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委办公厅张荣斌:为逃避通缉 贺龙儿女隐姓埋名海上逃亡40天

为逃避通缉 贺龙儿女隐姓埋名海上逃亡40天

 　　难忘“体委主任”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革”。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

　　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并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11周年，基金会还在湖南桑植举办了一场徒步越野邀请赛，起点是贺龙的老家洪家关，终点是芭茅溪盐局——当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隐姓埋名当“水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伟人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

　　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帮”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然后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挺过忐忑的“文革”十年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的命运总是和父亲的工作、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1970年贺晓明大学毕业，因为身份特殊，分配工作时她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当时的县委书记说，‘你从北京来这里，就算到了最底层了，我们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后来，贺晓明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每当她想请假回北京探亲时，给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属上级教育局，而是武装部。她这才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被留在这里而没有“继续下放”，还因为自己是“被监管的对象”。

　　和贺晓明一样，贺家的另外3个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大姐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大哥贺鹏飞患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又被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和妹妹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妹妹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强忍着泪说：“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

　　贺晓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他们兄妹游泳，第一课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谁要是害怕、犹豫，就会被父亲直接推到水里，父亲一直在旁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许就是这种磨炼让他们兄妹都具备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时，我心中就剩下一个信念：打吧！骂吧！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着你林彪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头！”这么多年，贺晓明说自己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活了下来。

　　“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难忘“体委主任”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革”。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  　　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并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11周年，基金会还在湖南桑植举办了一场徒步越野邀请赛，起点是贺龙的老家洪家关，终点是芭茅溪盐局——当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标准特低”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关向应同志曾向美国记者描述：“贺龙非常坦率和英勇，做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作为个人，他几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爱抽香烟，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

　　贺晓明也是爽朗健谈。谈话中，她的脸上一直挂着贺家标志性的笑容。她说：“经历是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的获得很辛酸，很不易。不过现在，我该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没做呢！”

　　如今，贺晓明和已90多岁的母亲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院里。贺晓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忆说，“哥哥在世时，我们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来，我总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热茶。”如今，贺晓明和妹妹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可能不同时出差；晚上有应酬也要尽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饭。“母亲年龄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儿女们多说说话，总不能让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谁都不说话，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经历过“文革”后的破镜重圆，贺晓明将家庭看得格外得重。

　　贺晓明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我是标准的共和国第二代，脑子里装着父辈第一代的思维程序，但还是要和第三代‘80后’、‘90后’接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乐趣：刷卡消费、网上购物甚至举行party。“我现在最想找一些‘90后’的孩子对话，我需要补充新鲜思想啊。”

　　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贺晓明，对生活有了另一层的感悟：“什么叫幸福？我幸福的标准特低，渴的时候有杯水，困的时候有张床，闷的时候有人陪，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就叫幸福，这就够了！”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