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智领通信怎么样:叶子龙回忆毛泽东（转载）

叶子龙回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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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龙 口述 温卫东 整理
　　　一
　　工作之余，毛泽东有个爱好是写毛笔字。当时他写的是一笔一划的正楷字。一天我无意中看见他写了这么两句：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来来去去，来去随意。这幅字与他的绝大多数墨迹一样都未保存下来，但这两句话却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在关注着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的同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也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贺子珍走后，江青的身影频繁地出现在毛泽东的左右。
　　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中央洛川会议结束当天的傍晚，我正在院子外边散步。这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朱仲芷夫妇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谈。萧也是湖南人，比我年长十几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熟悉，别看他３０多岁，但他已是个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了。萧劲光看见我，紧走了几步，拉着我的手指着那位青年女子说：“子龙，我给你介绍一下，她叫李云鹤，艺名叫蓝苹，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可是个电影明星哩，今天到的，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我与她们握了握手并做了自我介绍。李云鹤微笑着对我说：“萧司令只说对了一半，我是从山东来的，而且早就是党员了。”
　　朱仲芷接过话头：“叶科长，我们请你吃西瓜好不好？”
　　萧劲光马上说：“对，吃西瓜去！”
　　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我与毛泽东坐一辆卡车，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我和一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坐在车厢里，李云鹤（不久后改名江青）也和我们坐一辆车，她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坐在车厢的前边。
　　第二天，朱仲芷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走到屋外，与她们交谈了一会儿，并没有进屋。
　　这是毛泽东与江青第一次见面。
　　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５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１９３８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主要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那年的１１月１９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
　　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延安时期，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吃饭以小米、各种豆类等粗粮为主，很少吃得到荤腥。这一点部队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记得１９４３年，有一次毛泽东邀请当地的二十多位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吃饭，为他们祝寿。在枣园的一片树林里摆了几张桌子，几样家常菜，喝着本地产的味道很冲的白酒，大家还一起跳了秧歌舞，气氛欢快而热烈。临了，有几位老太婆要带些吃剩的东西回去给孩子吃，毛泽东没有同意，说：这是专门慰问你们的。只许吃不许带走哟。可见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
　　我带上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采购，当时一元钱能买２００个鸡蛋，我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同志。王若飞是很能喝酒的，但这次不知怎的，还没喝多少，他就醉了，嘴里喋喋不休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见状，让我把他扶回了住地。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
　　正吃饭时，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滕代远的极力劝说下，毛泽东当天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那天，我正在发高烧，没有随毛泽东搬过去。第二天，毛泽东就派人传下话来，说他吃不上饭了，让我赶快搬去，我马上让管理员买了不少菜送去，第二天也搬到杨家岭的山沟沟里。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处在半山腰，一半石头，一半土的。窑洞后墙有防空洞与我住的窑洞相连。
　　日本飞机从１１月２０日至２１日，连续两天轰炸延安，毛泽东在凤凰山住的窑洞被炸塌。在清凉山的新华书店附近牺牲了几个同志。他们的遗体埋葬在宝塔山下，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葬礼。
　　虽说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了，但周围的人总感觉与她隔了一层。这一点孩子们表现的最明显。他们对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陈琮英等经过长征的女同志习惯于叫她们“妈妈”，而对江青却只叫“阿姨”。
　　　二
　　毛泽东酷爱走动，但却不喜欢出国。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一次是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７日，一次是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之所以能够成行，一方面是苏方的盛情邀请，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毛泽东想去苏联，几年前就定下了，当时苏联并不那么欢迎他，但是他决意要去。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从未支援过中国共产党，所有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都是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此毛泽东不可能没有想法。
　　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多次劝告中国共产党，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好像内战的责任在中共方面。
　　斯大林和苏共不少人士对王明十分赞赏，情有独钟。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满。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即看到了苏联发来的贺电，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不久，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准备赴苏访问。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欢迎毛泽东访苏。
　　到苏联后，毛泽东说过：“我到苏联来，是想亲自听听斯大林同志意见，我们要好好谈谈。”看来他迫切想见到斯大林，是要说出他在心里憋闷了多年的话。
　　可是斯大林的想法是要借毛泽东访苏的机会，密切中苏关系，具体来说，两国签订一个条约，仅此而已。
　　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晚上６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只带了翻译师哲前往。
　　回来后，我从毛泽东的举止中隐约发现他不太高兴。
　　第二天，毛泽东明确告诉我：“我们这次来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的，顺便可以到各地走走。其他的事，我不谈，你们也不要和苏联同志谈。”
　　几天以后，我才知道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见的一些情况。
　　那天一见面，斯大林与毛泽东热烈拥抱，寒暄过后，斯大林即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却摇着头说：“不，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啊。反对我的人厉害哩。有些是非不明……”——这显然是暗指斯大林支持王明。
　　斯大林当即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一方面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不能谴责毛泽东；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国都是胜利者，苏联也不应受到谴责。斯大林的这句话是为自己开脱，表面是对毛泽东的赞扬，实际上是绵里藏针。
　　后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又几次提到王明和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而斯大林的回答和他轻描淡写的态度显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斯大林急切地要与毛泽东谈签订中苏条约的事，毛泽东坚持请周恩来谈，斯大林虽很不满意，但最后同意请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苏联。
　　其实毛泽东也并不那么愉快。虽然在苏联人面前他仍是谈笑风生，但回到住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发了几次脾气。
　　一天，陈伯达向毛泽东反映，说他刚刚看了一场苏联芭蕾舞剧《红罂粟》，是描写中国情况的。一个个大辫子小脚女人举着花洋伞，在台上扭来扭去，很不像话，简直是对中国人的污蔑。尤其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演这种戏太不应该了。
　　毛泽东很不耐烦地听了陈伯达的汇报，很生气地说：“哪一个批准你去看戏了？你是代表团成员，外出应该请假么，谁让你违反纪律！”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动气了，知趣地退了出去。但他也不高兴了，随后他到我的房间，说：“我好心好意地反映问题，却挨了一顿骂！主席这是怎么了？”
　　第二天吃饭时，陈伯达没有到。毛泽东让我去找。陈伯达蒙着被子躺在床上，我叫他去吃饭。他说：“我绝食了！”显然他还在生闷气。
　　还有一次，也和陈伯达有关。那次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陈伯达也参加了，并坐在毛泽东身边做记录。谈话中提到蒋介石，斯大林忽然面对陈伯达说，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写得不错。并端起酒杯向陈敬酒。陈伯达脸涨得通红，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而且与斯大林大谈特谈起来。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使毛泽东很反感。
　　回到住地，毛泽东对我说：“像什么话嘛！你去告诉陈伯达，今后他不要参加与斯大林的会谈了。”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１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
　　２月１４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这时我发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
　　回到下榻处，我向毛泽东提到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毛泽东身高１８０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基本差不多高。
　　毛泽东这次访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２月１４日晚上９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件的米特勒保尔大饭店举行中国代表团访苏答谢宴会。斯大林和苏联许多领导人都出席了。
　　宴席的主菜是传统的中国火锅。斯大林用的火锅是与其他的不太一样。这只火锅是我们从国内带来专门送给他的礼物。宴会开始前，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把它拿来，我们发现原来的紫铜火锅变成了银白色的。苏联方面的同志说是怕铜有毒，特地镀了一层锡。
　　斯大林对吃火锅显然不在行。进餐时，他把生冬笋片直接放进嘴里并连说“好吃，好吃！”毛泽东挟了一片笋，放在火锅里涮了涮，然后放进嘴里，说：“这样吃，味道会更好些。”斯大林照着毛泽东的样子试了试，说：“果然不错，中国菜确实名不虚传！”
　　（摘自《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