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上海儿童医院 王伟:[美]艾米·亨佩尔/王赛译：收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15: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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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艾米·亨佩尔/王赛译
我开始把“瓶”字念成“平”而不是“频”的那一年【译注：原文用的是vase这个词，vase意思是花瓶，本来发音是/vɑ?z/，但拼法容易被念成/ve?s/，两种读音都是正确的，有些比较讲究的人才会刻意用前一种发音】，一个我还不怎么认识的男人几乎意外地要了我的命。
另一辆车撞上了我们的车，男人没有受伤。这个我认识了才一个星期的男人在马路上抱着我，以一种让我无法看到双腿的姿势。我记得那时我明白自己不应该去看，也明白要不是不行的话我还是会去看的。
我的血流到了男人的衣服上。
他说，“你会没事的，不过这件毛衣算是毁了。”
我出于对疼痛的恐惧尖叫了起来。但其实我感觉不到任何的痛。在医院打完了针，我知道这房间里有一种痛——只是我不愿去想这是谁的痛。
我的一条腿要缝四百针，不过要我说的话，我会说是五百针，因为任何事情的实际情况总显得不够糟糕。
一连五天他们都不能确定能不能保住我的腿，我则把天数延长说成十天。
用那个词的人是律师。不过关于这个，我隔几段再说。
当时我们正在讨论关于人的外表问题——这到底能有多重要。至关重要，是我的回答。
我觉得外表对人至关重要。
但那仁兄是一位律师。他坐在一张蓝绿色的塑料皮椅上，椅子拖到了我的病床跟前。他所指的外表问题是指我在这方面损失的金钱数额是否值得上法庭打官司。
看得出来他喜欢说“法庭”这个词。他告诉我说，律师资格考试他是考了三次才过的。他说朋友送了他一套漂亮的凸字名片，这些可爱的小卡片上本该写着“专业资格律师”的地方，他的上面却印着“终于及格律师”。
他已经帮我拿到了收入损失的赔偿，用以补偿我不能成为
“还有一件事，”他说，“我们现在得谈谈你的婚姻行为能力。”
我的反应是想说“婚什么鬼能力？”虽然我一听到这个词其实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年我才十八。我说，“我们首先该谈的难道不是我的约会行为能力吗？”
我认识了一星期的男人已经走了，这意外事故让他回到了妻子身边。
他离开前，我问他，“你觉得人的外表重要吗？”
“并不是首要的。”他说。
我的邻居里有一位是做化学老师的，直到一天一场爆炸夺走了他的脸，留下了他一条命。拖着残躯的他还是一身深色西装油亮皮鞋穿戴得整整齐齐，提着公文包去学校。真让人欣慰啊——他还有他的家人，人们常说——直到一天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走了。
在日光浴疗部，一位妇女给我看一张快照。她说：“这是我儿子以前的样子。”
晚上我会去血液透析室消磨时间。只要还有空着的躺椅，医院是不会介意的。那里有宽屏的大彩电，比康复治疗室的还要好。每周三晚上我们一起看一个电视节目，节目奢华的场景中身穿昂贵衣服的女人们互相咒骂。
我的一边是一个只会用电话号码说话的男人。你要是问他感觉怎么样，他会说：“924-3130。”或是说：“757-1366。”我们猜着这些会是谁的号码，却没人愿意花一个镚儿打去试试。
有时候，在我另一边，会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他的眼睫毛由于血压药物的影响而显得又浓又黑。他在器官移植等待名单上排下一个，就等着——他们用的是收获这个词——有一个肾被收获上来。
男孩的母亲祈求着醉酒的司机。
我则祈求着没有审美能力的男人。
我想，我们不都是某些人的收获么？
到点了，有楼层护士来推我的轮椅回病房。她会说，“为啥要看那种垃圾？何不问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睡觉前我会花上十五分钟捏橡胶握力器。我用的一种药物让我手指僵硬。医生说他会一直给我用药直到我没法给衬衫扣上扣子——这是套一件棉纱长裙穿的比较形象直接的说法。
律师说：“行善积德。”
他解开衬衣，给我看他做针灸的地方，在那里针灸师父抹上可乐糖浆，扎了四根针，还跟他说，真正能治好的方法就是行善积德。
我问：“要治好什么呢？”
律师说：“这不重要。”
我得知我会没事的那一刻，我清楚明白我已经死了只是不自知而已。我打发着日子有如一颗行刑台上滚落的头颅。我等待这行尸走肉的生活骤然崩塌的那一刻。
事故发生在落日之时，这也是我认为它最应该发生的时刻。事故发生时那个我一星期前认识的男人正开着车载我去吃饭。地点是一处沙滩，在一个能让你眺望对岸城市灯火的海湾边上，一个你能把一切尽收眼底却听不到任何喧嚣的去处。
过了许久，我一个人又去了那片沙滩。是自己开的车。那是我第一次享受美好的沙滩时光；而且穿的是短裤。
在沙滩的边上，我解下弹性绷带，涉水踏浪。一个穿着潜水服的男孩看到了我的腿。他问我是不是一只鲨鱼弄的；那块海岸附近有大白鲨出没。
我回答说，是的，是一只鲨鱼弄的。
“然后你还要回来？”男孩问。
我说：“然后我还要回来。”
我讲这件事的时候遗漏了很多事实。就像我写故事一样。现在我打算告诉你们我在这篇《收获》中漏掉了什么，也许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我要漏掉它们。
其实没有另一辆汽车。一共只有一辆车，就是撞上我的那辆，当时我正坐在男人的摩托车后座上。但是想想看当你说摩托车这个词的时候，音节可真够绕口别扭的。
那个开车的是一家报纸的记者。他在一家本地报纸工作。他年轻，刚毕业不久，正在去报道某个威胁要罢工的劳工会议的路上。要是我说那时我也是一名新闻系学生，你大概是不会接受这种情节出现在《收获》里的。
接下来几年，我都很留意关注有那位记者署名的新闻。他曝光了人民圣殿教【译注：the People’s Temple，人民圣殿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邪教，教主吉姆·琼斯，1978年他带领9百多名信众在南美圭亚那的琼斯镇集体自杀，震惊世界】，结果导致吉姆·琼斯迁去了圭亚那。接着他又报道了琼斯镇惨案。在《旧金山纪事报》的城市新闻部，随着死亡人数上升到九百，那贴出的数字就像是慈善筹款晚会中攀升的捐款数额。在那几百的数字中间，仿佛有一幅标语固定在墙上，写着：“胡安·科罗纳【译注：Juan Corona，是美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绰号弯刀，1971年杀害了25人，被判终身监禁，现仍在服役】，羡慕嫉妒恨吧”。
在急救室，我受伤的那条腿并不需要缝四百多针，其实只是三百针多一点。我甚至在开始夸大之前就已经夸大了一遍，还是因为那句千真万确的话——“任何事情的实际情况总显得不够糟糕。”
我的律师也不是什么“终于及格律师”。他其实是市里最老牌的一家律师行的合伙人。他也不会解开衬衣展示他做针灸治疗的地方，这种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婚姻行为能力”是这篇《收获》原本的标题。
我腿上的伤被认为是表面伤，虽然十五年过去了我还是无法做跪的动作。开审的前一天晚上达成了庭外和解，我被判得近十万美元。那位记者的汽车保险则每月涨了十二块四毛三。
我曾被人建议拿冰块摩擦我的腿，好让伤疤显出来，在我撩起裙子之前，在三年后的法庭上。不过法官的内庭里没有冰块，所以我也没机会测试自己能否通过这条道德检验。
那个认识一星期的男人，那辆摩托车的主人，其实不是一个已婚男士。但是如果你想他有老婆的话，就会觉得这事我难道不要负上一些责任的吗？难道这不是我应得的吗？
事故之后，男人结婚了。他娶的女孩是一个时装模特。（“你觉得人的外表重要吗？”，他离开前我问他。“并不是首要的。”他说。）
除了长得漂亮，那个女孩还有百万美元身家。难道你会接受这个出现在《收获》里吗？——既是女模特还是大笔遗产的继承人？
出事时我们在去吃饭的路上，这一点倒是真的。但是那个你能把一切尽收眼底却听不到任何喧嚣的地方不是什么海湾上的沙滩，而是塔马尔帕斯山（译注：Mt. Tamalpais，位于加州马林郡，著名景点）的山顶。这个版本的故事具有绝对的讽刺意味，所以你们不会奇怪接下来几个月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会那么说，我说我把那座山的壮丽景色看得真真切切。
我本想把接下来的这部分写进故事里，要是有人肯信的话。但是谁信呢？我在场，我都不信。
我动第三次手术的那天，圣昆丁监狱【译注：San Quentin Prison，加州最老的监狱，以关押重犯死囚而闻名】的一个紧挨着死牢的最高戒备调教中心，发生了一次越狱暴动。“索尔达兄弟”乔治·杰克森【译注：Soldad Brothers是三名参与谋杀加州索尔达监狱狱警的美国黑人，George Jackson是其中之一】，一个二十九岁的黑人，拔出一把偷运进来的0.38口径手枪，喊了声“就是它了！”，开了枪。杰克森被击毙了，同样遇害的还有三名警卫和两名“牢层打杂的”，他们是负责给别的犯人送饭的犯人。
另外有三名警卫颈部被刺。监狱离马林总医院只有五分钟车程，所以受伤的警卫都被送去了这里。护送他们来的有三类不同的警察，包括加州公路巡逻警和马林郡警局的警员，全都全副武装。
警察们拿着步枪在医院的楼顶上守卫站岗；走廊上也派了人，挥手把病人和探病的访客赶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天稍晚的时候我坐着轮椅从康复室出来，从腰到脚都缠着绷带，有三名警官和一位拿枪的警长给我搜身。
当晚的新闻报道，播放了骚乱事件的录影。其中有我的外科医生接受记者采访的片段，他用一根指头对着喉咙比划着，说他抢救一位警卫，如何把他两耳之间的伤口缝上。
我从电视上看到了这段，可能因为那是我的医生，因为住院的病人容易固执己见，因为我被用了药，我总觉得那个医生说的是我。我觉得他像是在说“唔，她死了。我宣布她在病床上正式死亡。”
我去看了由那位医生推荐的心理医生，她说我的这种感觉很常见。她说经历创伤的受害者还没有完全消化创伤的影响，会经常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却不自知。
我家附近海域的大白鲨每年都会袭击一到七个人。其中主要的受害人都是为了找鲍鱼的潜水者。由于鲍鱼的市场价格是三十七美元并且持续上扬，渔猎局预计鲨鱼袭击没有放缓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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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米·亨佩尔，原载于《季刊》杂志，后被选入艾米·亨佩尔的短篇小说选《在动物王国的大门前》。
扩展阅读：
她伤透了你的心
恰克·帕拉尼克谈艾米·亨佩尔
在汤姆·斯潘鲍尔（译注：Tom Spanbauer，美国作家，主张一种叫“危险写作”的极简主义写作手法，并办讲习班教导此类写作技巧，其最著名的学生恐怕就是恰克·帕拉尼克）的讲习班上学习极简主义写作，你读到的第一篇故事就是艾米·亨佩尔的《收获》。那过后，你算是毁了。我不是在开玩笑。你一旦读过，你会觉得几乎每一本你看过的书都糟透了。所有那些厚重的，第三人称叙述的，以情节为导向的，从时下新闻中撕几页下来写成的书——艾米·亨佩尔之后，你将为自己省下不少时间和金钱。
其实也不一定。每年我的退税明细表C中，我都会因为新买入亨佩尔的三本书，《活着的理由》，《在动物王国的大门前》和《跌落的家》，而扣除更多的钱。每年我都愿分享这些书。结果它们送出门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好书都不会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办公室书架上挤满了让大多数人感到恶心的纪实读物，大部分是些法医尸检的课本，和一堆我讨厌的小说。
去年在纽约的一家酒吧，一家位于东区叫KGB（译注：纽约一家苏维埃风格文学酒吧，常有知名作家和诗人光顾）的文学酒吧，亨佩尔告诉我她的第一本书已经绝版了。我唯一知道的一本是放在波特兰的鲍威尔书店（译注：Powell’s Books，美国波特兰著名的独立书店）的珍本书区的橱窗里，第一版的硬皮装本，卖75美元。对那些我喜欢的作家，要和他们活生生的本人见面，我有一个规矩——关于这条规矩我留到最后再说。
除非亨佩尔的书能再版，否则我可能要花更多的钱或者只好少交点朋友了。你不能把这些书硬塞给别人，说：“读读看”，说：“不只是我吧，你看了也会哭的，对不对？”我有次把《动物王国》给一位朋友，然后说：“如果你不喜欢，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共同语言了。”
每一句话不只是精心设计，而是千锤百炼。每一处引语和段子，以及亨佩尔用滑稽风格抖出来的包袱，都那么有趣而洞彻，会让你铭记多年。我觉得亨佩尔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记住它，守住它，找到一个能真正让它闪光的地方。恐怖的隐喻象征如宝石般惹人注目，而亨佩尔则把它们镶嵌在自己的故事里。如同巧克力碎曲奇饼没有平淡的“饼干”打底，而只有巧克力碎和核桃碎。
以这样的方式，她的经历变成了你的经历。老师们常说学生需要达到情感上的突破，“啊-哈！”一声的发现时刻让你把故事留住。弗兰·勒波维茨（译注：Fran Lebowitz，美国名流女作家，以辛辣的社会评论闻名）仍然在写她第一次看见时钟而理解时刻的概念的经历。亨佩尔的作品里有的也全是这样的闪回，而且每一次都让你有似曾相识的刺痛。
就在现在，斯潘鲍尔正在用从他那本老《季刊》（The Quarterly）杂志上影印下来的《收获》教导着另一帮学生，那份杂志由高登·里斯（译注：Gordon Lish，美国作家，文学编辑，传说中就是他大幅删减卡佛的作品帮他形成了极简主义风格，他发掘和教导过许多美国作家，艾米·亨佩尔就是其中一位）主编，就是他把极简主义教给了汤姆和艾米。然后是我。
一开始，《收获》读起来像是一张满是细节的流水账。你根本不明白是什么让你读到七页纸的结尾会差点流下泪来。你有点迷糊和不知所措。这不过是一些以第一人称罗列的凡尘琐事，但是它们组合来的整体却超过了各部分相加的总和。大部分的情节都搞笑得要死，但是当最后一刻来临，当你被这些笑弹解除了武装，它就会击碎你的心。
她会伤透你的心。这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邪恶的艾米·亨佩尔。那也是斯潘鲍尔会教给你的第一条：一个好故事应该会惹你发笑，然后，让你心碎。而最后一条则是：你永远也写不到这么好。你不会了解这一点，直到你写废一大堆的纸，年复一年地手里握笔浪费着你的空余时间。在任何一个这样糟透的时刻，你只需拿起一本亨佩尔的作品就会发现你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对她最烂的那篇的拙劣模仿。
为了展示什么是极简主义，学生们围坐在斯潘鲍尔的饭桌旁用十周的时间解析《收获》。你首先学到的是汤姆所谓的“马”。这个比喻是说——如果你驾马车从犹他到加州，一路上你用的会是同样的马。把这个词换成“主题”或者“副歌”，你懂的。极简主义中，故事是一部交响乐，发展再发展，但绝不会把主题旋律丢掉。所有的人物和场景，看起来各不相同的东西，它们都表现了故事主题的某一面。在《收获》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细节是怎样构成了死与消亡的主题的一部分，从肾器官的供者到僵硬的手指再到电视剧《豪门恩怨》（译注：Dynasty，八十年代美国电视剧，《收获》中并未点明说的是这一部戏）。
下一条，斯潘鲍尔称之为“烫坏的舌头”。指的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不过是用错误的说法，扭曲的说法，来拖慢读者。强迫读者读得更仔细，也许要读两次，而不是只需要粗浅的扫过一些抽象的形象，图省事的副词或者陈腔滥调的表面。
对极简主义来说，陈腔滥调被称为“已收到的文字”。
亨佩尔在《收获》中写道：“我打发着日子有如一颗行刑台上滚落的头颅。”就在这里，你找到了她的关于死与消亡的“马”，而她的遣词造句让你放慢速度让你更仔细更留心。
噢，对了，极简主义是不允许抽象的。请别用那些傻乎乎的副词了，像困倦地，暴躁地，伤心地等等。也不要用度量词，不要用尺，码，度数或是岁数。像“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这种说法——鬼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收获》中，亨佩尔写的是：“我开始把‘瓶’字念成‘平’而不是‘频’的那一年，一个我还不怎么认识的男人几乎意外地要了我的命。”
不是从干巴巴的年龄或是尺寸，你得到的人物形象却显得丰满复杂，另外这里也体现了“烫坏的舌头”，和她的关于死亡的“马”。
现在明白这些部分是怎么组合起来的了吧？
其它你能从极简主义学到的，还有“记录的天使”。意思是说写作时不作任何评判。不要把诸如肥胖或幸福的这些词塞给读者。你只可以描述行为和外表，以一种能让读者心中自己作出判断的方式。不管是什么，你所做的只是摊开所有细节，让它们自己在读者内心重新组装起来。
艾米·亨佩尔就是这么做的。她没有告诉我们《收获》中那个男朋友是个混球，我们看到的是他抓着自己浸湿了他女朋友的血的毛衣，却对她说：“你会没事的，不过这件毛衣算是毁了。”
少变成了多。你得到的不是汹涌而来的一般琐碎细节，而是点滴细流般的单句段落，每一个都激起自己的情感波澜。往好了说，她是一个陈述案件的律师，展示出一个接一个的证据。往坏了说，她是一个巫师，用法术捉弄人。但是阅读本来就是如此，中枪之前你不会知道子弹从哪儿打来。
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马”，“烫坏的舌头”和“记录的天使”。接下来，则是要写到“点子上”。亨佩尔示范了写一个故事，用不着连续不断地写些有的没的来强迫读者集中注意。你不必把着读者的两只耳朵，把事情的每个瞬间都捅进他们的嗓子眼。与之相反，一个故事可以是一连串的有味道，摸得到的细节。斯潘鲍尔和里斯所说的“踩在点子上”，是给读者带来共鸣的生理反应，深入肺腑的反应。
唯一麻烦是很难从亨佩尔用片段构建的宫殿中引用。脱离上下文取出一片，它就失去了力量。法国哲人雅克·德里达（译注：Jacques Derrida，法国著名解构主义哲学家）将写小说类比成编软件程序，一个运行在以你的大脑作为硬件的程序。把分散的各种宏指令串到一起，组合起来才引起反应。没有哪个小说做得有亨佩尔的好，她的每个故事都如此紧凑，将简单的事情提炼得如此精炼，你能做的只是五体着地，埋首赞美。
关于我和人见面——如果我喜欢他们作品的话——的规矩是，我其实不愿冒这份看到他们放屁剔牙的风险。去年在纽约，我在联合广场的邦诺书店做了一场读书会，我赞美了亨佩尔，说如果她写得够多的话，我宁可回家呆着，整天躺在床上读她的书。结果第二天晚上，她来了我在东区的朗读会。我喝了半瓶啤酒，我们在没有放屁的情况下聊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