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历程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它继承了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世纪德国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等人类优秀成果，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而展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宗教的社会功能，指出宗教是统治阶级麻醉劳动阶级的工具。科学无神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石，由思想文化领域进入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增加新的内涵。

　　一、中国国情决定中国信仰文化特色

　　中国的社会基础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欧洲社会，迥然不同。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实施政教合一的体制，基督教曾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19世纪初，德国仍然处于普鲁士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基督教是当时德国封建诸侯的意识形态，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精神桎梏。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是从运用科学无神论批判宗教开始的。他们对宗教的本质、根源和社会功能的探索，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重要生长点。

　　而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就中国宗教信仰文化而言，我认为，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直呈现出多元兼容风格，即：丰富的人文主义理念和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多神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并存。关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我赞同这样的论点，它有“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和“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1]儒家倡导的“神道设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宗教思想。儒家认为，神道，是取法天道，实施社会教化。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君权神授”，这个神是天，君权受命于天，以天子之位自居。世俗君权高于宗教的神权。因此，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既利用各种宗教“教化”社会，又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儒释道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三教鼎立和互补，与多种亚文化和平共存。人文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也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儒释道虽有摩擦，但终能相互吸收、相互交融，从未发生像中世纪西欧那样残酷的宗教战争。

　　第二，政权始终支配教权。从古至今，中央政府的世俗权力始终是唯一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力。在广大中原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复杂，如西藏曾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各种宗教从来没有形成与世俗社会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宗教只能服从世俗政权的统治，绝不容许神权与政权分庭抗礼。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迁中，宗教组织也没有构成强大的阻力。

　　第三，中华民族的信仰文化具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敬天祭祖”是它的核心理念，造神与废神并行，构成中国宗教的特色。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传统绵延数千年，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人们祈求天神和祖先护佑，降恩赐福，驱魔避邪。这种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一方面，弱化神学信仰，避免宗教狂热；另一方面，使巫术文化根基深厚，各种繁杂的巫术文化影响至今。

　　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出发点。据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形成两条基本原则：首先，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宗教必须适应中国人民的总体利益，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允许利用宗教威胁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不允许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宗教在信仰层面完全自由；从而把信仰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其次，思想教育要“春风化雨”，意识形态建设要“针锋相对”。宗教有神论的观念是错误的，是与科学和唯物论相对立的，但它属于思想问题，不能动用行政手段解决，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且主要通过社会的实际变革，由信仰者自觉决定。作为布道手段的文化神学，跨越信徒的私人信仰空间，与主流的世俗社会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争夺青少年一代，就需要分辨是非，理论批判，即所谓“研究宗教，批判神学”。[2]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实践

　　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包括反对迷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五四精神包括科学无神论，成为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思想标志之一。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首先使用无神论概念的是著名学者章太炎，其锋芒直指基督教等一神论。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文化启蒙的历史背景下，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胡适等重要思想家，用西方无神论的思想批判灵学，破除封建迷信等思想枷锁；批判基督教等一神论的有神论，开展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

　　科学无神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思想前提。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等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将传播科学无神论作为自己重要的使命。李大钊指出：“宗教不能探求真理”，“是人类进步的巨大障碍。”[3]只有批判宗教鬼神观，才能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开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道路的实践者，始于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领导湖南农民运动中，坚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识处理宗教问题，将反对神权纳入反封建的政治经济斗争中。毛泽东指出，神权、政权、族权、夫权，这四大绳索代表着中国农村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向是推翻政权，进行经济斗争。因为实践证明：“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而对待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要十分慎重。他十分生动地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4]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重申尊重民众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提出共产党人要与宗教界建立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5]

　　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实践方向，具体反映在新政权的法规政策中。1931年月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开辟独立章节，首次确立了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宣传无神论等基本原则。[6]在波澜壮阔的战争与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继承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进一步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实践。

　　三、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继续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以科学无神论为世界观的共产党人，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宗教政策，成为重要的现实课题。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中国宗教现状，提出中国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推动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其逐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宗教界，有两种情况更为复杂：一是有西方列强文化背景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一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共产党人在指导宗教界开展改革运动中，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实践道路。

　　关于基督教和天主教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受帝国主义强权的控制，“骑着炮弹”传播福音，使其传教事业笼罩在“西方列强精神侵略的工具”阴影中。1950年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件。该文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有害于人民的觉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性的宗教问题，从来是当作一种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问题来处理的，从来是反对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简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宗教问题的。……为了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会，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需要进行一系列艰苦的复杂的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进行群众的反宗教运动，而是领导人民大众，坚决实现共同纲领，实现土地改革，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广泛进行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宣传，来逐渐缩小宗教的市场；同时，在基督教、天主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信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7]

　　为了将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会，转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党中央指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进行反宗教运动，而是领导人民大众，坚决实现共同纲领。在宗教界支持爱国者，团结大多数，反对勾结帝国主义的极少数，逐步将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1957年至1958年，中国天主教界人士相继进行“自选自圣主教”，迈出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关键一步。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民主改革工作。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全会上，党中央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陆续开展宗教改革工作。为了废除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在会议上发表报告，提出五个分开原则：“民族与宗教分开，逐步改变族教不分的状况；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分开，宗教信仰是思想问题，而宗教制度，绝大部分是封建性的社会制度，应当并且可以逐步改变；宗教和行政分开，宗教不得违反和干涉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宗教和教育分开，宗教不得干涉学校教育，不得强迫儿童学经文；党内外分开，教育共产党员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宗教信仰、无神论同有神论的界限。”[8]

　　在这项社会变革中，首先在全体共产党员内部，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帮助共产党员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宗教信仰的界限，使共产党员能够成为改革事业的中坚力量。经过这场宗教民主改革，使广大信教群众从宗教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制度下得到解放，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场社会改革运动，在西藏地区更为惊天动地。1959年3月10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西藏反动分子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自治区政府筹委会实行社会改革，废除达赖喇嘛统治下的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封建农奴社会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废除寺庙的剥削压迫和各种封建特权，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通过这场开天辟地的社会改革运动，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了主人，获得土地和牛羊，开始真正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

　　在指导宗教界民主改革运动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宗教领域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说：“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9]在思想文化领域，毛泽东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文化。1963年12月30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教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10]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人。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将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体战略中。

　　四、启动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举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20世纪80年代，最响亮的时代口号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为此，解放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任务。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群体，当然也包括受到过冲击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标志着党的宗教工作指导思想实现了拨乱反正。

　　第一，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其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种种复杂的因素，宗教将会长期存在，并拥有相当数量的信教群众。文件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只能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逐步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逐步地消灭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无神论是与共产主义相连的，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共产主义一开始就是无神论，而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伟大事业，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共产党人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不信教和信教的群众，集中精力为建设这样美好的社会共同奋斗。这就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在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提出的。它是资产阶级对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专制的抗争。近代国家确立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使宗教退出政治、退出司法、退出教育，将信仰归属于公民个人的私事。在当代社会，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包含着不信仰自由的积极取向。

　　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但是在政治行动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的宗教信徒，完全可以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第二，共产党人要树立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不得信仰宗教。文件指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文件同时指出，在基本上是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当中，这项规定的执行，需要按照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步骤，不宜简单从事。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宗教问题，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宣传科学文化知识，是党的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文件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应当和风细雨，要服从现阶段党的事业的整体战略目标。文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懂得，对待人们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包括宗教信仰问题，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还应当懂得，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杀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

　　五、继续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科教兴国战略

　　与启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90年代，我们党的领导人更加关注复杂时局中党的思想建设和宗教政策问题。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使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实践不断与时俱进。9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是“科教兴国”，1995年5月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倡导科学精神，包括科学无神论思想，抵制愚昧迷信。

　　1990年9月，江泽民同志到新疆考察工作。根据当时国内外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他提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时，要特别注意重申和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无神论，宣传无神论。对一些党员中存在的非无神论思想，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好世界观的问题。第二，对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要同党员的要求区别开来，并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说明宗教信仰的根源，下工夫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防止简单从事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防止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迫人们不信教。第三，要全面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91年初，中共中央接连发布两个文件重申，在党的建设工作中，在党的宗教工作中，要坚持科学无神论的思想。文件的密集程度，反映出这一命题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挑战，需要中央权威的声音进行指导。

　　199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的通知》。文件分析当时党员信教问题的现状和危害，指出：“当前，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这份文件特别强调，经常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是解决党员信教问题的重中之重：“解决党员信教问题，要把加强教育放在首位。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宗教势力影响较大的地方，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帮助党员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摆脱唯心主义宗教观念的束缚，正确理解党的宗教政策，懂得不信仰宗教是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文件指出，解决党员信教问题，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要进一步健全党组织生活。

　　199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同时该文件再次重申：“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对参加宗教活动的党员要耐心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划清无神论和有神论的界限，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对那些参与煽动宗教狂热、支持滥建寺观教堂，要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悔改的要开除党籍。”

　　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打着“人体科学”、“特异功能”的新有神论泛滥成灾，“法轮功”等势力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2001年12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论宗教问题》的讲话。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全面论述宗教问题。我们要从战略全局认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长期性和特殊复杂性。

　　第一，关于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指出：“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我们党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也是最大限度团结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但不能简单地把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思想信仰虽然不同，但在爱国、维护祖国统一、拥护社会主义等涉及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原则问题上是可以一致的。因此，必须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第二，关于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他指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同志对宗教存在着两种认识上的问题。一种是，不认真学习和理解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简单地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甚至把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视为异己力量，对宗教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另一种是，缺乏政治意识，忽视宗教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放弃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对宗教界人士的教育引导，甚至热衷于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助长宗教热，对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视而不见、丧失警惕。”他提醒全党同志，这两种思想都不利于做好宗教工作，甚至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必须坚决加以克服。

　　第三，关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其目的是“坚决抵制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他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在这些年的国际斗争中，敌对势力往往利用宗教向我发难。他们加紧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他们支持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主义势力进行分裂活动，支持境外一些基督教团体加大对我国搞‘福音化’的力度。”他告诫全党同志，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切实加以防范，绝不能贪小利而忘大义。各级党委要将抵御宗教渗透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第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指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对宗教事务进行科学的管理，既要有利于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又要有利于发展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他特别指出：“当然，肯定宗教中的积极因素，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宗教，而是要努力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多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祖国统一服务。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分寸一定要把握好。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可以肯定，但不能夸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其中，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众日益增多。宗教学研究逐渐由边缘学科发展成为“显学”。但是，随着“宗教热”的兴起，一种“精心呵护”宗教文化的学术倾向也逐渐升温。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某种宗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还有一些权威人士大力倡导“文化神学”，并积极推动这种“文化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因此，要特别加强对于党员的教育：“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正确理解党的宗教政策。懂得不信仰宗教是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应当积极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宣传反对封建迷信的正确观点。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在对支配人们日常活动的外部力量的认识上，在解决人类认识过程中有限和无限、已知和未知的矛盾上，应该自觉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立场，坚持发扬科学精神。要注意防止宗教对党员思想的侵蚀。”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始终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周围的群众，以营造一个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社会氛围。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跨入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前，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的旗帜，利用各种渠道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祖国统一。当代愚昧迷信思潮在社会生活中仍有相当影响。加强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宗教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抵制境外极端宗教势力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任务。

　　目前，学术界各种新“有神论”相当活跃，一些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者，绝口不谈无神论，力图把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阉割出去。他们给无神论宣布的罪状大体有三：一曰“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遗风，二曰破坏社会的和谐，三曰反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构成相当威胁。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临新时期中国社会更加复杂的局面，高度重视加强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连续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

　　2003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致函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转交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任继愈等《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建议》。8月19日，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批示指出：“关于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需纳入科学研究规划和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部署，锲而不舍地进行。尤其是共产党员应牢固地确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与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不矛盾。”

　　2004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和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文件共有八条，主要宗旨如下。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要以普及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自然科学基本常识为重点，以破除愚昧迷信为着眼点，围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的主题来进行。

　　第三，各级各类学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要围绕培育“四有”新人的目标，坚持国民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列入政治理论课、思想品德课和有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切实保证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落到实处。

　　第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造，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载体。我们要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结合起来，同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结合起来，同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增强人们的法制意识结合起来，同普及科学知识、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结合起来，使广大群众在参与创建活动的过程中，思想受到教育，精神得到充实，境界得到提高。

　　第五，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作为大众传媒的经常性工作。大众传媒直接面向广大群众，传播信息快、覆盖面大、影响力强，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效途径。广播、电视、报刊要发挥各自优势，根据不同受众特点，认真办好科教栏目、节目和理论专栏、专题，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科学知识。

　　第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办好无神论研究机构和高校有关专业，建立和培养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神论研究工作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重要任务。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纳入科学研究规划和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部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具体规划，采取切实措施，精心组织实施。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牢固确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觉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表率。

　　这是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胡锦涛等同志的重要指示，第一次联合发出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为主题词的文件。可见，在新形势下，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其重要性和艰巨性已经提到党的工作日程。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新任务，面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面对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和各种伪科学、迷信斗争的新情况，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新动向，探索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特点和规律，成为当前应对复杂时局挑战的重要议题。

　　当前，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种种复杂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宗教问题上的折射。中国共产党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当前的重点是改善民生，遏制贫富两极分化。脱贫与脱愚，要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只有摆脱贫困，安居乐业，才能逐步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宇宙观、生命观，才能逐步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结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对近代启蒙思想家和人文主义无神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重要的价值有以下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哲学基础。加强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前提。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共产党人言论和行为的最基本根据。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更高层次的理论。同样，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神创论。“以人为本”是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其本质上是无神论的。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学无神论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时期以来，有种舆论力图把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和当代的世俗化潮流，也与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相悖。

　　第二，科学无神论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有神论思维是一种谬误；人的认识为什么产生这类谬误以及如何避免谬误，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如何确立，这是科学无神论研究的应有之义。有神论组织与世俗社会之间具有内在的张力，其某种排他性和封闭性，容易产生社会人际的隔离与不和。它与神沟通和交往，使人性的正常心理和生活受到影响。当代无神论倡导一种积极的世俗生活方式，在劳动生产、自立自力自尊基础上，建立精神健康、人生乐观、人际和谐的社会。推动这种积极的社会生活方式，是当代科学无神论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第三，科学无神论只要彻底，就必然导向合理的社会制度。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要制定相应的纲领和策略，纳入整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与以往的无神论思想相比，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不仅表现在思想理论的深度上，而且主要反映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和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联系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组织化的宗教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要消除宗教有神论的社会现象，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固然是必要的、不可削弱的，但是根本的途径是消除这类现象存在的现实社会条件。现实社会是由经济、社会（狭义的社会概念，指社会保障、城市化等等）、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简单打倒宗教”的文化专制主义相反，共产党人要团结各阶层民众，包括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齐心合力地为逐步和最终铲除宗教的社会根源，创造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社会发展程度，共产党人要制定相应的纲领和策略，将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纳入整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注释：

　　[1]汤一介：《孔子儒家思想——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儒学与当代文明》第一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2]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4页。

　　[3]《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5-556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33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75页。

　　 [7]全文见：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13/content_2328881.htm。

　　[8]赤耐：《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2页。

　　[10]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4页。

　　参考文献：

　　[11]任继愈：《要理直气壮地宣传科学无神论》，《北京日报》2006年3月20日。

　　[12]任继愈：《任继愈宗教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3]杜继文：《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和无神论精神》，载《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1期。

　　[14]杜继文：《科学无神论和它的社会责任》，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5期。

　　[15]李申：《无神论和人类福祉》，载《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1期。

　　[16]李申：《科学无神论与建国六十年（提纲）》，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5期。

　　[17]田心铭：《共产党员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1期。

　　[18]田心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科学无神论》，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2期。

　　[19]习五一：《社会主义者是实践的无神论者》，载《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