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塘厦平山兼职:中国瓷器14讲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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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中国古陶瓷在英国

1995年,在中国美术学院研习美术史时一位朋友从英国寄来一本《东方的青花瓷器》,翻开一看,竟是一位英国人写的,名叫哈里加纳(Harry Garnet)。之后,便开始注中国陶瓷在海外的情况。

好古的民族

   英国是一个好古的民族,也是一个富有冒险的精神的民族,据说法国拿破仑当年在埃及用炮弹打下的‘司芬克’之鼻,至今还收藏在英国的博物馆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的文化冒险活动异常蓬勃,在世界地开展考古发据,许多海外的珍贵历史文物,至今充斥着英国各大博物馆,文化机结和私人手中。20世纪初,一个被称为‘考古学上的贼’的英国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Aurcl Stein 1862—1943),他的出现让西文进一步认识到东方和中国文化,他对中国夏天陶瓷巧取豪夺,绝不逊于他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和楼兰古城所作所为,但令人伤心的是斯坦因及其同时代的冒险家从中国掠去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据1956年一位名叫巴维杰(Basil Davidson)的英国人重温‘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质学家,地貌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 1833—1905)于1877年提出的,他曾于1868—1872年间先后7次到中国旅行,著有三卷本《中国》一书)返回伦敦后,看到英国的博物馆里无视斯坦因当年搜集的文物时,义愤填膺,希望现在的状况的所改变。于是英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前反未有的熟忱,并且在对中国文学,历史,哲学,陶瓷,书画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为世瞩目的成就,从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汉学’研究中心。

富有收藏

   1935年,英国人埃里克泰克曼(Eric Tcichman)在他的《中国土地耳其斯坦旅行记》中记述:‘运输队把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寺院、石窟、鬼墓和废虚中的博物馆,从而使中国永远失去了这批珍宝。’现在收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博物馆、伦敦大学大伟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牛津东方艺术博物馆、不列颠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的大量古物和高品质的瓷器是最好的明证。除此以外,英国私人手中收藏的中国瓷器质之高,也为世人钦羡。

英国收藏的中国陶瓷器主要有机个来源:商业贸易、殖民掠夺和国个考古。17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中国陶瓷还很陌生,直到1517年,葡萄牙开僻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道到达中国广州以后,才开始了中国瓷器运销欧洲的历史,但当时数量极少。据说1607年法国太子用一只中国瓷碗喝肉汤,已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当时只有国王和贵族才买得起贵重珍品。英国与中国瓷器的贸易始于1600年的东印公司时期。英国东印公司18—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特许设立,对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经营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的组织。在17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瓷器贸易主要是荷兰人控制,17世纪末开始,英国和法国开始控制欧洲与中国的瓷器贸易。1685年,英国派遣了商船‘中国商人’号到达福建厦门,第一次大批运载了中国瓷器和茶叶等物品回国。1699年,一艘名叫‘马克利斯菲尔’的英国商船来到广州,运载了53箱瓷器回到英国,随后在广州设立了东印度公司;1701年1月20日在广州入港的‘艾登’号装有瓷杯10万个,值银1.7万两;1716年英国‘赛杂纳’号装有价值5.4万两银的瓷器返回英国;1717年‘埃塞克斯’号装有30.5万件瓷器回国;1720年‘埃塞克斯’号又装载了瓷器112箱及500包;1723年‘蒙塔格’号装有485箱瓷器回国;1735年,英国商船‘格拉富圈’号和‘哈雷林’号,分别从广州和厦门返航,共运载了24万件中国瓷器;1755年,英国在宁波开僻了贸易港,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瓷器的贸易大权;1866年5月,英国‘燃烧的十字架’号商船从福建返航,也带走大量的瓷器和乌龙茶。

从17世纪开始,中国输往欧洲瓷器的数量非常巨大,据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统计,从1602—1682年,就有1600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运到荷兰和世界各地;19世纪沉没在麻六甲丹绒比拉拉海域的英国商船‘戴安娜’号,共装载了180大箱各类瓷器(《南洋商报》1994年5月4日):1994年6月10日《南洋商报》又报道,从麻六甲海域‘戴安娜’号用附近共捞出500余箱,计2.3万件,除3000件放在海事博物馆的货仓展出,其他在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另据D.F.Lunsingn Scheariccr在《Chinese Export Porcclain 》(1947年版)中提供的数据亦可窥见一斑,他说:‘即使在18世纪下半期,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减弱的情况下,英国谨在1780年一年就向中国订购了80万件,英国收藏中国瓷器的数量是无以计数,并且保存有中国历代各名异的瓷器,当然明清时代瓷器的数量远远多于前朝。

英国收藏中国瓷器的单位,除上面提到的国家但单位外,著名的私人收藏家有:帕西瓦儿。大伟德(Percival David)、艾尔弗雷德‘克拉克女士(Mrs Alfrcd Clark)、哈里。加纳(Harry Garner)、瓦尔特。科帕(Walter Copc)、塞奇威克夫人(Mrs.Scdgwick)、亨利。汤普森(Henery Thompson)等。但有一个现象的确值得注意,那就是英国为何收藏有如此高质量的14—17世纪或更早的中国瓷器?很显然,这是正常商业贸易之外的殖民掠夺。从18世纪开始,英国在世界个地建有很多殖民地,以印度最为著名,印度是[陶瓷之路]上中国瓷器主要的输出国,有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收藏,这为英国的殖民掠夺创造了便利条件。这一案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东洋部长巴西尔。格雷氏的报告中找到了很好的注释:[他们收藏了600余件14-17世纪的中国陶瓷,这些大都是印度北方的奥乌德离任长官加拿大人威利阿姆。卡民斯于1864—1883年收集的收藏品。]

英国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世界性的考古,英国考古学家的足迹,早在日本人之前,就已遍及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古迹,这种掠夺性的考古也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收藏。如英国总领事科克19世纪末就在非洲桑给巴尔岛上收集到一批中国青瓷;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就有收藏有1854年由贝拉西斯和理查森在巴基斯坦收集的中国青瓷,白瓷和褐铀陶瓷,这些瓷器已由英国的陶瓷鉴定权威霍布森鉴定:伊拉克斯泰西封遗址出土的12~13世纪中国龙泉青瓷:本达.威而逊在波斯湾沿岸西拉夫搜集的越窑青瓷和白瓷:雷伊遗址出土的南元初的龙泉窑青。此外.还有1853年来当斯非开普敦以北桌湾打捞出的一批称为[桌湾瓷]的瓷器等:牛津大学博物馆也收藏有伊朗出土的唐代白瓷:阿而伯特和维多利来博物馆则以收藏中国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著称。

深入的研究

英国是世界上研究中国古陶重要中心之一。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中国陶瓷的英国学者是都享有盛名。

斯坦因.英籍匈牙人,学识渊博,间就学於德雷斯顿、维也纳、莱比锡等地.并受业於古印度文字学权威J.G.比勒((1837~1898),后又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不列颠博物馆等地深造、1889年起担任拉哈而(今巴基斯坦)东方学院院长、印度西北边境省总督学和考古调查员等职。英国女王鉴於斯坦因在海外尤其是中国考古掠夺所带来的丰厚文化财富.授予他[爵士]勋号,并且得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赠予的博士学位。斯坦因於1920年代在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和莫克蘭地区进行考古.曾采集到15世纪前后的中国明代青釉瓷器和15世纪前后的青白瓷碎片,这一成果在《印度西北和伊朗东南的考古调查》(伦敦1937年)和《格德罗西亚的一次考古旅行》(载《印度考古调查报告》第43期1931年)中作了详细阐述。斯坦因在霍而木兹港的哈拉登,也发现了宋代的优质陶瓷碎片,日本三上次男认为是中国12世纪南宋时代的器物。1933年,斯坦因在伊朗西拉夫之北的达伊而遗址发现了釉下绿彩碗,据分析这是长沙窟的次器,斯坦因在亚洲的考古成果,得到了高度评价,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这样描述[在极度荒凉的沙漠海岸和内陆,从这些被弃的遗迹中捡到了中国陶瓷而踌躇满志的是著名的印度学者、考古学家和中亚探险家奥.斯坦因。]

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自1965年开始就在波斯湾沿岸的西拉夫遗址开展了几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中国陶瓷片,这些瓷片为陈万里和三上次男的研究提供了参照。在亚洲进行考古的还有霍布森(R.L.Hobson),他曾在波斯湾南部沿岸进行考古发掘,著有《波斯湾南部与旁遮普北部的陶瓷碎片》。在《布腊马纳巴德出土的陶瓷》(《东方陶瓷学会学报》1928~1930年)中霍氏封出土的陶瓷片从器型、釉彩和质地等方面分成六种类型加以探讨,虽有一些不足之处,但给三上次男等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资料。霍布森在非洲的考古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早在1926年,他就对苏丹埃德哈布港的中国瓷器进行了鉴定,他认为[龙泉窑贴花鱼盘、灰绿色釉、内底边绿划有两道阴弦纹、中间有贴花又鱼(储存一条)的瓷器是中国南宋时期烧造的。苏丹埃德哈布港是伊斯兰时代中国陶瓷输往非洲的一个卸货场。曾任埃及地理调查所长的英国人约翰.哈里1912年在这里进行过调查,分析了中国古陶瓷在尼罗河畔的卸货问题,这为三上次男探索陶瓷之中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埃及开罗调查时,霍布森说:[在开罗周围到处都散布花瓷片,好像中国瓷器当时已普及到开罗的千家万户。]1930年在伦敦展览过的大津巴布韦出土的中国瓷片中,其中两片青花,霍氏认为是[中国15世纪的产品];1929年,英国女考古学家卡通,汤普森曾对非洲大津巴布韦等遗址进行过科学的调查和发掘,写出了《津巴布韦文化》一书,书中利用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并结合地层关系科学验证了各遗址的时代。

帕西瓦而.大卫德(Sirpercival David)是英国著名的古陶瓷收藏家,伦敦大学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便是以其名字命名的。霍布森大卫德的藏品进行过系统的分类和整理,著有《帕西瓦而.大卫德爵士收藏的中国陶瓷器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伦敦1934年)。此外。霍布森的著述还有:《远东陶瓷手册》(Handbook of the Pottery and Porcelain of the Far East,伦敦大英博物馆,1937~1948年)、《明代瓷器》(Wares of the MingDynesty,伦敦,1925年、《埃德哈布出土的中国瓷片—兼谈几条八思巴铭文》(1926~1927年)、《福斯特出土的中国瓷器》(《柏林顿杂志》1932年)等。

范围的广阔

大英博物馆东方负责人巴兹而.格雷氏对中国陶瓷输入印度作了重要研究,他著有《中国陶瓷对印度的输出》(《东方陶瓷学会学报》1967年年12月),在书中,他不仅提到加拿大威廉姆.加明兹收收藏的600余件14~17世纪的中国陶瓷,还对在加而各答当律师的威廉姆收集的中国陶瓷的来源作了分析。

英国驻马尼拉大使约翰.艾迪斯等人,以菲律宾各地收藏的瓷器为基础,进行了各种出土陶瓷的研究,艾迪斯著有:《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国际文物、博物馆工作参考资料,1977年总第96期)、《新安海底发现的中国基础宾es of the Ming Dynestynd Porcelain of the Far East,元代沉船》(《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1辑1981年6月)等。

非洲是[陶瓷之路]([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研究专家、历史学家三上次男於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曾任东京大学教授,先后三产供销与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一起在非洲等地考古发掘,著有《陶瓷之》等多部陶著作)极为重要的一站,蕴藏著丰富的中国陶瓷在日本人到来之前,英国考古学家已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英国的弗里曼.格伦维而(Grenvill.F)曾报告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3年时间里,仅在坦桑尼亚海岸就了46处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他著有《坦葛尼喀海岸中世纪史》(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牛津,1962)。惠勒(R.E.M.Wheeler)总结他在桑尼考古工作时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正如过去两星期我在沿海和基而瓦岛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陶瓷片可以整铲地铲起来,我认炎公平地讲,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惠勒对非洲出土中国陶瓷的研究,揭开了非洲历史研究的新篇1955,惠勒还在非洲马菲亚岛南部的朱安尼岛库阿进行发掘了,在清真寺密拉哈上发现镶嵌有15世纪的瓷碗,认为是中国的瓷器,惠勒著有《东非考古学》Archacology in the East Africa,T.N.R.No40,1955年)。

有[非洲之角]之称的索马里遗址,1934年泰勒和科而曾在此进行发掘,搜集到12~15世纪的青瓷和16~17世纪的青花瓷:而基而瓦岛上中国陶瓷的发现则要归功于英国东非考古学考古史研究所长内维而.奇蒂克,他於1958~1965年连续7年在此发掘,1974年出版的《基而瓦—东非海岸的—座伊斯兰贸易城》中谈到:[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主要集中在基而瓦岛的北端。]

霍尼(W.B.Honcy)是英国著名的古陶瓷研究专家,毕生研究东方的古代陶瓷和欧洲近代陶瓷,在《中国之陶艺》(Ceramic Art of china)中,作者对中国青花瓷器的款式作了细致的分类和说明:在《晚期中国瓷器指南》(Guidc to the Later Chinese Porcclain)中,著生分析了晚期中国瓷器纹饰的特微,尤其是纵缠枝纹、龙凤纹等一般的纹饰题材到16~17世纪民窑青花瓷器所饰的风景书题材:此外还著有《中国及其他远东国家的瓷器》(The Ceramic Ar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Far East,伦敦,1945年)。

对中国青花瓷的研究,有两个为重要,一位是前面提过的霍布森,另一位是哈里,加纳。1929年,霍布森在《老家具》(Old Fumi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Blue and Whit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在文中公布的一件收藏在伦敦大学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有纪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揭开了中国青花瓷器研究的序幕,为美国人约翰,亚历山大.波普(J.A.Popc)系统研究中代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线索。

哈里.加纳既是古陶瓷收藏家,又是研究专家,其代表作《东方的青花瓷器》,由于他在青花瓷研究方面的贡献,被选入英国的《费伯陶瓷专题作业书》(The Faber Monographys on Pottery and Porcclain).在这部菱中,哈里.加纳通过对欧美公私收藏的东方青花瓷实际考察,结合丰富的文献史料,系统阐释和总结了中国青花瓷器的与衰史,也对日本、朝鲜和安南的青花瓷器作了探讨:哈里.加纳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同时还广微博引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视野广阔,是一本难得的中国陶瓷研究专著。

此外,研究中国陶瓷的学者还有:弗利而曼(《从考古发现年外销西方的唐宋瓷器》故宫博物馆研究室编译《文博参考资料》1979年1期、原载英国《东方艺术》1978年24卷)、戴文达(Duyvendak.j,j,L)(《中国对非洲的发现》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伦敦1949年)、布鲁特(E.E.Bluett)(《明清瓷器》Ming and Ching POrcclain 伦敦1933年)、詹尼斯(S.Jenyns)(《明代的陶瓷和瓷器》伦敦1933年:《晚期中国瓷器》Latter Chinese Porcelain伦敦1951年)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英国对中国陶瓷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并广泛利用本国和海外的收藏,结合历史史料,进行的实证探讨,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虽然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足和他们在冒险活动成的文化心理创伤,但这并不能改变英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探究精神贡献。

馀绪

英国对中国陶瓷的研究,还表现在陶瓷等专业艺术刊物的出现,1902年就创辨了《柏林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c),1921年的《东方陶瓷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1948年的《远东陶瓷通讯》(Far Eastem Gramic Bulletin)及《东方艺术》(Oriental Art)等,这些刊物成了研究中陶瓷的重要基地。

1935~1936年上础tter Chinese Porcelain Pottery and Porcclain在伦敦举办的中国国际艺术展.陶瓷展,1946年东方陶瓷学会举办的中花瓷器展览,1953~1954年东方陶瓷学会举办的中国青花瓷器展览等,也推动了中国陶瓷在英国的研究。

此外,英国的拍卖公司如苏富比(Sotheby’s)、等为提高中国古陶瓷的市场价值也作出了相当魇贡献,他们屡次创造中国古陶瓷拍卖的世界纪录,如果说英国的中国古陶瓷研究强化了中国陶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学术意义,那么,苏富比和佳士得则奠定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艺术市场上坚实的商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