史上两次反虚假新闻运动

       在我们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史上，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反对虚假新闻，一次是在上世纪40年代下半叶，在我党领导的解放区；一次是80年代初，粉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
　　●解放区的反客里空运动
　　1941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中央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座谈会，亲自指导改版。1942年8月8日，党中央任命陆定一为《解放日报》总编辑。一年以后，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在新闻事业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老老实实的观点”，系统地阐述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们党的新闻史上第一篇科学系统论述新闻真实性的文章。
　　1945年3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闻必须真实》，论述了新闻真实性对革命工作、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把真正好的说成好的，真正坏的说成坏的，有一分说一分，有两分说两分，那么读报的人就不会在工作中走错路。反之，如果我们的报道错误，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或者报道有了夸大，把一分说成二分，八分说成十分，那么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有时甚至发生很坏的影响，影响到某项工作，也影响到报纸的威信。”5月19日~26日，《解放日报》连载了萧三翻译的苏联剧本《前线》，讽刺一个惯于弄虚作假、胡编乱造的战地特派记者客里空。客里空没有到过前线，但写将军戈尔洛夫的儿子牺牲时，却说自己“亲眼看见他牺牲了”，“透过大炮隆隆的轰响，我听见了他最后的壮烈的几句话：‘转告我父亲，我死去是安心的，我知道，他会向那些血腥的卑鄙者为我报仇的。’”又绘声绘色写了老将军得知爱子阵亡时的神态，“垂下头来，久坐不动。然后抬起头来，他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我没看见！他的眼泪被神圣的复仇火焰烧干了。他坚决地说：‘我的孩子，安眠吧，我会报仇的，我用老军人的荣誉发誓。’”当有人批评客里空：“你在电话里怎能看见总指挥的眼睛呢？”他竟答道：“假如只凭我所看见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写文章了，我就一辈子也休想这样出名了。”
　　1945年12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从五个W说起》的文章：“世界上最有效的宣传，莫过于事实”，“而要做好事实宣传，就要实事求是，做到绝对确实。五个‘W’，是把事实弄清楚的最起码条件”。
　　1947年春，中共中央新组成的工作委员到晋绥解放区深入了解土地改革的情况和问题，发现土改中有右的偏向，同时也发现农民不大相信解放区的报纸，原因是报纸存在严重失实问题。同年6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开始纠正右的偏向。《晋绥日报》着手检查新闻报道中的问题，6月25日~27日，发表编辑部文章《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公开揭露了13条失实新闻。紧接着，一些记者、作者、通讯员也对自己采写稿件的失实之处作了自我揭露与检查。8月28日，新华社发表署名总社编辑部的专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指出“《晋绥日报》这次反对‘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是有历史意义的”。9月1日新华社又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从此，反对“客里空”运动，由一般现象的检查，进入检查立场与作风问题，并和当时的整风运动结合，开展“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9月18日，《晋绥日报》创刊7周年纪念之际，报纸编辑部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联合发表《关于“客里空”的检查》，连载4天。“九一”记者节那天，各解放区主要报纸全文刊登了新华社的两篇学习晋绥日报的评论，全文或摘要刊登了《晋绥日报》的两次系统检查材料。由此，反客里空、反虚假失实报道从晋绥解放区走向各解放区，先后持续约半年时间，检查纠正了解放区新闻工作中一些报道失实、政策宣传右倾等缺点错误，维护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从而使解放区的报纸赢得读者更多的信任。
　　当时，新华总社把这些失实新闻分为四种类型：一、新闻工作中的阶级立场问题；二、写作上凭空制造“英雄模范”；三、采访上的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四、编辑工作中毫无根据的任意删改，译电、校对等工作中马马虎虎的作风。
　　根据《新闻失实论》一书收集的资料，解放区新闻失实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向壁虚构，凭空编造。如1941年9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说：“该县数月来发动民众纺纱，颇著成效，从前在本县很难找到纺纱者，现在每家妇女都在摇着纺纱车。本县生产合作社借车给民众，以两斤棉花向群众换一斤纱，故民众皆愿从事纺纱。又该社织布产量渐增，以前每人每天只能织布两丈五尺，现已能织布五丈。”后来发现，这个县城内一架纺纱车都还没有。据说，这是我党新闻史上第一例完全虚构出来的新闻。
　　2.文艺手法，拔高典型。为了突出“英雄”“模范”人物，把不是英雄模范做的事，集中到他们的头上。如1944年11月5日、9日和11日，《晋绥日报》连续三天刊登劳武结合的“典范”温象栓的新闻稿，说他如何指挥民兵埋地雷，地雷炸中敌人时，“老温和四个民兵裂开嘴笑了”。事实上，率领民兵埋地雷炸敌人的是村干部温国柱，温象栓只不过看了一下地雷，即带领妇女儿童转移了，而写稿的人硬把这功劳加在温象栓身上。
　　3.添枝加叶，虚报成绩。1947年4月23日《晋绥日报》刊登的《忻县某村得地农民组织翻身游击队保卫土地抢耕抢种》消息中，讲得地农民如何组织翻身游击队。但读者来信揭露：“这并不是由得地农民组织的翻身游击队，而是县上从七区和四区抽调的干部民兵组成的参战队。该村只有少数干部和民兵参加”。消息中还说该村“实行劳武结合抢耕抢种，三天内浇地三千亩”。事实上最多浇地二千亩。
　　4.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如关于陇海路通车的报道，当地老百姓看了报纸说路都没有修好，怎么通车？后来问那个写稿的通讯员，说是听一个人讲的，他想火车应该通了，便写了稿件寄给报社。再如1947年6月14日《晋绥日报》刊登的《地主杀人要偿命》一文中说到的枪毙了的人，却是还活着的，报道说放回去了的人，其实已经死了。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虚假新闻？
　　一是立场问题。许多报纸工作人员是从海外或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带有很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完全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由于立场问题而妨碍了作者对事实作出客观、公正、准确的判断。1947年8月28日新华总社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曾作过分析：“这种现象，当然还与我们新闻军的成员的阶级出身有关，绝大部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闻军，在反帝、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斗勇中，立场很容易鲜明，而在农民与地主关系中，却有一部分立场会模糊，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半与土地有关。”《晋绥日报》1946年10月16日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说地主张顺鸿的女儿张焕爱“一边织布，一边看场，织机一停就又跑到场上摆起连枷”。后来，村里老乡揭露，作者就住在地主张顺鸿的家里，看中了地主女儿张焕爱想要与她结婚，硬说这个地主是“中农”，帮助地主夺回群众清算斗争的果实。
　　二是素质问题。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报纸迅速发展。许多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原先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转行搞起了新闻。在“全党办报”的号召下，许多干部、战士、农民当起了通讯员，他们缺乏甚至没有受过一点新闻训练，分不清新闻与文艺的界线，不了解“新闻必须真实”的道理，也不知道新闻的五个W，往往仅凭道听途说，不作深入采访就写稿子，加上战争年代，编辑部收到稿件后核对比较困难，造成新闻失实。这一类失实新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三是认识问题。当年的报纸强调的是宣传功能，既然是宣传，写先进、写先进人物就要往好里写，写报道就要“总结”“提高一步”，才能够有说服力、才能推广“促进”工作。
　　●拨乱反正时期的反虚假失实报道
　　新中国诞生以后，新闻事业蓬勃发展。作为执政党的媒体其影响力远远胜过解放前，媒体责任重大。但是，虚假失实新闻如一种难于根治的顽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党的思想路线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情况下，越演越烈，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1952年12月21日，新华社发出了一篇长篇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写的是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去爆破敌人的火力点。稿件这样写道，在他中弹倒下后，“他回过头来望了望，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一阵的冷雨落在黄继光的颈子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嘶叫着，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他四肢无力地瘫痪在地上。”“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他。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这篇通讯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黄继光的英雄事迹、伟大的牺牲精神鼓舞了正在建设新中国的全国人民。然而，当人们冷静下来之后，就有人提出质疑，既然黄继光已经牺牲了，他在扑向敌人的火力点之前内心的想法和感受，记者是怎样采访到的？很有意思的是，新华社当天还发了一则编者按，说“十一月二十日发《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仓卒写成，与实际战斗情节略有出入。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实最后判明的情节。”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再怎么核实，也不可能核实到黄继光牺牲前怎么想的了。
　　很可惜的是，对这篇通讯暴露出来的有悖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情况，并没有引起高度的、广泛的重视，反倒使得为歌颂英雄人物而合理想像是合理的了。在以后的英雄人物报道尤其是牺牲了的英雄人物报道，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合理想象、拔高典型的情况！
　　1958年全党全国出现的大跃进浮夸风，作为喉舌的报纸自然难免其害，同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新闻真实性原则荡然无存。当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创纪录的消息，标题是：《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此后，“卫星”越放越高，到了9月5日新闻“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15日还登了一张照片“这块中稻田里的稻谷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真是荒诞之极。
　　虽然当年年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宁可少说，不可多说”。“粮食翻一番，在全世界是少有的，现在有些人就是不相信”，从这个谈话的基调来看，还是以为粮食翻番是事实，仅仅是为了“留有余地”而“宁可少说”。浮夸之风并没有在党内根除。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万言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批评意见的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小集团”，于是党内更是鸦雀无声，假话更是大行其道。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把持媒体，信奉法西斯戈培尔的哲学“谎言重复一千就会变成真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已毫无新闻的真实性可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闻界拨乱反正，在肃清“四人帮”流毒的过程中，纷纷把反对“假大空”当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79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捍卫真实性反对假报道》的评论员文章，列举了三类虚假失实报道，还把虚假失实报道比作“绿茵茵稻田里混杂的稗草”。稗草，一遇到合适的气候、土壤，就会顽强地生长出来，必须经常拔草莳秧。
　　1984年6月26日～7月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了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中央、省市的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机构共63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当前，要在新闻界开展一个维护新闻真实性的活动，把杜绝失实报道，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作为新闻单位整党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把这个问题是否解决好，作为衡量整党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与会的同志分析了新闻失实的表现：“添枝加叶，浮夸拔高；‘合理想象’，情节失实；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猎奇轻信，以讹传讹；导演摆布，弄虚作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甚至子虚乌有，通篇捏造”。根据《新闻失实论》中提供的资料和当年中宣部新闻局孙冰川同志《关于新闻失实问题的几点分析》等披露的材料，虚假失实新闻突出的表现形式为：
　　1.子虚乌有，通篇捏造。如1981年8月下旬，几家报纸刊登了消息《副指导员肖震协助公安部门捕获犯罪的舅舅》。文中说，肖震回四川探亲，当得知其舅舅李文金伙同另外四名罪犯轮奸并掐死一女青年的犯罪行为时，肖震和他的妹夫协助当地公安局，捕获了犯罪的舅舅。消息见报后，当地读者和有关部门纷纷写信揭发新闻失实。当地法院的同志说，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案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证实，从未发生和审理过这一案件。
　　2.虚构情节，编造典型。如1983年1月4日，《中国青年报》登载通讯《一份奇特的嫁妆》报道，黄双英结婚时，“父亲按照当地的旧俗，要给她做家具，备衣料，办酒席。可双英什么也不要，却要父亲陪嫁她一些桑树。”双英对他父亲说：“你给我衣料和家具，只能穿用一阵子；你办酒席，也只能吃一肚子；你给我桑树，我会富一辈子。”事实并非如此。早在相亲时，黄双英的父亲看到女儿婆家所在的生产队荒山荒坡多，女儿又会养蚕，就打算给女儿移栽一些桑苗。在黄双英结婚前两年就移栽了一部分桑苖，一部分是结婚后陆续移栽和嫁接的，不是文中所说“办喜事那天……一千四百多株桑树，来到了婆家。”黄双英结婚时，备了铺笼帐被，办了酒席，她的“闪光语言”完全是作者编出来的。
　　3.强扭角度，跟风拔高。1979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发的消息《四川省在一百个工厂作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取得初步成效》。消息说，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去年10月起，先后在重庆钢铁公司等六个企业进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试点。10月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明显是跟风宣传的需要，把老的例子强扭一个角度，套上一个新的“帽子”，完全背离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再如，1980年某报登了一张照片，照片说明：“某某工厂职工大唱革命歌曲，振奋革命精神，今年月月提前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一唱革命歌曲，生产就扶摇直上。这样片面失实的报道，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四人帮”控制舆论的年代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屡见不鲜。
　　4.文艺手法，合理想像。穆青在他出版的《焦裕禄》一书中，曾经写下这样的体会：“人物通讯绝不可有任何虚构。一篇人物通讯，哪怕只有很微小的一点虚构，其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但是这种虚构是常见现象。如最近有材料披露，有一篇写一位先进典型人物的通讯，说主人公在冬天的半夜里带着领导班子成员去看望灾民，回来后就带一班人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事实是，去看望灾民的事发生在白天，回来后也没有学习“老三篇”的情节，当时也还没有“老三篇”的提法。再如，这位先进人物死后，在他的病床下，发现《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本书，也没有此事。
　　5.作风飘浮，以讹传讹。1980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新华社播发的一幅新闻照片，照片说明是：“陕西省延安市青化砭142岁的老人吴云清，增补为延安市五届政协委员。”这幅新闻照片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十几种报纸、杂志纷纷报道。后经调查，吴云清才82岁，多算了一个甲子。一个人活到142岁，有点常识的都不会相信，但许多记者道听途说偏以为真。有的作者只是在青化砭公社听了一些传闻，就匆忙向外发稿，没有一人深入现场，认真核实。
　　6.删改不当，造成失实。如1980年1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消息《法国取消苏军一歌舞团的访法演出》。事实上，苏军访法演出是苏方取消的。这条消息来源于法新社，原稿的导语是：“法新社巴黎1月29日讯：苏联军队基辅歌舞团取消了原定于2月3日至3月底在法国的访问演出，这是这次访问的组织者星期一宣布的”。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国内发稿时，做了改动，改为“苏联军队基辅歌舞团原定于2月3日至3月底在法国的访问演出，已被取消”。原本是“歌舞团取消了”改为了“已被取消”，模糊了是“谁”取消的。稿子到了新华总社国际部，在编译分社来稿时，感到这个行为是谁做出的，应该明确写出来。但编辑并没核实，想当然把导语改动为“举办人今天在巴黎宣布，苏联军队基辅歌舞团原定于2月3日至3月底在法国的访问演出已被取消。”到了新华总社审稿人那里，又做了一些修改：“据法国方面今天在巴黎宣布，苏联军队基辅歌舞团原定于2月3日至3月底在法国的访问演出已被取消”。至此，消息的语言清楚了，但事实完全搞错了，成了失实报道。
　　7.预制新闻，造成失实。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的时候，因为遭遇大雨，推迟了两天才开幕，但一些外地报纸却抢发了预制新闻，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今天在沪开幕”的消息，有的报纸还用大号字做标题，“生动”地描述全运会在“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中”于“今日开幕”。
　　如果说，延安时期出现大量虚假新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即新近加入的“新闻大军”对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不甚了解而造成的，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虚假失实报道，更多的有政治上的原因。首先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未肃清，存在“左”的影响，认为为了政治宣传需要，思想可以拔高、角度可以变换，强调事实要为政治服务，把事实当作“面团”，要带什么政治“帽子”就带什么“帽子”，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虽然已过去二十多年了，这种“遗风”至今犹存！
　　二是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热衷做表面文章，靠“报道”出政绩，靠“报道”被上级赏识而获提拔，因而向新
　　闻单位提供虚假的情况。当年，地方、企业、部队都设有通讯报道组，有见报指标。特别是部队的通讯报道组，见报稿件的多少不仅对首长有利，对写稿者更有立功晋级的好处，在这种功利思想的驱使下，出现虚假报道也不足为怪了。
　　第三，一些新闻单位工作秩序混乱、职责不清、管理不严也是造成虚假报道的一个原因。比如，1982年6月11日中新社南宁分社发出一条新闻，报道几家医院通力合作，“救活了一名心脏骤停140分钟的病人”。事实发生在5月22日，第二天部队通讯员采写了稿件，隔日寄出。中新社6月5日收到稿件。7月12日《南宁晚报》刊登了这条新闻，结果在当地引起大哗、病人家属抗议。原来这位病人已于5月29日去世。由于制度不严，中新社在播出此稿、《南宁晚报》在刊登此稿前都没有核对过，造成时过境迁，严重失实。
　　当然还有“部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业务素质不适应工作的要求，缺乏专业的基本训练，不大理解新闻必须真实的重要意义，不大懂得新闻真实性的涵义，没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的同志名利思想比较严重，为了见报，不惜造假。”
　　1984年召开的全国新闻真实性问题座谈会曾经提出：“今后每年都应抽出一段时间，开展维护新闻真实性的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各新闻单位，检查一年来新闻报道真实性方面的情况、成绩、缺点和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表彰、批评，并且公之于众，请广大群众进行评比监督。”但是，这个很好的倡议并没有认真去做，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新闻报道虚假失实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作者系《文汇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参考资料：
　　蒋亚平、官健文、林荣强著：《新闻失实论》
　　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真实―――新闻的生命》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