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工艺书籍:为世不容近猖狂，浮生若梦张竞生

为世不容近猖狂，浮生若梦张竞生

作者:醉恨生   2008-10-12 13:58 星期日 晴　　
　　现在谈到张竞生，多数人已是茫然不知，但在上世纪旧的年代，却是声名显著的一个人物，当年同与胡适为北大哲学系两个最年青的教授，后却因为他的《性史》风波，年逐衰落，每况愈下，而胡适却以北大为起点，日渐辉煌，青云直上，命运殊途之差异，让人嗟吁，直如张九龄之“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更似杜工部之“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了。
　　
　　张竞生虽因《性史》而出名，但却绝非“性学博士”或“卖春博士”，而是法国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他昔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被委任为南方议和团的首席秘书，参与南北议和的谈判，促成清王朝的终结。他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位翻译卢梭《忏悔录》的译者、中国第一位提出逻辑学概念的学者、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近代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李敖曾经说“编《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教室裸体写生的刘海粟与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张竞生更在当时被骂以“淫虫”，但时代终证明“文妖”其为先知，“淫虫”实为学论，但却已是一江春水东流去，昨日星辰昨日风。
　　
　　张竞生在当时虽因其学问惹起争议，引祸上身，明罪虽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扰乱风纪，败坏人常”，实因却为观点虽是真知灼见，但不容于当时之环境，逆于道学之人心，其言论被视为洪水猛兽，其认知被识为邪门歪道，最终弄到身败名裂，惜为可叹，实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性人物。但又如今日来看，其形迹虽如异端，其主张却是先驱。张竞生在性学方面最出名的就是提出了“第三种水”，“第三种水”是女性性高潮时从巴氏腺囊释放出来的体液，直到1958 年，德国女科专家格莱芬堡通过科学手段才予以证实，及后还出版了专著《格氏点》，又称“G点”，而张竞生在一九二几年便已知。又例如在人口控制方面，张竞生在1920年已经向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烱明提倡节育的观念，但被当时有十多个子女的陈大骂为“神经病”；而路过上海时，被汪精卫在家请饭，见其子女满屋，汪精卫遂不好意思的对他说道：“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另外在1953年也曾上书中央要求提倡科学地节育，都比马寅初在1960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为早，也比费孝通走前了很多年。另外有学者以为金岳霖是把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第一人，当然如果要考证的话，汤若望的时候已经把当时西方的逻辑传入中国，但是否严谨意义下的现代西方逻辑，当然有待商榷，但若真的要算起第一个在北京大学教或在当时中国大学教逻辑学的，断非金岳霖，而是张竞生。
　　
　　虽是学问非常，但张竞生自身性格，却也有怪异偏激之处。清末时分，他中学结业后，他父亲便要他回乡去当乡绅，那个时候，中学毕业生，等同科举时的“贡士”，有祠产，也可用蓝衫雀顶，在社会更有种种便宜的地位。可是他不同意他父亲的安排，自己渴望北上升学，他父亲不应，父子纷争后，陡然计上心头，背地里在县衙门里告了他父亲一状。
　　
　　父亲不给儿子读书，儿子竟然向官控诉，在前清是骇人听闻的怪事，但却只是不让他深造的控诉；县官便传了他父亲劝谕，老头子知道底细，气得直瞪眼。经县官调解下，便忍下愤怒，拨款助他北行求学。
　　
　　 前面提及张竞生加入同盟会，起因正是张竞生到北京后，那时汪精卫刺摄政王案正发生，被擒下狱，张竞生被好奇心驱使，便常到狱中访汪，时时接济些银钱食物，一日便有熟人来会，说是与汪精卫未婚妻陈壁君同来谋救汪逃狱，张竞生感于汪精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气，就答应陈壁君之约，可惜计策虽有，但不能实行，于是陈壁君离京，张竞生继续留校，学习法文，并消磨时光在佛经中。过约一年之久，武昌起义，汪精卫出狱到天津组织“京、津、保同盟会”，张竞生遂离开京师大学前往天津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议和团秘书，与袁世凯、唐绍仪折冲樽俎，讨价还价，促成清帝退位，终结封建王朝。直到革命政府成立，张竞生或是觉得自身学识还一无所成，便申请官费留学法国，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等人以官费生出国。张竞生先进了巴黎大学哲学系，1916年获学士学位；后进里昂大学哲学系，学术上深受卢梭的影响。1919年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游历英国、德国、比利时，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但正是在巴黎这个浪漫之都，张竞生领略并建立了他的性学观念。在法国，革命的话语和性的话语是并存的，很多法国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性小说家，比如入祀先贤祠的第一人米拉波，是法国大革命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他在仅仅42年的短暂人生里,创作了4部性小说，即《性典》、《天生的荡子》、《他她修道院院长》、《撩起窗帘》等。张竞生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耳濡目染，加上他奔放张扬的天性，强化了他这方面的研究兴趣。
　　
　　 纵观张竞生的文章，即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算是惊世骇俗，徐志摩的文章可算是香艳，到其情深处是“浓得化不开”，而张竞生的文章比较起来可算是滥情了，其香艳处更为赤裸露骨，通篇纪录了自己的情史、猎艳史，即便现在的作家，也即少把自己与女友做爱的细节写入书里，而张竞生在字里行间对这些往事似乎都充满着得意之色，不断炫耀着自己与外国女友的性史，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学时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爬上树上寻欢”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张竞生的文字虽然滥情，但却绝不是庸俗下流的文风，内容虽然大胆，却也只能说是态度来得坦率，读来让人感觉自然洒脱，是由性情衷出的文字。这当然也于他的美学思想有关，张竞生的美学思想是要求解除束缚，要回归大自然，如他不停地强调美是以大自然为标准，以真及美为标准，所以张竞生会在树林、在沙滩、在野外的地方与人性交，关于这一点，他的一位法国女友，带他去法国自然派的大本营-----日出岛恐怕有很大的影响。
　　
　　“Heliopolis”（古希腊语意为太阳之城），为裸体主义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危勒在1931年所创立，其宗旨就是反对现代化扭曲变异的文明，物质对人的束缚，远离城市的喧嚣，提倡自然质朴，其标志就是反璞归真，回归自然，赤身裸体，过健康卫生的生活，遂成为裸体者的世外桃源。这种行为有如魏晋狂士“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也如古希腊人。张竞生在生活的观念上，可以说在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渐形成他美的思想及观点，这在他的文章及理念中，亦也充足的表示，提倡自食其力并身体力行，入田劳动，开办农场，并发起乡村建设，在衣食住行方面，也遵守自然的规律，不食肉而食蔬菜与水果，不饮酒而饮果汁，精神上注重乐观，不作无谓的顾虑，这也是我们近年来才兴起的饮食及生活观念。
　　
　　张竞生在法国接受了大量西方学术和思想，脑子里装满了社会学、性学、优生优育之类的学问回国，这位法国里晶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公开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快乐之一种。”这种主张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1921年10月，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遂聘任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教授西方哲学史、法国唯理论、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美学和性心理学等。他是第一个在大学里教授逻辑的人，还写了一本逻辑学著作《普遍的逻辑》当成教材。实际上,张竞生的《普遍的逻辑》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都是逻辑学的开山之作。在任教之余，张竞生还开设讲座，讲性心理和爱情问题，深受学生欢迎。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被印成册在北大广为流传。并于当时在《晨报副刊》发起著名的爱情大讨论“爱情四定则”： 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而这篇文章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爱情观大讨论的导火线。仅两个月，就有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在内的60多位读者参加讨论。在1923年5月，北大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被推举为主席。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他列出30多项，“性史”便是其中一项。在他看来，“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据传，张作霖进京时曾扬言，要把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张竞生虽然没被毙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项，却被调查会否决。张竞生不甘心，干脆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遂成《性史》。
　　
　　《性史》一出，便如到口诛笔伐，尤其是《序言》中声称：“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这种“美的人生观”显然触怒了时人，报纸和杂志对他猛烈抨击。即使是在此前因发表《性道德之科学标准》而遭猛烈批评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宋子文更是点名斥责张倡导“乱爱”和“淫乱”。 梁实秋更是撰写《张竞生丑态毕露》、《性学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应取缔他出版的书。虽然这本被林语堂称为“很颓废的书”，出版4个月后，便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荃以“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警察厅下令将《性史》等书全部没收，并且“严密查察，如有售卖，送案究惩，勿稍姑息，以维风化”。此举当然遭到南开一些开明师生的强烈不满，有人投书报刊，指责“入了张伯苓的南开，就好似入了始皇帝的秦国：教你怎样你就得怎样。随便草上一封信，而全天津的人便不能再看《性史》等书。”而周作人在《语丝》的“南开与淫书”一文中发表了投书，并表示了他本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周作人说他已经看过《性史》等书，“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又说：我并不因为认识张竞生章衣萍诸君而想替他们辩解，我也不说这些书于科学上或文学上有怎样大的价值，我也不想拿去给自家的或友人家的子女读，然而我也不觉得怎么可怕，自然更没有“查封”之必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与谬误，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虽然随后张竞生本人也关照书店不再重印。但这却让这本小册子在地下更加畅销，不法书商大肆翻印。甚至盗用张的名义抛出多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令张名誉扫地。
　　
　　虽然鲁迅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到25世纪才能实现，但与周氏兄弟的争执，与潘光旦的笔仗，却是很快到来，因“第三种水”的问题，遭到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的抨击。他们认为此说是“不科学”；又说丹田运气之类是企图复兴道家的腐朽糟粕。平心而论，到了今天，我们早已不难发现，这些抨击当然不全正确----有的是因所见不广，有的有些“上纲上线”。当时张竞生自然不服，也写文反驳，大打了一场笔墨官司。且后又与周作人因《恨》一文，发生交恶，两个遂以恶骂收场，周作人也把文集重版时原先那篇称赞张竞生极有天才的文章抽去。而至于潘光旦，正如卡维波所言：“在张竞生与潘光旦的论战中，后者只是用西方性学大师与性学术的大帽子来批判张竞生的‘伪性科学’（潘光旦曾翻译过西方性学大师蔼理士之著作）（引案，张竞生也译过蔼理士的著作）。在张竞生饱受社会保守势力打击与压迫时，潘光旦的批判颇有落井下石的味道。”
　　　　
　　一九二六之际，张竞生因时局关系，脱离北大，前往上海，开办了美的书店，集编辑、出版、销售于一身，开业之后，生意兴隆，张竞生他们所编的各种书籍经常很快销售一空。这除了销售他们自己印制的图书外，也或于当时他们所大胆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有关。鲁迅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不难设想，这样一家以编印销售“性书”为特色的书店，再加上独树一帜的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当然是非常轰动的。张竞生自己对此也非常得意，他后来回忆说：“这间小小的书店，……左近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等，若是与我们这间美的书店的门市一比，还是输却一筹。”但后却因同行排挤，恶意倾轧而关门，为时约有两年光景。张竞生随即再度赴法国，研究社会学和美学、地方自治与农村组纪念品，再回国后，已是壮志消歇，隐居故乡饶平，绝口不提他的性学说，而是潜心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先后写出《农业复兴试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并为家乡修路建学，赢得极高声誉。
　　
　　1949年前后，张竞生曾稍有一段安静的晚年岁月，颇给人以尘埃落定、洗尽铅华的感觉。他回首往事，整理旧稿新著，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作品。他的《十年情场》由新加坡 《夜灯报》社出版，《浮生漫 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艺公司出版，《爱的旋涡》由香港《知识》半月刊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春，张竞生连夜写下十三万余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但同样受诋于当时。另据说他在 1960年还完成了哲学著作《系统与规律的异同》、《记忆与意识》。但是，他终于未能躲过政治运动的倾袭，其亲友被残酷折磨，其弟受尽凌辱毒刑后枪毙，其妻不堪受辱，被逼自杀，其十岁的幼子，也在土改时被划为“小地主”，饱受欺压，虽然在反右当中内定中右，没有戴帽，却终没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张竞生被扣上“反动权威”等帽子，游街批斗，遣往饶平县乡间劳改。虽是风烛残年，落得凄凉落寞不说，还日日饱受红卫兵无知横蛮的摧残折磨。1970年他在“牛棚”夜读，突发脑溢血，翌日即去世，终年82岁。
　　
　　总体而言，张竞生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悲剧人物。生前，他黯然写道：“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低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可谓是经世阅历后的心语，也算是他一生写照的认识。张竞生学问中不乏其真知灼见，却因各种因素总是埋没于世间，其人于革命有所贡献，在乡村建设运动上，更是以“南梁北张”与梁漱溟并称。在思想认识上，更如一块石头投入了五四时期国人的死水微澜，激起不少浪花，打破了当时的道德枷锁，但其人却也亦投入水中的石块，激起涟漪后已便不在，消失在五四的狂潮中，被人遗忘，而个人其命运，也终是以悲剧所告终。斯人已逝，及不可寻，今以此文，不仅只为纪念，更想是疑问，什么时候的社会，才能容纳于此样的异端在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