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香坊线切割招聘:中国瓷器14讲 010

第十讲：中国古陶瓷销行伊斯兰世界的考察

一、         导言

八世纪以来，中国古陶瓷象群星一样点缀在伊斯兰世界。考古调查表明：在伊朗的内沙布尔、席拉夫、雷伊、沙威、阿尔得比勒；伊拉克的萨马腊、阿比达、巴格达、斯泰西封、瓦吉特；叙述亚的哈马；黎巴嫩的巴勒贝克；阿拉伯的亚丁、阿布安、扎哈兰、巴林、麦加；埃及的阿布辛贝尔、阿伊扎布、亚历山大、福斯塔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地，本世纪以来不同程度地出土和发现了中国古陶瓷。这些古陶瓷以其数量浩繁、质地精良、时序严谨而受到世界许多考古学家、古陶瓷研究专家、工艺美术史家以及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经贸史等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对于伊斯兰世界发现的中国古陶瓷，中外学者纷纷发表著述。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有《陶瓷之路》（1969年日文版，目前有三个中译本）、《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瓷与越州窑青瓷》（1983年）；《唐末作为贸易瓷的长沙铜官窑》（1983年）；日本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1979年）；家岛彦一《论南阿拉伯的东方贸易港》（1965年）；埃及阿  加布里埃尔《福斯塔特遗址的发掘》（1921年）；国R.L霍布逊《波斯南部与旁遮普北部的陶瓷碎片》（1937年）；英国格雷《外销伊斯兰世界的中国陶瓷――1400年以前对伊斯兰艺术影响的意义》（1976年）；英国杰维斯   马修《东非与南阿拉伯海岸的中国瓷器》（1956年）；美国J.A波普《伊斯坦布尔托普卡萨拉伊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瓷器》（1952年）；德国齐默尔曼《撒来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古瓷》（1930）；还有R.L小鲍恩，F.P奥尔布赖特《南阿拉伯考古发现》（1958年）；C.威尔金森的《伊朗内纱布尔的发掘》（1937年）等等。中国学者也做出了不少努力。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1987年）；马文宽《略论福斯塔特出土的龙泉青瓷和埃得哈布尔出土的中国瓷器》（1987年）；曾广忆《阿曼出土一批中国古代外销瓷》（1982年）；李辉柄《阿曼   苏哈尔出土的中国瓷器》（1983年）；夏鼐《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1963年）；欧志培《中国古代陶瓷在西亚》（1978年）；刘家琳《伊朗内布沙尔出土的唐越窑碗》（1981年）；等等。这些著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古陶瓷销行伊斯兰世界的状况以及由此而引出的文化阐释。   

中国古陶瓷销行伊斯兰世界，中外史籍多有记述。这些史籍有伊本．郭大贝《省道志》（公元846年）；伊本．忽尔达兹比赫《道里郡国志》（公元846～847年）；苏来曼的《中亚游记》（公元851年）；查希兹《守财奴》、《商务的观察》（公元9世纪）；伊本．法基的《地理志》（公元903年）；阿．伊斯法罕《乐府诗集》（公元10世纪）；塔努基《一位美索不达米亚的教法官的席间谈话》（公元10世纪末）；本．沙赫里雅尔《印度珍闻集》（公元10世纪）；撒阿拉比《珍闻谐趣之书》（公元11世纪初）；以上均为阿拉伯著作。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亚非游记（14世纪中期）；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等。中国宋．朱或《萍州可谈》；宋．赵汝适《诸蕃志》；南宋．周云非《岭外代答》；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明．马欢《瀛涯胜览》；明．费信《星  胜览》；明．巩珍《西洋蕃国志》；明．张    《东西洋考》；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等；当然我国各朝官史也有记述。本世纪伊斯兰地区出土的中国古陶瓷为中外史籍记载实物佐证，同时这也是中国于哦同伊斯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友好交往、文化互流的象征。

那么如此丰富的中国古陶瓷是 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中销往伊斯兰世界的呢？本文下面将作一些探讨。

二、中国古陶瓷销行伊斯兰世界的背景

（一）海洋命脉的地理环境

提出这一背景是基于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域商贸陆路异常发达的情况下，这么常距离的运输未促成陶瓷大量外销伊斯兰世界这一实事。八世纪以后，海洋运输的发展为陶瓷外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便。“路上陶瓷之路”之所以未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陶瓷不同与丝绸，是易碎物品，不易长距离的陆上运输。海洋运输行走平稳，安全可靠。其次，船舶体积大，运输量大；从经济角度讲，可节省运输成本。考古调查证实：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陶瓷贸易绝大部分是通过海洋运输实现的。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出土中国古陶瓷的遗址大多分布在沿海港口或内河谷地，且数量大；如福斯塔特、亚历山大、阿伊扎布、亚丁、阿布安、佐法尔、苏哈尔、吉达、巴林、撒马腊、巴格达、斯泰西封、巴士拉、席拉夫、霍尔木兹等，然后由这些港口运往内地。另一方面，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尤其是瓷业中心的南移，便利了瓷器由沿海港口向外输出。《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唐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路线共七条，其中的“海夷道”便是从广州港出发经马来半岛、印度样与阿拉伯世界海路交往的重要商道。本世纪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发现唐代名瓷，又反过来证明当时中国制瓷业的繁荣和海洋贸易业的兴盛。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南外围有东海、南海与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等海域相沟通，形成半环形的海洋生命线。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实施“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十年（1988～1997）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 of Dialogue）。其中包括中国～红海这一段。这条中外贸易的海上生命线在公元二世纪前后就已开通。《后汉书》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遗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这说明远在西欧的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大秦”）从南海与中国曾有一度的交通往来。至迟在公元六世纪，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海上商路已全线贯通。《宋书》（约成书于公元500年）载：“中国与大秦、天竺之间‘舟舶继往，商使交属’”。公元八至九世纪以后，以中国东海、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等为贸易通道的海洋贸易网络更加繁荣，中国陶瓷成为该商路的持续大宗贸易品。这条商路也即是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二十世纪中期提出的“海上陶瓷之路”。

以公元七世纪以来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地处欧、亚、非三大州交界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海陆交通十分便利，是中西交往的枢纽。西亚诸国更有“五海三洲之地”之称，自古以来成为世界舞台上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经济发展异常繁荣地区。这里有世界两大古文明之源；埃及、两河流域。这两大古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嬗变之后，不象中国和印度文明那样幸运，而是于公元七世纪中期统一于伊斯兰阿拉伯帝国之内（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兼并了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同年征服埃及）。从此，这两块播撒过古代文明之种的肥沃地区，绽开了中世纪伊斯兰之花，千百年来接受伊斯兰教的洗礼。

早在八世纪之前，精明强悍的阿拉伯人，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队，还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舟舶，无不显示阿拉伯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是的，我们对伊斯兰文化的理解，不能仅停留在钦羡波斯的细密画、或翩翩起舞的波斯舞姬，或《以千零以夜》精美神奇的故事，而应该看到，这种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那样宽容大度，同时又以自身的文化精神感染域外文化。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在评论中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受并蓄而好探求的”。伊斯兰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相似的文化特制，这两种文化在长期相互交流、相互促进过程中，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难怪二十世纪在伊斯兰国度作调查的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学者们惊叹伊斯兰文化的独特魅力。三上次南先生说：“如果不与伊斯兰世界作对比，那就很难想像欧洲世界的形成与发展。”

（二）交通工具与航海技术

如果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海洋这一天然通道，那么交通工具和航海技术则是促成陶瓷大量贸易这一事实的必要条件。

史迹证明：中国古陶瓷是在唐代开始输往伊斯兰世界的，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明代以后，中国瓷器已越过这一地区出现在欧洲的宫廷和普通人家的餐桌上。唐代以前，中国与西方（包括中国以西的广大地区）之间的商品贸易主要是丝绸。当公元一世纪前后罗马人在讨论丝绸衣服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时候，作为中间商的阿拉伯人的船只已经在红海与印度洋之间穿梭来往。这时，中国商人也发现了季风的秘密，摆脱了靠近海洋航行的局面。三国时，风帆的改进使航海技术前进了一大步。吴国丹阳太守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叙述南海上航舶的风帆：“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杳载之。有卢头木，叶如  形，长丈余，织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欧斯迪技术唐代以前中国船只已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这条海上商道与唐代宰相贾耽在《从边州入四夷道》中记载中国与西方的海道相吻合。即是从广州经南海、西沙群岛、越南东海、印尼、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西南故临，再西行到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口，复傍波斯湾的西海岸到亚丁附近。

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使得中国古代在繁忙的国际海洋，贸易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唐宋时，中国海舶体积不仅巨大，而且导航术在世界航海业中也遥遥领先。唐时我国已能建造巨大的远洋海舶。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唐时中国有一种‘苍舶’，长达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九世纪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东游记》中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的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上”。又说：“……大部分中国船都是在席拉夫（伊朗港口）装货启程的，阿曼和巴士拉口岸的货物都事运到席拉夫，然后装到中国船上。”宋代造船较唐有进步。南宋.钱塘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卷12载：“宋时海船大者载重达五千料，（《明会典》称：一科相当于一石，即60公斤）载五六百人”。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宋代一种“巨舟”：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长数丈。以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宋代船只不仅载重量大，而且船体坚固，结构良好。宋.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中说：“船体巨木全方，搀叠而成”。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的宋船残骸分析可以为证。在导航术方面，除传统的海外地理学、地文定位、天文测量、船舶操纵技术等继续发展外，以量天尺为测量工具的大洋天文定位术和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的使用，使得中国航海技术于西方所不及。二十世纪初北宋宣和年间成书的《萍州可谈》这样描述当时的远洋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胃风涛，唯惧靠搁，谓之奏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或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这船体宽阔数十丈，海中不畏风涛的先进造船术，这随时入水不瞑的填补漏缝的船工，那观星、观日、嗅海底泥稳操航向的舟师便是千百年来航程万里处处惊涛骇浪的“陶瓷之路”形成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证，伊斯兰世界各地发现宋代瓷器则又成为充分可靠的证据。

元代由于蒙古汗国的西征重又恢复了近四百年前由于土耳其等民族兴起而被迫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此后中国陶瓷由海陆两路向伊斯兰世界输出。元.王礼在《麟原文集》卷6《义冢记》中形容元代交通：“适千里者，如在户廷；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元代海运发达。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泰在《游记》中说：“泉州为世界最大港口，港中大海船百艘，小船不计其数。”他还描述元代的船只：“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等，大者船员千人，水手六百，卫兵四百，有三帆至十二帆，皆以  编成，并有随行船相随随行船大小不一。船底采用三层板以巨钉钉合而成。船分四舱……，船员常在木盘中种植蔬菜。……摇橹时有十人至十五人，分两排对立……”1976年在韩国新安发现的元代沉船为以上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据叶文程先生提供的资料分析：船体长约28米，船内由隔板分成八个隔舱，中部的宽度经复原为9.2米。船底有龙骨，左右排各有14排的船板，是采用叠接的方法用铁钉钉上，在第一、四个船舱两处设有桅。元代陆路交通也很发达。许多瓷器由“陆上丝绸之路”输出。明代《万历.野获编.夷人市瓷器条》载：“天方等国瓷人归国时以瓷器装车，高至三丈，多至数车。”在西亚内陆地区的哈马、巴勒贝克、内沙布尔、不大里士、雷伊、阿尔德比勒等地区出土了不少元、明时期的瓷器，这些瓷器很可能是通过陆路输出的。上述地区同刘树林先生谈到的元代与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地交往以陆路为主经过的区域大体相附。

明代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目的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航海史上一块永恒的丰碑。之后，中国的陶瓷贸易在制海权方面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殖民势力的膨胀，由主动走向被动。

（三）物质欲望的驱动力

曾在埃及福斯塔特作过调查的日本学者小山富士提供过这么一个数据：世界上现存中国元代青花瓷完整器仅有200件左右，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博物馆就有80件，伊朗的阿而德比勒神庙有37件。埃及福斯塔特也曾出土过数百片元青花碎片，而中国国内元青花的流传和出土则可为凤毛麟角及其罕见。如果按照周平先生的观点：“主要是元延或帝室为牟取暴利而生产的外销瓷”也不无道理。但作为消费者一方面而言，伊斯兰上流社会强烈的物质欲望和雄厚商业资本，在具有行家般鉴赏力的阿拉伯商人的驱动力下，也就成为历史的可能。

中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以其辉煌的业绩和繁荣驰名于世。美国历史学家西提在《阿拉伯通史》中这样描述阿波斯王朝（八世纪初～十三世纪中）巴格达皇宫：凤阁龙楼，巍然矗立，雕梁画栋，极为华美。宫内陈设全是世界珍品，御花园内珍禽奇兽，佳  异卉，无不具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

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知，并象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最早到中国游历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游记中记述：“中国人能用一种优质陶土制造各种器皿，透明可比玻璃，里面加酒外面可看见。”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中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列为三大名牌产品。中国瓷器以其质地精良，美观实用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成为极受尊爱的贵重物品，在进口货物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阿拉伯学者查希兹（约公元779～869年）在《守财奴》一书中提到一份换货协议，共中一款便是从中国进口瓷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最早见到中国瓷器是在阿拨斯王朝。1059年阿拉伯学者阿.贝哈基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瓷器早期运往巴格达的情景。哈里发.哈仑.拉希德（公元786～809年）执政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他进献过二十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二千件的中国民用瓷器，这在哈里发皇宫是从未见过的。这时正值中国唐代盛期，瓷器技艺已迈入成熟阶段，有唐三彩、邢白瓷、越青瓷、长沙铜官窑瓷等优质陶瓷。在埃及和西亚等地本世纪普遍出土过唐代名瓷。八世纪以后，随着海陆贸易的发展，中国陶瓷作为特殊商品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商人追逐的目标，运往这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公元十世纪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商人本.沙赫里尔在《印度珍闻集》里记述了这么一则  事：一位资金很少的犹太人在公元883年左右来到远东，912年前后回到阿曼时带回了一百万迪纳尔的金钱，外有大量丝绸和瓷器。后来这位犹太人靠这些丝绸和瓷器成为富翁。埃及和叙利亚的玛木鲁克王朝（公元1250～1517年）一个犹泰家族商人卡里米，先后到中国五次，靠贩运中国瓷器等珍品而赚得大量财富。中国陶瓷消往伊斯兰世界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曾在埃及作过调查的美国东方文化调查局官员斯堪伦说：“被运往开罗的中国瓷器数量是惊人的，以至有理由完全相信中世纪的开罗居民几乎家家都普遍使用过质地优良的中国瓷器。”开罗的前身是福斯塔特，建于公元七世纪中期，毁于十二世纪的战火之中。本世纪考古学家在这里出土了大量中国唐宋元明各朝的优质瓷片，约一万二千片。据此可以推测：中世纪的福斯塔特是一个繁华的伊斯兰，也是东北非洲一个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中国陶瓷是这个商贸中心持续的大宗贸易品，并一直收到当地商人和收藏家的青眛。

中国古陶瓷销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直接原因是阿拨斯王朝为了自身的利益，限制本国金银器的生产，这样官僚和富民接收了需求代用品的任务，中国各式瓷器迎合了他们的需要。十世纪到印度和斯里兰卡采购宫廷珠宝的哈氏兄弟了解到中国瓷器的品性：杏黄色瓷器最佳，胎薄、色净、声脆；奶白色次之，各种浅色又次之。十一世纪波斯的伊斯兰作家塔利比也这样评述中国瓷器：“有名的中国瓷器是些透明的器皿，能制煮食的罐、煎食的锅，也能做盛食的碗。以杏色的为上，胎薄、色净、声脆；奶白色次之。”据考证：这种杏黄色的瓷器是长沙铜官窑瓷器，长沙铜官窑在伊斯兰世界有普遍发现。输往伊斯兰世界的中国陶瓷，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伊斯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也许到过伊斯坦布尔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土耳其的托普卡普博物馆里悬挂的那幅描绘奥斯曼大帝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用中国瓷餐具宴请外国使节的画面；也许十一世纪的巴格达当地官员一定为得到哈里发赠送的中国瓷器而引以为荣；也许等到某一天，人们徘徊在沉睡千百年之久的中东古遗迹上，回想伊斯兰昔日的荣华时，一定为装饰在大清真寺上的中国瓷器而感到自豪；也许中世纪的西亚居民十分庆幸他们使用的精美瓷器餐具是从远渡重洋的中国运来的；也许……

中国陶瓷大量销行伊斯兰世界是建立在雄厚的商业资本和富裕的市民生活之上。十一世纪到过埃及的伊朗宣教师纳绥尔胡斯是这样描述阿拉伯的繁荣：哈里发皇宫住着三万人，一万人是奴隶，一千人是禁卫军……，哈里发的首都是市房二万所，大部分用砖建筑，每所五、六层，还有商店二万所，月租从两个迪纳尔到十个迪纳尔不等。主要街道，夜间都有路灯，商店的老板按固定价格售货，……连珠宝商和钱币商的商店都不用上锁，全国享受着某种程度的太平和繁荣。纳绥尔直言地说：……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那样的兴盛。雄厚的商业资本也是使得中国昂贵的陶瓷在伊斯兰世界有了广阔的市场，下面两组比较数字中可以找到最好的注解：

A.     阿拨斯王朝10世纪前后的国库存款

哈里发曼苏尔：6亿第尔汗和1400万第纳尔；

赖世德：     9亿第尔汗

穆克台菲     1亿第纳尔

（注：1个第纳尔合12个第尔汗）

B.     商业资本

巴士拉商人每年平均收入超过百万第尔汗；

西拉夫普通商人，每户资本超1万第纳尔；

西拉夫从事海上贸易的商户资本超过四百万第纳尔

（四）中国政府的外销政策

中国古陶瓷大量销行伊斯兰世界也是同当时中国的外销政策有关。

1.为了保证商贸活动有秩序地进行，设立管理对外贸易机构。早在唐代，就在外销港口设市舶司，掌管蕃货，海舶贸易之事。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三路市舶司”。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设广州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槯、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后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设市舶司。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增设泉州市舶司。大大促进了宋代海外贸易业的发展。元代市舶之盛，计有市舶司七所，即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续文献通考》载：“帝既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至元十四年（1277年），始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孟右岱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司扬发督之，每当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明史》载：大祖洪武初年，设立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寻罢。后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广州通占城、  罗、西洋诸国。中国瓷器绝大部分是从这些贸易港口销行出去的。

2.中国政府对伊斯兰商人采取优待政策。唐太和八年（834年），文宗诏谕：“南海番船，本以慕化而来。固在结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旧唐书》载：李勉在广州任官时，每年来华的外商达十几万人以上，其中主要是波斯、大食等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唐政府对伊斯兰教商人，特别优待。允许他们与汉族通婚、开商店、占田、长住、参加科举、升官等。对待回教商贾，政府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伊斯兰世界普遍发现唐代名瓷正是这种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元代商贾多为回族人，元政府减轻其关税。“回蕃依例抽解，然而听其货卖，抽解之例，凡货皆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取一，独泉州港特轻，三十取一，以为定制。”为此也就出现了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描述的那种景象：泉州港船舶极多，……回回商人，另成一市。

3.中国政府派遣使臣拓展海外贸易。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遣内侍八人赍  书金帛分四纲，各王海南诸番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角、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元士祖即位于统一中夏之后，即命中书右丞索多等奉玺书十通，诏谕诸蕃输诚内向，于是占诚、……等南洋诸国均入朝奉贡，而回回商贾与中国海陆两路均有交通往来。明宣德中使郑和至西洋，遣通事七人赍麝香、磁器、锻匹同本国船至国，一年往回，易得各色奇异宝石……，其天方国王亦遣其臣来朝贡。

4.对于海外贸易，中国政府往往采取诏诱奖进的政策，以获其利。《宋会要辑稿》：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岂不胜取之于民。”又：“绍兴十六年（1146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通货贿”，为此宋王朝授蕃商以官。《宋会要辑稿》还载：“先是诏令知广州连南夫条具市舶之弊。南夫奏：市舶司全借蕃商往来贸易。而大商蒲亚里（阿拉伯商人）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上令劝诱亚里归国，往来于运香货。”《宋史》七香条载：“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司纲首能诏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官囉辛贩乳香值三十万  ，纲首蔡景芳诏诱舶货收息九十八万  ，各补承信郎。闽广船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百万两转一官”。海外贸易为宋王朝带来丰厚利润。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甲集卷15市舶司木息条：“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凡七年间，泉州市舶司获利九十八万  ，绍兴末期广、泉三市舶司抽分及和买所得，每年多至二百万  ……。‘元世祖在位时，重要在南宋时掌管市舶三时年之久的阿拉伯大商人蒲寿庚。蒲寿庚投降后，元政府即授以高官，委以重任，以利用他在海外商人中的影响发展对外贸易。

5.为符合伊斯兰民族审美需要，中国瓷业生产采取了针对性的销售方针。唐代长沙窑为适应伊斯兰民族的特殊需要而设计出具有西亚地区特色的装饰图案和造型风格的陶瓷。那些磁器上的彩画、狮子、棕  树、对鸟葡萄、胡人乐舞的图案等颇具有为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居民所接受的性质。造型方面，长沙窑瓷器模仿中、西亚金银器的特点，并迎合胡人喜爱喝酒的习惯，设计出多种酒壶和酒盏，有些壶上出现赞美酒家的诗句，如“二月春风\酒、红君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有些磁器上还用阿拉伯文写上”真主最伟大“等字样。长沙窑在伊斯兰世界有广阔的市场，这也给陶瓷业生产带来丰厚利润。南宋初年洪遵著的《泉志》第10卷《大食国钱》载“……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银”。本世纪伊斯兰地区普遍出土的唐长沙窑瓷可以得到应征。

元代景德镇窑为适应伊斯兰地区需要而生产了一些专供外销的青花瓷。如在埃及、伊朗等地收藏的一次青花大器，其中大盘居多，有菱口、园口两种。据冯先铭先生统计，这种元青花大盘国内仅北京故宫和上海博物馆有几件，绝大部分在中东地区。这可能是为了适应伊斯兰民族举行宗教性宴会时席地围坐，中间置大盘盛饭，用手撮食的习惯。明代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谈到伊朗、土耳其等国使用中国瓷器时说：“国人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宴会是皆以大盘盛姜黄色而富有香味的饭肴，置于敷在地上之席中……，以手撮而食之。”有时这种盘上用阿拉伯文书写伊斯兰教祈祷词或《古兰经》上的颂圣文字。此外还有一种风格特殊的扁壶，国内仅元大都一件，基本上都在中东地区发现，显然是为适应中东地区市场而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