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有限公司:长征中的斗争 张国焘是如何一步步落入败局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8:42:48
主题:长征中的斗争 张国焘是如何一步步落入败局的? 阅读 0 回复 11  

红军长征中,在中共中央有二大人事权力纷争:一是使博古总书记下台、洛甫继任一把手、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圈子(常委仅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项英等五人,但项英留在了江西打游击),并由周、毛负责全权指挥军事大计的遵义会议。第二件事,就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为首、陈昌浩、徐向前为副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时,中央红军已由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员至一万人左右了;而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进行长征时,仅二万余人,但长征后几个月进入并建立川陕苏区时,却反而发展为近五万人了(对外号称八万)。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种不同的情况,使张国焘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用现在经济活动的术语说,张认为:一、四方面军进行“资产重组”,四方面军兵力多,过去的军事方针又比中央红军正确(部队越打越多就是证明),重组后,领导四方面军的他张国焘就应该有“控股权”,至少应增加他属下的四方面军所占“股权”。
张还自认为有一个个人的特殊条件:他还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而他认为:现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洛甫、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甚至还不是由中共“六大”选出来的中央委员、而是后来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补入的,而他张国焘从中共“一大”起,在中共一、二、四、六各届中央里就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论在党内的资格,他对洛甫、博古等人很有些不屑。
显然,张国焘觉得他椐有这么多的大优势,尤其在这以军事实力说活的时期,他应该取洛甫博古等而代之,由他来执掌中央的牛耳。因而,在会师后,他便有了他一系列的动作。
当时,张国焘的这些想法也不一定没有道理与可能,问题是他能不能正确下好他那一步步政治大棋。然而,张国焘在这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最终结果是彻底失败了。
张国焘的落入败局,现在看来,他是在处事时犯了几个大错误:
(一)他过高估计了自已的力量,斗争一开始便想否定当时中央的一切。
他开始是以为中央大权是在洛甫、博古等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大员手中,所以一开始他就想以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为由,否定洛甫等人的中央领导。然而,他好一阵才明白,当时在中央实际当家的是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湘江之战惨败、部队巨量减员及遵义会议后的战争之际,洛甫等人对毛便已基本是言听计从了。于是张国焘错上加错,又将毛也列入了攻击目标,从而使自已与整个中央政治局为敌。
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都知道当时不是批评中央政治路线的时机,(后来到延安立稳了脚有大本钱时,毛泽东才以整风为名,清算了包括博古、洛甫等人在内的“王明左倾路线”)
而张国焘当时想否定中央路线,就使他处于了与整个中央领导班子对立的地位,特别将已实际主事中央的毛泽东也放到了对立面。以他区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力量,凭借红四方面军的本钱,就想撼动改变整个中央的地位,显然,他只能有失败一条路。
象中共这样有明确党纲指引、有极严格组织纪律约束的政党,毕竟不是有枪就是王的“威虎山”山大王之类乌合之众。
党内的斗争,有时可以不须讲理,但必须讲究合法、取得多数支持、符合组织步骤。
对此,毛泽东显然比他张国焘成熟得多高明得多。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是只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并不反对当时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毛泽东还与同样是来自王明那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的洛甫、王稼祥结成了同盟,成功的在政治局内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用合法的手段实现了自已的意图。所以,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胜利转折点。
而一九三五年七月始的意欲争掌中央领导大权的行动,却反成了张国焘政治上、人生上的“滑铁卢”。
(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讲究“名正言顺”的,而张国焘显然轻视了这一点。
张国焘以为凭借他人多枪好军事势力大,就能为所欲为,就能指挥其他人。但他忘了,他与红四方面军毕竟都是党的属下,都是以中共名义号召和领导而起的家和壮大的,他们的一切,在理论上组织结构上,都必然要服从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还没有握有中央大权,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忍耐与等待。任何明目张胆反对中央的做法,都只会遭到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反对,而不会跟你走。在这里,道理上的谁对谁错并不重要。
急切想执掌中央大权以再展其有过的辉煌的张国焘,却在那场争权较量中犯了“与中央作对
”这个根本性策略大错误;而在红四方面军中另立第二个“中共中央”的作法,更使他显露了其不能争取多数支持的小家子气,而使人不敢死心踏地跟他走(下面的人一般都是不喜欢组织分裂的,谁来参加中共,都是希望中共越来越壮大,自已的前途才越可靠)。因而,后来,中共中央毛泽东洛甫等人发动批张国焘的运动时,原四方面军相当多的干部都不支持或不敢支持张国焘了,因为谁都不想戴一顶反对中央的铁帽子而自找麻烦,故大都转而“拥护中央”,使张真的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在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进入江西苏区前后,对毛泽东的“游击主义”也都有过严厉的批判,并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撤去了毛泽东领导红军的大权,不让毛到前线去,而只给他安排了一个“政府主席”空头闲职。对此,参与了创建中共、又亲手创建了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当时当然也很气愤很悲伤。然而,从井冈山时代起,不论受了多大的委屈,毛在任何时侯却从没有犯过与整个中央对抗的错误,从没有将自已置于反对中央的处境过。相反,他采取了古老的办法:一是“忍”,二是耐心等待时机,三是同样借助合法的步骤进行斗争。
因此,长征途中,他终于等到了机会:博古、李德指挥军事打了大败仗。而他又成功地分化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与其中能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以前在江西也反对过自已的洛甫、王稼祥建立了亲密关系,因而,他很快便获得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支持,扭转了他自已的政治命运。
(三)意气用事,在政治上的攻击与防守都没有定准章法。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上采取北上还是南下?这样的战略问题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只看哪个战略方案有利于红军。但张国焘却想以是否支持自已的意见为“试金石”,并在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否定他的意见时,则摆出了一付固执已见的架势,不去多多考虑其意见的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这样做对自已在中央会留下什么影响,强行作出让他指挥的“右路军”
执意南下的决定,并要“左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部也南下。
而这多为显示自已“正确”而擅自南下的战略,既违反了中央决定,得罪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又犯了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子所告诫的用兵大忌:“将帅不可因怒而兴兵”。结果,因国民党军在川南的强大布防,而使自已在军事上未能取得成功、反使红军蒙受了不小损失,也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一些分数。
当中央机构与红军三军团,在9月9日夜因担心内讧而撇开红四方面军陈、徐部,突然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在此事上本可赢几分,这也是他正好显示他的心怀宽阔、获取党心军心之际,是他向中央输诚的大好时机。然而,张国焘却没有将这件本于他有利的事件正确运用,相反,他却头脑发昏,仗其手下兵多势众,意气用事作出了不再承认原有中共中央而另立“中央
”的决定,从而反导致他在党内斗争中输了理,埋下了日后受批却无法自辨的祸根。
一九三七年张国焘到达延安后,虽说因西路军的失败,他已没有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阵的势力与威风了,但他凭借红四方面军余部的力量与影响,中央政治局诸位同事却还没有整死他的企图,只不过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架于中央之上的霸气。因为,一则当时的中共,其势力实在还是太小太弱,而尚须赖仍占中共军事力量半边天的原红四方面军余部,支撑党的军队;二则因共产国际尚信任他,对其“另立中央”的错误也认为情况特殊不甚追究,反而派遣林育英(张皓)从莫斯科赶回延安调解,促使张国焘与中央的和解。因此,张国焘就仍被中央任命了一系列要职(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知参加、文件发给、安排以中央领导人身份作报告等。
但是,对此,张国焘不仅没有反省检讨自已的失误、失策,却以当年做北京大学学生会领袖的批判性姿态与心理,不顾现实,拒不与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结、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关系,不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不与政治局同事交流,甚至在洛甫、毛泽东等人来他住地看望,以示不计前嫌,向他伸出橄榄枝时,张国焘却不能顺势而为,而仍在心底固执已见,只想争个表面的做人的高低,大有毛泽东洛甫等人不向他张国焘“认错”、他便死不“复交
”的架势。这样一来,其必然结果,无疑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已,堵死了自已在中共内的政治前途。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办公司之类经济活动中实际亦如此),政治家们(老板们)之间就事业如何发展的见解,发生与存在各种大小矛盾,是必然会有的事。政治家(老板们)每每面临这样的事件发生时,首要考虑的,应是如何解决问题,是怎样做才最有利于自已的事业,而不是个人的什么面子或自尊心之类。在事业的大目标前,除了生命本身,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放弃,都不值一谈(假如事业需要的话)。
毛泽东很懂这一点,也很会运用这一点。
而张国焘,虽有过指挥千军万马的经历,但过去在鄂豫皖苏区,他有的仅只是“君临天下”
的感觉。因他那时是以红四方面军中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高级地位,只去指挥别人,而从没有人可以同他平起平坐、甚至高于他的地位来同他共事。就连年轻气盛刚愎自用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从来就是对他尊敬有加;而徐向前总指挥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平日自然对他就更只有恭敬从命的份儿。因此,张国焘显然是缺乏与地位同他一样、甚至高于他的人共事的丰富经验。他在与自已的平级同事与上级同事的交往中,其经验程度,大概仍只不过是北大学生的水平,而远没有大政治家的本领。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时,曾受到过项英、周恩来、博古、洛甫、顾作霖等中共中央要人的先后指责、排挤、压制,不仅将由他辛辛苦苦创立的江西苏区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全部夺去,还被博古等人讥笑为“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只会抱着《三国演义》”的“土包子”,“只会打打游击”,是“农民意识”等等。
那一切,对毛泽东当然造成过刀割般的痛苦,使他深有落魄被冷遇之感。博古李德等人在毛的心中,显然也会有过恰似“魔鬼”的形象。然而,毛泽东没有让自已的理智受那一时愤怒心理的蒙蔽与操纵,为了事业,他尽量平心静气地做到了全然不计个人恩怨,而只求以事业需要划线,与何人亲,与何人和,对何人尊。因此,长征途中,他便能做到先后与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何凯丰等人的结盟,并成功地一步步取得了这些曾伤害过他的人的信任与尊敬。从而,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