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多功能电烤箱:城市发展六大疑问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在古希腊的城邦(city-state)时代，城市也具有“国”的意味，那时的城市具有军事防御、祭祀、消费的功能，也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艺术与哲学。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则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13世纪的地中海岸，米兰、威尼斯、巴黎等，都是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农民不断涌向新的工业中心，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在笛卡尔的笔下，被称为存在“无限可能”的城市，城市化成为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的纽约，当代的上海、孟买，这些伟大的城市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地方，吸引着志向远大的移民、家庭和企业家。

　　中国正在步入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转折，13亿人正在从一个农业文明走向城市文明的进程中，这一进程将影响世界经济的未来。2009年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陷入衰退的全球经济，开始企稳，后危机时代，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一方面是，新兴国家将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动力。这些国家的崛起所产生的巨大的对资源的巨大需求，如何解决?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这两股力量的交织，正在酝酿新的技术革命、能源革命和产业革命。

　　这就是“地球村”在今天面临的新的处境和挑战，这些问题值得人们很好地思考、研究和找到解决的办法。10月17日，由本刊主办的“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为“上海世博会——新生活、新环境、新能源”。论坛设立了三个分论坛，围绕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讨论城市在新生活、新环境和新能源方面的现实与远景。

　　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对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热点，如房价、水价、轨道交通建设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如何建设“绿色城市”，转变单纯追求GDP的城市建设理念，如何建设环保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对中国的新能源战略进行了前瞻。

　　与会专家提供的一组数据，可以证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截至2008年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6.07亿，城镇化的水平为45.68%，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6%，提高了35个百分点，比1982年的21.13%，提高了24.55个百分点。到2008年末，中国地级以上的城市有287个，全国共有650个城市，其中400万人口超大城市13个，200万到400万有41个，100万到200万的大城市有81个。

　　人们带着“城市梦”走进城市，在享受了现代化的生活、取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被急剧的城市化进程所裹挟，感到力不从心、焦虑和困扰。

　　急剧的城市化，首先给人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住房和交通问题的压迫。2008年末，中国城市建城区的面积达到了3.63万平方公里，比2000年增长了一倍;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80个人，是2000年的4.4倍。这意味着城市的规模在扩张，人口密度在增加。同时，城市的机动化也在加速。2009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总量超过美国。以北京为例，现在有380万辆机动车，明年2月份将达到400万辆，从300万辆到400万辆，只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于是，飞涨的房价、堵塞的交通广为人们所诟病。

　　在论坛上，专家提出，调控房价最终靠的是提供更多的房屋和土地，直到中国的人口高峰期结束，或者说到城镇化进程基本达到60%到70%左右，这个时候可能是房屋出现价格比较稳定的时期。到2020年，最晚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高峰。而对于城市交通问题，与会专家普遍倾向于认为轨道交通建设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并不存在所谓的“一哄而上”，相反地，是建得还不够。

　　城市化中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独自面对的，目前全球有65亿人，其中32亿人住在城市。世界上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这些人每天要吃饭、喝水、制造垃圾、排出大量二氧化碳……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之道：2009年美国克林顿基金会下属的克林顿气候行动计划，宣布推出一个全球性的克林顿气候友好型发展计划，将支持一系列大型城市项目、气候友好型的建筑开发项目，将力争使建筑的二氧化碳排量降为负值。2009年2月，欧盟的400多个城市共同签署了一份“市长盟约”，正式承诺将带领各自城市成为欧洲减排节能的先锋。在论坛上，专家指出，近年来伴随生态环境的日益全球化，国家间、城市间的竞争，已经呈现出浓烈的绿色背景。绿色已经成为城市的竞争力，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为了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改变单纯追求GDP的发展体系，在体系中导入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高效的交通，废弃物的安全处置等等一系列新的环境指标，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无论城市的绿色，还是未来的经济增长，当下，新能源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这是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地”。如何抢占这个高地?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把新能源上升到战略高度，新能源是一场革命。革命性在哪里?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30年以后经济快速发展，可以称为浓缩式的发展，工业化的速度也很快，城市化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能源消耗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放眼全世界，从石油危机以后到现在，世界的科技革命发展也很快，信息革命、纳米技术等等都发展很快，这些革命推动新能源迅速地发展。过去在实验室做的事，现在逐步能够被工业化、商业化，而且有些可以规模化，比如过去的风机，70年代世界上的风机没有几个，现在好多国家都是大规模地开发风机，而且它的成本下降速度非常快。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新能源的基础，未来的战略制高点，需要大量的科研投入，需要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扶持。

　　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有学者指出，能够把全球经济带出金融危机的阴霾，能够在这个世界贸易格局中率先开发出增量需求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这13亿人的需求，这13亿 人从乡村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的需求，是对全球、全人类的伟大贡献。城市实际上代表了人类两个最古老的梦想——一个是有关城市的梦想，一个是有关生活的美好愿望。城市不仅拥有并消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大部分的资源与机会，同时也承载着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重任。

　　一问：什么让一座城市更“宜居”?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英国经济学家智囊团的全球“最佳”城市排行榜显然冷落了美国——只有匹兹堡的排名相对靠前，在140座城市中位居第29位。“美世生活质量调查”的排名也颇为相似，檀香山仅仅跻身前30名……

　　对于热心的美国市民而言，2009年的各种“宜居城市”排名似乎远远不能达到他们的预期。

　　排名靠前的，主要是欧洲一些环境优美且保存完好的古城，如维也纳、苏黎世、日内瓦、哥本哈根、赫尔辛基和慕尼黑。而大多数发达的美国城市，居然没有竞争过津巴布韦的哈拉雷。

　　于是，有人问，究竟是什么让一座城市变得“宜居”甚至“伟大”?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宜居城”

　　“一个宜居的城市不应该对人有所压制。”

　　“链接了过去和未来，它尊重历史的烙印，尊重我们的后代。”

　　“它是社会组织的元素能够被保存和更新的城市。”

　　“能有健康的生活，有机会能够轻易地交通，对孩子和老人来说很安全，能够轻易地接近绿地，宜居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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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有一千个关注城市发展的人，就有一千个宜居城市的想像。为了找到一个“标准答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曾经委托调查公司四处寻访。

　　然而，自英国工业革命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有限的城市居住容量带来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以来，对于“宜居城市”(livable city)的内涵，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争论始终不绝于耳。

　　似乎是为了终结有关“什么是宜居城市”的争论，近年来，全球各种机构纷纷推出了“样板城市”排行榜。

　　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出发，《美国城市文化》列出23个项目对全球16个城市的“宜人性”进行打分评比。

　　考虑到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要素，英国经济学家智囊团(EIU)的评价体系包括了社会稳定、健康保障、文化与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5组指标，被媒体广泛引用。

　　德国新崛起的综合杂志《单片眼镜》则提出，“世界宜居城市”须满足11个基本条件：拥有设计良好的国际机场;犯罪率低;国家提供优质的教育;有高素质的保健医疗服务;气候宜人;通讯系统良好;社会容忍度高，能容忍同性恋、不同种族，并让妇女平等就业;凌晨1时仍能买到酒;公共交通包括出租车的收费合理且服务上佳;当地媒体及国际报章杂志数量可观且品质优秀;城市规划可让市民接触到大自然，并尽量避免污染和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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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不幸的是，“宜居城市”尚未界定清楚，名目繁多的排行榜为人们的争吵又增加了一个题目：到底有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面对这样的问题，北京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吕斌坦言，“没有，也不可能有。”

　　“顶多有一些指标大家共同来看待，但每一个主体对宜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你的宜居未必是我的宜居。”

　　10月17日，在《环球》杂志举办的环球国际(2009 秋季)论坛上，吕斌教授如是说。

　　单片眼镜下的“标准”

　　可是，为了理解那些令美国人相当头痛的排名，仍然有人坚持弄清他们所使用的评判标准。

　　乔尔·科特金，美国查普曼大学的城市研究学的校长级学者。比较了经济学家智囊团、美世生活质量调查及《单片眼镜》近期出炉的几种“宜居城市”排名，他发现，排名结果严重偏向于发达地区的紧凑型城市。

　　这些城市社会底层人数很少，儿童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它们大多处于出生率较低的国家，如瑞士。该国的平均生育率在1.4左右，位居全球最低行列，比美国整整低了50%。

　　这位《福布斯》杂志“新地理”栏目的专栏作家分析，“这些地方是各种团体理想的观光场所，如旅行中的企业高管、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也正是这些调查的对象。”

　　檀香山之所以排名靠前，是因为它更多的是一个度假胜地，而非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

　　匹兹堡，这个英国“经济学家”投票支持的美国城市，曾经是容纳众多公司总部的钢铁之城，如今已鲜有企业问津，只能依靠非营利性机构、医院和大学得以支撑。

　　“匹兹堡正是发展缓慢的欧洲城市在美国的缩影。这或许能够吸引那些榜单的整理者们。

　　“然而，这些是评价一个城市的最佳标准吗?”乔尔问道。

　　如今，匹兹堡很少有大批移民迁入，该市的外来移民比例在大都市排名中几乎垫底。当地资深专栏作家比尔·斯泰格沃德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匹兹堡的人口死亡率已经超过了出生率。

　　它能代表美国的未来吗?

　　有研究认为，到2050年，将有2000万甚至更多的人迁往美国，其中大部分或许会落户于纽约、洛杉矶、休斯敦、凤凰城等更具活力的城市。

　　这些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美国内外不安定的人们，它们也和历史上伟大的城市一样，喧嚣、生活节奏快、缺少舒适感甚至污浊。但经济的繁荣却使人们对这里的忙碌和污浊趋之若鹜。

　　“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织，这里有精明的企业家，就算有黑手党也在所难免……无论是纽约、洛杉矶、伦敦、上海、孟买，抑或是迪拜，这些城市或许无法在更加优雅的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它们却呈现出我们城市最有可能的未来蓝图。”

　　对于经济学家智囊团、美世生活质量调查及《单片眼镜》的排名榜，乔尔认为，答案和这些调查的评定标准一样，往往都带有主观色彩，是狭隘的，甚至还带有误导性。一座城市的上榜理由，可能也是另一座城市的致命伤。

　　中国式反思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笔下的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充满想像的地方，存在“无限可能”。

　　可是，中国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出台后，相关争议接踵而至。

　　一种意见认为，“标准”是工业时代批量生产的产物，它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千篇一律，试图以固定化的模子刻镂和复制出一片新世界。这很容易导致个性各异的城市削足适履，“千城一面”。

　　对于《环球》杂志的提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智力引进办公室主任杜平认为，“它(《标准》)是不是把我们束缚住了?如果城市的发展都是一个模式的话，那就很糟糕了。”

　　不过也有人认为，广受抨击的“千城一面”主要是指城市的建设风格和城市外貌，而宜居城市标准关注的主要是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社会文明等软性指标，这些跟“千城一面”关系不大。

　　《标准》自2007年对社会发布以来，“宜居城市”果然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甚至有媒体想当然的说，“XX市XX指标达到宜居标准”。

　　其实，三年多前就有学者质疑，《标准》有可能被曲解或滥用，变为评价城市或考核地方政绩的依据，并与部分人的利益产生联系，而竞相攀比，则会导致各种评选活动雪上加霜。

　　“中国经济发展有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地方政府是一只特别强力的推手，地方上的竞争成了中国发展的一个巨大原动力。”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对本刊说，“这个过程中有正面的作用，但负面效果也不小。”

　　因《标准》由原建设部科技司组织评审验收并得以通过，有舆论认为，这成了“权力在三维空间上”的又一次体现。“如果某市评上了‘宜居城市’，但市民却不认可怎么办?”这种意见引用美国专家苏解放的话说，“城市是为人民建的，而不是为那些在高空中把城市当成几何玩具的神仙们建的”，因此，“宜居城市”应该补齐民意短板。

　　于是，又有专家认为，《标准》之外还需符合其他标准：尊重“人”的权益，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尽管宜居标准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议，但这种创造或者努力毕竟是值得肯定的。”杜平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中国现阶段，提供一种城市发展的方向，至少是一个积极的引导。

　　二问：居者都能有其屋吗?

　　吴林

　　如果不是因为房子，在大城市居住的人们的想象力恐怕没这么丰富。日前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起千人集资买房行动，发帖召集1500人每人出资100元，凑齐首付买房，然后大家通过抽奖、摇号等方式来决定房子归属。这一行动的合法性暂且不谈，但在绝望中迸发出这样的奇思妙想，也足见住房对大城市里的人们的压迫程度了。

　　在美国加州帕萨迪娜大学任教的帕内拉也存在着类似的压力，她的丈夫在一家非赢利组织当律师，两人想在洛杉矶的高地公园附近安家置业。但31岁的帕内拉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她还未获得大学的长期任教资格，“如果两人中有一人失业，另一人的工资起码要付得起贷款，我们要保证收入能负担得起生活。”

　　多项最新数据表明，美国房市的衰退即将结束，美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正开始上升。美国房地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房屋销量较去年同期上升5%，为2005年11月房地产市场触顶后的首次同比上升。有评论指出，如果现在不出手，5年或10年之后，当经济危机已经成为历史，美国的房价再度升温，很多人会后悔错过了一个绝佳的买房时机。

　　刚性需求是美国房市复苏的助动力，然而，很多急需购房的美国人却迟迟不出手。

　　繁荣与泡沫

　　三年前，来自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的凯西·雪琪在短短的5个月内买了7套房子，而她只不过是一位24岁的网络设计员。她谎报了自己的收入以获得“无证贷款”，而且她不用提供任何所谓已过时的证明作为保证。

　　彼时，美国房地产市场炙手可热，凯西·雪琪寄希望多套房产能在高房价下获得巨额的收益。她实在很了解美国房地产市场过多的泡沫成分，却不小心拨响了格林斯潘的如意算盘。这位美联储前主席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促进经济繁荣，房地产行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特效药。为此，格林斯潘在任期的最后几年甚至纵容了房地产行业泡沫的形成和发展。

　　很快，房价下跌，次贷危机爆发，凯西·雪琪未能如愿以偿，却背负了220万美元的债务，她的3所房子被收回。为此，她开设了名为“我正在面临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网站，它甚至成为那些深陷抵押贷款危机的人大吐口水的好去处。

　　不可否认的是，次贷危机前的美国房地产同样包含了真实的需求，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却催生了虚假的购买力。当危机袭来时，一场收回房产、将欠债人强行赶出家门的风潮席卷了美国。仅仅在2008年7月一个月时间，就大约有30.38万户收到了至少一次与房产查封相关的通知。据估计，2009年底之前，280万美国家庭将面临失去房屋的命运。

　　美国次贷危机还将房地产的祸水引到了别国——去年，英国房价持续加速下跌，中国房地产业也步入低迷，还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困境、全球信贷紧缩及金融市场的严重破坏。

　　危机还未远离，全球房地产市场回暖的消息却已经传来。国际房地产顾问公司Knight Frank在针对3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半数国家的房地产价格皆有上升。

　　关键问题在于，回暖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真实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国的救市政策?Knight Frank也警告，房市依旧脆弱，信用还是紧缩，许多国家未出售的房屋仍然供过于求。

　　不断飙升的房价

　　房地产的回暖往往会被当作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迹象，给人以鼓舞。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意看到房价的上涨。

　　45岁的英国母亲苏珊就感到房价下跌是个好机会。她的大女儿22岁，有一定经济能力，但现在还没有房子。去年，苏珊决定趁房价下跌，帮女儿买了一个小房子。

　　然而，对于那些将房屋用于投资，而非自住的人来说，房价上涨才是利好，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有一篇文章提到，之所以现在有许多老人买不起房子，流落街头，是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钱人在城里大炒房地产，导致房产价格火箭般攀升，一些黑心房东为多挣房租，在合同到期后逼迫原房客搬走。

　　与那些黑心房东一起招致诸多骂名的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这一现象尤其明显。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至今，中国城镇住房价格飞涨，很多开发商一夜暴富。

　　然而，开发商也有开发商的委屈，他们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指称房地产暴利的时代早已过去，而现在房屋价格居高不下，有很大一部分成本贡献给了土地，今年，中国土地交易价格持续攀升，“地王”不断出现。

　　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涨幅比6月扩大0.8个百分点。这是今年以来该数据环比连续第5个月、同比连续第2个月上涨，涨幅也有逐步加大的趋势。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坦言，“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已偏离了住房的本质。”

　　过度市场化?

　　中国房地产的现状，是与住房的市场化改革相伴生的。在此之前，绝大部分城镇居民都在“等、靠、要”中度日———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

　　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使很多人的住房发生了过去不敢想的变化。但房价的飙升，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尹中立认为，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出发点更多是为了用国内住房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着眼于老百姓的安居上。在此后的政策措施中，政府更是片面强调房地产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功能。

　　相比十年前住房需求大、供给却有限的状况，现在则是只要能用足够的购买力满足需求，供给永远在不远处向你招手。无疑，住房消费已经极大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却也留下了一个对未来构成极大威胁的隐忧。

　　在2007年的一次房地产展览上，行为艺术家梁克刚将头和手紧紧锁在住房平面模型的枷锁中，频频走到各大房地产开发商的展台，表达自己的行为艺术。他影射的是中国当下的“房奴”。

　　“房奴”并非重点，美国人说，我们中有70%是房奴。重点是，国内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成了房奴，很多人是举全家之力，甚至动用了父母的养老金，彻底地沦为了房奴。

　　难怪一位旅居英国的剑桥大学讲师感慨，国内的消费水平早已超越了国外。他所处的系7个40岁以下的同事里，只有两个买了房，比起国内年轻人有房有车的境况，“实在汗颜”。

　　只是，这些靠“啃老”买房的年轻人也许从未想到，一旦父母年岁更大，早已将养老金供给给子女的他们，生活能否有保障?而沦为房奴的自己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给他们提供相应的保障?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一隐忧将越来越显现。

　　谁来保障他们?

　　依然回到美国，回到次贷危机爆发的那一刻。一位名叫波克的90岁老妇企图举枪自杀，原因是法院将查封她住了38年的家。危机之中，波克交不出房屋贷款，警方多次前往她的住处，勒令她迁出那所朴素的独栋房子。

　　即使没有次贷危机，依然有很多老人流离失所，不仅仅在美国，而是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

　　尹中立反对住房过度市场化的一个原因是，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应该得到满足，而住房的保障制度应该由政府提供。

　　环视全球，很多国家确实都有保障性住房的制度，其中尤以新加坡表现最为突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成立建屋局，计划大力推动租赁组屋的建设，并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揭开了建屋局大规模兴建自住组屋的帷幕。

　　从当时的严重屋荒，到今天鳞次栉比的组屋楼群，新加坡政府为440万总人口中的逾八成提供住所，令新加坡成为全球惟一拥屋率接近100%的国家。

　　美国政府则将“居者有其屋”写进法律，设定为政府要完成的法定目标，并将低息、低首期以及为银行提供担保作为美国政府的住房三大支柱政策。

　　在中国，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力度，也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从以往的经验看，由于有人开着宝马去买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如何得到公平分配，一度被热议。

　　在美国，次贷危机将人们从他们的房子中赶出来后，很多人连出租房都难以找到，不得不住进帐篷，甚至是躺在街边。哪怕是法律，有时候也只是看上去很美。

　　住房自诞生之日起，最先满足的就是人们遮风避雨的需求。但对在城市化进程以及房地产的发展中被逐渐边缘化的人们而言，这一需求却逐渐变成了奢望。

　　房价和什么有关系?

　　在《环球》杂志举办的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上，中国房地产协会秘书长朱中一指出，房价问题是一个社会敏感度很高的问题，房价问题不仅跟项目的成本和企业利润有关系，还跟市场供求关系，跟市场预期有关系;不仅跟住房制度有关系，还跟土地供应管理制度，房地产的税收制度，住房的金融制度，还有社会的分配制度都有关系。

　　现在社会上都在讲房价高，实际上从2003年调控以后，政府就一直把控制房价问题，稳定房价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但实际上这几年房价还是一直在稳步的涨，它不光是涉及到经济，涉及到土地，也涉及到项目成本、企业的利润问题。

　　中国的住房目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公共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短期和未来的“十二五”规划期间，到2020年全面小康建设目标中，住房目标仍然是“住有所居”。“住有所居”包括三层意思：让所有人都有房子住;让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己产权的住房。

　　联合国说人人有权享有适当住房，其中包括两层意思：一个是人人，不是99%，是100%，这就是住房保障体系和应保尽保。第二层意思，适当住房是指，富人的住房不应该太奢，穷人的住房也不能太简，这也是我们的住房建设上的目标。

　　三问：新能源真的能担纲重任吗?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

　　如果有一天，最后一吨煤烧完，地球会陷入黑暗吗?至少丹麦是不会的，因为20年之后，丹麦50%的电力将来自风车的转动。

　　如果有一天，最后一滴石油耗尽，城市交通会瘫痪吗?至少美国是不会的，按照奥巴马的计划，到2015年前，将有100万辆美国本土生产的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投入使用。

　　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让自己陷入狼狈的境地，在传统能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太阳能、风能、核能、海洋能等新能源都已粉墨登场，并将成为未来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

　　发展新能源是对传统经济的一种承接与升级，并且承载着巨大的国家战略利益。近年来，许多国家将新能源推向前台，并赋予其缓解环境压力，拉动经济走出低谷、带动新一轮技术革命等众多历史使命。那么，新能源产业，是否真的能担当重任?

　　国家战略你追我赶

　　“我们将利用太阳、风和土壤来为我们的汽车和工厂提供能源”，面对经济危机的余波，世界要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奥巴马给出的答案就是新能源。在奥巴马新政中，超过1500亿美元资金将聚焦新能源技术。目前，在风能领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装机量第一;而在光伏领域，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的薄膜电池技术已经非常领先，估计2009年它会跃居全球产能第一。

　　欧盟则启动“精明的投资”，意在加速欧盟转型为21世纪的、充满活力的低碳经济。据预测，其新能源汽车领域将获得至少50亿欧元的投资。而欧盟各国也有自己不同的新能源发展重点。丹麦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首推风能，在其制订的最新能源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能源构成将是风能占50%，太阳能占15%，生物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占35%，某种程度上，丹麦将成为靠风“驱动”的国家;芬兰选择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森林资源，走生物能源之路，如今芬兰已经建立起了配套完善的生物能源商业链，全国大约有400个大中型能源工厂使用生物燃料发电供热;冰岛的重点将是利用地热资源，其目标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使用化石燃料的国家。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凭借其新能源开发技术优势，也在加快步伐争夺新能源开发的主导权。资源短缺的日本多年来一直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特别是对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寄予厚望。

　　富有的海湾产油国在新能源的开发上同样兴趣浓厚、不惜重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湾国家正在或即将建设的替代能源发电工程已超过100项，总投资已超过1600亿美元。

　　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家也针对自己的条件和资源优势开始制定相应的战略布局。比如，巴西把生物智能作为重点发展领域，而印度则把光伏规划为未来的重点产业。

　　当然，在全球这波发展新能源的浪潮中，中国也在积极地行动。中国是继德国之后第二个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国家。在这个立法之后，中国又陆续出台了多个细则，涵盖上网电价、太阳能光伏补贴，新能源项目特许权招标等多方面。新能源产业在多方推动下发展得如火如荼。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向《环球》杂志介绍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圈了几个重点，有核电、风电、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同时中国也没有放弃其他方面的探索，如潮汐能、地热等方面，我们也在跟踪。”

　　当投资热情遭遇窘迫现状

　　新能源不仅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受到热捧，在投资界，它一样是宠儿。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即便次贷危机以来投资者心态普遍保守，以可再生能源为投资对象的基金产品的规模和数量还是翻了一番。就连Google也按捺不住对新能源的热情，它与专注于太阳能的eSolar公司和专注于风能的Makana合作，前后分别投资了1.3亿美元和500万美元。另外，Google还向太阳能发电公司Bright Source投资了1000万美元。Google做的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的：“你们可以在拯救世界的同时赚到钱。”

　　然而，新能源一方面让各国决策者和投资者跃跃欲试，另一方面也让部分人担心它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泡沫。

　　与其他各行业不同的是，新能源行业十分倚重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其自身竞争力往往难以承受市场考验，而经济压力又让政府补贴不可能长久进行下去。有经济学家对其抨击称，“现在新能源企业没有一个可以不靠补贴生存，这样的行业要想成为主流是不可能的。”

　　此外，为了使用新能源，汽车、供暖、电力设备等都需要改造。因此，新能源泡沫一旦破裂，所导致的社会影响将不亚于房地产等泡沫的破裂。它将波及政府、企业、民众等各个层面，影响金融、基建、电力等相关行业。

　　据媒体报道，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称，整个可再生能源部门仍属幼稚工业，目前很难与传统的能源行业进行市场竞争。太阳能、风能发电成本为火力发电的3~10倍，如无强制性规定，根本无法进入市场。麦肯锡咨询公司统计，平均每个可再生能源技术企业的创业资金约需1400万美元，中期投资约在1亿~2亿美元，且需要更大规模的基建与之配套，很多一窝蜂上马的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因此，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令人担忧。

　　中国新能源的“相对过剩说”

　　由于政策鼓励、财政支持，近年来，中国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火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风电装机第二大国、太阳能电池生产第一大国。

　　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新能源规划以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据了解，全国超过一半的省份在打造新能源基地，或者把新能源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上百个城市在做新能源发展规划，大批企业纷纷上马新能源及相关产业。

　　拿风电来说，其在中国受到的追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甚至有人将风电称为“疯”电。国企、民企、跨国公司，甚至连没有电力设备制造基础的企业，都赶着上马风电生产线，唯恐落为人后。而光伏、核电、生物质能等产业，也显示了类似的“躁动”。

　　据了解，这些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光伏产业供需失衡，市面上硅料和光伏组件产能都已经大大超过需求，行业洗牌在加剧，此外，光伏发电在成本上与火电相比没有竞争力，其发展规模还要看国家支持的力度;风电的成本同样居高不下，只能依靠国家政策与补贴来盈利，大部分风电运营商长期在亏损和微利中挣扎;核能产业也面临着问题，三代核电技术尚未自主化，燃料难以自给自足，相关技术人才缺乏……

　　8月底，国家发改委网站更新了《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其中，“2兆瓦以上风力发电设备设计制造技术”以及太阳能光伏发电组件的最重要原料“多晶硅”，已经从《目录》中删除。此外，“2兆瓦以上风电设备制造”也已从“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中删除。此举立刻被市场人士解读为向已有过热之嫌的部分新能源产业“泼冷水”。

　　那么，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是否过热了呢?

　　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表示，新能源产能是否过剩、产业是否过热，是相对的问题，但从当前市场的需求上看，确实存在现实的威胁。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也同意“相对过剩说”。他认为，与传统能源比较来看，新能源并不“过剩”。但“重复建设、无序上马”的问题的确存在，目前国内新能源产业在市场准入上不够规范，标准尚不明确，使得各路资本纷纷涌入，产品、水平良莠不齐。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向企业和投资者发出一些预警，作出行业判断，是必要的。

　　在《环球》杂志日前举办的环球国际(2009 秋季)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强调说：“许多发达国家因为已经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所以会把大量的投资投在新能源的技术革命上。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等，因此对未来投资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对新能源要有个准确的认识，既要投资现在又要投资未来，在这个里面要做一个平衡。”

　　警惕深层次危机

　　“如果说有些国家提出发展新能源产业还只是一种姿态，那么对于资源匮乏、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的中国来说，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在环球国际(2009 秋季)论坛上，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如此形容新能源对于中国的意义。

　　但在中国的新能源领域，“制造环节过热”的背后也有业内人士担心潜伏着深层危机。

　　首先，当前新能源的市场规模还很小，发展空间受限。这就意味着，国家财政补贴还要支持一段时间。而人们不免担忧，我们的财力是否能长期补贴新能源。

　　其次，基础研发领域投入明显不足，关键技术瓶颈始终未能有大的突破。如果无法掌握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技术，未来中国将难以保证不会再次沦为“世界工厂”。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是，国内高校还没有设立新能源的专业，也没有国家级的研发机构来从事产业共性、战略性、基础性的研究，没有像样的“国家队”。

　　第三，同质化严重，优质产能紧缺。

　　再者，产业潜在的安全风险巨大，市场扩张远远超前于技术成熟。

　　专家建议，今后国家在发展新能源，审批项目的时候要设立一定的标准，避免无序竞争。政府还需明确向企业告知项目上马的潜在风险，给企业提供及时、可靠的市场信息，让企业在信息透明，有充分风险估计的氛围中竞争和发展。

　　此外，梅永红还指出，“在新能源产业方面，国家许多相关部门有很大的热情，愿意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但同时让人忧虑的是，在这样一种类似于大跃进的状态下，部门间各自为政、体系分割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将来怎么把这种分散的系统重新规划，使得新能源发展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真正成为一个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部门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四问：水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环球》杂志记者/辛省志

　　水是生命之源，每天我们都离不开水。但在城市中，水却逐渐成了一个大问题。

　　10月17日，在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主任邵益生的一席话被个别网络媒体解读为“中国城市自来水价格面临上涨趋势”，引起了广泛关注。随之，国内主流媒体纷纷转载，各大网站上的评论铺天盖地。

　　其实，邵益生所指的水价，不仅是指自来水价格，还包括水资源费、原水费(水利工程费)和污水处理费。邵益生认为，水源短缺、水体污染和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提高，客观上要求增加投入，相应的成本也会提高，这就加大了水价上涨的压力。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基于成本的政府定价制度，水价制定除了基于成本之外，还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等其他因素，因此，再一定时期内，成本上升并不意味着水价就一定能上涨。

　　但毫无疑问的是，水问题已经成了城市中人们最为关注而又极具争议的焦点。

　　水价对谁压力更大?

　　今年以来，各地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水价上涨大合唱：1月1日，广东自来水价格全面上调;4月1日，南京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每吨上涨0.3元，由2.5元上调到2.8元;5月6日，沈阳召开水价调整听证会，报道称各方在水价上涨的大方向上没有分歧，沈阳水价上涨已成定局;6月1日起，昆明水价全面上调，居民用水每吨提高0.65元;6月20日，上海上调居民用水价格，综合水价由每吨1.84元上调到2.30元，计划从2010年11月20日起，将再次调高到2.80元;7月，北京水务局在答复一位市民的网上咨询时表示，北京水价将在年内调整……

　　各地水价上涨的理由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中国的水资源紧缺，通过提高水价可以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8月4日，国家发改委就发文肯定各地上调水价的做法，认为这些措施符合资源价格改革方向，有利于促进资源的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

　　二是认为中国水价长期偏低，自来水行业普遍亏损，只有提高价格，才能保证供水行业的持续发展。供水企业认为，近年来电费上涨，污染导致的原水水质下降，供水质量标准提高等，使得水处理的成本不断上升，必须要提高水价来补偿。今年1月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自来水集团负责人崔君乐说，按照北京目前的水价，自来水公司每吨水亏损0.8元。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的数据显示，有900多家水务企业出现亏损，亏损额高达30亿元。兼任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副会长的邵益生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全成本回收是目前制定水价时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全成本包括成本(建设、运营)、税收、费用和合理利润，这是保证供水系统能够持续稳定运营的必备条件，我国现行的《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大致也是这么规定的。全成本回收在发达国家执行得不错。但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困难，许多情况下仅能回收运营成本。

　　不过，普通民众则普遍反对水价上涨。新浪网7月份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超过65%的网民认为城市供水和水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水价成本不透明”。他们认为，供水企业亏损更多是因为冗员和高福利等因素造成的，应该从自身管理出发，降低运营成本。

　　舆论认为，水作为重要的公共品，其价格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上调水价会给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带来更多的生活压力。但邵益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电费、煤气费、通讯费等日常支出相比，水费在中国家庭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当然，水价上涨对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这部分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用不起水的问题，还有用不起电、用不起气、吃不起菜等等，应该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救济渠道来综合解决，”邵益生认为，水价制定不能与社会政策混在一起，水价应该基于水的合理成本来制定，当然，这个成本应当是对消费者透明的，是经过有关部门监审的。

　　外资“阴谋”推高水价?

　　舆论还将水价上涨的矛头指向了外资水务公司。

　　有报道说，此前大举高溢价收购国内城市供水企业的外资水务公司不仅成为供水涨价的主要操作者，还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报道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已经就水价问题在部分城市调研，而调研的重点之一，就是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的影响，以及外资与这一轮水价上涨的关系等。

　　据公开资料，天津自1997年与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合作起的10多年时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了8次，由每吨0.68元提高到3.40元，水价上涨近5倍;昆明自来水集团2005年底开始与威立雅合作，次年1月昆明市就上调水价，至2007年7月再次上调，涨价幅度和频率都颇为惊人。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水价上涨与外资水务公司之前的高溢价收购存在着当然的联系。“外资阴谋论”得到广泛支持后，某中央新闻网站甚至以“跨国水务巨头准备‘水淹中国’?”作为其报道的标题。

　　但也有人不认同这个观点。反对“外资威胁论”的人士称，水价改革背后与外资没有直接关系，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远未达到垄断地位。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从外资企业签约项目的处理能力来说，在华主要外资企业目前所有签约项目的供水总能力不到全国供水总能力的10%，排名第一的威立雅水务实际市场占有率不到3%。”

　　邵益生认为，无论是外资还是民资，资本的本质都是追求利润的，在高溢价收购之后，必然要求较高的回报，这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他们不是慈善机构。“应该反思的倒是那些决策者，要想想高溢价卖出供水系统后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其实，对于城市供水设施这样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产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被高溢价收购，而在于到底该不该卖?”

　　自来水何时能直饮?

　　除了水价，人们同样关心城市自来水的水质。北京的老陈经常看国外电影、电视剧，他对片子里经常出现的拧开水龙头就能喝的水非常羡慕。他常常想，什么时候自己家里的自来水也能打开龙头就喝呢?

　　与老陈一样希望能喝上直饮水的大有人在。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部分社区配备了饮用水净水系统，对自来水进行深度处理，处理后的水可以直接饮用。上海市还宣布，到2010年，世博园区将每天提供50万吨“直饮自来水”，使游客打开水龙头就能喝到安全、优质的自来水。而深圳特区更是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生活饮用水水质发展规划，到2010年，特区内的自来水全部可直接饮用。

　　不过，邵益生指出，“直饮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目前没有一个标准说什么样的水是“直饮水”，什么不是。而且，是否“直饮”，还有个饮水的习惯问题，不像西方人普遍喝生水，多数中国人更喜欢烧水喝。事实上，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所指的生活饮用水就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其英文就是“Drinking Water”。邵益生介绍说，2006年通过的最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等国的饮用水标准，将饮用水的检测项目从1985年标准的35项增加到了106项，主要检测项目的限值都不低于世卫组织推荐的标准，可以说，符合这些标准的水就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据了解，目前北京、深圳、广州等许多大城市供水企业的出厂水基本能够符合新饮用水标准，与欧美发达国家水厂的出厂水水质也相差不大。但由于中国城市的供水管网与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有些二次供水设施质量、卫生条件较差，从用户水龙头出来的水质量下降较大。

　　邵益生说，国家和行业协会正在鼓励和推动供水企业采用先进的净水工艺，更新维护供水管网，并接管原本由物业等管理的二次供水设施，将合格的自来水直接供应到用户龙头，以尽早实现水质达到新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在邵益生看来，理想的城市供水状态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公共供水服务，水量充足，水压稳定，水质符合国家标准，人人都能喝上放心水。”

　　“当然要达到这个状态也很不容易。”他补充说。

　　五问：轨道能否拯救城市交通?

　　闫琰 杨新苗

　　在人口密集的现代大都市，时效高、运量大、便捷可靠的轨道交通，早已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目前我国也进入了轨道交通建设的高潮时期。空前的建设规模和速度，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现有的热潮是对过去的弥补

　　从历史上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受到抑制的，没能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

　　我国各城市申请建设地铁、编制城市轨道网均经历了漫长的路程，最短的七八年，最长的甚至超过了20年。继1995年国务院发布第60号文件(《暂停审批快速轨道交通项目的通知》)之后，2002年10月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各城市地铁的立项问题又被冻结。杭州，沈阳及上海的M8号线都被勒令停止。

　　实际上我国的很多城市规模已经很大，人口稠密，有着强大的交通出行需求。在韩国，人口50万的城市就拥有地铁，首尔更是有10条地铁线路形成的轨道交通网。更不用说东京、纽约、巴黎这样的国际都市。

　　在国外的许多城市，轨道交通的交通量占客运交通量的比例很高，纽约占到47.2%，伦敦占到36%，莫斯科占到41%，巴黎占到52.6%，并且地铁长度都大大超过100公里，年客运量都在一、二十亿人次上。而我国北京在2000年时才有两条地铁线路，共53.5公里，远远落后于北京的城市发展，也无法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

　　现在，全国拥有轨道交通的城市依然屈指可数，严重制约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这种现状和过去的我们国家的政策导向有关：由于轨道交通的投资大、效益低、施工技术复杂，政府一度认为修建轨道交通不符合我国国情，因而抑制轨道交通的发展。

　　如今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政策鼓励轨道交通的发展，全国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可以说，现在轨道建设的热潮是对原有不足的一种弥补，是刚性需求得到释放的一种表现。

　　6000亿带来的经济刺激

　　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样是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有效办法。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就明确提到了加快交通建设。

　　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政府就曾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三大需求齐步扩张，顺利走出了金融危机的困境。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就是在当时到达了建设高峰。

　　目前，我国的高速公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轨道交通与其相比却逊色不少。因此加快轨道交通的建设，可以有力拉动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引领经济转型升级。

　　轨道交通建设本身能形成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例如在地铁修建中，机电设备投入一般能占到整个工程造价的40%左右。按照近期国务院出台的6000亿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计算，可以为机电设备制造行业带来2400亿元的需求。同时轨道交通也可以带动地产、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

　　热潮中的风险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转型期，从国外经验可以看到，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形成集约利用土地的紧凑型城市和城市圈的有效手段。而在洛杉矶等以私人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城市，它们的结构则都是低密度、松散型的。从我国国情来看，松散型城市显然不符合我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轨道交通建设之所以能影响城市发展的方向，是因为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大量人口会向站点聚集。而放射性的轨道交通线路则可以突破城市空间的限制，吸引人们向外发展，如北京的13号线和上海的R4线等，当然也能减轻中心区人口压力，为推动郊区城镇化开发提供了动力。这将对未来城市的布局起到关键作用。

　　正是看到了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发展的这些积极作用，今年我国连续批准了约20个城市、2000多公里、近万亿的投资来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相信未来这样的建设热潮会持续一段时间。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城市轨道建设确实存在过热的风险。第一，许多城市跟风而上，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作为政府政绩而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合理的规划。城市的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修建轨道交通，盲目的上马新项目不但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也使得日后的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要想保证轨道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需要对地质环境做充分的调查分析，对于施工技术做充分的论证。尽管现在我国现在施工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但盲目要求工程速度无法保证工程质量。

　　第三，轨道交通建设高潮对相应的设备和车辆制造行业也提出了挑战。目前我国轨道交通的设备和车辆国产化的进程刚刚开始，无法满足如此强大的需求。如果轨道交通建设在短时期内全部完成，对于日后相关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轨道交通作为一项投资巨大，特别是政府投入占大多数的建设，应该考虑到和国内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

　　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来说，合理、适时、可持续，比片面追求速度要重要得多，没有发展意味着还有发展的空间，不必急于做出决定，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

　　很多城市已达到建设地铁和轻轨的标准

　　在《环球》杂志举办的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交通所副所长吴文化表示：根据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第81号文，一个城市如果要申请修建地铁，GDP要达到1000亿元，人口300万以上，预算收入为100亿元;申请修建轻轨，需要城市GDP达到600亿元，人口规模在150万以上，一般预算是60亿元以上。如今我国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是40多个，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很多城市都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说：特大城市的城市地铁和轻轨，是解决城市里“奇贵的房价和奇远的距离”矛盾的一种妥协办法;城市之间的快速铁路交通网，如北京到天津、珠三角城市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网，是发展新城镇以及解决城市群战略所必不可少，实现的恰好是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的公交化;大经济区域之间的快速轨道交通链接，如正在建设的京沪高铁，是实现经济发展以及优化利用资源，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群落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手段。

　　六问：城市大了怎么办?

　　胡垚

　　伴随着工业化、全球化的进程，大城市如何在实现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通过城市规划解决高昂的生活成本、拥挤的城市交通、恶化的城市环境等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一些发达国家的路径或许可以作为中国的参考。

　　城市越大越好?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早在1957年就提出“巨大的多中心城市区域”的概念，将其称为城市群。他认为，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按照戈特曼的定义，城市群具有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即人口规模在2500万人以上、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250人的特大城市。

　　经过20余年的研究，戈特曼提出当时世界上的六大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

　　在工业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大城市地区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导致人口和产业向这些地区加速集聚。

　　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口，即3500 万人口拥挤在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4%的土地上。去东京的游客，可以看到乘客被职业城铁协管员塞进车厢的情景。数百万人口心甘情愿地忍受着如此不堪的拥挤，是因为东京创造着日本很大一部分财富，为了从中获益，人们不得不毗邻而居。

　　同样的，中国的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用全国约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38%的GDP，而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情来看，中国城市群聚集和创造财富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不过，城市群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几乎与高昂的生活成本、拥挤的城市交通、恶化的城市环境、人文精神的缺失等现象相伴而生。关于城市合理规模的探讨和争议也始终与特大城市的发展如影随形。

　　从目前的经验和已有的研究来看，城市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向城市地区的集聚对于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生产效率具有无疑的积极作用。而如何在获取特大城市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尽可能将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则是近年来城市规划领域关注的热点。

　　城市副中心——大都市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大都市规模的逐渐扩大，单中心的扩散已经不能满足大都市区空间形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多中心发展成为现代国际大都市空间格局演变的主导方向，建设“城市副中心”则成为大都市多中心发展的重要选择。

　　“城市副中心”是一个仅次于城市主中心、承担城市诸多主要功能的综合性城市区域。东京、伦敦、巴黎等国际大城市都通过建设“副中心”解决了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矛盾。

　　东京从1958年至今就曾三次实施“副中心”战略。现在东京共有7个副中心，每个副中心既是所在地区的公共活动中心，同时也承担东京作为国际城市的某些职能。

　　作为东京副都心之一的新宿区位于东京都中心区以西，是东京市内主要繁华区之一，仅次于银座和浅草上野。在成为副都心以前，新宿在消费、娱乐行业方面就颇具吸引力。进入5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都东京原都心即原中央商务(CBD)的中心三区，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政府机关、大公司总部、全国性经济管理机构和商业服务设施等高度集中，交通拥挤，建筑高度密集。为缓解中心区过分集中的状态，1958年东京都政府提出建设副都心(即新宿、涩谷、池袋)的设想，并首先从新宿着手。经过近30年的规划建设，新宿副都心已经形成。

　　目前，新宿副都心的经济、行政、商业、文化、信息等部门云集于商务区，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零售批发业、服务业成为新宿的主要行业，人口就业构成已接近东京都中心三区。随着新宿副都心的开发建设，尤其是东京都部分政府办公机构的迁入，副都心的魅力大增，各行业更加积极地涌入新宿，首当其冲的是金融业。

　　仅在以新宿站为中心、半径为7000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160多家银行，新宿已成为日本“银行战争”的缩影。新宿车站以西的西新宿是东京政府新规划的行政与商业新都心，东京都的行政中心东京都厅就位在此处，东京车站南口方向则是百货公司与商店街云集的商业地区。此外，还有众多电影院，酒吧，舞厅，餐厅。地面上建筑林立，地下也是热闹非凡。“西口地下街”、“小田急地下街”都是重要的购物区。歌舞伎町是新宿著名的娱乐区，以“酷马剧场”为中心有各种娱乐饮食场所约2500家。

　　低碳城市之路

　　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必然选择。进入新千年以来，规划领域对于可持续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践，“生态城市”、“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等概念层出不穷，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或许将来也不会有)统一的模式，但它们的核心内涵是确定无疑的——寻求城市生态、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均衡、协调发展。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做出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GDP1%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GDP5%—20%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一场伟大的经济模式创新，低碳经济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碳生产率即每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GDP或附加值比较高;二是社会的人文发展水平、生活质量比较高。技术进步、能源结构和生活消费方式三大因素决定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

　　作为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英国早在上世纪末就开始了城市规划中的低碳实践。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由“英国合伙人”(English Partnerships)发起的新千年社区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设了主题鲜明的7个千年社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伦敦市东南格林威治半岛的格林威治千年村(Greenwich Millennium Village)。

　　格林威治半岛最早是大片的农田、湿地和水池， 188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开发，建设了天然气厂、化工厂和全英重要的造船基地，到1968年，格林威治半岛上的绿地已经被天然气厂蚕食殆尽。从1970年开始，天然气厂逐渐衰落，大片土地被废弃。1997年“英国合伙人”购买了半岛的土地，并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项目，目标是将这个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基地改造为21世纪的新社区。

　　在格林威治半岛总体规划方案中，形成了以半岛北端千年穹顶为中心的放射状绿化廊道，以其串联起商业、办公和居住区，从而打造与自然共生的城市。整个半岛的开发分成若干子项目，千年村即为其中之一，其目标为以可持续的开发模式建成一座生态公园、4500平方米的混合功能区(兼具餐饮、工作室和小作坊等功能)、可持续的社区学校、康体中心、超市和较高密度的住宅区。

　　与英国的一般房地产开发相比，千年村的初级能耗减少80%，用水量减少30%，总能耗减少50%，建筑垃圾减少50%，汽车使用减少25%。为达到这一节能目标，每户都使用高标准的能源方式，如高效的隔热设施、有效的节水用具、循环利用可回收物料与可再生废物等。在建筑设计方面，尽量满足最大数量的朝阳住宅与朝阳开窗，尽可能地利用太阳能。

　　同时，千年村内大面积的生态公园提供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生境，小巧精致的社区广场和活动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而完善的步行、公交系统保障了低收入人群出行的便利，同时也减少了小汽车的使用。最后，千年村内的住房不仅有普通商品房，也包括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实现了多收入层次人群的和谐“混居”。

　　绿色竞争力，值得用GDP来换

　　在“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上，广东省江门市副市长李崴介绍了江门市这些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这几年来，江门市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环保城市、文明城市、国家文明城市等称号;人均绿地为10平方米;同时，是珠三角惟一一个没有重污染的城市。

　　广东省惟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也位于江门市;该市的国家非物质遗产，有七项，包括大家比较熟知的广东音乐等，在民间一直保持着很旺盛的生命。

　　为了可持续发展，江门市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GDP，但是，李崴认为这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