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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一体？清朝的民族怀柔政策为何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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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一体？——清朝的民族怀柔政策为何以失败告终？

2010-2-7 作者：土圣叹

内容提示：和蒙古族分裂势力进行激烈战争后，清政府统一蒙古各部割据政权。其后，如何安抚蒙古贵族，巩固边疆稳定，成为头等大事，对此，康熙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木兰围场借围猎而演练骑射；另一方面，又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围场和北京之间的武烈河（热河）畔修建避暑山庄，历时90年才完工，借此在地理和感情上缩短与草原各部的距离。

　　从北京出发，经密云，一路北行，过金山岭长城，在传统文化概念上，就算到了塞外。

　　塞，并不是一地一处，在北方，泛指长城沿线的关塞，就是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地，也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接壤处。

　　出塞，在古代诗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生离死别式的远行，也是一种糅合着悲凉、凄惨和豪迈的复杂情感。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一座美丽的山水园林在承德武烈河畔落成，传统的“塞外”、“塞下”的地理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修建。从表面上看，这座陆续修建了近90年才完工的皇家园林，是为了满足清朝皇帝前往木兰围场进行狩猎、演兵需要而修建的中途行宫，但实际上，它还是清政府平定天山南北、稳定西藏、控制漠南漠北广大地区的政治产物，是清代疆域扩张达到极致的见证。

　　在避暑山庄的外面，还建有八座风格各异的寺庙，即所谓“外八庙”，其中就有为安置西藏班禅喇嘛而专门修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修建这些寺院的目的，乾隆皇帝一语道破：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也。

　　这句话点明了避暑山庄所具有的两大功能，即除作为皇帝的私人园林之外，还是招待西藏活佛和蒙古王公的地方。为什么兴黄教就能稳定蒙古呢？原来，蒙古自元代起就信奉藏传佛教，而到了清初，西藏、青海、新疆广大地方，均为蒙古势力所控制。在这种情形下，尊崇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就成为政治上的必须和首选。

　　如果说在避暑山庄北面200多公里处举行的木兰秋狝是宣扬武力以示威吓的举动，那么，避暑山庄所承担的笼络精神领袖、联络世俗感情的作用就更加明显——这就是所谓的怀柔之术。

　　纵观有清一代，虽然怀柔政策为历代帝王所奉行，但避暑山庄所承担的特定怀柔作用，却只在康熙、乾隆之时最为彰著。一方面，这与两位皇帝的野心与才干有关，另一方面，也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避暑山庄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避暑山庄的兴建，是在清政府对蒙古族分裂势力的激烈战争之后。

　　虽然日后清政府号称“满蒙一家”，但在清初，清王朝和蒙古族的关系却错综复杂、若即若离。要想了解历史上的满蒙关系究竟如何，就必须先对元代以后整个蒙古族势力在北方广大土地上的发展做个大致了解。

　　当初，朱元璋派徐达北伐，由于徐达轻敌和战略上的失误，致使蒙元势力有组织地一夜之间撤出大都（北京），回到草原，这为日后草原上的蒙古政权继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代，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分：漠南为内蒙，漠北为外蒙，也叫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之西、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为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

　　清朝未入关之前，已征服内蒙古，喀尔喀蒙古也在名义上臣服，有所谓“九白之贡”，即象征性地进贡一匹白骆驼和八匹白马。

　　在蒙古诸部中，内外蒙古的统治者，皆为成吉思汗的后人，只有厄鲁特蒙古的首领为元太师脱欢的后人。明代，厄鲁特蒙古又被称为瓦剌，受封顺宁王，不过，顺宁王的后人也先却发动“土木之变”，俘获了明英宗朱祁镇。

　　也先死后，厄鲁特蒙古分裂成四部：以伊利为活动中心的准噶尔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和硕特部以及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部。后来，准噶尔的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实力膨胀，试图统一其他三部，此举迫使土尔扈特部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部则逐渐向青海和西藏方向发展。最终，准噶尔部在曾做过喇嘛的噶尔丹的带领下，占据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并受沙俄的怂恿和支持，觊觎喀尔喀蒙古，意图将势力范围东扩，其政治上的野心和军事上不断挑衅，已经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安宁，因为一旦外蒙古这个名义上的藩属失去，北京将门户洞开。

　　自康熙二十七年起（1688年），噶尔丹越过杭爱山，开始袭扰喀尔喀蒙古诸部，到康熙二十九年，已经占领其大部地方，劫掠财物无数。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噶尔丹的前锋已经达到乌兰布通，距北京只有700里路途，此时，京师震动，物价飞涨，并开始戒严。显然，噶尔丹的马蹄，已经撼动了康熙帝的宝座。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自然不能容忍噶尔丹的嚣张气焰。这年的八月，康熙决定出塞亲征。

　　决战在八月一日打响，噶尔丹以逸待劳，清军奋勇顽强，康熙的舅舅佟国刚也在枪林弹雨中身死沙场，最后，噶尔丹战败，仅靠着派个喇嘛去清营诈降，才得以逃脱。

　　乌兰布通一战，使外蒙古诸部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彻底归附中央政府，才能免遭以沙俄势力做后盾的噶尔丹的劫掠。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带领八旗兵再度北上草原，在今天承德西北的多伦诺尔大会蒙古诸部首领，史称多伦会盟。此次会盟将外蒙古仿照内蒙四十九旗的模式，编为三十四旗，牢牢确立了中央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

　　后来，噶尔丹死灰复燃，纠集徒众再次进犯，康熙接连两次亲征，彻底击溃噶尔丹势力，平定天山南北。

　　统一蒙古各部割据政权后，如何安抚蒙古贵族，巩固边疆稳定，成为清政府的头等大事，对此，康熙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在木兰围场借围猎而演练骑射，另一方面，又在围场和北京之间的武烈河（热河）畔修建避暑山庄，借此在地理和感情上缩短与草原各部的距离。

　　避暑山庄，就此成为“施恩”于蒙古各部的场所。


　　二、避暑山庄，游乐与怀柔

　　如果说康熙一开始就是带着怀柔蒙古和西藏的心态来修建避暑山庄，那未免有点太过冠冕堂皇。从实际需要来说，避暑山庄和从北京到木兰围场路途中的其他十几处行宫一样，只是作为皇帝临时休息的一处场所而已。所不同的是，它规模最大，占地8400亩，有两个颐和园那么大；其次是它设施完备，宫殿区、生活区、园林湖区、山区、寺庙区、草场一应具备，充分适应不同民族的政治、生活各方面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避暑山庄开始成为西藏活佛、蒙古王公和清政府皇帝直接沟通的重要场所，这里的湖光山影也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对蒙藏上层实施怀柔政策的见证。

　　所谓怀柔，是指相对于兵戎相见的一种统治政策，具体到清政府的作为，主要包括从精神、感情、地位上对上层贵族进行笼络和羁绊，使之心悦诚服，并进而牢固树立“满蒙一体”的意识。比如，大力尊崇黄教，树立西藏最高活佛达赖、班禅和蒙古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的政治、宗教低位，和蒙族贵族联姻，给予王公封号等等。

　　避暑山庄的地址，由康熙亲自选定，也许，在兴建之初，他就对这里寄予厚望。这片群山环绕中的平坦土地，符合修建一处最佳山水园林的所有需要，从大环境上说，它简直就是杭州西湖风光的翻版。这里湖面开阔，塔影波动；湖中筑堤，夹道各色树木相间；远处山峦也有挺秀双峰，堪比西湖的南北高峰。山庄外围依次排列八庙，和西湖周边号称东南佛国、寺院林立的场景也极为相似。面对此无与伦比的自然造化和人工雕琢，难怪康熙由衷地说：“自有山川开北极，天然风景胜西湖。”（康熙题避暑山庄楹联语）

　　显然，蒙古贵族开始沉溺于避暑山庄的美景和皇帝的热情。他们接受封号和改编，有的蒙古王公开始世代居住北京，并积极参与王朝政治，在帝国的历次平叛和征讨中，都能看到蒙古骑兵的身影，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甚至在和捻军的战斗中阵亡。

　　无疑，满清政府的怀柔政策是成功的。


　　三、满人的统治方略

　　所谓“满蒙一体“，只不过是顺应时代需要临时编造出来的词汇而已，至少满清上层统治者明白这层微妙的关系。毕竟，满是满，蒙是蒙，二者从来就没有一体过，甚至，在他们的先辈，还是互相征伐的仇敌。

　　到了清初，历史时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起先，满族人要和明朝政府作战，他们需要盟友，和明朝长期对立的蒙古部族，自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入关后，满族人基于统治汉族地区的需要，自然要在被统治的汉族之外，找个根深蒂固、可靠的战略伙伴，无疑，蒙古人又是最佳的搭档。

　　不过，随着满清政府逐渐被中原和江南士民所承认，满蒙一体之外，又出现了满汉一家。随着政府权力日益对汉族开放，乃至在蒙古草原上，竟出现一个蒙古人怎么想也想不通的既成事实：“清朝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汉人的利益，占统治地位的满人的观点，变得更像汉人“，《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认为，”清王朝久已接受汉族的文化价值和标准，蒙古人显然不是盟友而是臣属了。“

　　其实，我们从康熙自己的言谈中，也能看出些端倪。他曾对历史上的边患做过总结，认为历朝历代修建长城，仍不能避免边境受扰，而对他喀尔喀蒙古的笼络，却彻底消弭了存在数千年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侵袭的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原王朝心腹大患。

　　康熙的观点，说明他在本质上已转化为传统意义上的正统的中华帝王。


　　四、从承德到保定：从对蒙藏上层的怀柔，到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怀柔

　　每每读清初的历史，总要兴起一个疑问：西藏的活佛和蒙古的王公需要怀柔，那么，居住地域更加辽阔、历史更加悠久、人口更加众多的汉族人民，难道就不需要怀柔吗？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似乎显得有点残酷极端，因为答案无非就两个：汉人不需要怀柔，刀剑相加就能使其顺服；汉人需要怀柔，应当和蒙藏上层同等对待。

　　仔细剖析这两个问题，我们能够轻易发现，满清政府给汉人的礼遇，远不如给蒙古人的崇隆，比如，蒙古人可以像宗室一样封王称公，且世代承袭，这是汉人想都不敢去想的事。

　　既然蒙汉在爵位上不平等，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满清政权对汉人就纯以高压来统治呢？显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暂且不论满清政权愿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且来看看他是否有能力如此做。

　　满清入关的时候，赫赫有名的八旗兵，也就区区六万人，就算每个兵丁再带五六个家人奴仆之类的，也不过30万人，须知那时仅活动在江南的南明残余军队，总数还在百万之上，如此悬殊的兵力，要想靠武力来攫取、稳定政权，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当刚刚占领北京的时候，满清王公中主张劫掠一番就撤回关内的，不乏其人。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那时满清上层对自己的兵力和可以依靠的武力还高度存疑。

　　看来，在维系政权的做法上，满清王朝采取了第三条道路——另一种怀柔方式：向汉人开放权力，并在文化上融入汉族的传统中去，满就是汉，汉就是满，这样一来，那蒙古王公，倒成了外人，对汉人而言，反倒没什么可挑剔了。

　　不少历史学家往往感到疑惑：像满族这样一个人口大大少于汉族、经济文化也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如何能顺利入关且稳坐龙庭二百多年呢？也许从历史资料和数据中很难找到精确答案，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那就是满清王朝在维系政权上的确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办法，无非还是那两个字：怀柔。与给西藏喇嘛盖庙、给蒙古贵族搭蒙古包所不同的是，满清王朝对汉族人民尤其是汉族读书人的怀柔方式，显得既隐形又无处不在，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满清王朝是中原大地上历代王朝的延续和接替，而且在某些方面的作为超过了汉族帝王；关外来的满族皇帝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对文化的维护上也表现得格外卖力。

　　一旦这个观念深入人心，那么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就有了可靠的根基。对汉族的读书人而言，他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稳定的生活，可以读孔子的书，然后学而优则仕。

　　这只是他们一成不变的传统而已。成则王侯败则贼式的冒险主义精神，从来不是他们的价值取向；相反，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最佳结局。巧合的是，这些要求满清王朝都提供了，而且所提供的，甚至比想象中的还要多。

　　于是，我们看到，满清入关后的最高统治者多尔衮到曲阜祭拜孔子，尽管他自己也许意识到这只是个形式，但他毕竟这么做了。后来，康熙又在曲阜祭孔时行了最隆重的礼节——三叩九拜；乾隆在祭孔时还将宫中所藏的古代青铜祭器“商周十供“赐给孔府，与此对比，帝王陵寝所享受的只不过是石头做的五供而已。

　　随着尊孔政策的确立，科举也重新开张，汉族的读书人重新有了出仕的希望，那些希望为前朝守节的读书人纷纷坐不住了，原本打算老死不食周粟的夷齐们开始成群结队地走下首阳山。

　　不久，一座府邸在和避暑山庄遥遥相对的保定开始兴建，落成后，它将作为王朝最重要的地方官——直隶总督的官署。

　　直隶肩负拱卫京师的重责，直隶总督掌握一省的军政大权，是所有地方督抚中最显赫和重要的职位，但是，在清初那些自信的统治者眼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却不在于它对京师安全的保卫，而是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举个例子来说，明太祖朱元璋在打天下时，为了显示自己对降兵的信任，他夜宿降兵军营，并用降兵的做自己的护卫，这种胸怀和气度，或者说笼络人心的手腕，为他赢得拥护和天下。

　　我们不能说清王朝在刻意学习朱元璋的那套手法，但是，他们的做法，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直隶总督这个天下瞩目的位子上，清王朝尽量安置汉人来担任。虽然有的汉人名义上也是旗人——汉军旗，但他毕竟是不折不扣的汉人。

　　有人曾做过统计，在顺治、康熙朝的直隶总督中，绝大部分为汉人。


　　五、文化的冲撞与妥协

　　鲁迅曾经说过，只要尊孔崇儒，汉族知识分子愿意向外来征服者俯首称臣。

　　这话符合清初的实际。对当时普通的读书人来说，他们并没有遭受军事失败，但却获得了文化上的胜利，这足以使他们认真思考该如何应对充满诱惑的科举考试。

　　不过，尽管满清统治者怎样努力把自己打扮成替天行道、为君父报仇的正义、正统之师，毕竟改变不了他们作为外来民族的不争事实。这种天然的鸿沟，是后来一系列血腥冲突的根源。

　　最大的冲突莫过于强力推行的剃发政策，令人不寒而栗的“留发不留头“的叫嚣使人们至今还能嗅出其中的血腥气。对汉民族而言，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毫发受之于父母，是最值得珍贵的东西，一旦要将束起的头发剃去部分并编成辫子垂于脑后，这突如其来的奇耻大辱式的改变，一开始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冲突似乎在所难免，但事情的最终解决往往都是妥协的结果。一个离奇的交换就这样在满汉之间达成：汉人接受满人的发辫，满人接受汉人的书本，然后大家坐下来一起读书，彼此成了同学。

　　妥协不仅体现在满人对孔子的接受和拥护上，还有一些不得已的细节，比如，在剃发的程度上，允许汉人只剃前额的顶端，而不是像满人最初那样把脑后脖子上方的头发也剃掉。

　　而汉人对剃发的接受，也不是满人一手剃刀一手鬼头大刀强制推行的结果。毕竟，剃发对汉人来说并不陌生，且不说自古就有的胡服骑射的选择，单是历代少数民族的入侵，总难免带来习俗和外表的改变。比如，金人占领北方后，曾下令所有官员一律要把辫子编起来，而人民则听其自便；蒙元政权建立后，也曾一度要求人民编发。头上编条辫子，对汉人来说，并非亘古未有的奇闻。

　　另外，从另一个角度看，编发似乎也不是关系到种族文化存亡的大问题。比如，当太平天国解开发辫而诋毁孔子的时候，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书生们宁愿选择维护儒家的精神而忽略了前者。再比如，满清统治被推翻后，人们的选择是剪掉发辫而并非将它重新束起，以恢复汉唐本色。相反，在发式的选择上又走入另一个极端：像西方人那样，男子一律剃短发。

　　可见，剃发并非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可以断言的是，当初要是满族统治者一味蛮横地冲撞汉族人的固守底线，他们早已被赶出了关外。

　　陈寅恪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不是胡人汉人的种族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汉化的胡人，就是汉人，文化的认同，能够彻底消除种族的隔阂。

　　以此观点来衡量，满人对汉文化的接受，是否获得了汉人的拥戴呢？不管怎样说，满清的统治维持了近三百年。

　　显然，统治的基础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不是种族的对抗。

　　清初，统治者大力推崇黄教，但这只是怀柔的需要而并非皇帝真心的信服，在历代满族皇帝中没有虔诚的藏传佛教信仰者，统治者也没有在汉族地区大力推行此一信仰。在清帝中，传说出家的顺治和佛学修为最高的雍正，学习的都是汉传佛教即禅宗。

　　那么，满人对汉文化的接受是自愿、完全的认同还是另一种怀柔政策的体现呢？也许不能排除后者，但我们更应该分析前一种的必然性。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满族虽然早期过着渔猎生活，但到了明朝，已经拥有成熟的农业技术，他们甚至有余粮可以拿到汉族地区出售。可见，作为一个农业化的民族，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对汉族习俗的融合，比起历史上其他任何草原民族都要容易和自然而然。

　　正因如此，满汉融合的速度，似乎比想象的要快。在康熙时期，满族人的大本营辽宁一带已经出现了满人不能说满语的情况，而朝廷中更是如此，不仅有的皇亲宗室不能说满语，就连雍正皇帝，也只在咒骂自己兄弟的时候，才想起满语。

　　民族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缓慢、默默地发展着；满族统治者的怀柔政策，却大张旗鼓地推广开来，不仅在思想领域像尊奉黄教一样推崇孔子，就是在实际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上，也有意地拿出一些象征性的实惠——比如，直隶总督的人选安排。


　　六、直隶总督的满汉之分，竟昭示着清代的国运

　　清代的直隶总督，一度叫作直隶巡抚（也叫保定巡抚，有时甚至兼管河南和山东），到雍正二年，才复称直隶总督，并成定制。

　　清代早期，不仅直隶总督（巡抚）一职多用汉人，就是国内其他地方的总督和巡抚，汉人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大。

　　不妨看一个数字：从顺治四年至雍正十三年，近百年间，汉人任督抚者，十居其七。

　　从直隶总督这个职位看，顺治、康熙二朝，几乎为汉人所垄断，据不完全统计，满人担任直隶总督的，可考的只有阿哈达和格尔古德二人，其中后者任期仅二年。

　　同一时期，担任过总督（巡抚）的汉人，事迹可考者就有王文奎、王登联、张存仁、马光辉、董天机、李思忠、潘朝选、杨国兴、崔澄、沈朝聘、朱昌祚、金世德、于成龙、郭世隆、李光地、赵之垣、赵弘燮等人。

　　我们在来看看雍正朝和乾隆朝的情形，在近八十年中，担任过直隶总督一职的满人，竟然也只有二人。

　　也许有人会说，康雍乾三朝是满清最强盛的时期，自然不怕汉人谋反，可以放手重用汉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从反面来思考，即正因为王朝的统治者打破满汉界限，对汉人采取开放、信任的态度，才使得天下归心，进而成就一段历史上罕见的伟业。

　　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是清王朝由强盛到一落千丈的转折时期，我们姑且来看看从嘉庆三年（1798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这六十余年间的直隶总督人选，一些在近代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开始跃入眼帘，遗憾的是，这些人都是作为卖国贼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如琦善、穆彰阿等。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满人开始长期盘踞直隶总督的位置，虽然总共任职者汉满之比仍为二比一，但满人任职的期限大大延长，其中，被嘉庆皇帝骂做丧心病狂、没有天良、 “非朕之臣“的那彦成，竟三度担任直隶总督，满洲正白旗人讷尔经额一人即任职达十三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满人担任直隶总督的时间，总共长达三十年。人数比汉人少一半，任职时间却和汉人相当，这不能不说满清政府在对直隶总督这个职务的分配有了某种明显的变化——一种危机感迫使决策者更加依靠满人。

　　这种危机感来自于何方呢？首先，可能皇帝本人的素质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既治理无方，又无法面对、顺应天下变局，战战兢兢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旧思维又占据了恐惧的心理，所以，直隶总督这个位置，不再轻易授予汉人。

　　这是恶性循环的开始，因为怀疑是双向的，满人一旦开始疑忌汉人，那么，满汉一家、满汉无界限的表象就会被无情地打破，虽然危机不会突然爆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它终有发芽的一天。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戏剧性，我们看到，在清朝前期强盛时期，直隶总督多有汉人担任；在国运转势的时候，直隶总督则被满人长期盘踞；那么，其后的发展呢？同治、光绪朝，一度被称为同光中兴，这期间，直隶总督，又成了那些所谓中兴名臣们的囊中之物。

　　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这近五十年间，直隶总督似乎成为湘淮军的禁脔，曾国藩卸任了，李鸿章接着干，一干就是二十二年，此外，湖南人刘长佑、安徽人周馥都做过直隶总督。此后的直隶总督又为北洋系的袁世凯把持，他卸任后，自己的马仔杨士驤和表弟张镇芳又接着做。至此，在直隶总督一职上，汉人又占据了多数，但这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而且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此时的直隶总督一职，已经不是满清政府所能随意左右的了，它必须依靠汉人，依靠那些有战功、有威望、有手段的汉人，它既是不得不给的酬庸，也是汉人政治势力真正与满人分庭抗礼的表现。

　　最初，直隶总督，只不过是从避暑山庄流出来的对汉人的礼遇；后来，它竟然成为满清王朝不得不依靠的救命稻草——遗憾的是，它也是压跨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七、避暑山庄的悲哀：一代不如一代

　　康熙和乾隆，是避暑山庄的常客，他们也是清朝最有成就的两位皇帝，当然不仅仅体现在年龄上。

　　避暑山庄，曾经旌旗招展地迎接过西藏活佛和蒙古首领，那是作为地主的皇帝在接受朝拜时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曾几何时，荣光迅速黯淡，炫耀武力和强盛的避暑山庄，竟然迎来了逃亡者和避难者。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手足无措的皇帝只好带着大臣和皇后、贵妃、皇子逃亡避暑山庄，在这里，咸丰批准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中国失去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后他一病不起，与此同时，慈禧开始走出自己的小小院落，来到大清政治舞台的中心。

　　咸丰之后的满族统治者，作为玩物的幼小皇帝自可不论，那些执政掌权的皇亲贵胄们，竟找不出一个稍有作为的人，一个可以有一点点先祖余烈的人。

　　协助慈禧发动政变的奕，在当时被认为是皇室中比较开明的人，他掌权期间，依靠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实力派，支持开办洋务，就是这样一个口碑尚佳的人，在准备编练新军时，竟然主张不让汉人碰洋枪，这种倒行逆施的想法实在是不合时宜，因为天下有目共睹的，是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激战失利时打算投水自尽的惨烈，是李鸿章在保卫上海时搬把椅子坐在枪林弹雨中督战的豪迈，奕??在此时堂而皇之地提出重满抑汉的政策，不能不说他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

　　另一件小事，也能看出治国无方的奕，治家之道也不堪恭维。一次他坐轿上朝，轿夫开始跟别人“飙轿“，总是超过前面的轿子。这时奕发现前面一顶轿子是自己哥哥的，立刻让轿夫放慢速度，没想到轿夫回头道：那是你哥，又不是我哥。于是加快脚步，还是超了过去。就这样一个连自己轿夫都约束不了的恭亲王，还不切实际地幻想着要禁止汉人摸洋枪。

　　相较于奕的表面聪明，另一个辅助慈禧上台的功臣醇亲王奕譞更是不思进取、末世官僚的典型代表。当年，20岁的奕譞奉慈禧命令在密云逮捕了权臣肃顺，从而过早地成就了他一生的功业。

　　日后时不时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20岁就干掉肃顺的奕譞，当听到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时，竟然吓得趴在地上连连磕头乃至昏厥。后来，他为了防范慈禧，过起了谨慎、本分的日子，时时担心自己因家大业大而遭受不测，早把祖宗留下的家国大业抛在了脑后。

　　帝王贵胤的神武在代代递减，真正从避暑山庄走出的强者，是慈禧。这个自小随父亲南北漂泊、在民间长大的女人，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四十年间将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

　　让我们从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来看看慈禧掌控天下的奥秘。

　　一次，某御史外放徽州知府，例行前去向慈禧辞行，一番寒暄后，慈禧问他是否去拜过军机衙门，御史摇头。慈禧缓缓对那人道：还是去拜拜吧，到地方上做官，不像在朝中当御史，应当稍稍学点应酬。所谓应酬，据清人笔记记载，主要就是送钱。

　　我们不得不承认，慈禧的言下之意包含深刻的官场道理：一方面，地方官拜见当权者，是礼节，也是日后继续高升的需要；另一方面，当御史时可以放言批评权臣，而权臣奈何不了他；一旦做了地方官，权臣要想找个名义治他的罪，却是轻而易举的事。

　　深宫中的太后，竟然能教书生如何应酬，如何跟朝中的权臣搞好关系，这说明慈禧不是一个昏聩无知的人，她洞悉人情，又充满权变，其实人情加权变，就是某种程度的怀柔，只不过不是那么光明正大而已。

　　根据亲历者记述，当慈禧听闻李鸿章去世后，竟然像民妇那样放声嚎啕大哭，顿时让周围人感到朝廷痛失勋臣的悲哀，这似乎也是她笼络人心一种微妙手段。

　　也许正因如此，不仅皇亲国戚宗室王公任她摆弄，就连那些手握重兵的汉人，从曾国藩到袁世凯，都对她服服帖帖。


　　八、真正的归附

　　当山谷中的园林初具规模的时候，康熙皇帝兴致勃勃地写下四个大字：“避暑山庄“。

　　不知这在当时是否算一件惊世骇俗的事：皇家的居所，为什么不称“宫“而名之曰”山庄“呢？

　　山庄，这是个充满山野之气的名字，山中不知世外事，农家只喜禾黍香，希望住在山庄中的康熙，究竟想向身边的满汉大臣和天下臣民表达一份什么样的内心情感呢？

　　题好匾额之后，康熙又根据山庄的特色题写了著名的三十六景，如烟波致爽、芝径云堤、万壑松风、四面云山、北枕双峰、梨花伴月、曲水荷香、风泉清听、濠濮间想、水流云在等等，这些不必身临其境，仅是读起来就令人神往的景色，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难道是为风尘仆仆从草原而来的蒙古王公们而准备的吗？

　　没人相信戎马倥偬的康熙会挖空心思为笼络草原的统治者而营建这个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氛围。这些情意无限的名字，只是他自己内心的享受而已。

　　不仅如此，它们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所追求的自然境界的最佳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最高理想，是中国文化中对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最极致的描述和向往。一个山庄之中若充满这些景色，毫无疑问，它将成为人间的极境。

　　当然，山川终受地域所限，不可能完美无憾。塞外的武烈河再怎么明丽，终究无法带来江南乡间的欸乃之声。那么，无所不包的人心呢，它总能冲破疆域的藩篱吧，所以，那一个个美丽的名字，也许无法完美地尽现山庄，但它们却能在康熙的内心次第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能够冲破地域限制的康熙，也有能力和信心打破现实中的满汉分野。

　　在康熙三十六景中，“濠濮间想“格外引人遐思。濠濮，来自庄子的故事，前者是庄子在濠水之上观鱼自得其乐，后者是庄子于濮水垂钓拒绝楚王的聘请而宁愿逍遥江湖，所以，濠濮后来就成为遗世高人自得其乐的代称。”濠濮间想“出自《世说新语》梁简文帝语：”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康熙对此处风景的题名，看似应景而生、顺手捏来，实则既符合帝王的身份，又体现出对汉文化的深刻领悟。在后来修建圆明园的时候，康熙又再度题写此景，乃至到了乾隆时期，仍在北海构筑了”濠濮间“。

　　一代帝王而时时做濠濮间想，颇耐人寻味。从本意上说，所谓濠濮，是对帝王之事的回避，它似乎更适合于逍遥的道家和隐逸的儒者，而作为国家的管理者，过分与禽鸟游鱼的亲近，似乎有违传统的王道。

　　好在康熙明白这个道理，他并有沉溺于此，他的濠濮间想，所表现出来，只不过是对一种境界的向往和对一种文化的感悟。

　　一百多年后，在另外一所大宅子——保定直隶总督署里，李鸿章大摆筵席，招待过路的某巡抚。席间，客人借机问李鸿章所苦心经营的北洋武装战力如何，没想到李鸿章答曰：苟延之世，何必认真？一句话说得大家目瞪口呆。

　　曾经意气风发引领淮军浴血厮杀的书生，被视为国之梁柱的重臣，最后却成为一个玩世不恭、油滑弄权的悲观主义者，这大概是当初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汉人做直隶总督的康熙所无法预料的吧。

　　从当初主动让汉人做直隶总督，到中期刻意延长满人的任期，再到最后不得不把这个位子交给一个又一个的汉人，康熙也不会料到，他的后人们，已无法领会和继承他的胸怀和才略。

　　从避暑山庄到直隶总督署，从外蒙古的归附到卸任的总督逼迫宣统逊位，两座相距不远的院落，见证了满清王朝由强盛到衰落的过程。曾经，他们都是怀柔政策的产物，但又带来致命的、相反的效果。直隶总督，一度是汉族官员的荣耀，最终，它成为满清政权的终结者。

　　今天，回顾这段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在直隶总督署送走了清王朝的同时，避暑山庄早已迎来了它真正的归附者，这不是千里迢迢自草原归来的首领，而是那个在曲阜对孔子行三叩九拜大礼的人，那个在此间梨花伴月时做濠濮间想的人，在万壑松风中希望水流云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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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满蒙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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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书信中折射出被谎言掩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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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成功施琅问题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满蒙非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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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非中国论”不可说是“满蒙非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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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非中国论"是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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