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产业链:两千年来阻挠中国强盛的根本原因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中国多次错失开启工业文明机会

　　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错失开启工业革命机会

　　二、郑和七下西洋，错失工业革命机会

　　三、康熙盛世，错失工业革命良机

　　第二章  农耕文明本是所有文明源泉

　　一、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

　　二、农耕文明本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前提

　　三、支撑农耕文明的“三足鼎立”基础

　　四、现代文明的“三足鼎立”基础

　　第三章  两千年来的朝代更替共性

　　一、朝代更替顺序表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科技特征

　　三、朝代更替的共性

　　第四章  封建朝庭过度重视文人

　　一、封建时期盛行孔孟之道

　　二、文人参政的必然

　　三、孔孟文化过于高估文人

　　四、过度重视文人的效果与典型案例

　　五、军人参政的作用

　　六、个人智慧决定国家命运

　　第五章  封建朝庭科技人才严重缺项

　　一、中国古代科技曾经群星灿烂

　　二、中国古代伟大的科技成就

　　第六章  中国科技基因的丢失

　　一、科技基因丢失的原因

　　二、陈景润及现象

　　三、《科学的春天》与历史的遗憾

　　四、“精益求精”在中国的悲哀

　　五、现代职业技能培训中的一个弊端

　　六、过分的外语需求政策

　　七、职业技能考试存在过量垃圾信息

　　八、如何公平对待自己的高级专业人才

　　第七章  农业是国家的命脉

　　一、城市工资越高，农村种田人越少

　　二、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粮食观”？

　　三、转基因作物，究竟转的什么基因？

　　四、令人触目惊心的美国转基因粮食战略

　　第八章  重视科技而繁荣富强的典型案例

　　一、成都的都江堰

　　二、自贡采盐的钻井技术

　　三、中国的两弹一星

　　第九章  当代各行各业中的学科带头人

　　一、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二、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三、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

　　四、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五、如何做自己的主人，倪志福、许振超、国旗班

　　第十章  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国策”观？

　　一、只有崇尚英雄的国家才有可能引导世界

　　二、需要战略家而不是战略知识分子

　　三、工业文明时期，现代传媒需要推动工业文化

　　四、当前影视文化中的缺钙现象

　　五、比较优势，比掉了哪些优势？

　　六、设立中国自己的“诺贝尔奖”

　　七、美国对中国的下一场战略进攻手法

　　八、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石油定价体系

　　九、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教育”观？

　　十、院士老龄化，怎会冒出杰出人才

　　十一、新能源，当前科技最前沿课题

　　结 语

　　引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可是近五百年来，却无缘成为推动人类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这个鲜明的事实，让每一个思想者都无法理解。两千年来，中国为何不能强盛并持久地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反思这个课题，“文人过度参政”可能是问题的焦点。

　　“文人过度参政”为什么就是阻挠国家文明进步与发展强盛的原因呢？这应该是文人被过分重视后，其知识面严重局限所导致的主观偏见和心胸狭隘，直接导致治国安帮的方针政策出现偏差，甚至是愚昧落后。因为中国自孔孟以来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朝中参政议政的执政环境中，“文人、军人、匠人”的平衡关系从来就没有理顺过。

　　关于“文人、军人、匠人”，本文是指文化上的思想者、军队里的指挥者、科技界（科学与技术、工程与生产）的领头人。其中，匠人的“匠”，是独具匠心的意思。比如，人们对着名物理学家牛顿，就以“科学巨匠”而敬称。

　　在国家管理这类课题中，以“文人、军人、匠人”这个整体概念进行宏观思考，在当前中国思想界，此文应该是率先提出并初步探索者，有抛砖引玉之意。

　　在国家管理这类课题中，为什么偏偏要对“文人、军人、匠人”进行整体研究和讨论，理由在于中国两千年来的国家政治体系中，“三种人”的结构，非但极端不平衡，而且其中往往严重缺项。

　　也即，2000年来，中国封建式朝政，要么是文人被过度重视，要么是军人被过度重视。而且，在这两种过度重视的每一次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匠人”的缺项。因为现代（100年）以前，中国封建王朝的执政体系里，从来就没有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方面的学科带头人群体，在政府最高端参政议政，就更别说是身居高位显职，进而引导社会发展进步。

　　文人被过度重视之际，文化必然发达，但国家经济并不一定发达，而军事往往必然衰竭。其典型案例，就是将“花鸟鱼虫”画得活灵活现的皇帝宋徽宗赵佶，“诗、书、画、印”四结合，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在创新“瘦金体”书法的同时，在严重超越国力地大修宫廷建筑和大搞宫廷文化建设之后，结果最终把若大一个国家给彻底地“画败了”。

　　宋徽宗（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赵佶（jí），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宋神宗十一子，是中国宋朝第八位皇帝。

　　元丰八年（1085）封遂宁郡（今四川省遂宁市）王。绍圣三年（1096）封端王。他兄长宋哲宗无子，死后传位于他，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

　　赵佶于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不仅建立了专供皇室享用的物品造作局，还四处搜刮奇花异石，用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以营造延福宫和艮岳。随之而来，竟将父亲留下的当时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财产给花个一干二净。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他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在位期间，爆发方腊、宋江等领导的民变。

　　宣和二年（1120年），遣使与金朝订立盟约，夹攻辽国。宣和七年，金军南下攻宋。他传位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宋兵部尚书孙傅把希望放在道士郭京身上，妄以“六甲法”破敌，但神兵大败，金兵分四路乘机攻入城内，金军攻占了汴京。宋钦宗遣使臣何？到金营请和，宗翰、宗望二帅不允。

　　靖康二年（天会五年，1127年）二月，金太宗下诏废徽、钦二帝，贬为庶人，北宋灭亡（960年—1127年），二帝被俘北上。后被押往北边囚禁。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北旧古城）软禁。到达五国城时，随行男女仅140余人。流放期间徽宗仍雅好写诗，读唐代李泌传，感触颇深。五年后，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病死于五国城。

　　军人被过度重视之际，军备必然发达，疆土牢固并往往有所拓展。但是，国家经济并不一定随之发达。其典型案例就是秦始皇暴政，其强大的军事能力，虽然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后来却过度消耗国民经济，以修建宏大壮观的万里长城等超国力庞大建筑工程，进而就是令其国家政权迅速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封建大一统时期——秦汉。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入咸阳，秦国亡。

　　秦皇（前259年-前210年）名政，嬴姓，赵氏，又名赵正自称祖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秦庄襄王之子。汉族。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

　　公元前247年，秦王政13岁时即王位，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始皇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定都咸阳。

　　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与大臣议定的尊号改为“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但却二世而亡。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人类社会开启工业文明，有两个条件必须具备，一是社会化的工业大生产，二是科技创新并得到国家社会的高度认可与广泛应用。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本来曾有多次开启工业文明的机会。比如，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国家错失开启工业革命的机会。二是郑和七下西洋，错失工业革命的良机。三是康熙盛世错失工业革命的机会。

　　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错失开启工业革命机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万里长城、修建人工运河灵渠、修建啊房宫等，是国家重大社会性集体生产劳动的典范。这些宏大工程，在对资源的开发、对原材料的集中加工与使用、工程设计与施工工艺、科学理论与工业技术，生产工具与发展创新，对农业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保障与严重依赖，生产中的系统管理等等方面，都已经具备开启工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条件。

　　如果秦始皇当时不是在全社会实行暴政与过度消耗国民经济的人力物力，而是推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观念与政策的话，其科技创新及其推动的社会生产与经济进步，必定会蒸蒸日上。随之而来，全体民众自然就能够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受益。进一步地，政权与统治必然加强，也就不至于在秦二世接手后不久，就断送了江山。

　　二、郑和七下西洋，错失工业革命良机

　　郑和，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劳累过度过逝。

　　从1405年到1433年，从刘家港出发，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

　　1、郑和下西洋的前提条件

　　（1）中国唐宋元朝以来领先世界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发达的造船技术；

　　（2）永乐帝朱棣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3）中国的唐宋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特别是在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4）明帝国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

　　（5）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澳洲等地。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被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

　　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英国着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2、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1）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虽然在国土面积上远远比元朝小，但至少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

　　（2）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散财之举给南洋、西洋各国带来了经济实惠；

　　（3）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4）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没有发动民间的商业贸易，全部的开支都依赖明朝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没有对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实惠，于是，明朝全盛时期过后，再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这项庞大的工程了，下西洋随之停止。 （摘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124.htm）

　　郑和七下西洋，传播了华夏文明，也让中国了解世界，是600年前中国科技超前发展并领先世界的文明足迹，是当时中国科技与经济空前发达的宏大展示。遗憾的是，当失去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 的支持之后，郑和下西洋这项伟大的文明活动非但没有持续下去，而是随即终止，甚至连郑和下西洋的丰功伟绩，都被那些随之得势的文人们齐心协力地一下子就几乎给抹灭干净。因此，人们今天只好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的潜水艇庭长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编写并于2002年出版发行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http://book.sina.com.cn/nzt/his/zhongguofaxianshijie/index.shtml），以及后来编写并出版发行的《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燃起文艺复兴》这两本书中，去比较详细与系统地了解我们的科技前人曾经辉煌的，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那段光芒四射的历史。

　　文人们抹掉的不仅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丰功伟绩，而是扼杀的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种子，种下的却是导致中国后来遭受屈辱的祸根。

　　显而易见，每当文人过度参与政治，而其中恰好又缺少了科技人员的参与，那么，国民经济的发展进步，特别是文明的超前探索与成果创新，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三、康熙盛世错失工业革命机会

　　康熙，大清圣祖仁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为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帝王之一。

　　康熙的历史功绩：破除分裂势力，抗击外来入侵。修着图书，重视道教。学习文化，武力非凡。亲征朔漠，和善蒙古。重农治河，兴修水利。移天缩地，兴修园林。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对自己讲学习，对朝政讲勤慎。

　　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明未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下命停止圈地，他六次下江南巡察黄河和水利，修黄河、淮河、永定河。康熙的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康熙重视文化教育。亲自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譬如说《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清文鉴》《康熙全览图》《古今图书集成》康熙主持编纂的典籍有六十多种，大约有二万卷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康熙朝使清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当时俄国有彼得大帝，法国有路易十四，康熙与他们比有伟大过人之处，康熙时候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疆域最开阔，国力最为强盛。康熙时候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的面积大约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康熙喜欢自然科学，喜欢西洋钟表，今天在故宫博物院人们依然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经典藏品。遗憾的是，作为皇帝的他，对自然科学的喜好，没有推广为整个统治阶层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喜好，他甚至连要将之推广这个念头，似乎都没有想起过。不然的话，中国的现代工业文明与振兴，可能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与康熙大帝同期可以同期对比的，是当时英国的统治者路易十四。那时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现代科技已经崭露头角，科技带头人及其其成果与作品，尤其获得皇家的肯定，一些学科带头人甚至被封爵位，名利双收之际，堂堂正正地进入上流社会。随之而来的社会潮流，是那些贵族阶级因此开始对自然科学兴趣大增，他们纷纷参加到一些着名学者开设的科普课程中甘当小学生，甚至出现了一些贵族人士在重要社交场合故意显摆自己科技知识的社会风气。

　　实际上，路易十四对自然科学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他对自然科学的肯定，对科技工作者及其科技成果的充分肯定，特别是倡导国家政策对其充分鼓励，从而使得一个热爱科技的热潮，成为了全社会追崇的目标。随之而来，掀起了整个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科技浪潮，及其之后的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

　　两千年来，中国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科技文明的发展进步机会，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国封建时期的国家政治体制中，从来就没有对“科学技术决定国家命运”形成正确的理解，也没有进而树立坚定的信念。封建时期一朝又一朝的皇帝，他们大都只关心自己“座江山、发大财，吃玉食、穿锦衣”，根本不关心民众“衣食住行”这种社会需求和生活品质，以及与国家社会整体性的科技实力和进一步发展强盛的必然关系。

　　两千年来，中国的国家政治之所以总是徘徊在那种愚昧的思路里，关键在于我们2000年来的教育体系中，从来就没有科技教育的位置，科技早就被彻底地边沿化，整个国家社会，除皇权之外，仅仅只有孔孟之道被推崇。

　　随之而来，国家社会的文化重要组成中，“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因此，缔造了一代又一代，只读经书文理，不晓自然科技的文人墨客。

　　恰恰正是这样的一大群文人们，在帮助朝庭治理着国家社会。因此，一个没有科技根基的上层建筑，必然没有科技发展与回报的基础环境，进而就不可能在国家社会科技力量推动下，始终保持不断进步的繁荣富强的盛况。

　　试想，一个国家，总是仅仅依靠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和没有科技思想的文人墨客来治理，这样的国家社会能够酝酿出工业科技文明的曙光吗？

　　一个从来就不真正重视科学与技术的国家，必然不被科学与技术所真正仲爱。因此，必然地只能在低层次的生产力环境中，不仅被西方那些从上而下并全神贯注地重视科技活动的后来者追赶并超越，甚至衰落到蒙受1840年鸦片战争的屈辱、甲午战争的惨败、1935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扫荡……

　　远古时期，人类靠打渔、捕猎、采集野果为生。那时的中国，自南方神农炎帝和北方的黄帝创建南北文明之后，随之翻开了农耕文明的新时代，是当时全球领先的科技文明之光。农业的产生让人类的脚步踏上了文明之路，人类从此开始了定居、耕种、养殖、手工制造的自给自足的新生活……

　　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进步，取绝于农业工具和相关科技与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步这个显然的前提。起源于对庄稼生长过程的技术掌握，起源于对农业种植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起源于农业生产的连年持续与丰收，特别是起源于伟大的科技与文化先贤“炎帝、黄帝”的个人智慧。

　　一、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

　　1、神农炎帝对农耕文明的伟大贡献

　　炎帝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号烈山氏或厉山氏。据《史记》等古籍追记，炎帝姓“伊耆”，名石年。母为有娇氏女，名日女登，是少典正妃。生炎帝。长于姜水，故有‘姜’姓之称。

　　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据《纲鉴》等记载：“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越绝书》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

　　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食足衣；为了让百姓不受病疾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其族人最初的活动地域在今陕西的南部，后来沿黄河向东发展，与黄帝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中，炎帝被黄帝战败，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合并，组成华夏族，所以今日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

　　神农炎帝开创农耕文明时的伟大贡献主要有九个方面：

　　第一，“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货币与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第三，“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第四，“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六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第五，“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建立了军事国防的基础与意志。

　　第六，“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以及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七，“创建农历，确保生产”。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第八，“创建社会和谐风气”。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第九，“普及教育，传播技能”。炎帝还是我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除生产生活外，农耕文明在“德、智、体、美”方面，一并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神农炎帝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炎帝精神，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显而易见，神农炎帝是以“文字与计算、农耕技术、农耕工具”为特征，集 “文人、军人、匠人”优势为一体的华夏农耕文明的始祖。当农耕文明的劳动成果，能够初步解决人们生存所必须的“衣、食、住、行”需求之后，随之而来，才是开发推广“医疗卫生、商业金融、国防军事”等更加进步的社会文明形式。恰恰是神农炎帝，在恰当的时候，以超凡脱俗的大智大慧，开启了农耕文明后续的灿烂辉煌。

　　神农炎帝是集“文化、军事、科技、生产、工商、金融、医学、教育”等于一体的，创建华夏文明的伟大先贤。

　　2、轩辕黄帝对农耕文明的伟大贡献

　　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黄帝（英文：The huangdi；Yellow emperor）（前2697-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黄帝起源地——姬水（陕西中部）

　　第一，文化贡献。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纪时：帝使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沿用至今农历（甲子、乙丑以至癸亥，共六十年为一周期），即道教之六十元辰。

　　数学：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

　　军队：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

　　音乐：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合於今日。

　　衣服：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

　　医药：与岐伯讨论病理，作《黄帝内经》。

　　文字：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

　　铸鼎：在荆山（位于陕西中部）铸鼎，分华夏为九州。

　　其他：发明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着书、音律、乐器、医药、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舟车、弓矢、房屋等。

　　据史书记载，黄帝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许多创造发明，其中主要有实行田亩制。黄帝之前，田无边际，耕作无数，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政府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政府，还穿土凿井。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

　　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

　　缝织方面，发明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

　　制陶方面，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等。

　　冶炼方面，炼铜，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

　　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玉房宫等。

　　交通方面，制造舟楫、车、指南车、记里鼓车。

　　兵械方面，制造刀、枪、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炮、剑、射御等。

　　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饭、酒、肉、称尺、斗、规矩、墨砚、几案、毡、旃、印、珠、灯、床、席、蹴踘等。

　　第二，政治贡献。建立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罪极者判处斩首等。

　　神农炎帝和轩辕黄帝在创建农耕文明之际，如果离开“文化、军事、科技、生产、工商、金融、医学、教育”中的任何一个科目，华夏文明是否能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顺利地建立起来，这很难说。进一步地，农耕文明后来两千多年在中国的传承与弘扬，兴衰与跌宕，那就一定只能另当别论。

　　显而易见，“文化、军事、科技、生产、工商、金融、医学、教育”是人类文明社会能否成立的，缺一不可的最基本要素。

　　中国的农耕文明并非一帆风顺、循序渐进。究其原因，后来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大都没有传承文明始祖神农炎帝和黄帝集“文化、科学、军事”等于一体化平行推进的管理与创新理念。

　　进一步地，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文化、军事、科技、生产、工商、金融、医学、教育”这些基本要素，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偏差与结构性的不平衡时，其直接的效果，则是社会生存发展方向的偏差与秩序上的不平衡。因此，任何朝代，但凡没有建立“文人、军人、匠人”三者平衡的管理体系与智囊团队，其生存发展的道路必然坎坷，国家社会的前景则必然暗淡。

　　学而优则仕，兵而优则将。仅仅重视文人，仅仅重视军人，观其结果，必然导致科技被边沿，商贸被轻视，社会生产力难得有持续与发展，民众生活难得安居乐业。

　　二、农耕文明本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前提

　　农耕文明是人类脱离守猎型生存方式，转化为以农业种植技术与能力，进而自己养活自己的全新劳动生存方式。农业生产，恰恰是以人类综合文明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农耕文明是科学技术、工农生产、军事国防、文化艺术、商贸金融的源泉。

　　1、农耕文明本是科学技术的源泉

　　农耕文明的前提，首先在于种植技术的掌握。而种植技术的前提，在于首先要选定适合种植的作物品种，了解掌握其生长过程，果实特性及基本收成情况，特别是适合人类食用否。其次，要进行种子筛选和育种。第三，要在恰当的农时耕耘土地进而播种。第四，要进行除草、防虫害、防病害、防止动物侵害、抗旱抗涝等田间管理，甚至是要兴修水利。对于蛮荒时代的人类，农耕文明毫无疑问地是科学技术得以开展并不断发展的源泉与起点。

　　2、农耕文明本是工业生产的源泉

　　在农耕文明开始之际，当人类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术之后，刀耕火种显然无法适应文明的发展需求。因此，开创适合于农业耕耘的工具，则是文明自然而然的进步过程。因此，以神农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先祖，随之发明了以“耒”为最为实用的第一代农耕工具。

　　而发明与制造农耕工具，恰恰是手工业的最原始的起步点。随之而来，人类进一步知道了工具的巨大作用与社会需求，以及个人智慧创新的潜力在农业工具开发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地，越来越多的农耕工具陆续被开发研究出来，并在制造使用过程中，在逐步普及与广泛应用的过程中，得到不断优化与改良、提升与进步。显然，农耕文明是工业生产的源泉与起点。

　　3、农耕文明本是军事国防的源泉

　　当农耕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后，粮食种植技术必然随之不断提高，粮食丰收的成功率越来越大，原始的规模化农业必然逐步形成，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因此开始。随之而来，对粮食及种子的储备意识和社会需求，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为防止外来势力对土地主权的干扰与侵略，以及对粮食资源的掠夺，以浓耕工具为武器的冷兵器军事与国防，随之应运而生（原始的军事与国防，应该就是指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因为利益的搏斗而展开的一切相关社会活动）。可见，农耕文明是军事国防的源泉无疑。

　　4、农耕文明本是文化艺术的源泉

　　寻求娱乐是各类动物天然的生命特性，人类当然不会例外。当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形成一定社会规模后，以奴隶社会的文明基础为前提的原始文化艺术，必然要向以农耕文明为特点的文化艺术转化与发展。因此，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反应人类生存与生产，反应人类对自然环境新的认识的新的文化与艺术，必然来自农耕文明这个基本的前提。显然，农耕文明无疑是文化与艺术新的源泉。

　　5、农耕文明本是商贸金融的源泉

　　农耕文明之后，才是工商金融的社会作用出现之时。因为不断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收成，一方面让人类社会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又逐步形成农业劳动与手工业劳动的社会化分工。因此，农业产品必然要与手工业产品进行交换。随之而来，就是商业贸易文明的开始。进一步地，为更加方便、安全、快捷地进行商业贸易，等值货币作为商品的中间替代物自然就会出现。因此，农耕文明的发展进步，必然产生人类社会的商业贸易和金融经济。

　　6、农耕文明本应得到国家社会高度肯定

　　农耕文明的焦点在于科技与创新。肯定农耕文明，其实就是肯定科学与技术，就是肯定创新与发展，就是肯定科技工作者及其独特的智慧和超前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成果，就是肯定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应用并造福社会的贡献。因此，国家社会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对科技工作者予以实实在在的政治荣誉和经济价值“双肯定”。随之而来，才能够在全社会实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良好文明风气，从而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生活富足、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社会前进。

　　可是，一个仅仅推崇与盛行孔孟文化的国家社会，科技已经被严重边沿化和贫贱化，科学与技术甚至已经沦落到了无法正常进行传播与传承的地步，因为那真的是“读书无用”（既不升官，更不发财），甚至已经衰落到没有科学技术专门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专门的普及性的教学课程、教材教具、科目分类的地步。因此，要指望这样的社会能够出现工业革命及其随之而来的工业文明，几乎就是不可能，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历史，的确就是这样。

　　三、支撑农耕文明的“三足鼎立”基础

　　“文字与记录、农耕技术、农耕工具”是构成农耕文明出现与循循渐进地发展进步的缺一不可的基础，必须同时存在，同步发展，相互促进。否则，一旦其中缺失了某一项，或者是出现整体性不平衡，则必将对农耕文明与农业生产，形成阻碍或制约。

　　1、文字与记录

　　关于文字，不外乎就是一个个的符号，用以记录或计算。进一步地说，文字是人类自己发明并约定的，用以记录客观事物与基本规律、科技理论与哲学思想、文化艺术与社会伦理、个人语言与个人智慧、集体力量与社会文明等的符号。

　　2、农耕技术

　　农耕技术，以农业种植为基础，进而首先解决吃饭生存问题，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与转折点。

　　农耕技术的核心，在于人类对各类作物要掌握其完整的种植过程、种植方法、种植工序，以及选种育种，防病防灾，收割储存。

　　3、农耕工具

　　农耕工具是农业种植除选种之外的技术保障手段。农耕工具的进步与发展，是农业科技含量与农业文明程度最直接的体现。

　　神农炎帝创建农业型社会文明的历程中，当完成选种使命之后，就是发明耕田的工具——耒。耒，是农业种植过程中，平整土地、细化土壤的工具，当时是木制的，“耒”字恰好具有象形的特征。进一步地，华夏文明的汉字文化中，与农耕有关的文字，往往大都具有“耒”字偏旁，如“耕、耘”。

　　耒耜乃中国上古时代的原始农具。“按耒之作，始于神农。”《易·系辞下》记载：“包牺氏殁，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兼取诸益。”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实行撂荒耕作制。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逐步发展为火耕水耨。耒是原始农业早期使用的一种重要农具，由采集时代的一些工具过度而来。基本形制是一根适合用手握的木棒，将木棒的两端砍成、或磨成、或烧成尖状而成。耒的主要功能是为播种时在土面戳一洞穴，再把种子放人穴中。耜的最初形状是略带小梗的竹木、石片、骨角、蚌片，捆扎在耒的下端，主要功能用于挖掘、耕地、除草。

　　农耕工具是农业技术水平最直接的体现，进而是农业文明程度的最直接体现。因为农耕工具一是决定了生产方法，二是决定了劳动效率，三是决定了产品质量。仅仅以“耒”为例，神农炎帝发明农具“耒、耜”之前，其整个农业文明的水准，就是刀耕火种的最原始阶段。当神农当发明农具“耒、耜”之后，生产方法实现变革与进步，五谷才得以顺利种植，劳动效率才可能倍增，随着劳动效率提升之后导致的新农田面积的开垦与增加，农业收成随之大幅度翻番。

　　耒耜是由耒与耜两种农具结合演变而成。这就是犁的雏形。这种农具适用于南方稻作，先民们将耒耜的发源地称之为“耒地”，将流经耒地的河流称之为“耒水”。至秦统一中国后，设置县城，耒水在城之南，故名“耒阳”。这在全国仅有一处。

　　神农创耒于耒。湖南衡阳市管辖的耒阳市，是神农炎帝发明农具耒并实施与发扬光大的地方。在耒阳关于炎帝神农的古代神话、民间传说、祭祀古迹甚多。近年来，耒阳出土遗址达二十多处，大多为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即相当于炎帝神农末期的文物。

　　神农炎帝为何是在耒阳境内发明与实施耕田农具耒的呢？基本前提两项：一是神农炎帝出生在湖南衡阳以西的永州境内，距离耒阳的直线距离约150公里。二是耒阳境内比较平坦、土地肥沃、水源丰沛、四季分明、阳光充足，特别适合水稻种植。因此，神农炎帝的水稻栽培技术，就是在耒阳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开始进行探索实践与总结提高的，广泛普及之后，随之开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新时代。

　　饮茶始于湖南。一是茶祖在湖南。战国时期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神农本草》，就将口头流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了下来：“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唐以前称茶为荼）而解之”。这在《史记·三皇本纪》、《淮南子·修务训》、《草本衍义》、《帝王世纪》亦有记载，均为后人所公认。二是茶陵在我国县市中唯一一个以茶命名的县。据文献记载，茶陵在西汉初期为侯国，元封五年始置县，隶属长沙国。陆羽在《茶经》中明确指出：“茶陵是因陵谷生茗而得名。”三是《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这是我国以茶当饮最早的文字记载。

　　四、现代文明的“三足鼎立”基础

　　“科学理论、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构成了人类现代科技文明时期“三足鼎立”的坚实的支撑力量。其中，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拓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是人类文明深入发展必须具备的客观基础。

　　1、科学理论

　　科学理论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其中，“数学、物理、化学”是科技基础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化学的不断发展进步，为工业革命开创了崭新局面。

　　比如，一方面，科学巨匠牛顿的科学理论贡献，就是永恒的丰碑。一是他的的光学理论，为后来的照相技术与工业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他的数学理论，为后来的天文学、军事弹道技术、航空航天等科技事业的进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三是他发现的物理学定律，为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同样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确定了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电磁学先驱法拉弟发现的“电磁感应”规律与总结出来的电磁感应定律，为电器文明奠定了坚实理论与技术基础。

　　再一方面，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规律”及周期表，为化学工业文明与工业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指明了科技方向。

　　2、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与工艺方法，是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科技含量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方法，是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工作效率、企业效益最基础的决定性因素，进而是创新发展的客观前提，是产业升级换代的客观前提。

　　尤其是当生产技术与工艺方法在科技创新引领下的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之后，人类的工业文明将随之迈向崭新的境界。当今电脑与网络技术所导致的许许多多产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方法、创新手段、管理模式、社会运行模式等等革命性文明进步，就是生产技术革命性成果推动的结果。

　　3、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是科技时代生产劳动技术等级状态的直接表现，是人类文明与智慧创新的成果。

　　比如，100年前的汽车工厂，流水线劳动工具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明与应用，就是汽车工业划时代的进步。

　　之后，随着工业自动化进程的加快，汽车装配流水线上的一些工序项目，开始出现机器自动化替代人工劳动工序的新的生产方式，装配效率和装配质量随之发生革命性进步。

　　再之后，随着数控机床的发明，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效率、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与精度等，随之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再后来，当稀土元素用于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材料之中后，汽车发动机的耐磨性、高温特性、疲劳特性、安全可靠性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一、朝代更替顺序表

　　1、中国朝代年表（略）

　　2、中国朝代详细年表（略）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科技特征

　　1、春秋时期的科技特征

　　春秋时期中国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科学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是国家繁荣、文明进步的基本前提。

　　春秋战国时，“阴阳五行”之说开始形成，该理论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但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春秋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开始形成，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除使用矿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铁器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成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

　　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公元年（前590年），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春秋300年间，诸子迭起，百家争鸣，也正是这个沧桑巨变的年代，为后世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

　　春秋年间，齐国出现了一位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齐桓公。他依靠谋士管仲整顿国政，设各种官吏，各司其职，并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此十五乡即为农乡，乡中之人在和平时专心务农，战时当兵。如此几年之间，齐国国富民强，到公元前679年，齐国已称霸北方。后来，齐国又于前567年消灭了东夷大国——莱，使之土地扩大了一倍以上，成为真正数一数二的大国。

　　显然，“乡中之人在和平时专心务农，战时当兵”的前提，在于要有农业科技和生产工具作为基础。否则，仅仅是国家政策和制度，既无法实现有序农业生产与可靠丰收的，也无法抵御外来强贼的入侵。

　　2、战国时代的科技特征

　　（1）战国时期农耕文明繁荣的一个突出前提，在于重视技术创新与思想开放。

　　秦自孝公时商鞅变法，中经秦惠王、武王、昭王，一百余年间，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其间，注重水利和农业生产，奖励军功，军队装备优良，又充分利用客卿为秦谋划作战，在诸侯国中越战越强，终于打败了东方各个强大的敌手，成为天下第一的强国。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制和石制农具并普遍用于生产中，利于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欠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着的提高。已经较好他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已经能生产铅钡琉璃。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所造漆器以木为胎，有黑、红、黄、蓝、紫、白等十多种颜色的漆，在器物上绘出各种光泽美丽的花纹，并发明了催干剂。有了结构和花纹都较复杂的织锦以及手工针编织物。出现了一些私营大手工业主，如鲁国煮监的猗顿，秦国巴地开采丹砂的寡妇清，赵国冶铁的郭纵等。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四十五百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五十钱。

　　战国时代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它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如庄子，或娓娓动人，或激情横溢，或约烂多彩，或譬喻连珠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如孟子，或逻辑严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2）社会重大变革

　　第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是铁制工具的进一步推广：各地大量铁器出土，表明其广泛性。方法有所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

　　二是畜力耕田的推广：除了牛耕外，还有马耕，地区更为广泛。

　　三是耕作技术的进步：识别土壤，施肥技术，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四是粮食作物种类与分布：由于各国土壤、气候等不同而种植不同的庄稼，粮食作物品种也有所不同。

　　五是农业方面的提高：当时一石相当今60斤，从而可知，中国的农业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在当时已奠定了基础。

　　第二，手工业的发展

　　种类：战国时代的手工业，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也有各国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

　　人员：有农民、手工业者、依附贫民、雇工（佃农）、奴隶、官奴。

　　技术：纺织业有新产品，并有地方特色。木工有规（圆规）、矩（曲尺）、绳（墨斗）、隐栝等。采矿、寻矿技术。

　　产品：琉璃（即玻璃）制作的璧、剑首、印玺等。

　　第三，商业的发展

　　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政府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征收各种税捐。

　　商人的种类：⑴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⑵富商大贾，既有政治地位，又有雄厚的财力。战国时代商人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第四，城市的兴起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齐国的临淄、燕下都、楚国的郢、定陶、赵国的邯郸。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城市从政治上统治农村，从经济上剥削农村。

　　第五，货币关系的活跃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解放后发现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圜钱，流通于秦和东、西周等地；铜贝（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国还有铸金币：郢爰、陈爰。种类多、流通量大，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种类繁杂，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

　　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也风行起来。此外还有重农抑商政策。

　　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因军力不强，被秦国灭掉。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着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第六，战国时代繁荣的哲学思想与文化艺术环境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各派各家都着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秦统一六国，崇尚法家，兼用阴阳家，焚诗书，迷信暴力，将法家学说过分夸大君权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很显然，战国时期，农耕文明的科学技术空前发达，国家相对富裕。那时“文人、军人、匠人”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在朝庭中的分布也基本平衡，文化思想学术交流相当流畅与繁荣。但是，这种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风气，没有得到持续与弘扬。究其原因，是后来者秦始皇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上，因专横而不具有包容心理而留下的最大的隐患与悲哀。

　　试想，如果秦始皇在学术上既兼顾各家所长，又推广包容并应用的方针，就象推广“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的模式，特别是兼顾“文人、军人、匠人”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平衡与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治国理念与思想文化，那么，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科技文明的灿烂辉煌，必将是另一番波澜壮阔与美丽锦绣的历史。

　　三、朝代更替的共性

　　中国封建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有其独特的必然原因。但是，归纳起来，主要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王朝发展到腐败无能之际，被外来新生力量更替。

　　另一种情况是皇帝软弱无能被后起之秀更替。

　　再一种情况是皇帝强霸过度，轻视与排挤“军人”，从而导致国防衰落被外敌乘机破灭。

　　比如，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的诸侯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开始与其他诸侯国争雄。吴王阖闾在今天的苏州建立都城，任用伍子胥和孙武攻破楚国都城，为其子吴王夫差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打下基础。阖闾的儿子夫差不顾国家连年征战空虚，与齐国和晋国争霸成功后，但却忽视了边界上的越国，并令伍子胥自杀，被越王勾践趁虚而入。公元前473年，夫差兵败而逃，被围困在馀杭山（今天苏州南阳山），向勾践求和，勾践不准，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吴地尽属越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遭遇强悍外敌的入侵而改朝换代。

　　比如：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横扫中原。蒙古人扩张版图的过程中，三次入侵西夏，逼使西夏向蒙古求和，然后进攻金国。在1211年的野狐岭会战大破四十万金军，1214年金迁都汴京，蒙古军在次年攻陷中都，金国在黄河以北之地陆续失守。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主力西征，先后消灭了西辽、花剌子模及许多国家，又派速不台率领蒙古军向钦察草原扩张。

　　当然，人类社会在低级劳动工具文明时期，其社会现象的一个规律是：一旦遭遇大面积的天灾人祸，往往导致民不聊生，以及朝政的更替。

　　回顾华夏大地自农耕文明开始之后2000多年来的封建历史道路，每当重视科技、重视生产、重视民生的历史时期出现时，其国家面貌和综合国力总是欣欣向荣并繁荣富强，根本就不可能遭遇或内或外的干扰破坏，王朝更不至于轻易就被谁给推翻。反之，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王朝的破灭与更替，一个基本的共同前提，都是忽视科技、忽视生产、忽视民生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器具，铸造大鼎，借以体现三足鼎立之力量和包容的社会文化，进而凸显了古代中国在国家治理中寻求平衡关系的强烈理念。可是，中国封建时期的2000年来，在真正意义上寻求国泰民安、生产稳定、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朝庭高端往往过度重视文人及其作用。因此，“文人、军事、匠人”的三足鼎立关系，不仅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反而总是伴随着匠人的缺项。

　　一、封建时期盛行孔孟之道

　　2000多年来的封建时期始，其始终如一的基本治国理念，就是孔孟之道盛行，随之而来，严重阻碍了国家科技创新与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

　　孔子，名：孔丘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着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战国末期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崇尚“周礼”。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仁政”。 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孟子为“亚圣”。

　　孔孟之道，就是儒学。程朱理学，则是孔孟之道的重要与顶峰阶段。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也即，皇帝是大臣们的主宰，往下依此类推。因此，缺失民主的概念与成分，是超越自然的。

　　“三纲五常”出自：《论语·为政》。“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儒家学说是后来2000年来的封建王朝治国安民的基本模式，前提不外乎在于“仁、义、礼、智、信”有利于国泰民安的文化优势。可是，国家是要收税的，民众是要吃饭的。因此，农业与经济，才是国家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遗憾的是，仅仅拥有理性思维及其文化纲领的孔孟之道，恰恰缺乏关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生存与发展进步的“科学思想与理论基础、技术手段和工作方法、探索意识与创新观念”这些基本的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孔孟之道具有天然的思想缺陷，那到不碍什么。关键是这个天然的，发育不健全的文化思想体系，恰恰被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政治体系，捧为教化国民的、唯一的、倍受尊敬与崇拜的文化楷模（主要体现于教材或思想纲领等方面），进而培养教育后来人，甚至是培养治国安帮高级人才的蓝本。随之而来的社会效果，必然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数不胜数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群体。

　　试想，炎黄大帝当年开创华夏文明时，如果仅仅拥有并传播文化知识，而没有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的话，华夏农耕文明的基本框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搭建好，他们或许就会因为饥饿与病魔而夺取了宝贵的生命，哪里还会有什么机会在人类历史上开创出农耕文明的灿烂辉煌。

　　二、文人参政的必然

　　文人参政，既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社会的必然。因为从农耕文明开始，没有文化是无法管理国家社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理，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

　　1、行政职能需要文人参与

　　任何时代，任何政府，从高端参谋机构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无不需要文化人参与其中。否则，最起码地，一是政府的指令与意志则无法传达，二是各级职能部门的信息无法系统地收集，三是财会与金融无法开展，社会进而将无法正常运行。

　　文化人参与政府工作，不仅是简单地进行文秘信息工作、计算工作，其中更加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思想智慧而献计献策。

　　2、文人的优势

　　文者，文化出类拔萃也。尤其是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人们，其文化基础、思想方式，文采文风，自然高人一筹。他们的智力水平、文化知识面当然也还可以，谋略计策各都有一套，这是可以称得上是管理学知识的“四书五经”等文化框架培养教育的必然结果，进而是文人跻身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自然优势。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3、文人的弱势

　　（1）文人欠缺自然科学知识

　　因为文人们一心一意考取功名，所学课程基本限于“四书五经”之类的文化知识，除此之外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知识，他们几乎就是门外汉。因此，欠缺科技知识与技能，是文人们普遍的弱势。

　　（2）文人欠缺生产技能

　　文人们从小就为考取功名而读书，难得参加生产劳动，或者说是没有机会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因此大都不具有农耕体验、手工技能、商业知识、武士精神。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就是：文人大都“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脚不能跑”。因此，文人们的自然生存能力极差。可是，文人们大都偏偏心气特高，甚至是要改天换地，真是天大的历史的笑话。

　　（3）文人过于自信和自负

　　自科举制度盛行的1300多年来，一些文人往往过于自信、自负，自骄、自傲、自大，自欺、欺人。这是科举考试科目限定于“四书五经”这类文化知识的结果，更是社会制度熏陶与宠信的必然结果。因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谬误的指针，让他们彻底地迷失了方向，进而导致他们往往错误地觉得，自己读那么多书，应该是掌握了世界最前沿知识与技能的人。随之而来，一些文人墨客往往又表现为主观偏见、心胸狭隘、专横跋扈的特性。

　　（4）文人大都最缺血性

　　封建朝庭里的文人们大都最缺血性。因为被圈着、被困着，自己恰恰又没有别的生存技能，也没有财富资本，可偏偏又盼望更加出人头地，而且确实还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其中的一些自然而然地要成为扭曲人格心态的牺牲品，历史上那些歹毒无比的整人害人的伎俩，多办都是那些心态扭曲的文人们出的恶毒的主意。

　　鉴于文人们知识结构和生存能力天然的缺陷和不平衡，当封建朝庭主要依靠他们来充当高端智囊团人物时，特别又是在缺失科技人才这个重要群体的情况下，其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往往必然地不怎么适合于社会文明的繁衍生息与发展进步，尤其是科技实力与科技创新推动下的文明进步。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2000多年来的中国封建历史，其社会文明真正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划时代的发展进步，有几次是文人们推动的呢？没有，从来就没有。恰恰相反的是，自农耕文明以来，几乎所有的科技大家，他们既是科技前贤，但往往又都是文韬武略高手，他们才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真正的伟大的根本动力。

　　三、孔孟文化过于高估文人

　　读书做官，行武领兵。文状元、武状元，唯独没有社会财富制造群体里的“匠状元”。因此，“行行出状元”也仅仅停留在民间口头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属于国家社会的知识、智慧、财富、人才资源与欣欣向荣的社会文化环境。 “匠状元”的典型代表，就是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鲁班，他仅仅在建筑行业的“师传徒”文化中，有一席之地。他恰恰不是当时的国家政府（朝庭）高度认可与积力推崇的学科带头人、学术创始人。遗憾的是，他更没有象孔夫子那样着书立说并广泛传承后人的机会。

　　在对待孔子与鲁班的政治认可问题上，如果国家政府的态度如果采取与文人相同的平等对待，那么，中国2000年来的科技事业和历史足迹，必然不会出现那个被动落后的过去，地球人类的文明状态，也一定比目前更加先进。因为现代工业文明也才仅仅300多年，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全方位的辉煌历史，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

　　1、孔孟之道的核心与主要内容

　　（1）孔孟之道的核心

　　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

　　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

　　归纳起来，孔孟之道，就是儒学；程朱理学，是孔孟之道的重要、甚至顶峰阶段。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

　　（2）孔孟之道的主要内容

　　第一，孔孟之道是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封建统治者所竭力提倡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其本质和主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

　　第二，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巩固封建统治，实现天下太平，莫过于平民百姓人人老老实实，循规蹈矩。

　　第三，孔孟之道提倡“礼”治，正是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第四，与诸子百家中其它学派相比，孔孟之道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倡导封建“礼”教。所谓“仁”政，“爱人”之类，其它许多学派都有此主张，不过具体言词表述有所不同罢了。

　　第五，所谓“仁”，不过是从下层平民角度考虑，对统治者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祈望，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从来没来没有成为事实。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孔孟之道的核心就在于提倡封建“礼”教，进而为维护封建统治，提供思想理论和人文伦理基础。因此，自秦始皇铲除《墨子》科技理论与创新思想和生产技术之后（铲除的理由不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并永世相传，因为《墨子》的科技思想与方法太容易让后来人发展进步并繁荣富强了），进而是2000多年来封建时期各朝各代都推崇孔孟之道的根本原因。

　　因此，孔孟之道不含有农耕文明的科技成分。首先，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技术的成分。其次，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劳动过程的成分。第三，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成果分配的成分。第四，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商品交易的成分。第五，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文明时期如何从科技上进一步让人类更好地生存发展的成分。

　　可是，这个恰恰缺乏农耕文明最原始的科技基因与重要组成部分的孔孟之道，反而是一代又一代封建封建王朝推崇的治国纲领。因此，从国家社会文化的基因与基础方面，孔孟之道的盛行，显然是阻碍中国2000多年来科学技术持续与进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2、孔孟之道仅含社会管理成分

　　孔孟之道，以礼治国，以乐娱民。万事和为贵，强调社会秩序的平衡理念。因此，学术上讲，孔孟之道仅仅包含有如何让社会文明协调的管理成分。

　　事实上，这本应是在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上，才可以追求的目标。对于初期农业文明时期，美丽的设想或愿望，显然超越社会的现实状况与人们的思想追求。如果一味地超前追求这个目标，而且还是在离开农业科技的前提下进行的，则必然对社会文明进步产生拖拽效应，甚至是发展进步的阻力。因为有钱有闲有能力去学习文化的人，本来是应推动社会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但大家学的却是些超前但不实用的单方面的理性知识，随之而来的社会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3、科举制度过高肯定文人

　　2000多年来的封建时期，国家文化持续盛行孔孟之道，直接的社会效果，则是过高地肯定了文人管理社会的作用。其中，科举制度就是典型特色。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科举制度的科目设置，是对文人过高认可的标杆，因为那是显然的“重文韬、轻武略，重文化、轻科技”的治国大政方针。

　　（1）科举制度的方案特征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年。

　　“分科取士”本来很好，可是，把农耕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科技类科目淡化并彻底抛弃之后，科举制度因此演变成了公开选拔出类拔萃文采与文化思想人才的政府行为，并且是让他们获得担任国家或政府管理职务的唯一途径。随之而来，更加肯定了文化知识重要、科学技术不重要的国家社会行为准则，是“学而优则仕”甚嚣尘上的土壤气候，是当时国家社会排挤科技人才及其发展后劲的价值取向和强大动力。

　　宋代科举考试

　　比如，宋代确立了比较完善的三年一次的“三级”（州试、省试、殿试）考试制度，并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

　　当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

　　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又比如，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再比如，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还有，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

　　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着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到了清代，正式的科举考试也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

　　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贡士。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显然，科举制度的本质，就是正如人们众所周知的那样：“金榜提名之际，功成名就之时”。因此，古代的考状元，就是考功名。科举道路，对于国家来说，实质上就是选拔文人优秀者出来参与国家管理的道路。对于读书人自己来说，实质上就是通过读书科举，希望实现“出人头地，当家做主”心愿的道路。

　　因此，科举制度本身，实际上已经彻底地排挤了科技文明的所有学科。进而对文人过高认可与肯定，同时对匠人极度贬低，进而也是大多数文人们自以为是地指点江山的本质原因，也是一些文人们出现心态弊端或畸形的原因。

　　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农业时期，单一文化结构的官本位国风，是导致对农耕文明认识偏颇的原因，是严重丢失神农炎帝和轩辕黄帝创建的华夏农耕文明之科技思想体系的根本原因，最终是阻碍国家社会科学技术传承与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

　　4、孔孟之道难敌三十六计

　　中国封建时代，统领国家社会的“三纲五常”不仅缺乏民主与创新的优良基因，而且还持续不断地遭遇来自传统另类文化的围剿。因为“三纲五常”总是正面地教化百姓“遵纪守法”，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福份，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与此同时，关于“三十六计”的经典故事，不仅以各种方式在民间持续地广泛传播，而且还总是不断地在官方字典上正式登载。可是，“三十六计”真正的思想本质，恰恰是一套只讲智慧与谋略，不讲契约与诚信，不讲创造与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因此，通过“三十六计”的感染，整个社会在“三纲五常”基础上的建立起来的道德大厦，自然就如风中楼阁。

　　当国家社会在“三纲五常”强大势力的统治下，缺失民主与民权的大众，在没有什么发展机会或空间的前提下，不满情绪总是在所难免。随之而来，内耗的心态与动力天然储备。进一步地，“三十六计”的曲线变通原理，必然让一些人企图“暗渡陈仓”。

　　反之，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一个尊重人权的文明社会，一个尊重知识、尊重劳动的社会，一个尊重科技、尊重创新的社会，一个以资本和科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人们还有什么心思来寻求“三十六计”的突变呢？

　　就“三十六计”理论体系而言，实际上只是弱者的技巧，强基固本才是生命大道。可见，强盛才是实基础，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十六计”仅仅是权宜之计，刁虫小计。因此，人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强而行势，弱而行计”的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孔孟之道难敌“三十六计”的干扰侵蚀，进而在具有炎黄农耕文明的中国封建时期，严重阻碍了国家不断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

　　四、过度重视文人的效果与典型案例

　　每当文人被过度重视时，如果恰好又没有军人和匠人来平衡与制约的话，文人们往往要把好事办坏，把坏事办恶。

　　1、张之洞大办钢铁

　　张之洞是典型的被朝庭过度器重的文人，可是在开办汉冶萍钢铁公司（武汉钢铁的前身）之际，就上演了一出文人不懂科技专业常识的败剧：

　　汉冶萍的降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折子准备筹办炼铁厂，其实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英国人询问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炼钢炉，张之洞拒绝回答：中国之大，什么类型的矿石焦炭没有，何必多此一问？英国人只好按照英国酸性炼钢的标准供应相应的钢炉，结果湖北大冶矿含磷较高，汉冶萍钢炉炼出的钢含磷过高，不符合路轨钢材的要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者张之洞，既没守住“体”，也没做到“用”。

　　第二个隐患是工厂的选址有问题。汉阳铁厂应该设在近煤矿或近铁矿的地点，以减少运输成本。但张之洞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监督。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120公里，距江西萍乡煤矿约500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不菲的运费。汉阳又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填土9万余方，耗银30万两，这样就导致了产品价格过高。

　　第三是燃料隐患。炼钢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张之洞心中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后，张之洞先后花了几年时间派人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结果一无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1894年6月第一次开炉炼钢，但由于焦炭供应不上，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能用高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18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3倍，炼出来的生铁和钢，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8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文章引自宋鸿兵2011年的新着《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2、“大跃进”全民炼钢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自文人张之洞于1889年开始大办汉冶萍钢铁的70年后，也就是1959年中国大陆的“大跃进”时期，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下，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练钢铁的群众运动（请参见“‘大跃进’大炼钢铁”http://baike.baidu.com/view/126015.htm0 ）。其直接的效果是：全国炼钢，废渣遍地。其被科技与经济嘲讽的程度，比那些极左思潮之流的思想狂热还更进一步——就是后来60年代初期遭遇的大面积灾荒。

　　科学技术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任何文人或诗人的所谓宏韬伟略，都不应该拿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来做试验。只有“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规律、”才是国家民族的福音。

　　3、以文克军至国力衰减的典型案例

　　岳飞，南宋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抗金名将、战略家、军事家、民族英雄。

　　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员名将，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佩。其在出师北伐、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下写的千古绝唱《满江红》，至今仍是震撼人心的佳作。其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表示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

　　绍兴十一年（1142）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两宋文臣、武将得通谥者以“忠武”最美），有《岳武穆集》传世。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国撕毁和议，兀术等分四道来攻。由于没有防备，宋军节节败退，城池相继失陷。随后高宗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出师迎击。很快，在东、西两线均取得对金大胜，失地相继收回。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当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士，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和“拐子马”，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惜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千，误入小商河，被金兵射到几十处箭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

　　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么班师、要么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战斗，至此被迫中断。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绍兴十一年（1141），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候卨（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

　　据说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莫须有（这件事情难道就没有吗？）。”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时年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宋史》中记载，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已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因此，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五、军人参政的作用

　　军队的使命与责任，就是维护并确保国家的生存安全，扞卫领疆完整，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保驾护航。重视军事与国防，从来就是每一个国家自然而然的事情。否则，国将不国。

　　1、军人被过度重视的原因

　　军事与国防，是国家社会必不可少的上层建筑。重视军事与国防，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军人被过度重视，主要是两种客观情况导致。一是国家遭遇强大外敌的威胁或侵略之际。二是国家强盛后的对外军事扩张之时。

　　当然，那些真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英勇善战、累建奇攻的军人，大都是文韬武略并参政议政的杰出人物。从古至今，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

　　2、军人被过度重视的效果

　　军人被过度重视后，其效果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当国家遭遇强大外敌的威胁或侵略之际，一心一意重视军事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必须，是保家卫国的必须，是民族尊严的必须，值得高度称颂与弘扬。

　　另一方面，当国家强盛而恰好又过度地重视军人，扩张思潮必将出现，扩张行为随之跟进。一旦过度透支国民经济，或者是遭遇更加强大的对手，随之而来的，将是国家的灭顶之灾。比如，秦朝时期过度透支军事与国民经济，就是令其破灭的根本原因。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强制性推行“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政策。也即，统一文字、统一车轴及交通主干道宽度、统一金融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伦理道德和法律。秦始皇推行的“四同”政策，确保并促进了国家统一后，在一个比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文明与科技、生产与工商的发展进步。

　　但是，伴随的焚书坑儒观念与事件的发生，排挤并废除了那个时代其他学科方面重要的文化思想与科技知识。尤其是毁灭性地边沿化了《墨子》等前沿科技思想理论与生产工作方法。事实上，那不仅仅是在焚书坑儒，而且是在毁灭性地打击以《墨子》为代表的当时先进的科技团队及理论思想体系。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时期，对科技最典型与最突出的，国家观念上的认识偏差与极其愚昧落后的治国政策。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修建了至今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这么庞大的系统工程，必然是当时最前沿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的应用。但事实上，因为秦始皇耗费国家几乎全部科技与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修建万里长城等庞大工程，具有一次性与毁灭性消费那时国家全部科技力量和人才的特性。其中，一是以严厉的酷刑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二是繁重的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劳累过度或作业伤害，又有许许多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命毁一旦。

　　秦始皇“焚书坑儒”文化政治浩劫与“万里长城”等庞大工程的并举，随之而来，尽管树立起了一个虽然好看但不怎么好用的万里长城的巍然屹立，但这却恰恰与秦始皇依靠武力统一中国的思想指针和实际过程背道而驰。因此，万里长城非但不能绝对并持久地抵御强大的外敌，反而却在修建万里长城过程中，超能力地过度消耗了大量的国计民生。随之而来，仅仅在秦二世继承皇位15年后，也就是到公元前209年，秦王朝就因天灾与酷刑引发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一下子就被推翻了。

　　事情还远远不仅如此，由于“焚书坑儒”文化政治浩劫，把重要的科技力量《墨子》及其科技传承团队几乎给毁灭一净，加之“万里长城”等登峰造极的庞大工程对国民经济的透支，实际上直接导致了中国后来2000多年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持续衰落，特别是伴随着孔孟之道的盛行，进而阻碍了中国科技文明的传承与弘扬、进步与发展，是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循循渐进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历史原因。

　　六、个人智慧决定国家命运

　　在高端智囊团与各级职能部门，“文人、军人、匠人”的结构性比例、综合素质、情趣志向，差不多就已经初步决定了整个团队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乃至获得综合性成果的可能性与节奏。尽管如此，但国家社会在大的发展方向和步伐上，往往是由各个时期个别伟大的思想者与统治者来推动的。比如，远古的黄帝、炎帝、大禹……，近古的秦始皇、成吉思汗、五则天、唐宗、宋祖、康熙大帝、乾隆爷……

　　1、大禹

　　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他的父亲名鲧，母亲为有莘氏女修己。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着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后人称他为大禹，也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

　　大禹是古代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伟人。他治水是与治国养民结合进行的。在治水害的同时，还指导人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大兴水上运输，重建家园。每治理一个地方，都主动团结氏族部落酋长，完善政权建设，使百姓安居乐业。

　　史书记载，洪水退去后，一块块平原露出水面，他带领人们在田间修起条条沟渠，引水灌溉，种植粟、黍、豆、麻等农作物，还让人们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水稻。不仅治理水患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农业生产也取得了进步。孔子曾颂扬禹治水的功德说：我简直找不到他的一点缺点，他的宫室简陋却没有想到改善，而是尽全力平治水土，开沟洫，发展农耕，鼓励人民从事劳动。（参《论语？泰伯篇》）

　　显而易见，大禹治水，依据科技力量和恢复农耕生产为已任，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发展立下了千秋大业般的丰功伟绩。

　　2、秦始皇

　　秦始皇帝（公元前259年-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战国末期秦国君主、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赵氏，名政（正），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故称赵政、秦王政、秦王赵政、赵王政，然后世多称之嬴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主要功绩：

　　第一，中央集权。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第二，建立地方机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第三，书同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从而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度同制。秦统一后，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万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

　　第五，车同轨。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第六，行同伦。“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

　　主要暴政：

　　第一，焚书坑术士（儒）。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前154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卜筮和种植的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尽管如此，他确曾下令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公元前214年，咸阳的术士在背后议论秦始皇，指责他：贪于权势，乐以刑杀为威。秦始皇知道后，派人追查，对于证据确凿的460人，处死，无罪者释放。

　　第二，奢侈生活。秦始皇即位不久，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秦始皇陵。在统一六国之后，旋即修建阿房宫（没有完全建成）、兴乐宫、梁山宫、秦始皇陵等。其中，秦始皇陵修建最多时用工七十二万人。

　　第三，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巿（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3、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公历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贞观之治”形成原因

　　第一、隋朝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引起世家大族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军阀叛变和农民起义。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世家大族和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第二、因为上述因素，唐太宗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治国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实践去实现。首先，唐太宗认识到了统治者与人民是“舟与水”的关系，通过土地赋税制度的调整以“安百姓”。二是认识到了重用人才，虚怀纳谏的意义，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三是加强政治，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以巩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

　　在李世民统治其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晚年着《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

　　630年，击败东突厥，被突厥各部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

　　唐太宗还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为后世鼻祖。着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死后更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与后来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4、五则天

　　武则天（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汉族。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705年退位。武则天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女诗人。

　　政通人和。在用人上，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维护统治，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但是武则天还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着称，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着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她改革科举，提高进士科的地位；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掌理朝政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为中国古代之典范。

　　在经济上，武则天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时；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户口数永徽三年（652年）为380万户，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 705年）增长到615万户。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武则天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民户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武则天为了称帝尊崇佛教，大修庙宇，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天堂，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5、成吉思汗

　　元太祖成吉思汗（英文：Genghis Khan）（蒙古语：？inggis Qaγan，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元太祖，又称成吉思可汗，蒙古族，蒙古帝国奠基者、政治家、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孛儿只斤氏，奇渥温姓，乞颜（起延）部人。而按照蒙古起名传统，铁木真全名应为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1271年元朝建立后，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谥号法天启运圣武皇帝。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206年，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统一蒙古各部。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西亚、中欧的黑海海滨。

　　6、朱元章

　　朱元璋（1328年—1398年），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龙凤七年（1361）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1368年—1398年），推翻了蒙元的暴政，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朝。朱元璋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与此相适应，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认为“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朱元璋的成功秘诀：

　　一是网罗天下名士。如：刘基、章溢、叶琛、宋濂、冯国用、冯胜等。

　　二是、恪守“九字方针”。“九字方针”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方针是开国功臣朱升提出的。

　　三是打造“铁军”，重用同乡。

　　四是打好关键战役。如灭了在武昌称汉王的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

　　治国：发展生产，阜民之财。

　　7、康熙大帝

　　大清圣祖仁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为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帝王之一。

　　康熙继位时只有八岁，是顺治的第三子。顺治接受汤若望的意见因其出过天花最有可能不夭折而把他选为继承人。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在康熙八年赢得了与辅政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康熙大帝的主要功绩有五：

　　一是“修着图书，重视道教”。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康熙帝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

　　二是“学习文化，武力非凡”。康熙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颇有着述。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清朝的政治，并且皇子皈依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有所抵制 基督教。 康熙自幼习武，精于骑射。

　　三是“亲征朔漠，和善蒙古”。蒙古曾经分为三个大部分就是（漠南蒙古，漠西蒙古，漠北蒙古）。漠南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完全臣服了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漠西蒙古就是厄鲁特蒙古，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率领军队南进威胁了中央王朝。康熙决定亲征，打败了噶尔丹。漠北蒙古就是喀尔喀蒙古，康熙通过一系列的笼络的措施全完解决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所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成，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中国从秦汉时的匈奴到明朝，蒙古这个历史难题两千年来没有解决，康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

　　四是“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明未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下命停止圈地，他六次下江南巡察黄河和水利，修黄河、淮河、永定河。康熙的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五是“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康熙重视文化教育。亲自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譬如说《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清文鉴》《康熙全览图》《古今图书集成》康熙主持编纂的典籍有六十多种，大约有二万卷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康熙朝使清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当时俄国有彼得大帝，法国有路易十四，康熙与他们比有伟大过人之处，康熙时候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疆域最开阔，国力最为强盛。康熙时候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的面积大约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8、乾隆皇帝

　　乾隆帝即清高宗纯皇帝（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公元1735年，即清朝雍正十三年，清世宗雍正帝在北京圆明园去世。24岁的皇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乾隆。为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卒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终年88岁。

　　这位皇帝的一生风光无限，他与他的父亲及祖父共同开创了显赫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乾隆天生睿智，多才多艺，一生无数次地享受豪华的庆典和巡游，而乾隆皇帝对西洋钟表的痴迷更胜于其他艺术品领域，据说那时皇宫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摆放着钟表，钟鸣声响彻整个紫禁城。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皇帝之一，是他把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也是他亲手将它拖向衰落，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乾隆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对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

　　乾隆听取大臣张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

　　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顶峰。从乾隆初年至中期，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

　　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志得意满、思想僵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无法摆脱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矛盾激化状态，这使得“康乾盛世”之后中国迅速地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