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耗材购销合同模板: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 扭曲机制催生过度医疗(聚焦·解剖过度医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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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
扭曲机制催生过度医疗(聚焦·解剖过度医疗②)
本报记者  白剑峰
《 人民日报 》( 2011年04月21日   19 版)

徐鹏飞绘
日前,广东东莞一名患胆结石的女工住院28天去世,留下了一张45万元的“天价账单”。尽管这些费用主要发生在重症监护期间,但对于一个打工者来说,如此高额的医药费,显然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此事引发了社会对过度医疗的热议。
近年来,类似的“天价药费”事件并不罕见,不仅在民营医院屡屡发生,而且在公立医院也频频上演,集中暴露出我国医疗体制的弊端。
专家认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院的主体,也是百姓看病就医的主要场所。由于实行自负盈亏的经济政策,很多公立医院为了多创收,鼓励医生多开药、滥检查,从而使医患之间形成严重的经济利益对立。因此,过度医疗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扭曲的补偿机制。
1. 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以药补医是我国公立医院的一大弊端,被称为“万恶之源”。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弥补公立医院的收入不足,政府允许医院在药品进价上加成15%—20%,但实际上却演变成了过度医疗的“推手”。
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结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药品收入、检查收入、劳务收入和财政补助。目前,在各级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补助只占10%左右,而药品和检查收入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体制下,医院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就必须多开药、多检查。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说,目前,北京市医生的挂号费都是执行1999年制定的标准,分别是5元、7元、9元、14元。而在北京协和医院周围,一碗牛肉面是16元,一次证件快照是20元。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合法收入,这就使得部分医生铤而走险,收取药品回扣等不正当收入。
尹佳告诉记者,一个大夫如果认认真真看初诊,一上午15个患者就很饱和了,加上复诊取药的也不应该超过30人。如果病人太多,看病质量肯定上不去。发达国家一般是根据病情复杂程度来制定收费标准,医生按照劳动量来收取诊疗费。而我国不分病情轻重,无论初诊还是复诊,诊疗收费都一样,医生看病越细收入越低。
物的价值超过人的价值,是我国医疗收费的一个突出问题。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公布的医院成本核算数据显示,超过50%的医疗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亏损。以朝阳医院为例,针灸科、儿科等都是亏损较严重的科室,越是基本的、人力成本高的医疗项目,定价越低,亏损越严重。如骨科脊柱侧弯矫形手术,因手术难度高、危险性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患者瘫痪,所以每次至少需8名医护人员合力完成,这样一台耗时5个小时的手术收费是1700元。如果医生不多用高值耗材,不多开药,手术越多越亏本。
此前,北京市曾对8家三级医院进行调查,共核算医疗项目18257项,其中盈利的为43%,亏损的为57%。从总体收益看,8家医院都呈现较严重的亏损状态,盈利的医疗项目收益不能弥补亏损的医疗项目带来的损失。其中,护理费、治疗费、门诊挂号诊疗费、住院诊疗费全部亏损,手术费盈亏不一,有些手术盈利很高,但多数手术亏损。盈利的项目主要是化验费、检查费。在亏损项目中,有4919项是政策性亏损,即医院无法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而扭亏为盈,需要得到政府的补偿,这部分项目占到了总医疗项目的27%。
为了扭转这一现象,北京市卫生部门今年制定了新型财政补偿政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分成三部分:经常性补偿、鼓励性补偿和专项补偿。其中,经常性补偿包括对亏损且无保本点的项目进行补贴,对离退休人员全额保障;鼓励性补偿是对成本管理控制好的医院进行奖励;专项补偿是对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予以支持。
2.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会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代涛认为,很多公立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质,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原因就在于绩效考核机制导向错误。目前,公立医院几乎都在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按收支结余分配奖金。如果科室完不成创收任务,就会被扣罚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医生必然靠诱导消费增加收入。
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医生说,院长考核科主任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效益。因此,很多科主任热衷于引进新技术,增加服务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例如,胸外科引进液氮冷冻机,用于术后病人的肋间神经冷冻,以达到暂时止痛目的,价格是每次2000多元,属于自费项目。其实,这项技术完全没有必要。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只要改进一下缝合方法,如采用保留肋间神经关胸术,即可避免神经损伤和疼痛。这样的缝合方法虽然有利于病人,但无法给科室创收,因此很难普及推广。
如今,很多医院都热衷于引进赚钱的项目,制造了很多“无效的需求”。例如,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引进了一项“基因检测技术”,医生极力推荐术后病人把病理组织交给一家公司进行检测,以便更准确地选择化疗药物。事实上,这项技术还很不成熟,疗效尚缺乏验证。但是,科室为了增加收入,总是诱导患者自费检测,每次是8000多元。
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心脏支架有两种,一种是两三千元的金属裸支架,一种是上万元的药物支架。这两种支架各有利弊,不同的病症应该选择不同的支架。但我国几乎全部使用药物支架。这主要是因为便宜的支架利润空间小,贵的支架利润空间大。卖贵的支架,从医院到科室到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各种利益链的存在,最终伤害的是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
3.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医院盲目追求“世界一流”,医生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是过度医疗产生的一大“温床”。近年来,随着CT、核磁共振、PET等高端检查仪器的普及,廉价的X光、黑白B超等设备在大医院几乎绝迹。例如,一名怀疑骨折的患者,本来只需要花几十元拍张X光片,如今却不得不花几百元拍CT片。虽然成像效果更清晰了,但在临床诊断上并没有更大的实际价值。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该技术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诊断技术,所需的花费则上升至8000元—10000元。胃癌化疗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已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1980年,三期至四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却是41.1%。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医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一些医生认为,有了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
韩启德认为,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不少是可以被更加便宜、更加经济的技术替代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路线,是当今发达国家面临医疗成本压力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