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宏昌物流园:跳涧虎陈达文革评论专集 2

       第八篇 毛泽东首肯邓小平进行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整顿      1975年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在文化艺术系统进行了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整顿，成为全面整顿的一部分。由于调整文艺政策，使荒芜沉寂了八九年的文艺园地，在1975年的7、8、9月间，开始苏醒过来，重新显露出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为消除“文化大革命”动乱因素，邓小平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毛泽东说：现在剧目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周恩来解释为文艺有“空白”，群众有“意见”。“解放”周扬，拉开了文艺调整的序幕。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常务工作以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不失时机地对军队的整顿作了部署，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和钢铁的整顿，并挫败了"四人帮"企图以"反经验主义"来打击、陷害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的阴谋。江青、王洪文被迫检讨。这就为整顿的全面展开，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文艺领域，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四人帮"控制。江青仅仅凭一篇《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把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全盘否定，断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既然如此，就“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始，文艺百花园就一步步地凋零，自封为“文化革命的旗手”的江青，疯狂地打倒一切，横扫一切。几乎所有的革命文艺作品都被批判、被封禁，几乎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被批判、受迫害。最后，文艺界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面对“百花园”一片荒芜的景象，毛泽东生出不满的感觉。
      1972年7月30日，毛泽东在对《龙江颂》主演李炳淑的谈话中就流露出了这种不满。他说：现在剧目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看来还是要说话。
      周恩来知道了毛泽东不满的态度后，立即公开向文艺界发出了这个信号。
      1973年元旦，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接见一些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并发表讲话：   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接到很多群众来信。这是对的，不仅电影，出版也是这样。导演、摄影搞成功的要推广。要解决电影少的问题，首先得有剧本。……电影的教育作用很大，男女老少都需要它， 这是大有作为的。刚才说的七个厂（指北京、八一、长春、上海、珠江、西安、峨嵋七个电影制片厂），要帮助你们，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文化组提出，中央讨论批准，党和国家就帮助。经过三年努力，把这个空白填上，群众要求很迫切。……青年人喜欢新的东西，我们要拿革命的新的东西给他们。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  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
      周恩来指出文艺工作“薄弱”，文艺“空白”，群众有“意见”。就是婉转地带出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不满，更是借此对“文革”以来被江青、姚文元把持的文艺领域的批评。
      1973年11月，有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群众来信，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信中还说，“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并在信上写了批语：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 
      1973．11．25
      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放出的信号并没有立即引起明显的响应。相反，在随后由“四人帮”一手操纵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文艺界又开始大批晋剧《三上桃峰》，批湘剧电影《园丁之歌》，批所谓的“黑画展”……而这些，又正是“文革”以来新创作的作品，因没有贯彻“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原则，于是被说成是“文艺黑线回潮”。此外，一些刚从“牛棚”里出来的作家，在“立新功”的号召下重新拿起笔，结果是作品刚写出来，甚至还没有发表，就遭到第二次批判。
      1974年，江青亲自审定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黑画展”，共有二百多幅画，每幅画下面都有一句批判文字。譬如黄永玉画的一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批判文字说是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李苦禅画的一幅池塘荷花，有的怒放，有的凋谢，有的含苞，刚好八朵，被说成是对八个样板戏的攻击；还有一幅题为“虎虎有生气”的画，刚好画了三只老虎，被说成是为林彪翻案，因为“彪”字正好是三只老虎。这些画，多数是周恩来在一次视察中，发现一些对外饭店布置的美术作品，不适应接待外宾。指示换上一些有民族风格体现国家绘画艺术水平的作品，有关部门才集中一些画家画了这些画，结果被当成了“克己复礼”的黑画。
      由于极左思潮的摧残，文艺界成了典型的重灾区。如何把整顿之风直接吹进文艺领域，改变“百花凋零，一枝独秀”的不利局面，恢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邓小平利用的“尚方宝剑”就是毛泽东的指示，并把具体工作交给了刚刚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按正常渠道来调整文艺政策是不可能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把持着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此外，文化部领导班子中，部长是参与和负责过《智取威虎山》、《海霞》、《杜鹃山》等走红作品的音乐创作及修改的于会泳，副部长是在《红色娘子军》里跳洪常青的刘庆棠。他们被江青等人突击提上来，当然不会违逆“四人帮”的意志。而对邓小平、叶剑英等的话，他们则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所以，要活跃文艺工作，只能另辟蹊径，另找依托。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是邓小平最佳的选择。一方面他们是资深的理论家，另一方面他们懂得党的文艺政策。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6月下旬正式成立的。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邓小平对政治研究室的同志说：“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发表谈话，作出批示。
      7月1日，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话虽不多，但却已把问题提了出来。邓小平觉得这正是整顿的契机。
      7月2日，毛泽东读到了被称为17年“文艺黑线”的骨干人物，曾长期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于6月17日写来的一封信。
      “文革”期间，林默涵因受到周扬问题的牵连，被赶到了江西。1975年5月，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把他安排在就近的一个钢铁厂工作，以等待结论。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林默涵对中央的处理表示感谢，希望能“留在党内”，并表示“决心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林默涵的信言词恳切，诚心可鉴。此时，毛泽东双目几近失明，他听秘书读罢此信，默然良久，思考道，要改变文艺界的这种现状，必须得有一支活跃的文艺队伍，甚至要重新估价一下“文革”之初对17年来文艺界的一些人的处理。最后，他拿起铅笔，摸索着亲笔写了一段批示：
      中央：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附林默涵来信。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日
      毛泽东7月初的一次谈话和一件批语，包含了调整文艺政策的互相关联的两个重要内容。其一，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重申文艺工作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这是从创作方面说的。其二，对周扬一案从宽处理，批评"久关不是办法"。这是从文艺队伍和干部队伍方面来说的。
      “周扬一案”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从30年代中期起，周扬就参与领导党的文艺工作。从延安到晋察冀，到北京，一直是中共宣传部门的重要领导干部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但是，从60年代起，周扬的地位开始动摇。1963年和l964年，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严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指责“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甚至说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周扬当然是被批评的主要对象。此后周扬即带队到天津东站搞“四清”。1966年春，江青得到林彪支持，抛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揭掉这条黑线”。毛泽东于3月下旬在杭州、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三次谈话，严词指斥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时周扬实际上已在“打倒”之列。
      “文化大革命”缘起，当然首先要搞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物。于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打成“阎王殿里的大阎王”，周扬则被戴上“阎王殿里的二阎王”和“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两顶帽子，外加“四条汉子”的绰号，被打翻在地。1966年7月1日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按语说：“24年来，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其时，周扬刚动过左肺切除一叶的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在天津养病。他对“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号召彻底揭发清算“三旧”（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12月1日，一个寒冷漆黑的雨夜，周扬被从天津转移到北京，送到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师部驻地关押。
      1967年新年伊始，《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姚文元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月3日《人民日报》从第一版到第五版转载。姚文元不厌其烦地历数1951年到1965年间一次又一次所谓思想斗争中周扬的表现，诬蔑“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姚文元在文中称，周扬把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曹禹这五位作家奉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我看这些人是“资产阶级权威”。文中点了不少人的名，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磷等等，都被说成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于是，重病未愈的周扬被连续揪斗。黑线之内的人物也无一幸免。1967年5月，周扬被关进秦城监狱。此后，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团体，许多人都被牵连进去，成为面广量大的"周扬一案"中人，其中的七八十人，或被关押，或被监护，或被立案审查。他们基本上都是3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艺骨干。
      1975年3月，毛泽东在批示林默涵的信之前，已经批准了一个《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或在原单位立案审查的人予以释放，未作结论的先释放再作结论。其中属于周扬一案和文艺界受审查的大多数人在5月份分别获得释放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据访问查询，有萧望东、徐平羽、林默涵、陈荒煤、石西民、钱俊瑞、张致祥、于伶、金山、郁风、穆欣、黄稻、谢和赓、沙汀、张庚、吕骥、赵寻、华君武、张光年、周巍峙、马彦祥、任桂林、石羽、唐瑜、吴祖光、新凤霞、凤子、苏灵扬、戴爱莲、丁玲、艾青、金紫光、司徒慧敏、周而复、叶浅予、程季华、周立波、阿英、陈白尘、孟超、黄苗子、袁文殊、舒强、阿甲、陈企霞、徐懋庸、葛琴等人。但周扬、夏衍、阳翰璧三人仍继续关押审查。
      毛泽东1975年7月2日对林默涵来信写的批语，进一步指示对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并重申三种办法。一是释放周扬，"久关不是办法"，显然是针对继续关押的“四条汉子”中周扬、夏衍、阳翰笙说的。而田汉已于1968年去世。二是分配工作。这是对林默涵来信提出的要求的答复，适用于大部分人。三是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这件批语，在实际上指明了对整个文艺队伍和干部队伍都要放宽政策。
      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后，周扬等三人很快就被释放了出来。7月中旬，专案办公室给毛泽东和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周扬一案的处理情况的报告，说除12人已故外，周扬一案的人都释放或解除了监护，有的已经分配或正在分配工作，有的因有病而养了起来。但在解放周扬等人的问题上，政治局内仍有不同的意见，因而这个报告仍说他“问题性质严重”，只是“拟分配适当工作”，生活待遇也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
      7月27日，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了这份报告以后，对周扬的定性作了重要修改。他命秘书把"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7月28日，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对周扬定性作了重要修改的这一文件，立即要办公厅主任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周扬一案的解决，拉开了文艺整顿的序幕。
      紧接着，邓小平指示文化部办一个学习班，为了给文艺界解放出来的干部分配工作做准备。8月14日起，这个学习班在原文化部留守处开办。参加的人员有吕骥、周巍峙、徐平羽、黄稻、赵寻、张光年、张庚、吴祖光、马彦祥、凤子、郁风、华君武，还有不属"周扬一案"中的司徒慧敏、袁文殊、马少波、丁聪。大家主要学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每周4个半天。这个学习班是"文革"九年以来文艺界各协会、各方面人士的第一次聚会。
      9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名单，这个名单相当广泛，其中就有周扬。但"四人帮"仍然把周扬拽住不放，不让周扬公开露面。由于他们的阻挠，毛泽东亲自解放出来的周扬未能在国庆招待会上露面。
      国庆招待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把学部出席招待会的吕叔湘、任继愈、俞平伯、顾颉刚、冯至、何其芳、丁声树、吴世昌、贺麟、韩幽桐、严中平等人的反映整理成材料编印在《政工简报》第31期上。材料说，学部有21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庆祝国庆26周年。他们在招待会上听了邓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外国文学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大家谈到，宴会充分体现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文学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有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大家听邓副总理讲要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极为振奋，都表示要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的同志还认为，一些与国民党上层有过联系的人物出席这次招待会，对于党的统战工作有积极的影响。
      胡乔木看到这份《政工简报》后，立即呈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于10月15日报送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第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是毛泽东在一年之内第四次谈到周扬。显然是针对"四人帮"阻挠周扬出席招待会的错误行为的批评，而且把问题提到了是坚持唯物辩证法还是搞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
   
      2、揭露“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转呈电影《创业》作者的信，邓小平领导文艺调整最初的两声号炮。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把文艺调整推向第一个高潮
      周扬被“解放”以后，邓小平便召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要求政研室作些调查研究，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方面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胡乔木接受了邓小平交给的任务后，在7月10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讨论了调查研究、收集材料的题目、分工和工作方式，立即分头开展。会议上商定，调查文艺状况的工作主要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
      7月11日，于、邓就召集理论组组长王子野，成员郑惠、苏沛、滕文生等传达并布置调研任务。邓力群提出了关于"三突出"这个题目。他说，现在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不利于百花齐放。他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成一个材料。
      王子野带领理论组几个人集中查阅了从1969年9月到1975年6月间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他们在整理关于鼓吹"三突出"的材料的同时，发现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文汇报》这三种"四人帮"直接控制的报刊上，有18篇文章，对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有意不引"百花齐放"这一句。而这些文章都是由“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和样板戏剧组撰写，砍掉"百花齐放"的有19处之多。王子野从中选出12处，整理成一份材料送给胡乔木、邓力群。
      胡乔木、邓力群看后，感到材料很重要。"四人帮"在文章中公然砍掉"百花齐放"，不仅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本质，而且表现了他们从理论到实践抗拒毛泽东的文艺方针、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四人帮"把"三突出"原则拔高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普遍规律"，把肯定还是否定"三突出"创作原则，说成是政治路线上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直接反映，是用他们的片面性、绝对化来扼杀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
      王子野整理的这份材料抓住了"四人帮"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提出了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说明正是自称"旗手"的江青及其同伙，公然反对毛泽东文艺方针，阉割毛泽东思想，持续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胡乔木高兴地对王子野说：你们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取得一项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邓小平看了政研室报送的调查材料，对胡乔木说，这个材料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就运用政研室上报的这个材料，对"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评。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本来毛泽东就对"四人帮"提出了"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批评意见，现在，邓小平的话又一针见血地戳到了他们的痛处，这就迫使他们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于是，1975年12月12日，文化部创作办公室在张春桥授意下，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的修改方案》，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1969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未提'百花齐放"。根据目前情况，应加上"百花齐放"，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
      可以这么讲，国务院政研室整理出的这份"四人帮"在报刊宣传中砍掉"百花齐放"的材料，是邓小平组织、领导文艺调整最初的第一声号炮。
      解放周扬一案的人，主要是从政治上放宽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一时还不可能在创作上对改变文艺界的现状发生影响，同时，毛泽东也多少注意到，要打破“万马齐喑”，求得“百花齐放”，不做通江青的工作是不行的。
      于是，在7月14日傍晚，毛泽东又找江青当面谈了调整文艺政策的事情。谈话内容由江青作了记录。到11月15日，毛泽东又对记录作了几处修改。
      这篇谈话全文如下：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 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从上述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步骤，是表示“不能急”，近期目标为  “一年、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大概他深知文艺界的问题是积重难返，从调整、恢复到活跃，需要一个并不轻快的过程。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毛泽东着重强调了三点：一、扩大文艺节目。二、对作家要帮助，“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这就分清了敌我，指明绝大多数作家都是我们的同志，是人民内部问题。三、重申"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文艺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把文艺问题看作政治问题，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大部分作家受到打击、迫害。就文艺界而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建立在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重新指明的"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这个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由于毛泽东下决心要使文艺界恢复到过去“百花齐放”的局面，邓小平随即打响了组织、领导文艺调整最初的第二声号炮。这就是转呈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的信，让毛泽东作了一项当时轰动全国的重要批示。
      7月中旬，胡乔木收到一份揭露江青一伙扼杀电影《创业》的材料。送材料的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贺捷生，是胡乔木家中的常客，她的独生女有时还寄居胡家。此前，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管辖的文艺界连“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又得知邓小平正要了解情况，就主动表示愿意为此出力。胡乔木即委托她收集材料。没想到很快就有了材料，胡乔木很感谢贺捷生。
      揭发材料是贺捷生约文艺界的几位朋友写的。他们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画家范曾、在八一电影制片帮修改剧本的部队作家白烨、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的安徽省蚌埠市文化局的作家张锲和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的记者、诗人韩瀚等。大家对“四人帮”一伙把持文艺早就不满，经贺捷生一点拨，都表示要向上级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很快，他们写好了这篇近3万字的全面揭发江青等人的材料。
      胡乔木看后，觉得材料内容不错，但也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应集中抓住《创业》和《海霞》两个问题来写，突出主要矛盾；二是应注意策略，材料通篇直呼江青其名，尖锐、辛辣地揭批了江青，这样容易把问题搞砸，毕竟江青的位罢在那里摆着。同时，胡乔木向贺捷生转告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要站在全党的角度，检查一下我们的文艺工作，文艺要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材料要注意写事实，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不要急着点那个人的名。那个人的情况，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
      经过胡乔木这一点拨，贺捷生等商量后决定以《创业》为突破口，并由张锲执笔写了《（创业）问题的前前后后》的材料。 
      《创业》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一部以60年代初创建大庆油田为背景，展现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精神为主题的故事影片。影片摄制完成后，即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而这个所谓的“文化组”，实际上是直接受控于江青、张春桥的，为“样板戏”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都是文化组的领导成员，于会泳还担任了副组长。
      审查的结果是，《创业》获得了文化组一致的好评，就连于会泳也说：《创业》是部好影片，我在看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掉泪了。他还说：这是文化革命又一个巨大的成果。我初步地归纳了一下，《创业》有十个好：剧本好，故事好，人物好，对话好，画面好，音乐好……思想也好。尽管还有些小缺点，但总的来说，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好影片。随后，文化组正式呈文上报中央，请示将这部影片于1975年春节在全国上映。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张春桥、姚文元，虽然还没来得及审看这部影片，却都批示了同意，江青也在报告上画了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文痞姚文元竟从《创业》中嗅出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他看见电影中有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却这样来推理，当年这“两论”是谁叫送的？是刘少奇！把这个情节搬上银幕，是美化刘少奇！还有，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于是，他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了江青，江青一琢磨，觉得有道理。就在大年初二，一个紧急电话把于会泳等人召集到钓鱼台17号楼。
      江青见到他们劈头就问：《创业》这片子这么糟，你为什么批准发行？
      于会泳一下子摸不着头脑，只好回答说：我们向中央打了请示报告的。您也画了圈的。
      江青的火气更大了：画圈又怎么啦？画圈不等于同意！她接着就对《创业》一通数落，在场的于会泳等人这才明白其中的“奥秘”。接着，江青又对姚文元大加赞赏：“还是文元同志的眼光敏锐，一下子看出了《创业》的要害！”
      最后，江青命令道：回去你们先讨论一下，这片子还有什么问题，然后叫长影修改，你们对此要作出检查！. 
      于会泳等人挨了江青的批评之后，立即召开文化部核心小组的紧急会议，并以文化部的名义，当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对《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的通知。同时，于会泳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授意，三易其稿，形成了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指责《创业》是给刘少奇“涂脂抹粉”；写了“真人真事”就是为某领导同志“树碑立传”（指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打石油翻身仗的老干部）就将“后患无穷”；主人公周挺杉“不典型”，表现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象；主要人物的语言概念化等等。江青还要于会泳召集文化部系统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并由他当众宣读检查，以吸取教训。关于《创业》的风波，由此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张锲写的这份《〈创业〉问题的前前后后》的材料，将《创业》在1975年春节公映后如何备受群众欢迎，江青一伙又怎样竭力压制，下令禁演，横加指责等情况，详尽写出。
      胡乔木读后，认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很充分，很有代表性，能够成为揭露“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但从效果出发，不适于拿它送毛泽东。
      胡乔木希望贺捷生同剧本执笔者张天民联系，由张向中央上书。贺捷生很快就通过白桦与张天民取得了联系。张天民很快就把信写好了，又由贺捷生送请胡乔木过目。严谨的胡乔木还是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信的笔调不要太冷，一点就透的地方不宜说得过满；要冷静，客观，字字有据，不让人感到偏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建议让影片重新公演。
      7月18日，张天民对信稿又作了一番修改。第三天，按照预先的约定，将写好的两封内容相同的信，由他的妻子赵亮送给贺捷生，再由贺捷生分别送给毛泽东和邓小平。
      张天民的信一开头就把故事影片《创业》的问题尖锐地摆了出来：这部影片上映后，广大石油工作者和其他战线的工农兵观众，反映强烈，感到受到鼓舞，但在同时，也受到了领导上的严肃批评，指出影片存在着严重问题。直至今日，问题没有解决，认识没有统一。在叙述《创业》的创作过程时说：影片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物，由有大庆工人参加的三结合创作组创作的。作者深入到石油工人中间去，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走访了4个油田和铁人王进喜的家乡，阅读了几百万字的材料，先后与100多位石油工人和干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了解了石油工人成长的历史和他们的英雄事迹，所以创作起来充满着激情。同时，摄制组以石油工人为榜样，顶严寒、抗酷暑，用比较快的速度拍成了影片。这样的好影片，送审时也获得一致通过。
      关于放映，张天民接着写道：1975年春节，《创业》正式在全国上映。可是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即江青等人）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4月8日，文化部核心组提出了十条批评意见。
      针对江青等人强加的十条罪名，张天民在信中阐述了五条意见，说明无论从实践还是从效果来看，《创业》都是部好影片，而不是毒草：一、这部影片受到工农兵的欢迎，文化部、报社、制片厂都接到许多观众来信，在许多工矿企业中出现了学习剧中英雄人物的动人事例，这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对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是有好处的。二、影片多次写到毛主席、党中央对石油会战和石油工人的关怀，其中有的地方写到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主席著作，中央给工人调来帐篷，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等等。目的是想体现党在政治上、生活上、生产上都关心着石油工人，这个党中央指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指无产阶级司令部。三、根据大量的生活素材，经过艺术概括塑造了党的干部华程这个形象。其主要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这个形象的塑造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是真人的传记，不是要为某领导同志树碑立传。剧中有的情节可以看出生活原型，就是十条意见本身也承认那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也承认这些情节与生活中的真事只是“类似”或“相似”。四、周挺杉形象塑造得还不够高大完美，但认为他对苏修卡我们脖子表示愤怒的动作是莽汉子似乎不妥。五、不能因为使用了主席语录、国际歌歌词而说影片语言概念化。
      最后，张天民要求：如果这部影片的错误还没有到十条意见指出的那样严重程度，我建议应该重新上演。
      7月22日，贺捷生把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交给胡乔木，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在这之前就听胡乔木谈过有关《创业》被扼杀的情况，所以读了张天民的来信以后，就及时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
      7月23日晚，毛泽东做眼睛手术。25日，在听了身边工作人员读了张天民的信和所附江青等人的十条批评意见后，凭手的感觉写了下面这个著名的批示及其附注：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毛泽东在批语后面写的附注，其寓意深刻，也就是要把此事公开，防止江青等人封锁他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张天民的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1975年第181号文件印发。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支持了《创业》的作者，批评了江青及其控制的文化部，实际上对近半年来围绕《创业》展开的争论作了结论，为受指责的《创业》翻了案。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得知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立即召集了于会泳等人，在钓鱼台17号楼的会议室商量对策。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由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张天民告我的刁状，说我不让《创业》发行。不让发行是文化部的事，怎么弄到我身上？对这个片子我是有点意见，但那“十条”可不是我的。要说有，也只是一条里有我的一点内容。 
      张春桥说，主席的这个批示很重要。不过你们要注意，主席用词向来很严格。你们要去仔细理解。主席说此片无大错，那还是有中错和小错误嘛！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主席讲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并没有说别的。
      姚文元说：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
      在谈到如何落实毛泽东这一批示时，张春桥说：电影自然要重新发行。还有，你们得给主席写个书面检讨，这份呈交主席的检查，依我看有两点很重要。首先是文化部对《创业》提出意见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使它成为一部优秀影片，现在看来是要求过高了。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们在检查中不要涉及面太广，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该负的责任就应主动承担起来。找其他原因为自己搪塞，既不符合党性原则，主席也不喜欢。
      于是，于会泳不得不以文化部的名义写了份检查交给了毛泽东。这样，以《创业》的批示为突破口，毛泽东从7月上旬开始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意见，便在文艺界公开和实施了。
      毛泽东的《创业》批示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形成一个又一个冲击波。自"文革"以来一直专横跋扈的江青一伙，第一次处在被文艺工作者和公众批评、揭露的地位。在《创业》批示的鼓舞下，7月下旬至8月，在文艺界形成了一种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的态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斗争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也继续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3、邓小平再转《海霞》作者的信，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邓小平三转群众大字报，毛泽东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再掀文艺调整高潮
      在胡乔木与贺捷生把江青一伙扼杀《创业》的事向毛泽东反映的时候， 邓力群与王好为等也在为《海霞》的被扼杀而酝酿向毛泽东上书。
      《海霞》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映海防前线女民兵与美蒋敌特斗争的一部彩色故事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摄影李晨声、副导演陈怀皑、王好为等都是比较有名的电影工作者。
      拍《海霞》，缘于周恩来的一次讲话，也就是1973年元旦那次周恩来接见部分文艺工作者时，向文艺界暗示毛泽东对文艺现状不满的讲话。周恩来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大缺陷。他还对谢铁骊和钱江说：群众不只是看“样板戏”，也需要看故事片。受此鼓舞，谢铁骊、钱江等决定将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拍摄成电影《海霞》。
      1975年初，《海霞》几经周折，终于制作完成。周恩来在春节期间调看了片子，给予了肯定，建议放映招待国际友人。但文化部的于会泳等人只听“四人帮”的，对周总理的指示竟设法违抗，他们在审查时提了大大小小几十条意见，却不予通过。创作人员不得不修改了一百多个镜头，完成了影片第二版。
      6月15日，《海霞》再报文化部，仍然没能通过，理由是有几处没有按文化部的意见修改。这样，编导只好向江青写信反映，希望她能出来主持公道，结果无异于自投罗网。在江青、张春桥的授意下，文化部决定封存第二版，把原来的第一版拿出来放映。表面上看这是个好事，但是，“四人帮”却把《海霞》作为“黑线回潮的典型作品”供批判用。这等于是雪上加霜，让谢铁骊和钱江等人感到有“罪加一等”的味道。不得已，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冤屈而多方抗争。
      这时，王好为的母亲张丹，也就是著名演员张瑞芳的大姐，为自己的女儿王好为和女婿李晨声打抱不平。她向邓力群反映了《海霞》挨整、谢铁骊写信给周总理等情况。邓力群听后表示关切，约李晨声、王好为夫妇到他家去谈《海霞》问题。邓力群向他们建议:"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给毛主席写封信，给你们送上去。只要主席批下来，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你们敢不敢啊？"
      王好为夫妇得到邓力群的支持，觉得遇到了一个能够伸冤的好领导，当即痛快地回答：“我们怎能么不敢？”
      双方谈话以后，邓力群把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表示支持；王好为夫妇则回厂与军代表惠宏安商议，决定上书毛主席。不过，考虑再三，认为还是由谢铁骊、钱江出面，效果比较好。这与《创业》的情况有点类似。因为事情总是找主要的、直接的当事人更有说服力。于是，王好为夫妇找到谢铁骊，讲述了详情，谢慨然允诺。决定由李晨声执笔写信，第二天交邓力群审阅。
      邓力群看了信稿以后，建议将信中大好形势之类的虚文全部删去，又指出:"要讲策略，先不要点江青、张春桥的名。要强调主席的'六条标准'和'双百方针'，主席的话更有说服力。"
      7月25日，谢铁骊、钱江把修改好的信交邓力群。这天正好是毛泽东为《创业》问题作重要批示的日子。
      谢铁骊、钱江在信的开头，就直接向毛泽东申诉了写信的由衷：最近我们被文化部于会泳、刘庆棠等同志整得实在没有办法，才向您写这封信。接着，他们在信中指名道姓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刘庆棠等对《海霞》及其创作人员的批判、打击、围攻，尖锐泼辣，为上书中所少见，信中写道：
      《海霞》确实存在不少缺点，但用六条标准衡量，它不是毒草。
      文化部领导口头上也说它不是毒草。可是于会泳等同志的审查意见和 多次批评都是无限上纲，把艺术处理问题夸大到政治问题，给《海霞》
      扣上了“贬低英雄人物”、“丑化人民解放军”、“拿穷人开心”、“文艺 黑线回潮的典型”等大帽子。
      《海霞》修改后，全厂普遍认为比原来有改进。谁知就因为我们保留两点意见，文化部便决定：“完全按原来（即第一次审查之前）的上演，新改的镜头一概不用。”理由是修改了就不好批判了。我们不能理解这是什么用意，这是与人为善吗？这是对广大工农兵观众负责吗？   这明显是与我们怄气，是因为我们提出了保留意见而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6月26日夜突然查封了《海霞》的底片、正片，并宣布不经文化部领导亲自批准，不得启封。这种粗暴的做法是罕见的。他们组织了一个班子，不让《海霞》摄制组主要创作人员参加，不管底片缺损，不顾影片质量，强行恢复第一次审查之前的样子。这样做势必影响影片的质量，责任还要让我们来负，这不是有意在我们鼻子上抹黑，拿出去让观众笑话吗？在发行上，文化部规定不得用好胶片印，不在节日上演，不发行国外，不印十六毫米和八点七五毫米拷贝，不印发宣传品，拷贝数以能收回成本为限。这实质上是把《海霞》当作毒草对待。
      我们的保留意见和越级申诉触怒了部领导。刘庆棠等同志亲自出马，组织和指挥对我们的围攻，说：“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我们对艺术处理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不要党的领导”，说我们是“行帮性的导演中心，专家治厂，艺术私有和技术私有。”
      刘庆棠同志还说：“北影十年不出故事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文艺革命的形势照样是大好的。”“我们要赶快培养自己的人”。刘把我们硬划到资产阶级的一边。他们召开数十次大小会议，反复动员群众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把《海霞》摄制组说成是“土围子”，作为“主攻方向”，并选了“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他们对在工作中跟我们联系较多的同志，进行层层围攻，施加种种压力，逼着他们一定要揭出“干货”来。刘庆棠同志多次召开所谓座谈会，迫使每人表态，谁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就指责、申斥，或从中打断不让说下去了。……
      有些同志气愤地说：“在首都北京，在党中央身边，竟然发生这样践踏党章的事情，使人不能容忍。”
      目前北影厂气氛很紧张，在高压手段下，很多同志不敢说话，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他们组织各单位写揭发我们的大字报，不写就是立场问题，就是划不清界限。一些同志来看望我们，也要受到监视和查问，简直是把我们当成敌人对待。
      在信的最后，谢铁骊、钱江严正地指出：我们认为于会泳、刘庆棠等同志的做法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违背百花齐放方针的。他们这样搞的结果，冲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扩大了矛盾，影响安定团结，同时也束缚了创作人员的手脚，使之无所适从，谨小慎微，对党的电影事业有害无益。想到这些，我们心情十分沉重。我们急切盼望您老人家在百忙中过问这件事，给予我们指示。
      第二天，邓力群通过胡乔木把信转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即送到毛泽东那里。
      7月29日，毛泽东对谢、钱的信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7月30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李先念等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审看了《海霞》最初送文化部审查的片子和修改后的片子这两个版本。谢铁骊、钱江参加。江青称病没有去看影片。当晚，政治局讨论作出决定，《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公映。这是对"四人帮"一伙在文艺领域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又一次打击。
      《创业》的解禁，《海霞》的上映，使“四人帮”及其控制的文化部在文艺调整的势头面前两番折戟沉沙。封冻多年的思想开始融化，压抑多年的心灵开始显露，沉默多年的激情开始迸发。     
      从8月份起，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始学习讨论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8月2日和4日，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的学习讨论会上，作曲理论系青年教师李春光先后三次发言，并得到好评。会后，他将发言整理成文，于8月8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大胆泼辣地揭发批判"文化部头头"们的种种悖理行为，实质上矛头直指江青。大字报被争相传抄，“四人帮”及其党羽则竭力封锁。
      李春光在这张大字报中，尖锐批判了“四人帮”一伙对毛泽东7月25日批示的消极抵制和炮制“十条”、扼杀《创业》的罪行。大字报写道：主席的《七二五批示》惊天动地。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心里很激动。《批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主席批示是一把火。伟大马克思主义真理之火。谁想扑灭是办不到的。文化部对待《批示》的态度如何？从今天的传达会来看，我很不满意。部核心组最后有个表态。我对这个表态的评论是四个字：言之无物。你们犯那样的错误，为什么连发动文化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学生给你们提意见，帮助你们认错、改错这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为什么不发动群众帮助你们分析、批判《十条》？《十条》说，对于《创业》“不可等闲对待”，这句话很好，完全适用于《十条》本身。《十条》是个带原则性、带政策性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对待”。应当让群众研究、分析、批判。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正如《创业》是一部政治上、艺术上都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一样，《十条》也是一篇内容上，乃至语言上都不可多得的奇文。应该发动群众严肃批判。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如果贯彻《十条》，还有什么安定团结？《十条》的产生非常奇怪。工农兵表示热烈欢迎的作品，中央批准了的事情，文化部竟然可以推翻。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文化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可是你们却不爱工农兵所爱，你们的心不是贴着工农兵的心。你们这个《十条》给工农兵头上一棒，打得他们不知所向，你们这个《十条》向中央示威，表示中央决定了的，你们也敢于推翻。这岂非咄咄怪事？
      在大字报中，李春光还对《十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写道：主席接着就指出“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这个话是很愤慨的。十条大罪，哪一条站得住脚？哪一条有根据？无非是鸡蛋里挑骨头，不是骨头，也硬要说成骨头。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这是为什么啊！不知道哪里出来这么大的仇恨，什么提到党中央就是美化刘少奇，哪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会发生这样怪诞的联想，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意见是怎么想出来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
      所谓“树碑立传”。请问，给谁树了碑？给谁立了传？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去过大港油田，有的去过大庆，到那里的人谁能不受感动？千千万万石油工人，连同他们的领导，例如当年大庆工委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他们的巨大功绩永世不可磨灭。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代表。要说“树碑立传”，这部影片是给中国无产阶级树了碑，立了传。不应当吗？不允许吗？做了这样一件完全正义的事情就有罪？就该死？就叫什么“后患无穷”？真是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未免太过分了吧？
      大字报还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忠实执行江青旨意的“文化部的几个头头”。大字报指出：对有的文艺干部及作品，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多次过问，可是文化部的几个头头就是不听。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总理指示，对你们不过是耳边风，耳边风也不顶。对于全国人民、世界人民深深敬爱的总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对人民一片忠心赤胆，不避艰危，不辞辛劳， 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好干部，你们采取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对于这件事，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沉痛检讨，低头认罪！
      李春光指出“文化部头头”就有“行帮”。他直截了当地质问：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他还举例说明，在“四人帮”批“行帮”中受打击的同志，都在某些革命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尽过心力，至少是一个愿意进步、愿意革命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无阴谋诡计、并无暗算之心的磊落正派之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干什么。
      大字报还相当深刻地谈到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例如干部政策。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说要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说共产党只能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文化部执行了多少？文化部的老干部解放了几个？使用了几个。难道真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都该打翻在地，永世不许翻身？别人不了解，我讲一个马可，审查了六、七、八、九年，没有发现敌、特、叛之类问题，大体上是犯了路线错误。我和马可不熟，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据我看，马可这样一个同志，当年满怀激情，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号召，参加过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还有另外一些好歌。这些作品鼓舞过千百万革命战士冲锋陷阵，杀敌立功，总算是做过一点小小的好事吧？功劳不敢和你们比，比你们小一万倍，总还是有一点吧。我听说他向群众做检讨，末尾一句话是：如果允许的话，愿以有限之余生，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小的工作。这句话你们听见没有？犯了点错，认了，下决心改，请求给一点小小的工作，以期将功补过。这个要求你们不能给予一点点小小的考虑吗？九年时间不算短，一个干部一生能有几个九年？这类事情群众早有意见，不能讲，讲了就犯罪。
      除此之外，大字报还尖锐地批评文化部头头在理论研究上“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现”；在办刊物、抓创作上“事情没有办好”，责怪别人，以及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等问题。
      邓力群得知这张大字报后，认为这是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传达后第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响，应该向上面反映。他设法要来了一份抄件，看后即写了一个二三百字的简报，连同大字报抄件一起交胡乔木转邓小平。邓小平看后很重视，很快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4、群众给毛泽东写信、送材料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作出批示，成为解决具体问题的主要方式。邓小平立即抓落实，促使文艺调整高潮迭起
      随着毛泽东对《创业》、《海霞》和李春光大字报的批示，为"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树立了典型，打开了闸门，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也渐入高潮。此后，给毛泽东写信、送材料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对来信或材料作出批示，成为解决具体问题，推动文艺调整的主要方式。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和对《海霞》的批示，此后，为使文艺活跃起来，又采取了若干重要的举措。
      一批电影、戏剧重上银幕、舞台。
      毛泽东对《创业》《海霞》作了批示之后，邓小平立即抓住机遇，开禁了一批电影，第一批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历史歌舞片《洪湖赤卫队》，故事片《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以后陆续、分批开禁了一些故事片。与此同时，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也在1975年10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的日子里，重新登上了舞台。
      举办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
      在江青一伙的控制下，"文化大革命"中，以前的歌曲都不准唱，连聂耳、冼星海的歌曲，都基本上不能唱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只能奏曲，不能唱词。冼星海的歌只有《救国军歌》和《到敌人后方去》允许唱，但也都被改了歌词。毛泽东作出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后，音乐界就想改变这种极不正常的局面。正好，9月中旬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因公自杭州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陈莲
      受《创业》批示启发，建议钱韵玲给毛主席写信，钱韵玲同意。李焕之、李德伦也十分赞成。他们议论到，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国内没有表示，日本却开了纪念会；10月30日，星海逝世30周年，如国内再无表示，苏联借此做文章，对我不利。议论中认为，从这点着笔，上书毛泽东，提出希望在10月30日星海逝世30周年开展纪念活动，最为有力。他们又同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商量，得到于光远的支持。于是，由陈莲代为拟稿，给毛泽东写信。
      9月27日，钱韵玲致毛主席的信写成了。这封信很快由胡乔木、于光远转邓小平送毛泽东。毛赞成演出，10月3日批示将钱韵玲的信"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让中央委员们都知道这件事。毛泽东批示下达后，李德伦等积极组织纪念音乐会的排练。首都音乐界人士兴高采烈，中央各音乐团体争相参加，北京市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民族乐队的人数达到100多人。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邓力群参与了整个音乐会和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
      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确定在10月25日举行，李德伦事先写信邀请邓颖超出席。邓颖超回电话，说因总理身体不好，音乐会不能到场，但她同总理要一起通过电视看演出实况。
      与周总理、邓大姐的态度完全相反，江青、张春桥等竭力刁难纪念音乐会，作出所谓"不提纪念"、"不要请人"的指示，文化部头头于会泳、刘庆棠等执行他们的意旨，给纪念音乐会设置重重障碍。已经印好的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面印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文化部头头竟下令全部废弃，另换一张没有题词的节目单。
      10月25日晚上，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如期举行。在当时举行这个音乐会本身就是斗争的胜利。民族文化宫一派节日景象，大家喜气洋洋，气氛特别热烈。宋任穷、王震、陈丕显、周建人等出席，政研室胡乔木等七位负责人也都出席。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音乐界人士几乎都来了。真是"文革"九年多来第一次盛大的聚会!演出大受欢迎。民族文化宫剧场实在容纳不下要共享战斗胜利欢乐的各界观众。所以，演出两天后，又移到首都体育馆演了三天。到这时，张春桥、王洪文等也不能不把"纪念"接过去装演门面，从10月30日起上海照北京的样子开音乐会，在人民广场演出了六七场，广州、沈阳、大连也都开了音乐会。
      "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是1975年文艺调整中形成的又一个高潮。
      支持历史小说李自成一书的写作和出版。
      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问题刚解决，小说《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就随即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一向重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这段历史，因此，对于《李自成》他并不陌生。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作者姚雪垠即给毛泽东寄赠一部。但是，毛泽东看到这部书时，已是“文革”初期，他阅读后，对这部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完，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第二天一早，王任重就给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不批斗，不游街，不抄家等"予以保护"的规定。这样，姚雪垠得以在动乱中继续写作，于1973年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的书稿。并于1974年抄出一份清稿征求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姚雪垠的写作条件很差，书写成后又无处出版，万般无奈下，他接受了《李自成》一书责任编辑江晓天的建议：上书毛泽东。
      1975年10月8日，姚雪垠给曾长期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当时调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的宋一平写去一封长信，"汇报稿子的进行情况以及出版问题。”说明"我想给主席写一封简短而诚恳的信。”并详细叙述了内容要点，希望宋设法"通过什么渠道，将我的信转到主席手中。"宋一平接读姚雪垠信后，即向胡乔木作了汇报，很快复信表示支持，并嘱咐给毛主席的信要用毛笔书写，并且字要写大些。这时，毛泽东左眼已动过手术，能够看大字本的文件了。
      10月19日，姚雪垠将给毛泽东的信寄给了宋一平，请他设法转呈。在信中，姚雪垠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写作的计划、进度和存在的困难，恳切地提出希望得到支持、帮助的请求。如能否"将《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
      10月23日，宋一平收到姚雪垠给毛泽东的信后，即转交给了胡乔木。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的信已有批评，整顿形势已露不利的端倪。胡乔木与吴冷西等商量之后，就没有把姚雪垠的信通过邓小平转送，而由胡乔木直接转呈毛泽东。为此，胡乔木还于23日当天写了一封短简给毛泽东，扼要地说明此事原委，并将姚雪垠10月8日、10月19日致宋一平的两封信一并附奉。
      这个报告是这样写的：
      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 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写五卷约三百万字，第一卷已改写，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能给予帮助。姚的信是宋一平同志托我转送的。宋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以前长期在武汉，所以姚把信寄给他。宋还把姚给他的两封信也给我看了。因为这两信可以帮助了解姚目前的具体困难，所以现在也一起附上，供您在需要时参阅。
      11月2日，毛泽东看到姚雪垠的来信，并在胡乔木的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使姚雪垠的处境得到了改善。1975年冬，姚雪垠调进北京，《李自成》第二卷也得以发排。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12月，《李自成》第二卷终于付型。第一卷修订本也于l977年二三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由此复业，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的富有特殊光彩的一页。
      排除障碍，支持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 
      就在毛泽东对姚雪垠来信作出批示的前一天，毛泽东又收到了鲁迅之子周海婴给他的信，请求他支持和帮助解决鲁迅著作和书信的出版问题。
      毛泽东非常尊崇鲁迅，赞扬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还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并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围绕鲁迅书信手稿的保管等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鲁迅夫人许广平因担心手稿遗失而猝发心脏病逝世。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追查手稿下落被江青诬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遭陷害蒙冤七年。多年来江青集团制造种种借口，不让出版书信集，不让出版选本，反对进行注释，使得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迟迟不能落实，鲁迅研究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1971年夏，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会上提出了全国出版工作的全面规划。这个规划把重新整理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鲁迅日记、鲁迅译文集、鲁迅整理的古籍作品等，作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之一，并要求集中力量，争取两三年内完成。这个规划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但在这个规划的实施过程中，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他们制造种种借口，阻挠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不让出版书信集，不让出版选本，反对进行注释，使得鲁迅书信和著作的出版迟迟不能落实。
      1975年7月以来，文艺界出现了"文革"以来未曾有过的有利形势，周海婴和叔父周建人等商量，感到应该乘这个时机，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请求他的支持和帮助。
      10月下旬，周海婴到胡乔木家里，把有关情况和向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对胡乔木讲了一遍，请胡乔木予以指点。胡乔木支持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信，并对信的写法，详细地谈了意见。10月28日，周海婴给毛主席的信写成后，又交给胡乔木转呈毛泽东。
      在信中，周海婴请求毛泽东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由于出版一部收入现存鲁迅全部书信的集子，是斗争的焦点，多年来，姚文元等以所谓有的收信人后来成了坏人等为借口，百般阻挠，不让出版，所以，周海婴的信把出版新的鲁迅书信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有理有据地对他们设置的障碍予以批驳，还特意点出毛泽东引用过的"鲁迅痛斥变质者的一封信"，亦即1934年11月17日鲁迅致萧军、萧红斥责姚蓬子(姚文元之父)的信，给姚文元以有力的反击。周海婴还对开展鲁迅研究方面也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11月1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毛泽东的批示，使"四人帮"百般阻挠鲁迅书信集出版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也一变过去"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不久，国家出版局即作出规划：立即着手出版包括现存全部鲁迅书信的《鲁迅书信集》；新注鲁迅著作单行本26种，1977年底前出齐；新注《鲁迅全集》15卷（正式出版时为16卷）1980年底前出齐。12月15日，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关于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报告。1976年鲁迅诞辰95周年之际，一部包括1381封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在1981年纪念鲁迅100周年诞辰时，一部由胡乔木主持、林默涵具体负责、全国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参加编注的新的16卷本的《鲁迅全集》也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1975年的文艺调整，从7月初开始启动，进展迅速。到国庆节前后，无论在批判"四人帮"的文艺专制主义方面，还是在开放文艺节目、解放文艺干部方面，都取得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成绩。广大文艺工作者正抖擞精神，要使沉寂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逐步活跃起来，广大人民群众也重新抱有希望，荒芜多年的文艺园地将重新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但是，从1975年11月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突然发动起来，形势陡转，文艺调整也就此中断。人们仍然渴望着百花齐放的春天尽快到来。   
       第九篇 毛泽东评《水浒》的政治含义
      《水浒》传本来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百读不厌的一部好书，是一部融文学性、史料性和传奇性于一炉的优良的精神文化产品。然而，在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1975年间，“四人帮”竟硬是把对《水浒》的评论变成了一种卑鄙的政治投机，把原本或高雅或休闲的阅读，变成了一种险恶的政治诬陷和影射。“四人帮”要攻击的对象，就是锐意进取、坚持整顿、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邓小平。之所以攻击邓小平，是因为“四人帮”把邓小平当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      1、评《水浒》的缘起，始于毛泽东。患眼疾的毛泽东与侍讲的北大中文系教师对话后，形成了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 ,      一生酷爱读书、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熟悉和喜欢，对四大古典名著更是耳熟能详。由于进入耄耋之年的原因，1974年春以后，毛泽东双目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明显减弱，看东西模糊不清，到1975年，已经连大字本都不能再看了。向来自己看文件、批文件的毛泽东，不得不叫机要秘书张玉凤代读，照他的意见代签文件。毛泽东素来手不释卷，尤爱古代诗、文、史。机要秘书可以为他读文件，念报纸，可是要侍讲古文，就勉为其难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学识水平难以胜任这项任务的张玉凤，就向毛泽东建议找一个懂得文学和历史的人来给他念古典文学。经毛泽东同意后，张玉凤将这一提议报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就委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物色人选。没几天，谢静宜就送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张玉凤就把这些档案一一念给毛泽东听。听罢，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为什么选中芦荻这位44岁的普通中年教师？毛泽东选中她，原因既巧合又简单：毛泽东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历代文逊》一书。这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语言系文学史教研室冯其庸、刘乙萱、芦荻等人选注。毛泽东很喜欢其中的《触龙说赵太后》、《别赋》、《滕王阁序》，很巧，这几篇文章的选注者正是芦荻。后来，因工作需要芦荻调入北大中文系任教。记忆力甚强的毛泽东，当时便记住了芦荻这名字。现在，芦荻这个熟悉的名字出现了，毛泽东很自然地就选中了她。
      1975年5月29日，芦荻在谢静宜的带领下，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到自己喜爱的文章的作者，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他握着芦荻的手，慢慢地吟诵起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吟罢，又笑问芦荻：“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芦荻笑了，敬佩毛泽东的渊博学识和超常记忆力，紧张的神经也松弛了下来。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双眼，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芦荻这才明白了自己的任务，连忙说：“我是毛主席的学生，是向主席学习来的。”于是，芦荻在中南海住了下来。
      刚开始，芦荻是按照约好的时间念书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让念什么，她就念什么，显得拘谨，还有些紧张。因为毕竟是在伟大领袖身边进行工作。随着给毛泽东读书的次数多了，也就比较熟悉了，芦荻感受到了毛泽东的慈祥，而不是神圣。在读书过程中，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些有关古典文学的学术性问题求教于毛泽东。毛泽东发表一些对作家作品和历史问题的意见，也解答一些芦荻提出的问题。每次她给毛泽东念古典文学作品时，张玉凤和谢静宜也都在场，毛泽东也很自然地、随和地就问题谈自己的看法。对一些问题，毛泽东还很坦率地说他也不大清楚。就这样，一个大学的教员在为毛泽东读古典文学的时候，无拘无束地进行一些学术上的求教。当时，全国都在毛泽东的提倡下，读《红楼梦》、看《水浒》，并掀起了一个“评红”的热潮。毛泽东还指示重新印行了这两部书。
      8月13日，芦荻就毛泽东多次提到过的关于中国著名的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先谈论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水浒》。关于《水浒》的评论，芦荻听到过一些传闻。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毛主席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评论可能就是毛这次讲话中说的。所以，芦荻趁毛主席谈《水浒》时，请教这件事。
      毛泽东回答说：“那两句话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这是指1973年12月21日召开的那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吸收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谈话时，特别提倡读《红楼梦》，还说了这里面“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同时说到：“《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接着，芦荻又请教毛主席：既然如此，那末《水浒》这部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于是毛泽东对《水浒》作了一番评论。他就这部小说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反复举例，作了细致的分析。并说，应该出全本的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胜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当芦荻谈及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毛泽东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称道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评论，赞赏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批评，并对在《水浒》评论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评论的精神，表示不满。指示《水浒》主要的三种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话印在前面。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她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张玉凤毕竟是秘书，她从秘书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以为，毛泽东的话就是指示。于是，她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毛泽东答道：“好”。这时，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便在书房里，整理毛泽东刚才的谈话记录——她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份谈话记录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运动。
      8 月14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即成为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批示的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从毛泽东和芦荻上述谈话的经过和内容来看，毛泽东这番评论是就《水浒》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而言的。他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进行的是文艺评论。同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做好《水浒》出版工作联系起来看，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水浒》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人们阅读这部小说。毛泽东谈《红楼梦》也是如此，对许世友说，《红楼梦》很难懂，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评论《水浒》的缘起及经过情况就是如此，简单而又简单，事情若止于此，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会有毛泽东评《水浒》事件及随后掀起的轩然大波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评论同现实生活，同政治斗争没有联系。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评论文艺作品，特别注重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来发掘作品和人物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特别善于联系现实，古为今用，发表一些独具慧眼的见解。这是他的文艺评论的特点。这在毛泽东历次关于《水浒》的评论中，包括1975年8月这次关于《水浒》的评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毛泽东历来把《水浒》列入“民主文学”的范畴。他多次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他在不少文章中，引用《水浒》故事来说明问题。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林冲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作用和意义；在《矛盾论》中，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著名的例子。1944年1月9日看了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以后，他深夜给作者写信，祝贺他们写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主题，“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还跟人讲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着重在赞扬它写的反抗，那末，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1975年8月对《水浒》的评论，主要就着眼于它所写的投降了。他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所以，他同鲁迅一样，不满意金圣叹，说“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毛泽东的这些论点，是很精彩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对廓清《水浒》评论中的模糊的以至错误的认识，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把《水浒》这部书整个看作是“反面教材”，并不够确切。
      1975年8月，毛泽东谈论《水浒》，之所以把重点放在批评宋江的投降上，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比较忧虑。进入82岁耄耋之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意识愈加浓重。远的不说，进入70年代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方面或好的或坏的事件一件一件地发生。陈伯达在庐山会议的闹剧，林彪的九一三叛逃事件，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剑拔弩张，与美国和日本关系的趋于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家庭，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复出，国民经济水平低落，邓小平大胆整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等等，都让毛泽东思考良久。
      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做了左眼白内障手术。手术后有一天，他在读一首宋朝词人陈亮的词作《念奴娇·登多景楼》。读着读着，忽然涕泪满面，不能自抑。医生唐由之、张淑芳劝慰后询问原因，才知道毛主席读词时，触景生情，感概颇多，引发伤感。陈亮的词是这么写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从这首词，毛主席联想到，如果北方的邻国入侵我国，中国北部的大片领土沦入敌手，那末，今日的中国也将出现南宋那样的情景。北方已是“河洛腥膻无际”，而南方的妥协投降派却只想划江自守，偏安一隅，表面上还装出一付英雄模样。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
      毛主席时已年老力衰，终有如陈亮在这首词里表现的那种不畏强敌、长驱破贼的英雄气概，也是力不从心了。这又是多么的悲凉。这就是毛主席泪如泉涌的缘由。这不是毛泽东一时的激动，而是长期为我国国家安全忧虑的心境使然。在长达73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苏联陈兵百万，导弹发射架瞄准着我们的核基地，时时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安全、民族的独立。1969年苏联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制造流血事件，彻底暴露了霸权主义的野心。1971年林彪叛逃，飞向苏联，对毛泽东震动极大。内外勾结的态势一旦形成，后果不堪设想啊!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当然要时时为国家的安危忧虑。他当时选读了不少同陈亮这首《念奴娇》(危楼还望)主题和情绪相仿的宋词，如：张元干的《石州慢》(寒山依痕)、《贺新郎》(曳杖危楼去)、《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辛弃疾的《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永遇乐》(千古江山)，等等。他在做眼科手术时，还让播放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从这一侧面可以体察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所以，在当时的形势和心境下，毛泽东评论《水浒》，古为今用，要人们看清宋江投降的本质，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必要的。
      从毛泽东发表《水浒》评论的经过，从这篇批示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确是有感而发。但并没有具体所指。毛泽东着眼于发掘《水浒》中固有的思想内涵，引导人们提高警惕，增强鉴别能力。他的评论是泛论，而不是实指。芦荻在75年9月给医疗组同志讲怎样理解毛泽东评《水浒》的课时，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这个解释是符合实际的。
  
       2、评《水浒》的批示，经过“四人帮”的引申、拔高，扭曲、变性，就由泛论变成了实指，于是，评《水浒》运动席卷全国。  1975年8月14日，芦荻把整理成文的关于《水浒》的谈话交毛泽东审阅定稿。毛泽东审定以后，机要秘书张玉凤即按通常的做法，把内容属文艺的这个批示发给了宣传口。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是姚文元。这样毛泽东的批示就最先到了姚文元的手里。姚文元一看，如获至宝！他要利用毛泽东的这一番“最高指示”，别有用心地做一番文章。
      从1975年7月文艺调整启动以来，“四人帮”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处心积虑进行抵制，总想反守为攻，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正在这时，毛泽东发表关于《水浒》的评论。在“四人帮”看来，这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加以利用，进行反扑。
      姚文元接到指示不到三个小时，便给毛泽东写信，引申、发挥以至篡改毛泽东的谈话，提出贯彻办法。
      芦荻看到了由她整理的毛泽东评《水浒传》已形成文件，更惊异的是，姚文元还就如何贯彻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已看了姚文元的信，批示：“同意。”
      姚文元竭力夸大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的重要性，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还说，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姚文元还偷梁换柱，故意歪曲，提出一个“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的命题。他又竭力将事情扩大，把毛泽东关于一部小说的谈话，引导到进行全国范围的学习讨论以至政治斗争。
      　　为此，姚文元提出三条建议：一、将主席的批示和我的这一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上鲁迅评论的工作。我看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会毒害青少年。三、由《红旗》杂志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还要《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此事订一个规划。
      　　不能不说，姚文元的信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对姚信提出的意见批示“同意”。显然，这时毛泽东对评《水浒》问题的思考，同跟芦荻谈话时已经有所不同了。关于《水浒》的指示和姚信一起，先发给了政治局内江青等7人，随后即在政治局内分发。
      8月18日，姚文元又给毛泽东送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并在送审函中说拟同意他们这样办，毛泽东又指示“同意”。
      这样，姚文元完成了把对一部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引导到开展一场政治运动的“合法手续”。
      按照“四人帮”的部署，北京两报一刊接连发表评《水浒》批投降主义的文章。8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水浒）》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28日，《红旗》杂志登出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接着，3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鲁迅评（水浒）评得好》；31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发表前，姚文元将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语：
      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以不发内部指示了。
      毛泽东
      九月二日 
      退姚文元同志。
      9月4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5 日，发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文章《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与此同时，重新出版的《水浒传》七十一、一百、一百二十回本均在首页印着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并附了一篇赶写出来的“前言”。“前言”用尽当时“大批判”惯用的术语，不厌其烦地分析数百年前著者及小说中的主人公宋江的政治思想，说：宋江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网罗和重用了一批大地主、大恶霸和反动军官，改变了梁山泊头领中的阶级成分，使投降派占了上风。说宋江改掉了晁盖的“革命理论、革命路线”，篡改了晁盖的政治纲领。说宋江是“站在人民对立面，搞倒退，搞投降的反动派。”要人们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并危言耸听地把评论《水浒》提到一书兴国、一书亡国那样的“历史高度”，说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具有深远意义。
      就这样，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经过“四人帮”的引申、拔高，扭曲、变性，组织、策划，就由泛论变成了实指，由文艺评论变成了政治斗争。于是，一场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此后，“评《水浒》运动”席卷全国。
      国外驻华记者也纷纷撰文报道评〈水浒〉事件。
      1975年日本《朝日新闻》9月1日以《中国批判〈水浒〉的波浪高涨》为题，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FosB p 
      自8月23日的《光明日报》批判《水浒》以来，已在该报文学栏进行过两次。但是，由于《红旗》和《人民日报》也大量刊登文章，所以，《水浒》的批判作为席卷党和群众的教育运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中国国内发表这些文章的动机，无疑是对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就《人民日报》等发表的部分文章来看，尚看不出意味着攻击特定个人的现象，看来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一样，重点是清楚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同最近展开的一系列的对历史重新评价的活动一脉相通的。
      日本《每日新闻》9月1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大力开展对〈水浒〉的批判——可能是超越文艺的范围而进行的“新的思想斗争”》，摘要如下：
      在3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了理论杂志《红旗》第九期的题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的短评。还在第二版利用大量篇幅刊登了竺方明的题为《评〈水浒〉》的文章。表现出中国今后将长期地、正式地对《水浒》进行批判的姿态。这两篇文章认为《水浒》的主要人物宋江的“投降主义”是与“刘少奇、林彪等推行修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相关联的，指出其思想根源是儒教。也可以认为，对《水浒》的批判将同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配合进行。《红旗》的短评中引人注目的是它透露了鲁迅在1929年的作品《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已对《水浒》进行过批判。援引鲁迅的话，说明对《水浒》的批判不是“突然”进行的。毫无疑问，学习从来都是同批林批孔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在考虑批判《水浒》的方向问题时，短评强调了毛主席在1951年给《人民日报》写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意义。这一点也引人注目。当时，以此为开端，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斗争，后来发展到1954年对《红楼梦》的争论（批判胡适派的唯心论）。许多人认为，以这次批判为契机，将进一步展开广泛的文艺批评活动（包括对其它古典文学的批判）。这种文艺批判，包括文革在内，过去在几个阶段曾进行过，都是同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进行的。这次对《水浒》的批判，显然是超越“文艺批评”的范围，从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日本《东京新闻》9月1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为《对〈水浒〉的批判是第二次批林批孔运动》，摘要如下：
      对《水浒》的严厉批判运动已经正式展开。3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了第九期《红旗》杂志的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强调对《水浒》的批判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暗示这是继批林批孔运动之后展开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运动。重新估价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后的中国历史，已发展到文学领域，同时，与现在中国最重视的路线、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因杀人过多而遭到宋江责备的“黑旋风”李逵成了同宋江的投降路线对立的代表，也使人深感兴趣。同时，这次批判令人注目的是，这次重新评价是从中国最为重视的路线和政治问题的角度进行的。《红旗》的文章再次强调对《水浒》的批判是政治问题。因此，从《红旗》文章的调子来看，这次运动无疑将发展成为继批林批孔之后新的学习运动。这次对《水浒》的批判尚没有根据认为反映了现在的某种路线的对立。但是，以“反修防修”为口号、警惕产生修正主义的中国，想通过这一争论，再次加强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是确凿无疑的。
   
       3、江青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泽东斥责江青：“放屁！文不对题”。邓小平不理会“四人帮”的造谣，继续坚持整顿       八、九月间报刊上的鼓噪，同江青的掀风作浪也是分不开的。
      江青自从1975年4月反“经验主义”阴谋失败，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批评以来，情绪一度低落。但是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使她觉得有了可乘之机，于是又开始活跃起来。8月下旬，江青召集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秘密开会，肆意歪曲毛泽东的批示，强调“批示有现实意义”，并神秘地透露所谓“天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四人帮”控制的北京、上海两地报纸连续发表评水浒》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恶意歪曲，制造声势。
      一是要把评《水浒》纳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中去，搞成一场政治运动。他们在一篇社论中说，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织部分，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
      二是强调评论《水浒》要联系现实，批“现代投降派”。他们在一篇社论中影射、比附说：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他们妄图以此来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把他们打成“现代投降派”。
      三是鼓吹《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中说，宋江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像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北京此说一出，上海立即呼应。《文汇报》以选评方式，对《水浒》第六十回晁盖不听宋江苦谏，要亲自打曾头市一段情节评道：宋江这样做，并非尊重晁盖，甘受劳苦，而是想以此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窃取实权。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的阴险目的，是要挑拨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夺取领导权。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上海两地报纸连续发表文章之后，江青又乘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机，于9月中旬在大寨接连发表讲话，对毛泽东的《水浒》批示进行歪曲和篡改，妄图进一步制造混乱，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服务。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又说：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
      江青在各种场合作关于“评《水浒》”的讲话，一次又一次说什么“ 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其攻击矛头，就是赤裸裸地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由于目疾渐愈，毛泽东已能自己看书，
      芦荻虽仍住在中南海，但工作任务已大为减轻。她可以常常回家。9月11日，芦荻在家里忽接通知，说是毛泽东派她前往山西大寨。在谢静宜的带领下，她前往大寨。
      终于，芦荻在大寨跟江青相遇了。江青一见到她，用颇为傲慢的口气说道：
      “你叫芦荻，我知道你在主席那里……”当时，江青难得见毛泽东一面，她在大寨长篇大评《水浒》，“阐述”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可以胡弄老百姓，却瞒不过芦荻。江青对芦荻，时而飞扬跋扈，不屑一顾；时而挑剔，说她的衣服太旧；时而又很“亲热”，拉着她合影。江青在大寨给毛泽东挂了两次长途电话， 内中提及芦荻。
      从大寨回到中南海，不知什么缘故，芦荻不能再见毛泽东了，并提前让她离开了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负责同志在送她回校时，只是含混地对芦荻说了一句：“你呀，知识分子，缺乏实际锻炼。”他只讲了这么一句，并未说明“缺乏实际锻炼”的具体含义——也就是离开中南海的原因。
      芦荻回到了学校，把在中南海工作的情况，都深深地埋在心里，什么也不说，既不能说，更不敢说，尤其在极左盛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江青的言论，除了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姚文元少数几个人明白其矛头所指外，多数对高层政争内情一无所知的人不明就里。
      9月17日晚，江青在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谈话时又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并说：《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她诬蔑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还说：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这哪里是什么评《水浒》？分明是要把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党内投降派”，“架空”毛主席、阴谋夺权的修正主义者。
      对江青一伙利用评《水浒》搞阴谋的险恶用心，邓小平自然清楚，并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5年8月21日，邓小平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开会。胡乔木就评《水浒》请教邓小平：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明确回答：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他后来又同意政研室也要写评论《水浒》的文章，并指示不要光讲现成话，要讲几句新话；又说，不要影射，要讲道理。
      9月5日，邓小平接见新西兰记者，这时“四人帮”已经就评《水浒》大造舆论，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作了同样的答复。从而向国内外舆论发出了跟“四人帮”不同的声音。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了《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等话后，在大寨的新华社记者立即把她的讲话要点发回北京。新华社负责人穆青收到后，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向吴冷西报告。吴冷西随即驱车前往新华社，取回江青讲话要点，吴冷西在中南海武成殿同胡乔木商量后，立即到邓小平处。他们同时带去9月5日《人民日报》和11日《文汇报》上登有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剪报，向邓小平作了当面汇报。
      邓小平一看便知，江青大寨讲话，显然是对他的影射、攻击。便说，这个讲话要立即送给主席看。邓小平还说：现在高喊反复辟的人就是真正复辟资本主义的人。
      吴冷西同胡乔木商量决定，新华社记者发回来的这份江青讲话，请另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李琴交给唐闻生，由唐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面交毛泽东。就这样，这份材料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让毛泽东及时了解了江青在大寨讲话公开鼓吹“架空”说的情况。
      此后，邓小平又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当面揭露江青一伙的阴谋。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当时，这是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机会。在会见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些问题。邓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关于《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等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事先已经读到江青讲话材料，听了邓小平当面汇报后，立即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邓小平等及时的汇报，使毛泽东了解了江青等人借评《水浒》进行的活动。毛泽东同意把评《水浒》作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组成部分，但无意借此来搞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他不赞成“架空”说，不同意在党内批所谓“现代投降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这就使得“四人帮”利用评《水浒》搞宗派。搞分裂、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破产。
      与此同时，胡乔木按照邓小平指示的精神，着手组织写评论《水浒》的文章。
      对文章的写法，胡乔木作过几次指导性的谈话。他指出：“不要把历史看成一个平面的问题，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回事。农民起义中有革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农民战争史很长，从长期的农民战争经验中吸取教训，是很需要的。”“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话，要作正面的批评”，“农民战争也有不同情况。有拥护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纲领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统治重新建立一个地主统治的，有投降的。”“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本身变质，不是投降。”
      胡乔木说：“梁山这是个悲剧，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现在就是从多方面来吸取教训，来对付内部、外部的敌人。”他确定文章的题目为《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要求由《水浒》的评论批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总的归结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识别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根本意义所在。”至于对“宋江架空晁盖”的提法，胡乔木说，用不着花很多篇幅去批，只要用马克思批评过的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种“肤浅的历史对比”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总之，他们力求写出一篇能够正确阐述毛泽东关于《水浒》评论的学术论文。
      “四人帮”策划的评《水浒》运动，可以说是文艺调整中的变奏曲。他们的诬陷、挑拨，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的信任。
      9 月24日，毛泽东明确否定江青的大寨讲话后，邓小平继续大刀阔斧推进整顿，对“四人帮”继续采取进攻姿态。
      9 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的科学工作汇报。就整顿科技、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过后两天，他就把经胡乔木修改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送毛泽东。
      9月27日，邓小平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继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报告中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之后，再次重申这个方针。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10月4日，邓小平又在这个座谈会上插话，尖锐地批评“四人帮”在文艺、教育、科技领域割裂毛泽东思想，提出必须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 这就是割裂。” 
      邓小平还多次催促胡乔木，抓紧创办可以同“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相对抗的杂志《思想战线》。10月 4日他收到这个杂志的创办报告后，当天就转送给了毛泽东。毛也立即批示同意。10月13日接到刘冰等人给他转呈毛泽东的信时，他像两个月前转交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一样，立即转交毛泽东。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按照邓小平的部署，下一步正要把教育的整顿提上日程。这封信正好有助于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并可以由此推动教育革命。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当整顿进入科技、教育领域的时候，毛泽东就不满意了。他担心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邓小平转交刘冰的信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他认定刘冰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
      11月 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再进谗言，他继 9月下旬之后，又一次系统地攻击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以来进行的整顿，认为路线、方针有问题，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还说“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到这时，毛泽东的立场才倾斜到了反对邓小平整顿的一边。由此可见，形势完全逆转，一场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的政治运动发动起来，直接的起因并不是由于评《水浒》运动的开展。所以，不宜对评《水浒》运动的政治作用估计过高。
      可以这么讲，1975年8月开始的评《水浒》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水浒》的谈话，阴谋策划、掀起的一次政治风浪。
  
       第十篇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来龙去脉      从时间顺序来看，1975年11月份开展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由“四人帮”一伙策动的最后一个臭名昭著的极左运动。他们对周恩来、邓小平实施的整顿进行反扑，频频制造障碍。尽管毛泽东严厉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是，“四人帮”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对邓小平进行恶意诬陷、中伤，从而使毛泽东作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决策。这次运动的结果，周恩来因病逝世，邓小平实际上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四人帮”“搬掉”了阻止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取得了“大满贯”的“胜利”，然而，党和国家的命运却到了危机的边缘。       1、刘冰上书，直接引燃导火索。毛泽东说：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引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刘冰等人给毛泽东的来信或曰上书。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们6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联名给毛泽东写信的四个人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两封信的内容都是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兼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的问题。第二封信里还反映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兼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的问题。
      第一封信，写于8月13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吕方正四人反映：近几年来，迟群在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虽然多次劝说，但他拒不接受，一意孤行。信中请求中央派人解决迟群的问题。随信附有《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列举了迟群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封信，写于10月13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人再次联名上书毛泽东，对迟群专横跋扈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说迟群最近的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了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还反映“谢静宜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这两封信，都是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
      刘冰等人为什么要连续两次上书毛泽东呢？因为1975年夏天，在北京街头相继出现了许多并无政治背景的大字报、万言书、《献国策》等群众文字材料，反映了邓小平全面整顿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要求中央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等极左思潮，并不指名地批判了“四人帮”。看到这些强烈的社会呼声，作为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刘冰坐不住了。联想到清华大学的实际，他感到校党委第一书记迟群的问题不少。特别厌恶迟群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
      迟群原来是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文革”时期“支左”到清华大学，担任了校党委副书记。1972年春，升任校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原来是校党委常委，后被提升为校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已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54岁的刘冰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干部学校青年工作股股长，建国后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前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学校常务工作。“文革”开始后，被打倒。1970年因“老中青”三结合，又被“解放”出来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同校共事，刘冰和迟群之间的不合谐音很快就出来了。首先，两人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上有很多不一致。如邓小平在军队、在省区市委书记会议、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一系列讲话，刘冰都知悉了。但在清华大学，迟群、谢静宜封锁邓小平的讲话，不让传达。他们对刘冰说，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在往下传达之前，都要先报告他们，经过同意之后才传达。刘冰经常主持党委常委会议，但他很快就发觉，每次向迟群、谢静宜汇报党委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他们对会议情况都已经非常清楚，甚至每个人的主要发言内容都已知道。显然，在校办公室里有他们的亲信。其次，刘冰看不惯迟群的作派。一次，由刘冰和党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派来的军代表惠宪钧带队，清华师生徒步到昌平农村参加麦收，而将“身教重于言教”喊得震天响的迟群，居然坐着吉普车来了。还有一次，刘冰和迟群因公到江西出差，因天气不好，飞机在上海停留，王洪文、徐景贤，还有于会泳一起设宴招待。刘冰看到，这个宴席非常奢侈，摆满了上海的名菜名酒。席间，迟群与王洪文等频频举杯敬酒，猜拳行令，好不热闹。刘冰很不习惯。
      想起这些情况，刘冰苦苦思索，作为一名老党员，不能忘记自己的党性，应该向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
         
      与此同时，来自北京市建工系统的清华大学工宣队负责人之一的柳一安，也正在酝酿向毛泽东上书，告发迟群的丑行。没到清华任职之前，柳一安就对迟群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有不满，没有想到现在偏巧到清华大学担任迟群的副手。他对迟群的横行霸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思想很是苦闷。特别是随着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展开，柳一安更是感到迟群仰仗“文革”起家，必将祸害清华。于是，他找来两位好友交谈，商议对策。经反复商议后产生了这样几个共识：一是迟群心术不正，是一个野心家；二是决不能跟迟群走下去，现在要保持距离，随后是进行决裂；三是要想出个办法与之抗争。他们最初打算当面和迟群谈话，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后来考虑迟群心狠手毒，谈话不解决问题，反受其害，不如上书毛泽东。如有主席的支持，就可以彻底解决迟群的问题。
      柳一安找到“工宣队”在清华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商量，三人的意见完全一致，1975年7月下旬，他们利用首都高校负责人会议的机会，与刘冰进行了沟通，向他通报了三人的慎重考虑：向毛主席上书，揭发迟群。他们对刘冰说，迟群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是犯错误，就对不起毛主席。
      刘冰一听，义愤填膺地说：“迟群不得人心！我完全支持你们三位的主张，而且我可来牵头向毛主席上书。
      当天晚上，刘冰等四人在惠宪钧办公室详细会商了向毛泽东上书的内容。确定由吕方正起草，大家商议，然后由刘冰修改定稿。
      8月初，刘冰与迟群、谢静宜的直接冲突，加快了他们上书的进程。当时，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其中谈到对科技人员的政策，提出：“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
      刘冰在得知了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当天下午，就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当晚，迟群、谢静宜回到清华，通过他们的亲信知道了此事。第二天上午快下班时，谢静宜来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声嚷道：“你昨天下午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要经过我们，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她气鼓鼓地反复说：“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你为什么急着传达？”
      刘冰和谢静宜顶了起来，说：“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而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进行传达？你们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火？难道就是因为事先没有告诉你？”
      谢静宜哑口无言，气呼呼地扭头走了。当刘冰走出办公室时，当面遇到了迟群，两人互不打招呼，径直走了过去。
      当天晚上，刘冰找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通报了上午他和谢静宜正面冲突的情况。
      这次冲突加快了他们的上书进程。惠、柳、吕听刘冰介绍完情况，都坚定地支持刘冰。柳一安说：“你顶得好！就是要她谢静宜知道，违犯党的原则是不行的。”吕方正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咱们对谢静宜认识还不够。”惠宪钧说：“她是帮迟群的。”柳一安说：“干脆这封信把谢静宜也挂上。”刘冰说：“我们还是按原先商定的，把谢静宜和迟群有所区别，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
      如何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信不能直接寄给毛泽东，因为那样容易落到谢静宜、毛远新或是江青的手里。他们都认为这封信最好由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送毛泽东。只要邓小平能在这封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江青、毛远新等人看见也不敢扣留。但这封信如何才能送到邓小平的手里呢？刘冰想到了自己的老领导，建国后第一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因为刘冰知道胡耀邦很佩服邓小平。胡耀邦恢复工作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
      刘冰把写信上书的事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非常支持。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我支持你，能帮助你就帮助你。”但在把信转交邓小平一事上，胡耀邦谢绝了。他主要考虑现在与刘冰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帮助转信不合适。打算把邓小平家的住址告诉刘冰，让他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
      刘冰觉得很冒失。胡耀邦又建议从邮局寄去。刘冰认为那样不牢靠。接着，胡耀邦用自家的红机子拨通了邓小平办公室的电话。刘冰便与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通了话。王瑞林也让他从邮局里寄。刘冰不放心，还是不想这样做。最后，胡耀邦还是坚持让刘冰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里，刘冰接受了这个建议，看到时间已晚，就向胡耀邦告辞。
      出门后，刘冰又改变了主意，回去后，最后通过惠宪钧找到邓小平住处的警卫部队，第二天由惠宪钩亲自把信送到邓小平家里，交给了王瑞林。
      邓小平果然向毛泽东递交了刘冰等人的信。谁知，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信就被压住了。 
      刘冰等人等了两个月没有回音，决心再次致信毛泽东。这封信由刘冰起草，与前一封信相比，这封信写得更加尖锐，而且把谢静宜也摆了进去。信中说：‘“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这番情景是在开党委书记办公会议时发生的，谢静宜居然在迟群面前单腿跪下，央求他不要再发牢骚了。此举将站在一旁的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惊得目瞪口呆。
      这封信仍然是通过警卫人员送王秘书再转呈邓小平。但王瑞林这回没有接收这封信，让他们直接送国务院。刘冰等人估计惹了麻烦，致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可能出了问题。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刘冰索性破釜沉舟，找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的老战友、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请他帮助。结果，李琦把信交给了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由他转交邓小平。
      按说，邓小平向毛泽东递交的刘冰等人第一封信既然出现了不妙征兆，此信再递，前景堪忧，但是，面临与“四人帮”决战的邓小平，还是向毛泽东递送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
      不过，自从评《水浒》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没有马上答复由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的信，对邓小平送交的中国科学院的汇报也没有批复。因为毛泽东特别不能容忍对“文革”哪怕是隐含的批评，这样，刘冰等人的上书产生了问题。当邓小平转交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后，毛泽东马上看完，并要秘书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也找出来看了一遍，显得很不高兴。他认为刘冰的信代表了对“文革大革命”不满意的一批人。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不错的，但他的错误在于坚持了“文革”的错误，偏袒了迟群、谢静宜。于是，就引发了毛泽东在10月19日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并点名道姓地对刘冰等人进行批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导火索也就引燃了。
   
       2、“帮邓”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帮助、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迟群邀功，“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清华大学展开
      刘冰等人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泽东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泽东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达到。他们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谢静宜连在一起加以抨击。从这两封信里，丝毫看不出有反对毛泽东或不满意毛泽东的迹象。但是，刘冰等人也犯了大忌，因为迟群和谢静宜此时已成了毛泽东身边的“红人”。毛泽东通过迟群和谢静宜要把清华大学变成文革"教育革命"的基地。
      成立于1970年的清华"教育革命"体制，完全符合毛泽东50年代以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举措，它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所谓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教育革命"乃至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权。在清华长期出现了工宣队与校党委、校革委会并列掌权及并列署名行文的局面；二是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以工人、学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所谓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基础教学，阻碍了科研，而一味片面从事生产；四是招收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人员为学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使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与工宣队一起成为学校的主体，而广大教师则动辄得咎，成为"教育革命"改造的对象；五是大破所谓买办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这种教材往往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传单式的东西；六是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而这种方法往往不过是"文革"大批判的变种。
      "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文革"理论中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乌托邦实践，清华大学成为这一乌托邦实践的主要基地。但是，实践证明，“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是一场反知识、反科学、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它以打乱正常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秩序、整治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关系对立等为其主要内容，它最后伴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草草收场。
      另外，谢静宜、迟群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经毛泽东同意，由“四人帮”操纵，组成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署名“梁效”。"梁效"是“四人帮”与大学特定教师群体合作从事思想指导和理论斗争的产物，它成为"文革"特殊形势下独一无二的准意识形态"领导"部门。"梁效"发表的大量文章，对"文革"的动态和走向起到了全局性的影响和指导性的作用。
      所以，从上述情况看，毛泽东在教育和宣传系统对迟群、谢静宜是委以重任的，十分信任的，认为迟群、谢静宜是有功的。现在，刘冰等人却来反对谢静宜、迟群，那就等于是反对他。　
      为了落实毛泽东对刘冰等人进行批评的指示，邓小平于10月23日主持召集有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6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经讨论，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并就如何贯彻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其中毛泽东对邓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全校展开讨论。二是以刘冰等的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展开大辩论。先是党委常委扩大会，然后再逐步扩大到全体工军宣队、各系革委会主任，之后再扩大到全校干部和师生员工。于10月底或11月初召开第一次会议，由吴德到清华大学说明情况，迟群主持会议。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10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就6人会议情况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还在第一方案里面说到的：“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批了一个“对”字。
   　11月1日晚，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领导整顿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批评了邓小平为刘冰等人转信的做法。
      11月2日下午，"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毛远新向毛泽东作歪曲情况、挑拨离间、攻击邓小平的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大家有分歧。”“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的这些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告诉毛远新：“你召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小平同志本人谈出以上意见。”这就标志着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
      当晚，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召开了四人会议。交谈的时候，毛远新与邓小平顶了起来。毛远新攻击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工作以来的形势，对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加以否定。邓小平反驳说：你的描述，好象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邓小平回顾自己三个月来的工作说：“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看，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他向与会者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也即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此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到1975年36岁时，已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时，毛远新才4岁，成了烈士遗孤。所以，毛泽东就把他收养在家里，也比较喜欢他。1975年9月下旬，毛远新从沈阳转道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27日，他先到中南海看望伯父毛泽东，并汇报辽宁省情况和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认为社会上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他还说：“8月份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有同感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于是，在10月10日，毛远新随中央代表团从新疆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便把他留下了。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这时不愿意见到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这样，毛远新又有了一项新任务，即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11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在清华大学有53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在10月下旬的一次讲话。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其中，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和江青的一段指示暂未传达。
      当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4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对毛远新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8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4日下午，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嘱咐，主持有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参加的8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张春桥等指责邓小平：“刘冰之所以把信交给你，是由于你与刘冰彼此立场、感情有某些一致的地方。”
      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8人会议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我批评某人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10日上午，憋了几天的邓小平，把胡乔木找来谈话，说：“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达刘冰的信。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胡乔木觉得，主要是江青等人从中捣乱，就说：“这几个人是祸根子！”邓小平点头表示同意，脑子里闪出毛远新的骄横样子，又说：“还有那个乳臭未干的联络员，起的作用更坏。”在与胡乔木分析受批判的根本原因时，邓小平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关于政研室领导班子问题，胡乔木提出：“今后是否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邓小平听了连连摇头道：“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　
      11月12日，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1700多人，继续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从11月3日传达完毛泽东的主要指示以后，清华大学几乎天天开会斗争刘冰等人，规模逐渐加大。
      11月13日下午，邓小平和张春桥陪同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奈温之后，被毛泽东留下谈话。毛泽东说：“我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等，还有刘冰列席政治局会议，可以一同帮助小平同志，而且，让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嘛。”
      与邓小平等谈完话后，毛泽东就打招呼问题又作出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李昌、胡耀邦开会。会议指出周荣鑫、李昌、胡耀邦三人的“错误”，并通知胡乔木等4人，提出中央政治局将在近日内开会谈他们的“问题”。
      11月15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毛泽东当天晚上23时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此时，“批邓”或者严格地说“帮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帮助、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从这些谈话和事情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帮助、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       11月16日晚8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判刘冰等人的来信。除政治局委员和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之外，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也到场。显然，这后5人是来接受批判的。
      刘冰到场较早。会场上的座椅围成圆圈，前后两排，政治局委员坐在前排，列席会议者坐在后排。看到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胡耀邦也来了，刘冰过去挨着他坐下。胡耀邦和刘冰握了手。纪登奎正好坐在他们前排。他在建国之初任河南许昌地委书记，和团省委书记刘冰相熟，掉过头来和刘冰握了手。
      邓小平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春桥同志，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
      简短的开场白以后，邓小平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
      张春桥当场就叫了起来，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
      邓小平不顾这些。他冷静地把两张记录纸片放到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姚文元发话：“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小平没有理会姚文元。姚文元重复自己的话，并且指着刘冰等人问：“你们听过没有？”
      刘冰回答：“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 
      吴德马上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邓小平说：“那好吧，请毛远新同志传达一下。”
      于是，毛远新当场念了毛泽东的批示。
      在场的刘冰，此时也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示的真实内容，如晴天霹雳，脑中一片茫然，感到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接下来王洪文发言，说自己最近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王洪文连续念出了一连串只言片语，都是他收集到的“反映”，质问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革命，专讲一些旧观念、旧思想，搞旧的一套。”他还指责了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的整顿。
      张春桥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
      姚文元说：“报社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
      他们东一句西一句，没有系统的发言，占据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 
      江青时而坐在沙发里，时而站起来走动，一边走一边说些什么，与会者也未必听得清楚，但明白她是支持张春桥、姚文元的。 
      邓小平一言不发地听着。叶剑英也不说话，静观眼前事态发展。
      晚上22时许，邓小平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
      这天的会议上，几乎全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讲话，江青在一边为他们打气。胡耀邦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
      11月17日晚，邓小平准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问毛远新：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
      毛远新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开始念他的记录。毛泽东还是肯定了对刘冰等人上书的批评，乃至又一次肯定了“文革”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
      待毛远新说完，邓小平转向胡耀邦等人说：“你们5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胡耀邦闻声站了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5位同志来参加会议，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起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是信要你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的。我是科学院，你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完了！
      说罢，胡耀邦坐下。会场上一时间鸦雀无声，连受到反驳的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实际上第一个公开承认了他对刘冰的支持，使自己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在这样的气氛下作这个发言，以一个人的力量担当责任，谈何容易！可见胡耀邦的铮铮铁骨！
      听到胡耀邦这么干脆利落地说明问题，刘冰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更佩服胡耀邦的胆识。但是，刘冰作为主要“肇事者”，已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按事先写好的违心检讨，照本宣科地念了起来，说自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鸡毛蒜皮的事，罗列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随后，其他的发言者，也都是照本宣科地作了违心的检讨。
      刘冰后来回忆说：胡耀邦的这个发言了不起。在这点上，我做得不如胡耀邦。即使是检讨，也考虑得不周密，说得也太多了。其实那天晚上我只要说：我拥护主席的批示，回去认真检讨，这就够了。在这一点上，还是邓小平高明。
      等刘冰等人作完检讨后，毛远新又宣读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主要是讲邓小平“从来不抓阶级斗争”。
      晚上22时，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我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抓阶级斗争。现在散会。”
      他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重复了一遍。这种自我批评式的检查，说得无懈可击。反映出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11月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并邀请北京大学1600人参加。会上向万余名师生全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包括对邓小平和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又说江青不觉悟。大会要求全校发动起来，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从此，中央高层内部的“帮邓”、“批邓”和社会上公开的批判“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了，形势急转直下，整顿走向低潮。            3、邓小平婉拒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推向全国
      11月20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若干年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作了如下描述：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17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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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11月21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同时，毛泽东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经过思考，毛泽东又决定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
      接到邓小平报告后，毛泽东在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当天下午，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请照主席今23日批示，通知于明24日下午4时开会。原件政治局各同志传阅。”
      11月24日下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会上，邓小平宣读了这个《讲话要点》。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可见毛泽东仍然对邓小平采取的是保护的态度。      
      宣读《讲话要点》以后，邓小平就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正确对待”以及毛泽东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正确对待“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待青年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说明。
      邓小平还说：这次清华大学的辩论，将要很快扩大到全国，至少是教育、文化部门和有关领域，甚至会波及其他方面。所有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注意达到团结，注意达到把工作做好的目的。
      这次会议有中央党、政、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136人参加。
      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会前见到邓小平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张震主动向邓小平打招呼：“您身体好吗？”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还好。“张震又说：“您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邓小平沉思着，没有吭声，但他明白张震话中的意思，老同志还是支持你的。
      11月26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要求他们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共中央。
      这标志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清华、北大正式推向全国并迅速展开，，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回京后，毛泽东仍没有让他负责。
      对日益骄横跋扈的江青，毛泽东也流露出极大的不满。12月10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12月26日，是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毛泽东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重重。应该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它所导致的动荡局面，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情况。他的体力已日趋衰竭。他的心境也陷于难以摆脱的深深矛盾之中。12月2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
      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 可见，毛泽东对江青已完全失望。
      12月份整个一个月，毛泽东都让邓小平负责外事工作，例如接待美国总统福特、会见意大利前总理范范尼、迎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表示出一些“转弯子”的迹象。12月20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状况。指出：中央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的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的，所以，当有的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时，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在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后，邓小平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8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会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在今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现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同志们还会继续给我以更多的批评和帮助，使自己得到更大的益处和提高。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与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作检讨的同时，从11月19日起，由迟群、谢静宜等人授意，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等4人被拉到各个系轮流批斗。这样，清华大学成为"文革"最后一场重大运动的风口浪尖。一时间，全国许多地区和单位或部门数十万人先后涌入清华大学观看大字报，进行所谓学习、参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机关上千名领导干部也被安排来清华"学习"。清华几乎停止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专门从事所谓"批邓"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贴出了数十万份大字报。斗到12月下旬，刘冰终于病倒了。有一次被批斗之后，头晕得几乎不能走路。晚上9点钟，他躺在床上，还有人前来要把他拉到系里去批斗。第二天，刘冰和妻子互相搀扶来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门诊求治，被当即诊断为“急性肾盂肾炎”。就诊医生要刘冰立即留院治疗。清华大学方面向医生打招呼，不准留刘冰住干部病房。但内科主任不畏权势，亲自为刘冰安排了干部病房，还安排他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同住一个病房。经过治疗，到1976年元旦，刘冰的病情基本上得到控制。在总共10个月的时间里，刘冰等人先后被批斗达上百次，其中刘冰本人被批斗达214次。对刘冰本人，毛泽东是感到“真有问题”的，从1975年11月决定开展"批邓"的斗争。直至1976年４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都认为是"刘冰惹的祸"。然而，从清华园滥殇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
  
       4、周恩来病逝。毛主席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只管外事。“四人帮”趁机点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火
      1976年元旦，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毛泽东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此时，邓小平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同时仍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也只是形式而已，尽管毛泽东给了他这个权力，但“四人帮”一伙坚决不容，实际上控制着中央政治局。按邓小平后来回忆的话来说：这个时期，我主持会议，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句“散会”，剩下的就是作检讨和听别人发言。
      的确，邓小平处在一种很尴尬的位置。一方面，他在1976年的头两天分别接待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和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代表团，显得热情友好，在世人面前展现了外交风范；另一方面，他又要在自己主持的党的级别很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受批判。
      1月3日，邓小平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作补充检讨。他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有请示主席，也没有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他将补充检讨稿送毛泽东，并致信表示：“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讨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6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会的会议上，同志们又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地分析、批评和帮助，使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上次检查的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取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十天后，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
      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不幸病逝。邓小平无比悲痛。周恩来病逝前，邓小平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并汇报工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手术做到半夜，邓小平一直在医院守候。邓小平对周恩来这位良师益友充满了敬佩之情。
      周恩来的病逝和邓小平的几乎被打倒，“四人帮”自然认为搬掉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四人帮”认为他们接班的时候就要到了。
      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由谁在周恩来追悼会上作悼词之事。张春桥出于挑拨老同志之间关系的目的，提出让叶剑英来致周恩来的悼词，但叶剑英坚决不同意，提议由邓小平来给周恩来致悼词，因为现在仍是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所以，由邓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名正言顺。叶剑英的提议得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从这一点看，邓小平在实际上还是得到大家支持的。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再作检讨。“四人帮”认为这是把邓小平打倒的最佳时刻。他们轮番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针对有人指出“为什么提出要见毛主席”的责问，邓小平答道：我的意思是想当面向主席讲清自己的错误及其严重性，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种希望。
      会后，邓小平进行了痛苦的思索，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晚，他致信毛泽东，说：“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也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我自己不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远新又请示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同志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江青、张春桥得知毛泽东不准备再使用邓小平的信息后，立即授意迟群当天下午召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会议，首次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派人从医院里叫回了刘冰，再与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一起继续进行批判。接下来的批判持续到4月间，内容大同小异，重复的批判词说了千千万万，亦渐渐使人麻木。
      关于刘冰后来的命运，情况的发展是这样的：到1976年5月，专案组将刘冰等4人安排到位于大兴县的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劳动改造”。与刘冰同编一组的，还有在“文革”中再次挨批判靠边站的何东昌。又过了几天，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师、胡耀邦的儿子刘湖也来到农场，同刘冰编在一起。
      在团河农场，刘冰几乎每天都接受批斗，有时一天要分上午、中午、下午、晚上4次批斗。令刘冰感慨的是，农场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工友高文有敢接近他而毫无畏惧。他不管迟群那一套，总是让刘冰到他那里喝茶聊天。高文有还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高师傅出身好，造反派拿他没有办法。
      “四人帮”覆灭后，刘冰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但由于受到“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直到1978年6月才彻底平反。当时，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刘达在向邓小平当面汇报清华大学的工作后，谈到了刘冰因上书毛泽东一事还未平反的情况。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指示说：“你回去告诉北京市委，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1978年11月下旬，清华大学党委为刘冰等人召开了平反大会。刘达宣布：“刘冰等同志写信告迟群、谢静宜，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揭发问题完全属实。说他们是诬告，不能成立，应予否定。强加给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翻。撤销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职务应予以恢复。”
      至此，刘冰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话题继续回到1976年1月。
      1月2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揭发”邓小平，并附上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的“揭发”材料。材料内容是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与马天水的谈话。那天下午，邓小平在上海同马天水谈话时说：主席最近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有新的指示，听到了吧？你们这里批经验主义很凶哟。你想想，经验主义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省市面上代表人物是谁？发展下去就要找代表人物哟。春桥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的讲话看过了吗？里面有批经验主义的啊！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啊。老干部刚开始敢抓一点工作，这样一批，谁还敢抓呀？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邓小平谈话后，马天水即把情况报告王洪文、姚文元。以后，马天水又应王洪文的要求，将邓小平同他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上报。于是，就有了王洪文给毛泽东的“揭发”材料。
      “四人帮”觉得，光有揭发材料还不够，还应该编写邓小平的言论，以便为彻底打倒邓小平作准备。于是，从1月下旬起，江青和张春桥指使迟群开始编造《邓小平言论摘录》，直到4月份，迟群一伙已编造了《邓小平言论与马列毛主席教导对照》、《邓小平言论与孔孟之道对照》、《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等材料，断章取义，对邓小平进行诬陷。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这一决定，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但毛泽东对华国锋是熟悉的。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经常到湖南视察，“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毛泽东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
      另外，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1月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1月28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1976年一号文件”，宣布：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样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只“专管外事”。
      2月3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
      2月6日，中央军委常委召开会议，对1975年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作了检查。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检查这次军委扩大会文件的报告。报告称，邓小平、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是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5、江青给邓小平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毛泽东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最终草草收场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25日起，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传达毛泽东有关这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多次谈话要点。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的出发点，仍然是依据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
      在这次“打招呼”会上，毛泽东还点名批评邓小平，说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他不懂马列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对于邓小平本人，毛泽东又说：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批是要批的，但不要一棍子打死。
      这次会议，华国锋还第一次代表中央讲话。他提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这次会议后，华国锋又连续主持了2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
      “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她这篇讲话从1974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
      3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毛泽东的讲话，题目叫《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同时印发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这样“批邓”问题在党内正式公开。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讲了许多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在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并转发华国锋讲话的同时，“四人帮”没有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 “打招呼”会议前后，
      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
   　3月10日，毛泽东得知江青2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
      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从这点看，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3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4月1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4月4日的清明节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4月5日爆发的天安门事件，彻底冲垮了“四人帮”别有用心扩大起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同时，“四人帮”也到了快要灭亡的边缘。       第十一篇 正义的四五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运动在当时红极一时，人们趋之若鹜，紧紧相随，但实践证明，却是极左的，错误的，荒唐的，给党和国家及人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和损失；而有些运动，尽管当时被认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但实践证明，又是正确的，革命的，顺乎民意的，推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如发生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就是这样，当时人们抒发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表达对邓小平的真切支持，却被定为“反革命暴乱”，于是成为毛泽东在世时发生的最后一大冤案。实践证明，“四五”运动是全国人民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严正抗议，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影响下发生的，鲜明地表现人心向背的正确的、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       1、“四五运动”的洪流，从南京发端，最后汇总到北京。人民群众通过许多文字形式，直指“四人帮” 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
      “四。五”运动与许多其他运动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其他一些运动往往是领导者事先酝酿、组织，再进行发动的，如“斗、批、改”运动，始于1966年8月中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发端于1974年初。这些运动大多来自上层，带着领导者的意图，是为了完成某一项任务，有着很大的强制性和一厢情愿。而“四。五”运动则完全是一种来自社会的、自发的、表达广大群众心声的革命运动。它没有靠哪个领导者组织，没有靠上层发布的文件，而完完全全是从零星的、个人的战斗开始的，如同星星之火，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燃起、汇集，最后形成蓬勃的燎原之势。所以，“四。五运动”的源头来自祖国各地，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人们内心的怒吼和抗议之声。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夏开始发动，到1975年夏，  9年时间里，人民群众经历了无数次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建设的状况已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一个危难的时刻，邓小平在周恩来病重不能工作的情况下，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力求扭转全国的不利局面。果然，邓小平以非凡的革命胆略，以高屋建瓴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经过近一年时间对各行各业的大力整顿，终于不负众望地使国民经济开始摆脱停滞倒退的局面，生产有所上升，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然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目的，不择手段地对邓小平等领导整顿、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诬陷和攻击，对全面整顿制造重重障碍，在毛泽东对形势判断有误的情况下，在当年11月间，乘机又点燃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火。这样，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又遭到破坏，许多正确政策的贯彻实施又被无端打断，一批派性严重的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启用，导致一些地区派性斗争又起，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全国再度陷入混乱。这种状况，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憎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种种行为。人们心中长期积聚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懑情绪已经迅速发展，犹如大宗火药堆积，一旦点燃引信便将猛烈地爆炸起来。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逝世。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活动。然而，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广大群众的自发悼念活动。
      1月9日，新华社向姚文元反映首都新闻单位和许多省、市、自治区报社提出的一个问题：如何组织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姚文元却回答：“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否组织，应再请示。”
      根据治丧委员会的规定，全国的悼念活动都是在追悼大会以前举行。
      在姚文元的禁令下，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6天当中，总共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同周总理遗体告别及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除此之外，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情况的报道就再也没有了。
      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竟连讣告、悼词也不刊登。 "
      “四人帮”还通知各地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还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
      1月14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报道说：“1975年夏季前后，清华大学有那么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配合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制度本来很好，教育革命搞糟了，现在就是要‘扭’回去。究竟应该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我们的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些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同极少数几个人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和尖锐的斗争。”此报道奉命把内部打招呼的精神推到社会上，在全国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首都举行追悼大会的第二天，即1月16日，姚文元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而新华社原定16日发布的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的综合报道，也被姚文元一刀砍掉。
      "四人帮"的这种无理压制，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无比愤怒，
      1月上旬，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哈尔滨分公司职工何庆华，发出《致北大、清华大批判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他们是“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宣告他们已经“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2月12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共产党员窦守芳起草了一份传单，无情地揭露了“四人帮”一伙，这传单出现在北京街头时，群众争相传阅。传单尖锐指出：“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传单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
      2月24日，福建省机械局的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根据当时的情况，历数“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六大罪状。许多工人、学生、战士在大字报上留言，表示赞同和支持。接着，福州大学教师厉海清，在福州市东街口贴出《天仙子。葬志》的词一首，表达了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悼念和对林彪、“四人帮”的切齿仇恨。人们争看、传抄，在当地影响较大。
      3月7日，《浙江日报》的记者李力和潘旭，通过自身了解的一些内幕情况，写了《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在杭州市贴出，署名“冯火”。3月21日,他们又贴出《马天水在干什么？》的大字报。4月2日，又贴出《马天水贩卖政治谣言必须彻底追查》的大字报。这三份批判“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大字报，在杭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月10日，贵州市以李洪刚为首的7名普通工人，在市中心紫林庵贴出了一份3万多字、长达80多页、题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它勇敢地宣传和捍卫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斥责了“四人帮”攻击污蔑四个现代化的谬论，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然而，“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百般诋毁、污蔑周恩来和邓小平。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其中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例如：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小平……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
      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是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批邓”不仅是批判一个人，而且是错误地否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江青对邓小平进行了恶毒攻击，她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得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尽管邓小平在江青一伙的谗言下被毛泽东停止了在中央的大部分工作，只让他专管外事，但毛泽东更没有让江青集团染指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1976年一号文件”，宣布：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样，令江青一伙大失所望。他们就把不满撒在悼念周恩来的各种活动上。
      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悍然砍掉周总理为纪念雷锋而作的光辉题词。这一严重事件在南京传出后，激起了人民群众无比愤慨。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学员联合写信给《文汇报》领导小组，痛斥“四人帮”利用报纸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誓死保卫周总理”和揭露《文汇报》罪行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街头。
      3月25日南京人民蓄积已久的愤怒爆发了。工人、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纷纷走上街头，一幅幅声讨“四人帮”的大标语，一首首歌颂周总理丰功伟绩的诗歌，贴满了闹市区鼓楼广场和新街口广场。
      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名师生冲破禁令集合在一起，准备游行到梅园新村。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出发前对大家说：“我们今天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去悼念周总理。
      我们要造成强大的声势，让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看看，人民群众是不好惹的！”游行队伍高举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后面，朴素的大花圈上，有7个金闪闪的大字：“光辉永照后来人”。
      队伍出发了，从南大到梅园并不远，但队伍特意绕道繁华市区新街口。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群众肃立两旁，噙着泪水向周总理的遗像表示敬意，到达大行宫十字路口，人民警察对四个方面开示红灯，制止住一切车辆，仅让游行队伍通行。到了梅园新村门口，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
      3月29日，南京大学的师生在校门口刷出了新的大标语：“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并且在校内公布了一个内部刊物上刊载的攻击诬陷周总理的文章，整个南大充满了革命激情。这天下午，全校由300多名同学组成20多个小组，跑遍了南京的主要交通干道，刷上了大标语。晚上，他们又进到火车站刷标语，车站职工开门迎接。民警也说：“你们快进去刷，出了事我们负责！”一列火车从上海开到南京，学生们就将大标语刷在车厢上。如“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
      3月30日早晨，南大学生再次来到火车站时，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到上海的火车进入市区前，标语全被人洗掉了。铁路工人马上拎来白油漆和柏油桶，放在机车锅炉旁边烤化，于是同学们用柏油和油漆，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直接写到列车车厢上。
      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鼓舞了南京市民。南京人民的革命活动很快掀起了新的高潮。
      3月31日下午两点半，一辆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的两吨半越野车，载着20多个职工，从中山门外驶往新街口，在中山东路一幢6层大楼前停了下来。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停车地方围过来。当“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字标语贴到墙上时，人们议论纷纷：“好啊！好啊！”“就是要打倒他！”呼声四起。“打叉叉！打叉叉！枪毙他！”
      一名职工拿起大排笔，饱蘸红墨水，在“张春桥”三个黑字上：“叉”！“叉”！“叉”！
      与此同时，南京铁路中学教师厉传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刷写了“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张春桥从党中央滚出去”等5幅大标语。
      清明节前，南京闹市区多处出现题为《谁反对周总理就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张小字报歌颂了周总理的高尚品质和伟大功绩，同时揭露了“四人帮”攻击诬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痛斥上海《文汇报》“三·五”、“三·二五”反革命事件。到了梅园，面对着周总理遗像，李西宁带领大家庄严宣誓：“向周总理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南京1976年3月底街头出现的一次影响较大的游行。
      南京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连续好几天，人民集会、演讲、游行，火越燃越烈。反对“四人帮”的口号在全城回荡。
      为了到梅园新村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南京人民不分昼夜伫立街头等候。工厂、学校，特别是军工厂的群众，抬着花圈，列队游行去雨花台，其中最大的花圈直径有5米，每天到雨花台悼念的人数多达5万，通往雨花台的要道水泄不通。
      南京的群众运动震慑了“四人帮”。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4月1日，“四人帮”利用他们窃据的权利和地位，以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4月2日，南京的革命大字报、大标语被冲刷掉了，有的地方还贴出了所谓反击的大字报，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为反革命复辟、政变制造舆论，并借机攻击省市委的革命同志，要他们承担后果。
      然而，革命的洪流是阻挡不了的。4月2日上午仍有人贴出“捣毁《文汇报》的土围子！”等大字报大标语，游行队伍也没有停止。3日，南京邮电学院工农兵学员，贴出了“同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等大标语。
      4月2日上午7时，正当“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开始对革命群众残酷镇压之时，在南京大学教学楼的课桌上出现了这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妖为鬼蜮，必显灾情。乱党乱军，祸国殃民，尾巴高翘，始露原形。原名狸精（李进），化名蒋亲（江青），年方六十，实在年轻。奇装异服，迎接外宾，妖态百出，不得人心。攻击总理，手段卑鄙，蒋帮敌特，配合密切。欺骗主席，罪大恶极，狐假虎威，借助钟馗。鬼喊打鬼，贼喊捉贼，当年武斗，它是罪魁。有个同伙，妖法更多，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两妖合作，收集喽罗，篡权计划，有纲有目。先夺舆论，伪装老左，谈古论今，蛊惑人心。侈谈什么，儒法斗争，儒家法家，根本一家。代表利益，剥削阶级，事过千年，远离现实。为其翻案，是何用意？无非想当，封建皇帝。自己复辟，不须放屁，打击正直，排斥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既想遮天，又想盖地。激怒群众，四方奋起，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妖怪惊慌，却能变色，七变八变，本质不变。觉悟群众，岂能愚弄？揪住尾巴，决不放松。众志成城，妖有何能？
      即取其道，还治其身。学习总理，革命到底！奋不顾身，捍卫总理。总理遗志，定能实现，人心所向，共产主义。
      这首战歌表现了千千万，万万千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和决不会向敌人屈服的刚强意志，是南京人民对“四人帮”血腥镇压的回答。
      自南京爆发抗议活动后，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纷纷表示声援和支持，他们也冲破限制，走上街头，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开展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活动。
            
      2、人民群众把“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阴谋家”、“野心家”等词汇变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四人帮”恼羞成怒，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血腥镇压事件
      首都北京的人民群众从3月份开始，也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
      3月1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第一个花圈，是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献的。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全国人民想到党和国家前途，想到险恶的政治形势和被“四人帮”拖垮的国民经济，更加怀念周总理。人们佩着白花，缠着黑纱，抬着花圈，川流不息地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们呼唤着总理的名字，泪如雨下。有人在总理的遗像前插上几支梅花，有人摆上了一大盆万年青，有人在纪念碑下放了一盆水、一杯土，人民时刻想念着骨灰撒满祖国山山水水的总理。
      人们把胸前的白花取下来，系在纪念碑周围的柏墙上，用小纸条、小布条写上心里话：“敬爱的周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
      花圈在增多，花圈在增大，挽联上全是感人至深的词句：
      “一生奋斗，为中华新颜；灰撒江河，换大地常春。”“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
      条幅、挽联难于充分表达内心的感情，纪念碑前出现了诗词、悼文。
      3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指示天安门派出所把从3月19日以来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汇总上报。
      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
      3月31日，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小字报、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多的单位和个人自发到广场举行悼念仪式。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便衣”观察动态，记录小字报和诗词。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说：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还说：“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当前势态，认为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的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动向。这个动向值得注意。会议认为，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发一文，说明所谓“遗嘱”之类纯属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
      4月2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一○九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十分引人注目。这火一般的诗句在北京城飞快流传，
      北京市各个单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中胡说“天安门是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要求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这道禁令不仅没有吓住群众，反而激起了群众在更大规模上去天安门广场的勇气。
      心怀鬼胎的“四人帮”也估计到了群众不惧强权和淫威的勇气，立即组织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成立了“联合指挥部”，人数3000余人，随时准备镇压群众。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姚文元对鲁瑛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又在打给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现在天安门纪念碑前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下午，刘传新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具体镇压群众措施。
      4月3日，凌晨4点40分，王洪文到了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及悼词。回去后，他打电话给公安部的亲信说；“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
      这天早晨下着小雨。纪念碑上已堆满花圈，但冒雨送花圈的队伍仍陆续不断。其中有知识分子、干部、老师傅、有青工，还有不少小孩跟随着父母去悼念。花圈在广场上扩展。参加悼念的人有几十万。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一个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打豺狼。”署名“北京西郊烟灰制品厂部分同志”。纪念碑第二层台阶的西北侧贴出了一张《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的大字报。许多群众当即表示支持并自动献款。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近千人，抬着12个大花圈走进天安门广场。其横幅上写着：“巨星殒落，神州内外赞光明正大，痛悼英烈；挥泪操戈，举国上下恨阴谋诡计，怒斥妖魔”。
      从上述标语看出，人民群众把“妖魔”、“鬼怪”、“豺狼”、“白骨精”、“阴谋家”、“野心家”等词汇变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
      姚文元看了《人民日报》编写的《情况汇编》后，把群众的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晚上，花圈比白天增加了几倍。9时半，广场中央聚集几千人，反复朗诵着清华大学几个工农兵学员写的一篇悼词《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有人还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于是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场面。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后，被“便衣”人员跟踪，晚10点多钟，在骑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捕。到此，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达26人。
      1976年是农历丙辰年，4月4日是农历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人员，无视"四人帮"下达的道道禁令，聚集在广场周围，最多时达200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矛头直指"四人帮"。
      世界上最大的天安门广场，尽管人头躜动，但是秩序井然。乍暖还寒、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含着悲壮与愤怒。广场上空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花圈摆满了广场。上午7时，某仪器厂职工，分四列纵队，共275排抬着34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曙光电机厂3000多名职工的队伍，也从东单开进广场。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运到广场。上午11时，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
      "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一方面进行无理压制，一方面则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徒亲自到广场部署“取证”侦察。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及控制事态发展的办法。江青等人操纵了会议。有人说：“在纪念碑前送花圈2073个，有1400多个单位，……诗词、悼词、小字报，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吴德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吴德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就出去到隔壁房间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回答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
      吴德打完电话回到会议厅，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王洪文、江青等人同意，王洪文气咻咻地说：“给我立即抓人。”吴德又起身去打电话，传达王洪文的“指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吴德再回来把情况作了汇报，又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王洪文、张春桥疯狂地说：“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会议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击；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调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
      会后，联络员毛远新将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送毛泽东圈阅。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1至2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惨遭洗劫。
      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奉命出动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到八宝山销毁，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在清理广场时，57名在场群众遭审查，其中7人因抄诗或“可疑”被捕。5点10分，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楼向头头们面授机宜。
      通往广场的路口已被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封锁线层层围住。6点过，北京一七二中30多名学生在群众支持下，冲破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7时半，一个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斥责。一会儿，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激起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个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又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辆广播车因诬蔑群众悼念活动，被群众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9时许几十万人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并和工人民兵和警卫战士发生冲突。
      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派出4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
      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
      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80人、民兵200人，加强小灰楼的警戒。部分群众冲入楼里。
      5点零4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但群众不知道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更不清楚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如果火势大了，很容易产生爆炸的危险。
      5点15分，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指挥部。
      这时，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四人帮”特地安排受批判的邓小平也到会。听到广场上人们的愤怒之声十分鼎沸，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起身朝大玻璃窗外张望，于是，华国锋宣布暂时休会。大家就都注视着广场的事态。
      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
      邓小平一言不发。
      这时，吴德接到报告。他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负不了责任，就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毛泽东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恶狠狠地说：“调十万民兵过来。”
   　吴德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倪志福也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他是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
      吴德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狡猾地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吴德的鼻子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吴德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政治局会议决定：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吴德和倪志福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他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于是，最后商定：吴德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下午6点25分，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吴德的广播讲话。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上7时过，民兵10000人、公安干警3000人、卫戍部队5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集结待命。
      联合指挥部头头们研究“反击”部署，决定在中山公园成立新的指挥点。下令晚上“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棍子、铐子”。
      晚上8点钟，仍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吴德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 
   　吴德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接着，他们商量好了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9时左右，纪念碑周围仅有二三百人，纪念碑上面安放着11个花圈，还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总理遗像。另外还有一些人站在栏杆旁边，冷冷地盯着群众。
      9时29分，下达了镇压的命令。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吴德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由于参加围剿的各路队伍行动不一，群众乘机迅速疏散。这时，参加围剿的641名警察从天安门广场西侧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群众。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吴德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I(Rk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吴德等三人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
      突然，广场上的所有电灯忽一下全黑了，又一下子亮了，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警察手持木棒、皮带，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群众下毒手了。警察的棍棒、皮带、桌椅腿雨点般落在无辜群众的身上，地上留下了一滩滩的鲜血。
      警察把陆续抓来的群众、排成排，面对纪念碑站着。一会儿，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把被抓的人往广场外带走，几个人押一个，以防跑掉。
      4月5日之夜，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200多名革命群众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和逮捕。按吴德后来回忆的说法：“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在人民英纪念碑的周围，在天安门广场的方砖上，悼念总理的泪痕还未干，又洒上了人民的鲜血。5日黑夜，一片血雨腥风笼罩着天安门广场。第二天，仍然有许多人来到天安门广场。青海农机铸造厂工人赵乃光、北京造纸五厂工人高建龙、北京卫戍区二师职工何志强等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揭露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痛斥“四人帮”反革命暴行。
      为了继续斗争下去，有人提出静坐示威，有人提出请愿，有人提出游行。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北京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说：“静坐有什么用？请愿有什么用？游行又有什么用？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他建议成立“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向全国人民说明真相，揭露野心家的阴谋。他的建议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4月6日上午9时，又有几十名群众排着队送来了花圈。
      他们排好队后，站在纪念碑前，由一人读悼词，大家举手宣誓，默哀，最后唱《国际歌》。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也一同歌唱。
      在“联合指挥部”楼前，3名军人禁止人们接近烧焦了的楼房。
      更多的人散布在纪念碑四周和广场上，默默地走着。在纪念碑的北侧和东侧以广场中央，到处是血迹。
      中午，成千上万名学生和青年在天安门和东西长安街上徘徊。花圈、诗词、烈火、镇压……一幕幕在他们眼前浮现。
      晚上，天安门广场像死一般沉寂。清明的花山人海消失了，广场越发显得空荡。三三两两的人，默默地走着，很少说话。一些人踏上纪念碑的石阶，绕了一二圈后，下去了。纪念碑的北侧，一个花圈，一面党旗，一张周总理遗像，四周是素洁的白花。天色已黑了，一位青年敏捷地来到纪念碑的浮雕前，从怀里掏出一块两尺长、一尺宽的白绸，上方别着周总理的丝织像，下面用血写着：“敬爱的总理，我想念你”。
      他将血书放在浮雕下的石台下，随即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4月6日晚，天安门广场戒严了，从马克思像到列宁像之间，警察排成一字横队，禁止行人通过，并且从北向南，用墩布和水擦洗地上的血迹。次日，戒严线上又增加了一排军人。宽阔的广场上，十几辆洒水车来回冲刷地上残存的血迹。
    
       3、“扬眉剑出鞘”一诗被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四人帮”把邓小平打成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指出：“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中央尽快通报全国”；“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并决定组织3000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出9个营的部队在市区随时机动。
      4月6日3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于4月6日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等人，要他们赶写“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快”，“粗点没关系”。
      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
      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4月5日发出的《紧急通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狂叫：“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要深下去，捞一大批”，“重点在党政军、党内走资派”。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县局，在相馆查到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为此，他被司法机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时，指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及吴德的广播讲话，并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
      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并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华国锋任职和邓小平撤职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
      “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把人们对“四人帮”的声讨和对“左”倾错误的抗议说成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人们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和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4月12日，《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现场的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是：“戈培尔编辑收”。信里装着一份4月8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上面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4月8日这一天清晨，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奉中共中央之命，集会游行，表态谴责邓小平，向中央打电报汇报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地报道此类消息，造成全党、全国人民“拥护”的假象。北京和各地又根据中央的要求，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污蔑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大清查、大搜捕开始了。“四人帮”亲自策划，搞所谓“双追”运动，即追查所谓“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以及反革命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
      “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在公安局领导干部会上杀气腾腾地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都有指示，既然反革命打人、行凶，当然要还手，我的理解是敞开干。
      对在天安门广场录音的刘万勇，姚文元批示“抓紧清查、报告中央”，张春桥又批“彻查严办”。“四人帮”的爪牙扬言：这次追查“一年查不清，查两年，问题不清楚，十年也要查清楚。”
      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北京市公安局全力投入镇压活动，组成审讯领导小组，又从全局和公安部抽调80人，充实审讯力量，指令公安局两个处、各分局两个科集中力量侦察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案件和“谣言”案件。一时间，冤狱四起，株连无数。
      在北京，追查“反革命案件”的影印件和通报，十万火急下达到各个单位，“罪证”便是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文。“扬眉剑出鞘”一诗被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
      在“四人帮”指令下，牢房腾出来了，镣铐准备好了，公安机关开始四处抓人。诗词作者、讲演者、送花圈的带头人，纷纷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 
      《今日在何方》等诗的作者，青年干部李舟生被捕。
      血书作者青年工人王海力被捕。
      第一篇声讨“四人帮”檄文的作者，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被捕。
      曾同攻击总理的坏蛋进行面对面斗争的青年工人岳存寿一家4口人被捕。 
      年仅14岁的中学生傅燕君因参加天安门悼念活动、投寄反“四人帮”的信件也遭逮捕。
      反革命大搜捕的魔爪伸向全国各地。王洪文亲自与浙江的代理人通电话，下令对参加“杭州四·四事件”的群众进行“坚决镇压”。
 
       紧接着，杭州事件、南京事件、郑州事件、西安事件等等的参加者纷纷被捕。各个省市以各种形式反对过“四人帮”的人都遭逮捕。
      仅辽宁省从4月1日至5月2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审查处理685人，其中拘留213人，逮捕49人，11人被判刑。  
      吉林省“收容”、拘留、逮捕139人，判刑的有32人。
      大批“政治犯”塞满监牢，这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罪行仅是张贴了反对“四人帮”的诗词、大字报，投寄了反对“四人帮”的信件，甚至只是抄录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参加了悼念总理的活动。大多数人在被捕时都不曾见过逮捕证。
      “四人帮”的一个小爪牙竟宣称：“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不用逮捕证”。
      “政治犯”们在狱中受到的是威胁、恐吓、利诱、欺骗以至惨无人道的“棍棒教育”。“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爪牙说：“对这些人要狠，不要手软！”因天安门事件被抓的“罪犯”在所有犯人中待遇最低，常常二三个月不放风，一连几个月不让洗澡理发，有病不给治，而且常受到毒刑拷打。
      一个人成了“反革命”，一家人乃至朋友、同学都要受迫害。“四人帮”的爪牙威胁“政治犯”们：“你死了没什么，可是你那么多朋友，那么一大家子人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一些参加悼念活动，积极送花圈的“重点单位”，“四人帮”派去爪牙，进驻工作组，责令每个支部写出送花圈前后经过的“书面报告”，所有送过花圈抄过诗词的人都要登记进行审查，写过诗词、悼词的都要勒令交代问题。仅500人的科学院一○九厂，因送了四块诗牌，除3人被捕外，11人办隔离、停职等各种名目的“学习班”，70多人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30名人上了黑名单，厂领导被打成“走资派”；政治部负责人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幕后操纵者”，受多次批斗，致使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厂工作组长被诬为“支持反革命活动”，勒令回厂检查，致使癌症恶化，含冤而死。
      曙光电机厂被打成“反革命黑色营垒”，全厂3000多名职工被审查，23名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解放军二炮机关被定为“重点清查单位”，“四人帮”亲自派人坐镇，追后台、查动机，搞人人过关，100多人受到审查。“四人帮”爪牙扬言：要揪出重型电机厂作铁花圈的“幕后操纵者”，公安局派人进驻厂内，大批同志遭到逮捕、隔离审查、停职反省。
      清华大学送白花的电子系数名学生回校后就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迟群一伙恐吓他们：“你们干的事罪行严重，把你们抓到体育馆开万人大会批斗也不过分”。“判你们无期徒刑很合适。”除周为民被捕外，还有3名同学被关押在清华私设的牢房内，其他人都受到批斗，连保护他们或不愿批判他们的人都受打击迫害。
      “四人帮”不仅残酷迫害参加天安门革命运动的人们，还在工厂、机关、学校、街道成立“清查工作组”，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大清查，强迫群众互相揭发检举。凡是清明节前后去过或路过天安门广场的都成了“嫌疑分子”，“四人帮”还派出大批“便衣”混杂在公共场所，听到有关天安门事件、“政治谣言”等“大逆不道”的言论，就当场抓人。
      江青还居心险恶地出主意，要公安局对抓到的青年人，叫他们说清为什么这样干。在“四人帮”的指示下，干将们兴风作浪，大喊大叫要抓青年“后面的老反革命”，“深挖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派”，要“一追到底，追到哪算哪”。
      为了将邓小平打成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他们挖空心思，用尽卑鄙伎俩。他们派工作组进驻邓小平女儿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并明确指示要通过邓小平的女儿追查邓小平。半导体研究所被打成“邓记谣言公司分销店”，邓小平的女儿被诬为“谣言”的根源。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帮”干将公开造谣说：“天安门事件那天，邓小平汽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他表现得很高兴！”       “四人帮”及其爪牙将罪恶矛头公开指向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双追”简报和其它有关追查的材料中，多次点了叶剑英和很多领导的名，诬陷他们是“政治谣言”的风源。公安局在清明节期间偷记了天安门广场上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
      在审讯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群众时，他们软硬兼施，逼迫群众交代“后台”，写诬蔑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材料，并追问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的情况。他们还按江青的诡计，确定了35个“重点案犯”，导演了一出出劝降剧，摆上好烟、好茶，“好言”相劝，让他们谈出和一些领导同志“政治上有什么联系”。
      公安局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388人，还有很多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群众，也以“造谣”等罪名被投入监狱，至于以隔离、办班等方式审查的人就更多。
      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的有15人，受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600余人。
      全市“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长以上领导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廖承志、余秋里等。
      催逼“逮捕”“处理”的指示一道道下达，从“四人帮”在浙江的干将日记中查出：“根据王洪文指示，‘四四’事件的人，争取在76年12月底以前要处理结束。”字里行间，杀机显露。
      6月，毛远新布置“要给公安、民兵负责人打个招呼”，“北京可不能再出现天安门事件或类似事件”。清华“四人帮”女干将按照他的意旨向公安局的一伙作了部署。
      6月底，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组织卫戍区、工人民兵、公安局制定了《关于可能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设想》，提出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并提出“处置”意见，做了镇压准备。
      公安局干将制定了《应急方案》，制定了镇压措施，提出矛头指向“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毛主席逝世后，他立即按方案部署，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绘制作战用城区坐标图，只待“四人帮”发动政变，就要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4、“童怀周”再掀纪念周总理的高潮。冤案终于平反，“四五”运动成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粉碎“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这个冤案的平反提供了历史契机。但是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 
      1977年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天安门广场又成了花山诗海。人们尽情欢呼四害已除，大地回春，热情歌颂党中央“为民除四害，万代颂丰功”，深情地怀念总理，“若知人间伏虎事，忠魂笑慰九重天”。人们“忆清明，意难平”，发出了“四五奇冤应昭雪”的呼声，唱出了“四五浩气满乾坤”的颂歌。广场上贴满了“人民万岁”、“四五运动万岁”等大标语和大小字报。严正驳斥继续维护天安门事件冤案的种种谬论，并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冤案彻底昭雪，为受迫害同志彻底平反等“历史的要求”，表达了澄清事实真相、严惩镇压革命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等“人民的愿望”。
      还有很多诗文强烈呼吁为邓小平同志平反，并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也有的点名批评斥责某些部门的负责人在天安门事件中伙同“四人帮”镇压群众，而且至今仍然捂盖子、压群众，坚持错误。
      北京市委一些负责人和当时仍把持市公安局的“四人帮”的干将对这些革命活动继续镇压。他们三番五次亲自下命令，亲自作批示，胡说什么“这是右倾翻案风的继续”，“敌情比头一年清明还严重”，将很多大小字报定为“矛头是对准中央”的“反革命案件”。他们还叫嚷：“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不能畏首畏尾”，“不能手软”；要“组织破案”，“认准了要抓人”，“力争一个不漏，一个不丢”。于是他们在天安门管理处设立了“指挥部”，下令让公安局的3个处加强天安门广场的力量，派出便衣人员六七百名，到广场监视群众，跟踪盯梢，“取证”抓人。从1月8日到14日，从天安门广场撕取诗词、大小字报及拍摄的照片共200多件，从中定为反革命
      案件的86起；逮捕1人，拘留6人，受到追查的16人，给他们定了“反革命”、“政治错误”、“影射攻击”等罪名。
      然而人民顶着压力，冒着危险，仍在不屈不挠地斗争，童怀周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童怀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名教师组成的战斗集体，一直从事着搜集天安门革命诗词的工作。1977年1月8日，他们把第一次刻印的诗集贴到了天安门广场，并留下了地址、电话，发起征集天安门革命诗词的活动。这个诗集的出现被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阶段斗争新动向”备案，在广大群众和学校内干部、工人支持下，童怀周的同志们不间断地工作着，四五运动一周年前夕，他们印出铅印本。又陆续出了合订本和续编，一共收集诗文1500多篇。这些诗集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给童怀周寄来了几千封热情洋溢的信，亲自登门拜访或打电话的不下10000人次。有的诉说自己渴望得到诗集的急切心情，有的写来赞颂诗集的诗歌，有的衷心感谢童怀周“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北京，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世界文学》编辑部、首都机械厂等单位许多同志也和童怀周一样从事着诗文收集工作，编辑了各种版本的诗文集。这些光辉篇章作为历史的见证，将留芳百世，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接着，中共南京市委宣布，南京事件是革命行动。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四五运动绝非偶然。它是林彪事件以来，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多年观察反省的结果。这场运动，集中地表现出人民群众对极左思潮的代表者———江青集团的痛恨，表现出人民群众对党内健康力量的代表者———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怀念和呼唤。为了表达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意志，许多人甘冒受批判、被关押的风险。
      四五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并没有消失。它使中共中央领导层的相当一批人看清了人民的意志，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文化大革命”１０年间，人民群众和党内健康力量同极左思潮的斗争较量，从来就没停止过。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挫折，使人们逐渐悟出一个道理：不彻底否定极左思潮，“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这样，就使得人民的抗争开始进入更高的形态：否定“文化大革命”。促使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正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邓小平同江青集团的较量中，邓小平暂时蒙冤又被打倒了。但是，他却因此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四人帮”表面看是胜利者，却从此彻底脱离了群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