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石榴应该怎么吃:手抄本历史:一代人的阅读记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3:22:50

手抄本历史:一代人的阅读记忆

2009-06-11 11:48:14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39 条 手机看新闻

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这样的阅读记忆:躲藏在一个极隐密的角落,偷偷地看着不知被传阅了多少回,已经破损不堪的一本书,神情紧张。书的形象往往是这样:黯黄的封皮已残缺不全,污渍如斑斑锈迹。书页略有卷曲,一些折了角,几张脱了线。这书不是印刷品,而是手抄本。


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这样的阅读记忆:躲藏在一个极隐密的角落,偷偷地看着不知被传阅了多少回,已经破损不堪的一本书,神情紧张。这本书的形象往往是这样的:黯黄的封皮已残缺不全,几点污渍仿佛斑斑的锈迹。书页略有些卷曲,一些折了角,几张脱了线。这书不是印刷品,而是手抄本。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入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住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这说明,在缺少文化生活的年代里,面对荒芜的文化,人们尤其是青年们是多么渴求文化和精神生活。

“文化大革命”时期手抄本内容繁多,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100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三下南京》)等。这些被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如今大都已公开面世了。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之后还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公开放映。80年代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雾都茫茫》,而该电影正是根据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改编而成的,反映重庆解放前夕,我党地下工作者与国民党潜伏特务做斗争的故事。2000年,署名张宝瑞著的《一只绣花鞋》也公开出版发行,还有《梅花党》也曾公开出版过。《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南京》等手抄本也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出版社进行体制改革市场化之后,手抄本成为出版社喜欢的香饽饽。

今年46岁的张英回忆说,自己读初一的时候,曾加入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行列。“当时不只是流通渠道的闭塞或是没有复印机的原因才手抄,而是抄的过程能注进一股感情,比如,在抄《第二次握手》的时候,我们能通过笔端注入对周总理的一片思念之情,这种感情现在是很难被理解的。手抄本其实就是一种感情的载体。”

而他第二次接触《第二次握手》的时候,已经是几年后他上大学以后的事了,那时候已经有印刷品出来了。“在文学还是荒漠的年代,能读到苏冠兰和丁洁琼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对情窦初开的我们的吸引力,就像现在的网络游戏对孩子们的吸引力一样,魔法无边呵,我只用了一天多就看完了这部25万字的曾经的‘手抄本’。”

由张扬创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1979年终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累计发行量近430万册,它的出版唤起一代中国人对过去那段历史的复杂记忆与情感。

据媒体报道,在当年阅读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中,有担任共和国总理的温家宝,有后来成为医学界权威人士的吴阶平教授,还有现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2006年4月6日,到湖南不久的张春贤便委托他人问候张扬,他回顾当年作为知青阅读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情景,说“没有想到作者就在湖南,实属幸事”。

在所有当年流传的手抄本中,《第二次握手》最具有代表性,经历最曲折,曾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该书当时曾在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这个著作原名《归来》,北京的读者在传抄的时候,把它命名为《第二次握手》。

1963年2月,当时不满19岁的张扬写下短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当他发现自己的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手稿往往流传出去无法收回,便一遍又一遍地写,由短篇渐成中篇。这部小说赞美知识分子,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歌颂周恩来总理,描绘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保持着独立思考,在跟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对着干。‘文化大革命’开场后,我仍在一遍又一遍地写《握手》,‘对着干’的色彩更加强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也使人们更加欢迎《握手》所渲染的感情世界。”于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写成的1970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后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

1974年10月12日,“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从“内参”上看到《握手》传抄的反映。他要了一本看,并于10月14日“指示”:《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坏书”,“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1975年1月7日,张扬在他“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省会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7天后的1月14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是指作品对周总理的歌颂,说明他们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张扬因此被“内定”死刑。

1976年7月,这个内定的“杀案”,到法院走“过场”。然而值此关键时刻,遇上了正直的承办法官李海初。他读手稿后深受感动,暗中决定保护这部作品及其作者。他不动声色地将案子扣在手中,拖延下来,直拖了两年多,拖到1978年……

《中国青年报》于1978年10月复刊,女编辑顾志成回报社文艺部工作。她从读者来信中发现很多团员和青年曾因阅读、传抄《握手》而挨批斗受处分,他们极力赞扬并要求正式出版这个手抄本。顾志成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勒令收缴的手抄本中确有一个《握手》。在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顾志成开始了对《握手》来龙去脉的调查,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作者还被关押在湖南。

于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她们两人一起到湖南做手抄本《归来》的新闻调查,紧张而艰难地工作了半个月,在张扬还在狱中的时候,顾志成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9日第三十六期内参《青运情况》,题为《〈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长篇报道了《归来》冤案的全过程。

令张扬难以置信的是,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彭德怀和陶铸的平反昭雪,张扬是从《湖南日报》看到消息的,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同时举行,这个消息让张扬泪流满面。

在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直接关注下,张扬被平反。1979年1月18日,张扬满怀疑虑地走出被关押了4年的监狱。

张扬出狱的第三天,1979年1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出题为《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的读者来信,《中国青年报》为这封读者来信加了“编者按”:……据了解,把这部好书打成“反动小说”,是反动文痞姚文元制造的一大奇冤……姚文元妄图借这部书,攻击周恩来,打击、陷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致使写《第二次握手》的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同志受到严重迫害,并且株连了许多青年传抄者受到处分。对于“四人帮”造成的这场文字狱,必须全部推翻。

《第二次握手》在军队、工厂、农村广泛流传,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曾接到某地公安分局的一个电话,说是他们那里还关押着一个传抄《第二次握手》的人,问《第二次握手》是不是真的平反了,真平反了就放了他。

著名作家丁玲1979年8月11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说:“在‘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下,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们,曾经冒着被批判被斗争的危险,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这本书,传抄这本书,使这本书不胫而走,使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

图书出版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不断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那些信来自全国各地,西藏、海南岛、台湾、香港都有人来信,都是《第二次握手》的读者。人们翘首以待,希望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希望看到同名电影。中国青年报社还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十多封自称“张扬”,自命《第二次握手》“真正作者”的信。

《第二次握手》的最新版本于2005年再次出版,张扬在新版的书中又增加了30万字,还有数十家公司表示欲把此书改编成电视剧。

改革开放30年,随着出版业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手抄本”这个名词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阅读记忆,图书出版的管理和审查制度也更加透明。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二○○六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所显示:2006年我国共出版图书233971种,其中新版图书130264种,重版、重印图书103707种。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出版图书总印数64.08亿册(张),总印张511.96亿印张,折合用纸量120.37万吨,定价总金额649.13亿元。

对于老百姓来说,“手抄本”和当年穿过的服装、朗诵过的语录、呼喊过的口号一样,成为一个巨大的怀旧符号。

手抄本,将深藏于一代人的记忆中。

摘自:《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桂杰)

毛泽东五评《金瓶梅》: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2009-06-11 18:30:55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跟贴 313 条 手机看新闻

无论《美国大百科全书》也好,前《苏联百科词典》也好,《法国大百科全书》也好,都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文学评论家们认为《金瓶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毛泽东五评《金瓶梅》

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借小说《水浒传》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详细刻画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历程,明写宋代,实为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酷爱读书喜发议论,他曾先后五次评价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他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泽东当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

把《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毛泽东是第一人!谴责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学的结构。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股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窳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16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毛泽东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并多次评价它,全在于《金瓶梅》的写实性,它是我国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内容显然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而《金瓶梅》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实的日常生活,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惟其细致,才更真实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明史专家吴晗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

现在,《金瓶梅》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无论《美国大百科全书》也好,前《苏联百科词典》也好,《法国大百科全书》也好,都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文学评论家们认为《金瓶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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