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圣玛妇产医院 v:中国共产党的风风雨雨90年

中国共产党的风风雨雨90年  

2011-03-31 21:15:45|  分类： 中共党史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有感（草稿）

为了准备学校的党校党课的讲稿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演讲稿，恰好赶上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赠送给我们的读书协会两本《中国共产党简史》，翻阅这本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简史，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仿佛是一位历经坎坷走向成熟的壮汉，正当大展宏图之际。遂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整理如下：

一、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最后一天的回忆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12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二大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二大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三大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党必须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保持独立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但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1927年初，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考察，他所写的考察报告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正确分析武汉政府的各派，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回答了这个问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但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问题。1930年夏，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向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井冈山期间毛泽东的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反对本本主义》则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表现出了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1930年9月下旬，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请估计，“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得到纠正。1931年1月7日，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了顶点，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到长征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后，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成立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军委改编红军为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03万人。全国抗战开始后，为澄清许多人的“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认识，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及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到1940年8月，八路军组织的百团大战时，部队已经有20万人。至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的著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的最重大理论成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开展整风运动。到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整风运动结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总结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选举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委员，适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到日本宣布投降时，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余人，民兵260多万，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歼敌112万，国民党军队总兵力有战争开始时的430万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减少到15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经过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开辟大别山根据地，到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而国民党的总兵力减少到365万，可用于一线的兵力仅174万，士气低落。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组织了辽沈（1948年9月）、淮海（1948年11月6日）、平津（1948年11月29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歼敌154万余人，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全会特别提醒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1948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决定了国名、国歌和国旗。1950年6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强调主要任务土地改革，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此前，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4月下旬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出现了复杂情况，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导致大跃进浮夸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赫鲁晓夫的观点，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标志着党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起来。由于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出现了政治上积极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经济调整上还能按计划继续进行。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次会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九大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基层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被个人崇拜气氛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政治报告，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矛盾爆发，毛泽东采取措施削弱林彪集团权势，9月13日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3年8月24日至8日，提前召开十大。是因为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当时全国有党员2800万，出席大会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选党中央副主席，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1975年11月下旬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翌年初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度造成社会混乱。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号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全部职务。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无虚会上讲话针对自由化思潮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华国锋辞去职务，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二大。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这次大会的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大会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大会还选举了中顾委。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阐述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1987年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十三大召开。大会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十三大体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大会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选举赵紫阳为总书记。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所担任的党内一切的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正式提出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两个月后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军委主席。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十四大召开。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党员5100多万党员。大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江泽民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问题作了阐述。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决议。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十五大召开。与会代表2048人，代表全国党员5800多万党员。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1998年3月，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1998年11月开始，开展“三讲”教育。2000年春，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年底中央决定开展“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

二、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

当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这风风雨雨90年的历史后，我们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和借鉴的东西，20世纪至今，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发生的一些列事件，不由得不使我们深深思考现实的许多问题。透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窥见中华民族近代历史演变的背后的文化因素、可以了解20世纪这块土地上的权力之争、可以窥见不同权力之争背后的力量积蓄、也能是我们懂得独立的价值、思想的魅力，更会使我们明白威信和社会地位是干出来的，而不是别人给予的，我们还会明白任何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需要面对挫折、付出代价和牺牲。

1、中国革命背后的文化因素

读《中国共产党简史》后，一个感觉就是20世纪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波澜壮阔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单纯的武力的较量，更是文化上的较量。此前的中国历史，我本人虽了解但不深透，无法谈及更深刻的问题。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外加帝国主义侵略的现状，诸多的力量混杂在一起，谁都想在这块土地上说了算，因此，就免不了政权之争。在诸多的势力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是一股新生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崛起，强烈要求有属于自己的社会权利，所以首先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是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受迫害最深，遭受的苦难最重，他们更需要自己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人。这两种新兴的势力并没有共同的终极目标，但是在面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势力方面，这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所以，很快因为要实现推翻封建势力的目标走到了一起，这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那个时候，国共面对的是三大封建势力，北伐战争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成果，后人把那个时期称作大革命时期。国共首次合作以疾风扫落叶之势，使封建的政治势力风雨飘摇。但这个时候的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就是，共产党还比较弱小，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共产党依靠的是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暗中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力量。而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得有属于自己领导的武装，得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不可以完全依赖他人。因此，通过组织起义创建自己的军队，但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共产党逐渐壮大渐趋长出羽翼，这就直接威胁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利益，加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是权力之争），因此又导致了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的分裂。所以，才有了国内革命战争。才导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之所以这样，无外乎是国民党想独享政权。在首次两党的较量过程中，因为共产党内部的教条和本本主义，使国民党几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濒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遵义会议第一次脱离共产国际的指导，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军事上采取了主动防御而不是被动的防守策略，好在共产党和武装力量到达陕北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民族矛盾又上升到了最主要的关头，整个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危机。这样的危机也直接威胁着国共两党未来的命运，遂又导致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共同面对外来的敌人。这样的情势，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这段时间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国民党的势力随强大，但对抗外敌还是需要更多的力量，所以达成两党合作。共产党也愿意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所以，红军改变成了国民革命军。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国共二次合作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5万人的队伍，但到百团大战时，武装力量已经是50万人，就是在长征结束到百团大战期间，共产党又默默的忍辱负重的积蓄了自己的力量，这不仅使我想到了古代的“越王勾践”。面对这样的情势，国民党又是感到不安，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国共的摩擦不断，直至抗战结束。但因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及武装力量的壮大，还有其指导理论和思想的成熟，共产党的底气和腰杆硬了起来，抗战结束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到了120万人。这些力量的积蓄成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力。

至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89年的动乱之后，面对西方的封锁，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其实，在其中就包含了对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和智慧的总结和运用。这种韬光养晦，蓄势待发的的行为和思想，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难怪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位日本哲学家总结战争的成败是说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打败了日本。至于国共两党政权之争在文化上的体现就属于认识的深浅问题了。

一整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从国共两个集团的人员总体素质来看，似乎国民党具有更多的优势，他们的成员似乎受到了更多的文化教养方面的教育，经济条件，军事力量，精神条件都优于共产党这个集团，但却失之与天下，就在于集团内的构成还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战，造成集团内部的不团结。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因为不存在利益的问题，自然都会坚强团结在一起，为未来的共同利益奋战在一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袖还能敏锐的注意到因利益而产生的影响全局的意识，并适时的加以教导和制止。毛泽东本人不但超越了父辈的小农意识，也带领他的集体超越了小资产阶级意识，这正是毛泽东的成功，是共产党的成功。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始终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意识。

2、中国共产党对政权和独立性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对政权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晰。尤其是怎样获得政权、把握政权缺乏正确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早期一直处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就如同一个不更世事的孩子，惟命是从。因而就难免要做错事，要靠大人的扶持才能行动。直到长征开始后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才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才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后逐渐认识到，保持自己的独立是多么的重要。从遵义会议，到陕北的发展，再到建设时期的探索，凡是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能够坚决的执行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就有了成长。从党自身成长来看，1921年仅有50多名党员，到1927年近6万人，而后至1935年长征前减少到3万人，至七大召开发展到121万人，战争时期党的队伍发展历经曲折，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到今天发展成为近7000万人的大党，足见成长的艰辛。

伴随着政党的成长，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光有好的想法还不行，还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南昌起义之前的武装力量都是借用他人的，一系列的失败是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对军队的建设，从白手起家到井冈山时期的7万军队，这样的发展构成了对国民党的威胁，才导致敌人的围剿，到遵义会议前，军队人数降至3万人，濒于消亡的命运，为了名族的命运，国共二次合作期间改编的共产党军队也是不足5万人，十年的时间，至抗战结束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1940年的百团大战50万人的军队令蒋介石集团感到震惊，所以才导致了国共合作共同面对外来强敌时的摩擦不断，以至于抗战结束国共两党不得不兵戎相见。历史证明，没有自己领导的军队，将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独立也就没有创造。

3、毛泽东成长的启示

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个集体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魅力，威信和地位都是自己干出来的。

一个农民的儿子最后成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没有更多耀眼的学历头衔，更没有留学荣归故里的荣耀，其成长历程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从毛泽东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意味着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成了马克思忠实的学生，但并不意味着死守马克思的教条。他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思考，其思考特点总是从社会实践的问题这一点出发，在马克思主义这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武器，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里出发思考解决社会实践问题。我们知道人对世界的认识是要依赖实践和理论的，但是出发点不同决定了面对具体问题时的结果就大不相同。这可能就是学习观的两个不同出发点。

这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就呈现出了两类马克思主义者，一类就是毛泽东为首的本土马克思主义，一类就是留洋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立足本土问题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而以王明为代表的留洋“博士”则是从学来的理论出发来解决中国问题。王明、李立三等人有着耀眼的头衔，又有共产党家长共产国家的支持，自然目空一切，盲目自大，结果头破血流。也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并不吃香，以至于井冈山后期毛泽东被“开除党籍”，剥夺了领导权。在那样一种思想势力的夹击中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山沟里究竟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当无官一身轻的毛泽东深入农民之中调查之后，终于坚信山沟里一定会出马克思主义。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陷入更大的失败，事实教训了那些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自居的领导干部，才使毛泽东重回他的位置。即便是这样，毛泽东的威信与地位也不是上天赋予的，不是固有的，而是毛泽东凭借自己的智慧、脚踏实地干出来的，四渡赤水、延安的巩固和强大，这样无可挑剔的业绩使毛泽东最终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何尝不是如此获得的呢？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务工作者认为，党政领导之中，党的领导干部没有地位似乎是别人不重视的结果，其实地位和威信永远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捧出来的，一切都需要实力来说话。不干实事，终究要丧失威信和地位，这是历史的规律。

两类认识的不同途径，导致对世界的认识就会呈现两种不同的状态，在从实践出发的人眼中，世界整体的、永远是变化发展的，需要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探索解决问题的规律，正确使用解决问题的工具。在从理论出发认识世界的人的眼中，世界是静止的、割裂的，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怎能不犯错误？

读历史我们会看到，每一次错综复杂的情势发生之前，毛泽东都会调查研究，向人民讲清道理，做好工作。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和高明之处，细读毛泽东选集的每篇文章就会发展这个道理，毛泽东的著作有很强的针对性，无不是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的。而社会能朝着他预见的方向发展，他能取得成功也是因为他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结果。有人说小智谋事、中智谋人、大智谋势，毛泽东总是在谋划情势，这不正是那种大智慧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的思想能成为大家认可的理论，其道理也就在他的话总是具有预见性，他总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给困惑的人们以指引。他谋划了和平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与毛泽东一样依靠对情势的准确把握，谋定而后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