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资深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突然倒闭，工厂老板走佬工人欠薪严重，就连企业中层人员也无奈讨薪。东莞业界一股“制造业寒流”再一次侵袭的担忧弥漫着整个制造业。由于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原材料上涨这三大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业内人士表示本次寒流或将甚于2008年，玩具业纺织业将成本次关停风潮的重灾区。

　　日前资深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突然倒闭，近期本报接到多宗投诉称工厂老板走佬工人无奈讨薪，业内人士表示玩具业纺织业成本轮关停风潮“重灾区”。

　　二次寒流来袭？

　　随着资深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的突然倒闭，东莞企业界一股“制造业寒流”再一次侵袭的担忧弥漫着整个制造业。本报东莞新闻热线近半个月来，关于企业倒闭或者工人讨薪的消息急剧上升一倍有余。纺织业协会有关人士说，这一轮的制造业困境导致东莞10%的纺织企业不堪重负，甚至在短时间内看不见云开月明的迹象。中小企业是否会重蹈2008年的“寒流”覆辙？制造业惶惶然期待形势好转。

　　老板走佬员工讨薪 凸显制造行业困境

　　人物一

　　杜大德：大朗宏事达家具公司高管

　　杜大德是一家家具厂的高层管理人员。目前他失业了，他和手下30多名员工，一直没拿到工资。主管工厂生产的他投诉到本报，希望能帮他和手下一批工人维权。至少要拿到自己应该拿到的工资。

　　杜大德说，自己所供职的家具厂，算是一家还比较大的工厂，厂房面积超过8000平方米，员工最多的时候将近100人，平时维持在60人左右，是东莞最常见的出口型小企业，对外主要接美国的订单，对内则为一些小的家具门店供货，以前的效益也还算不错。

　　“已经拖欠3个多月工资了。”杜大德告诉记者，他本人还是这家工厂主管生产的副总，算是高层管理人员。但即便如此，在欠薪问题上，他和普通员工的遭遇是一样的。

　　杜大德是四川南充人，在家具生产行业干了有些年头了。杜大德作为大朗宏事达家具公司高管，三个月就被欠薪2万余元，其他员工被拖欠工资13万余元，他想到这里，只称自己倒霉。

　　“这一次老板走佬，工厂倒闭，我也是有点始料不及。”他说，虽然做好了长期和老板交涉的准备，但是没想到老板做得这么绝。“让我们一直等他发工资，但是等到最后，他却一走了之。”他说，7月11日，老板将工厂转卖给别人，卷款潜逃了。

　　他说，他和其他中层管理人员都没想到，老板说跑就跑了，事先一点预兆都没有。

　　昨日，他和员工来到工厂所在地村委会交涉，希望能把事情尽快解决。当地村委会也已经介入，并拿出了一套解决方案。

　　“普通员工的工资已经由村委会垫付了，但是我们中层管理人员等人的工资还没有拿到。”杜大德说，“家具行业今年的行情确实不太好，利润空间压缩了起码10%，如果老板经营不善，就容易出问题。”他说，按照他所在的工厂目前的情况，尚有利可图，但是老板为什么走佬，拖欠工资，他也有点想不通。

　　人物二

　　田先生：寮步灵通涂料公司员工

　　与杜大德几乎同时遭遇企业倒闭而加入讨薪者行业的，还有寮步“灵通涂料公司”的田先生一干人。田先生在这家涂料公司干了8年，但上周一田先生发现，竟然连工厂老板陆先生也“不见了”，而自己和其他10多名工友有2个多月没有发工资了。

　　田先生来自湖北，2003年来到东莞在寮步镇霞边村一家名为“灵通涂料公司”的工厂上班。这家工厂原本以生产高级油漆为主，有40多名员工，开始几年的效益一直很不错，每个月田先生都能拿到两三千元工资，于是几年前他把老婆、孩子都接到了东莞，以为踏踏实实为“灵通”打工日子就不会太差。可就在前几天，工厂突然倒闭，他失业了。

　　工作了8年的田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效益很好的厂子最近两年一直在裁员。上周一田先生发现，竟然连工厂老板陆先生也“不见了”，而自己和其他10多名工友有2个多月没有发工资了。10多名工人开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不相信自己跟了8年的老板会突然间消失。

　　万般无奈下，工人们找到了村委会，得到的答复却是老板“走佬”了。在劳动部门的介入下，村委会最终找到了陆老板。他向亲朋好友借了10多万元，才勉强结清了10多名员工的工资。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田先生去劳动部门反映情况时，竟然遇到了一群湖北老乡，而他们也是因为被老板拖欠工资而不得已闹到劳动局的。“都是一些小厂，做针织的，做玩具的都有。想不到老乡一场，竟然因为讨薪认识了。”田先生有些自嘲地说。

　　前天，田先生已经离开了东莞回湖北老家了。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由于经营不下去，上周陆老板已经把工厂转手卖给了现在的汪老板。由于害怕旧债主上门追债，汪老板把所有的工人都遣散了，停工三个月。“毕竟干了8年了，有感情了。”田先生说，休息一段时间还会回东莞，但是再回原来的厂已经基本没有希望了。”

　　“素艺”倒闭老板走佬……“定佳”关门

　　记者调查

　　两大行业资深企业倒闭引发悲观声音

　　素艺：曾挺过2008年行业危机

　　7月13日，位于东城牛山梨川鸿盛工业区的东莞素艺玩具有限公司被法院贴上了一纸封条。这一刻，让上千名等待复工和发薪的员工们彻底绝望了。"素艺’倒闭，我们失业了”的消息在工人们中间迅速传递。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玩具品牌的代工厂，“素艺”正式终结了自己的使命。

　　记者了解到，“素艺”是一家韩国老板开办的毛绒玩具制造企业，最高峰时有将近2000名工人，产品销往欧美等地。办厂历史大约与2008年倒闭的合俊玩具相当。不过人们没想到的是，“合俊”倒闭的时候“素艺”存活了下来，但是在这次危机中居然没有挺过来。“这家工厂效益一直以来都还不错，工人的待遇也过得去，在同行业中工资处于中上水平。老板也曾经想过到其他地方去开分厂。”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这样对记者说。

　　工人们说，工厂倒闭的那天，中方高层要大家不要上班了，韩国老板跑路了。大家一时间懵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来了很多供货商讨要货款。工厂倒闭的事实才让大家不再怀疑。一时间，工人们拿着家当纷纷出走，而更多人则是守在门口等待劳动部门来解决工资问题。

　　一位供货商说，他是提供布料的，双方合作了将近10年。今年以来，工厂开始慢慢不再信守承诺，结算货款时没有那么准时，直到四月份，自己被拖欠的十来万元货款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之前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位供货商说，他有过企业会不会倒闭的猜测，但是最后宁愿相信这家中型企业的实力。

　　定佳：知名纺织企业曾繁荣一时

　　而近期以来中型企业倒闭的并非只有“素艺”一家。

　　6月中旬，位于寮步的纺织业知名企业定佳公司同样关门大吉。这家有着两千多名工人的纺织企业突然关门那天，令旁边的同行业老板大吃一惊。在哈一代玩具负责人肖先生看来，“定佳”可以说是一家很熟悉的纺织行业，一向以来都很正常，但是表面的繁荣最终暴露出其脆弱的一面。突然间因为资金链条断裂而倒闭。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定佳’，在虎门一家制衣厂上班了。‘定佳’倒闭让我很难过，我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八年。”曾在“定佳”从事仓库保管的四川人张先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觉得，“定佳”这样的纺织业倒闭，显示出同行业的很多企业日子都不好过。

　　“由于银行银根紧缩，加上市场环境变化频繁，近来不少中小企业日子难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纺织企业老板告诉记者说，不少小企业主难以支撑，干脆关门暂避风头，因此近来工人讨薪事件增多。

　　业界人士：本次“寒流”中，玩具业纺织业首当其冲

　　东莞知名玩具企业龙昌国际高层管理蓝先生谈到这次企业寒流时说，比较起来，这一次的企业的压力与2008年有些类似。而哈一代玩具老板肖森林则认为弄不好压力大过2008年。“依然是三个难题：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原材料上涨。”他说这三个因素短时间是不会消失的。

　　在本轮制造业“寒流”中，玩具业和纺织业首当其冲。对此，东莞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长陈耀华说，总的说来倒闭或者关门歇业的不会超过10%。但这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了。原因在于进入五月份以来，欧盟、北美市场的需求开始明显减少，而国内融资环难度增加、工资上涨幅度增加、原材料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增加、现在的中小企业利润基本上受到了太大的压制。

　　陈耀华说，接下来有两个情况可能会出现，有利的是下半年市场会变好，传统中临近西方的圣诞节之前，会有一波好的行情。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国内融资环境、工资水平增加和物价得不到控制，就会导致有单不能接，那么中小企业的日子将会雪上加霜，重复2008年金融海啸时的路子不是没有可能。

　　陈耀华认为，东莞企业与长三角企业一样，目前确实到了2008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情况再恶劣一点点，任何压力都有可能变成最后一根稻草，将很多企业一下子压垮。

　　一片危机声中 鞋企情况尚好

　　在众多企业惶惶然之际，唯有东莞的皮鞋企业压力稍小。东莞皮革鞋业协会秘书长张鸿接受采访时说，比较起玩具行业、纺织业来说，目前东莞的皮鞋业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原因主要归结于今年4月份欧盟取消了针对中国皮鞋的惩罚性关税。关税回归到正常的水平，为皮鞋制造业减轻了很大的关税税负，从而减轻了经营成本。“不过，融资难和人民币升值、缺工的压力依然是一把利刃。”

近日关于东莞中小企业是否出现倒闭潮的讨论受到了社会关注，在20日东莞市召开的第十二届八次全会上，东莞市副市长江凌就此正式作出了回应；同日晚，东莞市外经贸局也发布说明并指出，全市1-6月累计关停、外迁外资企业266家，同比减少11家，下降4%，关停企业数量处于正常水平。

东莞市副市长江凌说，今年以来，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内、外资企业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来自成本上升。近期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上升比较快，但总体而言东莞的企业经营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下来将从为企业减负、密切留意企业经营情况、加快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等几个方面着手帮扶企业”。\

三成生意内销搭救

　　“客观来说，今年以来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外资企业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但总体而言东莞的企业经营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江凌分析道，第一，这些困难因素不是东莞单独面对的问题，全球企业都面临同样问题。第二，现在企业订单的确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好转起来，莞企三分之一销售额是内销实现的。与内销极少的金融危机时期相比，现在的经营压力不会更大。第三，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年的市场倒逼以及政府推动，企业应对成本压力、市场变数的能力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去年6月汇改后，东莞市外经贸局曾经做过一个调研，调研结果认为，人民币每升值一个百分点，东莞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就会下降0.6个百分点。江凌说：“当时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率在3-5个百分点之间。这意味着，如果人民币在当时的币值基础上升值5个百分点，就有可能造成企业大面积倒闭。但实际情况是，从去年6月到现在人民币升值已经超过5个百分点，但企业并没有大面积倒闭。究其原因，这跟企业已经成功进入内销市场、具备一定比重的人民币收入有很大关系。

　　江凌还引用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合同利用外资两项数据来说明莞企应对能力提升。去年上半年东莞进出口是历史最好水平，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还同比增长了14.1%。此外，今年1-6月合同利用外资增长了78.7%。

　　“这么大的增幅说明什么？如果企业没有生意做，它不会去增加投资。企业选择在东莞投资，也表明东莞目前的状况显然好于其他地区。”

　　案例回顾

　　资金链断裂

　　玩具厂倒闭

　　7月14日，东莞市素艺玩具有限公司倒闭，引发了业界担忧。据公司员工介绍，该公司是一家韩资企业，法人代表是一名叫金在千的韩国人，其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欧美，有470多名员工。14日公司倒闭后，老板及管理人员已不知所终。

　　该公司生产车间包装班班长杨俊说：“13日晚上我们加班到9点多，第二天早上来上班，发现车间里乱成一团。”公司所在的东莞市东城区牛山梨川宏盛工业区接管了公司，法院也对公司财产进行了查封。

　　从今年3月起，一些在公司工作多年的老员工，明显感觉到企业的经营状况开始“摇摇欲坠”，也听到不少传言说企业有大量欠款。素艺玩具有限公司所在东城区牛山梨川鸿盛工业区工业办主任祁永和介绍，由于素艺在苏州的工厂倒闭，几十家供货商担心拖欠的货款难以收回，集体上门催收货款，发生了挤兑事件。

　　一些业内人士分析，供货商集体上门催款，是导致素艺突然倒塌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在此之前，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早有征兆。近年来，企业频繁更换韩方高管，内部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都使素艺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据新华社)

　　黄珏

（羊城晚报）

工信部否认出现倒闭潮 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或出台

2011-07-22 07:46   来源：中国证劵报    打印本页 关闭

　　工信部否认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 下半年工业经济增长将保持良好态势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朱宏任21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根据国务院要求，工信部正在积极筹备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他还表示，下半年工业经济增长的态势将保持一个总体良好的局面。

　　针对有媒体报道称，广东、浙江等地出现中小企业扎堆倒闭情况，朱宏任表示，经向广东省中小企业局了解，现在没有中小企业扎堆倒闭或倒闭如潮情况。

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中小企业扎堆倒闭

2011年05月27日00:07中华工商时报我要评论(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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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尽管天气愈来愈热，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小民营企业却有“过冬”的感觉。一方面，去年以来央行8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让银行惊呼“差钱”；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贷款融资难，资金链紧张，越来越“玩不转”。在央行紧缩银根以及劳动力成本提高、欧美市场萎缩等因素的多重挤压下，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企业日子难过。

江苏 银企都差钱

江苏省镇江市的镇阳电子元器件厂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营业务为电脑接插件的生产和销售。厂长毛敏告诉记者，年初还有30多名工人，现在只剩下不到10人了。但即使这样，由于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工厂资金无法周转，甚至发不出工资，他不得不寻求从其他民间渠道获得资金，比如从一些民间的贷款公司借款，但高额的利息又让他望而却步。

毛敏说，今年由于央行货币政策趋紧，江浙一带的民间借贷市场活跃起来。从民间贷款公司获取贷款很容易，手续十分简单，只需用房产做抵押，就能很快获得资金，解燃眉之急。但随后的高额利息却吓死人。短期借贷月息4%-8%，甚至15%。尽管通过讨价还价，短期月息可能降至5%或4%，但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48%-72%。

“到银行贷款难啊！人家总是说差手续，或者推说领导还没批。其实就是不肯贷。”毛敏无奈地说，由于央行收紧银根导致资金链紧张，当地不少店铺一夜关门。而能够勉强支应的日子也不好过。在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过惯了的中小企业，一旦信贷资金紧缩，其资金不足且缺乏有效管理的弱点就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自然不愿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

“如果把板子打在银行身上，银行叫屈。因为准备金率一次次提高，银行也感觉到"差钱"。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只好惜贷。这是大环境决定的。”毛敏的儿子、在建行镇江分行工作的毛震争辩道。

浙江 企业扎堆倒闭

趋紧的货币政策下，长三角一带的中小企业普遍闹起了“钱荒”。甚至出现大量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就连素以小商品闻名的浙江省温州市，竟也出现了中小企业因贷款无门而“扎堆”倒闭的现象。继温州乐清老牌企业三旗集团濒临破产，本月又传出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消息；几乎同一时间，温州另外一家知名企业江南皮革也因为巨额欠款而倒闭。

据温州市经贸委监测显示，今年前3个月，该市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同时，这些企业订单金额出现减少趋势，单笔订单平均金额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占16.7%。这些企业中亏损的占四分之一还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比2008年还要艰难。”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认为。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发展规划指导处处长应云进也表达了相似看法，他表示，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习惯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生存发展，所以每次宏观调控伴随银根紧缩，总有一些企业在一夜间猝死。“资金管理，是中小企业最薄弱的。一旦信贷紧缩，他们的融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央行货币紧缩政策不改的情况下，不少温州企业为解燃眉之急，无奈下走的是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的路子，这样造成企业融资成本一路水涨船高。而贷款之后高企的还款利息则让企业不堪重负，极易造成资金链断裂。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做了一次调查，发现温州各大银行贷款利率已经全面上浮30%到80%。银行贷款虽然已经不便宜，但也只有少数企业能拿到，更多贷款无门的企业只能走民间借贷的渠道，目前温州地下融资的规模已经突破1800亿元。

周德文说：“中小企业一定要走向联合，船小以前说好掉头，但是现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船小一个风浪就把你打翻掉了，那么只有抱团，走向联合，增加抗风险的能力。”

周德文认为，为了破解当前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除了要最大限度发挥当前市场上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作用外，当务之急还是金融体系的创新问题，最好能让民间资本筹建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性机构。另外，对于温州中小企业自身来说，也要做到主营业务不偏离，战线不要拉得太长，同时中小企业要走联合抱团之路，以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广东 用工荒+涨薪潮

长三角的情况已然如此，那么，位于广东省的我国另一大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带珠三角的情况如何呢？

调查发现，在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和市场萎缩的双重挤压下，中小型加工制造企业的冬天已不期而至，大批服装和鞋类工厂处于半停状态，少数企业开始倒闭。由于美国经济显示出滞胀迹象，市场萎缩，连累我国外贸出口服装生产业和鞋业均受到冲击。相关数据显示，在一季度经济增长大幅下滑至1.8%的情况下，美国4月CPI却同比上涨3.2%，高于市场预期。

据报道，广州增城新塘镇一家服装厂有五六百名工人，专门代工品牌童装牛仔服装，1/3的订单是内销单，2/3为来自欧洲的外单，此前工厂每个月出货可达22万至25万件，但从3月开始订单大减，减少了一半以上。最近在新塘一带，倒闭了不少小的服装厂，即使大厂也没多少活可以做。

位于中山市的三乡镇宝福橡塑制品厂，是一家专门为大型鞋厂提供鞋材的工厂，该厂老板郭振华表示，整个鞋业现在开始进入了寒冬，过去一年鞋业的综合生产成本上涨了30%~40%左右，使得目前国内鞋厂报出的价格偏高，不少国外客商将订单转向了越南等其他国家。

郭振华表示，广东这边主要生产中高端鞋，从去年10月份开始，订单萎缩了30%左右；福建晋江主要生产中低端鞋，受冲击更大。他近期赴晋江进行了考察，发现那边情况比金融危机前还要严重，没有订单，工人也散了，许多工厂关了门，最近，大家都在撑。

但是，也有一些企业不愁订单，却因为招不到工人而不敢随便接单。位于增城石滩的广东海丰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陈五四说：“目前，工厂运作的生产线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导致这一原因的，并非没有订单，而是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工人普遍的涨薪要求而招不到工人。陈五四介绍说，2003~2004年，该工厂的工人数量达到18000人左右，但是现在广州的工厂只有5000人。增城工厂的生产规模也不断缩减，金融危机后，生产线缩减了一半，目前运作的生产线只有1/3多一点了。

对此，周德文对记者表示，“用工荒”、“涨薪潮”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势弱，劳动力市场由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买方市场必须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来获得劳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拐点”，廉价劳动力时代即将结束。“用工荒”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明年“用工荒”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可能由此陷入困境。

人们认为解决“用工荒”问题的当务之急是为员工涨工资，而且不少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已经这样做了。但调查发现，近70%的企业为员工加薪是被迫无奈。因为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其核心竞争力还是低成本延伸的低价优势，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企业只能得到0.35美元的加工费，一双售价100美元的耐克鞋，加工费只有5美元。中山大学一位教授做出的调查显示，东莞企业平均可以承受工资涨幅为3%—5%，最好的企业也只能承受10%左右。利润过薄，加薪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小企业很有可能陷入“加薪也是死，不加薪也是死”的魔咒。要摆脱这种魔咒，企业必须转型升级。

周德文认为，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营销创新等，提高产品质量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才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与发展力。

(中华工商时报)

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99% 4成或将停产或倒闭

　　近几个月，关于中小企业的坏消息纷至沓来：广州的服装厂因订单锐减大面积停工；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3家企业因老板出逃或经营不善濒临破产；根据国家工信部日前出台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而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人工涨、汇率涨、原材料价涨；用工荒、用电荒、资金短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危机，正在向中小企业逼近。日前，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用“危在旦夕”来形容现时中小企业的现状，他认为，“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全哲洙预测：估计8月份左右就有一批企业开始死去。

　　发改委2008年的资料显示，在中国中小企业有4200万户，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其生产总值占全国总产值的60%；上缴税收总数额占全国总税收的50%；全国65%的发明专利和80%的新产品都是由中小企业所研发的。因此，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绝非小事。

　　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多中小企业被迫倒闭；经过近3年的复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逐渐好转，当下，经济基本面也并没有发生拐点性的波动，而中小企业的处境却似乎“比2008年还要艰难”，为什么？

　　显然，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客观上还成了我们寻找经济问题成因的“替罪羊”。而今年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严峻生存状况，更多的是经济体自身内在的原因，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的综合产物。它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应该使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思考这样的问题：它们陷入困境，是哪些体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这次危机，也应该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破除制度和政策上的“内部人待遇”和“外部人待遇”区隔的重要契机。归根到底，政府应该尊重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好公平的游戏规则，提供完善的体制保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中小企业沉浮30年

　　文|本刊记者 |石  勇

　　从表象上看非常奇怪：即使经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中小企业仍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近段时间，央行上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恰恰此时媒体报道浙江温州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效应。中国银监会和浙江省有关部门则否认温州中小企业存在“倒闭潮”，但承认其生存确有困难。

　　事实上，不仅温州，说长三角、珠三角等广大经济区域的中小企业，在今天多已陷入生存困境，并无夸张渲染之处。

　　而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所催生的“倒闭潮”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多年来所累积的制度和政策“外部人待遇”，以及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和集中引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企业的危机，内嵌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

　　在中国，“中小企业”这个概念，远比其看上去复杂，并非人员、资产和经营规模等指标所能完全界定。这是一个不停地运动的概念，它的变迁，反映的也恰恰是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反过来，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小企业的生死。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中小企业，以及国有、民营的大企业所置身的市场环境，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并非独立于权力，而是权力主导构造，并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努力去控制的一个场域。

　　把市场置于权力的操控之下，从逻辑上，这意味着权力想让哪个行业赚得多，哪个行业就会赚得多，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而权力想让哪些企业死，它们就很难活下去，比如“高污染、高耗能”企业。这一逻辑强大到这种程度，就全国范围而言，甚至哪个地区先发展，哪个地区后发展也取决于这一逻辑。

　　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从来不会在短时期内形成。中国也的确不太可能在短短的30年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在民间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易、博弈层面，需要一种自发演进，而在秩序层面，则需要国家提供体制性的基础条件。后者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像变魔法一样，企图呼唤出一个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是把国家和市场分开，而是直接以市场而非市场的收益来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因此，权力习惯于对市场发号施令，其资源的配置，通过内部条子、制度性的安排、政策性的倾斜等等，都能操控市场中的企业的命运，进而实现对市场的掌控。

　　这使得我们的市场经济时时陷入尴尬，“权力市场经济”的身影忽隐忽现。这也导致企业所要面对的，除了市场本身的风险，还有来自权力意志的风险。换言之，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权力市场经济”的阴影中，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不可避免地被预设为国家主义的工具。

　　中小企业的命运变迁

　　作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一种伟大的谋划，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生产力”不能论证制度合法性的一种焦虑。它与物质资源极为匮乏的民间在改变贫穷的渴望上不谋而合。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饱受压抑的民间创富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

　　在这一时期，中小企业，其概念的外延主要是乡镇企业和城市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充满活力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它拥有两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一是市场需求，特别是国内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巨大；其二是国家，尤其是对本地财政极为敏感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可以说，以1992年为界，当时中小企业的创富功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完全契合。这是中小企业的黄金时代。

　　但是，由于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这样的“关键词”，通不过仍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检验，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身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很多企业都戴上了“集体企业”这样的合法性帽子，以寻求庇护。

　　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埋下伏笔。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分税制改革确立，改革也完全转向城市，深入到国有企业后，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突然间都失去了对权力的吸引力。在权力的庇护撤去和“改制”热潮的夹击中，它们在一夜之间，似乎都神秘地消失了。

　　1994年后，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而在这个时候，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已经大大不同。比之80年代，外需最醒目地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强大杠杆；分税制和GDP主义的登场，则鼓励权力更深地介入经济市场，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者。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来说，这是比80年代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产值在GDP主义中完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它和政府有了利益上的共同语言。民营中小企业继续得到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的阳光雨露，甚至，在劳资矛盾中，它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靠压低劳动力成本而生存发展的“路径依赖”稳固地形成。

　　而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来说，已经面临大限。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势必把被认为效率不高、成为一个包袱的它们逐出体制；官商对于国有资产的渴望也使“改制”运动疾速推进。

　　到2005年左右，中国新的经济结构已经成型。“放小”使国有中小企业大多消失，包袱卸去；而“抓大”则成全了央企、垄断国企的霸主地位。这个时候，“中小企业”这一概念的外延又有了变化，基本上成为民营企业的代名词。

　　这一新的经济结构体现为一种二元经济结构：一“元”是巨无霸似的央企和国企，它们拥有庞大的市场和体制资源，获得权力的直接庇护，享受“内部人待遇”，能够攫取巨大的“市场收益”；另一“元”则是占企业总数99%的民企，它们一方面承担繁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在资金和政策优惠上边缘化，在产业链中位于低端，更多地是一种“血汗经济”。

　　这一二元经济结构宣告：离权力越远的企业，越不能活得很好；而离地方政府利益越远的行业，越是赚不了钱。而做实体的中小企业，恰恰符合这两个特征。

　　从1978年一路走来，中小企业走过乡镇企业的阶段，躲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风险，失去国有中小企业的缓冲，除了已经做大做强而“华丽转身”的以外，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得不面对已经改变了的现实：整个社会的投机行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新一代劳工对权益的诉求。这已经是危机重重。

　　在政府的执政理念、社会管理理念、经济增长方式、政绩考核方式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亟待蜕变。

　　终结“外部人待遇”

　　困境之中，“拯救中小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共识，尤其是政府的责任。

　　道理简单不过，中小企业垮掉，或在结构性收益有利于垄断国企，有利于投机的情况下不做实体而加入炒房、炒股、炒中药材、炒食品的大军，无论是所催生的庞大失业率，还是加速物价上涨、加剧整个经济的泡沫化，都会是一个噩梦。

　　有一串数据被一再重复：在中国，中小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附加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纳税额则达到国家税收总额的50%。警示性的信息清楚不过——中小企业的每一次危机，无异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痉挛，它的灾难超越经济主体的自生自灭范畴，而会引发社会灾难。

　　不仅中小企业，整个社会，就公共利益而言，都需要政府出手。

　　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复杂性，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恐怕还很遥远，但的确，在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劳工权益的觉醒，总体上已经对“血汗工厂”的模式说“不”。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工成本上升导致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只是一种描述，乃是以过去的“血汗经济”是合理的，并且应该继续下去作为背景预设，但这种恍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企业生存模式，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保证工人的权益是企业继续生存和整个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政府有义务对企业减税来抵消、补偿其中的企业成本。而税负沉重本身，也是造成企业生存困境的因素之一，更必须行动了。

　　从深层次上来说，这次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应该使全社会，尤其是政府思考这样的问题：它们陷入困境，是哪些体制性的因素所造成的。市场经济，要求破除制度和政策上的“内部人待遇”和“外部人待遇”区隔。它也要求政府尊重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好公平的游戏规则，提供完善的体制保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东莞危机绝对不是一个地区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危机。中小企业倒闭潮，正在从东莞、温州这些产业聚集区蔓延开来，威胁着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 222.41.181 ] 于2011-07-23 21:44:40 上帖 [ 发短信 ]

东莞危机绝对不是一个地区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危机。中小企业倒闭潮，正在从东莞、温州这些产业聚集区蔓延开来，威胁着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这个产业，集中着中国70%左右的就业，占了出口贸易绝大部分份额。这个产业的危机，将危及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将使中国经济失去基本的引擎和动力，并动摇中国的产业基础，断送未来的发展。

36家创业板公司遭99名高管减持 共套现13亿元 http://b2b.toocle.com  2011年04月10日10:44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表评论 联系我们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创业板自推出之初就成为了高估值、高风险的投资品种，在股票受资金追捧、股价屡创新高的同时，公司高管们的减持套现也毫不逊色。自2010年11月份第一批创业板限售股解禁以来，不少创业板公司高管便开始陆续兑现纸面财富。

　　据本报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共有36家创业板公司遭到高管减持，参与减持的高管为99人，总共减持股数为4282.02万股，套现总额为13.03亿元。

　　其中，遭高管减持最多的华谊兄弟，其高管减持股数达到1547.81万股，总共套现约4.6亿元。其次是世纪鼎利，6高管套现约1.8亿元。大禹节水排第三，高管套现近1.4亿元。而高管个人套现金额最多的也出自华谊兄弟。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高管不是以个人身份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而是通过其控制的法人股东持股，在此也纳入高管人员持股范畴，因为其实质与个人直接持股并无区别。另外，部分高管的直系亲属持股，也将该部分股东的减持行为纳入统计范围，因为此举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高管意愿。

　　40名高管解禁首月套现5.6亿

　　创业板高管最早的减持发生在2010年11月，首批登录创业板的公司自该月起便迎来了限售股的解禁。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中，除宝德股份发行前所有股东承诺36个月限售外，其他27家公司都有一批小非解禁，解禁总数量为11.96亿股，是此前流通股数量的1.18倍。

　　由于上证综指自2010年7月以来大幅反弹，至2010年11月上旬涨幅达到30%，因此，这批高管的减持均价都普遍较高。本报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1月，这27家创业板公司中有14家遭到高管减持，减持股数总共为1958万股。

　　其中，华谊兄弟高管减持数额最多，共有三名高管及家属进行减持，包括既是高管家属也是发起人的孙晓璐、王育莲以及公司监事赵莹。三人总共减持1105.5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3%。

　　紧随其后的是大禹节水和吉峰农机。大禹节水的高管当月总减持246.2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吉峰农机遭高管减持140.8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8%。

　　当月，高管减持股数在百万股以上的还有汉威电子和中元华电，分别遭高管减持104.9万股和100万股，各占总股本的0.9%和0.8%。

　　数据还显示，去年11月，这14家公司中参与减持的高管共有40名，高管减持总次数达到123次，套现总额接近5.6亿元。

　　高管减持次数最多的是华谊兄弟，自11月1日~26日，华谊兄弟3名高管及家属共发生30笔减持，其中王育莲17次，成为当月减持高管中减持最频繁的一位。大禹节水当月高管减持次数也多达27次。

　　减持高管人数最多的是吉峰农机，自2010提11月11日~25日，吉峰农机共有10名高管进行了抛售，其中6名为公司现任高管，另外4名为高管家属，高管家属中有两人为吉峰农机董事长王新明的兄弟姐妹。

　　华谊兄弟居榜首：

　　高管减持1547万股套现4.6亿

　　截至目前，华谊兄弟是所有创业板公司中遭高管减持最多的，其高管减持股数达到1547.8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达到4.6%，高管套现总额约4.6亿元。

　　数据显示，早在限售股解禁首日，即2010年11月1日，华谊兄弟便遭到高管及高管家属的大手笔减持，当日，华谊兄弟监事会主席谭智的配偶孙晓璐通过大宗交易及竞价交易分别减持50万股、20万股，成交均价分别为30.46元及31.99元，当日共套现近2163万元。

　　同一天，华谊兄弟董事虞锋的母亲王育莲减持5万股左右，金额近160万元。仅在解禁当日，华谊兄弟便被减持超过75万股，涉及金额近2323万元。但这还只是高管套现的开局。

　　截至目前，孙晓璐共10次减持华谊兄弟，减持总量达720万股，占华谊兄弟总股本的2.14%，套现超过两亿，是99名创业板减持高管中套现金额最大的一位。

　　公司另一减持主力王育莲目前共减持31次，累计减持华谊兄弟525.81万股，占华谊兄弟总股本的1.57%，在创业板高管个人套现榜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孙晓璐。作为公司监事的赵莹也加入减持队五，自2010年11月5日到12月14日，分4次共减持华谊兄弟2万股，套现61.3万元。

　　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华谊兄弟董事马云于2010年11月26日以30.04元/股的成交均价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抛售华谊兄弟300万股，一次就套现9012万元。正是这四名高管的减持量，将华谊兄弟推上了创业板高管减持榜的榜首。

　　除了高管家属这一重身份外，孙晓璐和王育莲同时也是华谊兄弟的发起人股东，在华谊兄弟上市前的股本演变过程中，于2007年11月进行了第五次股权转让。华谊广告将其持有的91%股权转让给18名自然人，其中便包括这两个人。

　　孙晓璐以189.35万元的金额让华谊有限3.787%的股权。经过华谊有限增资扩股及设立股份公司后，最终持有360万股，王育莲持有华谊兄弟的数量为455万股。华谊兄弟2009年度实施10股转10股派3元。解禁后，孙晓璐及王育莲分别有720万股及910万股流通。

　　世纪鼎利排第二：

　　6高管减持252.5万股套现1.8亿

　　去年1月20日上市的世纪鼎利排在创业板公司减持榜的第二位。统计结果显示，自今年2月1日至3月18日，世纪鼎利6名高管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平台以及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52.5万股，约占世纪鼎利总股本的2.4%，总共套现约1.83亿元。

　　今年1月18日公司公告称，此次解除的限售股总共为25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8%，其中可上市流通股为108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7%，这部分解禁股于今年1月20日正式上市流通。

　　限售股解禁10天后，世纪鼎利的高管们就开始减持公司股份。就在这6名高管大手笔减持期间，世纪鼎利不断有利好消息出台，公司股价也因此一路上扬，使得高管的减持价格也不断走高。

　　2月中旬，世纪鼎利公告称，拟使用超募资金700万元，与其他3位自然人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京鼎元丰和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终端的移动数据业务性能自动化测试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并预计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收入1500万元以上，年新增净利润400万元以上。这期间，公司高管开始了试探性减持。

　　接下来，世纪鼎利又发布业绩预增公告，受此影响，公司股价经历一轮大涨。同时，公司披露了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元且每10股转增10股的分红预案。股价再度上涨至近期新高。公司4名高管就选在年报公布后的第二天开始大额减持，72元/股的成交均价也远高于此前高管减持时的68元/股。

　　创业板成“套现板”

　　就在首批创业板高管大把捞取现金之时，创业板已从一年前神话般的热炒变回残酷的现实。一年前开板之初可谓风起云涌，在A股市场整体强势，甚至产生了两市最高股价。神州泰岳上市仅3个月，便将中国船舶和贵州茅台拉下第一高价股的宝座，但最终因业务单一且过度依赖中移动而被称为挺不起腰杆的“驼背公司”。

　　在上述遭高管减持的公司中，不少上市前连续几年业绩大增，上市后却增速大幅放缓甚至下滑，网宿科技就是典型，现在业内甚至将上市后业绩马上变脸的现象戏称为“网宿现象”。

　　事实上，通过创业板套现致富的不只是高管，还有创投企业和一些个人投资者。据统计，目前创业板第一批上市的28家公司中，出现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减持已经有18家。乐普医疗、南风股份、控路者、莱美药业、汉威电子、上海佳豪等赫然在列。数据显示，这18家公司总共被套现的金额约18.5亿元。

　　套现金额超过1亿元的就有8家，分别是乐普医疗、银江股份、控路者、莱美药业、华星创业、金亚科技、机器人和立思辰。

　　分析人士认为，从估值角度和成长性角度来看，创业板并未表现出惊人的潜力，而过去两年发行的创业板股票市盈率和股价都偏高，这种反差显然会引发一些原始股东减持，创投企业就更不用说了。目前情况下，创业板可能仍难有整体性机会，估值回归则难以避免。

　　高管大额套现的同时，业绩上市后下滑、上市造假、恶意圈钱、用超募资金买房购车等丑闻频现于创业板。“这个宣称将从实体经济层面支持经济发展的市场已南辕北辙，创业板正发生一定程度的目标偏失和功能错位。”一名投资人士谈到创业板高管套现时深表忧虑。（来源：中国联合商报）

本文转载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http://b2b.toocle.com/detail--5729538.html

5月份，A股市场不振，创业板同样未能走出独立行情。深交所信息披露平台诚信档案显示，在5月，共有21家创业板公司股票遭到自家董事、监事、高管减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创业板高官减持呢？

       5月，创业板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股份减持的共有64次。套现自家公司股份最多、同时也是金额最大的创业板公司是华谊兄弟，有3位高管参与其中。5月6日，董事虞锋本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445.86万股，虞锋之母王育莲减持360万股，马云减持1109.16万股，3人的套现金额合计超过3亿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风靡一时的创业板高管纷纷减持手中的股票呢？

       不断收紧的银根，不仅让创业板企业出现资金紧张的状态，在东南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也连连被爆资金紧张。调查显示，融资难普遍存在。约13%的企业融资难度很大，57%的企业存在融资难问题但尚能克服，30%的企业融资基本无困难。存在融资难的45%企业反映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担保。对此，银监会昨天披露,近日已印发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出台优惠政策“松绑”小企业贷款，表示要适当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容忍度，允许银行将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处理。记者了解到，为支持小企业贷款，目前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等银行已预留了小企业信贷额度。

股东减持潮涌 84家上市公司本月遭重要股东减持

2011年6月21日 08:07 来源:东方网综合作者:谷东 选稿:李浩翔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獐子岛(002069.SZ)今日公告称，在6月17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逾3亿元公司股票的股东正是董事长吴厚刚。

　　连日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遭遇减持的公告摩肩接踵，减持者中除了对公司了解透彻的公司高管外，还不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身影。据统计，截至6月20日，本月已有84家上市公司遭遇重要股东减持。

　　股东减持潮

　　根据记者进行的粗略统计，仅深交所上市公司中，6月份以来至少已有10家上市公司公布控股股东减持或即将减持。在此期间，深圳成指仍在持续下跌途中，并在上个交易日创下近期盘中新低11288点。

　　据资讯统计，截至6月20日，本月已有84家上市公司遭遇大股东及高管减持。其中，除了北斗星通(002151.SZ)、智光电气(002169.SZ)、嘉应制药(002198.SZ)等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外，主板上市公司中兴通讯(000063.SZ)、华神集团(000790.SZ)等也均发出控股股东减持或计划减持的公告。

　　对于大股东的减持，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有些纯粹出于对资金的需求，但也有对公司的成长性及投资回报的悲观。由于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产业调整等诸多原因，很多上市公司的业务举步维艰，难以获得更高的成长性和较好的盈利水平。

　　华泰证券研究所咨询部主任周林认为，控股股东减持无可厚非，只要不是因为对公司未来发展失去信心就好。

　　减持成本低

　　在控股股东出现减持的上市公司中，较多的是中小企业板公司，而主板上市公司也不占少数。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已经明确表示，减持比例将超过5%。

　　其中，嘉应制药实际控制人黄小彪在6月份开始减持嘉应制药，黄小彪称，因个人理财需要，预计半年内减持股票比例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减持前，黄小彪持有嘉应制药总股本27.03%的股份。

　　智光电气控股股东也表示，为支持长期投资以及自身理财需要，预计未来六个月内减持股份比例可能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减持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低于30%。

　　近日，上述两家上市公司股价均已接近历史低位。

　　尽管大盘目前较弱，但对于大股东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减持时机选择不当。周林认为，对于大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其持股成本非常低，加之分红回报后，投资成本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主板公司中，中兴通讯被控股股东减持的同时，公司自身也在不断减持参股公司国民技术(300077.SZ)。中兴通讯称，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减持公司1.69%股份后，仍持有公司总股本30.76%股份。

　　中兴通讯原持有国民技术5440万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20%。而在5月24日至6月13日间，已经累计减持1000余万股国民技术。该次减持后，仍持有国民技术15.98%的股权。

　　据资讯统计，6月份至昨日，被股东增持的上市公司也达到29家，但其中被控股股东增持的并不多。沙钢股份(002075.SZ)尽管被控股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增持了0.127%的股份，但增持比例较低，而其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比例也仅是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而很多被个人，尤其高管增持的上市公司，实质上仅是象征性地增持。如宝钢股份(600019.SH)被三位高管增持，但合计增持数量不足10万股。(.第.一.财.经.日.报 )

中国地方债风险集结号吹响 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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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谁手里拿了城投债，谁的心里就发慌。”7月21日，一位投行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一边是二级市场上的大面积抛售，一边是研究机构纷纷出报告，分析、预测城投债可能发生的风险。最近一段时间，城投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风暴。

　　城投债的这个转折开始于云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以下简称“云投集团”)的重组，该公司是云南省最大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由于涉及核心资产的转移，市场把这次重组视为信用违约，又由于近期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大面积清理，商业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贷款进行严格排查，导致他们的资金链骤然拉紧，城投债信用风险凸显。

　　市场的剧烈反应出乎云南方面的预料，处在事件核心的云投集团总裁刘一农进行了澄清：“组建能源投资集团是云南省政府能源投资战略的重大调整，并不是所谓的应对资金链断裂的应急措施，更不会是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2008年末，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为了配套中央的资金，各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以吸引银行资金，但是始料未及的是，不久之后，尤其是到了今年上半年，地方债的违约风险就成了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最大隐患。

　　风险传递

　　典型的一幕发生在7月6日下午，临近收市还差1分钟，10渝交通突然遭遇抛压，现券净价瞬间从97.98元直落近8元，收至90.3元。当天交易所多只企业债券或在盘中或在临近收市时，均遭到抛售。

　　“这是近期关于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的一次集中释放。”一位债券市场人士说。

　　近期以来，关于地方融资平台违约的传闻不断。

　　今年4月间，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该公司在建行、国开行、工行等十几家银行贷款余额接近千亿元，这引起债权银行的震惊。

　　6月29日，有香港媒体报道，上海市政府辖下一家从事地产及公路建设的城市投资公司，本月起停止向银行偿还流动贷款，并向银行要求拉长还款期，以及把该笔款项转换成以资产抵押的固定贷款，这同样被市场视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市场上议论纷纷。

　　以上两个事件经过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和澄清，事态渐渐平息。但紧接着6月30日，云投集团重组传闻得到证实：云南省政府拟将其持有的全部电力、煤炭资产及云投集团控股的云南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进行整合，组建新的集团。

　　由于电力资产是云投集团最为优良的资产，很多债务是以电力资产作为抵押，或者以电力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如今这一块资产剥离出去，这将造成这些债券失去了还款来源，被市场人士看做是明显的违约行为。

　　截至6月30日，云投集团负债总额为425.9亿元，集团合并资产总额573.6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4.25%。到去年底，云投集团还有在上证所发行的公司债券两只，金额35亿元；云电投发行债券两只，总额为7亿元。

　　尽管云投集团总裁刘一农日前对此事澄清，但并没有打消市场的担忧，城投债的风险传递到整个企业债市场，不论是发行还是交易都非常稀少。

　　“主要问题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是否要中央政府兜底，如果中央政府明确了，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虽然大家都明白，在中国政府的债务最终都是中央政府兜底的，但从目前形势看，不确定性很大，所以二级市场上就没人敢要了。”前述债券市场人士说。

　　城投债其实在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中占比很小，大约也就7%，但是由于近期市场资金面紧张，流动性较差，这种风险效应就有放大迹象。风险波及到其他企业债，就连一级市场也已经连续好几天停止了发行。以高收益债券为主要投资品种的基金开始大幅度下跌。7月21日，铁道部发行的200亿短期融资券也一反常态招标未满。

　　前世今生

　　地方融资平台起源于1994年分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为了筹得建设资金往往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通过打包贷款的方式筹得资金，但是由于我国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担保举债，2006年这项业务被五部委叫停。

　　2008年末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启动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为了配套中央资金进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以从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融资。

　　从2009年年中，银监会就已经意识到了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发生的风险，2010年5月，国务院办公会议决定加紧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此后银监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盘查清理工作。

　　今年2月13日，审计署开始就地方债的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结构及增减变化情况进行审计，该审计结果于今年6月底公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4.97万亿元，这与此前央行的报告经媒体推算的大概14万亿以及此前有媒体报道的银监会数据大概9万亿有较大差距。

　　这个数据引起一些机构的怀疑，穆迪出具报告认为审计署的数据遗漏了3.5万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此后审计署和央行都进行了澄清，央行发言人指出，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有高有低，有的省远远低于30%，即使最高的比例也未超过30%，因此，不能用30%来作为全国的比例。

　　目前，市场人士还是比较认可审计署的数据，一位市场人士告诉记者，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是在不断的变化的，由于去年的清理，许多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已经转变为一般公司，一些贷款已经偿还，而此后平台公司的贷款增长很慢，因此几个监管机构的数据不同也正常，审计署是最新的数据，应该更加准确。

　　会不会集中违约？

　　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往往发生在货币政策收紧之时。

　　从去年以来央行采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导致商业银行贷款行为发生变化，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收紧首当其冲。

　　又加之从去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最为严格的调控政策，房地产成交量开始下跌，由此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这让人们开始担心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来源。

　　“明年，地方债将进入还款高峰，这样的不良项目暴露得将会越来越多，如果集中出现的话，问题就会很严重，而这也正是前两年宽松的信贷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告诉记者，当年推出这个地方债的时候，对各地方项目的考核有些盲目，向这些项目放贷就跟撒钱一样，对这些项目的还贷能力和相关投资的质量都没有稳妥的把关，最终的结果肯定会遇到因项目问题导致还贷遥遥无期的现象，宽松的信贷政策必然导致不良项目的出现。

　　仲大军同样强调，关于地方债的问题，目前还是局部的少数现象，不能因为个别案例夸大地方债的问题，不能简单说地方债问题很严重，但对这类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地方债的问题需警惕，但不必慌张，”中国社会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告诉记者，“截至去年年底，审计署公布的地方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占我国去年GDP的25%多一些。我们有两个参考指标，一个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一个是政府债务不能超过整个GDP的60%。按照这样的比例，我们不用太过紧张。”

　　但是，王振中提醒道：“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产生各种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到现在还有很多处于消化过程中，比如，我们原来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至今还没有处理完。所有这些债务问题我们不可能在一两年内解决；因此，如何将各种债务问题防患于未然才是最关键的，也是需要警惕的。”

14万亿地方融资平台贷 地方政府靠什么偿还？

2011年06月22日 11:05　来源：半月谈网　 参与互动(3)　　【字体：↑大 ↓小】

　　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通过举债融资，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筹集资金，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亟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规模迅速膨胀，运作不够规范；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偿债风险日益加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意识薄弱，对融资平台公司信贷管理缺失等。

　　过去两年，地方融资平台还是银行较为推崇的“客户”，如今，在监管层一步步风险提示之下，这位“客户”在银行的系统里面正受到谨慎的对待。

　　近日，央行发布关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数据，据测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仅超过了1万家，其总额或逾14亿，超出市场对于平台贷总量的预期。今年4月份，银监会向银行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要求银行对平台贷“降旧控新”。

　　14万亿，一个天文数据。一方面，这些贷款主要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改造、城市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没有固定的收益回报；另一方面，这些贷款的抵押物大多是土地，预计土地抵押所占比重不低于80%。如果按照每亩土地抵押贷款100万元计算，用于抵押的土地将达到1000万亩以上，而如果按照每亩土地抵押贷款50万元计算，抵押土地的面积将超过2000万亩。也就是说，很多城市的土地都已经抵押给了银行。

　　而从前些年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具体做法来看，相对容易操作的土地，都已经操作完毕，留下的都是拆迁难度很大、拆迁成本很高的土地，这些贷款虽然有土地抵押，但实际并没有多少可以用于偿还贷款的剩余价值。即使这些土地具有偿还贷款的剩余价值，也要投入相当巨大的资金才能够将价值置换出来。那么，银行还能向政府融资平台大规模地发放贷款吗？即使能，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的资金，能够用于偿还贷款吗？

　　而按照目前地方的财政状况，指望地方政府用财政资金来偿还贷款，是天方夜谭。那高达14万亿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地方政府用什么来偿还呢？这是否意味着，地方政府将面临信用缺失的风险，而银行也将面临不良贷款迅速增加的风险？

　　日前有报道称，中央将通过成立一家新的公司的方式，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债务。虽然有关方面迅速“辟谣”，但也没有否定这是正在考虑的一种方案。由中央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当然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手段。问题是，地方政府个别人员闯下的“祸”，最终让纳税人、投资者等来买单，显然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更重要的，一旦真的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会使地方政府个别人“闯祸”的热情更高，负债的动力更强。那么，这些债务何时才能偿清呢？

　　江苏镇江国资委公务员谭浩俊认为，眼下各大银行正为前两年过度放贷所困扰，一方面，普遍出现了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面临不良贷款率快速上升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是，资本充足率的不足和贷款风险的增大，还严重影响了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使实体经济普遍出现了资金紧张的矛盾。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呢？目前看来比较可行的办法，也许就剩尽快推出市政债政策了。因为，只有地方政府发债的方式，才有可能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也可以使地方政府正在建设的工程不至于成为“半拉子工程”。但是，需要提醒有关方面的是，即使出台市政债政策，也必须严令地方政府至少拿出债券资金的一半以上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建立偿债基金，且基金总量不能低于所有债务的20%，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风险。

　　很多人都在担心地方政府债务会变成一次银行的危机，而要想避免这样的担心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办法和措施，而这个办法和措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把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的头上，而不是放到中央和纳税人、投资者，甚至股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