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最流行的滑步舞:历史百家争鸣 2011-11-04

历史百家争鸣 2011-11-04 历史百家争鸣

为何“盔甲鲜明”的明军打不过“光屁股”的倭寇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57.html' );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日本！日本！》，作者：王浩，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估计嘉靖年间，小孩不玩官军捉贼的游戏，因为没法玩，官军打不过贼。赤裸半身舞着大刀的倭寇，明明是武器简陋、战术简单的游击队，却打得堂堂大明正规军丢盔卸甲，丢尽了太祖朱元璋的脸。 战场上屡见这滑稽一幕：一方盔甲鲜明，面如土色；一方光着屁股，牛逼哄哄。 1.倭寇都是老游击队员 中国历朝中原王朝，最能打仗的军队全部属在北方，因为要抵御野蛮的游牧民族。而到了明代最尴尬，北方的蒙古人依然虎视眈眈，南方却后院起火。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全面遭受倭寇的荼毒，“（倭... 全文↓

为何“盔甲鲜明”的明军打不过“光屁股”的倭寇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57.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4 10:25:05 |extendActions("0","20111","390000000213203958841262074700","",{title : "为何“盔甲鲜明”的明军打不过“光屁股”的倭寇", summary : "本文摘自：《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日本！日本！》，作者：王浩，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x0a 估计嘉靖年间，小孩不玩官军捉贼的游戏，因为没法玩，官军打不过贼。赤裸半身舞着大刀的倭寇，明明是武器简陋、战术简单的游击队，却打得堂堂大明正规军丢盔卸甲，丢尽了太祖朱元璋的脸。\x0a 战场上屡见这滑稽一幕：一方盔甲鲜明，面如土色；一方光着屁股，牛逼哄哄。\x0a 1.倭寇都是老游击队员\x0a 中国历朝中原王朝，最能打仗的军队全部属在北方，因为要抵御野蛮的游牧民族。而到了明代最尴尬，北方的蒙古人依然虎视眈眈，南方却后院起火。\x0a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全面遭受倭寇的荼毒，“（倭...",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57.html"});

本文摘自：《中日历史上的历次死磕：日本！日本！》，作者：王浩，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估计嘉靖年间，小孩不玩官军捉贼的游戏，因为没法玩，官军打不过贼。赤裸半身舞着大刀的倭寇，明明是武器简陋、战术简单的游击队，却打得堂堂大明正规军丢盔卸甲，丢尽了太祖朱元璋的脸。

战场上屡见这滑稽一幕：一方盔甲鲜明，面如土色；一方光着屁股，牛逼哄哄。

1.倭寇都是老游击队员

中国历朝中原王朝，最能打仗的军队全部属在北方，因为要抵御野蛮的游牧民族。而到了明代最尴尬，北方的蒙古人依然虎视眈眈，南方却后院起火。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中国东南沿海尤其是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全面遭受倭寇的荼毒，“（倭寇）联舟数百，拥众数万，沿海如杭之海宁，嘉兴之嘉善，海盐，平湖，嘉秀等县；南直隶则松江之华亭，上海，苏州之昆山，嘉定，常熟，太仓，长洲；常洲之江阴，靖江，无锡；扬州之通洲，海门，如皋，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

长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受害。倭寇所到之处，犹如无人之境，一路破城入郡，江南繁富之区，多被洗劫。仅仅昆山县城，被烧了房屋2万余间，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

深入异国内陆的倭寇，为何能如此猖獗妄为？

东南抗倭总督胡宗宪的帐下，有个昆山秀才郑若曾，他精心编撰了一本明代抵御倭寇的军事百科类书籍《筹海图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倭寇资料。书中，他对倭寇上岸后的行动有着详细描写：

“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倭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倭酋较其多寡而赢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

晨起昏归，分队而行，海螺为号，互相救援，分工明确，纪律严明——真不能小视这些异国强盗！

综合前线官员的战报来看，倭寇一方面骁勇敢战，一方面非常狡猾。在优势兵力的官军面前，倭寇经常乔装打扮，“贼多效吾民装束，又类吾军装束，混而无别，遂致常胜。”而一旦交战不力，倭寇被围，还可以鱼目混珠，“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中；或云巾纻履，荡游于都市。”要么披蓑顶笠装扮成下田插秧的农民，要么戴上头巾伪装平民游荡都市，让官军摸不着底细，“或愚而投贼，或疑而杀良。”

到异国他乡干坏事，当然害怕受到报复。倭寇下船进了内地，就像进了宅院的夜猫子，时时刻刻打醒十二分精神。行走乡间，一定排成单列的长蛇阵，边观察边慢慢前进，防止遭到伏击；临近城镇，不敢沿着城墙走，害怕城上砸砖头；进了城，只走大路，不敢进小巷子，担心有埋伏；吃饭时，命令当地老百姓先尝，唯恐被放毒。

说到底，倭寇就算不是仅凭匹夫之勇的散兵游勇，也不过是“敌后游击队”而已，大明的正规军难道奈何不了游击队？

2.“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上）

经历过嘉靖倭患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写实的作品——《倭寇图卷》，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是学术界公认的描绘倭寇形象最权威的图画。在这幅长达5米多的绢质彩色长卷画中，倭寇的形象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

与迹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是，画卷上的明军士兵全部盔甲鲜明，阵容严整。

的确，和官军相比，倭寇的武器装备堪称简陋。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刀枪弓矢等冷兵器，其中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锋利的日本刀。热兵器方面，王直等大股倭寇集团有少量的火绳枪，小股倭寇的战斗中则没有看到热兵器的记载。至于穿戴，小喽啰基本是《倭寇图卷》的形象，“战士身无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裤轻捷如飞。”当时的很多记载都称倭寇裸身而战，“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盔甲只有头目才能穿戴，比如“一先锋衣红锁金短袄”，“贼首号二大王者，躯干魁桀。戴铜兜鍪，衣铜甲，束生牛皮。”

倭寇从海上来，登陆、逃跑全仗着海船，他们的海船基本是快速灵活的小船，不是用于水战的。《日本图纂》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船的装载量，一般在20～60人不等，也有个别能载一两百人的大船。

硬件方面，倭寇在明军面前没有任何优势。那么，战术方面倭寇有什么强项吗？

郑若曾在《筹海图编》里描述了倭寇的战术：“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结合书中的记述来看，“长蛇阵”只是行军之阵，“蝴蝶阵”才是临战之阵。

同时代的日本，战国群雄正打得如火如荼，但查遍资料，战国阵法只有鱼鳞、锋矢、鹤翼、偃月、方圆、雁行、长蛇、衡轭等，没有“蝴蝶阵”这一说。猜想这个“蝴蝶阵”是倭寇自创的，大概和“鹤翼”有点近似，就是两翼包抄进攻，像飞鸟和蝴蝶的翅膀，所以得名（我很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中国文人起的）。

不过，“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也不算什么高明阵法，只是注重号令和进攻而已。其实，倭寇最令明军苦恼的绝不是所谓的“蝴蝶阵”，而是他们灵活机变的作战方式。

从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的描述，可以看出倭寇作战时的大致情景：对阵时，一两个倭寇率先出阵，半裸持刀，“跳跃而蹲伏”，极尽挑衅之能事，诱使明军火枪、弓弩齐发，然后乘明军火力衰减，倭寇头目或吹海螺或挥扇子，倭众舞刀进攻，长驱直入。此外，倭寇擅长埋伏，“战酣必四面伏起，突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最后，还得提提倭寇的单兵能力。倭寇的先锋手舞锋利的双刀，余人使长枪、长弓，一招一式往往出乎中国人的意料。“双刀上诳而下反掠，故难格。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弓长矢巨，近人则发之，故射命中。”

说了半天倭寇，来看看明军吧。

武器上，和倭寇基本大刀长矛相比，明军虽然也是冷兵器为主，但阵中的热兵器强大得有点不好意思。单眼铳、子母铳、喷筒这些管状火器已经不算什么，火绳枪、佛朗机才是那个时代最可怕的武器。

火绳枪，明朝称为鸟铳，最早是明军从双屿岛战役从倭寇手中缴获的，经复制后少量装备军中。鸟铳形状上类似现代步枪，有细长的枪管，弧形的手托，准星，扳机，靠燃烧的火绳来点燃火药，喷射铅制的弹丸。鸟铳射程远（可达300米），准度高，杀伤力大，是十五世纪世界上最新式最有效的单兵武器。戚继光对它的评价相当高：“诸器之中，鸟铳第一。”

来自西洋的佛朗机相当于原始后膛炮，炮弹能在远距离杀伤敌人，而且它的器型可大可小，小者形如手枪操作便捷，嘉靖年间已在军中普遍装备。对佛朗机的威力，明人叶权在笔记《贤博编》做了堪称最佳创意的广告词：“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盔甲方面，明军更是全面领先，虽然和北方边防军身上重量惊人的连体式盔甲不同，南方的明军基本身着镶着铜钉的轻便棉甲，头戴高大的铁盔，但无论是式样还是坚实程度，都远胜“裸身跣足”的倭寇。

倭寇再狠，能狠过吕布？拿着能“击毙十个吕布”的武器，身着坚实的盔甲，明军看似胜算在握，却在一次次交手中溃败——

拿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到三十二年（1553年）为例，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

当年把蒙古人打得屁滚尿流的堂堂大明正规军，到底怎么了？

3.“盔甲鲜明”打不过“光屁股”（下）

中国历史上，再强大的王朝，无论开国时期军事上多么强盛，都无法抵挡住政权腐败和国力衰退的侵蚀，慢慢地走向没落。打败一代天骄蒙古人的明朝军队也是如此，只不过，相比汉唐，明朝军事实力的滑落之快实在惊人。

从成祖朱棣五次北伐蒙古后，明朝的军事力量就不足以支持主动性的战略进攻了。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耻辱的兵败身俘，更加给此后两百年的明廷定下了“战略防御”的军事基调。嘉靖一朝“北虏南倭”，更是战略挨打。

明朝的兵制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高达18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军户世袭制和屯田卫所，本身没什么大缺点。但是，朱元璋无法想到，摊上后世一个个懒上金銮殿的皇帝，一群群以霸占田产为己任的官僚，一批批以克扣军饷为威武的军官，什么样的无敌军队都得垮掉。

到了明朝中叶，因为不堪田产被占和军饷被扣，军户大量逃亡，有一些县镇，军户全部跑到城里，宁可做地方官的衙役听差，也不愿当正规军。由于军户的逃亡率高得吓人，大量内陆卫所形同虚设，昔日热闹的营房变成了冷清的狐狸窝，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一个人！嘉靖年间，明初驻军高达30万的海防前线，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50多个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有的“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

海上的水师同样缺员严重，诸多水寨人去寨空，战船也荡然无存，《明史》载，“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剩下的战船也多半破损不堪，根本无法出海作战。以至于和倭寇作战时，发生了水师官军花钱雇用渔船的天下奇闻——这是《明史·日本传》里记载的：“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

卫所荒芜、战船破损都是表象，更加致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能偶尔率队巡逻一次，就算是很尽职了。前线官员谭纶讽刺道：“比来法令废弛，行伍空虚，各该卫所官兵，大都桀骜不驯，玩钝无耻。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

士兵则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卫所里的士兵年轻力壮的都逃走了，剩下的都是羸弱之辈，就算勉强出战，当然一触即溃。

从前线官员的记述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前线官军的作战情景：对敌时战战兢兢，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敌人一冲过来，立刻溃不成军。

对于官军的战斗力，有两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段子。一则来自戚继光：“（明军）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战斗中，倭寇有兴致拍着屁股嘲笑官军，实在是滑稽而无奈的画面。一则来自郑若曾：“我兵鸟铳手虽多，不能取胜，何耶？倭人忘命，我兵望之辄惧而走，或铅子堕地或药线无法，手掉目眩，仰天空向。”

朱元璋要是活过来，看到自己一手草创的军事力量变得这样混账，能气得再死过去。

4.五十三个倭寇攻打南京

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在中国南部，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的事件。

一股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绝对优势的明军围歼。

这个事件很有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个经典的段子：说者眉飞色舞，听者瞠目结舌，最后总要再追问一句：是真的吗？

是真的。让我们不厌其烦的再回顾一遍吧。

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时年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6月7日。上岸后他们一路暴走，遇小县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杀。《明史·日本传》里的记载用了大量的动词：“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

这股倭寇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他们特种部队一样的战斗力。《筹海图编》里称：“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南陵之战，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率领“芜湖骁健”，力战独进，全部战死。江宁镇之战，明军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不能御，襄战死，升被创坠马，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股倭寇攻打南陵县城的战斗中，一共四个县的官兵包围了他们，官军“引弓射之，贼悉手接其矢，诸军相顾愕贻，逐俱溃。”这段记载出自《明世宗实录》，个个能手接飞矢，除了明军弓软无力，倭寇的武艺之强确然无疑，难怪官军愕然后一起崩溃。

这股倭寇窜到南京后，开始了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他们开始攻城了！

《明史》记载：“贼逐直趋南京，其酋衣红乘马张黄盖整，众犯大安德门，我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贼沿外城小安德门、夹岗等门，往来窥觇会城中，获其所，遣谍者，贼乃引众由铺岗趋祩陵关而去。”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城坚墙厚，守城兵力就算刨去空额，也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姑且不论。但就是这样区区五十来个倭寇，居然敢肆无忌惮的进攻，其首领穿红衣，“乘马张黄盖”，好整以暇来回指挥，真是令人骇异又好笑。

突遭袭击，南京举城鼎沸。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

关于攻城的详细情况，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记载道：“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

对这伙倭寇的人数，时人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的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正确。

5.谜一样的夏天

这股嚣张的倭寇，最终的下场是被全歼。

8月13日，这股倭寇在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

这时的浒墅关防线，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领佥事董邦政、指挥张大纲、把总娄宇等，督率数千官兵，在陆地、太湖边布下了天罗地网。之所以杀鸡用牛刀，实在是这股倭寇闹的动静过大，不剿灭无以上报皇恩，下对黎民。曹邦辅战前训诫部下：“此贼势捋数千劲敌，我地形、兵力为彼所窥，他日大举入寇，何以支之。誓灭此而后入城！”

以逸待劳的官军终于和疲惫不堪的倭寇接战了，在吴林庙官军擒斩了二十七人，剩下的倭寇逃横泾前马桥，躲进一间民舍。

官军团团包围民居用火攻，倭寇抵挡不住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跑出一大段路后，四散藏在田禾中。官军头目看见田里“草露微动”，就让手下齐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草木皆兵的倭寇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逃掉一人。

这股倭寇的最终战绩是：横行三省共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包括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郑若曾对此感慨无比：“其所经历八郡，转战三千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于胸中；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周流深入，其志讵可测耶！”

关于这股倭寇的身份，和他们只攻击城池和官军的自杀式行为，一直是个谜团。曹邦辅和郑若曾猜测这些是日本侦察兵，意在大举入寇，尚有一定道理。当代有位著名史学家认为这些倭寇是王直的部下，全是中国人，意图打回歙县老家，这就显得破绽过大，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如果说倭寇不是日本人，而是回乡的歙县人，那他们一路攻打官军甚至攻打南京，岂不是自找麻烦自寻死路？他们路上还抓过两个老百姓带路，难道连自己老家都不认得？

不管怎样，谜一样的五十三个倭寇，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三千里暴走，扯掉了官军最后一块遮羞布，将大明军事上的羞处，赤裸裸的暴露在嘉靖三十四年的那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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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近代政府 清政府尚不懂利用借债发展经济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55.html' ); 阅读原文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李小庆 1，德国：国内专业银行与民间资本支撑工业发展 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开始工业革命，急需大量资金，但由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而外部资金来源又不十分充足，因此其资本主要...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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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4 10:23:25 |extendActions("1","20111","390000000213203958841262074700","",{title : "作为非近代政府 清政府尚不懂利用借债发展经济", summary :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李小庆\x0a 1，德国：国内专业银行与民间资本支撑工业发展\x0a 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开始工业革命，急需大量资金，但由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而外部资金来源又不十分充足，因此其资本主要...",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55.html"});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李小庆

1，德国：国内专业银行与民间资本支撑工业发展

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国开始工业革命，急需大量资金，但由于缺乏资本原始积累，而外部资金来源又不十分充足，因此其资本主要来源于国内，集资方式有二：一为银行，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股份银行，这些银行不同于以前的独资私人银行，一般财力雄厚，据不完全统计，从“1850-1870年，仅普鲁士就有20家股份银行，拥有资本9470万马克。……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1853），1710万马克……德意志信贷银行（1856），2400万马克。德意志银行（1870），1500万马克”（孙炳辉、郑寅达编著《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1页）二是股份公司，“1851-1870年间，仅铁路就有20个股份公司，通过出售股票筹集了17亿马克。在这20年间，普鲁士在矿山开发、冶金、保险、铁路等业中产生了295个股份公司，资本达24亿马克”（同上）

从30到70年代，通过银行及股份公司，德国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募集到了充足的资金，加上新技术的运用，出现了全国性的工业建设热潮，“1846年全德生产煤320万吨，到1860年增至1230万吨，1871年又上升到2940吨，为法国和比利时产量之和。全德生产的铁，1850年为52.9万吨，1875年增至200万吨”（齐世荣、吴于廑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第99页）这一时期德国的工业总产值急剧攀升，国力迅速大增，到1870年已经超过法国，跻身欧洲先进资本主义的前列。

2，法国：发达的银行业促进了工业大发展

法国在向近代化转变过程中也面临着资金问题，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路易·波拿巴将金融业和高利贷资本发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因此，大量的银行和交易所在这一时期纷纷建立，诸如用于促进农业技术革新的“土地信贷银行”、法国最大的信贷机构“动产信贷银行”、“国家贴现银行”、“工商信贷银行”等等。同时，政府放宽了关于建立银行的严厉立法，“取消了股金不满2000万法郎者开设银行需预先获得政府批准的规定”，这一举措极大地刺激了金融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67年法令进一步放宽了对金融业的规定：任何人开设银行或股份公司皆无需政府批准。银行业的发展有利于闲散资金的集中和流通，使工商业者不必再从高利贷者手中获取资金”，（参见《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极大地降低了工商业发展的成本。

在这一举措的影响下，法国经济迅速发展，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到1870年，生铁产量达到138万吨，钢产量达到10万吨，煤产量达到1330万吨”“铁路总长度接近1.8万公里，全国铁路网基本建成”（齐世荣、吴于廑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第10页）此外，在冶金、采矿、机械及化工、建筑业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3，俄国：充分利用外资帮助俄国建立重工业

俄国的发展模式虽不同于德国和法国，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为此，政府将一部分税款直接投资于国有企业及铁路建设，使其转化为工业资本，同时将一部分税收以国家贷款、津贴或奖金的形式资助给企业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参见齐世荣、吴于廑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第21页）。

但由于俄国本身的经济基础较差，因此外国资本在俄国整个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俄国的许多大型企业从一开始创建便为外国银行家所操纵，重工业基本上外外国资本所控制，不少企业是外国资本家直接投资开办的”“在70-80年代，外国股份公司约有400家，其资本占俄国资本总额的1∕3……外资总额达到2亿卢布以上，约占俄国全部资本的1∕2”（同上）此外，俄政府长期负有债务，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完成后，俄国的负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逐步增加，俄国政府的债务主要包括国外债务及国内债务，据不完全统计，“贷款和公债从1893年1月的60.9亿卢布增加到了1914年的127.45亿卢布。在这期间，国家对外的总债务从38.18亿卢布增加到了65.07亿卢布.官方估计由俄国公民持有的债权，从22.73亿卢布增加到了62.38亿卢布”（《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49页），通过这种方式，俄将民众的大量资本引导到了其需要发展的工业或农业领域，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先天性难题。

4，清政府对于借贷的态度及其保守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法、德、俄等西方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变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了利用的借贷或融资的方式，而当时的清政府却拒绝或者较少使用这些方法筹集资金。

一些人认为洋务运动中军用企业的资本并没有借贷，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如江南制造总局的开办经费中就有40万两汇丰银行的借款（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9页）。但军用企业的贷款很少，这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怕过多的贷款会让政府主导的军事企业受制于外国。而且在帝制时代，“为了维护维持帝王的尊严，避免对臣民处于债务人的尴尬地位，历代王朝宁愿采用卖官鬻爵、增加捐税和勒索报效等方法来应付财政上的紧急需要和弥补亏空”（《晚清的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56页）。中央政府都不愿意向本国百姓借款，更何况是被视为夷狄的洋人呢？

但地方政府则不同于中央，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以便增强地方实力，使自身在集权的行政序列中拥有一席之地，地方大员们在无法充足资金时愿意以地方或个人名义向外国银行进行贷款发展地方经济。据不完全统计，从1884年到1894年，洋务企业举借外债共计14笔，分别为1883年轮船招商局向怡和洋行借款743443两；1885年轮船招商局向汇丰银行借款1217140两；1885年平度金矿向汇丰银行借款180000两；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两次向怡和洋行分别借款637000两、150000两；1887年中国铁路公司向华泰银行借款439000两；1888年中国铁路公司向汇丰银行借款134500两；1889年湖北织布机向汇丰银行两次借款100000两、60000两；1889年湖北铁证局向汇丰银行借款131670两；1889年开石煤矿向向礼和洋行借款40000两；1891年开平矿务局向德华银行借款200000两；1894年中国铁路公司向汇丰银行借款200000两（参见《洋务运动史论文集》，第334页），总数共计4232753两。

因此总结出，中央不借鉴西方的募资经验，而是一味地与地方进行财政权的争夺与分配，而地方则依靠借贷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从而在与中央争权中占据着优势。因此不难看出，清政府完全忽视了金融业对于其职能履行的补充作用，很难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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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太监忆被父亲阉割：疼得我不知昏过多少次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53.html' );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清宫档案揭秘》，作者：李国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鉴于明朝统治的黑暗腐败，清初的皇帝在宫廷制度上进行了一番鼎力改革，这其中也包括宫廷之中的太监。 在清朝，宫廷中一般使用太监两千名上... 全文↓

晚清太监忆被父亲阉割：疼得我不知昏过多少次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53.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4 10:21:50 |extendActions("2","20111","390000000213203958841262074700","",{title : "晚清太监忆被父亲阉割：疼得我不知昏过多少次", summary : "本文摘自：《清宫档案揭秘》，作者：李国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x0a 鉴于明朝统治的黑暗腐败，清初的皇帝在宫廷制度上进行了一番鼎力改革，这其中也包括宫廷之中的太监。\x0a 在清朝，宫廷中一般使用太监两千名上...",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53.html"});

本文摘自：《清宫档案揭秘》，作者：李国荣，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鉴于明朝统治的黑暗腐败，清初的皇帝在宫廷制度上进行了一番鼎力改革，这其中也包括宫廷之中的太监。

在清朝，宫廷中一般使用太监两千名上下，最多时也不过二千八百多人，这个数目比起明朝的上万名就差得远了。这些太监除了少量被处以宫刑的战争俘虏或年幼罪犯以外，绝大部分是从民间招募而来的。

当时，直隶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河间、大城、南皮、任丘、涿县等地以及今天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大兴、宛平等处都是集中出太监的地方。报名做太监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为生活所迫，便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宫中做了太监。特别当一个地方出了几个当太监的发了财，忽然间又置田产又盖房，这种现象不能不对那些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产生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彼此介绍、援引，终于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上了这条断子绝孙的悲惨道路上来，甚至一些已经结婚生子的青年也自愿净身做了太监。

据《大清光绪会典》记载：清宫太监的招募工作通常由总管内务府下的会计司负责。会计司下设两个“牙行”，具体负责太监的招募和“净身”手术的实施。《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有关清宫生活的一本回忆录。在这本书中，有晚清宫中的老太监回忆说：光绪年间，在北京有专门干这种“净身”营生的，著名的如北长街会计司胡同“毕五”和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总管内务府的七品官，他们每年按季给宫中选送四十名、全年共一百六十名新太监，净身一类的手续就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先要由净身师和孩子的家长或代理人订立文书，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手术出了麻烦，净身师跟着吃官司。生死文书签完后，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关于净身阉割的方法及实施手术的过程，一些资料、包括晚清宫廷太监的回忆录都有过记载，可惜都过于简略。民间传说中对此事说得灵龙活现，但其可信度却是极低的。我们不忍把这种人世间最凄惨，沾满血腥气的场面现于笔端，故在此略去不记。

这种所谓的“净身”手术，实际上与农村的劁猪骟马没什么两样。那些开牙行的人，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屠夫”，他们把成百上千的孩子当做猪马一样来任意阉割，也正是这些被残害的孩子的血和泪，凝聚成他们源源不绝的财富。可以说，进了牙行，就如同进了“鬼门关”，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变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的样子，除了少数人将来能够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外，绝大多数人都将在痛苦和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一生。

牙行由于有一套专供净身用的设备，再加上专业的“净身师”积有丰富的手术及护理的经验，因此成功率是相当高的。但同时他们要收取一大笔费用，加起来大约需要近百两银子。这样一大笔钱，穷人家一般是拿不出的，于是还得立下“借据”，等孩子进宫做了太监，牙行再从他们当太监应领的“月份”银里扣回，这笔债弄不好十年都还不清。正是由于手术费高得吓人，许多穷人家付不起手术费，就铤而走险，由家长自己动手给孩子阉割。但是，在清初私自阉割则是违法的。按顺治三年（1646）所定律例，凡私自阉割者，本身及下手之人均予处斩，后来又补充规定连该管官员也一并治罪。一直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直隶安肃县民人王二格由于家贫，把自己十一岁的儿子王成私自净身，事发后父子均被捕收监，后经乾隆皇帝弘历亲自审讯，了解到确因家贫实情，于是下令释放王二格父子，把王成安排到热河行宫当差，并传旨取消了严禁私自阉割这一条刑律。

尽管私自阉割不再违法了，但这仍然是十分危险的事。请想一想，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消毒药、止血药之类的药品，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炕头上，把他要命的器官从身上生割下去，那该多么危险、多么疼痛啊！晚清太监马德清老先生回忆这难忘的酷刑时，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九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昏过多少次。……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我也没有淘气，惹犯老人家啊！这件事，自己总不愿想，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狠心的父亲，就这样亲手摧残了自己的孩子，不久，由于良心的自责，他也失踪了，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像这样的人间悲剧，在这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下，又何止一桩两桩？

“净身”的经历，对每个太监来说，都是一个惨痛而且挥之不去的噩梦，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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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的权力争夺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51.html' ); 阅读原文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李小庆 1，军用及民用工业中中央与地方的资本构成 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并无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 全文↓

洋务运动：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的权力争夺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51.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4 10:14:26 |extendActions("3","20111","390000000213203958841262074700","",{title : "洋务运动：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的权力争夺", summary :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李小庆\x0a 1，军用及民用工业中中央与地方的资本构成\x0a 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并无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51.html"});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李小庆

1，军用及民用工业中中央与地方的资本构成

由于军用工业品不参加商品流通，并无利润，所以其发展并不取决于内部的资本积累，而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扶持。较大的军工企业多为中央出资，主要来自关税及军费的划拨。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在初创时，其常年经费耗银“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鸿章全集》（一）卷9，第322页），由淮军军费中下拨；1867年，经曾国藩奏准，将江海关洋税解部中的四成充作制造总局的经费；1869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请自八年正月洋税第三十四结起，所留二成银两，准其全数为制造轮船之用”（《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统归机器局用片》《洋务运动》（四），第20页），自此，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作为其常年经费。当然，由于中央财力微薄，所以很多军用工业都是依靠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山东机器局为例，其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统由本省自筹，“开办经费来自藩库银94000两、粮道库银72800两、临清关税银20000两，共计耗银186800两”。（《机器局置器造厂规模大备折》，《丁文诚公遗集》卷12，第45页）鉴于军工企业的特殊性，其资金大都来自政府的财政调拨，关税﹑厘金和军需项下的拨款。除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等少数大型企业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以外，大多数洋务军事企业都是依靠地方财政的扶植发展起来的。

民用企业与军用工业不同，中央财政拨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还是地方，重要的集资方式为借垫官款和招商集资。如轮船招商局创办于1872年，其资本渠道既是招商集资，最初的股金为100万两。1876年，该局面额200两的股票在当时只值40至50两（《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170页）；但随着经营的改善，到1882，股票大幅上涨，面值涨至200余两，涨幅达到200％之多（张后铨：《招商局史（近代部份）》，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49页）；到1883年，该局股份银已经高达200万两。招商集资虽然可以迅速融资，但起初却因没有一定的底本而不被认可，缺乏信任度。在这种情况下，借垫官款作为底本就成了必要而可行的方式。如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初就垫借官款135000两，开平矿务局100000两，漠河金矿130000两，中国电报总局178700两，上海机器织布局265390两（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所以整体而言，这类民用企业大部分都是在地方实力派领导下通过集资等方式创办起来的的。

2，地方财权的争夺

当初，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问题，清廷被迫允许地方征收厘金，厘金成为当时地方财政支出和清朝军费支出的主要来源。洋务运动中，很多军用企业的资金来源都出自军需项下，如津沪电报招商局在筹办时，将常年经费支出“每年约支湘平银一万一千两，自八年三月起，仍请由淮军协铜内开支”（罗肇前：《晚清官督商办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安庆军械所所需经费数额不得而知，但也全部在军需项下支付。而中小企业的经费皆源自地方财政的支持，这意味着厘金收入作为地方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成为一些洋务企业的主要资金支持。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折》中有“……至于生铁产于湖南应在长沙设立子弹局，……至三局造办子药之费，由武昌、江宁两盐道库于厘金项下拨给”的记录。（《彭玉麟集》上册（奏稿电稿），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61页）。此外，洋务运动先后创办了30余所学堂，这些学堂的费用大部分都是来自当地的土药药厘。

厘金的征收纷杂多变，中央很难统一监管，这就给地方财政带来了相当的自主权，但清廷并不愿意放弃这种财政权力的监管，曾对厘金进行过多次整顿。咸丰十一年，户部拟定厘金章程八条，“规定各地厘金征收，三个月奏报一次，将征收之数与支解之数分别造册送部”，企图将厘金的征收管理权收归中央，这一举措遭到了各省份督抚的反对，最终难于施行；同治、光绪年间，清廷通过一些列整顿，使得地方上一些小的厘卡被裁撤掉，同时大厘卡的运行也渐趋规范，收到了一定的功效，但将厘金收入纳入中央财政管理体系的做法阻力重重，不断地受到地方政府大员的抵制，一直到清朝灭亡，中央也未能完全将厘金纳入其财政体系，厘金一直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之一。（参见杨梅：《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以厘金为中心》，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127-148页）

3，关税权的争夺

自近代海关建立后，关税税额不断增长，成为支撑晚清政府统治稳定而可靠的重要的财政收入。1861年，清朝财政总收入约5300万两，关税总数为496万两，约占9.0%；1864年财政总收入约为6500万两，关税收入为787万两，约占12%。（参见《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第25页），由此可见其对清朝财政的重要性。

19世纪60年代初，在海关处于草创时，中央政府便决心利用海关以整顿关政、惩治贪污，以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因此任命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虽然清朝政府通过外人牢牢地掌握了海关税收，避免了地方官员的截留，但洋务派却通过大量洋务企业的创办常年控制了部分海关收入。如江南制造总局的常年经费就来自江海关的二成洋税；金陵制造局的筹办经费为江海、江汉、九江关洋税，合计110000两，常年经费来自南北洋海关洋税；天津机器局的筹办经费中有津津津海、东海两关洋税100000两，常年经费来自津海、东海两关四成洋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379页），可以说，关税支撑了诸多洋务企业常年的经费开支，而这些企业大多又牢牢地掌控在地方，这等于间接地将部分海关税收的使用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当然，中央政府也企图利用总税务司署通过扩大海关征税范围、提升权限等方式将本属于地方征收的厘金等纳入到关税的征收中去，这一举措直接侵害了地方当局的财源和地方要员的利益，引发了与地方的冲突，自然难于实施。

可以说，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地方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关税税源，据统计，从1863年至1894年，仅李鸿章所办军用工业的常年经费中，关税就高达3583111两，占所有经费的83.7%（《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380页）。但中央企图利用关税压制地方的企图却因地方的顽强抵制落空了。

4，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格局扭转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中央的绿营和八旗军队缺乏足够的战斗力，不得借用地方的军事力量进行镇压。而匮乏的中央财政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又不得不让地方自行筹款。如此，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支撑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但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例如在改变中日国际格局的甲午战争中，由于地方大员的自保之心，甲午战争俨然成为了一省保卫战（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首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洋务运动新论》，第337页）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而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发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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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走九州：中国成为贸易枢纽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49.html' ); 阅读原文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清代的商人的国内贸易和运输 清朝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划界，可以划分为中前期和后期。在清朝中前期，清朝的关贸又以1757年划界，但是，乾隆帝1757年命令的主要目标是英国、... 全文↓

船走九州：中国成为贸易枢纽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49.html' );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4 10:10:23 |extendActions("4","20111","390000000213203958841262074700","",{title : "船走九州：中国成为贸易枢纽", summary :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x0a 清代的商人的国内贸易和运输\x0a 清朝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划界，可以划分为中前期和后期。在清朝中前期，清朝的关贸又以1757年划界，但是，乾隆帝1757年命令的主要目标是英国、...",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49.html"});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清代的商人的国内贸易和运输

清朝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划界，可以划分为中前期和后期。在清朝中前期，清朝的关贸又以1757年划界，但是，乾隆帝1757年命令的主要目标是英国、荷兰商人，一口贸易的禁令不涉及中国商人，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另外三处海关还承担了对国内贸易收税的职能。

中国有庞大的内陆水系，黄河部分河段与长江航运，加之纵横南北的大运河，构成了中国水系的主体，这套水系运输系统，承担了中国大部分商业和运输功能。

国内贸易的大宗，粮食和布匹稳居首位。而内陆水系中承运的粮食，在清朝前期承担了每年6000万石之巨，布匹的销售往往与粮食和食盐相伴随，数额同样巨大。

但是作为内河航运的补充，清朝中前期，海运的粮食数额，也是居高不下，这其中包括了从东北外运的粮食1270万石，山东、天津、上海间的运量480万石，南方各省间运量300余万石，在嘉庆年间统计的数额，大约是每年2050万石。

而布匹的运量，可以从清中前期上海的统计数据中看到一二。清中前期，苏松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纺织业重要基地，每年能生产布4500万匹，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上海由海路，分别向北向南发买到天津和广州等地，由此可见，清朝中前期的海运和海上贸易之发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清代商人对日本贸易和海上贸易中的漂流

既然是海上运输和贸易，就会遇到海难和事故，根据韩国文件《问请别单》显示，清前期遇海难而漂流到韩国的海漂船27例，其中3艘因船票丢失无法判断，其余24例中，仅有2例是官船，其余22例竟都是私营船主，既然他们能够在海难中安然漂流到韩国，那么，清中前期的海商们，又是否存在与朝鲜、日本的贸易往来？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康熙五年（1666），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有35艘，九年（1670）增至36艘（大庭脩：《日清贸易概观》）。

特别是开海贸易后，中国与日本的通商进入了正式缔约贸易时期，到日本贸易的商船大增。康熙二十四年（1685）有85艘；二十七年（1688）更增至193艘，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9128人次。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67年间，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总数达到3017艘，平均每年41.4艘。（据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下册第327-334页）

商船的吨位也很可观，一般的小船能载重100吨，中船可载重150吨，大船可载重250吨到300吨，最大的可载重600到1000吨，而宋代船的载重量为110吨左右。中国的商船还从事东南亚各国与日本的转口贸易。

如此频繁和大宗的对日贸易，不要说是日本那种只接受不主动出海的国家，就算是另外一个被允许参与对日贸易的荷兰，在贸易量上也是远远不如，可以说，在对日贸易上，中国占据的是绝对主动权。

清代对外出口的物资和中国商人跨海到马尼拉等地贸易

日本地小民贫，反而大兴“闭关锁国”，国内的物资匮乏可想而知，所以，中国对日本贸易中受益巨大：

清代前期，中国海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是空前的，其中出口的主要是丝、丝织物、药材、糖、纸张和书籍。这些物资都是外国特别是日本需要的，大量商品输往日本贸易，对中国也十分有利，因为这些货物“大抵内地价一，至倭（日本）可得五，及日货，则又一得二”（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卷一，浦廉一：《华夷变态题说》）

而中国对东南亚各国也一直保持了旺盛的外贸，前文已经讲到，仅仅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共295艘，而这些中国商船，为东南亚带去的是丝、茶、糖、药材、瓷器和中国的土特产。

至于出口到欧美各国的商品主要是：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土布、麝香、朱砂、明矾、铜、水银、甘草、生锌、大黄、桂子、糖、冰糖、薑黄、樟脑、绸缎、丝绒等。其中以生丝、丝织品、茶叶、瓷器、南京土布为大宗。

透过如此名目繁多的出口产品清单，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中前期的对外贸易是如何繁盛与发达。

清代广州关税的暴涨

康熙二十三年设置粤、江、浙、闽四海关后，关税的收入基本是呈现一种上升趋势，比如：

雍正初年，粤海关收关税定额为43，750两白银，到乾隆初年为271，953两，嘉庆初年竟暴涨到899，064两，道光十一年则维持在899，064两。

而闽海关的征税定额从雍正初年的73，549两，到乾隆初年的203，335两，到嘉庆初年和道光十一年的186，549两。

显然的闽海关在征收定额上受到了1757年乾隆帝一口贸易令的影响，可从数额上看，这种影响并不大，甚至连20，000两白银都不到。

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的在江海关和浙海关出现。

当然，如果以这些数字和资料就轻易否定广州粤海关的作用，是完全不客观的。与闽海关相比，粤海关的定额增长简直就是一次井喷，从一开始的4万余两白银，区区十余年间跨到27万两，再经过60年就暴增到将近90万两白银，这种增长中，可见广州粤海光是何等的繁华。

当然，如果以这些数字和资料就轻易否定广州粤海关的作用，是完全不客观的。事实上，上述的数字只是海关征收定额，也就是说，是一种底线，是海关必须完成的数额。那么，粤海关实际完成的关税征收额是多少呢？

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九年的10年间，粤海光平均实际征收关税为1，497，824两白银，道光九年到道光十九年的10年间，略涨为1，538，576两，达到了全国关税总额的三分之一。

固然，这是因为广州成为一口贸易的受益者，但不能否认的是，仅仅是欧美商船的贸易，是无法撑起如此巨额关税，那些从中国航行到马尼拉的中国商船，也为这巨额关税增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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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帆出港：中国岂是“闭关锁国”  readOriginalLink( 'http://www.hxory.net/1147.html' ); 阅读原文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闭关锁国是什么，日本的闭关锁国是什么样子？ 什么是闭关锁国？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闭关自守，不与外国往来；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出处《周易·复》：“...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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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三品小衲  2011-11-04 10:06:37 |extendActions("5","20111","390000000213203958841262074700","",{title : "千帆出港：中国岂是“闭关锁国”", summary :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x0a 闭关锁国是什么，日本的闭关锁国是什么样子？\x0a 什么是闭关锁国？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闭关自守，不与外国往来；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出处《周易·复》：“...",orgUrl : "http://www.hxory.net/1147.html"});

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官君策

闭关锁国是什么，日本的闭关锁国是什么样子？

什么是闭关锁国？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闭关自守，不与外国往来；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出处《周易·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历史上有东方有两个特别出名的闭关锁国的国家，一个是日本的徳川幕府时代，一个是中国的清朝，这都是教科书上写的。

在讨论清朝前，我们先看看，日本的闭关锁国是什么样子：

以1633年（日本宽永10年）到1639年（日本宽永16年）发布5次“锁国令”为标志，主要内容是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取缔天主教，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等。

在禁止出海方面，1636年禁令中称，严禁派遣日本船和日本人到外国，如有偷渡者处死罪。已去外国定居的日本人，若返抵日本，即处死罪。

禁止天主教方面，1636年禁令中称搜捕天主教传教士，若发现外国人传播天主教的一律逮捕下狱，外国人在日本所生子女，以及接受这些子女作为养子养女的人，一律判处死罪。

在对外贸易方面，日本早在1641年就关闭了除长崎以外所有对外贸易港口，只允许与中国、荷兰通商，而且规定每年与中国的贸易量不超过6000贯，与荷兰的贸易量不超过3000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虽在对外交往和贸易上严格奉行锁国令，并非是其也完全不重视文化交流，徳川幕府在长崎设有“风说役”，专门搜集从中国和荷兰来的商人们的言谈，同时，八代将军徳川吉宗出于个人对西方书籍的喜好，也放宽了对荷兰书籍的流入和翻译的禁令。

综合看，日本的锁国令主要针对的是对外贸易层面，和普通人的对外部交往方面，就文化交流上，至于幕府将军乃至武士阶层的影响并不大，但到了贸易层面，日本国小物资贫乏，这种主动断绝对外贸易的行为，对国内势必造成巨大影响。

传统上中国所谓的“闭关锁国”是指什么？

1757年（乾隆22年）清廷下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对外贸易港口，只余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在1759年（乾隆24年）、1809年（嘉庆14年）、1831年（道光10年）、1835年（道光15年）先后又颁布了《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令，主要对来华外国人的活动进行各种限制，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彻底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标志。

但是，175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促使乾隆皇帝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原来，清廷在康熙朝后期开放海禁，沿海地区贸易发达，仅苏州一地就有船千艘出海，几百船的货物卖给外国人，而且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无不携带武器，这种情形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忧心，尤其是担心江浙良港宁波会变成第二个澳门，于是下令关闭三处海关，只留下广州一处海关作为通商口岸。

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发生了洪任辉闯关事件，更坚定了乾隆皇帝闭关的决心。

原来，洪任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757年前两年，他带船绕过广州海关，在宁波海关进行贸易，由于宁波海关的税率远低于广州海关，让他尝到了甜头，此后两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船都在宁波入关。

等到乾隆皇帝1757年禁令下达，洪任辉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指使，试图在宁波闯关贸易不成下，竟然一路北上天津，试图直接上书乾隆皇帝，以达到重新开关恢复在宁波贸易的目的。

这种行为自然不会被一向自大的乾隆皇帝所容许，这件事的结果是洪任辉被驱逐出境，替他写状纸的中国人被斩首，清朝进一步加强了“一口贸易”的禁令。

清廷的禁海令影响海上贸易？

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闭关锁国，我们会发现，日本是在1633年发布锁国令后，不断加强这一禁令，但清廷却是在1757年才开始颁布一口通商的禁令，在此之前，清廷在做什么？

有人会说了，禁海啊，清廷一早就在实行禁海令。可是，如果真是禁海的话，会有乾隆皇帝看到的苏州一港千船贸易的景象么？

事实上，关于清廷实行海禁的时间段，大约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雍正五年（1727）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

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五次颁布禁海令（《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第一页；卷692第一页；卷776第三页。）；顺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1662）、十七年（1678）三次下达“迁海令”（《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条；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丙辰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第三页。），以图断绝大陆人民对台湾郑成功的支援，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经商。但对于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则不在禁止之列。

从这里可以看到，即使在清廷禁海期间，清朝也并非是闭关锁国，对外的交往并未因此而中断。当然，这种禁海令首先损害的就是中国百姓的利益，尤其是沿海各省百姓，因此当台湾郑家归降后，提出解除禁海令的声音就在清廷内部发出来。

其实，还在台湾郑家没有被征服的时候，清廷的中央大员与地方督抚们，关于是否解除禁海令有过一番争论：

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直隶巡抚李光地等人主张坚决执行禁海令，主张宁可少要一些钱，也不能和外国贸易，以免引起不虞。

而闽、粤、浙、苏各省的地方官吏，却竭力反对禁海，主张开海贸易。康熙十五年（1676）始，江苏巡托慕天颜、福建总督范承谟、巡抚吴兴作、广东巡抚李士桢及监察御史李清芳、工科给事中丁泰等，不断向清帝上疏，反映实行海禁所造成的经济衰败、财政困难、百姓失业和铸铜枯竭的情况，认为只有开海禁贸易才能解决“谷贱伤农”、“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和铸铜“匮拙”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六第一四页；江日昇：《台湾外纪》卷六。）

于是，在台湾郑氏被征服后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第二年，清廷颁布四处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粵海关，以管理对外贸易。

清廷真的施行过闭关锁国？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757年，由于洪任辉（James Flint）违反法令闯关贸易，以及对外国商船的忧虑，清廷宣布关闭三处海关，只留广东的粵海关进行贸易。

这道命令看似说明了清廷的闭关锁国，但是问题来了，清廷与俄国商队的陆路贸易口岸张家口并未关闭，而且运转良好，俄国商队三年一次来中国的贸易始终在进行，这也能说是闭关么？

而且，关闭三海关，只留粤海关的所谓一口贸易，并非是将其他三处海关完全关闭，此禁令的对象只是针对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国家，则并不在此限制之列，这些国家的商船仍然可以在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也就是云台山、宁波、漳州等地进行贸易，至于中国商人更是不在限制之列。

或许有人认为，清廷施行闭关锁国后，中国人就会像日本人那样被严禁出海，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受到严格管制，但中国商人一直可以进行海外贸易，仅仅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后，驶往东南亚的帆船共295艘，这些这些商人也是不受一口贸易限制的。

如果认为一口贸易禁令施行后，对英国、荷兰的对华贸易产生影响，也是错误判断，因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就是禁令施行的第二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到粤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平均每年为63．8艘。其中，以英国的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为58艘，占外商船总数的67％；道光六年（1826）为85艘，占外商船总数的82％；道光十三年（1833）为107艘，占外商船数的80％。（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四，《市舶》；张天护；《清代法国对华贸易问题之研究》，载《外交月报》第8卷第6期。）

综上，清廷从海上贸易看，与所谓的闭关锁国完全没有半点关系，可以说，所谓的乾隆帝1757年禁令，并不足以成为闭关锁国的标志性发令，更应当被看作一个大国对自己海关和海外贸易进行管理的象征，是国家关税自主的一个标志，与教科书上灌输的“野蛮黑暗的”闭关锁国毫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