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卡 影刃 动能:日军对菲律宾妇女的暴行:闻所未闻的禽兽行为

日军对菲律宾妇女的暴行:闻所未闻的禽兽行为

2010-12-10 23:26:40 （摘自《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作者：列斯特?I。坦尼）在执行下一个任务之前，我们到目标村落的时间稍早了一点。大家开始慢慢向那个小村靠拢，在村外，我们远远地听到了步枪开火的声音，还有妇女惊恐的尖叫。我们飞快地在一道可以俯视整个村庄山脊上隐蔽了起来。

　　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村子里，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一个菲律宾妇女，她们的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象，在不久前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阴道里。妇女们哭泣着，尖叫着，祈求有人来阻止这群禽兽的暴行。但那些日本兵只是放肆地大笑，而且笑的越来越厉害了。我想，他们一定从这场残酷恐怖的游戏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感。

　　一些日本兵开始玩弄那些妇女的Ru房，另一些则拿着灌满沙子和砾石的竹竿抽打着这些可怜的妇女。如果一个人在挥舞这种武器的时候用了足够大的力气，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撕开人身体的任何部位。竹竿很快被抽裂了，破碎的竹竿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妇女的皮肤，鲜血从妇女们身上像喷泉一样喷溅出来。日本兵的哄笑和妇女们的惨叫，混合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音响。

　　这种针对无辜受害者的野蛮残忍的暴行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正要转过脸去，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日本兵点着了从那些妇女阴道里伸出来的导火索。不到20秒，我听到了爆炸声。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炸弹把那些妇女炸得四分五裂，把棚屋炸成了一堆瓦砾。在烟雾中，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对着他们的母亲大哭。另外五六十个村民被日本人逼着“欣赏”了这次行刑。刚从隐蔽处跑出来的日本兵却在一边欣赏着这种兽行，一边不停的哄笑。

　　我很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停的颤抖和呕吐。我对这种暴行感到无比的愤怒，但又没有办法去阻止它；这种心理真的很难描述出来。我感到热血冲向脑门，我打开冲锋枪的保险，想和这群畜牲拼了。就在我即将跃出的一刹那，瑞利一把拖住我，说道：“你疯啦！我们只有5个人，下面少说也有40个鬼子，别去送死！你没看到下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他们怎么办？”瑞利说得对，贸然行动无异自寻死路，虽然我们的冲锋枪在近战中有有优势，但是小日本枪法不赖，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冲到村里，就在路上当了活靶子。

　　这时，耳边传来日本翻译凶神恶煞的声音，音调很高：“这就是对你们不回答问题的惩罚，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你们下次再拒不交代游击队在你们村子附近的活动情况，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杀光你们。”接着，日本兵跳上卡车扬长而去。

　　在确信日本人已经离开村子很远后，我们进村，照料那些刚刚经历过大屠杀，惊魂未定的村民。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碎片。我们帮受伤的村民处理伤口，把活着的村民聚在一起，安抚他们。我们试图把断肢残骸清除干净。太可怕了！小村的街道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大大小小的人体碎块，残缺不全的胳膊、腿和躯干、内脏四处可见。

　　那些还能自己走路的人，走起来显得非常的艰难。他们大都身上有伤，我们给他们的伤口做了缝合手术，只要有需要，我们就给他们绑上应急止血带。我们在村里找出一辆卡车，幸好司机没有受伤，我们把受伤最重的人抬到卡车的后车厢里，让司机赶快送他们去附近城镇，找医院和医生治疗。

　　我们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这些缝合手术，开始指挥还可以参加劳动的青壮年男性清理废墟，他们计划重建那些被毁掉的木屋。不久，天已经黑了，村里的人很感谢我们，坚持让我们留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我们很少在晚上行军，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们决定留下来过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人的暴行而怨恨我们。但不幸地是，我们错了，大多数人的确是理解我们的，但那天下午被炸死的一个妇女的儿子则不同。他不停地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要我们为他母亲的死负责。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10岁。

　　瑞利给我们制订一条规章：如果决定在当地村庄宿营，队伍就一定要分散开。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最好睡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这种分开住的目的是：万一碰上敌人，不至于全军覆没。那天晚上，他们安排我住到了这个小村外围的一个木屋里。那个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毯子、枕头，大家都和衣而眠，这样便于转移和行动。

　　那天晚上，我没有像惯常那样很快的入睡，而是很清醒的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白天目睹的那可怕的一幕老是浮现在我眼前。我猜自己大约一点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五点半的时候，大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事实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还摸了一下那伤口，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于是我彻底醒了，睁开眼睛，随即看到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那就是我刚刚感受到的，也是带给我最初的疼痛感的原因。他对我大叫，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叫我站起来，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倒下了。他的叫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我故意大声惨叫希望能惊醒其他睡着的伙伴，让他们能够逃脱。

他突然不叫了，转过身面对着其他日本兵，给他们看沾满血的刺刀，那上面是我的血。然后他们都开始哈哈大笑，笑得很难听，听起来就像野驴在叫春。我再度尝试着站起来，这是在巴丹死亡行军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获得的教训，--日本人喜欢欺负看起来虚弱的美国兵。那个日本兵又对我的胸部猛踢了几脚，我又倒下了。村子很小，其他同伴应该听到我的叫声，只要日本人没有把整个村子包围，他们还是能从容走脱的，于是我不再叫喊。

　　我再次试着想爬起来，这时，我意识到，想依靠自己站起来，已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菲律宾房主是个好心人，他不顾危险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1袋米。”我知道那男孩儿是谁，而且，我也不会怪他。我知道，他在情绪上已经崩溃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折磨，殴打，侮辱，最后杀害了他的母亲，这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了，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呢。当时，我没有再往深处去想自己被俘的原因，而是集中精力，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最好的应付现在的局面，因为这才是眼下最紧要的。

那个日本兵又开始踢我腿上的伤口，这种疼痛是十分可怕的，但我咬住了嘴唇，不让他们从我可能发出的呻吟、哭泣或是惨叫中得到满足。这次我没有倒下，靠着自己的双腿坚定地站着，尽可能笔直地站着，忍着痛毕恭毕敬地向这支日本搜捕队敬了军礼。

　　我拼命回忆瑞利跟我讲过的应急措施，还有战友们叮嘱过的简单要领。假如被俘，要表现出对对方军队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丢了装备，或者队伍被日军打散，躲进丛林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没有吃的，所以跑出丛林找些吃的。日本人有可能相信，因为这种情况很多，温赖特将军在5月份才下令菲律宾全境美军投降，更增加了可信度。日本人有可能相信，我们只是和自己的单位失散了。 

日本人肯定会逼问游击队的事情，就假装对游击队一无所知。简单地讲，就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不承认与游击队有任何瓜葛，不留下任何破绽。因为日本人哪怕发现一点破绽，都会穷究到底，把我的嘴撬开，获得游击队的信息。从奥唐奈集中营中获得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承认，也难逃一死。

　　我很快意识到，绝对不能说“哈依”这个词。奥唐奈集中营中，日本兵殴打我们，我们会学着日本兵被军官教训的时候本能地说“哈依”，--对于任何军阶的美国战俘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日本兵获得满足、停止殴打的好词。在以后的战俘生涯中，我说了无数次的“哈依”。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本能，因为一旦这个词从嘴里蹦出来，日本兵很快会意识到，我曾经在日本战俘营里呆过，我是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等待我的将是死亡。 

　　很快，我用到了所有以前学到的东西。这时小屋里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我转向他，以军姿刻板的站着，直接对视着那个日本军官的眼睛，大声说道：“长官，我的编号是20-600-429，我是……”没等我说完，他的刀鞘就落在我右脸颊上，划开了一道5英寸长的伤口。我疼得说不出话来。另一个日本兵冲上来，用枪托把我砸倒在地。

　　接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那个日本军官前面，把我的头紧紧地按在地上。这帮家伙非常高兴，很容易猜到，他们为逮到我这个“游击队员”而感到非常兴奋。在挨了几脚之后，我被拽了起来。日本人开始搜我的身，他们试图找到一些武器，幸好我把冲锋枪交给了瑞利保管，他安排我睡在村口，其实也是让我承担哨兵的角色，我这个哨兵，有事只能喊叫，不能开枪，开枪大家都没命，日本人肯定以为碰到游击队，那么同伴们逃跑的几率就会很低很低。

　　他们拿走了我口袋中所有的东西：一把菲律宾小刀，很少的几张比索（菲律宾货币单位），和我的那本“微型诗集”口袋书。随后，他们带我来到了一辆卡车旁边。他们把我的个人物品放到了一个小盒子里，丢到卡车的前座上。接着我被我扔进卡车后车厢，四五个日本兵看着我。我的脸和腿都在流血，他们没有给我止血，就发动汽车，离开了那个村庄。车厢里除了我，没有其他同伴，谢天谢地，他们总算成功脱险了。

　　上了卡车，躺下之后，我就把衬衫撕成了条，用这些布条对受伤的腿进行了包扎。这样做止住了血，也使我感觉舒服了一些。接着我开始用手按住脸上那道长长的伤口，试着把血止住。我不知道这些日本兵要带我去哪，也不知道，到了以后，他们会对我做些什么。但是在路上，我想，我还活着，活得挺好的。我下定决心，不管日本人如何拷打，我绝不松口，一定要让日本人相信我只是一个失散的普通士兵。我的脑子快速运转，我必须迅速计划好该怎样应付马上就要面对的讯问。我希望卡车不要那么快地停下来，路上的时间对于我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极其宝贵。我开始回想过去这几个月的一些经历。我凝望着路边的稻田，突然灵光一现。我们在林加延湾作战的时候，莫林中尉的车组在战斗中失踪。他们车组有4个人，我有绝对地把握让日本人相信，我是坦克的4个乘员之一。据兄弟部队说，他的那辆坦克后来在当地的小山脚下找到，经过激烈战斗的坦克已经报废了，不过车上只有两个人的尸体，另外两个人不见了。因为林加延很快陷落，所以我们也没有见到逃离的两个人，他们很可能被俘了，也可能进入了丛林。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日本人的战果统计绝对不会细到确认坦克上的两名美国士兵的身份。

　　我就说自己是两个没有被俘的坦克乘员之一，与队伍失散后，回不了部队，只得不断躲避在菲律宾的村庄和村庄附近的丛林里。不过我得编出一大长串辗转躲避的菲律宾地名。这难不倒我，我清楚地记得很多战前观光过的村庄名称；我们坦克部队一路打一路撤，加上经常充当战场救火队，我能清楚地记得在哪些地方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哪些地方我们遭遇重大损失，尤其是在哪些地方，我们的战友离开了我们。我相信只要我不说“哈依”，日本人绝对不会发现我是游击队员。

我们沿着那条被大雨严重损坏的公路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路况相当差，路上布满了弹坑和碎石，卡车颠簸得厉害，我估计时速只有15英里/小时。有一次卡车停了下来，原来大风将路边的一颗大树的一个大枝吹断，拦在路上。日本兵不得不下车，把这个大枝杈移走。到了上午10点钟，卡车在一个乡村学校前面停了下来。我意识到，这肯定是这一个地区的日本人的侦缉部队的据点。审问即将到来。

　　卡车停了下来，日本人把我赶进主楼，来到了一个很长的大厅里，很显然日军指挥官的办公室就在大厅附近。刚一进来，他们就要求我立正。接着，一个日本兵对我进行怒斥，那个时候我还听不懂日语，估计是要我“乖乖地听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除了感觉到他的粗暴蛮横，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只是低头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走了进来。他的制服干净的出奇；鞋也擦的锃亮。身上带着一把装饰华丽的武士刀，一看就知道这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是实战用的。我猜他很可能是日本皇族成员，只见他趾高气昂地向我走来，右手紧紧地握着刀把，他似乎很为这把刀感到自豪。他在我面前立住，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我负责为指挥官翻译。我警告你，最好诚实一点，如实回答指挥官问你的问题，如果你胆敢耍半点花招，有你好果子吃！”他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可能出生高贵。他说话的语气不像一般的日本军官那样声嘶力竭，声音不是很大，但是语调中分明透着一股威严。我非常清楚这些话的分量，在死亡行军路途当中和奥唐奈集中营里，我多次领教了日本人对付战俘的手段。不管我说不说，日本人都不会对我客气。

不一会，日本兵把我推进了指挥官的办公室。与我想象的指挥官的形象差不多，我的面前站着一个矮冬瓜，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至多只有5英尺10英寸那么高，却至少有250磅重。他微笑着看着我，精心修剪过的仁丹胡子一动一动的。他尽量表现得和蔼可亲，和声细语地对着翻译官，叽叽咕咕说了一通。翻译官告诉我：“长官问你，那些和你呆在一起的家伙，现在躲在哪里？”他问得很平实，没有尖叫，也没有手舞足蹈。我假装着迷惑不解的样子摇摇头。翻译官又问我：“我们从飞机上投下来很多劝降书，你见到过没有？只要你把它交出来，就可以获得自由？”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这玩意就是那些印着放荡的女人的小纸片，在奥唐奈集中营有很多兄弟就因为身上带着这些小纸片，被日本人枪毙了。原因很简单，日本人认为，他们没有珍惜投降的机会。我当时身上也有一张，好在自己反应快，偷偷放在嘴里，嚼烂了吞下去，要不然我也不会活到现在。我告诉他们：“报告长官，我没有见过劝降书。我在林加延作战期间，与部队走散了。如果我见到了劝降书，我一定会慎重考虑，认真使用它的。”

　　事实上，日本人从低飞的飞机上投下了五六种不同的劝降书。第一种说：“麦克阿瑟已经离你们而去，……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就投降吧，你们会获得优待。”另一种说：“士兵们，不要等待死亡的降临！要向前看，这样你们才能活到明天。”还有一种劝降书上面印着暴露的美国女人的画像。配合着这样的文字--“在炸弹掉落之前，让我牵着你的手，亲吻你高贵的脸颊，细语呢喃……在灾难降临到你的头上之前，让我陪着你在花园里徜徉，在花香中与你共眠……现在还有时间，请抓住最后的机会，你可以享受暖玉温香，在我的酥胸上得到慰藉……回家吧，我在家里等着你，愿你和我在梦中相逢。”传单上的英语不太纯正，但是那个女人的画像的确非常性感。还有一种类似的传单，上面的画像是性感的日本女人。日本人的心理战术运用得非常充分，他们还专门做了针对菲律宾军队的劝降书，想分化美菲联军。我记得有一种传单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日本人和菲律宾人是兄弟姐妹……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人，让我们团结起来，把美国人赶回老家去。……拿着它，你就能获得自由。”

　　指挥官继续提问，游击队的活动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和隐藏地点。我当真不知道队伍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活动区域非常大，哪里有便宜捞就去哪里。我们经常偷偷地从日本人扫荡“铁耙”的齿间的缝隙通过，偷袭日军后方的运输线。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他们。于是我告诉他们：“自从队伍被打散之后，我一直在四处转移，只是路过那个村庄，找个地方睡觉，顺便弄点食物，填饱肚子。我没有参加游击队，也没有碰到过游击队。”我从他们的神情当中看出，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指挥官表现得越来越爆炸，声音也越来越大，很快凶相毕露。我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对我用刑了。我下定决心，就是对我用刑，我也不会吐露一个字。霎那间，时间似乎凝固了，我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等着挨打。最终，指挥官手一挥，给了翻译官一个心照不宣的指令，翻译官走了出去。几分钟后，一个日本兵走到我旁边，举起步枪，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形，枪托就结结实实地照我的脸上打了下来。我感觉到鼻子失去了知觉，鲜血一下子就从鼻腔中喷涌而出；脸颊也被枪托打破，牙齿被打掉好几颗。鲜血喷溅到我的衬衫和裤子上，把衬衫和裤子打湿了一大片；还有鲜血顺着鼻腔流入我的喉部，喉咙本能地吞咽着。等麻木的感觉过去之后，剧烈的疼痛开始发作，痛得我全身肌肉抽搐，不自觉地耸动双肩。这种感觉很痛苦，如同堕入地狱。看来这个日本兵，是干这个活的一把好手。所有在场的日本人全都哈哈大笑，他们见到我鲜血淋漓的样子似乎很满足，很过瘾。毫无疑问，我这个孱弱的美国军人，成为了他们取笑的对象。我坚持着没有倒下去，经验告诉我，日本人喜欢欺负倒下去和看起来软弱的美国人。

　　我挣扎着挺直身子。日本人见我没有倒下，又一个日本兵跑过来，拿着一根灌满沙土和砾石的竹竿抽打我的后背。在承受了多次重击以后，我终于经受不住，跪倒在地。但是我随即用尽全身的力气，双手撑着地面，站了起来。就在这时，日本指挥官和翻译、士兵好像有什么事，跑了出去。我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在指挥官的办公室里大约站了一个小时，直到三个日本兵冲了进来，把我拖到外面的练兵场上，这里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操场。

　　刚出门，我就看见一个美国人四肢张开呈“大”字型，被五花大绑在一块大木板上。一个日本兵捏着他的鼻子，让他的头昂起来，另一个日本兵端着一个茶壶，不断地往他的嘴里灌水。那位兄弟不停地咳嗽，不断地呕出水来。日本人想让他体会溺水的感觉，因为这么灌水，很多水会进入肺部。每隔几秒钟，当他呕吐得厉害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就会靠近他，问他问题。如果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军官就命令那两个士兵继续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