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4d内燃机车污染: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 3 》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

毛泽东艰难抉择

说蒋介石没有袭击新四军军部的精心计划，事变后亦不曾想扩大事态，破裂两党关系，这时的毛泽东自然不会相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其实就已经对强硬地推行限共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颇多怀疑了。但基于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还多少存有一些幻想。1940年10－11月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当时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毛泽东甚至一度怀疑蒋之北移命令包含有与日本勾结，两面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大阴谋，准备破釜沉舟与蒋死拼。但与共产国际反复交换意见的结果，他最后还是认定国民党的“剿共”只能是局部的，而且是“大吹小打”。断定“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58]正是由于一直相信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国民党在抗战中就不会主动破裂两党关系，突然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刺激之大亦可想而知。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目的何在，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事变之初必须要做出准确判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新四军选择南下，事先显然报请过中共中央批准。部队秘密潜往茂林次日，也曾向中共中央通报过具体位置，而后即失去联络。11日经中原局接通电讯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聚歼计划已部署完毕，次日即发起了总攻，新四军无论粮弹和地形均已难以坚持抵抗。鉴于此，中共中央迅速于12日电告重庆的周恩来，要其向国民党提出严正交涉，即日撤围，以证明国民党并非有意破裂。中原局刘少奇等也曾气愤地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停止围攻皖南新四军）”。[59]毛泽东显然认为这是解围皖南新四军一个可行的办法，故13日即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胡、陈十二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60]

13日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紧急找到刘为章，说明皖南事变情况，说明华北、华中中共部队“气愤填膺，几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对新四围攻，才能免危机于万一。”刘答复周、叶称:蒋昨夜已要贺耀祖用电话告诉顾祝同，“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你们应予帮助，不应为难。”对周提北渡只能走苏南，不能走皖北问题，蒋且通过刘表示可以走苏南，只是“部队过江后，不得打韩德勤，且过江后不得盘踞，须遵命继续到河北去。”[61]次日，周恩来又再度通过张冲向蒋抗议，张报告蒋后即转告周、叶说:蒋特别要求周、叶转电中共中央，“勿将事件扩大”。而蒋的态度很明确:“（一）新四军北开中央决不留难，此次冲突，听说是新四军先开枪。（二）希望新四军继续向北开。（三）如此路不通，转向皖北开亦可，命令李品仙勿留难。（四）我已下令新四军过江后发弹十万并饷。”周因此颇感乐观，要求马上询问叶、项:“采取那条道路折进苏南，以便作更具体的交涉”。[62]

但至14日，已有消息称:“上官云相十三日未时解决我七千余人，另有千余人已命坚决解决。”毛泽东深知情势危急，因而致电周恩来称:“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63]时至于此，毛泽东等对事变性质的估计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当天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曾有电要求除苏北、山东部队准备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外，还特别提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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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晨，周恩来再找张冲催问停火令事，张以电话向蒋报告，蒋答复称:12、13日已有两令给顾，或许下达迟延，但顾不会不听命。周可电告叶项放心东进，他可再发一电给顾要他停战解围。叶剑英当日询问刘为章，刘也是同样说法。但周这时已得知上官云相和何应钦关于皖南战况的电报内容，知道国民党军并未停止作战，因而愤然电告毛称:“恐蒋、刘等所说的是鬼话。”[65]

得知国民党并无停战解围意图，进而听说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在15日的政治局会上，他痛斥项英“在政治上早已成为俘虏”，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的代表，“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接到周恩来电转述蒋已数令解围和要叶项放心东进电报，又得知孙科、冯玉祥力劝中共中央顾大局勿施报复的意见，他更加愤然，复电周、叶称:“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66]

据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电报称:新四军上万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转移，却受到蒋部署的7万军队的围攻，双方已血战八个昼夜。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0万军队，包围并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集中了20多个师对我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这种进攻。[67]

毛泽东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其对形势估计之严重，以致于不得不未雨绸缪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计划，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因为事情很清楚，他虽然再三强调“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破裂两党关系，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展开大举进攻的情况毕竟还未发生。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这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如何办”？[68]总不能听之任之，忍下这口气。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时显然比毛泽东更冷静一些。15日当天，刘致电毛泽东等称:“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大举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据此，他的意见是:“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因为“一、目前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几着:1、打韩德勤、沈鸿烈。2、华中主力集中，经雪枫地区过新黄河出击。3、陕北部队向西兰大道出击。4、华北部队向河南或向绥远出击。5、全国各地党部实行武装起义。除此以外就只有个别小军事反攻之可能了。二、上述各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如果再遇挫折，则对我更有极大不利，那时，反共高潮更难压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而政治上反攻则较易行。如向国民党抗议并发宣言，提出释放叶、项及所有被俘人员及全国所有被捕党员，不得杀害一人，赔偿所有损失及抚恤死伤，枪决上官云相等肇事凶手等要求。且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正式与我党破裂等。[69]

周恩来不反对报复作战，但他基于曹甸战役的教训[70]，认为不宜打韩、沈，而应打李品仙和李仙洲。他在16日的电中说明:“打韩、沈，在政治上为报复，在军事上为攻坚，易于持久，消耗弹药，为敌增援，且可引起胡宗南在西北报复的藉口。”“如准备打李品仙或李仙洲，则政治上为自卫，军事上为以逸待劳，易于求得速决的运动战，且可获得补充，使韩、沈更孤单，使顽固派军队更胆寒，更可教训蒋、白。”因为“我们一出手，以能打得响、打得快，而仍争取抗战继续为有利。如拖和延长，消耗大，陷于被动，而造成不得不扩大局面，是不利的。”[71]

然而，1月17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举措，再度使毛泽东坚信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有备而发，是准备大破裂的信号。在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讲:“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何应钦、白崇禧齐皓电是对全国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朱、彭佳电仍不能转变其态度，“就证明了（其）决心反共。”“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意）”，“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一网打尽大捕共党，捕杀各办事处，因此我办事处必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中间派让我让步，顾全大局，实际上是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我们”的。[72]书记处据此密电周恩来等，“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审判叶挺，证明国民党有准备破裂之决心。而重庆谈判中证明蒋纯以鬼话欺骗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返延。渝办干部设法分批回延，仅留三数人敷衍门面”即可。[73]

20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称，白崇禧已下令对华中决以4个师扫荡，另以138师和173师扫荡淮南路以东。如八路军南下增援，仍以新四军看待，惟战术上应避开其主力，专门消耗其弹药，以游击战对游击战。战斗后对上级报告，则说他们打我们。周分析:蒋的策略是要分区剿共，各个击破。[74]毛泽东因此更加印证了自己的估计，他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从根本上考虑”国共关系问题。“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十七日国民党的谈话，不取消这种文件，我们决不能与蒋及军事委员会有公文来往。自蒋十七日发表公开破裂文件后，表示蒋首先破裂，因此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皖南失败的代价是值得的。”据此，毛泽东当天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称:“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们甚为有利。”[75]中央书记处并再度要求“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76]

又经过几天的慎密观察，中共中央于23日再度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进一步得出结论称:一周以来的种种事实都证实，中日实际上已经休战，不议而和，全国破裂已经开始。“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对蒋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在当天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更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事变性质和后果的看法。他写道:“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77]

中共中央的形势估计和应对方针，这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与莫斯科方面认识不同。

莫斯科对皖南事变的发生，亦深感不安。尽管国民党方面及时地通知了苏联大使，皖南事变仅为地方性事件，不会影响到国共两党关系，但仅据蒋介石日记，从1月17日军委会发言人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取消其番号之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驻华大使，就频频造访，对国民党的做法提出种种批评，弄得蒋不胜其烦。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更以拒绝出席国民政府驻苏大使宴会的方式，显示了苏方的强烈不满。[78]据周恩来报告称，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刚一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就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提议“皖南主力应坚持北上，另在江南地区视情况约留一小部干部和武装，埋伏在民间。如国民党质问时，（可）作为此次被包围攻击后的散兵。”“到江北后国民党将继续迫你们北上，那时可以答复他，鉴于皖南事件，如要继续北上，必须先将江苏境内国军全数离开江苏，应求得安全北上的保障。这样仍能拖延。”考虑到国共内战可能爆发，他特地请中共中央“迅速调查兰州到延安间各种情况（道路、碉堡、驻军、民众、粮食等）”，包括西北五马及傅作义部的情况，以备万一援助之需。并称:“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余有权暂时停止援华军火于哈密途中。”[79]

但是，莫斯科并不赞成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设想的对抗措施。还在事变爆发前夕，即1941年1月4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曾针对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激烈态度，在电报中提醒过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80]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相信自己以前的估计和态度并没有错，错的其实是莫斯科。再加上他15日给共产国际去电后，莫斯科方面一直没有回复，因此，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故一再向党内各领导人强烈地表示对莫斯科的不满。刚一得知新四军全军覆灭的消息，他就愤然致电周恩来，要周质问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但苏联大使和武官都表示，目前局势须有全局的观察和布置，尤其要从各方面探查，蒋介石是不是与日本有秘密联络，或有新的谈判。要判断蒋是否有意破裂，不仅要注意华中国民党军，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军的动向。虽然必须积极加强军事准备，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战继续。”[81]但毛泽东仍坚持蒋就是蓄意破裂。20日，他在电报中干脆告诉各方领导人说:现在的“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82]23日政治局会后，毛泽东更是尖锐地批评苏联继续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做法。他明确地告诉周恩来:“朋友们的意见是错误的，请对朋友们说，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要他们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83]25日，看到周恩来转达的苏联大使等各方的意见，强调蒋并非真要破裂，认为延安的估计有些过激等，毛泽东当即明确表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84]

然而，毛泽东不满归不满，莫斯科的态度仍旧不能不重视。这是因为，毛泽东对形势的严重估计，使他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主动或及早准备反攻的问题。可是中共军事上，尤其是在装备和武器弹药方面，困难极大，与国民党军完全不能相比。毛泽东为此曾特别询问过指挥华北军事的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较坚固之碉堡否？”因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彭的答复显然不能令毛满意。毛随后明确告诉军事领导人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援助，要同时对付蒋日两个敌人，就会极其困难。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相当反感苏联继续援助国民党，明确讲:“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请要武官设法停止”，因为“蒋介石反革命是确定了的。”当然，毛泽东不能不同意苏联武官关于应当尽可能延长蒋介石抗日时间的说法，称:“苏武官延长时间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问题是“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五月后他们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85]

莫斯科的态度显然极大地约束了毛泽东的反攻计划。而恰好在毛泽东反复考虑军事反击可能性的这个时候，即1月下旬，日本开始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乘国民党抽调兵力向华中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机会，对河南突然大举进攻。这一新的变化证实了莫斯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毛泽东前此关于中日已告休战，蒋介石即将叛变的形势判断。在这种情况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方面固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告诫全党要做好与蒋介石分裂的准备，称:蒋介石已经从革命走到反革命，国共破裂的前途已经确定了，“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由于日蒋尚未公开妥协，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国共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当前的策略仍然应当是政治上坚决反攻，而军事上须取守势。[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