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南方装修网:毛泽东评《经史百家杂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1:51:45
曾国藩的著作，近年来，如风起，如潮涌，密匝匝地遍布了全国各地的大小书店书摊。从已出版的曾氏著作的选题来说，更是大有竭泽而渔之概：家书，出了；家训，出了；日记，出了；“治兵语录”，出了；格言睿语，出了；全集，也出了。还出了什么《冰鉴》、《挺经》之类。这些书，不论是全本、选本，正牌、杂牌，都受到了不同类型的读者的欢迎。
但是，有一部曾国藩编纂的古文选本，却被冷落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经史百家杂钞》。其实，《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晚清、民国时期，《经史百家杂钞》因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青睐这部书的广大读者当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句话，现在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独服曾文正”，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嗜读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对于曾国藩的著作，可以说，毛泽东是遍读了的。在这些读过的曾氏著作（包括编纂的）中，《经史百家杂钞》是毛泽东相当钟情、甚为推崇的一部书。
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囊括经、史、子、集四部精华的优秀的古文选本，是一部研习国学的入门书。
他推崇这部书的意见，集中反映在他写给萧子升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大体说来，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中包含的学问。
毛泽东认为，要弄通国学，必须先从研习国学常识入手（“早通”，就是先弄通的意思），而要研习国学常识，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选择入门书。毛泽东提出了这种书的标准，即：在体式上，必须是包孕、萃集许多古籍的综合性书籍（“孕群籍”）；在内容上，必须包括万事万物、方方面面（“抱万有”）。毛泽东做了个比喻，说这样的书，犹如支配树枝的树干、统帅士卒的将领，是有着提纲挈领的功能的。
毛泽东在论述了一番择书的重要性及择书标准之后，便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入门书的名字——《经史百家杂钞》。
《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作为选家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本子。毛泽东对这部书的编选功力是非常赞赏的。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所说的“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一语，就是对这部书的编选功力的精当的评语。“抡”者，选择也，选编也。这句评语的意思是：《经史百家杂钞》已经把从古时到清代的经、史、子、集几方面的精华都囊括其中了。
在清代，在曾国藩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着两部很有名的古文选本，一部是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纂的《古文观止》，一部是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这两部书，各有其优长，影响也都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不上《经史百家杂钞》。
《古文观止》，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古文选本。但是，由于它是供学塾使用的读本，故而所选文章偏重文彩，偏重通俗，缺少一种学术的厚重和大文化的广博。《经史百家杂钞》则不然。《杂钞》在网罗文献的广博上和选文思想的学术底蕴上，无疑都是超过了《古文观止》的，而所选许多文章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也是并不亚于《古文观止》的。“观止”者，观此为止也，其他不必看也。《经史百家杂钞》，可以说就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也可以叫作《曾氏古文观止》。
《古文辞类纂》，也是编纂的比较成功的一部古文选本。但它的侧重点，在于辞章，在于帮助读者研读、模习和应用古文，故而所录文章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缺少对社会、对政治、对天下大势的关注。《经史百家杂钞》则补救了《古文辞类纂》的这一阙失。《杂钞》虽然是以《类纂》为基础编纂的，但却如李光弼代郭子仪而军，给人一种壁垒一新、脱胎换骨之感。
曾国藩不仅对《类纂》的分类作了重要调整，还更换、调整了许多选文，减去了一些内容空泛的应酬文字，新增了经、史、子三类文章，从而编成了自家的《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最重要的创意，是在《类纂》的三目——义理、词章、考据之外，又增加了一目——“经济”，从而根本改变了《类纂》的狭隘眼界。此所谓“经济”，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而是指“经邦济世”、“经世济民”，即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曾国藩的这一创意，最根本的意义，是使文章与政治结合，使读者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也就是说，《杂钞》里不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与“道”结合的一部书。比之主要是注重辞章的《类纂》来，《杂钞》的实用价值无疑是远超其上的。
毛泽东对《杂钞》的这一优点评价很高，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包含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曾国藩与《类纂》的编者姚鼐在编书眼光上有很大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主要是个政治家，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姚鼐则主要用的是辞章家的眼光。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杂钞》，说《杂钞》比《类纂》好，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和取舍二书。
在曾国藩的诸种著作中，《曾国藩家书》的影响极大，这已为人们所熟知。《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也曾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广泛、深远的影响，对这一点，今人则知之甚少。《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由于《杂钞》的部头较大，定价较高，为了适应一般贫寒士子的阅读要求，一些书坊还出了《杂钞》的简编本。曾国藩曾经手录这部简编本，送给友人。
曾国藩家书中的教子书部分，其中许多内容是教子读书的，曾国藩不仅告诫子女要做读书种子，而且精心推荐了阅读书目或篇目。但这些阅读书目或篇目，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而且散见于教子书中，今人不易查找。《经史百家杂钞》则是一部集中了许多名篇的、系统性很强的国学读本。曾国藩在教子书中推荐的一些古书，《杂钞》不仅选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将这些篇章系统地归入了某一文章部类，使读者不仅便于集中阅读，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些篇章在整个古代文章中的位置。例如，曾国藩在一封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五经四书之外尚有十一种必读书，其中《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最宜熟读”。在《经史百家杂钞》中，曾国藩便精选了这四种书中的一些名篇，并将其归入某一文章部类。如在《史记》选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归入了“序跋之属”；《汉书》中选的《封燕然山铭》、《高祖泗水亭碑铭》，归入了“词赋之属”；《庄子》中选的《逍遥游》、《马蹄》归入了“论著之属”；《韩文》中选的《进士策问十三首》、《祭鳄鱼文》，归入了“诏令之属”。
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家书》之教子书只是零散地向子女、向世人推荐了一些国学读物，而《经史百家杂钞》则是曾国藩向世人（也包括家人）推荐的一部有系统的国学读本。
毛泽东的国学根底是极其深厚的，这一点，世所公认。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材料中，国学是一大来源。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李锐说过这样一段中肯的话：“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李锐又曾对“毛选”四卷里来源于中国古书的成语典故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李锐的统计，确实证明了他下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这种思想土壤，对于毛泽东一生的功与过都发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这里不详论。这里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经史百家杂钞》肯定在毛泽东的国学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生过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毛泽东的思想土壤之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细读《杂钞》，可以发现，“毛选”四卷中的那些典故，有许多就包含在《杂钞》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之所以对那些典故极为熟悉、能够信手拈来，无疑与他年青时熟读过《杂钞》有直接关系。毛泽东一生对四部之书都极为重视（1949年一进北京，就购置了一部《四部备要》），更是甚为熟悉，而这种重视和熟悉，显然也与他早年曾熟读过被他评为“尽抡四部精要”的《杂钞》分不开。
好的选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学问家、批评家。《经史百家杂钞》之所以编选的成功，首先就是因为它的编选者曾国藩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问家、文学家。《杂钞》之所以流传甚广，为世人所青睐，固然与曾国藩是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杂钞》本身所蕴含的学养、价值和魅力。曾国藩在学术上，是有很深的造诣的，被人们看作“一代儒宗”，有人甚至评之为“文章学问，卓绝一世”。在文学上，他是著名的桐城文派的“振衰”者，是著名的湘乡文派的魁首。他读书品文时的眼力，非常犀利、老到，评断之语相当准确到位，且常常出语不凡。如在一封家书中评论诗文的趣味时说：“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他对诗文趣味的这种分类，以及对有关诗文家的评说，是极有见地的。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问家、文学家，所以他才能编纂出《经史百家杂钞》这样的文选力作。《经史百家杂钞》，实际是曾国藩的学养的一个展现。
《经史百家杂钞》，一共选入了700多篇文章，多为古代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选择范围不论从作者还是从体裁来看，都相当广泛，所选文章的内容也都很精当。这部书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既可作为研读经史、哲学、文学等方面学问的入门读物、基础读物，又可作为各种文体的示范读物，还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参考资料，等等。
怎样阅读《经史百家杂钞》这部书，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曾经从“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为目的”的角度向萧子升介绍了读此书的方法：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简单说来，这种方法就是：先读《经史百家杂钞》中的一篇，再读此篇所在的原书，读原书时要细读若干篇，然后及于原书全体。如先读《杂钞》中的《伯夷列传》，再读《史记》中的其他若干列传，然后及于《史记》全体。如此等等，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关于对曾国藩的评价，百年以来，可以说是褒贬如冰炭，隔若天渊，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如果以一种人归人，文归文的科学态度来看待和评价《经史百家杂钞》，那么，无疑应当承认这部书的宝贵价值，就像毛泽东对待和评价这部书的态度那样。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汲取和继承其中的优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对待《经史百家杂钞》，无疑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但是，有一部曾国藩编纂的古文选本，却被冷落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经史百家杂钞》。其实，《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晚清、民国时期，《经史百家杂钞》因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在青睐这部书的广大读者当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句话，现在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独服曾文正”，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嗜读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对于曾国藩的著作，可以说，毛泽东是遍读了的。在这些读过的曾氏著作（包括编纂的）中，《经史百家杂钞》是毛泽东相当钟情、甚为推崇的一部书。
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囊括经、史、子、集四部精华的优秀的古文选本，是一部研习国学的入门书。
他推崇这部书的意见，集中反映在他写给萧子升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大体说来，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中包含的学问。
毛泽东认为，要弄通国学，必须先从研习国学常识入手（“早通”，就是先弄通的意思），而要研习国学常识，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选择入门书。毛泽东提出了这种书的标准，即：在体式上，必须是包孕、萃集许多古籍的综合性书籍（“孕群籍”）；在内容上，必须包括万事万物、方方面面（“抱万有”）。毛泽东做了个比喻，说这样的书，犹如支配树枝的树干、统帅士卒的将领，是有着提纲挈领的功能的。
毛泽东在论述了一番择书的重要性及择书标准之后，便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入门书的名字——《经史百家杂钞》。
《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作为选家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本子。毛泽东对这部书的编选功力是非常赞赏的。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所说的“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一语，就是对这部书的编选功力的精当的评语。“抡”者，选择也，选编也。这句评语的意思是：《经史百家杂钞》已经把从古时到清代的经、史、子、集几方面的精华都囊括其中了。
在清代，在曾国藩之前，社会上已经流行着两部很有名的古文选本，一部是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纂的《古文观止》，一部是乾隆年间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这两部书，各有其优长，影响也都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不上《经史百家杂钞》。
《古文观止》，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古文选本。但是，由于它是供学塾使用的读本，故而所选文章偏重文彩，偏重通俗，缺少一种学术的厚重和大文化的广博。《经史百家杂钞》则不然。《杂钞》在网罗文献的广博上和选文思想的学术底蕴上，无疑都是超过了《古文观止》的，而所选许多文章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也是并不亚于《古文观止》的。“观止”者，观此为止也，其他不必看也。《经史百家杂钞》，可以说就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也可以叫作《曾氏古文观止》。
《古文辞类纂》，也是编纂的比较成功的一部古文选本。但它的侧重点，在于辞章，在于帮助读者研读、模习和应用古文，故而所录文章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缺少对社会、对政治、对天下大势的关注。《经史百家杂钞》则补救了《古文辞类纂》的这一阙失。《杂钞》虽然是以《类纂》为基础编纂的，但却如李光弼代郭子仪而军，给人一种壁垒一新、脱胎换骨之感。
曾国藩不仅对《类纂》的分类作了重要调整，还更换、调整了许多选文，减去了一些内容空泛的应酬文字，新增了经、史、子三类文章，从而编成了自家的《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最重要的创意，是在《类纂》的三目——义理、词章、考据之外，又增加了一目——“经济”，从而根本改变了《类纂》的狭隘眼界。此所谓“经济”，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而是指“经邦济世”、“经世济民”，即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曾国藩的这一创意，最根本的意义，是使文章与政治结合，使读者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也就是说，《杂钞》里不仅有“文”，而且有“道”，是“文”与“道”结合的一部书。比之主要是注重辞章的《类纂》来，《杂钞》的实用价值无疑是远超其上的。
毛泽东对《杂钞》的这一优点评价很高，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包含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曾国藩与《类纂》的编者姚鼐在编书眼光上有很大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主要是个政治家，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姚鼐则主要用的是辞章家的眼光。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杂钞》，说《杂钞》比《类纂》好，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和取舍二书。
在曾国藩的诸种著作中，《曾国藩家书》的影响极大，这已为人们所熟知。《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也曾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广泛、深远的影响，对这一点，今人则知之甚少。《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由于《杂钞》的部头较大，定价较高，为了适应一般贫寒士子的阅读要求，一些书坊还出了《杂钞》的简编本。曾国藩曾经手录这部简编本，送给友人。
曾国藩家书中的教子书部分，其中许多内容是教子读书的，曾国藩不仅告诫子女要做读书种子，而且精心推荐了阅读书目或篇目。但这些阅读书目或篇目，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而且散见于教子书中，今人不易查找。《经史百家杂钞》则是一部集中了许多名篇的、系统性很强的国学读本。曾国藩在教子书中推荐的一些古书，《杂钞》不仅选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将这些篇章系统地归入了某一文章部类，使读者不仅便于集中阅读，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些篇章在整个古代文章中的位置。例如，曾国藩在一封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五经四书之外尚有十一种必读书，其中《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最宜熟读”。在《经史百家杂钞》中，曾国藩便精选了这四种书中的一些名篇，并将其归入某一文章部类。如在《史记》选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归入了“序跋之属”；《汉书》中选的《封燕然山铭》、《高祖泗水亭碑铭》，归入了“词赋之属”；《庄子》中选的《逍遥游》、《马蹄》归入了“论著之属”；《韩文》中选的《进士策问十三首》、《祭鳄鱼文》，归入了“诏令之属”。
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家书》之教子书只是零散地向子女、向世人推荐了一些国学读物，而《经史百家杂钞》则是曾国藩向世人（也包括家人）推荐的一部有系统的国学读本。
毛泽东的国学根底是极其深厚的，这一点，世所公认。在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材料中，国学是一大来源。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李锐说过这样一段中肯的话：“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李锐又曾对“毛选”四卷里来源于中国古书的成语典故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30条以上者有《左传》，20至30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10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李锐的统计，确实证明了他下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这种思想土壤，对于毛泽东一生的功与过都发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这里不详论。这里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即《经史百家杂钞》肯定在毛泽东的国学知识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生过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毛泽东的思想土壤之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细读《杂钞》，可以发现，“毛选”四卷中的那些典故，有许多就包含在《杂钞》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之所以对那些典故极为熟悉、能够信手拈来，无疑与他年青时熟读过《杂钞》有直接关系。毛泽东一生对四部之书都极为重视（1949年一进北京，就购置了一部《四部备要》），更是甚为熟悉，而这种重视和熟悉，显然也与他早年曾熟读过被他评为“尽抡四部精要”的《杂钞》分不开。
好的选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学问家、批评家。《经史百家杂钞》之所以编选的成功，首先就是因为它的编选者曾国藩是一个学养深厚的学问家、文学家。《杂钞》之所以流传甚广，为世人所青睐，固然与曾国藩是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杂钞》本身所蕴含的学养、价值和魅力。曾国藩在学术上，是有很深的造诣的，被人们看作“一代儒宗”，有人甚至评之为“文章学问，卓绝一世”。在文学上，他是著名的桐城文派的“振衰”者，是著名的湘乡文派的魁首。他读书品文时的眼力，非常犀利、老到，评断之语相当准确到位，且常常出语不凡。如在一封家书中评论诗文的趣味时说：“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他对诗文趣味的这种分类，以及对有关诗文家的评说，是极有见地的。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问家、文学家，所以他才能编纂出《经史百家杂钞》这样的文选力作。《经史百家杂钞》，实际是曾国藩的学养的一个展现。
《经史百家杂钞》，一共选入了700多篇文章，多为古代文章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选择范围不论从作者还是从体裁来看，都相当广泛，所选文章的内容也都很精当。这部书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既可作为研读经史、哲学、文学等方面学问的入门读物、基础读物，又可作为各种文体的示范读物，还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参考资料，等等。
怎样阅读《经史百家杂钞》这部书，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曾经从“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为目的”的角度向萧子升介绍了读此书的方法：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简单说来，这种方法就是：先读《经史百家杂钞》中的一篇，再读此篇所在的原书，读原书时要细读若干篇，然后及于原书全体。如先读《杂钞》中的《伯夷列传》，再读《史记》中的其他若干列传，然后及于《史记》全体。如此等等，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关于对曾国藩的评价，百年以来，可以说是褒贬如冰炭，隔若天渊，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如果以一种人归人，文归文的科学态度来看待和评价《经史百家杂钞》，那么，无疑应当承认这部书的宝贵价值，就像毛泽东对待和评价这部书的态度那样。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批判地汲取和继承其中的优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对待《经史百家杂钞》，无疑应该采取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