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东风型机车还在用吗: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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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令之幕后
蒋介石国民党这时态度游移，共产党方面的情况其实也有颇多相似处。皖南新四军直拖到蒋手令所限最后期限，仍不能具体实施北移行动，不得不与中共中央、第三战区以及国民政府军委会多方商量，甚至再三要求展期，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前此种种军事磨擦和冲突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充满了疑惧心理。
11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拒绝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其他北移要求，惟皖南方面“答应北移”。[31]这也就是说，皖南新四军北移已成定局。因此，从11月开始，新四军军部就在认真考虑北移方案问题了。而当时情况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走东线，即向东经苏南然后北渡长江，与江北新四军会合。这一方案最初也征得了第三战区的同意，当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就派出北移先遣队1700人，经过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驻地，由苏南实现了北渡。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允许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北，并非想要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扩大其在江北的根据地，而是想要让新四军军部过长江后，下一步与江北的新四军按照前令，于1月底全部从苏北向北移过旧黄河河道。此前10月间新四军江北陈毅部对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发动黄桥战役，重创了国民党坚持苏北敌后的主力，已经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只因蒋寄希望于江北新四军仍能遵命限期北上，新四军打的又不是中央军，故他对黄桥战役没有做出强烈反应，且未禁止皖南新四军继续走东线。不意，11月底至12月上旬，由于错估了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根本消灭苏北韩德勤部。[32]战役刚一打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日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33]蒋随即也于10日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因顾并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故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
既然要新四军军部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的刺激所促成，说其中含有重大阴谋，自然难以成立。[34]皖北这时在桂系李品仙部的控制下，与新四军的关系较为紧张。沿江又有日军封锁，原地北渡确有相当危险。不允许新四军走东线，而要其走北线，这自然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北移的难度。白崇禧在1940年10－11月间也确曾有密电给李品仙，李部这期间也确曾做过防堵新四军北渡的军事部署。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及第三战区指定的北移路线是走苏南去苏北，而非走铜繁去皖北。桂系军队害怕新四军军部直接北渡，与其境内新四军合股，造成类似黄桥事件那样强弱易手的严峻局面，因而一度必欲乘新四军“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35]，亦可想而知。问题在于，12月10日蒋下令改变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之后，这种部署即未再出现。根据蒋、顾12日和15日要求第二十一集团军“对匪应暂行停止攻击”，“暂取守势”的命令，李品仙不仅开始通知各师:“饬知新四军开赴河北作战，仰各团政工人员会同当地党部切实宣传毋使潜滋”，而且明令相关各师做出相应部署了。[36]当然，“暂取守势”，并非不做进剿准备。依据蒋令，李品仙亦于28日，即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第二天，做出决定称:“如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不遵中央命令，延留滋扰，则进出淮南路以东地区廓清之”。[37]
事实上，即使深恐部队遭受围歼的项英，在得到蒋下令改走北线的消息时，虽猜来猜去，也没有怀疑过蒋、顾有所谓“诱歼”的阴谋，只是怀疑李品仙会否放弃过去的防堵部署而不让新四军渡江。他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后，先是担心“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北渡则不能渡，（届时）势将进返两难”。而后则怀疑国民党是否“故意使我不能北渡”，或“使（我）在北渡中遭敌歼灭”？其后则猜测“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且顾虑由云岭军部驻地到江边，必须穿过日军封锁线，部队“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总之都还没有想到会遭遇国民党军诱歼或伏击的可能。[38]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皖南新四军北移困难重重，但他开始时也深信蒋、顾不会阻碍。他在给项英的电报中明确讲:“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直到12月中旬以后，他才感到问题严重，开始催促叶、项要迅速北移。到12月下旬毛虽一度想要拿皖南再缓移一个月来要挟国民党，但在得到周恩来26日关于与蒋谈话的通报之后，已不再迟移，而是严令叶、项迅速北移了。[39]不过，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也并非就是项英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到1940年12月底，新四军领导人中对北移路线仍有争论。实际上叶挺就仍然认为部队分别走铜繁和苏南北渡更稳妥，因为只要能够争取到顾祝同同意部分队伍，如一个团经苏南北渡，万一铜繁北渡遭遇日军拦截，即可名正言顺地要求分批走苏南。这也是叶挺1月2日还在致电顾祝同，商量分地北渡，并强调原地北渡“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的一个原因。[40]
正因为存在争论，中共中央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确定的意见。毛泽东在12月27日的电报中就肯定过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强调叶、项在渡江时“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41]故28日新四军军分会开会，也仍旧做出了基本依照蒋令走北线，即大部队直接渡江去皖东北的决定。对此，毛泽东在次日的复电中更是明确表示同意。电称:“（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即叶挺－引者注）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42]然而，重庆的周恩来对此颇感担忧，认为“分地北渡有危险性”，而寄希望于蒋桂皖北让路，恐做不到，因据情报“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故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显然认可了周恩来的意见，并于30日再电叶、项要其考虑。鉴于这种情况，也考虑到蒋介石和顾祝同有明令禁止直接走苏南，重新申请时间上也来不及，项英等最终不能不决定改走南线，即经茂林绕道三溪，转至天目山脚下，避过堵在东去苏南路线上的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一0八师驻地，向南绕道经苏南北渡。[43]
走南线并非没有危险。尤其走南线明显地违反了蒋、顾的命令，且是向第三战区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何况到12月底和1月初，项英等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第三战区正在加紧调动部队，在茂林以南构筑包围圈。但在项英等人看来，第三战区构筑的防线毕竟距离云岭较远，新四军尚有回旋余地。且迅速南下茂林，绕道三溪，经天目山脚下之宁国、郎溪到达溧阳，然后再伺机北渡，应为出其不意之一着。只要能够突破并控制住三溪镇，就能达成转进之目的。而根据他们的情报，上官云相正在将由税警部队改编的第四十师调来向三溪镇一带填防，未必能够赶在新四军前面完成防御部署。即使四十师抢得先机，将部队部署完毕，以新四军现有兵力，突破一个刚刚调防上来，尚未完成防御体系，又是由非正规部队改编的师的防线，到底比原地北渡遭遇日军和李品仙部拦截，或直接东去苏南突破五十二和一0八两个师的防线，安全系数要大得多。正是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项英等研究再三，才于1941年1月1日做出了冒险走南线的最后决定。
项英和叶挺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对此举的危险性讲得很清楚。电报称:“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九师、四0以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其后，项英还有专电报告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他们的意图，“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44]在这里，项英等人的态度非常明白，就是已经做好了与国民党军正面冲突的准备，“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中共中央对此显然也是同意的。它于1月3日，即皖南部队开始北移的前一天，明确答复项英等称:“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45]
注意到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1月4日皖南新四军的北渡，不仅是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开始的，而且其最终决定也是在部队出动前三天才确定的。[46]部队行动前，已经知道顾祝同允许一个团走苏南，但仍决定坚决全部南下茂林。因此，第三战区，乃至负责围赶的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是不可能针对皖南新四军在茂林以南预设陷阱的。实际上，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南线的部署，是按照前述江北新四军贸然攻击兴化，或皖南新四军不能遵命北移的情况下，准备向云岭新四军军部进剿而设计的。它并不含有在茂林一带围歼新四军的内容。因此，直到6日晨，新四军先头部队在攻击前进的命令下，与已经进驻三溪，且前伸至高岭的国民党军四十师搜索部队交火后，第三战区才得知新四军南下的消息。[47]根据台北保存的大溪档案及中研院近史所刊布的《徐永昌日记》（影印），可知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令部得到皖南冲突的具体报告，已经又是两天之后的事情了。当然，蒋介石对此时发生战斗，也并非毫无准备。因为，恰在这一天，蒋介石也已经向顾祝同、李品仙等下达了以游击战强制执行北移命令的指示。其电称:“（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击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48]
多半是根据蒋此一电令之精神，顾祝同及上官云相当天就下令从7日凌晨开始对茂林地区的新四军进行围剿。顾祝同则直到8日才正式通过电话通知蒋介石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他在电话中说明，新四军不遵指定路线北渡，而是准备南下然后东去天目山一带再行北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新四军“非向镇江一带渡江，参加攻击我韩德勤军，即系绝不渡江准备窜扰后方”。[49]当日，他并通过密电向总参谋长何应钦通报了上官云相的作战部署。正因为如此，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皖南事变发生数天后，其8日晚和9日才有和白崇禧等具体讨论应付办法的记述。他的态度自然是当即批准“积极肃清”。其内心里则估计战事不会过于严重，即所谓“中共决不敢在此时有所叛乱也”。[50]
自8日顾祝同来电话后，第三战区不断有捷报传来，重庆军事高层中许多人兴高采烈，白崇禧等因此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向陕北、华中，乃至华北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进剿。但这显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因为蒋最担心的就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会全面破裂。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担心中共借机“扩大叛乱”。他深知国民党此时并无两面作战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对白崇禧扩大剿共范围的提议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见，而且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批评白称:“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他再三表示:“对中共决以消灭其组织为主，而对其武力次之。”[51]包括对已经被包围的皖南新四军，蒋依据以往的作战经验，也没有对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围剿作战抱以多大的期望，反而担心围剿不成不仅会根本破坏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移过黄河的划界方案，而且会逼其分股流窜后方，留无穷祸患。故蒋得到皖南事变消息后，虽赞成“积极清剿”，但目的却还在以此来达到强制执行北移命令的意图。他明确表示:“对皖南新四军，余只求其遵命渡江。”“只要其求饶而能从命”，则尽可放其北移。且再度重申新四军应以无为地区为集结地，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52]直到顾祝同随后来电说明已全歼新四军军部，俘虏军长叶挺等之后，蒋才不再有其他表示。惟在军委会开会时，蒋对善后处置的态度仍与多数与会者的强硬态度不尽相同。与会者这时大都赞同白崇禧的意见，主张“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53]蒋却因顾虑中共的反应而相当犹豫和慎重。据徐永昌日记，1月15日上午在军委会会议上，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和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外，余均同意白崇禧的主张。下午3时再度讨论时，多数人的意见仍坚持强硬。徐永昌即明白宣称:只要不是军事上全面破裂，“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开的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假借利用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今日已迟一年半，再迟恐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从始至终均未表态，会毕仍表示:“再考虑一夜”再说。[54]
又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斟酌，蒋介石到16日晚才最终下定决心，同意照白崇禧的意见行事。他对自己改变态度的解释是:“此虽违反我意，但事既如此，则应撤消其番号，将叶项交军法会审，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因此时“若无最后制裁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可藉外力要胁，而俄国之已允拨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为容共之要求。以后我之国权全操之于人矣。故乘俄械将运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因俄国有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所迁就。”[55]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甚至对白崇禧的办法也一直态度犹疑。其最终虽不得不追认事变的结果，表现强硬，内心里却正如毛泽东此前所估计的那样，“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