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人才政策建议:怀远坊很可能也是胡人聚居区 唐文化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18:33:31
西市正北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有仪凤二年(677年)应波斯王卑路斯的请求创设的“波斯胡寺”，景龙年间(707-710年)因宗楚客筑宅，将此寺移至布政坊祆寺之西。醴泉坊西门之南复有祆寺。粟特胡人安令节也居住在醴泉坊[158]。志中提到安令节有子如岳、国臣、武臣等[159]。又，醴泉坊有“烈士台”，“世传安金藏之居”。安金藏即安菩之子，在唐朝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在武则天时，他在太常寺供职，曾用剖腹的手段来表明皇嗣(即睿宗)不反，深为武则天叹服，后代皇帝也将他作为忠臣的典范屡屡加以旌表[160]。据墓志，安菩的居地在金城坊，安金藏或许是在后来移居到醴泉坊的。又，上文讨论的米国质子米继芬也居住在醴泉坊。正如在上文指出，景龙三年(709年)，中宗曾令诸司长官前往醴泉坊观看泼胡乞寒戏表演，这显然与醴泉坊作为粟特胡人聚居之地有关。
西市南接怀远坊，“怀远”这个名称与上文敦煌“从化乡”之“从化”，西州“崇化乡”以及第五街与“怀远坊”隔街相望的“崇化坊”之“崇化”文义相近，都有“教化外夷”的意思。从其坊名来看，怀远坊很可能也是胡人聚居区。唐初著名的粟特胡人世家安兴贵之子安元寿的宅第就在怀远坊[161]。
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三）
吴玉贵
2004-06-29 21:26:54 阅读 次
作者提供，原刊《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
第三章 外来人与唐朝社会
唐代载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作“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等，不一而足[1]。这是一种很含糊的称谓，它既包含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2]；也包括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内，与唐朝从属关系不确定，或属于不同政权的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在很多情况下，还指称生活在唐朝境内，已经归属唐朝，但人种与汉族不同的各民族的人群；甚至有时还指前代就已移居唐朝境内，已经完全汉化的非汉族人群。本文的“外来人”，主要是指曾在唐朝游历，或生活在唐朝的，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外国人。
第一节 使节、质子与“贡人”
唐朝的外来人中，有许多都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主要包括使臣、质子、贡人等。这些人有些是王室成员甚至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也有些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更多的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等等。这些人的身分高下极为悬殊，在唐朝受到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构成了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1.使节
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四百，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70国[3]。除了少数属于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建立的政权外，这些国家或政权与唐朝的使臣往来，构成了唐朝官方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
唐朝政府规定，外国使节至唐，先由边境州县核查使团人数、物品等，使团随员多留在入境地等候，边境州县为使臣及副使二人颁发牒文，乘驿传到京师。接待使节的工作主要由鸿胪寺典客署负责[4]。唐朝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为五个等级，不同等级国家的使节有不同的待遇。使节初至，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确定不同的接待礼节。对使节的食物供应有不同的名目，“常食料”之外，还有“设食料”和“设会料”，都按使节所在国不同等第配给。陆路使节有“度碛程粮”，海路使节有“入海程粮”，程粮的供应主要依据路途远近[5]，根据旅途所需时间的长短来供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颁发的诏书称：“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6]就是依照了这样的标准。
除了饮食之外，对外国使节日常起居所用什物、患病、死亡等也都有具体的规定。来唐的使节有许多带有贸易的性质，有些干脆就是由商人组成。如果携带物品为“药物、滋味之属”，由少府监或市令选择“识物人”确定价值高下；如果是驼马等物，则由殿中省及太仆寺验阅，良者入殿中供御用，驽病者入太仆充群牧；如果是鹰、鹘、狗、豹之类无从估价的物品，则由鸿胪寺决定价值多少，当使节返国时，由朝廷以“赏赐”的形式付给相当于“贡物”价值的物品。
外国使臣（包括君主）至唐，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接受皇帝召见。唐朝对迎劳(遣专人慰劳)、戒见(遣专人通知召见日期)、奉见(正式召见)、受表(接受国书)、受币(接受礼物)、赐宴等都有非常明确而繁缛的规定[7]。与食料供应一样，接待礼节也视国家的大小或强弱而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如在接受国书或礼物的仪式中，“大蕃大使为设乐，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设乐悬及黄麾杖。”[8]除了例行的召见之外，外国还要参加唐朝廷组织的一些重大庆典活动，如在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和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举行的两次泰山封禅活动中，都有大批外国使节参加，前一次随高宗前往东岳的有波斯、天竺、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9]。参加玄宗东封活动的则有大食、谢、五天竺、昆仑、日本、新罗之侍子及使节，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乌浒之酋长等[10]。
使节来唐，大多都在名义上接受唐朝官职，最常授予的官职为果毅都尉、折冲都尉、中郎将、太仆卿以及诸卫将军等职。出于对唐朝文化的钦仰和其它原因，外国使节中有些自愿留在了唐朝境内定居。如康国大首领康某，“因使入朝”，留在唐境内任检校折冲都尉，并娶翟氏为妻，于天宝八载（749年）终于东都福善坊，留有嗣子康从远[11]。有些人后来甚至代表唐朝出使本国。如波斯人阿罗憾(Abraham)，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充使入唐，仕唐为右屯卫将军，并曾代表唐朝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西域诸国，在拂林西界立碑。后于景云元年(710年)卒于东都私宅。其子俱罗(Korah)仍然保留了胡语的名字[12]。又，新罗“行人”金思兰出使唐朝，“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被唐朝“委以出疆之任”，以太仆卿赐同正员的身分出使新罗[13]。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陇，西域道路阻绝，安西、北庭前来朝廷奏事的官员以及西域朝贡使节滞留长安，日用所需供给，使朝廷不堪重负，贞元三年(787年)检括，得4,000人，准备停止供给，但遭到西域国使臣的强烈反对。李泌献策，建议由唐朝组织使臣，或假道回纥，或经由海道遣返本国；有不愿归者，“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这时诸国客使在唐朝境内已滞留了三十余年，最多者达四十余年，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返回本国，于是朝廷将诸国使臣分隶左右神策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每年节省经费达五十万缗[14]。除了真正的客使之外，这些检括出来胡人有许多都应该是打着“朝贡使”名义的商胡。本世纪50年代在西安发现的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称，苏谅官职为“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其人很可能就是波斯流亡政权派遣出使唐朝的使节的后代[15]。《东城父老传》称，玄宗时“都中无留外国宾”，而到元和五年(810年)时，情形为之大变，“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16]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贞元三年(787年)之后大批西域诸国使节留居长安当然不无关系。
2.质子
人质制度，是一种将人作为抵押的制度。最晚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在我国就已经出现了人质，并一直存在到了18世纪中叶。所谓人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对内的，即那些驻守边疆或出征在外的文武官员以其亲属作为人质，用来保证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另一种是对外的，即或由不同的国家或政权互相交换人质，以保障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或是由弱国向强国、战败国向战胜国单方面输送人质，以保证弱国或战败国对强国或战胜国的忠顺[17]。单方输送人质，并不单纯意味着双方间只存在强弱或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时单方输送人质主要是为了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或贸易关系。
人质多由输送方的儿子充任，所以多称作“质子”；又因为人质多在唐朝宫廷担任宿卫官职，有时又称“侍子”。武则天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左补阙薛登就此上疏直谏，请求禁绝侍子[18]。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朝廷又正式颁布诏令，将“诸蕃充质侍卫子弟等”，放还本国[19]。薛登提出的理由是入侍质子受唐朝先进文化熏染，返国之后，一旦与唐朝交恶，将会对唐朝自身形成威胁。而唐玄宗在诏令中强调的理由则是向风慕化，应以诚信为主，质子长期离乡背井，寄居他国，违背了安土重迁的原则。这些意见或措施的提出，受到了当时具体政治环境的强烈制约，并不具有典型的意义。就唐朝的实际情况而言，质子制度一直是在对外交往中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制度。
据文献资料反映，新罗、康国、何国、石国、米国、迦湿弥罗国、护蜜国、吐火罗国、天竺诸国、波斯国等，都曾向唐朝派遣人质[20]。充当质子者主要是输质国国王的儿子、弟弟，子侄，个别还有以国王本人为质者[21]。质子承担的官职主要为中郎将、果毅、折冲等职。充任质子的时间一般都很长，有些甚至是世代为质。米国质子米继芬，其父米突骑施“遐质京师，永通国好”，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米继芬“承袭质子”，继续在禁军宿卫，永贞元年（805年）死于长安醴泉里私第，终年92岁[22]。何文哲是何国国王的后裔，因祖先在永徽年间（650-655年）入唐为质，遂留在了长安，何文哲卒于太和三年（829年），何氏后裔世代居唐已接近200年[23]。
入朝质子在唐朝授官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质子所在国的“蕃望大小”，一是质子本人在本国的官职高下。积累年资，质子官职还可以迁转。在开元六年（718年）吐火罗国质子阿史那仆罗抱怨授官太低的诉状中，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仆罗本人是吐火罗国王阿史那般都泥利的弟弟，在本国任特勤，被遣入唐为质。仆罗在诉状中称：“仆罗兄前后屡蒙圣泽，愧荷国恩，遂发遣仆罗入朝，侍卫玉阶。至愿献忠殉命，以为臣妾。仆罗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胪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类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窃见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况仆罗身恃（特）勤，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类，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并提到后来天竺质子瞿昙金刚等“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而他本人自神龙元年（705年）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以来，经14年没有迁转。玄宗敕鸿胪寺“准例定品秩，勿令称屈”[24]。可知质子官职的授受和迁转都有成例可援。
此外，质子在唐还可由试官迁授正官，如当时任“试光禄卿、紫金鱼袋”的新罗质子金允夫在开成二年（837年）的诉状中称：“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于是被授以武成王庙令[25]。细味文意，金允夫要求“特授”正官，是因为根据以往成例，凡担任唐朝使节出使本国者，都可授正官。
金允夫两次充当唐朝使节出使新罗，表明不仅留居唐朝的外国使节可以反过来代表唐朝出使其本国，外国质子也可以唐朝使节的身分出使本国。元和七年（812年），新罗质子试卫尉卿、赐紫金鱼袋金沔为试光禄少卿、充吊祭、册立副使，随正使崔棱出使新罗[26]。元和十五年（820年），新罗质子金士信也作为副使出使新罗，他在上疏中称：“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尝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蕃，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27]表明至少对新罗而言，以入唐质子充任唐朝副使，几乎已经成为定制。
3.“贡人”
所谓“贡人”，是将人作为 “方物”，即地方土产的一种献给唐朝廷，供皇室或贵族官僚玩赏。一般而言，这些人大都具有迥异于常人的特点。如武德、贞观间(618-649年)，扶南国向唐朝贡献两位白头人，“素首，肤理如脂”[28]。元和十年(815年)，诃陵国贡献的僧祗童，则以肤色黝黑为世人所称道[29]。除了体质或生理上异于常人外，贡人常常还具有特殊的技艺。唐代最常见的贡人是一些从事歌舞或音乐职业的伎人，段成式称，宝历二年(826年)，东国贡舞女飞鸾、轻凤，以荔枝、金屑、龙脑为食，“兰气融冶、冬不纩衣，夏不汗体”。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翔集；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30]。此事固然未必尽实，但这类传说是在大批才能优异的音乐、歌舞艺人被贡献给唐朝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从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唐朝普遍存在着精通歌舞艺术的贡人。
在贡人中还包括一些骇人耳目的杂技艺人和魔术师。如睿宗时(710-712年)，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铦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觱篥者立腹上，终曲而不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蹑之，周旋百转。”[31]技艺高超，使人瞠目。贞观年间（627-649年)，西域献胡僧，能以咒术使人生死，太宗挑选飞骑中身体强健的战士试验，结果“如言而死，如言而苏”[32]。
为了便于直观地了解唐代贡人的情况，这里将仅将《册府元龟》有关贡人的记载列表如下：[33]
《册府元龟》所见贡人表：
年 代
国 别
贡 人
同 贡 物
备 注
唐朝纪年
公元
开元七
719
俱密
胡旋女子
方物
开元七
719
吐火罗
大慕阇
解天文人
开元一二
724
康国
侏儒
马、狗各二
开元一二
724
尸利佛誓
侏儒、僧耆女、乐人
五色鹦鹉
乐人一部
开元一五
727
康国
胡旋女子
豹
开元一五
727
史国
胡旋女子
蒲萄酒
开元一七
729
米国
胡旋女子三
豹、狮各一
开元廿一
733
骨咄
女乐
马
贞元一八
802
骠国
乐工三十五人
国乐十曲[34]
元和一○
815
诃陵
金抵僮[35]
鹦鹉、频伽鸟、香、宝
元和一三
818
诃陵
僧耆女
鹦鹉、玳瑁、生犀
从上表可知，除了歌舞艺人外，贡人还有解天文大慕阇、侏儒、僧耆女、金抵僮等，大慕阇与摩尼教在唐朝传教有关，姑置不论[36]。以侏儒为贡物，在古代中国有久远的历史，甚至在唐代，还仍然以道州侏儒作为土贡[37]，白居易在诗歌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抨击，写道“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38]康国、尸利佛誓以侏儒作为贡物献给唐朝，毫不足怪。“僧耆”、“僧祗”或“金抵”，应该都是现代桑给巴尔(Zanzibal)在唐时的译音，泛指东非沿海地区[39]。这些来自非洲的僮、女，并不是诃陵或尸利佛誓的土产，他们是被这些地区的政权转手贡献给唐朝的礼物。
这种转手贡人的方式并不限于非洲奴隶，唐朝周边政权及地方政府也转手向朝廷贡献艺人。如大历十二年(777年)，渤海遣使来朝，并献日本国舞女11人及方物[40]。又，设在西域的唐朝安西都护府也向朝廷贡献舞狮伎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中说：“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41]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贡人大都是与马、狗、鹦鹉、豹、狮子、玳瑁、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珍奇之物一起，作为“方物”，即地方特产进献的，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都很低下。
4.“昆仑奴”与新罗婢
与所谓“贡人”相关的，是唐人艳称的“昆仑奴”与新罗奴婢。
裴铏在《传奇》中记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昆仑奴的故事。称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崔生家中畜有昆仑奴磨勒，崔生容止清雅，在某高官宅偶遇美妾红绡妓，两人一见倾心。临别，妓示以手语，崔生茫然不解。磨勒为崔生解释手语含意，并夜毙恶犬，携崔生入官宅，负崔生与红绡妓“飞出峻垣十余重”，成就双方姻缘。后事发，甲士数十包围崔生住宅，昆仑奴复持匕首“飞出高垣”，不知所向[42]。一般认为所谓的“昆仑奴”就是指唐代从印度群岛输入的奴隶[43]。
在唐人小说及诗歌作品中，昆仑奴屡屡见于记载。据传说，扬州六合县灌园叟成仙，家畜昆仑奴驾牛耕田[44]。除了充当家奴之外，唐人笔下昆仑奴最突出的特点是精通水性。唐周邯在四川境内长江流域买得一奴隶，名水精，善于潜水，为“昆仑白水之属”，周邯每每遣他在潭洞、古井中探取宝物[45]。开元年间(713-741年)昆山人陶岘泛游天下，被当世人目为“水仙”，陶岘有三宝：古剑、玉环与海船昆仑奴摩诃。陶岘常常将剑、环等物投于深水，令昆仑奴潜水摸取，以为戏乐[46]。又有传说称，东都洛阳魏王池有鼋窟，开元间（713-741年），以昆仑奴数十人，持刀枪沉入窟底，杀大小鼋数十头[47]。另一个流传甚广的昆仑奴的故事与李德裕有关。据称李德裕贬官潮州，水行经鳄鱼滩，舟船损坏，平生所畜宝玩、书画，全都沉入水中，“遂召舶上昆仑取之”，昆仑奴潜入深水，见水下鳄鱼极多，无功而返[48]。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类传说表明，昆仑奴精通水性的特点，使唐朝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籍曾写过一首“昆仑儿诗”，称“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49]对昆仑奴的来源及诸多特点作了形象地描述，其中突出强调了黝黑的皮肤和卷发。昆仑奴肤色特点，在其它记载中也有反映。据传说，贞元间(785-805年)，有神人骑狮，以二昆仑奴操辔。当他为患者去除病痛时，以手指在昆仑奴手掌中研摩，须臾，手指染如黑漆，以黑漆涂患处，病患即愈[50]。在唐朝人心目中，昆仑奴的肤色甚至黑到了可以染指的程度。传奇的记载，正好可作张籍“自爱肌肤黑如漆”诗句的注解。
昆仑奴在唐代比较常见，甚至民间还流行以昆仑奴形象为冥器的风气。朱泚入据长安后，段秀实遣阎敬立为告秘使，潜出凤翔山，夜至太平馆，知馆官刘俶为备饮馔，且使家人昆仑奴道奴、知远二人侍奉。后来，阎敬立始察知刘俶早已去世，所宿之处是其殡宫，“殡宫前有冥器数人”，就是夜中所见的昆仑奴[51]。可知以昆仑奴为冥器的习俗，已经反映在了唐人小说中。据称，开元中(713-741年)，王昌龄自吴地至长安，船行至马当山，舟人称须备物祷神。王昌龄使舟人赍酒脯纸马，代为上岸祭献。并作诗：“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52]与刘俶殡宫前的冥器昆仑奴类似，此青骢、昆仑也是纸人、纸马类的冥器。这些在陪葬品中作为死者佣仆的昆仑奴，正是现实生活中大量昆仑奴充当唐朝贵族官僚或富室家奴的反映。
唐人载籍中有关昆仑奴的记载，多与东南沿海地区有关，据真人元开记载，海盗冯若芳劫取波斯舶，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奴婢住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53]表明唐代外来奴婢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南海交通。
此外，流入唐朝的新罗奴婢，也值得引起特别关注。长庆元年（821年），平卢节度使专门向朝廷报告海盗掠卖新罗“良口”到平卢管界登、莱等州事，称此前朝廷已有制敕禁断买卖新罗人口，但是收效不著，请求“自今已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炫卖新罗良人等，一切禁断。请所在观察使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断。”两年之后，新罗使金柱弼又进状，称禁卖令生效之后，新罗奴婢老弱者“栖栖无家，多寄傍海村乡，愿归无路”，请求沿海州县，利用便船送归新罗[54]。掠卖到唐朝境内的新罗奴婢数量是相当大的，新罗人张保皋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55]，虽然不无夸张，但是也并非空穴来风。
第二节 唐朝境内的外来佛教僧人与伎艺人
佛教僧人与伎艺人是唐朝境内外来人中相当重要的两种。来唐佛教僧人以天竺僧为主。如果说玄宗时代是作为外交使节来唐的高潮期的话，则佛教僧人来唐主要在高宗、武后统治时期。佛教僧人在唐朝主要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佛教文化在唐朝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尤其是与古代印度的文化交流。
来唐的伎艺人大体可分为音乐歌舞艺人和百戏艺人两种。音乐歌舞和百戏是标志盛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也是唐朝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强烈的部门。从宫廷庙堂到市井闾里，从国家节日庆典到官僚、文人的寻常家宴小聚，随处都可以欣赏到外来音乐舞蹈的表演，大历诗人王建称“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56]形象地道出了外来音乐舞蹈在唐朝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流行的情形。
1.外来佛僧及其译经活动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境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由于唐代前期实行开放政策，佛教僧人大批进入唐朝境内传教，为在中国境内流行已久的佛教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此仅将资料较为集中的《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记载的唐代来华的佛教僧人具列如下：[57]
《高僧传》所见来华僧人表：
序号
姓名
国别
来唐年代
主要行迹
资料来源
唐纪年
公元
1
婆罗颇迦罗蜜多罗（明知识）
中天竺
武德九
626
译经。卒于唐。
续传卷4
2
阿地瞿多（无极高）
中天竺
永徽三
652
赍梵夹来，译经。
宋传卷2
3
那提（福生）
中天竺
永徽六
655
译经。采药，不详所终。
续传卷4
4
伽梵达磨（尊法）
西天竺
永徽间
650-655
传译经典。莫知所终。
宋传卷2
5
阿难律木叉
中天竺
永徽间
650-655
译经。
宋传卷2
6
迦叶
中天竺
永徽间
650-655
译经。
宋传卷2
7
僧伽
何国
龙朔初
661？
讲经传教。卒于唐。
宋传卷18
8
佛陀多罗（觉救）
北天竺
不详。宋传在觉护前
赍多罗夹来译。莫究其终
宋传卷2
9
佛陀波利（觉护）
北天竺
仪凤元
676
赍经来译。入五台，后不知所终。
宋传卷20
10
菩提流志
南天竺
永淳二
683
遣使迎来译经。卒于唐。
宋传卷3
11
地婆诃罗（日照）
中天竺
高宗时
650-683
赍经夹来译。卒于唐。
宋传卷2
12
法藏
康居
高宗时
650-683
译经。
宋传卷5
13
利涉
西域
高宗时
650-683
讲经传教。
宋传卷17
14
阿你真那（宝思惟）
北天竺
长寿二年
693
译经传教。卒于唐。
宋传卷3
15
弥陀山
吐火罗
则天时
685-704
译经。返乡。
宋传卷2
16
掘多
天竺
则天时
685-704
向慕神州，从惠能习禅。
宋传卷10
17
般剌蜜帝（极量）
中天竺
神龙前
705前
在广州译经。返乡。
宋传卷2
18
弥伽释迦（云峰）
北天竺
神龙前
705前
在广州译经。
宋传卷2
19
达磨未磨
吐火罗
景云前
710前
大荐福寺译经
宋传卷1
20
达磨难陀
北天竺
景云前
710前
大荐福寺译经
宋传卷1
21
拔弩
中天竺
景云前
710前
大荐福寺译经
宋传卷1
22
波若屈多
天竺
先天前
712前
译经。
宋传卷3
23
戍婆揭罗僧诃（善无畏）
中天竺
开元四
716
赍梵夹来华，译经。卒于唐。
宋传卷2
24
跋日罗菩提（金刚智）
南天竺
开元七
719
译经传教。卒于唐。
宋传卷1
25
安静
西域
开元一五
727
游方传教。
宋传卷19
26
威律师
天竺
开元间
713-741
朗然受业师。
宋传卷15
27
佚名梵僧
天竺
天宝四前
745前
韦皋生时在蜀游方。
宋传卷19
28
舍利越摩
北天竺
天宝九
750
与大首领来朝阙庭。
宋传卷3
29
般若力
北天竺
乾元元
758
赍经入朝。不遑宣译，放还。
宋传卷3
30
善部末摩
中天竺
乾元元
758
赍经入朝。不遑宣译，放还。
宋传卷3
31
舍那
北天竺
乾元元
758
赍经入朝。不遑宣译，放还。
宋传卷3
32
纯陀
中天竺
大历元前
766前
造五台金阁寺。不知所终。
宋传卷21
33
般剌若（智慧）
北天竺
建中初
780？
译经。卒于唐。
宋传卷2
34
难陀（喜）
建中间
780-783
聚众说法。精幻术。
宋传卷20
35
天侧
西域
建中间
780-783
栖越州云门寺修道。
宋传卷29
36
莲华
中天竺
兴元元
784
译经。
宋传卷3
37
般若
北天竺
贞元间
785-805
译经。
宋传卷3
38
牟尼室利（寂默）
北天竺
贞元一六
800
译经。
宋传卷3
39
满月
西域
开成间
836-840
赍经来唐。译经传教。
宋传卷3
40
金刚悉地
开成间
836-840
译经。
宋传卷3
41
菩提日罗
开成间
836-840
译经。
宋传卷3
42
般若斫迦（智慧轮）
西域
大中间
847-859
行大曼拏罗法。
宋传卷3
以上《高僧传》中所见唐代外来僧42人，其中3人国别不明，5人被笼统称作西域人，记载具体国别34人中，来自天竺者30人，吐火罗2人，何国1人，康居1人[58]，天竺僧人占唐朝外来僧人的88%，可知唐朝外来僧人仍以天竺僧为主。
如果以玄宗统治时代(712-751年)为界，则唐初至玄宗前(618-711年)来唐佛僧为21人，占总数的50%；玄宗时期只有7人，占16·7%；安史之乱至唐末（752-907年）来唐者为14人，占33·3%。在上文中曾统计了西域各国对唐朝遣使情况，以上三个时期的比例分别是33·5%，57·8%和8·7%[59]。两相比较，最显著的区别是，玄宗时期来唐佛僧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其它两个时期的比例则相应提高。
除去佛教传播自身的因素，这种差别表明，政府间的通使关系更多地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玄宗时代是唐朝国势最强盛的时代，与西域通使最为频繁，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势日衰，与西域的贡使往来骤然下降；而政治形势对佛教文化交流的影响就没有如此强烈，所以安史之乱前后来华僧人的变动不是非常显著。其次，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对佛教僧人的来华应有一定的影响。高宗与武则天以佞佛称，在他们统治时期((650-704年)，来唐佛僧至少有17人，占总人数近40·5%，是玄宗时期的两倍多。这种情况至少与他们各自对佛教的态度是相契合的[60]。
以上僧人中，明确记载下落者12人，只有4人返回了故乡，其他8人则长眠在了唐朝的土地上。入华僧人留居唐朝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
就其从事的活动言，外来佛僧绝大多数都是从事译经工作，而且许多僧人是携经而来，他们或是介绍传译中国未流行的佛经，或重新根据梵本翻译旧有的经典，为唐代佛教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为适应译事的需要，唐朝在都市名刹广设译场，设官分职，各有所司，译场中一般由译主总其责，其余有笔受、译语、证梵本、读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正字及监护大使等职，译主、证梵本、读梵本等工作大多都是由外来僧人负责[61]。大大推动了天竺与唐朝的文化交流。
天竺僧人在唐朝的生活以传译佛经为主，这种情况在唐人诗歌中也有反映，耿湋“赠海明上人”诗称：“来自西天竺，持经奉紫微，年深梵语变，行苦俗流归。”[62]刘言史也至少写过三首反映天竺僧人生活的诗歌，其中两首主要描述僧人译述传经的艰辛，“送婆罗门归本国”：“刹利王孙字迦摄，竹锥横写叱萝叶。遥知汉地未有经，手牵白马绕天行。龟兹碛西胡雪黑，大师冻死来不得。地尽年深始到船，海里更行三十国。行多耳断金环落，冉冉悠悠不停脚。马死经留却去时，往来应尽一生期。出漠独行人绝处，碛西天漏雨丝丝。”为了前往汉地传经，天竺僧人在碛天荒漠中孑然独行，往返一次，几乎就已耗尽了一生的年华。“病僧二首”称“竺国乡程算不回，病中衣锡遍浮埃。如今汉地诸经本，自过流沙远背来。”“空林衰病卧多时，白发从成数寸丝。西行却过流沙日，枕上寥寥心独知。”反映了传经僧人异乡染疾的幽苦情状和思念乡土的孤寂心怀[63]。
在唐朝传译佛经者还有出生在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和居住在唐朝境内的外国居士。如活动在隋唐两朝的高僧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祖因避仇移居南海，家于交广之间。吉藏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出家为僧。僧传中称他“貌象西梵，言实东华”。武德六年(623年)去世之后，“东宫以下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僧传中还保留了唐太宗慰问书的内容[64]。在唐朝出生的天竺人大多都兼通梵、汉两种语文，具备从事翻译的有利条件。慧智和尚，父为印度人，婆罗门种，因出使唐朝而留在了中国。慧智本人出生在唐朝，高宗时从天竺僧人出家，“本既梵人，善闲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等所有翻译，皆召智为证，兼令度语。”[65]其他如智藏和尚及著名的神会和尚，也都是生于唐朝的外国人的后裔[66]。
留居唐朝的外国居士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译经。神龙二年(706年)，中宗在西京大荐福寺设置翻经院翻译佛经，参加译经的除了僧人外，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担任证梵本的工作，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读梵本，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证译[67]。伊舍罗其人曾长期从事译经。先天二年(713年)的译场中译梵文者仍然有天竺大首领伊舍罗。开元十一年(723年)，金刚智奉敕在资圣寺译经，“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68]可知伊舍罗是以中书省直官的身份参与佛经翻译的。在唐代，直官是不同于职、散、勋、爵的一套独特的职官系统，充直者多为当时科技、文化、艺术等专业领域内的第一流人材，中书省有明法、能书、装制敕、翻书译语、乘驿等五种直官。以中书省直官而兼预译场者至少还有度颇其人，度颇的衔名是“翻经婆罗门东天竺国左领军左执戟直中书省”[69]。伊舍罗以译语充直中书省，显然他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翻译家。
2.外来人与唐代音乐舞蹈
音乐、舞蹈是盛唐文化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个艺术门类。唐朝音乐主要分为雅乐和燕乐两大门类。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和朝会等隆重场合，是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庙堂音乐，燕乐主要是在宴饮的场合表演的音乐和歌舞。外来文化对唐朝音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燕乐。
唐朝的燕乐是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隋朝初年，文帝定七部乐为正式的燕乐，分别是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炀帝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与礼毕等为九部乐。唐朝初年一仍隋旧。太宗时去礼毕，增燕乐；平定高昌后，又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增加高昌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形成了唐朝的十部乐。
十部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都是前代自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传入内地的音乐。以国名来命名乐部，表明这些音乐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异域色彩，未与中国内地固有的音乐文化融为一体。此后，随着唐朝对外文化交流进程的加深，以国别分类的方式渐泯，出现了立坐二部分类，堂下立奏者为立部伎，堂上坐奏者为坐部伎。立部伎八部，坐部伎六部。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了大规模改动，进一步将保留胡名或听来不雅驯的乐曲改为典雅的汉名。乐曲改名，不仅表现了唐朝对域外音乐文化的吸收过程，而且反映了外来音乐文化对唐朝音乐的重大影响。此据《唐会要》列简表如下：
天宝十三载改名乐曲表：
原 名
改 名
原 名
改 名
沙
陀
调
龟兹佛曲
金华洞真
调
悉耶都
琼台花
因度玉
归圣曲
苏剌耶胡歌
宝廷引
舍佛儿胡歌
钦明引
道调
山刚
神仙
河东婆
燕山骑
急火凤
舞鹤盐
俱伦仆
宝伦
小
食
调
讫陵伽胡歌
来宾引
光色俱腾
紫云腾
胡残
仪凤
摩醯首罗
归真
苏罗蜜
升朝阳
火罗鸧鸽盐
白蛤盐
须婆栗特
芳苑墟
罗刹末罗
合浦明珠
拨洛背陵
北戎还湻
勿薑贱
无疆寿
金波借席
金风
苏莫剌耶
玉京春
厥磨贼
庆淳风
阿箇盘陀
元昭庆
平
调
无愁
长欢
急龟兹佛曲
急金华洞真
因地利支胡歌
玉关引
苏莫遮
万宇清
东祗罗
祥云飞
乞娑婆
仙云升
胜蛮奴
塞尘清
大
食
调
帝释婆野
九野欢
角调
天下兵
荷来苏
优婆师
泛金波
越
调
杜兰乌多回
兰山吹
半射渠沮
高唐云
老寿
天长宝寿
半射没
庆惟新
高丽
来宾引
耶婆色鸡
司晨宝鸡
耶婆地胡歌
静边引
野鹊盐
神鹊盐
婆罗门
霓裳羽衣
捺利梵
布阳春
思归达牟鸡胡歌
金方引
苏禅师胡歌
怀思引
三部罗
三辅安
般
涉
郎剌耶
芳桂林
黄钟调
思归达菩提儿
洞灵章
移师都
大仙都
阿滥堆百舌鸟
濮阳女
借渠沙鱼
跃泉鱼
双调
大百岁老寿
天长宝寿
俱伦朗
日重轮
俱摩尼佛
紫府洞真
苏剌耶
未央年
金风调
苏摩遮
感皇恩
吒钵罗
芳林苑
婆伽儿
流水芳菲
达摩支
泛兰丛
以上59首改名的乐曲中，河东婆、急火凤、胡残、胜蛮奴、天下兵、大百岁老寿等数首可能属于原曲名过于朴野而更名，其它大都是将保留胡名译音的乐曲改为汉名[70]。这些乐曲中当然包括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境内的边疆民族传入的乐曲，如龟兹佛曲与急龟兹佛曲就是显例，但是这些改名的乐曲大多属于唐代外来音乐，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教坊记》记唐代曲名最称完备，总共不过记载了325首曲名[71]，而仅在天宝末年改名的“胡乐”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外来音乐在唐朝音乐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72]。
以杜佑《通典》为代表，唐朝在燕乐之外另分出了所谓的“四方乐”或“四夷乐”，其中扶南、天竺、骠国、康国、安国等乐都属于外来音乐。从有关记载分析，除骠国乐外，“四夷乐”中的其他几种外来音乐都是在北朝或隋代就已传入中国的音乐[73]。骠国乐是在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由骠国王的弟弟悉利移献给唐朝的[74]。骠国乐凡10曲，乐工35人，由于骠国文化深受印度影响，乐曲表现多为佛教内容，“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75]骠国献乐在当时的宫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著名诗人白居易作“骠国乐”诗，形容骠国乐的舞容称“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擞龙蛇动。”[76]
唐人所说乐曲往往包括了音乐、歌唱、舞蹈等艺术门类，如骠国所献音乐中就包括了器乐演奏者、歌唱者及舞蹈者等。唐人按照演奏风格，将舞蹈分为健舞、软舞两类。健舞刚健雄强，节奏明快；软舞优妩柔婉，节奏舒缓。唐代最流行的健舞如胡旋、柘枝、胡腾等，都是来源于中亚的舞蹈。上文“贡人”中，康、米、史等国向唐朝贡献的“胡旋女子”，实际就是从事胡旋舞表演的专业舞蹈艺术家。胡旋舞传入唐朝之后，在宫廷内外盛行一时。8世纪初年，武延秀在安乐公主宅中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77]。玄宗朝名将昭武九姓胡人安禄山肥硕异常，腹垂过膝，需两人挽扶，才能行步，但是禄山也以善舞胡旋著称，“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78]。元稹、白居易都有吟诵“胡旋舞”的诗歌，据白居易诗，杨贵妃也擅长表演胡旋舞：[79]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诗人在这里将胡旋舞的故乡“康国”当成了“康居”[80]。诗中以转蓬、车轮、旋风等比喻，突出强调了胡旋舞疾速旋转的特点。元稹在“胡旋女”诗中也称“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翕笪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81]与白居易对胡旋舞特点的描述正相契合。段安节《乐府杂录》称：“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82]《新唐书》也称“舞者立毬上，旋转如风”[83]。当代学者据考古资料，认为“毬”应为“毯”之误[84]，但似乎也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证据。
如果说见于记载舞胡旋者多为青年女子的话，胡腾舞则多由少年男子表演。从舞蹈名称即可知，胡旋舞以“旋转”为特点，而胡腾舞的特色则是“腾跃”。8世纪诗人李端在诗中描述了一位“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胡人少年舞者表演胡腾舞的情形。舞者身穿桐布轻衫，头戴珠帽，披葡萄纹长带，在舞蹈之前跪在帐前以“胡语”(本音语)向观众致词，然后开始轻健敏捷的舞蹈，“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85]除了俯仰腾跃，环行急蹴等刚猛雄健的形体动作外，还伴有扬眉动目、顾眄流盼等丰富的面部表情。同时代诗人刘言史的描述，可以更加深对胡腾舞的了解。“石国胡儿人见少，蹈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86]更鲜明地突出了这种舞蹈腾跃刚劲的特点。
刘言史在诗中明谓舞胡腾者为“石国小儿”，表明石国至少是唐朝胡腾舞的输入国之一。唐代由石国传入的舞蹈还有“柘枝舞”，较之胡旋、胡腾，唐人对柘枝舞的记载更多，今天对它的了解也就更详细一些。舞柘枝者多为青年女子，舞者头戴绣花卷边虚帽，帽上施以珍珠，缀以金铃。身穿薄透紫罗衫，纤腰窄袖，身垂银蔓花钿，脚穿锦靴，踩着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金铃丁丁，锦靴沙沙，“来复来兮飞燕，去复去兮惊鸿”，当曲尽舞停时，舞者罗衫半袒，犹自秋波送盼，眉目注人。柘枝舞艺术境界高超，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引起了唐朝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兴趣和爱好，除了史传外，唐朝诗人刘禹锡、薛能、张祜、白居易、沈亚之、卢肇等都写过有关柘枝舞的诗歌[87]。流行地区遍布今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地[88]。
最可值得注意的是，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献乐时，《唐会要》称骠国乐“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89]可知柘枝舞在9世纪初年已被目为“中国柘枝舞”。上引白居易“胡旋女”诗中称“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同一时期胡旋舞在中原也已经相当常见，而且与新传入者有了一定的区别，所以诗人以“中原自有”的“胡旋舞”与“胡旋女”所舞新传入的“胡旋舞”相区别。9世纪时，“柘枝舞”和“胡旋舞”分别被冠以“中国”或“中原”，表明经过一个世纪之后，早先传入的外来舞蹈在唐朝人心目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唐朝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与新近传入的外来舞蹈有了显著的差别。
见于唐朝载籍的外来音乐、舞蹈家，多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人。此仅举数例，以概其余。
曹国胡人曹保保祖孙三代，均为琵琶名手，在唐朝声名最著。段安节载，贞元中（785-805年）有曹保保，子善才，孙曹纲，世代传承琵琶技艺。曹纲善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时人裴兴奴长于拢，“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90]。曹善才与曹纲，又见于唐人诗歌吟咏。白居易“琵琶引”序中称，元和十一年（816年），在九江任司马时，夜闻舟中弹琵琶者，“有京都声”，经询访，知其人原为长安娼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此曹善才，应即曹保保之子[91]。李绅曾作“悲善才”诗，序中称穆宗时(821-824年)赐宴曲江，曹善才等20人备乐。诗中追叙曹善才弹奏时的情形称：[92]
穆王夜幸蓬池曲，金銮殿开高秉烛。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进新翻曲。
翠蛾列坐层城女，笙笛参差齐笑语。天颜静听朱丝弹，众乐寂然无敢举。
衔花金凤当承拨，转腕拢弦促挥抹。花翻凤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
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佩相磋切。流莺子母飞上林，仙鹤雌雄唳明月。
此时奉诏侍金銮，别殿承恩许召弹。三月曲江春草绿，九霄天乐下云端。
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寒泉注射陇水开，胡雁翻飞向天没。
日曛尘暗车马散，为惜新声有余叹。
“紫髯”、“胡雁”，暗示了供奉曹善才的胡人背景。善才之子曹纲（或作曹刚）也是非常有名的琵琶艺人。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在长安观赏曹刚演奏，作“听曹刚弹琵琶兼示重莲”诗，称“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93]“胡啼番语”云云，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曹氏祖孙的种族。薛逢将曹刚琵琶誉为神仙才能听到的天上“玉都殊音”[94]，而刘禹锡则将聆听曹刚琵琶作为人生的最高享受，声称“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95]唐代曹姓以琵琶著称者还有女琵琶师曹供奉、曹触新、曹者素等人[96]，康昆仑也是著名的琵琶艺人。段安节称康昆仑为贞元中琵琶第一手，并记载了长安祈雨，康昆仑与僧人在天门街“斗声乐”的故事[97]。除了弹奏外，康昆仑还兼善作曲，他曾将凉州曲改编为琵琶演奏曲[98]。
来唐外国人中，也有以歌唱著称于世者。《卢氏杂说》称元和年间（806-820年）从事歌唱的乐人有米国胡人米嘉荣，歌曲之妙，当时无出其右[99]。刘禹锡在“与歌者米嘉荣”诗中称“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100]米嘉荣之子米和，咸通年间（860-874年）以弹琵琶称，“申旋尤妙”[101]。与曹保保家族一样，也是世代以音乐技能供奉朝廷。
3.外来人与唐朝的百戏
唐代外来文化中与音乐、歌舞有关者还有所谓的“散乐”。散乐隋称百戏，是以幻术、杂技为主的一种群众性较强的艺术形式，百戏的主要内容是在汉代由西域传入内地的。隋炀帝将百戏划归太常寺，令艺人在太常寺教习。每年正月大朝会，各国使者来朝时，从夏历正月十五至月末，在皇城端门以南渡天津桥，至外郭城建国门(唐称定鼎门)以北八里御道作为戏场。百官在道路两侧搭起看棚，士民百姓一起观赏。“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大会百戏时，仅参加器乐伴奏的乐工就达18,000人，吹拉弹唱，声闻数十里之外。场面宏大，亘古未有[102]。
唐代散乐主要有橦木伎、杯盘伎、长跷伎、跳跉伎、踯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飞梯伎、高絙伎、缘竿伎、猕猴缘竿伎、弄碗珠伎、丹珠伎等等，属于歌舞戏而又归于散乐的有拨头、踏摇娘、窟儡子等，百戏散乐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娱乐项目，也有汉晋南北朝或唐代从外国传入的内容[103]。
唐朝初年，鉴于亡隋教训，统治者对百戏散乐采取了限制的态度，武德元年(618年)，太常寺准备于五月五日在玄武门举行百戏表演，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指出“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得到唐高祖的赞赏[104]。但是朝廷的消极态度，并没有阻止百戏散乐的流行。太宗长子李承乾好声色冶游，“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105]寻橦即指橦木伎，跳剑即跳剑伎，高祖颁发诏令未几，百戏就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内苑。
显庆元年(656年)，高宗登临安福门楼观看大酺，有天竺艺人表演以刀自刺的幻戏，被高宗制止，并下诏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106]天竺艺人的幻术表演成为民间大型娱乐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后的事实看，高宗的禁令也只是一纸具文，没有起到多大实际效用。上文提到睿宗时(710-712年)，婆罗门贡献的能在刀锋上起舞，并以刀历脸植背的杂伎乐人就是显例。玄宗每在洛阳宴设酺会，“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107]敬宗(851-822年)曾在自己的生日召集民间百戏艺人到宫廷演出[108]。每隔三二岁，朝廷必于春天，设宴款侍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相沿成习，这种做法到宣宗（847-859年）时已成为定制[109]。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国遣使献宝器、音乐，宣宗“因赐百僚宴，陈百戏以礼之。”[110]百戏还是招待外国来宾的重要表演项目。
百戏不但没有在宫廷禁绝，反而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天宝五载（746年），杨贵妃因妒悍而被遣送出宫，唐玄宗因思念而不思茶饭，接回宫后，玄宗大喜，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111]。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刘瞻从贬地返回京城，长安“东、西市豪侠共率泉帛，募集百戏”，在城外隆重迎接[112]。以上两条例证表明，长安东市和西市有专门受佣进行百戏表演的专业团体。又，开元二年(714年)，玄宗曾颁布敕令，禁止散乐在村落中巡回表演，称“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113]清楚表明散乐这时甚至已从城市漫延到了广大的乡村。
杂技、幻术惊险刺激，观赏性强，不仅受到民间的欢迎，而且得到统治者的欣赏，甚至杂伎或幻术艺人，就是外国向唐朝进献的贡物。如上文所叙贞观年间（627-649）西域贡献的能以咒术令人生死的胡僧，和睿宗时婆罗门(即天竺)贡献的天竺杂伎艺人等，都是其证。在朝廷百戏表演中，也不乏外来伎艺人或他们的后裔。敬宗生日时在宫廷表演的百戏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幽州伎女石火胡的竿技。石火胡“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文宗即位之后(827年)，“以其太险伤神”，方才停止了竿戏在宫廷里的表演[114]。石火胡就是来自中亚石国的竿伎艺人或他们的后裔。
石火胡引进竿伎中的“踏浑脱”，是在唐代盛行一时的泼胡乞寒戏的别称。泼胡乞寒又作泼寒胡或乞寒胡，原本出于西域康国。据记载，每当十一月时，康国举国上下“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115]早在北周时，这种游戏形式就已传入中国，但是直到唐代，仍然盛行不衰。唐中宗曾在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亲至洛阳城南门楼观看泼寒胡戏[116]。次年，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得失，专门对两京民间流行泼胡乞寒戏的时尚提出异议，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中略)?何必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117]
泼胡乞寒戏在名称、内容、服装等各方面依旧保留着浓郁的胡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然属于“胡俗”。吕元泰上书中称唐朝诸王“亦有此好”，表明这种民间游戏形式得到了唐朝皇室贵族的普遍爱好。其实不仅诸王，中宗本人就乐此不疲。吕元泰上疏后，中宗仍然在景龙三年(709年)十二月命“诸司长官”到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118]。由各坊邑居民组成的浑脱队擂鼓挥旗，裸形喧噪、洒水腾跃，相互竞逐夸示，这种由大众参加的游戏气氛非常热烈，具有强烈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得到了皇帝、贵族及百官的青睐。但是另一方面，此类带有浓郁异国情调的狂欢，又与朝廷提倡的传统礼仪互不相容，所以不断出现禁止的呼声，但又屡禁不止。
最能说明这种矛盾的是张说和唐玄宗对待这种民间游艺的态度。睿宗景云三年（712年，本年八月，玄宗改元先天）下诏作乞寒胡戏，右拾遗韩朝宗上书力谏，请求禁止。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张说继韩朝宗上疏之后，针对朝廷组织外国朝贺使观看泼胡乞寒戏，并迎合玄宗在即位初期希望示天下以俭的心态，再次提出禁止的要求。称：“韩宣子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大国乎!今外国请贺，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狄，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辨，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119]同年十二月十日，玄宗听从张说的建议，发布敕令，宣布自今已后，无问蕃汉，并加禁断[120]。
但同样是张说，也曾创作过五首名为“苏摩遮”(即苏莫遮)的描述泼胡乞寒戏的诗歌，这几首诗歌是人们了解泼胡乞寒戏的重要资料，此具引如下：[121]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闻道皇恩遍宇宙，来时歌舞助欢娱。
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
腊月凝阴积帝台，豪歌击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
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
昭成皇后帝家亲，荣乐诸人不比伦。往日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后树逢春。
据解题，苏摩遮诗是张说为泼寒胡戏作的歌辞，每首后和声为“亿岁乐”。诗中“昭成皇后”，是睿宗在景云二年(711年)正月为武则天时遇害的德妃窦氏追赠的谥号，诗称“将添上寿万年杯”、“惟愿圣君无限寿”，可知是为睿宗祝寿的应制之作。此诗只能作于景云二年(711年)或三年(712年)的六月[122]，诗中对泼寒胡戏极尽夸饰之能事。也就是说，最多相距不过两年，张说对泼胡乞寒戏的态度，就由热情赞扬变成了恶意诋毁。这种转变一方面表明了张说性格中附和政治形势翻云覆雨的特点，但同时也表明了外来文化在唐朝境内的艰难处境。
无独有偶，玄宗对泼胡乞寒戏的态度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转变过程。上文韩朝宗上疏中，曾特别提到“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发，大忧不测，白龙鱼服，深可畏也。”[123]“皇太子”就是指玄宗。表明玄宗在即位前与乃父一样，对泼胡乞寒戏情有独钟，并曾不顾危险，微服观赏。但是在次年即位之后，为了表示整饬风俗的决心，在宣布禁止婚礼使用障车，禁止屠杀鸡犬，禁止杀牛马骡，禁止寒食节食鸡子，禁止在宴会上使用山车、旱船、结彩楼阁、宝车，禁服锦绣珠玉等多种措施之外，还听从张说的建议，发布了严厉禁止泼胡乞寒戏的诏令。
4.外来方士与其他
据苏鹗记载，在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得病时，曾召请术士米作“灯法”疗疾[124]。依唐朝粟特胡人命名通例，米其人应该就是中亚米国的胡人。苏鹗书中所载之事多属小说家言，我们对所谓的“灯法”也不甚了了，但是这段记载却揭示了外来术士在唐朝境内活动的事实。
胡人方士在唐朝的活动史不绝书。唐朝初年，李轨在凉州称帝，有胡巫妄称“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李轨筑玉女台，糜费不赀，导致民怨沸腾，加速了河西大凉政权灭亡[125]。天宝三载(744年)，杨慎矜因为父墓草木流血，请教胡人术士史敬忠，史敬忠教以身戴桎梏，裸坐林中为厌胜。又在夜间“坐廷中，步星变”，以求禳灾。事发之后，杨慎矜兄弟三人因此尽数被赐死[126]。居住在幽州的石国胡人术士石巨，性好服食，化作白鹤仙去，且有降雨灵验，长史李怀仙就其宅立庙，“岁时享祭焉”[127]。其他胡人术士在唐朝各地的活动不胜枚举[128]。
段成式记载的游行蜀地的天竺方士难陀的传说，在胡人术士中最具代表性。据称难陀得如幻三昧，能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张延赏任剑南节度使时(779-785年)，难陀入蜀，留下了种种神奇的传说。传说他能将筇竹杖化为女尼，含睇调笑，逸态绝世，并善饮酒踏歌。他还在酒宴时令人将自己的头颅割下钉在屋柱上，而身体仍坐饮不辍，将酒直接倾入腔腹，“面赤而歌，手复抵节”。饮毕，自起取头颅安于腔上，头颈完好如初，了无痕迹。难陀还能预言吉凶，当他要离开成都时，百姓闭门苦留，难陀遂走入墙角，“百姓遽牵，渐入，唯余袈裟角，顷亦不见。”[129]这些传说表明，在本地人的眼里，外国人无论如何总是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故而外国方士的法术就更显奇异，也更易使人相信。如高宗永徽时(650-655年)，有游方胡僧“眉高隆准，颐峭眸碧”，诡称是三国时康僧会后身，甚至专靠胡貌惑众[130]。
最可注意的是外来术士在唐朝宫廷中的活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破中天竺，将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俘至长安，此人自称有长生之术，已有200岁。太宗将术士安置在金飙门内，为自己配制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亲自主持，发使往天下各地，采集奇药异石供炼制长生药[131]。药成之后，服用无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太宗之死，与服食天竺方士长生药有直接关系。唐高宗时，又有胡人方士卢伽阿逸多受诏为高宗合长年药。东台侍郎郝处俊以太宗事为例，上疏极力谏阻，高宗虽然没有服药，但最终还是加封卢伽阿逸多为怀化大将军[132]，给予了特殊的优遇。又，上文提到的印度人后裔慧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时从长年婆罗门僧，奉敕度为弟子。”[133]此“婆罗门僧”以“长年”为称，应该也是活动于高宗宫廷，精通长生不老之术的印度僧人。
武则天时，宫中有老胡，自称已500岁，甚得武后信重[134]。这位“老胡”在宫廷的具体活动不太清楚，但他既以长寿著称，则应该也与求长生不老有关。与此同时，另有婆罗门僧慧范“奸娇狐魅，挟邪作蛊，咨趄媚黠，左道弄权”，武则天待以“圣僧”之礼，太平公主更是尊为“梵王”，慧范历武周、中宗、睿宗三朝，矫说妖祥，妄说祸福，势焰熏天[135]。也有胡人术士因向朝廷兜售法术而丧命的史例。如景云年间（710-712年），长安霖雨六十余日，胡僧宝严自称有止雨法术，设坛场，杀羊马，祈请五十余日，雨更转盛，结果被斩首[136]。
此外，幻术还是唐朝境内粟特祆教徒祭神祈福活动的重要内容。据载，在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的祆神庙，每年祭神祈福时，都要征募胡人术士为祆主，“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凉州祆神祠在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故。”[137]在光启元年(885年)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斯367号)中，也描述了唐朝进兵高昌之前，伊州祆主翟槃陀在京师的“下祆神”表演，“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七日，即平复如旧。”
术士之外，还有许多外来人因为具有特殊技艺而活动于唐朝宫廷内。元和初年，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升至少府监[138]。新罗人朴球因棋艺出众而为朝廷待诏。9世纪诗人张乔在送别朴球归国的诗中称：“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对他的棋艺赞赏不已[139]。开元年间(713-741年)，商胡穆聿以擅长识别图画，在集贤殿书院当直，“告讦搜求”书画作品，至德年中（756-758年），“白身受金吾长史”[140]。
此外，供职于宫廷的外来人还有优伶。较著名者有僖宗朝石野猪和昭宗朝安辔新、穆刀陵等。僖宗以蹴球斗鸡为乐，尤其以步打技艺高超自许，他曾对俳优石野猪夸口说：“朕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野猪回答说：“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141]天复元年(901年)，李茂贞放火焚烧长安，俳优安辔新在酒宴上讥称李茂贞为火龙子，李茂贞恼羞成怒，欲寻隙杀安辔新解恨。安辔新前往凤翔见李茂贞。茂贞大骂：“此贼胡颜敢来邪!当求乞耳。”安辔新称，不敢有所干请。茂贞问：“贫俭若斯，胡不求乞?”辔新回答说：“京城近日但卖麸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贞无奈之下，只有大笑了之[142]。此类俳优，多以戏谑、讥讽为事。光化年间(898-901年)，朱朴以口辩为宰相，殊无政绩，“内宴日，俳优穆刀绫(陵)作念经行者，至前朗讽曰：‘若见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宫。”穆刀陵被称作“大优”，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人物[143]。
以上诸优或言涉嘲谑，或语含机锋，寓规谏于诙谐。没有较深的汉文化修养，无论如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由此推测，充当俳优的胡人，很可能是外来人的后代。李茂贞称安辔新为“胡颜”，则他还保留着明显的胡人体质特征。
第三节 唐朝境内的商胡
与“胡”或“胡人”一样，“商胡”这个词的指称有时也比较含糊。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多是指在唐朝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外来商贾，尤其是指以粟特胡人为主体的西域商人。他们有些已经入籍，属于唐朝的编户齐民，有些则属于并未入籍的“客胡”或“兴胡”，但是在传统文献中，这种区分并不明显，所以本节讨论的商胡，实际上应该包括了以上两种商胡[144]。
在唐代载籍中，与“商胡”这个称谓类似的还有胡贾、蕃商、兴胡、客胡、海商、海胡、舶胡、西域贾等不同的名称[145]。商胡是唐朝外来人中最活跃的一个集团，也是在唐朝经济，甚至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集团。商胡中较著名者如康谦，家赀以亿万计，天宝年间（742-756年），以钱财贿赂杨国忠，得到安南都护的官职。至德元载（756年），康谦随永王璘作乱。永王兵败以后，他又“出家赀佐山南驿禀”，专门掌管山南东道驿路，并任试鸿胪卿一职[146]。安南都护、鸿胪卿等官职以及掌管驿路的职责都是与对外贸易或经商关系密切的职务，区区商贾，竟然能够屡次以雄厚的财力得到方面之任，商胡在唐朝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可见。
1.东、西两京的商胡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纷纷以各种方式前来贸易，唐朝各地都留下了商胡的行迹。安禄山举兵之前，大量进行物力和财力的准备工作，“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147]可知唐朝商胡的分布及活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上文已经论及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外来人及商胡的分布情形，其实唐朝内陆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如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播仙镇(今新疆且末)、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伊州(今新疆哈密)、敦煌(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朔州(今山西朔县)、幽州(今北京)、营州(今辽宁朝阳)等地，也都是商胡活动的重要地区[148]。唐朝商胡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当属人口最盛，经济、文化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唐朝东、西两京。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所在，也是外来人及商胡杂凑云集之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各项制度崩坏，来唐外国人多滞留不返，代宗在右银台门置客省，安置“四方奏计未遣者”、“上书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报者”，仅供应饮食一项，每年就需要粮食12,000斛，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德宗继位之后，在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发布诏令，对这三类人加以疏遣，取消客省。同月，又诏鸿胪寺，规定“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149]据上文，贞元三年(787年)再次检括滞留在唐朝境内的胡人，仅由唐朝官方供给衣食的各国使臣就有4,000人。长安外来人之众可以想见，而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商胡，或打着使节旗号的商胡。
在一道大约7世纪后半叶的判词中，提到长安县人史婆陁从事兴贩贸易，资财巨富，“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史婆陁有亲弟颉利，久已别居，家贫壁立，但婆陁吝不分给。其邻人康莫鼻向史婆陁借衣遭到拒绝，于是状告史婆陁不顾“天伦义重”，和“屋宇过制”、“衣服违式”诸事[150]。此类判文虽然属于虚拟，但案例的选择却必定有现实依据。从其姓名来看，史氏兄弟和康莫鼻显然都是粟特胡人。在判文中只谴责史婆陁“圜圚商人，旗亭贾竖，族望卑贱，门地寒微，侮慢朝章，纵斯奢僭”，并没有提到国籍问题，很可能他是已经入籍的粟特商人，但判文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商胡在长安生活的参考。
由于经商的关系，长安的商胡许多都居住在市场附近的地区。据载，长安东市有一片低洼的隙地，有善经营者填平修建客店，“以停波斯”，每天获利一缗，未几，因此而致富[151]。可知在长安东市落脚的胡人很多。但是长安商胡主要聚居在西市附近的地区。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金城坊富家被胡人劫掠，案件经久未破。雍州长史杨纂提出将京城各坊市中的胡人都抓起来讯问，但是司法参军尹伊认为不应涉及面太广，应该从人数较多的“西市胡”入手，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不久，果然在西市胡人中抓获了案犯[152]。这个故事表明，长安西市是外来商胡最集中的聚居地。
在唐代载籍中，往往将西市与胡人联系起来，向达先生曾列举《酉阳杂俎》、《续玄怪录》、《南部新书》、《大唐新语》等载籍中有关“西市贾胡”、“西市波斯邸”、“西市商胡”、“西市胡”的种种习称，表明商胡与西市的特殊关系[153]。
玄宗时人元澄《秦京杂记》中记载的一则故事，也说明了大批胡人在西市从事经商活动。据载，李蔼接任京兆尹后，急需筹措3,000缗钱，问属下何以取足，属下请他询问捕贼官韩铢。韩铢称：此事易办。来日升堂时，只要将我拖拽至庭前，责问为何西市波斯客与汉客交杂!这件事就算办成了。李蔼不明其中缘由。次日，依言责备韩铢。韩铢回家后，“蕃商二百许家，各送压惊钱，凡得数千缗。”李蔼不仅如数筹到了需要的钱数，而且有许多赢余[154]。可见西市不仅胡商人数众多，而且大多与汉人交错杂处，与尹伊所称“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情形是相符的。散见于文献和墓志中的资料也表明，西市附近地区是外来胡人，尤其是以经商著称的西域粟特胡人聚居的重要地区。
西市位于长安城西北部，属长安县，占两坊之地。具体位置在朱雀街西第四街，从北第五、六坊，周围各坊的分布大体可以图示如下：
朱雀街西 第五街 第四街 第三街
北第二坊 普宁坊 休祥坊 辅兴坊
北第三坊 义宁坊 金城坊 颁政坊
北第四坊 居德坊 醴泉坊 布政坊
北第五坊 群贤坊 西 延寿坊
北第六坊 怀德坊 市 光德坊
北第七坊 崇化坊 怀远坊 延康坊
北第八坊 丰邑坊 长寿坊 崇贤坊
朱雀门第三街布政坊之西南隅，在武德四年(621年)曾立胡祆寺一所，“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155]胡祆寺的设立，说明这里是西域胡人的聚居区无疑。
延寿坊在布政坊南，西邻西市，这里是何国王族后裔何康的妻子康氏的住宅[156]。
第三街之崇贤坊有粟特商胡米亮宅。据称，米亮工于览玉，曾力劝窦乂购买崇贤里一所小宅，宅内有一块人所不识的于阗真玉捣衣砧，窦乂因此获利数十万贯，成为巨富，并将此宅赠予米亮。这个故事反映了商胡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第四街之金城坊就是上文胡人打劫富家之地。粟特胡人安菩也居住在此。近年发现的“唐陆州胡大安君墓志”表明，安菩父、祖为“安国大首领”，在突厥汗国破灭后，率领“衙帐百姓”归唐，在他的墓中出土了多件胡俑和东罗马皇帝福克斯(FOCAS)金币一枚[157]。
西市正北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有仪凤二年(677年)应波斯王卑路斯的请求创设的“波斯胡寺”，景龙年间(707-710年)因宗楚客筑宅，将此寺移至布政坊祆寺之西。醴泉坊西门之南复有祆寺。粟特胡人安令节也居住在醴泉坊[158]。志中提到安令节有子如岳、国臣、武臣等[159]。又，醴泉坊有“烈士台”，“世传安金藏之居”。安金藏即安菩之子，在唐朝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在武则天时，他在太常寺供职，曾用剖腹的手段来表明皇嗣(即睿宗)不反，深为武则天叹服，后代皇帝也将他作为忠臣的典范屡屡加以旌表[160]。据墓志，安菩的居地在金城坊，安金藏或许是在后来移居到醴泉坊的。又，上文讨论的米国质子米继芬也居住在醴泉坊。正如在上文指出，景龙三年(709年)，中宗曾令诸司长官前往醴泉坊观看泼胡乞寒戏表演，这显然与醴泉坊作为粟特胡人聚居之地有关。
西市南接怀远坊，“怀远”这个名称与上文敦煌“从化乡”之“从化”，西州“崇化乡”以及第五街与“怀远坊”隔街相望的“崇化坊”之“崇化”文义相近，都有“教化外夷”的意思。从其坊名来看，怀远坊很可能也是胡人聚居区。唐初著名的粟特胡人世家安兴贵之子安元寿的宅第就在怀远坊[161]。
第五街之普宁坊有祆寺一所，西魏时就已奉使进入中国的安万通家族就住在普宁坊[162]。《安万通墓志》称万通高祖但，“位至摩诃萨宝”，正与普宁坊有祆寺的记载相符。
次南之义宁坊有波斯胡寺，即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为景教僧人阿罗本建造的景教寺院。义宁坊还是永徽初年因先祖入质唐朝而在长安定居的粟特胡人何文哲与其妻康氏的私宅所在地。
群贤坊则是石国大首领石甯芬家族的世居之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石甯芬的曾孙石清，曾“掌剑南道泉谷之任。”而经营财货，正是粟特商胡的特长[163]。
崇化坊为粟特胡人米萨宝所居之地[164]。另据记载“唐贞观五年(631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165]设立祆寺，必是在粟特胡人聚居之地，而且“崇化坊”这个名称甚至也与8世纪初年唐西州高昌县粟特胡人聚居的“崇化乡”完全一致。可以推知，这里的粟特胡人也不在少数。
唐东都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与长安相比，更多世俗气氛而较少政治色彩，更是商胡聚居的首选之地。延载元年(694年)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用铜铁铸天枢，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天枢高90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这座巨大的标志物建筑，是洛阳“蕃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166]。洛阳胡商之众，由此可见一斑。与西京长安的西市一样，洛阳南市及附近诸坊也是商胡聚居之所。
据载，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地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167]。周围的诸坊分布大体如下：
长夏门东 第一街 第二街 第三街
北第二坊 惠和坊 通利坊 富教坊
北第三坊 福善坊 南 延福坊
北第四坊 思顺坊 市 临阛坊
北第五坊 修善坊 嘉善坊 永泰坊
北第六坊 永丰坊 陶化坊 章善坊
长夏门东第一街之惠和坊有安修仁宅，安修仁就是上文所见唐朝初年将河西奉与唐朝的粟特胡人。
次南福善坊，是因出使唐朝而留居洛阳的康国酋长康某的私宅所在地[168]。
次南思顺坊，有康国胡人康达私宅[169]。原居张掖的粟特胡人安怀的私宅也在思顺坊[170]。
次南修善坊，则是“波斯胡寺”的所在地。
长夏门东第二街为南市所在地，通利坊南与南市相邻，是隶属沙陀部的粟特胡人安叔千的宅第所在[171]。
北邻南市的嘉善坊，也是粟特胡人集中的一个地区，据墓志可知，这里分布着武威粟特胡人安神俨[172]、安国粟特胡人安师[173]。
次南之陶化坊。北齐大萨宝康仵相之子康元敬住在陶化坊[174]。
粟特胡人康武通与其妻康氏居住在长夏门东第三街之章善坊[175]，而与章善坊东邻的会节坊，就是祆寺的所在地。
以粟特胡人为主的商胡，是唐朝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势力从西域及河西走廊东撤，丝绸之路陆路交通受到很大影响，滞留在唐朝境内的商胡生计无着，于是凭借雄厚的财力，在唐朝经营借贷业务，以质举为生。上文《资治通鉴》贞元三年(787年)检括胡客事下载：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176]
“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表明入唐商胡与西方的联系断绝之后，在唐朝境内地著化的迹象，尤其是“举质取利”，显示了东西方兴贩贸易衰落之后，商胡职业特点的新动向。在此之前，较少见到有胡商从事“举质”的记载，但是此后的近百年期间，胡商举贷及其诱发的社会问题，竟屡屡引起了朝廷的强烈关注。
大和五年(831年)，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之子举贷回纥商人钱11,400贯不偿，回纥申诉，文宗贬李甚为宣州别驾，并特别就此类事颁布诏令，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改更。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177]此事的起因是举贷“回纥”商人钱不还，但是如所周知，德宗以后，来往于唐朝的粟特商胡大都打着回纥的旗号，“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甚厚。”[178]这里所说的回纥，很可能就是这一类粟特商胡。而且诏书中强调“举诸蕃客本钱”，正如上文《秦京杂记》将“波斯客”别称“蕃商”，《大唐新语》“蕃客胡商”连称一样，所谓“蕃客”多是指外来商胡。则事虽因所谓“回纥”而起，但是以质举为业者却是“诸蕃客”。向商胡举贷而恃势不还者涉及到衣冠子弟、军使、商人、百姓等等，可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文宗的诏令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用。开成元年(836年)六月，京兆尹又奏称“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179]前称民间“并不得与蕃客钱物交关”，此又请禁止在举蕃客钱时“以产业、奴婢为质”，限制反而较前为松。乾符二年(875年)发布的南郊赦文中，提出禁止举债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如有犯者“其钱物等并令没官，送御史台，以赃罚收管”。并特别强调“如是波斯番人钱，亦准此处分”[180]。可知商胡从事举质业，不仅一直没有根绝，而且日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年，田令孜怂恿内园小儿劝僖宗“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181]，“两市蕃旅”者，当然只能是指寄居在东、西两市的商胡。则商胡此时的经济实力仍然相当可观。但是随着东西交往的衰落，商胡在唐朝与西方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已经逐渐被削弱了。
2.商胡与珠宝
唐代载籍中所见商胡，许多都与经营珠宝贸易有关。唐人说部中，有商胡割裂腿部肌肉，将拇指大小的青泥珠“纳腿肉中”的记载[182]，有波斯老胡“剖股藏珠”的传说[183]，有鬻饼胡将宝珠藏于臂中的故事[184]，还有波斯商胡以刀破臂掖藏径寸珠[185]等情节十分相近的记载。唐太宗曾问左右侍臣说：“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答：“有之。”太宗于是感慨说：人皆笑商胡“爱珠而不爱身”的行为，但是孰不知，官吏受贿亡身与帝王奢侈亡国，也是性质相同的愚蠢行为[186]。太宗君臣的问对表明，在唐朝流传甚广的剖身藏珠的传说，应该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与贱身贵珠故事类似的，是商胡身亡珠存的故事。崔枢客居汴时，与一“海贾”同处，海贾感念崔枢“不以外夷见忽”，临终时奉价值万缗的宝珠一枚，请崔枢将他土殡。崔枢置珠于柩，痤于阡陌。一年后，有“番妇”自南来寻故夫，遂剖棺得珠[187]。上文波斯老胡“剖股藏珠”的故事中称，李勉沿汴游广陵，在睢阳遇一重病老胡，搭李勉船归扬州。中途老胡病殁，临终以珠相赠。李勉掩埋了波斯胡，并将宝珠含在了他的口中。后来，李勉在扬州见到老胡之子，遂命发墓取珠而去。“鬻饼胡”的故事中也称，鬻饼胡临死，以左臂中所藏宝珠赠邻居举人，乞死后代为殡瘗。又，李灌泊舟洪州建昌县，在蓬室中见“病波斯”危殆，遂供以粥饭。波斯人临死，以珍藏在毡中的宝珠相赠，李灌买棺葬胡，密以珠纳于胡人口中，10年后，发棺取珠，还于外蕃[188]。与此基本相同的，还有兵部员外郎李约葬胡还珠的故事。据称，李约江行，与商胡舟船相次，商胡病，以二女相托，又遗夜光珠一枚，“及商胡死，财富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果在。”[189]在这类故事中，商胡大都是重珠轻身，视珠宝为生命，直到临死才以珠托人；而唐朝人则重义轻宝，以珠宝为余物。
种种胡商与珠宝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商胡经营珠宝贸易的事实，而且也折射出了唐朝人对珠宝及从事珠宝业的胡商的矛盾态度。在唐朝人看来，珍宝价值昂贵，是财富的象征；但同时它又属于奢侈无用之物。高宗曾明令禁止少府监制作诸物“并不须饰以珠玉”，并停止诸州进贡珠宝。玄宗也曾在殿庭焚烧“珠玉锦绣”，称“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只能助长浮竞奢糜之风。代宗、德宗两朝也曾禁断“珠玉器玩”，并诏令天下不得进献“锦绣珠玉”。[190]但是另一方面，唐朝人又赋予了珠宝许多神奇的特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名的肃宗朝十三宝的故事。肃宗末年，楚州刺史献如意宝珠等“定国宝”十三枚，这些宝物各有妙用，或“能令外国归附”，或能使“五谷丰稔”，或可“辟人间兵疫邪疠”等等，代宗因此改元“宝应”，并将发现地安宜县改名为“宝应县”[191]。唐朝初年，隋代入降的突厥处罗可汗献大珠于唐高祖，高祖称：“珠信为宝，朕所重者赤心，珠无所用。”[192]典型地表明了唐朝人对待珠宝的这种矛盾心态。作为无用之物，他们对商胡“爱珠而不爱其身”，重宝轻身的做法表示蔑视；但是作为具有种种神奇特性的财富的象征，他们又对追逐并富有珠宝的商胡表示羡慕。
来到中国的商胡许多都从事搜求或兴贩珠宝的职业。如隋僧道仙，本康国人，初来中国以游贾为业，往来于吴蜀江海，“集积珠宝”，所获赀货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193]。到了唐代，珠宝几乎成了商胡的象征。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在“舶主腰藏宝”句下注称：“南方呼波斯为舶主。胡人异宝，多自怀藏，以避强丐。”[194]这里说的“波斯”就是“商胡”的代称。张籍在“送海南客归旧岛”诗中也称“入国自献宝，逢人多赠珠。”此所谓“海南客”，显然也是来自南海的商胡[195]。除了珠宝之外，商胡经营的宝物还有“紫靺鞨”、“铜碗”、“宝骨”、“冰蚕丝锦”、“玉清宫三宝”、“轻绘”、“消面虫”、“琉璃珠”、“象牙”、“碧颇黎镜”、“郎巾”、“宝剑”、“宝镜”“流华宝爵”、“销鱼精”、“龟宝”、“龙食”、“九天液金”、“宝母”等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196]。唐代民间流行一种“不相称”语，其中有“穷波斯”之称，即他们认为与“先生不认识字”一样，“波斯”（即商胡）与“穷”是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的[197]。这种观念的产生，显然与商胡经营珠宝业有直接的关系。
最可注意者是商胡集中举行的“宝会”即“斗宝”活动。据记载，有魏生出自勋戚之家，财富累万，因结交不轨之徒，家财荡尽，为士人所不齿。安史乱后避入岭南，在虔州拾得半青半赤一片石。北归后，故旧荡尽，无以为生，寄居于市肆：
市肆多贾客胡人等，旧相识者哀之，皆分以财帛。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召生观焉。生忽忆所拾得物，取怀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于席末。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谓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所出[出所？]怀而以示之。而自笑。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生初为见谑，不胜惭悚。后知诚意，大惊异。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众遂求生，请市此宝。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198]。
无独有偶，武则天时，也有士人在陈留旅邸“夜闻胡斗宝”[199]。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甚至创作过一幅《异国斗宝图》的作品[200]。“斗宝”者，不仅在于互较宝物的贵贱、多少，而且还在于交换寻访到的宝物。
与商胡从事珠宝贸易相适应，在外国与唐朝的官方交往中，珠宝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物”。外国使臣带来的宝物，主要为金银、象牙、犀角、玛瑙、琥珀、珍珠、金精、石绿以及各种玻璃器皿和玉器，大多都是非常珍贵的器物，如吐火罗国所献各高三尺余的两棵“玛瑙灯树”、安国所献“宝床子”、波斯所献“玛瑙床”、大食所献“宝装玉酒池瓶”等，而安国贡献的用鸵鸟蛋雕刻成的杯子，对唐朝人而言，就更属罕见之物了。试将外国贡献的珠宝及有关器物列表如下：[201]
外国进献珠宝及矿物表：
纪 年
贡献国家
贡献物品
资料来源
备 注
武德二
619
劫 者
宝带、玻瓈、水精杯
新书/221/6253
贞观五
631
林 邑
火珠
册府/970/11397
贞观一四
640
林 邑
通天犀
会要/下/98/1751
11枚
贞观一五
641
天 竺
大珠
册府/970/11399
旧书作火珠
贞观一七
643
拂 林
赤颇黎、绿颇黎、
石绿、金精
册府/970/11399
贞观二三
649
堕和罗
象牙、火珠
册府/970/11401
贞观中
627-649
林 邑
通天犀、杂宝
新书/222/6298
永徽五
654
倭 国
琥珀、马脑
册府/970/11401
麟德二
665
吐火罗
玛瑙灯树
会要/下/99/1772
2具，高3尺余
上元二
675
拔汗那
碧颇黎
册府/970/11402
开元初
713？
大 食
宝钿带
旧书/198/5316
开元四
716
大 食
宝装玉酒池瓶
册府/970/11405
开元六
718
米 国
鍮
册府/970/11405
开元六
718
康 国
水精杯、玛瑙瓶
册府/970/11405
开元一二
724
识 匿
金精
册府/970/11407
开元一八
730
吐火罗
红颇梨、碧颇梨、
生马脑、金精
会要/下/99/1773
开元二二
734
新 罗
金、银
册府/970/11409
金100两、
银2000两
开元二八
740
安 国
宝床子、驼鸟卵杯
册府/970/11411
开元二八
740
康 国
宝香炉、白玉环、玛瑙、水精
册府/970/11411
开元二九
741
吐火罗
红颇梨、碧颇梨、生玛瑙、生金精
册府/970/11411
原文误作吐罗
开元间
713-741
林 邑
琥珀
会要/下/98/1751
天宝初
742？
师子国
大珠、钿金、
宝璎、象齿
新书/221/6258
天宝三
744
石 国
宝
册府/970/11411
天宝五
746
石、史、米、罽宾国
红盐、黑盐、白戎盐、瑠璃、金、银
册府/970/11412
天宝六
747
波 斯
玛瑙床
册府/970/11412
天宝七
748
林 邑
象牙
册府/970/11413
天宝七
748
新 罗
金、银
会要/下/95/1713
天宝八
749
林 邑
珍珠
册府/970/11413
100条
西市南接怀远坊，“怀远”这个名称与上文敦煌“从化乡”之“从化”，西州“崇化乡”以及第五街与“怀远坊”隔街相望的“崇化坊”之“崇化”文义相近，都有“教化外夷”的意思。从其坊名来看，怀远坊很可能也是胡人聚居区。唐初著名的粟特胡人世家安兴贵之子安元寿的宅第就在怀远坊[161]。
唐文化史 对外文化交流编（三）
吴玉贵
2004-06-29 21:26:54 阅读 次
作者提供，原刊《唐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
第三章 外来人与唐朝社会唐代载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作“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等，不一而足[1]。这是一种很含糊的称谓，它既包含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人[2]；也包括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内，与唐朝从属关系不确定，或属于不同政权的中国周边地区的民族；在很多情况下，还指称生活在唐朝境内，已经归属唐朝，但人种与汉族不同的各民族的人群；甚至有时还指前代就已移居唐朝境内，已经完全汉化的非汉族人群。本文的“外来人”，主要是指曾在唐朝游历，或生活在唐朝的，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外国人。
第一节 使节、质子与“贡人”
唐朝的外来人中，有许多都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主要包括使臣、质子、贡人等。这些人有些是王室成员甚至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也有些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更多的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等等。这些人的身分高下极为悬殊，在唐朝受到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构成了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1.使节
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四百，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70国[3]。除了少数属于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建立的政权外，这些国家或政权与唐朝的使臣往来，构成了唐朝官方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
唐朝政府规定，外国使节至唐，先由边境州县核查使团人数、物品等，使团随员多留在入境地等候，边境州县为使臣及副使二人颁发牒文，乘驿传到京师。接待使节的工作主要由鸿胪寺典客署负责[4]。唐朝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为五个等级，不同等级国家的使节有不同的待遇。使节初至，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确定不同的接待礼节。对使节的食物供应有不同的名目，“常食料”之外，还有“设食料”和“设会料”，都按使节所在国不同等第配给。陆路使节有“度碛程粮”，海路使节有“入海程粮”，程粮的供应主要依据路途远近[5]，根据旅途所需时间的长短来供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颁发的诏书称：“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6]就是依照了这样的标准。
除了饮食之外，对外国使节日常起居所用什物、患病、死亡等也都有具体的规定。来唐的使节有许多带有贸易的性质，有些干脆就是由商人组成。如果携带物品为“药物、滋味之属”，由少府监或市令选择“识物人”确定价值高下；如果是驼马等物，则由殿中省及太仆寺验阅，良者入殿中供御用，驽病者入太仆充群牧；如果是鹰、鹘、狗、豹之类无从估价的物品，则由鸿胪寺决定价值多少，当使节返国时，由朝廷以“赏赐”的形式付给相当于“贡物”价值的物品。
外国使臣（包括君主）至唐，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接受皇帝召见。唐朝对迎劳(遣专人慰劳)、戒见(遣专人通知召见日期)、奉见(正式召见)、受表(接受国书)、受币(接受礼物)、赐宴等都有非常明确而繁缛的规定[7]。与食料供应一样，接待礼节也视国家的大小或强弱而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如在接受国书或礼物的仪式中，“大蕃大使为设乐，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设乐悬及黄麾杖。”[8]除了例行的召见之外，外国还要参加唐朝廷组织的一些重大庆典活动，如在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和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举行的两次泰山封禅活动中，都有大批外国使节参加，前一次随高宗前往东岳的有波斯、天竺、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9]。参加玄宗东封活动的则有大食、谢、五天竺、昆仑、日本、新罗之侍子及使节，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乌浒之酋长等[10]。
使节来唐，大多都在名义上接受唐朝官职，最常授予的官职为果毅都尉、折冲都尉、中郎将、太仆卿以及诸卫将军等职。出于对唐朝文化的钦仰和其它原因，外国使节中有些自愿留在了唐朝境内定居。如康国大首领康某，“因使入朝”，留在唐境内任检校折冲都尉，并娶翟氏为妻，于天宝八载（749年）终于东都福善坊，留有嗣子康从远[11]。有些人后来甚至代表唐朝出使本国。如波斯人阿罗憾(Abraham)，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充使入唐，仕唐为右屯卫将军，并曾代表唐朝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西域诸国，在拂林西界立碑。后于景云元年(710年)卒于东都私宅。其子俱罗(Korah)仍然保留了胡语的名字[12]。又，新罗“行人”金思兰出使唐朝，“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被唐朝“委以出疆之任”，以太仆卿赐同正员的身分出使新罗[13]。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陇，西域道路阻绝，安西、北庭前来朝廷奏事的官员以及西域朝贡使节滞留长安，日用所需供给，使朝廷不堪重负，贞元三年(787年)检括，得4,000人，准备停止供给，但遭到西域国使臣的强烈反对。李泌献策，建议由唐朝组织使臣，或假道回纥，或经由海道遣返本国；有不愿归者，“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这时诸国客使在唐朝境内已滞留了三十余年，最多者达四十余年，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返回本国，于是朝廷将诸国使臣分隶左右神策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每年节省经费达五十万缗[14]。除了真正的客使之外，这些检括出来胡人有许多都应该是打着“朝贡使”名义的商胡。本世纪50年代在西安发现的波斯人苏谅妻马氏墓志称，苏谅官职为“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其人很可能就是波斯流亡政权派遣出使唐朝的使节的后代[15]。《东城父老传》称，玄宗时“都中无留外国宾”，而到元和五年(810年)时，情形为之大变，“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16]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贞元三年(787年)之后大批西域诸国使节留居长安当然不无关系。
2.质子
人质制度，是一种将人作为抵押的制度。最晚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在我国就已经出现了人质，并一直存在到了18世纪中叶。所谓人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对内的，即那些驻守边疆或出征在外的文武官员以其亲属作为人质，用来保证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另一种是对外的，即或由不同的国家或政权互相交换人质，以保障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或是由弱国向强国、战败国向战胜国单方面输送人质，以保证弱国或战败国对强国或战胜国的忠顺[17]。单方输送人质，并不单纯意味着双方间只存在强弱或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时单方输送人质主要是为了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或贸易关系。
人质多由输送方的儿子充任，所以多称作“质子”；又因为人质多在唐朝宫廷担任宿卫官职，有时又称“侍子”。武则天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左补阙薛登就此上疏直谏，请求禁绝侍子[18]。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朝廷又正式颁布诏令，将“诸蕃充质侍卫子弟等”，放还本国[19]。薛登提出的理由是入侍质子受唐朝先进文化熏染，返国之后，一旦与唐朝交恶，将会对唐朝自身形成威胁。而唐玄宗在诏令中强调的理由则是向风慕化，应以诚信为主，质子长期离乡背井，寄居他国，违背了安土重迁的原则。这些意见或措施的提出，受到了当时具体政治环境的强烈制约，并不具有典型的意义。就唐朝的实际情况而言，质子制度一直是在对外交往中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制度。
据文献资料反映，新罗、康国、何国、石国、米国、迦湿弥罗国、护蜜国、吐火罗国、天竺诸国、波斯国等，都曾向唐朝派遣人质[20]。充当质子者主要是输质国国王的儿子、弟弟，子侄，个别还有以国王本人为质者[21]。质子承担的官职主要为中郎将、果毅、折冲等职。充任质子的时间一般都很长，有些甚至是世代为质。米国质子米继芬，其父米突骑施“遐质京师，永通国好”，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米继芬“承袭质子”，继续在禁军宿卫，永贞元年（805年）死于长安醴泉里私第，终年92岁[22]。何文哲是何国国王的后裔，因祖先在永徽年间（650-655年）入唐为质，遂留在了长安，何文哲卒于太和三年（829年），何氏后裔世代居唐已接近200年[23]。
入朝质子在唐朝授官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质子所在国的“蕃望大小”，一是质子本人在本国的官职高下。积累年资，质子官职还可以迁转。在开元六年（718年）吐火罗国质子阿史那仆罗抱怨授官太低的诉状中，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仆罗本人是吐火罗国王阿史那般都泥利的弟弟，在本国任特勤，被遣入唐为质。仆罗在诉状中称：“仆罗兄前后屡蒙圣泽，愧荷国恩，遂发遣仆罗入朝，侍卫玉阶。至愿献忠殉命，以为臣妾。仆罗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胪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类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窃见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况仆罗身恃（特）勤，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类，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并提到后来天竺质子瞿昙金刚等“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而他本人自神龙元年（705年）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以来，经14年没有迁转。玄宗敕鸿胪寺“准例定品秩，勿令称屈”[24]。可知质子官职的授受和迁转都有成例可援。
此外，质子在唐还可由试官迁授正官，如当时任“试光禄卿、紫金鱼袋”的新罗质子金允夫在开成二年（837年）的诉状中称：“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矣。三蒙改授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于是被授以武成王庙令[25]。细味文意，金允夫要求“特授”正官，是因为根据以往成例，凡担任唐朝使节出使本国者，都可授正官。
金允夫两次充当唐朝使节出使新罗，表明不仅留居唐朝的外国使节可以反过来代表唐朝出使其本国，外国质子也可以唐朝使节的身分出使本国。元和七年（812年），新罗质子试卫尉卿、赐紫金鱼袋金沔为试光禄少卿、充吊祭、册立副使，随正使崔棱出使新罗[26]。元和十五年（820年），新罗质子金士信也作为副使出使新罗，他在上疏中称：“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尝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蕃，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27]表明至少对新罗而言，以入唐质子充任唐朝副使，几乎已经成为定制。
3.“贡人”
所谓“贡人”，是将人作为 “方物”，即地方土产的一种献给唐朝廷，供皇室或贵族官僚玩赏。一般而言，这些人大都具有迥异于常人的特点。如武德、贞观间(618-649年)，扶南国向唐朝贡献两位白头人，“素首，肤理如脂”[28]。元和十年(815年)，诃陵国贡献的僧祗童，则以肤色黝黑为世人所称道[29]。除了体质或生理上异于常人外，贡人常常还具有特殊的技艺。唐代最常见的贡人是一些从事歌舞或音乐职业的伎人，段成式称，宝历二年(826年)，东国贡舞女飞鸾、轻凤，以荔枝、金屑、龙脑为食，“兰气融冶、冬不纩衣，夏不汗体”。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翔集；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30]。此事固然未必尽实，但这类传说是在大批才能优异的音乐、歌舞艺人被贡献给唐朝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产生的，从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唐朝普遍存在着精通歌舞艺术的贡人。
在贡人中还包括一些骇人耳目的杂技艺人和魔术师。如睿宗时(710-712年)，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铦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觱篥者立腹上，终曲而不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蹑之，周旋百转。”[31]技艺高超，使人瞠目。贞观年间（627-649年)，西域献胡僧，能以咒术使人生死，太宗挑选飞骑中身体强健的战士试验，结果“如言而死，如言而苏”[32]。
为了便于直观地了解唐代贡人的情况，这里将仅将《册府元龟》有关贡人的记载列表如下：[33]
《册府元龟》所见贡人表：
年 代
国 别
贡 人
同 贡 物
备 注
唐朝纪年
公元
开元七
719
俱密
胡旋女子
方物
开元七
719
吐火罗
大慕阇
解天文人
开元一二
724
康国
侏儒
马、狗各二
开元一二
724
尸利佛誓
侏儒、僧耆女、乐人
五色鹦鹉
乐人一部
开元一五
727
康国
胡旋女子
豹
开元一五
727
史国
胡旋女子
蒲萄酒
开元一七
729
米国
胡旋女子三
豹、狮各一
开元廿一
733
骨咄
女乐
马
贞元一八
802
骠国
乐工三十五人
国乐十曲[34]
元和一○
815
诃陵
金抵僮[35]
鹦鹉、频伽鸟、香、宝
元和一三
818
诃陵
僧耆女
鹦鹉、玳瑁、生犀
从上表可知，除了歌舞艺人外，贡人还有解天文大慕阇、侏儒、僧耆女、金抵僮等，大慕阇与摩尼教在唐朝传教有关，姑置不论[36]。以侏儒为贡物，在古代中国有久远的历史，甚至在唐代，还仍然以道州侏儒作为土贡[37]，白居易在诗歌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抨击，写道“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38]康国、尸利佛誓以侏儒作为贡物献给唐朝，毫不足怪。“僧耆”、“僧祗”或“金抵”，应该都是现代桑给巴尔(Zanzibal)在唐时的译音，泛指东非沿海地区[39]。这些来自非洲的僮、女，并不是诃陵或尸利佛誓的土产，他们是被这些地区的政权转手贡献给唐朝的礼物。
这种转手贡人的方式并不限于非洲奴隶，唐朝周边政权及地方政府也转手向朝廷贡献艺人。如大历十二年(777年)，渤海遣使来朝，并献日本国舞女11人及方物[40]。又，设在西域的唐朝安西都护府也向朝廷贡献舞狮伎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中说：“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41]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贡人大都是与马、狗、鹦鹉、豹、狮子、玳瑁、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珍奇之物一起，作为“方物”，即地方特产进献的，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都很低下。
4.“昆仑奴”与新罗婢
与所谓“贡人”相关的，是唐人艳称的“昆仑奴”与新罗奴婢。
裴铏在《传奇》中记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昆仑奴的故事。称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崔生家中畜有昆仑奴磨勒，崔生容止清雅，在某高官宅偶遇美妾红绡妓，两人一见倾心。临别，妓示以手语，崔生茫然不解。磨勒为崔生解释手语含意，并夜毙恶犬，携崔生入官宅，负崔生与红绡妓“飞出峻垣十余重”，成就双方姻缘。后事发，甲士数十包围崔生住宅，昆仑奴复持匕首“飞出高垣”，不知所向[42]。一般认为所谓的“昆仑奴”就是指唐代从印度群岛输入的奴隶[43]。
在唐人小说及诗歌作品中，昆仑奴屡屡见于记载。据传说，扬州六合县灌园叟成仙，家畜昆仑奴驾牛耕田[44]。除了充当家奴之外，唐人笔下昆仑奴最突出的特点是精通水性。唐周邯在四川境内长江流域买得一奴隶，名水精，善于潜水，为“昆仑白水之属”，周邯每每遣他在潭洞、古井中探取宝物[45]。开元年间(713-741年)昆山人陶岘泛游天下，被当世人目为“水仙”，陶岘有三宝：古剑、玉环与海船昆仑奴摩诃。陶岘常常将剑、环等物投于深水，令昆仑奴潜水摸取，以为戏乐[46]。又有传说称，东都洛阳魏王池有鼋窟，开元间（713-741年），以昆仑奴数十人，持刀枪沉入窟底，杀大小鼋数十头[47]。另一个流传甚广的昆仑奴的故事与李德裕有关。据称李德裕贬官潮州，水行经鳄鱼滩，舟船损坏，平生所畜宝玩、书画，全都沉入水中，“遂召舶上昆仑取之”，昆仑奴潜入深水，见水下鳄鱼极多，无功而返[48]。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类传说表明，昆仑奴精通水性的特点，使唐朝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籍曾写过一首“昆仑儿诗”，称“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49]对昆仑奴的来源及诸多特点作了形象地描述，其中突出强调了黝黑的皮肤和卷发。昆仑奴肤色特点，在其它记载中也有反映。据传说，贞元间(785-805年)，有神人骑狮，以二昆仑奴操辔。当他为患者去除病痛时，以手指在昆仑奴手掌中研摩，须臾，手指染如黑漆，以黑漆涂患处，病患即愈[50]。在唐朝人心目中，昆仑奴的肤色甚至黑到了可以染指的程度。传奇的记载，正好可作张籍“自爱肌肤黑如漆”诗句的注解。
昆仑奴在唐代比较常见，甚至民间还流行以昆仑奴形象为冥器的风气。朱泚入据长安后，段秀实遣阎敬立为告秘使，潜出凤翔山，夜至太平馆，知馆官刘俶为备饮馔，且使家人昆仑奴道奴、知远二人侍奉。后来，阎敬立始察知刘俶早已去世，所宿之处是其殡宫，“殡宫前有冥器数人”，就是夜中所见的昆仑奴[51]。可知以昆仑奴为冥器的习俗，已经反映在了唐人小说中。据称，开元中(713-741年)，王昌龄自吴地至长安，船行至马当山，舟人称须备物祷神。王昌龄使舟人赍酒脯纸马，代为上岸祭献。并作诗：“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52]与刘俶殡宫前的冥器昆仑奴类似，此青骢、昆仑也是纸人、纸马类的冥器。这些在陪葬品中作为死者佣仆的昆仑奴，正是现实生活中大量昆仑奴充当唐朝贵族官僚或富室家奴的反映。
唐人载籍中有关昆仑奴的记载，多与东南沿海地区有关，据真人元开记载，海盗冯若芳劫取波斯舶，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奴婢住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53]表明唐代外来奴婢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南海交通。
此外，流入唐朝的新罗奴婢，也值得引起特别关注。长庆元年（821年），平卢节度使专门向朝廷报告海盗掠卖新罗“良口”到平卢管界登、莱等州事，称此前朝廷已有制敕禁断买卖新罗人口，但是收效不著，请求“自今已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炫卖新罗良人等，一切禁断。请所在观察使严加捉搦，如有违犯，便准法断。”两年之后，新罗使金柱弼又进状，称禁卖令生效之后，新罗奴婢老弱者“栖栖无家，多寄傍海村乡，愿归无路”，请求沿海州县，利用便船送归新罗[54]。掠卖到唐朝境内的新罗奴婢数量是相当大的，新罗人张保皋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55]，虽然不无夸张，但是也并非空穴来风。
第二节 唐朝境内的外来佛教僧人与伎艺人
佛教僧人与伎艺人是唐朝境内外来人中相当重要的两种。来唐佛教僧人以天竺僧为主。如果说玄宗时代是作为外交使节来唐的高潮期的话，则佛教僧人来唐主要在高宗、武后统治时期。佛教僧人在唐朝主要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佛教文化在唐朝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尤其是与古代印度的文化交流。
来唐的伎艺人大体可分为音乐歌舞艺人和百戏艺人两种。音乐歌舞和百戏是标志盛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也是唐朝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强烈的部门。从宫廷庙堂到市井闾里，从国家节日庆典到官僚、文人的寻常家宴小聚，随处都可以欣赏到外来音乐舞蹈的表演，大历诗人王建称“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56]形象地道出了外来音乐舞蹈在唐朝社会各个阶层广泛流行的情形。
1.外来佛僧及其译经活动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境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由于唐代前期实行开放政策，佛教僧人大批进入唐朝境内传教，为在中国境内流行已久的佛教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此仅将资料较为集中的《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记载的唐代来华的佛教僧人具列如下：[57]
《高僧传》所见来华僧人表：
序号
姓名
国别
来唐年代
主要行迹
资料来源
唐纪年
公元
1
婆罗颇迦罗蜜多罗（明知识）
中天竺
武德九
626
译经。卒于唐。
续传卷4
2
阿地瞿多（无极高）
中天竺
永徽三
652
赍梵夹来，译经。
宋传卷2
3
那提（福生）
中天竺
永徽六
655
译经。采药，不详所终。
续传卷4
4
伽梵达磨（尊法）
西天竺
永徽间
650-655
传译经典。莫知所终。
宋传卷2
5
阿难律木叉
中天竺
永徽间
650-655
译经。
宋传卷2
6
迦叶
中天竺
永徽间
650-655
译经。
宋传卷2
7
僧伽
何国
龙朔初
661？
讲经传教。卒于唐。
宋传卷18
8
佛陀多罗（觉救）
北天竺
不详。宋传在觉护前
赍多罗夹来译。莫究其终
宋传卷2
9
佛陀波利（觉护）
北天竺
仪凤元
676
赍经来译。入五台，后不知所终。
宋传卷20
10
菩提流志
南天竺
永淳二
683
遣使迎来译经。卒于唐。
宋传卷3
11
地婆诃罗（日照）
中天竺
高宗时
650-683
赍经夹来译。卒于唐。
宋传卷2
12
法藏
康居
高宗时
650-683
译经。
宋传卷5
13
利涉
西域
高宗时
650-683
讲经传教。
宋传卷17
14
阿你真那（宝思惟）
北天竺
长寿二年
693
译经传教。卒于唐。
宋传卷3
15
弥陀山
吐火罗
则天时
685-704
译经。返乡。
宋传卷2
16
掘多
天竺
则天时
685-704
向慕神州，从惠能习禅。
宋传卷10
17
般剌蜜帝（极量）
中天竺
神龙前
705前
在广州译经。返乡。
宋传卷2
18
弥伽释迦（云峰）
北天竺
神龙前
705前
在广州译经。
宋传卷2
19
达磨未磨
吐火罗
景云前
710前
大荐福寺译经
宋传卷1
20
达磨难陀
北天竺
景云前
710前
大荐福寺译经
宋传卷1
21
拔弩
中天竺
景云前
710前
大荐福寺译经
宋传卷1
22
波若屈多
天竺
先天前
712前
译经。
宋传卷3
23
戍婆揭罗僧诃（善无畏）
中天竺
开元四
716
赍梵夹来华，译经。卒于唐。
宋传卷2
24
跋日罗菩提（金刚智）
南天竺
开元七
719
译经传教。卒于唐。
宋传卷1
25
安静
西域
开元一五
727
游方传教。
宋传卷19
26
威律师
天竺
开元间
713-741
朗然受业师。
宋传卷15
27
佚名梵僧
天竺
天宝四前
745前
韦皋生时在蜀游方。
宋传卷19
28
舍利越摩
北天竺
天宝九
750
与大首领来朝阙庭。
宋传卷3
29
般若力
北天竺
乾元元
758
赍经入朝。不遑宣译，放还。
宋传卷3
30
善部末摩
中天竺
乾元元
758
赍经入朝。不遑宣译，放还。
宋传卷3
31
舍那
北天竺
乾元元
758
赍经入朝。不遑宣译，放还。
宋传卷3
32
纯陀
中天竺
大历元前
766前
造五台金阁寺。不知所终。
宋传卷21
33
般剌若（智慧）
北天竺
建中初
780？
译经。卒于唐。
宋传卷2
34
难陀（喜）
建中间
780-783
聚众说法。精幻术。
宋传卷20
35
天侧
西域
建中间
780-783
栖越州云门寺修道。
宋传卷29
36
莲华
中天竺
兴元元
784
译经。
宋传卷3
37
般若
北天竺
贞元间
785-805
译经。
宋传卷3
38
牟尼室利（寂默）
北天竺
贞元一六
800
译经。
宋传卷3
39
满月
西域
开成间
836-840
赍经来唐。译经传教。
宋传卷3
40
金刚悉地
开成间
836-840
译经。
宋传卷3
41
菩提日罗
开成间
836-840
译经。
宋传卷3
42
般若斫迦（智慧轮）
西域
大中间
847-859
行大曼拏罗法。
宋传卷3
以上《高僧传》中所见唐代外来僧42人，其中3人国别不明，5人被笼统称作西域人，记载具体国别34人中，来自天竺者30人，吐火罗2人，何国1人，康居1人[58]，天竺僧人占唐朝外来僧人的88%，可知唐朝外来僧人仍以天竺僧为主。
如果以玄宗统治时代(712-751年)为界，则唐初至玄宗前(618-711年)来唐佛僧为21人，占总数的50%；玄宗时期只有7人，占16·7%；安史之乱至唐末（752-907年）来唐者为14人，占33·3%。在上文中曾统计了西域各国对唐朝遣使情况，以上三个时期的比例分别是33·5%，57·8%和8·7%[59]。两相比较，最显著的区别是，玄宗时期来唐佛僧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其它两个时期的比例则相应提高。
除去佛教传播自身的因素，这种差别表明，政府间的通使关系更多地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玄宗时代是唐朝国势最强盛的时代，与西域通使最为频繁，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势日衰，与西域的贡使往来骤然下降；而政治形势对佛教文化交流的影响就没有如此强烈，所以安史之乱前后来华僧人的变动不是非常显著。其次，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对佛教僧人的来华应有一定的影响。高宗与武则天以佞佛称，在他们统治时期((650-704年)，来唐佛僧至少有17人，占总人数近40·5%，是玄宗时期的两倍多。这种情况至少与他们各自对佛教的态度是相契合的[60]。
以上僧人中，明确记载下落者12人，只有4人返回了故乡，其他8人则长眠在了唐朝的土地上。入华僧人留居唐朝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
就其从事的活动言，外来佛僧绝大多数都是从事译经工作，而且许多僧人是携经而来，他们或是介绍传译中国未流行的佛经，或重新根据梵本翻译旧有的经典，为唐代佛教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为适应译事的需要，唐朝在都市名刹广设译场，设官分职，各有所司，译场中一般由译主总其责，其余有笔受、译语、证梵本、读梵本、润文、证义、梵呗、校勘、正字及监护大使等职，译主、证梵本、读梵本等工作大多都是由外来僧人负责[61]。大大推动了天竺与唐朝的文化交流。
天竺僧人在唐朝的生活以传译佛经为主，这种情况在唐人诗歌中也有反映，耿湋“赠海明上人”诗称：“来自西天竺，持经奉紫微，年深梵语变，行苦俗流归。”[62]刘言史也至少写过三首反映天竺僧人生活的诗歌，其中两首主要描述僧人译述传经的艰辛，“送婆罗门归本国”：“刹利王孙字迦摄，竹锥横写叱萝叶。遥知汉地未有经，手牵白马绕天行。龟兹碛西胡雪黑，大师冻死来不得。地尽年深始到船，海里更行三十国。行多耳断金环落，冉冉悠悠不停脚。马死经留却去时，往来应尽一生期。出漠独行人绝处，碛西天漏雨丝丝。”为了前往汉地传经，天竺僧人在碛天荒漠中孑然独行，往返一次，几乎就已耗尽了一生的年华。“病僧二首”称“竺国乡程算不回，病中衣锡遍浮埃。如今汉地诸经本，自过流沙远背来。”“空林衰病卧多时，白发从成数寸丝。西行却过流沙日，枕上寥寥心独知。”反映了传经僧人异乡染疾的幽苦情状和思念乡土的孤寂心怀[63]。
在唐朝传译佛经者还有出生在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和居住在唐朝境内的外国居士。如活动在隋唐两朝的高僧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祖因避仇移居南海，家于交广之间。吉藏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出家为僧。僧传中称他“貌象西梵，言实东华”。武德六年(623年)去世之后，“东宫以下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僧传中还保留了唐太宗慰问书的内容[64]。在唐朝出生的天竺人大多都兼通梵、汉两种语文，具备从事翻译的有利条件。慧智和尚，父为印度人，婆罗门种，因出使唐朝而留在了中国。慧智本人出生在唐朝，高宗时从天竺僧人出家，“本既梵人，善闲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等所有翻译，皆召智为证，兼令度语。”[65]其他如智藏和尚及著名的神会和尚，也都是生于唐朝的外国人的后裔[66]。
留居唐朝的外国居士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译经。神龙二年(706年)，中宗在西京大荐福寺设置翻经院翻译佛经，参加译经的除了僧人外，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担任证梵本的工作，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读梵本，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证译[67]。伊舍罗其人曾长期从事译经。先天二年(713年)的译场中译梵文者仍然有天竺大首领伊舍罗。开元十一年(723年)，金刚智奉敕在资圣寺译经，“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68]可知伊舍罗是以中书省直官的身份参与佛经翻译的。在唐代，直官是不同于职、散、勋、爵的一套独特的职官系统，充直者多为当时科技、文化、艺术等专业领域内的第一流人材，中书省有明法、能书、装制敕、翻书译语、乘驿等五种直官。以中书省直官而兼预译场者至少还有度颇其人，度颇的衔名是“翻经婆罗门东天竺国左领军左执戟直中书省”[69]。伊舍罗以译语充直中书省，显然他是当时最高水平的翻译家。
2.外来人与唐代音乐舞蹈
音乐、舞蹈是盛唐文化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一个艺术门类。唐朝音乐主要分为雅乐和燕乐两大门类。雅乐主要用于祭祀和朝会等隆重场合，是一种相当程式化的庙堂音乐，燕乐主要是在宴饮的场合表演的音乐和歌舞。外来文化对唐朝音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燕乐。
唐朝的燕乐是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隋朝初年，文帝定七部乐为正式的燕乐，分别是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炀帝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革，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与礼毕等为九部乐。唐朝初年一仍隋旧。太宗时去礼毕，增燕乐；平定高昌后，又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增加高昌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形成了唐朝的十部乐。
十部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都是前代自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传入内地的音乐。以国名来命名乐部，表明这些音乐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异域色彩，未与中国内地固有的音乐文化融为一体。此后，随着唐朝对外文化交流进程的加深，以国别分类的方式渐泯，出现了立坐二部分类，堂下立奏者为立部伎，堂上坐奏者为坐部伎。立部伎八部，坐部伎六部。天宝十三载(754年)，唐朝对太乐署供奉的乐曲名称进行了大规模改动，进一步将保留胡名或听来不雅驯的乐曲改为典雅的汉名。乐曲改名，不仅表现了唐朝对域外音乐文化的吸收过程，而且反映了外来音乐文化对唐朝音乐的重大影响。此据《唐会要》列简表如下：
天宝十三载改名乐曲表：
原 名
改 名
原 名
改 名
沙
陀
调
龟兹佛曲
金华洞真
调
悉耶都
琼台花
因度玉
归圣曲
苏剌耶胡歌
宝廷引
舍佛儿胡歌
钦明引
道调
山刚
神仙
河东婆
燕山骑
急火凤
舞鹤盐
俱伦仆
宝伦
小
食
调
讫陵伽胡歌
来宾引
光色俱腾
紫云腾
胡残
仪凤
摩醯首罗
归真
苏罗蜜
升朝阳
火罗鸧鸽盐
白蛤盐
须婆栗特
芳苑墟
罗刹末罗
合浦明珠
拨洛背陵
北戎还湻
勿薑贱
无疆寿
金波借席
金风
苏莫剌耶
玉京春
厥磨贼
庆淳风
阿箇盘陀
元昭庆
平
调
无愁
长欢
急龟兹佛曲
急金华洞真
因地利支胡歌
玉关引
苏莫遮
万宇清
东祗罗
祥云飞
乞娑婆
仙云升
胜蛮奴
塞尘清
大
食
调
帝释婆野
九野欢
角调
天下兵
荷来苏
优婆师
泛金波
越
调
杜兰乌多回
兰山吹
半射渠沮
高唐云
老寿
天长宝寿
半射没
庆惟新
高丽
来宾引
耶婆色鸡
司晨宝鸡
耶婆地胡歌
静边引
野鹊盐
神鹊盐
婆罗门
霓裳羽衣
捺利梵
布阳春
思归达牟鸡胡歌
金方引
苏禅师胡歌
怀思引
三部罗
三辅安
般
涉
郎剌耶
芳桂林
黄钟调
思归达菩提儿
洞灵章
移师都
大仙都
阿滥堆百舌鸟
濮阳女
借渠沙鱼
跃泉鱼
双调
大百岁老寿
天长宝寿
俱伦朗
日重轮
俱摩尼佛
紫府洞真
苏剌耶
未央年
金风调
苏摩遮
感皇恩
吒钵罗
芳林苑
婆伽儿
流水芳菲
达摩支
泛兰丛
以上59首改名的乐曲中，河东婆、急火凤、胡残、胜蛮奴、天下兵、大百岁老寿等数首可能属于原曲名过于朴野而更名，其它大都是将保留胡名译音的乐曲改为汉名[70]。这些乐曲中当然包括了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境内的边疆民族传入的乐曲，如龟兹佛曲与急龟兹佛曲就是显例，但是这些改名的乐曲大多属于唐代外来音乐，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教坊记》记唐代曲名最称完备，总共不过记载了325首曲名[71]，而仅在天宝末年改名的“胡乐”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外来音乐在唐朝音乐中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72]。
以杜佑《通典》为代表，唐朝在燕乐之外另分出了所谓的“四方乐”或“四夷乐”，其中扶南、天竺、骠国、康国、安国等乐都属于外来音乐。从有关记载分析，除骠国乐外，“四夷乐”中的其他几种外来音乐都是在北朝或隋代就已传入中国的音乐[73]。骠国乐是在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由骠国王的弟弟悉利移献给唐朝的[74]。骠国乐凡10曲，乐工35人，由于骠国文化深受印度影响，乐曲表现多为佛教内容，“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75]骠国献乐在当时的宫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著名诗人白居易作“骠国乐”诗，形容骠国乐的舞容称“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擞龙蛇动。”[76]
唐人所说乐曲往往包括了音乐、歌唱、舞蹈等艺术门类，如骠国所献音乐中就包括了器乐演奏者、歌唱者及舞蹈者等。唐人按照演奏风格，将舞蹈分为健舞、软舞两类。健舞刚健雄强，节奏明快；软舞优妩柔婉，节奏舒缓。唐代最流行的健舞如胡旋、柘枝、胡腾等，都是来源于中亚的舞蹈。上文“贡人”中，康、米、史等国向唐朝贡献的“胡旋女子”，实际就是从事胡旋舞表演的专业舞蹈艺术家。胡旋舞传入唐朝之后，在宫廷内外盛行一时。8世纪初年，武延秀在安乐公主宅中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77]。玄宗朝名将昭武九姓胡人安禄山肥硕异常，腹垂过膝，需两人挽扶，才能行步，但是禄山也以善舞胡旋著称，“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78]。元稹、白居易都有吟诵“胡旋舞”的诗歌，据白居易诗，杨贵妃也擅长表演胡旋舞：[79]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诗人在这里将胡旋舞的故乡“康国”当成了“康居”[80]。诗中以转蓬、车轮、旋风等比喻，突出强调了胡旋舞疾速旋转的特点。元稹在“胡旋女”诗中也称“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翕笪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81]与白居易对胡旋舞特点的描述正相契合。段安节《乐府杂录》称：“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82]《新唐书》也称“舞者立毬上，旋转如风”[83]。当代学者据考古资料，认为“毬”应为“毯”之误[84]，但似乎也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证据。
如果说见于记载舞胡旋者多为青年女子的话，胡腾舞则多由少年男子表演。从舞蹈名称即可知，胡旋舞以“旋转”为特点，而胡腾舞的特色则是“腾跃”。8世纪诗人李端在诗中描述了一位“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胡人少年舞者表演胡腾舞的情形。舞者身穿桐布轻衫，头戴珠帽，披葡萄纹长带，在舞蹈之前跪在帐前以“胡语”(本音语)向观众致词，然后开始轻健敏捷的舞蹈，“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85]除了俯仰腾跃，环行急蹴等刚猛雄健的形体动作外，还伴有扬眉动目、顾眄流盼等丰富的面部表情。同时代诗人刘言史的描述，可以更加深对胡腾舞的了解。“石国胡儿人见少，蹈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酒阑舞罢丝管绝，木槿花西见残月。”[86]更鲜明地突出了这种舞蹈腾跃刚劲的特点。
刘言史在诗中明谓舞胡腾者为“石国小儿”，表明石国至少是唐朝胡腾舞的输入国之一。唐代由石国传入的舞蹈还有“柘枝舞”，较之胡旋、胡腾，唐人对柘枝舞的记载更多，今天对它的了解也就更详细一些。舞柘枝者多为青年女子，舞者头戴绣花卷边虚帽，帽上施以珍珠，缀以金铃。身穿薄透紫罗衫，纤腰窄袖，身垂银蔓花钿，脚穿锦靴，踩着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金铃丁丁，锦靴沙沙，“来复来兮飞燕，去复去兮惊鸿”，当曲尽舞停时，舞者罗衫半袒，犹自秋波送盼，眉目注人。柘枝舞艺术境界高超，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引起了唐朝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兴趣和爱好，除了史传外，唐朝诗人刘禹锡、薛能、张祜、白居易、沈亚之、卢肇等都写过有关柘枝舞的诗歌[87]。流行地区遍布今陕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等地[88]。
最可值得注意的是，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献乐时，《唐会要》称骠国乐“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89]可知柘枝舞在9世纪初年已被目为“中国柘枝舞”。上引白居易“胡旋女”诗中称“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同一时期胡旋舞在中原也已经相当常见，而且与新传入者有了一定的区别，所以诗人以“中原自有”的“胡旋舞”与“胡旋女”所舞新传入的“胡旋舞”相区别。9世纪时，“柘枝舞”和“胡旋舞”分别被冠以“中国”或“中原”，表明经过一个世纪之后，早先传入的外来舞蹈在唐朝人心目中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唐朝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与新近传入的外来舞蹈有了显著的差别。
见于唐朝载籍的外来音乐、舞蹈家，多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人。此仅举数例，以概其余。
曹国胡人曹保保祖孙三代，均为琵琶名手，在唐朝声名最著。段安节载，贞元中（785-805年）有曹保保，子善才，孙曹纲，世代传承琵琶技艺。曹纲善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时人裴兴奴长于拢，“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90]。曹善才与曹纲，又见于唐人诗歌吟咏。白居易“琵琶引”序中称，元和十一年（816年），在九江任司马时，夜闻舟中弹琵琶者，“有京都声”，经询访，知其人原为长安娼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此曹善才，应即曹保保之子[91]。李绅曾作“悲善才”诗，序中称穆宗时(821-824年)赐宴曲江，曹善才等20人备乐。诗中追叙曹善才弹奏时的情形称：[92]
穆王夜幸蓬池曲，金銮殿开高秉烛。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进新翻曲。
翠蛾列坐层城女，笙笛参差齐笑语。天颜静听朱丝弹，众乐寂然无敢举。
衔花金凤当承拨，转腕拢弦促挥抹。花翻凤啸天上来，裴回满殿飞春雪。
抽弦度曲新声发，金铃玉佩相磋切。流莺子母飞上林，仙鹤雌雄唳明月。
此时奉诏侍金銮，别殿承恩许召弹。三月曲江春草绿，九霄天乐下云端。
紫髯供奉前屈膝，尽弹妙曲当春日。寒泉注射陇水开，胡雁翻飞向天没。
日曛尘暗车马散，为惜新声有余叹。
“紫髯”、“胡雁”，暗示了供奉曹善才的胡人背景。善才之子曹纲（或作曹刚）也是非常有名的琵琶艺人。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在长安观赏曹刚演奏，作“听曹刚弹琵琶兼示重莲”诗，称“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93]“胡啼番语”云云，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曹氏祖孙的种族。薛逢将曹刚琵琶誉为神仙才能听到的天上“玉都殊音”[94]，而刘禹锡则将聆听曹刚琵琶作为人生的最高享受，声称“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95]唐代曹姓以琵琶著称者还有女琵琶师曹供奉、曹触新、曹者素等人[96]，康昆仑也是著名的琵琶艺人。段安节称康昆仑为贞元中琵琶第一手，并记载了长安祈雨，康昆仑与僧人在天门街“斗声乐”的故事[97]。除了弹奏外，康昆仑还兼善作曲，他曾将凉州曲改编为琵琶演奏曲[98]。
来唐外国人中，也有以歌唱著称于世者。《卢氏杂说》称元和年间（806-820年）从事歌唱的乐人有米国胡人米嘉荣，歌曲之妙，当时无出其右[99]。刘禹锡在“与歌者米嘉荣”诗中称“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100]米嘉荣之子米和，咸通年间（860-874年）以弹琵琶称，“申旋尤妙”[101]。与曹保保家族一样，也是世代以音乐技能供奉朝廷。
3.外来人与唐朝的百戏
唐代外来文化中与音乐、歌舞有关者还有所谓的“散乐”。散乐隋称百戏，是以幻术、杂技为主的一种群众性较强的艺术形式，百戏的主要内容是在汉代由西域传入内地的。隋炀帝将百戏划归太常寺，令艺人在太常寺教习。每年正月大朝会，各国使者来朝时，从夏历正月十五至月末，在皇城端门以南渡天津桥，至外郭城建国门(唐称定鼎门)以北八里御道作为戏场。百官在道路两侧搭起看棚，士民百姓一起观赏。“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大会百戏时，仅参加器乐伴奏的乐工就达18,000人，吹拉弹唱，声闻数十里之外。场面宏大，亘古未有[102]。
唐代散乐主要有橦木伎、杯盘伎、长跷伎、跳跉伎、踯倒伎、跳剑伎、吞剑伎、舞轮伎、透飞梯伎、高絙伎、缘竿伎、猕猴缘竿伎、弄碗珠伎、丹珠伎等等，属于歌舞戏而又归于散乐的有拨头、踏摇娘、窟儡子等，百戏散乐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娱乐项目，也有汉晋南北朝或唐代从外国传入的内容[103]。
唐朝初年，鉴于亡隋教训，统治者对百戏散乐采取了限制的态度，武德元年(618年)，太常寺准备于五月五日在玄武门举行百戏表演，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书，指出“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得到唐高祖的赞赏[104]。但是朝廷的消极态度，并没有阻止百戏散乐的流行。太宗长子李承乾好声色冶游，“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105]寻橦即指橦木伎，跳剑即跳剑伎，高祖颁发诏令未几，百戏就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内苑。
显庆元年(656年)，高宗登临安福门楼观看大酺，有天竺艺人表演以刀自刺的幻戏，被高宗制止，并下诏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106]天竺艺人的幻术表演成为民间大型娱乐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后的事实看，高宗的禁令也只是一纸具文，没有起到多大实际效用。上文提到睿宗时(710-712年)，婆罗门贡献的能在刀锋上起舞，并以刀历脸植背的杂伎乐人就是显例。玄宗每在洛阳宴设酺会，“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107]敬宗(851-822年)曾在自己的生日召集民间百戏艺人到宫廷演出[108]。每隔三二岁，朝廷必于春天，设宴款侍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相沿成习，这种做法到宣宗（847-859年）时已成为定制[109]。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国遣使献宝器、音乐，宣宗“因赐百僚宴，陈百戏以礼之。”[110]百戏还是招待外国来宾的重要表演项目。
百戏不但没有在宫廷禁绝，反而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天宝五载（746年），杨贵妃因妒悍而被遣送出宫，唐玄宗因思念而不思茶饭，接回宫后，玄宗大喜，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111]。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刘瞻从贬地返回京城，长安“东、西市豪侠共率泉帛，募集百戏”，在城外隆重迎接[112]。以上两条例证表明，长安东市和西市有专门受佣进行百戏表演的专业团体。又，开元二年(714年)，玄宗曾颁布敕令，禁止散乐在村落中巡回表演，称“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113]清楚表明散乐这时甚至已从城市漫延到了广大的乡村。
杂技、幻术惊险刺激，观赏性强，不仅受到民间的欢迎，而且得到统治者的欣赏，甚至杂伎或幻术艺人，就是外国向唐朝进献的贡物。如上文所叙贞观年间（627-649）西域贡献的能以咒术令人生死的胡僧，和睿宗时婆罗门(即天竺)贡献的天竺杂伎艺人等，都是其证。在朝廷百戏表演中，也不乏外来伎艺人或他们的后裔。敬宗生日时在宫廷表演的百戏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幽州伎女石火胡的竿技。石火胡“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文宗即位之后(827年)，“以其太险伤神”，方才停止了竿戏在宫廷里的表演[114]。石火胡就是来自中亚石国的竿伎艺人或他们的后裔。
石火胡引进竿伎中的“踏浑脱”，是在唐代盛行一时的泼胡乞寒戏的别称。泼胡乞寒又作泼寒胡或乞寒胡，原本出于西域康国。据记载，每当十一月时，康国举国上下“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115]早在北周时，这种游戏形式就已传入中国，但是直到唐代，仍然盛行不衰。唐中宗曾在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亲至洛阳城南门楼观看泼寒胡戏[116]。次年，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得失，专门对两京民间流行泼胡乞寒戏的时尚提出异议，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中略)?何必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117]
泼胡乞寒戏在名称、内容、服装等各方面依旧保留着浓郁的胡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仍然属于“胡俗”。吕元泰上书中称唐朝诸王“亦有此好”，表明这种民间游戏形式得到了唐朝皇室贵族的普遍爱好。其实不仅诸王，中宗本人就乐此不疲。吕元泰上疏后，中宗仍然在景龙三年(709年)十二月命“诸司长官”到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118]。由各坊邑居民组成的浑脱队擂鼓挥旗，裸形喧噪、洒水腾跃，相互竞逐夸示，这种由大众参加的游戏气氛非常热烈，具有强烈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得到了皇帝、贵族及百官的青睐。但是另一方面，此类带有浓郁异国情调的狂欢，又与朝廷提倡的传统礼仪互不相容，所以不断出现禁止的呼声，但又屡禁不止。
最能说明这种矛盾的是张说和唐玄宗对待这种民间游艺的态度。睿宗景云三年（712年，本年八月，玄宗改元先天）下诏作乞寒胡戏，右拾遗韩朝宗上书力谏，请求禁止。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张说继韩朝宗上疏之后，针对朝廷组织外国朝贺使观看泼胡乞寒戏，并迎合玄宗在即位初期希望示天下以俭的心态，再次提出禁止的要求。称：“韩宣子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大国乎!今外国请贺，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狄，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辨，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119]同年十二月十日，玄宗听从张说的建议，发布敕令，宣布自今已后，无问蕃汉，并加禁断[120]。
但同样是张说，也曾创作过五首名为“苏摩遮”(即苏莫遮)的描述泼胡乞寒戏的诗歌，这几首诗歌是人们了解泼胡乞寒戏的重要资料，此具引如下：[121]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闻道皇恩遍宇宙，来时歌舞助欢娱。
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
腊月凝阴积帝台，豪歌击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
寒气宜人最可怜，故将寒水散庭前。惟愿圣君无限寿，长取新年续旧年。
昭成皇后帝家亲，荣乐诸人不比伦。往日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后树逢春。
据解题，苏摩遮诗是张说为泼寒胡戏作的歌辞，每首后和声为“亿岁乐”。诗中“昭成皇后”，是睿宗在景云二年(711年)正月为武则天时遇害的德妃窦氏追赠的谥号，诗称“将添上寿万年杯”、“惟愿圣君无限寿”，可知是为睿宗祝寿的应制之作。此诗只能作于景云二年(711年)或三年(712年)的六月[122]，诗中对泼寒胡戏极尽夸饰之能事。也就是说，最多相距不过两年，张说对泼胡乞寒戏的态度，就由热情赞扬变成了恶意诋毁。这种转变一方面表明了张说性格中附和政治形势翻云覆雨的特点，但同时也表明了外来文化在唐朝境内的艰难处境。
无独有偶，玄宗对泼胡乞寒戏的态度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转变过程。上文韩朝宗上疏中，曾特别提到“道路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发，大忧不测，白龙鱼服，深可畏也。”[123]“皇太子”就是指玄宗。表明玄宗在即位前与乃父一样，对泼胡乞寒戏情有独钟，并曾不顾危险，微服观赏。但是在次年即位之后，为了表示整饬风俗的决心，在宣布禁止婚礼使用障车，禁止屠杀鸡犬，禁止杀牛马骡，禁止寒食节食鸡子，禁止在宴会上使用山车、旱船、结彩楼阁、宝车，禁服锦绣珠玉等多种措施之外，还听从张说的建议，发布了严厉禁止泼胡乞寒戏的诏令。
4.外来方士与其他
据苏鹗记载，在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得病时，曾召请术士米作“灯法”疗疾[124]。依唐朝粟特胡人命名通例，米其人应该就是中亚米国的胡人。苏鹗书中所载之事多属小说家言，我们对所谓的“灯法”也不甚了了，但是这段记载却揭示了外来术士在唐朝境内活动的事实。
胡人方士在唐朝的活动史不绝书。唐朝初年，李轨在凉州称帝，有胡巫妄称“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李轨筑玉女台，糜费不赀，导致民怨沸腾，加速了河西大凉政权灭亡[125]。天宝三载(744年)，杨慎矜因为父墓草木流血，请教胡人术士史敬忠，史敬忠教以身戴桎梏，裸坐林中为厌胜。又在夜间“坐廷中，步星变”，以求禳灾。事发之后，杨慎矜兄弟三人因此尽数被赐死[126]。居住在幽州的石国胡人术士石巨，性好服食，化作白鹤仙去，且有降雨灵验，长史李怀仙就其宅立庙，“岁时享祭焉”[127]。其他胡人术士在唐朝各地的活动不胜枚举[128]。
段成式记载的游行蜀地的天竺方士难陀的传说，在胡人术士中最具代表性。据称难陀得如幻三昧，能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张延赏任剑南节度使时(779-785年)，难陀入蜀，留下了种种神奇的传说。传说他能将筇竹杖化为女尼，含睇调笑，逸态绝世，并善饮酒踏歌。他还在酒宴时令人将自己的头颅割下钉在屋柱上，而身体仍坐饮不辍，将酒直接倾入腔腹，“面赤而歌，手复抵节”。饮毕，自起取头颅安于腔上，头颈完好如初，了无痕迹。难陀还能预言吉凶，当他要离开成都时，百姓闭门苦留，难陀遂走入墙角，“百姓遽牵，渐入，唯余袈裟角，顷亦不见。”[129]这些传说表明，在本地人的眼里，外国人无论如何总是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故而外国方士的法术就更显奇异，也更易使人相信。如高宗永徽时(650-655年)，有游方胡僧“眉高隆准，颐峭眸碧”，诡称是三国时康僧会后身，甚至专靠胡貌惑众[130]。
最可注意的是外来术士在唐朝宫廷中的活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破中天竺，将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俘至长安，此人自称有长生之术，已有200岁。太宗将术士安置在金飙门内，为自己配制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亲自主持，发使往天下各地，采集奇药异石供炼制长生药[131]。药成之后，服用无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太宗之死，与服食天竺方士长生药有直接关系。唐高宗时，又有胡人方士卢伽阿逸多受诏为高宗合长年药。东台侍郎郝处俊以太宗事为例，上疏极力谏阻，高宗虽然没有服药，但最终还是加封卢伽阿逸多为怀化大将军[132]，给予了特殊的优遇。又，上文提到的印度人后裔慧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时从长年婆罗门僧，奉敕度为弟子。”[133]此“婆罗门僧”以“长年”为称，应该也是活动于高宗宫廷，精通长生不老之术的印度僧人。
武则天时，宫中有老胡，自称已500岁，甚得武后信重[134]。这位“老胡”在宫廷的具体活动不太清楚，但他既以长寿著称，则应该也与求长生不老有关。与此同时，另有婆罗门僧慧范“奸娇狐魅，挟邪作蛊，咨趄媚黠，左道弄权”，武则天待以“圣僧”之礼，太平公主更是尊为“梵王”，慧范历武周、中宗、睿宗三朝，矫说妖祥，妄说祸福，势焰熏天[135]。也有胡人术士因向朝廷兜售法术而丧命的史例。如景云年间（710-712年），长安霖雨六十余日，胡僧宝严自称有止雨法术，设坛场，杀羊马，祈请五十余日，雨更转盛，结果被斩首[136]。
此外，幻术还是唐朝境内粟特祆教徒祭神祈福活动的重要内容。据载，在洛阳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的祆神庙，每年祭神祈福时，都要征募胡人术士为祆主，“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凉州祆神祠在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故。”[137]在光启元年(885年)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斯367号)中，也描述了唐朝进兵高昌之前，伊州祆主翟槃陀在京师的“下祆神”表演，“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七日，即平复如旧。”
术士之外，还有许多外来人因为具有特殊技艺而活动于唐朝宫廷内。元和初年，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升至少府监[138]。新罗人朴球因棋艺出众而为朝廷待诏。9世纪诗人张乔在送别朴球归国的诗中称：“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势，船中覆旧图。”对他的棋艺赞赏不已[139]。开元年间(713-741年)，商胡穆聿以擅长识别图画，在集贤殿书院当直，“告讦搜求”书画作品，至德年中（756-758年），“白身受金吾长史”[140]。
此外，供职于宫廷的外来人还有优伶。较著名者有僖宗朝石野猪和昭宗朝安辔新、穆刀陵等。僖宗以蹴球斗鸡为乐，尤其以步打技艺高超自许，他曾对俳优石野猪夸口说：“朕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野猪回答说：“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141]天复元年(901年)，李茂贞放火焚烧长安，俳优安辔新在酒宴上讥称李茂贞为火龙子，李茂贞恼羞成怒，欲寻隙杀安辔新解恨。安辔新前往凤翔见李茂贞。茂贞大骂：“此贼胡颜敢来邪!当求乞耳。”安辔新称，不敢有所干请。茂贞问：“贫俭若斯，胡不求乞?”辔新回答说：“京城近日但卖麸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贞无奈之下，只有大笑了之[142]。此类俳优，多以戏谑、讥讽为事。光化年间(898-901年)，朱朴以口辩为宰相，殊无政绩，“内宴日，俳优穆刀绫(陵)作念经行者，至前朗讽曰：‘若见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宫。”穆刀陵被称作“大优”，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人物[143]。
以上诸优或言涉嘲谑，或语含机锋，寓规谏于诙谐。没有较深的汉文化修养，无论如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由此推测，充当俳优的胡人，很可能是外来人的后代。李茂贞称安辔新为“胡颜”，则他还保留着明显的胡人体质特征。
第三节 唐朝境内的商胡
与“胡”或“胡人”一样，“商胡”这个词的指称有时也比较含糊。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多是指在唐朝境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外来商贾，尤其是指以粟特胡人为主体的西域商人。他们有些已经入籍，属于唐朝的编户齐民，有些则属于并未入籍的“客胡”或“兴胡”，但是在传统文献中，这种区分并不明显，所以本节讨论的商胡，实际上应该包括了以上两种商胡[144]。
在唐代载籍中，与“商胡”这个称谓类似的还有胡贾、蕃商、兴胡、客胡、海商、海胡、舶胡、西域贾等不同的名称[145]。商胡是唐朝外来人中最活跃的一个集团，也是在唐朝经济，甚至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集团。商胡中较著名者如康谦，家赀以亿万计，天宝年间（742-756年），以钱财贿赂杨国忠，得到安南都护的官职。至德元载（756年），康谦随永王璘作乱。永王兵败以后，他又“出家赀佐山南驿禀”，专门掌管山南东道驿路，并任试鸿胪卿一职[146]。安南都护、鸿胪卿等官职以及掌管驿路的职责都是与对外贸易或经商关系密切的职务，区区商贾，竟然能够屡次以雄厚的财力得到方面之任，商胡在唐朝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可见。
1.东、西两京的商胡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纷纷以各种方式前来贸易，唐朝各地都留下了商胡的行迹。安禄山举兵之前，大量进行物力和财力的准备工作，“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147]可知唐朝商胡的分布及活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上文已经论及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外来人及商胡的分布情形，其实唐朝内陆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如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播仙镇(今新疆且末)、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伊州(今新疆哈密)、敦煌(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灵州(今宁夏灵武)、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朔州(今山西朔县)、幽州(今北京)、营州(今辽宁朝阳)等地，也都是商胡活动的重要地区[148]。唐朝商胡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当属人口最盛，经济、文化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唐朝东、西两京。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所在，也是外来人及商胡杂凑云集之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各项制度崩坏，来唐外国人多滞留不返，代宗在右银台门置客省，安置“四方奏计未遣者”、“上书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报者”，仅供应饮食一项，每年就需要粮食12,000斛，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德宗继位之后，在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发布诏令，对这三类人加以疏遣，取消客省。同月，又诏鸿胪寺，规定“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149]据上文，贞元三年(787年)再次检括滞留在唐朝境内的胡人，仅由唐朝官方供给衣食的各国使臣就有4,000人。长安外来人之众可以想见，而这些人中许多都是商胡，或打着使节旗号的商胡。
在一道大约7世纪后半叶的判词中，提到长安县人史婆陁从事兴贩贸易，资财巨富，“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 史婆陁有亲弟颉利，久已别居，家贫壁立，但婆陁吝不分给。其邻人康莫鼻向史婆陁借衣遭到拒绝，于是状告史婆陁不顾“天伦义重”，和“屋宇过制”、“衣服违式”诸事[150]。此类判文虽然属于虚拟，但案例的选择却必定有现实依据。从其姓名来看，史氏兄弟和康莫鼻显然都是粟特胡人。在判文中只谴责史婆陁“圜圚商人，旗亭贾竖，族望卑贱，门地寒微，侮慢朝章，纵斯奢僭”，并没有提到国籍问题，很可能他是已经入籍的粟特商人，但判文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商胡在长安生活的参考。
由于经商的关系，长安的商胡许多都居住在市场附近的地区。据载，长安东市有一片低洼的隙地，有善经营者填平修建客店，“以停波斯”，每天获利一缗，未几，因此而致富[151]。可知在长安东市落脚的胡人很多。但是长安商胡主要聚居在西市附近的地区。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金城坊富家被胡人劫掠，案件经久未破。雍州长史杨纂提出将京城各坊市中的胡人都抓起来讯问，但是司法参军尹伊认为不应涉及面太广，应该从人数较多的“西市胡”入手，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不久，果然在西市胡人中抓获了案犯[152]。这个故事表明，长安西市是外来商胡最集中的聚居地。
在唐代载籍中，往往将西市与胡人联系起来，向达先生曾列举《酉阳杂俎》、《续玄怪录》、《南部新书》、《大唐新语》等载籍中有关“西市贾胡”、“西市波斯邸”、“西市商胡”、“西市胡”的种种习称，表明商胡与西市的特殊关系[153]。
玄宗时人元澄《秦京杂记》中记载的一则故事，也说明了大批胡人在西市从事经商活动。据载，李蔼接任京兆尹后，急需筹措3,000缗钱，问属下何以取足，属下请他询问捕贼官韩铢。韩铢称：此事易办。来日升堂时，只要将我拖拽至庭前，责问为何西市波斯客与汉客交杂!这件事就算办成了。李蔼不明其中缘由。次日，依言责备韩铢。韩铢回家后，“蕃商二百许家，各送压惊钱，凡得数千缗。”李蔼不仅如数筹到了需要的钱数，而且有许多赢余[154]。可见西市不仅胡商人数众多，而且大多与汉人交错杂处，与尹伊所称“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情形是相符的。散见于文献和墓志中的资料也表明，西市附近地区是外来胡人，尤其是以经商著称的西域粟特胡人聚居的重要地区。
西市位于长安城西北部，属长安县，占两坊之地。具体位置在朱雀街西第四街，从北第五、六坊，周围各坊的分布大体可以图示如下：
朱雀街西 第五街 第四街 第三街
北第二坊 普宁坊 休祥坊 辅兴坊
北第三坊 义宁坊 金城坊 颁政坊
北第四坊 居德坊 醴泉坊 布政坊
北第五坊 群贤坊 西 延寿坊
北第六坊 怀德坊 市 光德坊
北第七坊 崇化坊 怀远坊 延康坊
北第八坊 丰邑坊 长寿坊 崇贤坊
朱雀门第三街布政坊之西南隅，在武德四年(621年)曾立胡祆寺一所，“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155]胡祆寺的设立，说明这里是西域胡人的聚居区无疑。
延寿坊在布政坊南，西邻西市，这里是何国王族后裔何康的妻子康氏的住宅[156]。
第三街之崇贤坊有粟特商胡米亮宅。据称，米亮工于览玉，曾力劝窦乂购买崇贤里一所小宅，宅内有一块人所不识的于阗真玉捣衣砧，窦乂因此获利数十万贯，成为巨富，并将此宅赠予米亮。这个故事反映了商胡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第四街之金城坊就是上文胡人打劫富家之地。粟特胡人安菩也居住在此。近年发现的“唐陆州胡大安君墓志”表明，安菩父、祖为“安国大首领”，在突厥汗国破灭后，率领“衙帐百姓”归唐，在他的墓中出土了多件胡俑和东罗马皇帝福克斯(FOCAS)金币一枚[157]。
西市正北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有仪凤二年(677年)应波斯王卑路斯的请求创设的“波斯胡寺”，景龙年间(707-710年)因宗楚客筑宅，将此寺移至布政坊祆寺之西。醴泉坊西门之南复有祆寺。粟特胡人安令节也居住在醴泉坊[158]。志中提到安令节有子如岳、国臣、武臣等[159]。又，醴泉坊有“烈士台”，“世传安金藏之居”。安金藏即安菩之子，在唐朝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在武则天时，他在太常寺供职，曾用剖腹的手段来表明皇嗣(即睿宗)不反，深为武则天叹服，后代皇帝也将他作为忠臣的典范屡屡加以旌表[160]。据墓志，安菩的居地在金城坊，安金藏或许是在后来移居到醴泉坊的。又，上文讨论的米国质子米继芬也居住在醴泉坊。正如在上文指出，景龙三年(709年)，中宗曾令诸司长官前往醴泉坊观看泼胡乞寒戏表演，这显然与醴泉坊作为粟特胡人聚居之地有关。
西市南接怀远坊，“怀远”这个名称与上文敦煌“从化乡”之“从化”，西州“崇化乡”以及第五街与“怀远坊”隔街相望的“崇化坊”之“崇化”文义相近，都有“教化外夷”的意思。从其坊名来看，怀远坊很可能也是胡人聚居区。唐初著名的粟特胡人世家安兴贵之子安元寿的宅第就在怀远坊[161]。
第五街之普宁坊有祆寺一所，西魏时就已奉使进入中国的安万通家族就住在普宁坊[162]。《安万通墓志》称万通高祖但，“位至摩诃萨宝”，正与普宁坊有祆寺的记载相符。
次南之义宁坊有波斯胡寺，即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为景教僧人阿罗本建造的景教寺院。义宁坊还是永徽初年因先祖入质唐朝而在长安定居的粟特胡人何文哲与其妻康氏的私宅所在地。
群贤坊则是石国大首领石甯芬家族的世居之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石甯芬的曾孙石清，曾“掌剑南道泉谷之任。”而经营财货，正是粟特商胡的特长[163]。
崇化坊为粟特胡人米萨宝所居之地[164]。另据记载“唐贞观五年(631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165]设立祆寺，必是在粟特胡人聚居之地，而且“崇化坊”这个名称甚至也与8世纪初年唐西州高昌县粟特胡人聚居的“崇化乡”完全一致。可以推知，这里的粟特胡人也不在少数。
唐东都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与长安相比，更多世俗气氛而较少政治色彩，更是商胡聚居的首选之地。延载元年(694年)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用铜铁铸天枢，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天枢高90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这座巨大的标志物建筑，是洛阳“蕃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166]。洛阳胡商之众，由此可见一斑。与西京长安的西市一样，洛阳南市及附近诸坊也是商胡聚居之所。
据载，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地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167]。周围的诸坊分布大体如下：
长夏门东 第一街 第二街 第三街
北第二坊 惠和坊 通利坊 富教坊
北第三坊 福善坊 南 延福坊
北第四坊 思顺坊 市 临阛坊
北第五坊 修善坊 嘉善坊 永泰坊
北第六坊 永丰坊 陶化坊 章善坊
长夏门东第一街之惠和坊有安修仁宅，安修仁就是上文所见唐朝初年将河西奉与唐朝的粟特胡人。
次南福善坊，是因出使唐朝而留居洛阳的康国酋长康某的私宅所在地[168]。
次南思顺坊，有康国胡人康达私宅[169]。原居张掖的粟特胡人安怀的私宅也在思顺坊[170]。
次南修善坊，则是“波斯胡寺”的所在地。
长夏门东第二街为南市所在地，通利坊南与南市相邻，是隶属沙陀部的粟特胡人安叔千的宅第所在[171]。
北邻南市的嘉善坊，也是粟特胡人集中的一个地区，据墓志可知，这里分布着武威粟特胡人安神俨[172]、安国粟特胡人安师[173]。
次南之陶化坊。北齐大萨宝康仵相之子康元敬住在陶化坊[174]。
粟特胡人康武通与其妻康氏居住在长夏门东第三街之章善坊[175]，而与章善坊东邻的会节坊，就是祆寺的所在地。
以粟特胡人为主的商胡，是唐朝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者。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势力从西域及河西走廊东撤，丝绸之路陆路交通受到很大影响，滞留在唐朝境内的商胡生计无着，于是凭借雄厚的财力，在唐朝经营借贷业务，以质举为生。上文《资治通鉴》贞元三年(787年)检括胡客事下载：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176]
“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表明入唐商胡与西方的联系断绝之后，在唐朝境内地著化的迹象，尤其是“举质取利”，显示了东西方兴贩贸易衰落之后，商胡职业特点的新动向。在此之前，较少见到有胡商从事“举质”的记载，但是此后的近百年期间，胡商举贷及其诱发的社会问题，竟屡屡引起了朝廷的强烈关注。
大和五年(831年)，右龙武大将军李甚之子举贷回纥商人钱11,400贯不偿，回纥申诉，文宗贬李甚为宣州别驾，并特别就此类事颁布诏令，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改更。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177]此事的起因是举贷“回纥”商人钱不还，但是如所周知，德宗以后，来往于唐朝的粟特商胡大都打着回纥的旗号，“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甚厚。”[178]这里所说的回纥，很可能就是这一类粟特商胡。而且诏书中强调“举诸蕃客本钱”，正如上文《秦京杂记》将“波斯客”别称“蕃商”，《大唐新语》“蕃客胡商”连称一样，所谓“蕃客”多是指外来商胡。则事虽因所谓“回纥”而起，但是以质举为业者却是“诸蕃客”。向商胡举贷而恃势不还者涉及到衣冠子弟、军使、商人、百姓等等，可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文宗的诏令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用。开成元年(836年)六月，京兆尹又奏称“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179]前称民间“并不得与蕃客钱物交关”，此又请禁止在举蕃客钱时“以产业、奴婢为质”，限制反而较前为松。乾符二年(875年)发布的南郊赦文中，提出禁止举债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如有犯者“其钱物等并令没官，送御史台，以赃罚收管”。并特别强调“如是波斯番人钱，亦准此处分”[180]。可知商胡从事举质业，不仅一直没有根绝，而且日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年，田令孜怂恿内园小儿劝僖宗“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181]，“两市蕃旅”者，当然只能是指寄居在东、西两市的商胡。则商胡此时的经济实力仍然相当可观。但是随着东西交往的衰落，商胡在唐朝与西方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已经逐渐被削弱了。
2.商胡与珠宝
唐代载籍中所见商胡，许多都与经营珠宝贸易有关。唐人说部中，有商胡割裂腿部肌肉，将拇指大小的青泥珠“纳腿肉中”的记载[182]，有波斯老胡“剖股藏珠”的传说[183]，有鬻饼胡将宝珠藏于臂中的故事[184]，还有波斯商胡以刀破臂掖藏径寸珠[185]等情节十分相近的记载。唐太宗曾问左右侍臣说：“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答：“有之。”太宗于是感慨说：人皆笑商胡“爱珠而不爱身”的行为，但是孰不知，官吏受贿亡身与帝王奢侈亡国，也是性质相同的愚蠢行为[186]。太宗君臣的问对表明，在唐朝流传甚广的剖身藏珠的传说，应该是有其事实根据的。
与贱身贵珠故事类似的，是商胡身亡珠存的故事。崔枢客居汴时，与一“海贾”同处，海贾感念崔枢“不以外夷见忽”，临终时奉价值万缗的宝珠一枚，请崔枢将他土殡。崔枢置珠于柩，痤于阡陌。一年后，有“番妇”自南来寻故夫，遂剖棺得珠[187]。上文波斯老胡“剖股藏珠”的故事中称，李勉沿汴游广陵，在睢阳遇一重病老胡，搭李勉船归扬州。中途老胡病殁，临终以珠相赠。李勉掩埋了波斯胡，并将宝珠含在了他的口中。后来，李勉在扬州见到老胡之子，遂命发墓取珠而去。“鬻饼胡”的故事中也称，鬻饼胡临死，以左臂中所藏宝珠赠邻居举人，乞死后代为殡瘗。又，李灌泊舟洪州建昌县，在蓬室中见“病波斯”危殆，遂供以粥饭。波斯人临死，以珍藏在毡中的宝珠相赠，李灌买棺葬胡，密以珠纳于胡人口中，10年后，发棺取珠，还于外蕃[188]。与此基本相同的，还有兵部员外郎李约葬胡还珠的故事。据称，李约江行，与商胡舟船相次，商胡病，以二女相托，又遗夜光珠一枚，“及商胡死，财富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果在。”[189]在这类故事中，商胡大都是重珠轻身，视珠宝为生命，直到临死才以珠托人；而唐朝人则重义轻宝，以珠宝为余物。
种种胡商与珠宝的传说，不仅反映了商胡经营珠宝贸易的事实，而且也折射出了唐朝人对珠宝及从事珠宝业的胡商的矛盾态度。在唐朝人看来，珍宝价值昂贵，是财富的象征；但同时它又属于奢侈无用之物。高宗曾明令禁止少府监制作诸物“并不须饰以珠玉”，并停止诸州进贡珠宝。玄宗也曾在殿庭焚烧“珠玉锦绣”，称“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只能助长浮竞奢糜之风。代宗、德宗两朝也曾禁断“珠玉器玩”，并诏令天下不得进献“锦绣珠玉”。[190]但是另一方面，唐朝人又赋予了珠宝许多神奇的特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名的肃宗朝十三宝的故事。肃宗末年，楚州刺史献如意宝珠等“定国宝”十三枚，这些宝物各有妙用，或“能令外国归附”，或能使“五谷丰稔”，或可“辟人间兵疫邪疠”等等，代宗因此改元“宝应”，并将发现地安宜县改名为“宝应县”[191]。唐朝初年，隋代入降的突厥处罗可汗献大珠于唐高祖，高祖称：“珠信为宝，朕所重者赤心，珠无所用。”[192]典型地表明了唐朝人对待珠宝的这种矛盾心态。作为无用之物，他们对商胡“爱珠而不爱其身”，重宝轻身的做法表示蔑视；但是作为具有种种神奇特性的财富的象征，他们又对追逐并富有珠宝的商胡表示羡慕。
来到中国的商胡许多都从事搜求或兴贩珠宝的职业。如隋僧道仙，本康国人，初来中国以游贾为业，往来于吴蜀江海，“集积珠宝”，所获赀货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193]。到了唐代，珠宝几乎成了商胡的象征。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在“舶主腰藏宝”句下注称：“南方呼波斯为舶主。胡人异宝，多自怀藏，以避强丐。”[194]这里说的“波斯”就是“商胡”的代称。张籍在“送海南客归旧岛”诗中也称“入国自献宝，逢人多赠珠。”此所谓“海南客”，显然也是来自南海的商胡[195]。除了珠宝之外，商胡经营的宝物还有“紫靺鞨”、“铜碗”、“宝骨”、“冰蚕丝锦”、“玉清宫三宝”、“轻绘”、“消面虫”、“琉璃珠”、“象牙”、“碧颇黎镜”、“郎巾”、“宝剑”、“宝镜”“流华宝爵”、“销鱼精”、“龟宝”、“龙食”、“九天液金”、“宝母”等等，种类繁多，不一而足[196]。唐代民间流行一种“不相称”语，其中有“穷波斯”之称，即他们认为与“先生不认识字”一样，“波斯”（即商胡）与“穷”是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的[197]。这种观念的产生，显然与商胡经营珠宝业有直接的关系。
最可注意者是商胡集中举行的“宝会”即“斗宝”活动。据记载，有魏生出自勋戚之家，财富累万，因结交不轨之徒，家财荡尽，为士人所不齿。安史乱后避入岭南，在虔州拾得半青半赤一片石。北归后，故旧荡尽，无以为生，寄居于市肆：
市肆多贾客胡人等，旧相识者哀之，皆分以财帛。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召生观焉。生忽忆所拾得物，取怀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于席末。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谓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所出[出所？]怀而以示之。而自笑。三十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生初为见谑，不胜惭悚。后知诚意，大惊异。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众遂求生，请市此宝。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198]。
无独有偶，武则天时，也有士人在陈留旅邸“夜闻胡斗宝”[199]。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甚至创作过一幅《异国斗宝图》的作品[200]。“斗宝”者，不仅在于互较宝物的贵贱、多少，而且还在于交换寻访到的宝物。
与商胡从事珠宝贸易相适应，在外国与唐朝的官方交往中，珠宝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物”。外国使臣带来的宝物，主要为金银、象牙、犀角、玛瑙、琥珀、珍珠、金精、石绿以及各种玻璃器皿和玉器，大多都是非常珍贵的器物，如吐火罗国所献各高三尺余的两棵“玛瑙灯树”、安国所献“宝床子”、波斯所献“玛瑙床”、大食所献“宝装玉酒池瓶”等，而安国贡献的用鸵鸟蛋雕刻成的杯子，对唐朝人而言，就更属罕见之物了。试将外国贡献的珠宝及有关器物列表如下：[201]
外国进献珠宝及矿物表：
纪 年
贡献国家
贡献物品
资料来源
备 注
武德二
619
劫 者
宝带、玻瓈、水精杯
新书/221/6253
贞观五
631
林 邑
火珠
册府/970/11397
贞观一四
640
林 邑
通天犀
会要/下/98/1751
11枚
贞观一五
641
天 竺
大珠
册府/970/11399
旧书作火珠
贞观一七
643
拂 林
赤颇黎、绿颇黎、
石绿、金精
册府/970/11399
贞观二三
649
堕和罗
象牙、火珠
册府/970/11401
贞观中
627-649
林 邑
通天犀、杂宝
新书/222/6298
永徽五
654
倭 国
琥珀、马脑
册府/970/11401
麟德二
665
吐火罗
玛瑙灯树
会要/下/99/1772
2具，高3尺余
上元二
675
拔汗那
碧颇黎
册府/970/11402
开元初
713？
大 食
宝钿带
旧书/198/5316
开元四
716
大 食
宝装玉酒池瓶
册府/970/11405
开元六
718
米 国
鍮
册府/970/11405
开元六
718
康 国
水精杯、玛瑙瓶
册府/970/11405
开元一二
724
识 匿
金精
册府/970/11407
开元一八
730
吐火罗
红颇梨、碧颇梨、
生马脑、金精
会要/下/99/1773
开元二二
734
新 罗
金、银
册府/970/11409
金100两、
银2000两
开元二八
740
安 国
宝床子、驼鸟卵杯
册府/970/11411
开元二八
740
康 国
宝香炉、白玉环、玛瑙、水精
册府/970/11411
开元二九
741
吐火罗
红颇梨、碧颇梨、生玛瑙、生金精
册府/970/11411
原文误作吐罗
开元间
713-741
林 邑
琥珀
会要/下/98/1751
天宝初
742？
师子国
大珠、钿金、
宝璎、象齿
新书/221/6258
天宝三
744
石 国
宝
册府/970/11411
天宝五
746
石、史、米、罽宾国
红盐、黑盐、白戎盐、瑠璃、金、银
册府/970/11412
天宝六
747
波 斯
玛瑙床
册府/970/11412
天宝七
748
林 邑
象牙
册府/970/11413
天宝七
748
新 罗
金、银
会要/下/95/1713
天宝八
749
林 邑
珍珠
册府/970/11413
10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