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警戒线hktv浩义:毛泽东在武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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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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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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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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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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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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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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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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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永久魅力的历史伟人，他的魅力来自他建立的无与伦比的伟业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毛泽东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探索的一生。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独创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这条革命道路指引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地领导了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又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毛泽东思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将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从1918年起到1974年止，曾亲临武汉40多次。武汉，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留下了毛泽东的光辉足迹。
五四运动前，大批追求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华大地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1918年8月15日，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毛泽东等人离开长沙赴北京，16日抵达汉口。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武汉，虽然停留的时间只有两天，但他对辛亥首义之区的武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9年8月，北洋军阀、湖南省督军张敬尧强行解散湖南学联，封禁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12月初，张敬尧又残暴镇压了湖南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三湘四水为之愤怒，湖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2月中旬，参与领导这一运动的毛泽东率30余人的驱张代表团赴京活动，途经武汉。在汉口，毛泽东散发了他在长沙起草的《驱张宣言》，向全国民众历数张敬尧的滔天罪行，号召国人助湘人一臂之力，视张毒为全国公敌，先驱张而后快。在武汉期间，毛泽东第一次会晤五四时期武汉地区先进青年领袖恽代英，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把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促膝谈心，交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经验，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并决定加强新民学会和利群书社之间的联系。1922年，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杀害了长沙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不久，毛泽东亲赴上海等地揭露赵恒惕的罪行，在返湘途中来到武昌，住中共武汉地委机关所在地武昌黄土坡27号，同武汉地委负责人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多次交流了党组织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
1926年下半年，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席卷长江流域，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武汉逐渐成为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为了指导全国农民运动，来到武汉。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的特别会议。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l2月17日，毛泽东离开汉口前往湖南，深入到如火如荼的农运斗争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踏上乡间小道，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公里。2月12日毛泽东由湖南返回武昌。2月16日，毛泽东在武昌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13点意见，第一次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土地问题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宣传的问题，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要求中共中央采取新的农运路线。2月中下旬，春寒料峭，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4l号一盏煤油灯下奋笔疾书，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以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阐明了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身份出席大会。他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向会议提出了《对农民宣言》，指出：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强调“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成功。春末，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制定了农民土地、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等决议案，规划了农民政权的组织形式与组织结构以及加强农民武装建设的途径，指出“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认为“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要求“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为大革命高潮时期的中国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代表了当时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最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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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毛泽东不仅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进行了勇敢探索，而且以巨大精力指导了全国农民运动。1927年2月中旬至3月初，毛泽东多次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作了《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并被推选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3月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始上课，毛泽东任常委，负实际之责，全国17个省800多学员参加学习。3月30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被推选为常委兼组织部长。
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大恐惧与仇恨，他们不仅极力诬蔑、攻击农民运动，而且勾结土匪势力残杀农会干部，进行疯狂的反扑。在这阶级生死大搏斗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一边，同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27年2月27日“阳新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力主严厉制裁制造惨案的凶手，坚决支持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发布《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提案，指出：“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4月初，毛泽东和邓演达主持“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协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政务委员会、湖北省农协派出两连军队前往阳新，严惩了杀害农会于部的罪魁祸首，为广大农民伸张了正义。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2日，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识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4月下旬，湖北麻城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匪徒武装暴乱，围攻麻城县城，5月中旬毛泽东派出中央农讲所学员300人，全副武装飞暴驰援。中央农讲所学生与湖北省警备团一个营以及当地农民武装协同作战，很快击溃了红枪会匪徒，凯旋而归。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农民，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毛泽东、邓演达等人的努力下，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毛泽东等5人被指定为委员。从4月初到5月6日一个多月的土地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在会上发言，鲜明地阐述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他从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保护革命的战略高度，阐明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土地革命的原则、步骤和方法，强调没收土地问题是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为政治没收，第二步为经济没收，视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不搞一刀切，依靠农民的力量，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土地公有”，不主张照搬苏联“土地国有的办法”，认为“土地国有”的口号不适合中国农民几千年形成的心理习惯。毛泽东的这些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中共党人，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某些高级军官的反对，党内陈独秀等人也采取不支持的态度，土地会议最终未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久，毛泽东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就土地会议的召开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文中指责了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动摇，同时也指出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准备不足，没有把土地问题当作“中国国民革命的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批评党领导机关始终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核心问题是不要破坏同国民党的关系，如果国民党领袖不想解决土地问题，那就不必要求他们解决”。结果，党在“土地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谁也没有期待它作出的让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向大会提出了他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制定的农民土地、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等提案，但未提交大会讨论就被否决了。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5月下旬，革命形势急转直下。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淹没在血泊中。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及全国农协号召湖南农民推翻在长沙的反动军阀，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对许“免职查办”“明令讨伐，肃清乱源”。[NextPage]
土地会议受阻和“马日事变”血的教训．使中共中央大多数人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因此6月上旬，党内有了一股进攻的空气。6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发动农民暴动，解决许克祥等反动军队，以中共自己的力量恢复湖南革命局面。毛泽东临危请命，要求回湖南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召集被迫来汉的湖南同志开会，要求他们回到家乡，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迅速赶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湖南。7月初，毛泽东被召回武汉。7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34次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陈独秀强调把农协会员送到国民党军队“当兵最好”的主张，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农民自卫军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提出了农民武装上山，等待时机，徐图发展的战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作出了南昌起义和在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的伟大战略决策。在这革命转折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勇挑重担，在汉口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为中心暴动，造成四五县的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军事上，由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浏、平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组成一个师的兵力，以作为暴动的先锋队。《大纲》更明确地提出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设想。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痛定思痛，就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问题、土地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求发扬党内民主，“上级机关要尽心听取下级的报告”；关于武装问题，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讲话切中要害地指出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道路。
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武汉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了他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艰难革命历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5月16日、17日，武汉三镇相继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武汉的历史宣告结束。英雄的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改造旧武汉，建设新武汉的热潮。围绕着恢复与发展生产这一中心，武汉市仅用3年多的时间就成功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圆满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毛泽东，这位改变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巨人，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岁月，就开始把目光注视到武汉一一这座地处祖国腹心的城市。对武汉，毛泽东不但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而且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1950年4月15日，当他得知武汉震寰纱厂、裕华纱厂、申新纱厂等私营企业因银根吃紧，成品卖不出去，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时，便批示陈云对这些厂家“应予维持”。1952年，毛泽东批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并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荆江分洪工程的全面竣工，增强了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为保卫武汉堤段的安全作出了贡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应该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理当成为新中国中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为此，在国家批准的“一五”建设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武汉被指定承担7项，其中包括全国第二大钢铁工业基地——武汉钢铁公司以及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锅炉厂、青山热电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武汉长江大桥等。这批重点项目的竣工，将奠定武汉市工业建设的基础，使武汉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1953年2月，正当武汉人民兴高采烈地迎接和投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第一个新春之际，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国事中挤出时间，于建国后第一次南下，来到了离别26年之久的黄鹤故地，与武汉人民一起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几次召集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的主要负责入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等座谈，详细询问了武汉市有关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等方面的情况，指出，“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资本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明确表示：“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他还提出：“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并教育干部反对官僚主义，“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2月18日，雪后初晴，风和日丽，毛泽东在武汉地方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沿着盘山小道，登上武昌蛇山的黄鹤楼。毛泽东凭栏伫立，极目楚天，武汉三镇和被长江隔断的京汉、粤汉铁路尽收眼底。就在这滚滚长江边，毛泽东同意了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表示赞成铁道部提议的龟山、蛇山线桥址方案。19日上午，毛泽东还特地让王任重替他把江岸区交易街(现属大智街)街长陈光中请到惠济路16号招待所，询问了有关街道工作的情况。当他听说群众热情很高，干劲大，什么工作都积极主动抢着去做时，便告诫陈光中以及在坐的干部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克服官僚主义，不要脱离群众，为人民掌好政权、巩固政权。上午11时半，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舰顺流而下。在船上，毛泽东向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详细询问了长江水文资料的整理情况，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以及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的设想和规划等情况。毛泽东这次视察长江以及他后来多次找有关人员深入了解修建三峡水利工程和长江流域总体规划所得到的大量资料，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53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就自己的这次视察活动，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制造出产品?”
1954年至1955年，毛泽东曾三次来汉视察，停留时间都较短暂。1956年5、6月间，毛泽东接连三次横渡万里长江，并挥毫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一千古绝唱。从1956年5月到1966年7月的11年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达17次之多，创造了让国人瞩目、令世界震惊的奇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高龄出现在长江的波涛之中。这天，正值武汉市举行第11届渡江比赛。毛泽东乘快艇检阅了由5000名游泳健儿组成的100个方阵，并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挥手致意，高呼“同志们好！”“人民万岁!”毛泽东随后以雄伟气魄，最后一次畅游了长江，历时1小时零5分，游程达30华里。正是在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带动下，一代又一代的武汉人，投身波涛汹涌的长江，劈波斩浪，年复一年谱写了一曲曲豪迈壮美的渡江诗篇。1956年毛泽东首次在武汉畅游长江时，作为“一五”时期国家在汉投资的7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处于紧张施工阶段。下水之前，毛泽东乘“武康”轮巡视了大桥水、陆施工现场，听取了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的汇报。1957年10月，凝聚着毛泽东辛勤汗水的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两年建成并正式通车。通车前夕，毛泽东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徒步视察了这座贯通南北的万里长江第一桥。站在高高的桥上，眺望一天天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武汉三镇，毛泽东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当听说“黄鹤楼因修大桥拆了，现在正计划着重修”时，他立刻赞同：“应该修，这是历史古物。”不久，他还为新建的武汉长江大桥亲笔题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58年，是毛泽东在武汉活动最频繁的一年。这年3月底，成都会议后，他顺江而下，4月l日到达武汉，2日便在东湖客舍接见了以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为团长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与他们一起留下了历史性的合影。这是毛泽东首次在武汉接见外宾。从此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在武汉开展外事活动。在这里，他接见过外国元首、高层次的来访者，也接待了友好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代表团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信仰的各阶层人士。他以深邃而豁达的思想、谦虚而纯朴的作风与外国客人纵论天下风云，在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和朋友友好交往的历史上谱写了信任、友谊、沟通、理解的篇章。4月6日，毛泽东亲临“武汉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会场，会见了武汉市科研、设计、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5000多名科学技术工作者，勉励他们不断进取。11日傍晚，冒着蒙蒙细雨，毛泽东参观了座落在东湖湖畔的武汉地方工业展览馆。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工人们克服困难，寻找代用原料这种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并鼓励大家对既安全方便又经济耐用的产品好好加以推广。在汉期间，毛泽东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汉口工作会议以及历时9天的12省、市协作会议。
9月1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视察，武汉是他停留的第一站。12日傍晚时分，毛泽东亲自到秀丽的珞珈山视察。他首先参观了武汉大学校办工厂。来到化学系炼焦厂，当听说全厂三十几个人分两班劳动时，他关切地问：“那一班不是要干12个小时吗?”同学们连忙解释：“现在还没有正式投产，以后还要作适当调整。”毛泽东才满意地点点头。8点钟左右，毛泽东来到灯火辉煌的大操场，接见了武汉大学、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4所高校的13000多名师生员工。毛泽东健步走上行政大楼前的台阶，向全体师生员工挥手致意。13日下午，毛泽东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起兴致勃勃来到武汉钢铁公司，观看一号高炉出铁。毛泽东满面春风不断亲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是不是有把握呢?”当听说有99％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料不到的万一时，毛泽东笑了笑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下午3时25分，火龙般的铁水沿沙沟蜿蜒奔腾而出，从出铁台飞泻而下。望着奔流的铁水，毛泽东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连连向炉前工们鼓掌致意。毛泽东离开武钢时，微笑地望着武钢经理李一清，语重心长地叮嘱：“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型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14日晚．在洪山礼堂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战斗在武汉市不同工作岗位的100多名妇女代表。毛泽东对妇女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寄以深切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动起来。”15日早晨，晴空万里，阳光和煦。毛泽东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视察了武汉重型机床厂。毛泽东步入提前一年基本建成并已全面投入生产的武重厂房，询问了工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还深情地向来这里援助的苏联专家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还连续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全国掀起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9、10月间达到巅峰。它的出现，固然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甚了解的状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毛泽东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下来，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毛泽东公开批评了“务虚名而受实祸”的现象，认为整个说来，大家还没有能够认识、掌握和熟练地运用客观规律，并承认包括他在内．犯了“冒失”的错误。这两次会议，为11月28日一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作了准备。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然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全会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虽然还保留了相当多的高指标，但钢的产量已由原来的2700—3000万吨，降为1800—20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已从500亿元降到了360亿元。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终于迈开了纠“左”的一步，并取得了最初的成果。会上，毛泽东提议自己不再担任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毛泽东这一建议获得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同意。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在武汉还停留了一段时间。12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共武汉市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这天，他还接见了湖北省、武汉市的负责同志，谈到农业、工业调整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他说：“过去知道稼穑之艰难，不知工业之艰难，不知运输之艰难，现在才慢慢地了解这个问题”；“农业要搞细收细打，要搞商品生产，要搞专业化，要多出能卖钱的东西，要让15％的人干”；“只有工业与农业两头挑才能走路，不要挑太重了就是，一头50斤就是”；“动力与交通是先行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1959年至1965年，毛泽东每年都要来武汉视察，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在这里，他进行调查研究，思考国内外大事，处理中央文件。
1966年，正当全国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场按毛泽东的意愿是防止资本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大革命”，由于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加之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结果只能是造成全国大乱。武汉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难以幸免。而这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因此，他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某些错误加以纠正、约束。1967年6月，武汉地区造反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冲击武汉军区，与“百万雄师”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成为全国最乱的地区之一。7月中旬，毛泽东抵达武汉。针对武汉群众两派严重对立，他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谢富治、王力等人阳奉阴违，煽风点火，挑起事端，导致震惊中外的“七•二○”事件爆发。1971年8月中旬，“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南巡，第一站便是武汉，然后去长沙和南昌等地。毛泽东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着重谈了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毛泽东批评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并指出：“有人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的南巡讲话，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
1974年7月18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来到武汉。这时，毛泽东已是81岁高龄，但他依然日理万机，处理了无数国内外大事。在停留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先后接见了多哥共和国、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毛里塔尼亚共和国以及加蓬共和国等多国的首脑人物，在他以政治家兼外交家的风度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的生涯中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0月12日晚间，毛泽东离开他十分依恋的东湖住所——梅岭l号去长沙，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武汉。
随着岁月的流逝．毛泽东在武汉的伟大实践活动已成为历史，但他的不朽思想永远激励着武汉人民，他那光辉形象将永远伫立江城。
毛泽东永远活在武汉人民心中!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指点江山”
1926年底毛泽东辗转来到武汉，到1927年8月中旬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武汉政坛风云际会，革命形势发生突变，关键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己任，“指点江山”，辨明方向，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农民运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1926年10月，北伐攻克武汉后，全国革命的重心迅速从珠江流域移向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为了指导中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从广州辗转上海来到武汉，准备组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革命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革命热情，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一场农村大革命掀起了中国革命新的高潮。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赶跑了从来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打倒了一向趾高气扬的地主富农。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革命不会一帆风顺，土豪劣绅地主富农也决不甘心农民们吆三喝四，他们或跑到城里诬蔑农民运动，或隐蔽起来破坏革命。城里的绅士听说农民“造反”，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国民党右派与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趁机指责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搅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附和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应该加以限制。
在党内，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担心农民运动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开始责难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
对于农民革命的境况，毛泽东很是忧心。为了求得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他决心实地考察。恰在这时，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来电请求他到湖南指导。12月17日，毛泽东从汉口抵达长沙。在长沙，毛泽东参加了湖南农协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对于湖南农民运动给予指导。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到达湘潭，开始了他历时32天，行程700里的考察工作。这段时间，他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看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把他们戴着高帽游街游乡；经济上不让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租退佃；推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
本来，社会上、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让毛泽东十分忧虑。但通过1个多月的考察，毛泽东从湖南各地农民协会新鲜活泼的生动事例中，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加清楚了。
2月12日，刚刚回到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立即致信中央，指出：“在各县乡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农民运动“乃中国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是“好得很”，而并非“糟得很”；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而不是什么“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在农村“从来就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
如此迫切的呼声，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央的重视。但是毛泽东没有停止下来，他很快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运动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是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公开刊登。3月间，中共中央局委员、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该文前两章。随后许多刊物竞相转载。4月11日，瞿秋白将这篇报告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交给汉口出版单行本，并亲自作序，他满怀热情地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毛泽东就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王”。
要培训好农民运动中流砥柱
在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之前，毛泽东找到董必武商量解决农民运动讲习所房屋问题。在董必武的帮助下，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校址选定在武昌前私立政法学校。毛泽东还在湖南考察的时候，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推举毛泽东等组成筹备处，将农讲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从湖南返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尽快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的重要作用。2月下旬，毛泽东即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原来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民运动讲习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提议，并确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组成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委员，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处，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
为了办好农讲所，毛泽东经常去指导招生招考工作，并积极联络恽代英、方志敏、彭湃、李汉俊、夏明翰等，邀请他们担任教员。
3月7日，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备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来自全国17个省的739名学员开始了新的旅程。之后，尽管毛泽东非常繁忙，必须参加国共两党一系列重要会议，但是他始终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放在心上。他审定农讲所的培养目标，明确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农民运动讲习所 “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每一个学员必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
在讲习所开始全面授课时，传来湖北阳新发生土豪劣绅勾结红门会匪徒与反动军官捕杀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和江西赣州发生残杀工人领袖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学员都非常气愤，决定以全所同志于3月16日召开追悼大会。在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演讲，他严正指出：“在这次革命奋斗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残余势力，正准备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呵！”接着号召全体学员从今天起，“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的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因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湖北区委、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而没有参加。但此后的授课和学员讲话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定“要培训好农民运动领袖”。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是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和中流砥柱，大家一定学好农民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今后革命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6月18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结业。这批学员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实现农村大革命”，绝大多数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
农民革命必须武装才行
对于农民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自从到湖南考察后，一再强调“农民革命必须武装才行”。
在湖南考察时，毛泽东看到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时，深知这是农民政权的可靠保证。因此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后，毛泽东主张将所有学员编为校总队，下辖一、二、三大队，并从北伐革命军队里挑选富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军事训练指导。随即制定《规约》，明确规定：全体学员，“为将来农民武装起见”，“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不久又从汉阳兵工厂调配来枪支，让学员人手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训练两个小时，每周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
3月18日，毛泽东在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指出《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公布意义重大，“对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必须绳之以法”。3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农民委员会议，制定了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武装问题和协作社问题议案，准备提交中共五大讨论。在《武装问题之决议案》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农民革命必须武装才行”，要大力发展常备性的农民自卫军，要求“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革命风云突变。党内外对农民革命问题甚是忌讳，但是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农民运动，继续强调农民运动“要有农民自己的武装”。4月底至5月初，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和武装问题的提案。尽管这些提案没有被大会采纳，甚至连讨论都没有讨论，但毛泽东仍然坚持在中国革命中必须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必须重视农民武装问题。湖北麻城地主武装勾结红枪会发动武装暴乱，残杀农民协会会员，围攻县城，毛泽东即指派中央农讲所300多名学员驰援麻城，要求学员坚决镇压地主武装。5月9日，他向国民党中央呈送《土地委员会报告》。随即又与谭平山就土地会议，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土地问题的结果“出色地证明，国民党在真正伟大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国民党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全部怯懦性，它完全张皇失措了”；同时也批评党“在解决土地问题方面也同样准备不足”，没有把土地问题当作“中国国民革命的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
5月下旬以后，国民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农民运动更是雪上加霜。在湖南，许克祥部发动“马日事变”，大肆进攻农民协会，屠杀农民协会会员。在江西，朱培德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出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消息传来，毛泽东义愤填膺。6月13日，在列席国民政府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详细说明5月21日晚，许克祥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非农民协会抢军队的枪械，军队与农民协会的冲突主要责任在许克祥。随后，全国各地农民协会情况紧急，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全国农协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之训令》，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坚持实行“武装自卫”。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进入6月下旬，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如箭在弦上。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去慰问湖南逃至武汉的工农干部，了解湖南革命情况时，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随后毛泽东主动请缨回湖南工作。
6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到湖南后，共产国际代表已经取消了湖南暴动计划，但毛泽东仍然根据湖南实际情况，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指出保护工农武装三种办法：一是对于已经暴露的农军应“上山”；二是尚在灰色、潜伏状态的工农武装仍以挨户团等名义存在，以待时机，再打出自己的旗帜；三是力量弱小，组织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埋枪”（即将枪支弹药隐蔽起来，人员分散，伺机活动）。
7月初，毛泽东被召回武汉。7月4日，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应如何对付敌人的拘捕和屠杀时，毛泽东直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或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上山”继续战斗的主张。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宣布“分共”，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失败。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宣布“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不与镇压工农的反动政府同流合污”。
危难时刻，毛泽东提出要依靠武装，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8月初，他主持制定《关于湖南运动的大纲》，提出湘南工农武装运动“以汝县城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8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收秋暴动大纲》，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
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指出：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在革命武装问题上，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纲领来解决土地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同时批评现在对于军事问题“虽已注意，但无坚决的概念”，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在农民土地问题方面，毛泽东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办法”；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但毛泽东决心去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他回答：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此后，毛泽东参加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直言批评了湖南省委不注重湖南武装斗争，“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湖南“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领导秋收起义。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随后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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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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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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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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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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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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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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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永久魅力的历史伟人，他的魅力来自他建立的无与伦比的伟业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毛泽东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探索的一生。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独创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这条革命道路指引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地领导了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又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毛泽东思想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将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从1918年起到1974年止，曾亲临武汉40多次。武汉，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留下了毛泽东的光辉足迹。
五四运动前，大批追求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华大地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1918年8月15日，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毛泽东等人离开长沙赴北京，16日抵达汉口。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武汉，虽然停留的时间只有两天，但他对辛亥首义之区的武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9年8月，北洋军阀、湖南省督军张敬尧强行解散湖南学联，封禁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12月初，张敬尧又残暴镇压了湖南学生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三湘四水为之愤怒，湖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2月中旬，参与领导这一运动的毛泽东率30余人的驱张代表团赴京活动，途经武汉。在汉口，毛泽东散发了他在长沙起草的《驱张宣言》，向全国民众历数张敬尧的滔天罪行，号召国人助湘人一臂之力，视张毒为全国公敌，先驱张而后快。在武汉期间，毛泽东第一次会晤五四时期武汉地区先进青年领袖恽代英，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把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促膝谈心，交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经验，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并决定加强新民学会和利群书社之间的联系。1922年，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杀害了长沙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不久，毛泽东亲赴上海等地揭露赵恒惕的罪行，在返湘途中来到武昌，住中共武汉地委机关所在地武昌黄土坡27号，同武汉地委负责人陈潭秋、包惠僧等人多次交流了党组织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
1926年下半年，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席卷长江流域，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武汉逐渐成为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为了指导全国农民运动，来到武汉。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的特别会议。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l2月17日，毛泽东离开汉口前往湖南，深入到如火如荼的农运斗争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踏上乡间小道，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公里。2月12日毛泽东由湖南返回武昌。2月16日，毛泽东在武昌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13点意见，第一次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土地问题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宣传的问题，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要求中共中央采取新的农运路线。2月中下旬，春寒料峭，毛泽东在武昌都府堤4l号一盏煤油灯下奋笔疾书，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以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阐明了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身份出席大会。他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向会议提出了《对农民宣言》，指出：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强调“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成功。春末，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制定了农民土地、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等决议案，规划了农民政权的组织形式与组织结构以及加强农民武装建设的途径，指出“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认为“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要求“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为大革命高潮时期的中国农民运动指明了方向，代表了当时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最高认识。
[NextPage]
在武汉，毛泽东不仅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进行了勇敢探索，而且以巨大精力指导了全国农民运动。1927年2月中旬至3月初，毛泽东多次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作了《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并被推选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3月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开始上课，毛泽东任常委，负实际之责，全国17个省800多学员参加学习。3月30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被推选为常委兼组织部长。
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极大恐惧与仇恨，他们不仅极力诬蔑、攻击农民运动，而且勾结土匪势力残杀农会干部，进行疯狂的反扑。在这阶级生死大搏斗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一边，同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27年2月27日“阳新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力主严厉制裁制造惨案的凶手，坚决支持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发布《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提案，指出：“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4月初，毛泽东和邓演达主持“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协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政务委员会、湖北省农协派出两连军队前往阳新，严惩了杀害农会于部的罪魁祸首，为广大农民伸张了正义。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2日，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识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4月下旬，湖北麻城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匪徒武装暴乱，围攻麻城县城，5月中旬毛泽东派出中央农讲所学员300人，全副武装飞暴驰援。中央农讲所学生与湖北省警备团一个营以及当地农民武装协同作战，很快击溃了红枪会匪徒，凯旋而归。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中国农民，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毛泽东、邓演达等人的努力下，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毛泽东等5人被指定为委员。从4月初到5月6日一个多月的土地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在会上发言，鲜明地阐述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他从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保护革命的战略高度，阐明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土地革命的原则、步骤和方法，强调没收土地问题是土地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为政治没收，第二步为经济没收，视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不搞一刀切，依靠农民的力量，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土地公有”，不主张照搬苏联“土地国有的办法”，认为“土地国有”的口号不适合中国农民几千年形成的心理习惯。毛泽东的这些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中共党人，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某些高级军官的反对，党内陈独秀等人也采取不支持的态度，土地会议最终未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久，毛泽东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就土地会议的召开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文中指责了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动摇，同时也指出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准备不足，没有把土地问题当作“中国国民革命的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批评党领导机关始终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核心问题是不要破坏同国民党的关系，如果国民党领袖不想解决土地问题，那就不必要求他们解决”。结果，党在“土地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谁也没有期待它作出的让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向大会提出了他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制定的农民土地、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等提案，但未提交大会讨论就被否决了。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5月下旬，革命形势急转直下。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淹没在血泊中。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及全国农协号召湖南农民推翻在长沙的反动军阀，并电请武汉国民政府对许“免职查办”“明令讨伐，肃清乱源”。[NextPage]
土地会议受阻和“马日事变”血的教训．使中共中央大多数人意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因此6月上旬，党内有了一股进攻的空气。6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发动农民暴动，解决许克祥等反动军队，以中共自己的力量恢复湖南革命局面。毛泽东临危请命，要求回湖南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召集被迫来汉的湖南同志开会，要求他们回到家乡，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迅速赶赴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湖南。7月初，毛泽东被召回武汉。7月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34次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陈独秀强调把农协会员送到国民党军队“当兵最好”的主张，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农民自卫军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提出了农民武装上山，等待时机，徐图发展的战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作出了南昌起义和在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的伟大战略决策。在这革命转折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勇挑重担，在汉口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为中心暴动，造成四五县的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军事上，由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浏、平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组成一个师的兵力，以作为暴动的先锋队。《大纲》更明确地提出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设想。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痛定思痛，就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问题、土地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批评党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要求发扬党内民主，“上级机关要尽心听取下级的报告”；关于武装问题，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讲话切中要害地指出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道路。
1927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武汉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了他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艰难革命历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1949年5月16日、17日，武汉三镇相继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武汉的历史宣告结束。英雄的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改造旧武汉，建设新武汉的热潮。围绕着恢复与发展生产这一中心，武汉市仅用3年多的时间就成功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圆满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毛泽东，这位改变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巨人，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岁月，就开始把目光注视到武汉一一这座地处祖国腹心的城市。对武汉，毛泽东不但寄予了殷切的希望，而且也倾注了很多的心血。1950年4月15日，当他得知武汉震寰纱厂、裕华纱厂、申新纱厂等私营企业因银根吃紧，成品卖不出去，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时，便批示陈云对这些厂家“应予维持”。1952年，毛泽东批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并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荆江分洪工程的全面竣工，增强了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为保卫武汉堤段的安全作出了贡献。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应该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理当成为新中国中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为此，在国家批准的“一五”建设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武汉被指定承担7项，其中包括全国第二大钢铁工业基地——武汉钢铁公司以及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锅炉厂、青山热电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和武汉长江大桥等。这批重点项目的竣工，将奠定武汉市工业建设的基础，使武汉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1953年2月，正当武汉人民兴高采烈地迎接和投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第一个新春之际，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国事中挤出时间，于建国后第一次南下，来到了离别26年之久的黄鹤故地，与武汉人民一起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几次召集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的主要负责入李先念、李雪峰、王任重等座谈，详细询问了武汉市有关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等方面的情况，指出，“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资本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明确表示：“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他还提出：“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并教育干部反对官僚主义，“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2月18日，雪后初晴，风和日丽，毛泽东在武汉地方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沿着盘山小道，登上武昌蛇山的黄鹤楼。毛泽东凭栏伫立，极目楚天，武汉三镇和被长江隔断的京汉、粤汉铁路尽收眼底。就在这滚滚长江边，毛泽东同意了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表示赞成铁道部提议的龟山、蛇山线桥址方案。19日上午，毛泽东还特地让王任重替他把江岸区交易街(现属大智街)街长陈光中请到惠济路16号招待所，询问了有关街道工作的情况。当他听说群众热情很高，干劲大，什么工作都积极主动抢着去做时，便告诫陈光中以及在坐的干部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克服官僚主义，不要脱离群众，为人民掌好政权、巩固政权。上午11时半，毛泽东离开武汉，乘“长江”舰顺流而下。在船上，毛泽东向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详细询问了长江水文资料的整理情况，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以及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的设想和规划等情况。毛泽东这次视察长江以及他后来多次找有关人员深入了解修建三峡水利工程和长江流域总体规划所得到的大量资料，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53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就自己的这次视察活动，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制造出产品?”
1954年至1955年，毛泽东曾三次来汉视察，停留时间都较短暂。1956年5、6月间，毛泽东接连三次横渡万里长江，并挥毫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一千古绝唱。从1956年5月到1966年7月的11年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达17次之多，创造了让国人瞩目、令世界震惊的奇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高龄出现在长江的波涛之中。这天，正值武汉市举行第11届渡江比赛。毛泽东乘快艇检阅了由5000名游泳健儿组成的100个方阵，并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挥手致意，高呼“同志们好！”“人民万岁!”毛泽东随后以雄伟气魄，最后一次畅游了长江，历时1小时零5分，游程达30华里。正是在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带动下，一代又一代的武汉人，投身波涛汹涌的长江，劈波斩浪，年复一年谱写了一曲曲豪迈壮美的渡江诗篇。1956年毛泽东首次在武汉畅游长江时，作为“一五”时期国家在汉投资的7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处于紧张施工阶段。下水之前，毛泽东乘“武康”轮巡视了大桥水、陆施工现场，听取了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的汇报。1957年10月，凝聚着毛泽东辛勤汗水的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两年建成并正式通车。通车前夕，毛泽东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徒步视察了这座贯通南北的万里长江第一桥。站在高高的桥上，眺望一天天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武汉三镇，毛泽东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当听说“黄鹤楼因修大桥拆了，现在正计划着重修”时，他立刻赞同：“应该修，这是历史古物。”不久，他还为新建的武汉长江大桥亲笔题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58年，是毛泽东在武汉活动最频繁的一年。这年3月底，成都会议后，他顺江而下，4月l日到达武汉，2日便在东湖客舍接见了以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为团长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并与他们一起留下了历史性的合影。这是毛泽东首次在武汉接见外宾。从此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年都在武汉开展外事活动。在这里，他接见过外国元首、高层次的来访者，也接待了友好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代表团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信仰的各阶层人士。他以深邃而豁达的思想、谦虚而纯朴的作风与外国客人纵论天下风云，在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和朋友友好交往的历史上谱写了信任、友谊、沟通、理解的篇章。4月6日，毛泽东亲临“武汉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会场，会见了武汉市科研、设计、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5000多名科学技术工作者，勉励他们不断进取。11日傍晚，冒着蒙蒙细雨，毛泽东参观了座落在东湖湖畔的武汉地方工业展览馆。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工人们克服困难，寻找代用原料这种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并鼓励大家对既安全方便又经济耐用的产品好好加以推广。在汉期间，毛泽东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汉口工作会议以及历时9天的12省、市协作会议。
9月1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视察，武汉是他停留的第一站。12日傍晚时分，毛泽东亲自到秀丽的珞珈山视察。他首先参观了武汉大学校办工厂。来到化学系炼焦厂，当听说全厂三十几个人分两班劳动时，他关切地问：“那一班不是要干12个小时吗?”同学们连忙解释：“现在还没有正式投产，以后还要作适当调整。”毛泽东才满意地点点头。8点钟左右，毛泽东来到灯火辉煌的大操场，接见了武汉大学、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4所高校的13000多名师生员工。毛泽东健步走上行政大楼前的台阶，向全体师生员工挥手致意。13日下午，毛泽东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等一起兴致勃勃来到武汉钢铁公司，观看一号高炉出铁。毛泽东满面春风不断亲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是不是有把握呢?”当听说有99％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料不到的万一时，毛泽东笑了笑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下午3时25分，火龙般的铁水沿沙沟蜿蜒奔腾而出，从出铁台飞泻而下。望着奔流的铁水，毛泽东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连连向炉前工们鼓掌致意。毛泽东离开武钢时，微笑地望着武钢经理李一清，语重心长地叮嘱：“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型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14日晚．在洪山礼堂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战斗在武汉市不同工作岗位的100多名妇女代表。毛泽东对妇女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寄以深切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动起来。”15日早晨，晴空万里，阳光和煦。毛泽东在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视察了武汉重型机床厂。毛泽东步入提前一年基本建成并已全面投入生产的武重厂房，询问了工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还深情地向来这里援助的苏联专家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还连续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全国掀起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9、10月间达到巅峰。它的出现，固然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甚了解的状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毛泽东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下来，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长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毛泽东公开批评了“务虚名而受实祸”的现象，认为整个说来，大家还没有能够认识、掌握和熟练地运用客观规律，并承认包括他在内．犯了“冒失”的错误。这两次会议，为11月28日一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作了准备。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然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全会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虽然还保留了相当多的高指标，但钢的产量已由原来的2700—3000万吨，降为1800—20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已从500亿元降到了360亿元。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终于迈开了纠“左”的一步，并取得了最初的成果。会上，毛泽东提议自己不再担任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毛泽东这一建议获得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同意。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在武汉还停留了一段时间。12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共武汉市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全体代表。这天，他还接见了湖北省、武汉市的负责同志，谈到农业、工业调整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他说：“过去知道稼穑之艰难，不知工业之艰难，不知运输之艰难，现在才慢慢地了解这个问题”；“农业要搞细收细打，要搞商品生产，要搞专业化，要多出能卖钱的东西，要让15％的人干”；“只有工业与农业两头挑才能走路，不要挑太重了就是，一头50斤就是”；“动力与交通是先行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1959年至1965年，毛泽东每年都要来武汉视察，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在这里，他进行调查研究，思考国内外大事，处理中央文件。
1966年，正当全国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场按毛泽东的意愿是防止资本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大革命”，由于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加之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结果只能是造成全国大乱。武汉市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难以幸免。而这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因此，他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某些错误加以纠正、约束。1967年6月，武汉地区造反组织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冲击武汉军区，与“百万雄师”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成为全国最乱的地区之一。7月中旬，毛泽东抵达武汉。针对武汉群众两派严重对立，他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谢富治、王力等人阳奉阴违，煽风点火，挑起事端，导致震惊中外的“七•二○”事件爆发。1971年8月中旬，“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南巡，第一站便是武汉，然后去长沙和南昌等地。毛泽东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着重谈了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毛泽东批评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并指出：“有人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的南巡讲话，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
1974年7月18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来到武汉。这时，毛泽东已是81岁高龄，但他依然日理万机，处理了无数国内外大事。在停留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先后接见了多哥共和国、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毛里塔尼亚共和国以及加蓬共和国等多国的首脑人物，在他以政治家兼外交家的风度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的生涯中增添了光辉的一页。10月12日晚间，毛泽东离开他十分依恋的东湖住所——梅岭l号去长沙，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武汉。
随着岁月的流逝．毛泽东在武汉的伟大实践活动已成为历史，但他的不朽思想永远激励着武汉人民，他那光辉形象将永远伫立江城。
毛泽东永远活在武汉人民心中!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指点江山”
1926年底毛泽东辗转来到武汉，到1927年8月中旬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武汉政坛风云际会，革命形势发生突变，关键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己任，“指点江山”，辨明方向，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农民运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1926年10月，北伐攻克武汉后，全国革命的重心迅速从珠江流域移向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
为了指导中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从广州辗转上海来到武汉，准备组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革命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革命热情，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一场农村大革命掀起了中国革命新的高潮。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赶跑了从来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打倒了一向趾高气扬的地主富农。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革命不会一帆风顺，土豪劣绅地主富农也决不甘心农民们吆三喝四，他们或跑到城里诬蔑农民运动，或隐蔽起来破坏革命。城里的绅士听说农民“造反”，立刻大哗，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国民党右派与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趁机指责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搅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附和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应该加以限制。
在党内，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担心农民运动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开始责难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
对于农民革命的境况，毛泽东很是忧心。为了求得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他决心实地考察。恰在这时，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来电请求他到湖南指导。12月17日，毛泽东从汉口抵达长沙。在长沙，毛泽东参加了湖南农协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对于湖南农民运动给予指导。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到达湘潭，开始了他历时32天，行程700里的考察工作。这段时间，他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看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把他们戴着高帽游街游乡；经济上不让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租退佃；推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
本来，社会上、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让毛泽东十分忧虑。但通过1个多月的考察，毛泽东从湖南各地农民协会新鲜活泼的生动事例中，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加清楚了。
2月12日，刚刚回到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立即致信中央，指出：“在各县乡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农民运动“乃中国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是“好得很”，而并非“糟得很”；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而不是什么“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在农村“从来就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
如此迫切的呼声，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央的重视。但是毛泽东没有停止下来，他很快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运动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这些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是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公开刊登。3月间，中共中央局委员、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该文前两章。随后许多刊物竞相转载。4月11日，瞿秋白将这篇报告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交给汉口出版单行本，并亲自作序，他满怀热情地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毛泽东就是中国“农民运动的王”。
要培训好农民运动中流砥柱
在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之前，毛泽东找到董必武商量解决农民运动讲习所房屋问题。在董必武的帮助下，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校址选定在武昌前私立政法学校。毛泽东还在湖南考察的时候，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推举毛泽东等组成筹备处，将农讲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从湖南返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尽快培训农民运动骨干的重要作用。2月下旬，毛泽东即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原来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民运动讲习所直接由中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提议，并确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组成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委员，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处，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
为了办好农讲所，毛泽东经常去指导招生招考工作，并积极联络恽代英、方志敏、彭湃、李汉俊、夏明翰等，邀请他们担任教员。
3月7日，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备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了，来自全国17个省的739名学员开始了新的旅程。之后，尽管毛泽东非常繁忙，必须参加国共两党一系列重要会议，但是他始终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放在心上。他审定农讲所的培养目标，明确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农民运动讲习所 “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每一个学员必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
在讲习所开始全面授课时，传来湖北阳新发生土豪劣绅勾结红门会匪徒与反动军官捕杀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和江西赣州发生残杀工人领袖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学员都非常气愤，决定以全所同志于3月16日召开追悼大会。在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演讲，他严正指出：“在这次革命奋斗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残余势力，正准备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呵！”接着号召全体学员从今天起，“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的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因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湖北区委、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而没有参加。但此后的授课和学员讲话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定“要培训好农民运动领袖”。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是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和中流砥柱，大家一定学好农民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今后革命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6月18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结业。这批学员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实现农村大革命”，绝大多数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
农民革命必须武装才行
对于农民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自从到湖南考察后，一再强调“农民革命必须武装才行”。
在湖南考察时，毛泽东看到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时，深知这是农民政权的可靠保证。因此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后，毛泽东主张将所有学员编为校总队，下辖一、二、三大队，并从北伐革命军队里挑选富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军事训练指导。随即制定《规约》，明确规定：全体学员，“为将来农民武装起见”，“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不久又从汉阳兵工厂调配来枪支，让学员人手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训练两个小时，每周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
3月18日，毛泽东在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大会上，指出《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的公布意义重大，“对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必须绳之以法”。3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农民委员会议，制定了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武装问题和协作社问题议案，准备提交中共五大讨论。在《武装问题之决议案》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农民革命必须武装才行”，要大力发展常备性的农民自卫军，要求“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革命风云突变。党内外对农民革命问题甚是忌讳，但是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农民运动，继续强调农民运动“要有农民自己的武装”。4月底至5月初，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和武装问题的提案。尽管这些提案没有被大会采纳，甚至连讨论都没有讨论，但毛泽东仍然坚持在中国革命中必须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必须重视农民武装问题。湖北麻城地主武装勾结红枪会发动武装暴乱，残杀农民协会会员，围攻县城，毛泽东即指派中央农讲所300多名学员驰援麻城，要求学员坚决镇压地主武装。5月9日，他向国民党中央呈送《土地委员会报告》。随即又与谭平山就土地会议，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土地问题的结果“出色地证明，国民党在真正伟大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国民党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全部怯懦性，它完全张皇失措了”；同时也批评党“在解决土地问题方面也同样准备不足”，没有把土地问题当作“中国国民革命的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
5月下旬以后，国民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农民运动更是雪上加霜。在湖南，许克祥部发动“马日事变”，大肆进攻农民协会，屠杀农民协会会员。在江西，朱培德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出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消息传来，毛泽东义愤填膺。6月13日，在列席国民政府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详细说明5月21日晚，许克祥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非农民协会抢军队的枪械，军队与农民协会的冲突主要责任在许克祥。随后，全国各地农民协会情况紧急，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常委的名义，连续发表《全国农协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之训令》，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坚持实行“武装自卫”。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进入6月下旬，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如箭在弦上。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去慰问湖南逃至武汉的工农干部，了解湖南革命情况时，要求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随后毛泽东主动请缨回湖南工作。
6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到湖南后，共产国际代表已经取消了湖南暴动计划，但毛泽东仍然根据湖南实际情况，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指出保护工农武装三种办法：一是对于已经暴露的农军应“上山”；二是尚在灰色、潜伏状态的工农武装仍以挨户团等名义存在，以待时机，再打出自己的旗帜；三是力量弱小，组织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埋枪”（即将枪支弹药隐蔽起来，人员分散，伺机活动）。
7月初，毛泽东被召回武汉。7月4日，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应如何对付敌人的拘捕和屠杀时，毛泽东直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主张“上山”或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上山”继续战斗的主张。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宣布“分共”，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失败。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宣布“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不与镇压工农的反动政府同流合污”。
危难时刻，毛泽东提出要依靠武装，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8月初，他主持制定《关于湖南运动的大纲》，提出湘南工农武装运动“以汝县城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8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收秋暴动大纲》，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
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指出：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在革命武装问题上，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纲领来解决土地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同时批评现在对于军事问题“虽已注意，但无坚决的概念”，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在农民土地问题方面，毛泽东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办法”；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但毛泽东决心去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他回答：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此后，毛泽东参加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直言批评了湖南省委不注重湖南武装斗争，“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湖南“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领导秋收起义。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随后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http://www.whds.org.cn/whds/index.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