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疗公平

“我们组织了一个全国专家的讨论。” 播音员罗京的主治医生陈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嘴的价值：“我们是那么地希望他好，看着他没有挽救过来，我当时都有过想放弃当医生的念头，放弃做这个职业了，觉得太残忍了。”“看着他，我都哭了好几次，真的。就觉得那么一个好人，一个有那么强专业能力的人，你说如果能够在我们手上把他救活了，能够继续从事他热爱的事业，那是多好的事情。抢救的人总共有十来个。我们全力抢救了40分钟，后来觉得再抢救，也没有太大意义”。（见《精品阅读》第二期）

完美人格，卓越才干，这是媒体勾勒出的央视播音员罗京的形象。拥戴是一回事，但医生的专业话语里, 生命是无贵贱之分的。这是医生应秉持的职业原则。否则，卑微的生命就极有可能被忽视。

在中国，生命的存活因人而异。身份，级别，财富等决定了一个人的寿命（老天特别眷顾的人例外）。很多有地位或财富的，长期占用优质的医疗资源，对应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难。

在此前提下看陕西神木县的医疗改革，才会看得清楚一些。

煤炭大县神木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孤寡残疾免费供养和12年免费教育，解除了压在百姓身上“三座大山”，却引起舆论强烈质疑。第十九期《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神木医改背后》的报道称，过度医疗养肥了定点医院，导致遍布全城的小诊所无法生存。报道给出了神木医改的理由：弥合社会矛盾。记者列举了一系列该县官场腐败的事实作证据。报道还特别警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记者忧心忡忡的面孔：如果有一天资源枯竭，神木将怎么办？

指责是容易的。人性与制度的弱点决定了，这一桩绝对的好事注定会不完美。

第二十一期《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神木医改调查专题，关注点正在“公平的程序设计”上。记者发现，成为公共服务主体的民营医疗资源，为该县实行免费医疗提供了基本保障，政府所要做的只是把公共财政与民营资源对接上。“在住院治疗这个领域，城乡差别一笔勾销。”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似乎有问题。新医改的要求是以预防为主，神木却先治后防。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个基本常识？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著名的测算：在预防上花一块钱，可以在治疗上节省二百块钱。

最先报道神木免费医疗事件的《时代周报》，最新一期推出了对该县县委书记郭宝成的专访。面对“作秀“乌托邦试验”“大跃进”等诸多责难，政策推手郭宝成相当坦然：“神木的财政不成问题。这是一项让千千万万百姓获益的政策，谁敢说取消它？老百姓首先不答应。”因为他知道，一个财富异常积累的地方，贫富悬殊已达到了危险地步。如果政府不能解除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难题，和谐社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是一个纯经济的问题”。

在他看来，“人们爆发性地去看病”，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根源在于他们长期看不起病，这正是福利医疗欠账的结果。神木之所以采取“先治后防”的策略，是因为长期受疾病折磨的穷人最需要的是治病。

他当然明白：没有精妙的制度设计，再好的政策最后都会变成一条死狗。但关键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不断改进。空想存在一个完美的制度，才是最可怕的。

某些媒体似乎擅长以最坏的动机揣度一切，这使得做好事的人常常无端受压。评论家刘洪波一语道出了腹诽的本质：福利恐惧症。他发表在《时代周报》上的文章指出，对国民财富与国民关系诸多常识的遗忘，使福利成为一个令人不屑的字眼，对福利的恐惧致使许多人心理变态，以所谓的质疑炫示其知识水平和理性能力。

该预防的却以治为主，而且是全民动员式的大治特治。甲型H1N1流感发生以来，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紧急动员状态，对每一个个案的地毯式搜索、隔离以及防治，固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总给人以作秀感。对一个无法预测的特定病毒的过度防卫，导致整个社会“科学家式的焦虑”。有人直言进谏，不能照搬SARS经验，“高度集中社会资源的做法会持续不下去，人们也会对疫病进入麻木状态”（见5月22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对香港大学教授管轶的采访）。针对对病菌携带者的人肉搜索以及仇视，有评论指出，严防流感不能丧失对人的尊重（见《博客天下》第十六期）。

跟科学家的焦虑不同，在中医看来，甲型H1N1流感并不可怕。“这是一种外感性传染病，一种自限性疾病。”著名中医认为，此病与天气有关，气候变化会改变其流传命运。更重要的是，中医的扶正祛邪完全可以预测与应对。第十九期《三联生活周刊》以“风寒、风热与感冒”为题，向读者讲述了中医对甲型H1N1流感的态度。

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令许多西方科学家困惑的新事物，在东方中医眼里，不过是寻常物。恐慌来自无知，更多的时候出于对传统的丢弃。在一个持续以所谓“科学”原则妖魔化中医的国度，怎能想象一幅从容不迫的画面？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民族，要么被骗要么自欺。老是要打人民战争消灭病毒的人忘记了：你要生存，病毒也要生存。缺乏与病毒共处的心态，我们必然恐慌。

每出现一种疾病，决策者便寄希望于一种新疫苗的诞生，而不愿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赵德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西方国家很少采用事后疫苗防治的办法，其健全的动物卫生体系阻断了动物疾病的流行。但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兽医法》，新医改里面“几乎没有动物卫生体系的份儿”。

好多事情都是可以用“相对很小的代价控制住”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事情弄大才行？可爱的明白人或许忘记了，只要利益作祟，什么事情都可能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运行。

一些人被遗忘了。6月11日的《南方周末》报道说，SARS后遗症患者生活拮据，身体损害和精神创伤犹如两根绳索，越来越紧地勒住了他们的脖子。民间人士张立洁试图通过摄影揭示这个群体的生存困境，以引起社会关注。将这些照片引入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李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很多事情我们像暴风骤雨一般地去处理，然后暴风骤雨一般去遗忘。”

另一些人却难以好好活下去。

在湖北某监狱服刑的罪犯，想捐肾救自己的亲兄弟一命，报告打了一年，弟弟眼看着就要衰竭，在舆论的声援下，才得到特别许可。狱方长不放行的理由是“为了保障罪犯的人权”。这很让人痛心，以为法律不愿意鼓励善行。

非法交易在法律规定之外蔚然成风。各种严苛的规定，成全了器官贩卖者和黑心医生，有钱人、官员以及某些外国人从中获益，他们及其家人的生命得到了延续。第16期《凤凰周刊》推出的“大陆卖肾黑市”报道称，活体器官交易已经呈现“规模化”，集中供养卖肾者，根据推销情况随时“取用”。异常残酷的是，供肾者得不到多少利益，大头都被渠道控制者拿走了。至于预防私下买卖的“伦理审查”制度，约束不了任何有能耐的人，没有他们搞不到的东西，一笔数万元的闭眼费就可让医生乖乖合上双眼。

有专家说，鼓励活体移植本身就是个方向性错误，遗体捐献才是正路。欧洲史学者陈乐民先生在11年前的奇想若能成为现实，或许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患尿毒症、躺在医院做透析的他，曾在病床上设想，能否克隆一个健康完好的“克隆肾”？（见《万象》四月号）陈先生没能等到这一天，那些找不到活体肾的人，不知能否等到克隆肾诞生的那一天？

但什么样的发明也不能替代知情权。第十一期《财经》杂志的封面文章是，“千人‘癔症’背后”。该报道对吉林化纤工人“集体中毒”事件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环评听证会不请危险地附近职工和居民参加，不公布环评报告，出事后刻意隐瞒监测数据，扣押受害者的病历，卫生部的所谓专家，置许多职工中毒的事实于不顾，四天里就匆匆对这起千人中毒事件做出“群体性癔症”的结论。在愤怒的人群堵住铁路道口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才勉强做出一点安抚性处理。

四月份回家，父母的棺材已油漆一新，花匠用锡粉描绘好了天堂的图案。在饱满的阳光下，老人眯起眼打量着摞在一块的两份棺材，一边摸一边夸赞做工。母亲说，如果我不行了，千万不要往医院送，我不想被他们插管子折腾，落不下全尸。我的寿衣都做好了，放在柜子里，到时给我穿上就行了。

“人总要下世的，要干干净净地走。”

做儿女的明白，老人家之所以要这么说，是怕花光了我们的积蓄。

四万亿元或者更多的人民币，如果不能用于改善民生，让国民解除后顾之忧，从而放心消费。那么，除了成为权贵们新的捞金游戏项目外，不会有更多的意义。

别光用经济说事了。如果不能在医院看到医生一颗真挚的心，即使全民免费医疗了，我也恐怕难以活到我想活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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