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都出水面如何钓鱼:张闻天夫人回忆文革：我们被非人折磨523天(图)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

今年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张闻天夫人刘英诞辰100周年。这位20岁就投身革命洪流、参加过长征的女性，解放后曾经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因直言批评“大跃进”，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更是惨遭迫害。但刘英始终与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而且正气凛然，令人肃然起敬。

被打成孙冶方的“后台”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张闻天在山上惹了大祸，7月21日一篇讲话，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闻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会后，外事系统进行了对他的批判。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监委书记。作为闻天的妻子，我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对象。

1960年11月，闻天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4年我被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

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杨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只保留了警卫员和炊事员。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的处境要比闻天好些。我曾经看到中央一位领导对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讲话，说孙冶方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边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关键插话：他的后台是张闻天。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通知闻天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刚好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孙式平到王府井买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长时间被冷落的闻天挺高兴地说：“好久都不让我参加会，今天终于让我参加会啦！”事先我通过近代史所范老的几个研究生得知，这个会是批判孙冶方的，内心暗暗希望不要连带闻天。可这种会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嘱咐小孙和他同去。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礼堂门口，他对孙式平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会就出去转转，快散会了再来接我。”

进了会场，闻天才知道这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大会开始不久，造反派一声吼叫：“把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的后台张闻天揪上来！”于是，闻天被架上台去，挂上大牌子，被强行作“喷气式”。

会场外的小孙听到里面喊口号，趴在门上一看，见闻天在台上挨斗。他急忙跑到中南海东门给警卫局打电话，对方慢悠悠地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有办法，等斗完你把他带回去就得了。”小孙又跑回来通知我。等他赶到三里河经济所，会已经散了，有人告诉他：“张闻天坐13路车回去了。”闻天回到家中（景山后街甲1号），疲惫不堪，我扶他躺在藤椅上，见他上衣扣子全被揪掉。他告诉我，今天批斗的时候昏倒了。

与彭德怀同台挨批斗

闻天被斗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北航。那是1967年7月26日，批斗会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中央要公布庐山会议决议，为了造声势，所以要再次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号称万人大会，也是闻天在“文革”中最悲惨的一天。

那天天色漆黑，闻天才蹒跚着走进家门。我焦急地迎上去，说：“你怎么这个样子，狼狈不堪的。”他有气无力地说：“你看看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头昏。”我看他满头青包紫块，连忙扶他躺下，一面用酒精给他按摩头部，一面询问批斗经过。闻天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被打得比我还厉害呀。”

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了，忽然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

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他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接着便召开斗争会。造反派是机要室的，名字起得怪里怪气的，叫“大喊大叫战斗队”。台上挨斗者很多，闻天首当其冲。一会儿叫他作“喷气式”，一会儿问他问题。闻天沉着冷静，不多讲什么，只答：“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我想看看台上挨斗的还有谁，忍不住抬起头来。“不准东张西望！”随着一声大吼，我的头就被掐下去了。等他们不注意了，我又偷偷地看，见台上有乔冠华、姬鹏飞……外交部的副部长都在那里。我看到会场上的大标语“打倒陈姬乔！”心里还直纳闷：对外友协的人我都认识，没听说有个叫陈姬乔的呀。后来才知道陈姬乔是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还有一次，天津 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来揪斗，把闻天拉到南开大学。当晚，闻天住在学生宿舍。半夜里，服务员突然进来，通知他走。

闻天到家已是半夜一点钟。我又惊又喜：“你怎么回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谁知又回来了。”后来才晓得，周总理曾对造反派说：“张闻天就住在那里，你们什么时候去调查不好，非要晚上？这样搞我不赞成。要斗就在当地斗，不能拉到外地去斗。”从那以后，再也没被拉到外地去斗过。

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闻天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曾私下对我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不妥当。如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这个党不就变质了吗？变质了的党不都要推翻吗？这个提法不对。”见运动迟迟不结束，他叹息着说：“这样下去国家要不行啊。把上面负责人都打倒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谁来管？”

囚禁家中遭更大灾难

1968年5月17日，经济所来电话通知闻天不要出去，近代史所也叫我不要去上班。下午四五点钟，几名军人来到我们的寓所，首先把守住门口，然后分别进到闻天和我的房间，责令我们坐着不准动，并宣布：从今天起，对你们实行“监护”，你们不能出门，不能和亲属来往，不能互相见面。

一阵翻箱倒柜的大抄家之后，闻天和我被分别关进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北房里。搬走了里面原有的家具，把炊事员黄天祥那里的两张不睡人的木板床放进去，外加每人一个三屉桌，一个凳子。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监视窥探。进去之前，造反派勒令我们交出身上诸如手表、钱一类的贵重东西。

会客室变成了审讯室。几张桌子拼成一个长台子，后面坐着来自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审讯者。作为受审者，闻天和我只能坐在屋中间的凳子上。

关于闻天的所谓“里通外国”、“庐山会议”、“61人叛徒案”等“罪行”，造反派已不知审问多少次了。闻天的回答无懈可击，所以，这些专案组的人想从我这儿找到突破口。

审讯者问：“张闻天上庐山和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车上谈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中央委员，又没去参加会。他们谈的都是些经济问题，我又不懂。我一天到晚忙干部工作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和他谈这个？”这些人不满意，说：“你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讲。”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

当初闻天和我赴合江工作之前，曾到哈尔滨找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当时一位苏联中将准备支援我们一些物资，需要有人前去交涉。陈云同志不懂俄文，带翻译又不方便，而身份低的人去也不行。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又精通俄文，正好适合担当此任。他把得到的枪支、电台等东西交给陈云同志后，就到合江去了。这就是所谓的“里通外国”罪行。

对于这个问题，专案组的人问得很细：张闻天到东北同行的人有谁；和那位中将谈的什么；当时有谁在场；苏联人为什么要给电台，是不是约好同张闻天发报，等等。

我尽量耐着性子和他们解释：“发电报是机要员的事，当时的机要员都在，你们去调查吧。同苏联接触的是东北局呀，我们合江只是个地方，苏联人给张闻天发的哪门子报？”

审讯者不甘心，“你跟着张闻天几十年，外交部十年，你不了解他？”我说：“正因为我了解他，所以我相信他绝不会里通外国。张闻天到外交部交涉问题的时候，我作为夫人是不能跟着去的，但是每次都有翻译或参赞陪同，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再说，外交场合苏联一向很严格，都是公事公办，谁会跟你闲聊天？见苏联外交部长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他们还是不信，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我说：“林彪是司令员呐。你们可以去调查，问问林彪同志就知道了。他当时在前方，辽沈战役不是他参加打的吗？”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无知，我给他纠正，反说我不对。我便不作声了。

见我不讲话，他们恼羞成怒，冲我乱喊乱叫拍桌子。我强忍愤怒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阶段，康生怀疑外边来的知识分子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好多冤案。后来毛主席批评他们，规定了九条方针，经过调查研究，冤案都平反了。你们今天不要再搞这一套。”“你反对延安整风！”他们趁机送我一顶帽子。我顶了回去：“我不反对延安整风，但是我反对抢救运动。这个毛主席也反对。”这样审来审去，他们拿我也没办法，又口气和缓地对我说：“刘英，你要争取反戈一击有功。门是开着的，只要你揭发张闻天，马上放你出去，立刻分配你工作。”我说：“我没有东西好讲，总不能编哪。我是老干部，不能骗党。没办法，不放就不放吧。但是我相信党会给我落实政策的。”

专案组今天审查我，明天审查他，并强迫我们念墙上的语录。我偏不念，说：“我眼睛看不见。”“把眼镜拿来！”戴上眼镜，我只念了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表示抗议：“这个是对敌我矛盾说的，我又不是敌人，不念！”

每次审讯完了还要写。专案组拿我和闻天写的材料进行对照，希望找到漏洞，可惜从未如愿。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他们看从我身上也榨不出油来了，就宣布：“刘英，我们要审查你历史。”我说：“太好了，欢迎你们审查。对于过去，我完全问心无愧。”“你真的问心无愧吗？”我说：“当然。革命几十年，我一天也没有脱离过党，没犯过政治错误，对工作非常服从，从不向党讲价Ｎ?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 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 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就这样，对我们的“监护”和非人折磨长达523天，造反派也没从闻天和我这儿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