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药2011视频全集:杨奎松 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杨奎松  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1937年国共两党的妥协，经历了复杂的谈判过程，这在当年鲜为人知。人们多半只能从公开的报刊上了解到国民党信誓旦旦“根绝赤祸”的严厉宣言与决议，和中共中央接受国民党“最低限度要求”，放弃苏维埃革命，接受改制改编之类的郑重声明，蒋介石国民党的妥协与退让却反映不到公开的报刊上来。结果，至少在众多国民党人的眼里，这次谈判的结局，理所当然是共产党向国民党“输诚”，甚至是“投诚”。 一方面把共产党的妥协与退让视为“输诚”甚或“投诚”，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必欲独立自主，甚至力图最终取代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在随后的抗战期间势必会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应该可想而知。但问题在于，在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其实是有变化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是有变化的。两党态度和政策的这种变化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互动，国民党为何会一步步走向1941年的皖南事变，却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多地讨论过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政策变动及其影响，对蒋介石国民党在共产党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经过及其原因，尚缺少史实性的具体研究。（注：有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对国民党和对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及其政策变化，可参见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及其统战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302-351页。）依据两岸已经公开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深入分析这一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及其原因，无疑将会丰富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并能够使我们更加贴近于历史的真实。 　　一　国民党防共心态依旧 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可以说是两党关系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了。在战争爆发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双方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引人注目的严重冲突，军事上颇多配合，两党高层往来密切，甚至还讨论过在组织上进一步合作一类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多数国民党人却并不信任共产党，从高层到基层，大都仍对共产党保持着一种极强的防范心理。而这样一种心态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翻阅国民党留下来的大量历史档案，不难看到多年的“剿”共战争和反共宣传早已在众多国民党人内心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国民党从来标榜以党治国，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多数国民党人往往会把自己视同为国家和政府的代言人。既然动辄以国家或政府自居，他们自然要把胆敢武装反抗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共产党，视为“匪”，视为“祸”，认作国家甚至是民族的敌人，必欲剿灭而后快。即使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方针，国民党也丝毫没有放弃根本取消共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意图。1937年2月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及其《根绝赤祸案》对中共的口诛笔伐，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了多数国民党人的这样一种心理。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核心之点，是在历数中共危害民国，摧残人民的“种种罪恶”之余，提出了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最低限度要求”，即“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在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居民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1937年2月21日）；《三中全会宣言》（1937年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52-253,255页。）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已经不能继续“剿”共政策，根本消灭中共已没有可能，但其根本取消中共军队和政权，逼迫中共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主张的目的未曾改变。对此，中共中央提出的4项承诺，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的要求。这4项承诺就是：“（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同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1937年9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86-287页。） 国民党有“最低限度要求”在前，共产党有4项公开承诺和改制改编的具体行动在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这种妥协难免会被众多正统的国民党人视为中共单方面的“输诚”或“投诚”。而相信共产党是向政府“输诚”或“投诚”，就不可避免地会使这些国民党人处处以监督者和统治者自居。他们之不能接受共产党人独树一帜的言论和行动，可想而知。 卢沟桥刚一打响，黄埔系出身，驻防西安的中央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就向蒋介石告状称：“自剿匪军事停止以来，穷蹙陕北边隅之共匪得以苟延残喘，利用时机整理训练，发展组织，扩大宣传，设立抗日军政大学，以训练干部诱致青年。”“其所为殊无悔悟诚意，若不急谋根本解决之计，抗日前途必多窒碍也。”（注：《宋希濂致委员长蒋电》（1937年7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31352号。）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这时也向蒋介石状告共产党，称：“伪党日来利用国内抗战情绪，反动宣传日见扩大。职以深恐抗日之不能避免对该党一切处置。本拟俟周（指周恩来——引者注）来后整个解决，故仍姑事容忍，乃该伪党宣传活动益肆披猖，深恐其妨害整个国策，除饬属严密防范制止外，并曾召集西安党军学主官会商在匪军未经中央核定编容以前，不得从事任何活动之原则政”。（注：《蒋鼎文致委员长蒋电》（1937年7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35367号。）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谈判已告一段落，中共改制改编大盘已定，身在西北，清楚地了解这一情况的宋希濂、蒋鼎文等人继续把共产党目为“匪”“伪”，或与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尚未正式进行的情况有关。但红军8月下旬改编完毕，蒋介石9月正式承认接纳共产党的谈话公开发表之后，鉴于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和小心防范的方针，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亦未稍改变。除了高层中间不再使用“共匪”、“匪军”、“伪党”之类的称呼以外，其内部对中共依旧保持着高度戒备和防范的态度。蒋鼎文不止一次地电告蒋介石说：“朱毛部队虽已大部开出，就职观察，一切绝对无诚意，不过藉此扩张其势力”。“查共党表面虽为归顺中央，一致抗日，然自始至终毫无诚意。庐山所决定者，并不确实履行。派往之政训副主任、高级参谋，则绝对拒绝派往。传达命令之参谋，亦婉拒不见。本行营派往陕北之视察组，亦来函拒绝，谓恐保护难周。一二九师则迟不开拔，种种要索则几同命令，若面与交涉，则又纯用狡滑敷衍之手段。职之观察，彼方绝无诚意。不过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注：《蒋鼎文致委员长蒋电》（1937年10月1日，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22521,26021767号。） 蒋鼎文这里提到的政训副主任及高级参谋等问题，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摩擦的最初表现形式之一。由于蒋介石始终想要监督和控制中共军队，因此坚持要向八路军各师派驻高级参谋。而这些所谓的高级参谋，大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康泽手下的高级特工人员，是以监视八路军为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没有忘记把握这一机会，根据延安方面这时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所获得的情报，它曾明确通知各级党部称，收编红军的目的主要是“不许其投靠苏俄”，各地应借机“调查共产党个人与组织情形”，并提出应“利用威吓利诱分化共产党内部”。（注：《林伯渠致毛、洛电》（193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原本就坚持“军队干部与原有系统，不能改变”（注：《张冲与周恩来谈话概要》（1937年5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67页。），侦知国民党人之企图后，它自然会极力阻拦。而这种阻拦又极大地刺激了国民党人，被派往第十八集团军做政治部副主任却被拒之门外的李秉中即忿忿然曰：纵观中共拒绝中央派员，扩张地盘，巧妙宣传以争取民众，“可断言（其）此次投诚毫无诚意，现正大规模作夺取政权之准备”。他强烈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除以“暂缓发饷”的方法压迫中共务必接受中央派员直接监督外，还应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严禁有为中共张目之宣传报道，国军更应加强补充，争取抗战结束，“亦能镇压反动”。（注：《派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呈蒋委员长报告中共多方拒绝到职并缕述共党诡谋》（1937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20-323页。） 李秉中所提到新闻宣传问题，固以西安地区为主，但也涉及到全国各地。在李看来：“西安出版物匪党占绝对多数，大型报纸有西北文化日报，小型者近更风起云涌，整个社会，皆有被笼罩之势。”西安青年普遍都接受中共的看法，认为“此次对日抗战，无论胜败，将来政权一定归匪党掌握，因本党系资产阶级的代表，且富妥协性”。但更让他恐惧的是，中共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了全国各个地区，甚至连中央社也在为其张目。如“平型关之战，全国报纸皆为鼓吹，且纷纷刊出贺电，中央社又有‘今日之朱彭’之通信稿，致增加其号召力”。（注：《派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呈蒋委员长报告中共多方拒绝到职并缕述共党诡谋》（1937年10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20-323页。）李秉中被派至中共军队中做任职，却依旧沿习着内战时期的思维方式，一口一个“匪党”，并且明显对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有所不满，此足以见国民党中下层干部中对共产党的敌视程度可能较高层更甚。 其实，陕西省党部等也并非如李秉中所说毫无作为，它们也一直在做防范共产党影响的各种工作，只是其手段简单粗暴。所有民众团体，除非归入国民党组织的名下，否则一律取缔。其他民众团体为求生存，只好委曲求全。中共领导下的西北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这时也被迫并入国民党名下的“抗日救亡会”，从而激起了国共两党地方党部最早的一场争论。中共陕西省委为此公开致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批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统一’之名，取缔救亡团体，假借‘合法’之权，压迫救亡运动”。（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封公开的信》（1937年10月10日），《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此信迅速在西安各校引起反响，学生千余人群集民众露天剧场，以纪念鲁迅的名义，向省府教育厅公开请愿示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自然更加高度紧张，又是设战时青年服务训练班，又是建战地青年临时训练所；又是组织西北民运工作指导团，又是整理充实陕西省抗敌后援会；甚至还派出别动队担任难民和伤兵的指导员，要将其统统迁移到距离中共所在的陕北较远的地区去，生怕共产党在学生、难民、伤兵以及失业知识分子中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注：《康泽致委员长蒋电》（1937年10月24日）；《蒋鼎文致委员长蒋电》（1937年10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第26035606,26015966号。） 总而言之，尽管1937年9月蒋介石公开宣布了“开诚接纳”共产党“共同奋斗”的态度（注：《蒋委员长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1937年9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285页。），但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对共产党的怀疑戒备依然如故。观蒋介石就中共宣言发表谈话之后一连串的日记，就足以看出其内心中对中共疑惧和不满之强烈程度。如10月山西军事失利，蒋介石对中共军队的表现即极其不满，视为“旁观投机”。中共中央这时要求定边区为特区，以林伯渠为行政长官，范围包括27个县区等（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伯渠电》（1937年9月27日）。），蒋更视为“乘机要胁”。对八路军一二九师一再延迟出动，而国民党中央政工及参谋人员又被拒绝进入部队，则断言曰：“共党违约势所必然，何足怪！”称：“此种无信义之徒，决不能成业也。”用他的观点：“共党与军阀，只须多给权利，再动之以正义则可矣。”（注：《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0月1,5,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然而进入11月以后，随着淞沪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蒋心情渐趋沮丧，对中共的观感也变得更加恶劣。其不仅暗自慨叹：“军事失利，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扈，呜呼！外患未消，内忧日增矣！”而且开始估计进入长期抗战后，很可能会出现几种最坏局面，其中对“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尤为焦虑。（注：《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1月2,4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二　蒋介石力谋“国共合并” 1937年11月底，原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促使中共中央开始对前此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检讨。12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按照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针进行工作，因而明显地改变了前此洛川会议（注：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于1937年8月22-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开会，讨论了部队改编及参加抗战后的统战政策问题。会议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明显地倾向于要对国民党采取防范的态度。史称洛川会议。）对国民党过于强调防范的一些作法，试图争取与国民党尽快取得相互间的真正谅解与合作。在与蒋介石谈判的问题上，会议明确主张在边区名称及长官人选方面作出让步，同时允许派驻联络参谋，不拒绝国民党派团参观边区，对于区域要求也以保证边区安全及需要为主，不着眼于扩大，惟行政制度坚持民选，经费力争每月5万，至少3万元，遣散及善后费要求30万元，新四军则力争编两个纵，并应要求国民党同意共产党人公开办报。（注：转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66页。）对此，过去始终坚持保持对国民党的高度防范态度的毛泽东，也表示了基本赞同的态度。 由于这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困难阶段，需要苏联直接援助的呼声甚高，王明恰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心指望取得苏联直接援助来抗击日本军队的蒋介石对于王明的回国颇为重视。特别是12月10日蒋从有关途径听闻苏联有公开接济共产党的意图，考虑到战争有全面失利的严重危险，他很快即开始设想用改善对共产党态度，来争取苏联出兵援华。他为此曾暗中盘算：“对共党方针，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如何能在有效控制共产党的前提下，通过谈判“放宽共党”，“使之尽其所能”，“以期合作抗倭”。（注：《困勉记》卷四十五，1937年12月10,11,2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在这样一种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出邀请，请王明前来武汉晤谈。 王明、周恩来等于12月20日晚得以在武汉与蒋介石见面。王明除转达了苏联方面的某些建议外，着重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博古则代表中共中央就前此谈判中的边区政府人选、联络参谋、国民党参观团等问题表示了共产党方面愿意妥协的态度。周恩来也进一步就密切两党关系以及改进抗战政策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包括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报纸，建立国防军事机关、征兵委员会，扩充并改造军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对此，蒋介石一本其固有的态度，只是敷衍地表示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想也不过如此。”“彼也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指日本）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蒋介石然后即要王明等人，与陈立夫就两党关系等问题“共商一切”。（注：《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3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2页。） 12月26日，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国共两党成立了“两党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国民党方面的正式代表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及康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会议决定每五天会商两次，并同意了中共代表的要求，起草一个大家可以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推定由周恩来与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表面看来，国共两党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相当积极的新时期，但实际上远非如此。陈立夫等人并不真的想要和共产党共同商讨什么共同纲领，刘健群根本就没有参加纲领的起草工作。由中共单方面起草的，名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的草案于30日提交给两党委员会讨论时，国民党代表的兴趣明显地不在这个文件上，而是在苏联出兵的问题上。清楚地了解苏联不会出兵的中共代表当然无法满足国民党方面的要求，结果等到1938年1月24日再度举行两党委员会时，陈立夫等人再不见了心平气和的样子，康泽、刘健群当场就开始批评八路军不贯彻中央军令，游而不击，说中共应该学国民党广西派的样子，把军队交给中央，把延安的军校变为中央分校，使军政及教育、经理、人事与中央统一，主张中共重要的领导人应离开军队到中央来服务，他们甚至提出八路军应当与中央军交换干部，并强调应当分散使用八路军。（注：《陈、周、博、董、叶致书记处并前方朱、彭、任电》（1938年1月24日）。） 国民党人这时感觉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开接纳了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会给人以政府已经放弃党国体制和统制政策，承认党派合法化的印象。加上共产党人这时的宣传更是以“国共合作”为号召，强调两党的平等地位，并且主张多党政治，一些强硬的国民党人自然深为不满。曾经身为共产党省级领导人，后投向国民党的叶青这时发表的《关于党派政治》一文，即反映出这批国民党人的观点。文中断言：“今天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注：叶青：《关于党派政治》，《血路》1938年1月22日。）受命处理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因得到了不久前叶剑英在东北救亡总会工作讨论会上的谈话摘要，了解到中共必欲破除国民党之“党治”，和改变CC系把持党政的决心，也马上得出结论并上报蒋介石称：“一、共党之参加抗日，其步骤有三：(1)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下亦甘之如饴。(2)以国共合作之口号，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3)俟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在强调中共“其计至毒”，令人“不寒而悚”之后，他明确建议国民党人必须树“自信”，建“互信”，而强“共信”。（注：《陈立夫呈蒋委员长函》（1938年2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25页。）所谓共信者，在他看来，就是要大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主张，以便为根本取消共产党“封建割据”式的政权和军队，制造舆论的压力。就在陈立夫建议前后，国民党即利用《扫荡报》等报刊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的主张，进而更含沙射影地把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斥责为妨碍和破坏国家统一的三大因素。（注：参见1938年2月6日《武汉日报》；2月7日《扫荡报》（社论）。）此举就连力主与国民党缓和关系的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也看不下去，不能不借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答记者问，公开表明了共产党人的不同立场。（注：《（毛泽东）与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见《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二版。） 蒋介石利用共产党推动苏联出兵不成，自然就更加担心持久战争中共产党割据壮大的危险，相信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能够使共产党真正纳入到其党统和法统之下。他这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设法劝说共产党同意组织上两党合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内求国共合并，外与俄再进一步合作”，始足以应付最近国际形势之变迁。（注：《困勉记》卷四十六，1938年2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而要想劝说共产党同意两党合并，自然不是借助于陈立夫等人的刺激文章所能奏效的。因此，蒋见到毛泽东答记者问，马上就约见了周恩来，表示：这样一件小事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专门谈话，是小题大作，谈话中把十年内战中的事情拿出来，更是没有必要。他声称： （一）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尤对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任何人不能修改或反对。 （二）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 （三）对一党政权之说亦不赞成，仍主张延请各方人才参加政府。 （四）对《扫荡报》等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 蒋介石特别举例说，象共产党就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他声称，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统统取消加入进去成为一派，党内可以有派嘛。对于这一点，周恩来的意见是：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两党之间的问题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对此未加反对，表示可以研究，并且要周恩来与陈立夫等进一步商谈。而在随后周恩来与陈立夫的谈话中，鉴于周恩来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陈立夫也不加争辨。相反，陈立夫主动提出一项新的建议，问可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国共两党共同加入。（注：参见《陈、周、博、叶、董致中央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 2月10日之后，因蒋介石的直接干预，国民党人关于取消共产党的议论和宣传暂时告一段落，虽然问题尚未解决，但一时间笼罩于两党之间的紧张空气表面看上去算是烟消云散了。27日，中共中央也开始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党关系的解决办法。显然，一个大党的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2月底3月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具体提出了三种合作办法，即（一）实行共同纲领；（二）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三）组织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会议显然倾向于“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并主张这种联盟的建立应当依据下列三点：“（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注：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1938年3月11日。）3月24日，王明等以中共中央名义致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此一设想。（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3月1日），实际交给国民党的日期为3月24日。） 共产党人此时所主张的民族革命联盟，与国民党人“溶为一体”的组织形式，其实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讲：共产党不仅应当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且必须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他说：“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共产党过去因为不察国情，企图消灭本党以致遭受许多事实的教训，他们察前思后，一定已经知道他以往为中国革命造成多少严重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力量无故受了多少的牺牲，他们当不是全没有理智的，现在中国的环境怎么样？国际形势怎么样？我想他们总能够度势识时，履行他对本党的宣言。”作为当政的唯一大党，“如果本党今后能日趋健全，日益充实，负得起革命建国的责任，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主义之下”。（注：蒋介石：《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讲词》（1938年4月1日），转见《蒋总统集》，第1037页。）具体到合组大党的问题，蒋介石这时授权策划应付共产党办法的陈立夫等人明显地不感兴趣。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国共两党既然不能合并，国民党就必须要想办法根本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民众，特别是争夺青年的问题。对于民众及舆论，国民党的办法是组织国民参政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政议政，使各行各界都纳入到政府的轨道上来。而对于脱离于社会各界名流和工商人士之外的学生和青年，则考虑建立一个国民党控制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以此来达到垄断青年组织乃至“消融”各党基础之目的。 蒋介石对抗战以来大批青年和学生涌向延安极感不安。早在1938年1月29日他就有电报要蒋鼎文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密查共产党“收容各省学生等实情”。（注：《蒋委员长致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电》（1938年1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413页。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5-8月3个月时间里，经西安进入延安的青年和学生，就有将近2000人之多。）蒋之所以会支持陈立夫等人，在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坚持要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议案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就是基于要同共产党争夺青年的强烈愿望。中共中央这时并不了解这种情况，毛泽东等显然相信国民党的这一举动将有助于民族革命联盟的实现，因而准备明确表示“赞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注：《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与纲领立场的指示》（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强高应当“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注：《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04-113页。）毛泽东公开讲：国共两党要想真诚合作，确实应当设法统一起来。“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委员会，无论什么名称都可以，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参加，两个办法都成”。（注：毛泽东：《两党合作的问题》（1938年4月5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等对此表示异议后，毛泽东等也还是仍旧指示王明和周恩来等应主动赞助三青团的组织工作，一方面承认三青团为国民党的青年团组织，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另一方面努力“使三青团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团体”，争取“经过三青团去改造国民党”。他们建议，应向国民党方面提议：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范围不可太小，“凡接受本团宗旨之青年，不分性别、阶级、职业、民族、信仰皆得为本团团员。团体会员亦可加入，但各团体除执行青年团的各项决议决定外，仍应保持其本身的组织。”（注：《毛、朱、康、陈、刘致陈、周、博、凯电》（1938年5月12日）。） 蒋介石、陈立夫等人成立三青团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统一所有青年组织，防止共产党利用青年发展自己的势力，共产党要求允许团体会员，同时还允许保持各自组织的独立性，这与蒋介石、陈立夫等组建三青团的目的完全是南辕北辙。事实上，其内定的“组织训练要旨”已经明确规定：本团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归依，凡加入本团者“必须脱离其原有的党派组织关系”。随后公布的团章更具体规定加入者必须遵守的纪律七项，其中也特别强调了“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和“不得在本团内有任何小组织”等严格限制团员政治信仰和政治自由的惩罚性条文。而其惩罚的方式，甚至还包含有刑事方面的严厉处分，如“劳役”、“禁闭”及“特别裁判”等。（注：《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训练要旨》（无日期）；《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1938年6月16日），林泉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年版，第613-614,708-709页。）这样一种严密控制团员的青年组织，当然不是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有利于对国民党展开统战的民族联盟。结果，到1938年年中，蒋介石既没有能够实现“国共合并”的目的，共产党也没有能够推动国民党同意成立统一战线的各党派遵守共同纲领的民族革命联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不过使国民党又多了一种与共产党摩擦的手段。
三　国共摩擦开始升温 1938年4月初，就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四中全会先后召开之际，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逃离延安，跑到了西安，很快脱离了共产党，投向了国民党一边。其5月2日公开发表的《告国人书》，公开批评共产党只是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停止土地革命，“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之利益”，“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抗日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1938年5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第354-355页。）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人还找到了一二九师政委张浩数月前对内解释共产党改换策略理由的一个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注：有关张浩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可证之于王明等人1938年4月3日给书记处的电报。内称：“（一）国民党某派大印去年张浩在抗大之讲演，散发临时大会代表，作为反对之材料。（二）请在抗大陕公等处公告国共合作成立前之一切旧材料无效，并收集焚毁。（三）张浩同志勿来武汉，即返退。（四）一切各校出来学生，绝不能带出任何讲演或笔记，现在已发现很多所谓抗大讲义印卖，引起许多政治误会。”关于蒋对张浩此一报告之重视程度，可见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130-131页。）张浩在报告中明确讲：当初提出改变新策略的时候，费了很多思索，“因为我们党与苏维埃红军，与反革命苦战十年。在这十年的仇恨中，而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只是因为过去的道路走不通，因为目前必须储存力量，因为只有共同抗日才不脱离群众，因为可以有效地掩护我们的秘密工作之发展，便利于争取广大群众，“因为党是世界革命的策略的政党，必须将眼光放大些，所以才与反动的各阶层合作。因为这样，才能渡过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与国民党合作，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们坚持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既定方针。目前是抗日在前，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放在后面，但“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注：见张浩：《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16-17。） 国民党本来就有来自不同层级和渠道的各种有关共产党问题的情报，这些情报有些直接取材于中共内部文件，有些则完全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但所有上报到国民党中央的这类情报的共同特点，都意在强调中共“别有用心”、“图谋不轨”。而今又有张国焘的现身说法，和张浩的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自然更加砸实了对共产党人的怀疑。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七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5月10日及6月21日第3080号、4229号训令，都清楚地显示出国民党中央受此影响加强防共措施的趋势。其七十九次中常会决议明确指示各级党部务必严密防范共产党等党外政治团体及其分子，必要时可以严予取缔。决议称：“（一）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凡符合下列标准者应推诚相见。1、放弃其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2、服从本党及本党领袖。3、恪遵国法，严守军纪。4、遵守本党抗战建国纲领为国家之统一与民族之复兴而奋斗。（二）凡有违背上列标准或阳奉阴违者应严予取消。（三）党外各种政治团体之分子，如脱离原隶政治团体，请求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应尽量容纳其优秀分子。如加入本党为党员，而仍未脱离原隶政治团体者，应严予取缔。（四）秘密政治团体及身份不明分子，其政治活动应严予取缔。（五）二三四各项规定严予取缔之政治团体或其分子，本党各级党部及党员应随时严密防范并调查其活动情形报告上级党部。”（注：见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9/16-8。） 其实，进入1938年以来，国共两党间的摩擦早已呈现出按下葫芦又起瓢的状况了。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坚持23县，国民党至多只同意给18县，地方省政府还依据国民党中央的要求，坚持要对边区行使权力，双方各派各的县长，结果弄出不少双重政权。只是在边区，共产党的力量占据明显优势，因此摩擦冲突国民党方面往往占不到多少便宜。但在南方各省，共产党人就难免要吃亏了。在1937年下半年的国共谈判中，国民党方面为了集中共产党留在南方的少数红军及其游击队，以利于对整个南方省份的控制，同意在八路军之外，另外由中共领导组建一新四军。这些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与嫌恶。而在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这些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地方，新四军留守人员备受压制几不能免。国共两党之间为了南方共产党人和新四军留守人员的问题，常常出现纠纷，往往是“一面解决又一面逮捕”。（注：《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湖南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国民党七十九次中常会通过严厉取缔异己政治团体及其分子的决议之后，国民党各地党部对防范和压制各地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多数态度自然更加坚决。各地都相继出现了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机关，没收各种激进书报，逮捕民众运动领导人的事件。（注：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38年版，第219页。）对少数贯彻困难的地方，国民党中央都极力推动，坚持非恢复国民党领导民众地位不止。如河北省政府主席并党部主任委员鹿钟麟即报称党务中断过久，各县民运共产党早着先鞭，另组民众团体难免发生摩擦后，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即明确提议鹿可先“设法与八路军会商设立联合干部统一冀省民运之指挥”，否则即应考虑“由冀省军事机关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团体组织之法令，强制统一军政力量所及地区之民众组织，总以防止共党势力之扩张为主”。（注：《鹿钟麟代电》（1938年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签注》（1938年12月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十一）1025。）国民党中央的这种强硬态度，也刺激了下层干部的反共心态。道听途说、加油添醋的虚假情报亦颇为盛行。1938年10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就得到夸张其辞的假情报称，延安8月2日开党员大会，决议（一）防范中央人员在边区之活动及言论；（二）派特工人员化装遣入国统区扩大组织；（三）通令全边区努力生产、扩大红军，准备战后对国民党之斗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不加分辨，信之甚笃，除立即通令各地严加防范外，还特别指示社会部拟具办法“秘密组织情报网，严密监视共党及其党徒之活动”。（注：查1938年8月2日延安并未见有其情报所称之两千人党员大会召开。当日仅见毛泽东对抗大三个大队学员毕业讲话，内容亦与情报所称无关。且此时恰在中共全力争取与国民党全面合作，准备停止在国民党内招收党员、组织秘密支部之际，所谓多派特工化装潜入国统区扩大组织和准备战后对国民党斗争之说，也不合逻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电》（1938年10月17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十一）4943。）正是出于对共产党在民众中，乃至于在国民党内影响的恐惧，在这一波行动中，蒋介石甚至也曾亲自出马，秘密批捕了前黄埔军校学生、中共陕西省委重要负责人宣侠父，导致宣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杀害，并沉入枯井中。（注：蒋介石在8月3日见周恩来时亲口承认宣侠父是他下令捕的，后蒋鼎文在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谈话中也承认宣是蒋下令捕的，只是当时他们都没有承认宣已被杀害。） 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正在秘密推动的防共限共计划，尚欠了解。它还在积极谋求推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因此，它还没有把两党摩擦加剧的情况同国民党上层的态度变化联系起来。共产党人这时在《新华日报》上批评国民党的话，更多地也只是指向国民党的地方当局的。它在历数各地两党摩擦，共产党人备受摧残的情况，要求国民党惩办凶手，赔偿损失，禁止乱捕乱杀，颁布保障救亡团体的法令外，仍公开认为：“这些现象的发生，当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国民党中央的问题只是“缺乏采取坚持实现自己的法令和纲领的步骤和具体方案”。（注：见1938年6月9日《新华日报》。）而为了有效地改善两党关系，解决两党之间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在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再度提出了加强两党组织上合作的极端必要性。毛泽东明确提出：目前的合作方式“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因此有必要把“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保持其独立性”，或者“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他主张“正式向国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内部作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的共同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而一旦合作实现，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还将向国民党提交他们的名单。（注：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10月1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六中全会尚未结束之际就急忙返回武汉，于4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和王明给蒋介石的信，并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有关提议。周恩来的书面说明，被蒋介石马上分别交给了陈立夫、朱家骅、康泽、徐恩曾等研究和讨论。陈立夫等人研究讨论的结果，除在要不要适当修改三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办法，允许其他党派青年个人加入一点上略有不同意见外，其他意见大体一致。这些意见由陈立夫概括起来就是：“吾人应坚持下列方针：（一）不取两党混合方针，（二）不予以公开合法之凭藉，（三）不与之作平等之谈判，不许在一个组织内有两个信仰，不许一人跨两个组织。”与此同时，“共产党党员正式脱离党籍，奉行三民主义而愿参加本党为党员者，本党表示欢迎”。“本党为巩固革命政权，有派员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及民众团体之权利”。（注：《朱家骅、徐恩曾、康泽、陈立夫等四人对于“中共政治局所讨论的及六中全会所要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签注意见摘要》（1938年底），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79号。） 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中共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问题必须由国民党常委会进行讨论，但是他认为三青团可以修改章程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只待进一步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注：《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0月14日，前引书，第289页。）但此后由于战局危急，广州及武汉先后失守，这次交涉未能取得结果。到12月6日，蒋介石到重庆后再约周恩来谈话时，态度就已经改变了。他宣称：跨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不赞成，大家认为，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他拟于不久到西北后即约毛泽东等面谈，如全体合并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因为大家害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注：《周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2月6日。） 6天后，蒋介石再约周恩来及王明等谈，态度更为坚决。他不顾周恩来等人的种种解释和提议，强硬地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甚至当周恩来等谈到目前双方至少可以独立存在共同发展时，蒋介石干脆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忧虑之所在，他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因此，蒋介石这时对于周恩来等谈到的其他合作方式，当然认为无用，他声称：“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注：《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83-184页。） 　
五　局部“剿共”的结果——皖南事变 国民党中央推动各地及各党政军机关拟具防共办法，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已经充满摩擦的国共紧张关系更趋白热化了，并且迅速开始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 在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国民党防共限共的办法自然容易奏效，共产党方面难免要遭受损失。如在平江和确山，两地的新四军留守机关人数寥寥，受到国民党地方势力围攻，不免死伤惨重。（注：据报平江新四军通讯处被坑杀6人；确山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死伤上百人。）在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地区，对抗的结果却只能采取折冲的办法，妥协解决。如在陕甘宁边区陇东方面的镇原和宁县，原本就是个双重政权的地区，国民党任命的镇原专员公署依照上级指令“自动恢复权力”，“绝对强硬不稍退让”，指使保安队“到处搜捕捣乱分子”，捕去八路军三八五旅工作人员6名，意图逼走八路军，结果引起三八五旅的报复。双方你捕我的人，我捕你的人，终于引发军事冲突，国民党镇原县长、专员及保安大队均被赶出镇原县城。与此同时，邻近之宁县亦发生相同情况。毛泽东据此曾明确提出“采取强硬态度”，坚持镇原、宁县、庆阳等5县“全归边区管辖”，但由于国民党方面调来一六五师武装介入，形成军事对峙，最终双方也还是只能相互妥协，承认一切恢复原状了事。（注：《中央书记处致恩来、博古、凯丰、必武电》（1939年5月3日）；《陇东三八五旅制造之镇原宁县事件报告书》（1939年7月）；《朱绍良报告陇东镇宁事件解决经过情形电》（1939年7月17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11619；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二）7121。） 让国民党人深感头疼的，还是共产党占据军事优势的地区。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国民党推行防共限共政策的结果，就是国民党自己吃亏了。而对这种情况，国民党中央显然缺少足够的思想准备。在山西，阎锡山抗战初期为改造旧军队依靠共产党人的帮助组建了一支新军，不想新军建成却渐渐八路军化，阎自然早有夺回新军恢复权力的想法。随着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限共文件，阎锡山一度试图以武力夺回其失去的对新军的控制权，结果引发晋西事变，新军在八路军秘密支持下，占据了晋西北，大部公开脱离了阎锡山的统辖，事实上成为八路军之一部。而在河北省，鹿钟麟受国民党中央的鼓动，又是试图取消共产党人主导的行政公署，又是利用张荫梧、朱怀冰、石友三等各部与八路军对抗，必欲把八路军挤出河北，使其归还第二战区。然而，鹿统辖之下的这些部队，大多属于杂牌军性质，战斗力远不如八路军。八路军为达到河北以我为主的目的，遂集中优势兵力，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几个月连续作战，使国民党在河北的军队，不是惨遭歼灭，就是被赶出了河北地界，少数走投无路者，则只好投靠了日本人。 其实，国民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甫一下达，即为中共中央所侦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1939年6月3日即致函蒋介石称：近来各地摩擦日益加剧，“考其原因，地方幼稚，举动失常，固为肇事近因，但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中央发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之通告，实予地方上以极大之刺激。因是，各地磨擦渐趋普遍，武装冲突者有之，中共党员被暗杀者有之，被捕者有之，被骂为汉奸者有之，其所出版之书报多被查禁，其所参加之团体多被封闭，其所来往之友朋多被怀疑，其所从事之工作多受限制。盖以为如是，可以防制共党之活动，可以缩小边区之范围。殊不知愈恃压力，愈不足以服人之心，愈难收预期之效果”。（注：《周恩来致蒋委员长函》（1939年6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83号。） 事实上，国民党限共方针出台之际，恰逢中共中央政策转变之时。1939年5月底共产国际鉴于斯大林有意改变对德政策，将战争祸水西引，开始要求各国共产党提防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府翻脸。毛泽东因此在6月上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开始提出：要做国民党乃至蒋介石叛变的思想准备，为此要严密党的组织，每省建立一个到几个根据地，保存精干，准备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必要时打游击战争。（注：《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39年6月8日）。）不难看出，共产党人随后在山西、河北应付摩擦的强硬态度，明显地是其准备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之一。当然，为了避免根本破裂两党关系，中共中央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的姿态。比如通过周恩来致函陈诚等，要求划定范围，以求根本解决陕甘宁边区等地的军事摩擦问题；并发表致国民党书，呼吁合组两党或各党之共同委员会，商讨整个敌后党政军大计等等。（注：《周恩来致陈诚函并陈诚签注》（1939年6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84号；《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1939年7月7日），《解放日报》1939年7月7日一版。）对共产党人政策上的这种转变，国民党方面自然毫无了解，因而继续坚持强硬态度，毫不妥协，双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形成对峙乃至根本敌对的局面，几不可免。 1940年初，国民党高层干部上书蒋，明白提出：“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倭汪为我绝对之敌，中共则横陈于敌我之间，其所处形势，比倭汪尤难对付……假定中共势力继续膨胀，各地冲突继续发生，尤以中共活动范围漫无限制，我既不能消灭之，又不能调整运用之，徒加以不生效果之防止，即所谓以磨擦对磨擦，则久而久之，到处滋漫，对消我之抗战武力，扰乱我之社会秩序，动摇我之政治基础，不特为敌伪造机会，且将引起国际误会，而陷外交于僵局。”鉴于当前局势，似应本各个击破之法，划清国共两军作战界线，即“将冀察战区给予中共，发表朱彭为总副司令，而将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流域所有中共部队强制调赴北方，并示意只准向东四省发展，不准向南进出，在黄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任何地方不容丝毫客气，雷厉风行，禁绝并剿灭中共一切活动分子，确保国民党之统制态势，则情势转变，可望发生如下之效果”：“免去中共部队与国军杂处之状态，并坚固自己阵容”；“使中共转向其锋，与倭寇及伪组织直接冲突”；“肃清华中华南之中共势力”；“抗战胜利后，我可根据华北人民之请求，单独处置中共，并可乘东四省之极度骚乱，相机收复全部失地”。据此，他们提出：目前应“先成立一肃清黄河以南中共势力之计划案。（此计划案须绝对硬性并以强力实施）”以八路军及新四军完全调赴该战区为条件，发表朱彭为冀察战区总副司令和冀察两省省府主席，“其不服调动者，即认为贼匪，一律剿灭之”。（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643号。） 进入1940年之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已经白热化起来。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自信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通报说：“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注：《中央书记处致中共中原局电》，1940年3月14日。）因此，它更加雄心勃勃地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注：《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283-288页。） 共产党不断扩张根据地，且决心继续扩军的态势，自然愈加引起国民党人的极度反感。国民党内强硬主张用军事手段恢复权力者日渐其多。晋西事变后，第二战区于1940年初迅速拟定了报复计划，准备在两三个月之内调集5个军，并配合中央军3个军，向晋东南、晋西北的八路军“同时发动攻势作战”。（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573号。）军令部长徐永昌更深信国共两党“迟早必出于一战”，且相信再迟恐更不利也。（注：《徐永昌日记》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出版，第477页。） 鉴于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他在日记中表明自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当然，他了解，对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还“不宜全般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注：《困勉记》1940年1月5，27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对某党应取态度之原则》（1940年2月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特9/16-15。）因此，蒋不同意展开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而是倾向于各个击破的战法。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经占据相当优势地位，国民党在敌后难有作为，蒋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中地区。他对中共军队进入山东，并开始向华中敌后转进的情况高度警觉。得知新四军有化整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击根据地，江北以潜山青苔关一带，豫鲁皖边区以永城夏邑一带，江南以茅山并以一部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泊西之根据地”的计划，即严令下属：对“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注：《顾祝同致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密电》（1940年2月16日）；《蒋中正致顾长官祝同电》（1940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第29015110，29061163号。）而对军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调动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之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的作法，称“用此种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注：《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1940年3月22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9(7)。）蒋介石的意见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力求局部剿肃成功。因此，他一面要求第三战区逼迫新四军江北部队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选编精干部队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注：《蒋介石致李品仙电》（1940年3月28日）；《蒋介石致韩德勤电》（1940年3月28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2357。）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划界谈判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3。）7月16日，经蒋批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拟就《中央提示案》的形式，并于21日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 中共中央并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却无法接受冀察两省的狭小区域，提出必须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注：见《中国共产党复案》，1940年8月。）蒋介石对此根本拒绝，甚至周恩来提出只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中共战区范围，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亦毫无通融的余地。他声称：“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 在国民党人看来，“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特别是随着共产党1940年在华中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10月间，苏北最主要的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竟在黄桥镇被陈毅的新四军一举击溃，华中国共两党军事优劣的对比明显易手，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和多数国民党将领更加坐卧不安了。 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故决予纠正外，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提示其它各项规定，切实遵行”。（注：《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第504-506页。）为配合这一最后通牒式的通告，国民党这时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军令部并且秘密拟具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批准。白崇禧甚至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云云。（注：《中央书记处致关贺聂彭等电》（1940年11月1日）。） 国民党强硬威胁，共产党亦绝不示弱。11月9日，朱德、彭德怀除公开表示可以在皖南新四军问题上考虑“遵令北移”外，对国民党其他要求却毫不松口。面对这种情况，蒋注意到：“值此国际局势动荡未定之际，如过于硬性强迫，反于我不利。何况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以弹性出之，而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注：《事略稿本》1940年11月2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因此，他并未立即批准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而且，11月底，蒋还授命军令部次长刘为章向中共代表转达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可以展期北移一个月的意见，即八路军可于12月底以前北移至黄河以北，新四军可于1941年1月底以前移至黄河以北。（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30-231页。）但中共中央依旧没有明白的回应。不得已，12月9日，蒋以手令形式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军令部随即再次提出签呈，强调“现已届十二月中旬，如迟不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因汤部尚在平汉以西，其他李品仙、孙桐萱各部均在原防未动，即到预定之地点，亦须相当时日。又苏北匪军现已先发制人，为避免国军被其各个击破，及声援鲁苏，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而“观察江南新四军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似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解决”。（注：《徐永昌呈蒋委员长函》（1940年12月10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9(7)。） 时至于此，蒋介石已不能不批准此一针对共产党的军事作战计划了。当然，蒋还是希望能够兵不血刃地将八路军、新四军赶过黄河去。因此，他在12月25日再度接见周恩来时，不能不“以极感情的神情”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塌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注：《周恩来致中央电》（1940年12月26日）。） 正是按照1940年12月中旬军令部的命令，顾祝同指挥的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开始秘密做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准备了。国民党人没有想到的是，新四军皖南军部在蒋所定最后期限未到之前，就已经开始挥师北移了。只是，由于担心受到日军的拦截和国民党部队的阻击，新四军军部没有选择直接向北渡江，或先向东后向北的苏南路线，而是选择了先向南行再伺机向东向北的迂回路线，结果反而意外地钻进了第三战区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包围圈。没有任何理由能够使国民党人了解新四军为什么不向北而向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腹地深入，况且国民党人也正期待着这样一个机会。皖南事变因此发生了。随着蒋介石声色俱厉地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取消其番号，国共两党的关系几乎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仅仅是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才使得国共两党均未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并未因此占到便宜。一方面把国共关系弄到几乎破裂的地步，一方面却无法实施那个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退过黄河的更大规模的军事压迫计划，其结果是，原本还有些投鼠忌器的共产党人，从此再也不会顾虑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想法了。国民党的麻烦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