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动表和机械表哪个好:何方：历史要真实——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2000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诞辰，特撰此文作点辨析，以期引起讨论和求得专家们的指正。

　　问题的提起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 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 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20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3] 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议，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 [4] 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4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 [5] 又如后面一节用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的种种困难。” [6] 这些话恐怕只能是很久以后的想象，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就谈不上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了。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做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还是近年来所看到的写得比较客观、公正、也许更接近实际一些的。它们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远的书就不用说了。看来，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固定论断，既成了陷于矛盾而无法解决的死结，大概也是难以通过的关口，就是说都得这样写。

　　由此可见，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其实，现在资料已相当丰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只在于要不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对待已有的结论（包括各种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反省和各种回忆），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呢，还是要“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纸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7] 如果属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并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下面就利用20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8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8]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周王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9] 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 [10] 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 [11] 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和刘少奇、杨尚昆发电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 [12]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 [13] 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 [14] 所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 [15] 中也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主要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40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关于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呢？下面就试举八条论据进行讨论。

　　一、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 [16] 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由于创建红军和苏区，所以名气很大，与朱德并列，以“朱毛”著称，国内外以至苏区军民多把他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领袖，知道向忠发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反倒不多。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毛泽东，使“左”倾中央对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这也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和代替博古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有的说是出于毛泽东的谦辞。这自然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说，“我是不让权的”，“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成为全党全军领袖以后，革命又处于危机关头，谦让就是推卸责任。例如会后张闻天提议让他出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就没有推辞。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让张闻天“过渡”一下，是为了好向国际交代。这也是实在说不过去的。遵义会议既然敢于把国际派来的顾问和国际批准并一直承认的总书记拉下马，为什么对民主选举替代的人就这么多顾虑呢？而且此说至今并无任何足可证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录都没提到当时的什么人曾有此考虑。相反地，中央领导人倒是知道过去国际是支持毛泽东而不支持张闻天的。例如六届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书记之一，国际回电就不同意，后经博古去电解释才予批准。 [17] 而“左”倾中央会前还计划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不但不准，还力主把他选为正式委员。对于去掉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换成张闻天，中共代表团也来信说，“莫斯科很不满意”，还一再通报国际对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极为重视，说“国际已将毛同志作为中共和苏区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传和肯定了”。 [18] 其实，在这之前对毛泽东的宣传就很多，而无论以前还是以后对张闻天都没有什么宣传。

　　至于说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并非出于多数人的意愿，“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但是毛泽东说服了大家，“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19] 这种说法大约只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码也是延安整风以后，在遵义会议时是几乎不可想象的。而且事实上，所有这些，在延安整风中专门清算历史问题时都没有特别涉及，可见是出于一些人事后的认识或某种需要。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却是当时各种具体条件决定的，带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

　　二、遵义会议后长时期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

　　按照毛泽东的定义，“为首”就是召开会议。 [20] 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 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一种抽象说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举行的，还说得过去，但谈不上领导，因为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 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向邓力群提出，“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 [21] 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中，提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2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这是讲求分寸和实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写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

　　题”。 [23] 正是这一例外恰恰与事实不符。因为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惯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会议（政治局和常委）都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和主持，如无特殊情况，毛泽东是不会违背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会议的。而且当时担任政治局会议记录住在张闻天隔壁的李华生、也与张闻天为邻并列席这次会议的郭洪涛、开会时在场并作了简单发言的张闻天夫人刘英，都一再证明和坚持认为，13日会是由张闻天主持并在他的住处举行的。 [24]

　　1938年以前，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的会议，还不像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那样，“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而是认真准备，确定会议议程和报告人，最后往往还要作总结发言，实为会议结论。因为自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就竭力发扬民主，推行集体领导，摒弃博古时期那种个人包办和独断专行，所以不但开会多（同外地领导人磋商的电函也多），重要问题会议上定，而且还按所讨论的问题由分工主管的人对某项议题提出报告和在讨论后作结论。这样，作为会议主持人，他的最后讲话就被称为“总结发言”。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7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 [25] 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

　　三、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的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多通过中共代表团），进行请示汇报、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国党组织，如向各路红军和各中央局传达中央重要会议决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特别明显的例子是，长征后博古放弃了对全国党和红军的领导，以致项英1935年2月4日来电说，“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音，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 [26] 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就很快开会讨论，作了答复，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自己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提出建议、交待任务、接受汇报、保持联系等），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杨尚昆语，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所写的《序》），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毛泽东并没有管中央和全党的组织工作，仍然像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所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 [27]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在其位。这和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情况明显不同，更不用说1943年中央机构改组后的情况了。

　　四、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

　　遵义会议后的三四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不但胜利完成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毛泽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他分工主管的军事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草决议也基本限于军事问题（后来又加上统战问题）。而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一直有一种说法，毛泽东虽然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是新领导的核心，因为一切重大问题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后定下来的。如果是指某些具体军事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说；但如指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情况却并非如此。这只要对《张闻天文集》和《毛泽东文集》（均包括《选集》）这个时期的文稿以及两人同一时期的《年谱》作一对照，就可明显看出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各人所起的作用了。例如1935年甚至包括1936年，在整个形势和党的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极多，但毛泽东却几为空白。有两件在战略转变上有重大意义而由他署名的文件，却是张闻天代为起草和发布的。第一件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包括十大纲领），毛泽东从前方复信给张闻天说，“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即发。”第二件是《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他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只是提了些修改的意见。 [28] 或如胡乔木所说，“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 [29] 把六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毛泽东文稿一对比，就可分清核心和非核心、为首和不为首的区别了。

　　下面再从几次重要会议中看这一时期张闻天在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代表正确路线一方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现在已得到公认。需要一提的是，有些著作为了突出毛泽东和减弱张闻天的作用，提出《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的。这一说法的缺乏根据和与理不通是很明显的，对此已另有专文论述。

　　遵义会议后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与确定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军会合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如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等，在会上分别作政治报告或结论，并先后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30] 在两河口会议通过第一个决议的前几天，张闻天就发表了一篇《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 [31] 的署名文章，成为最早系统阐述北上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文献，这就不能说决定和决议的起草是根据别人的发言和意见了（但有些史书上仍说是张闻天支持了“毛泽东的北上方针”，不知有何根据）。此后由于张国焘违背上述决议和对抗中央，张闻天又主持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直到延安后，有关批判张国焘的报告和决议也都是他作的。中央安家陕北，当然是领导集体决定，但肯定有张闻天的重要贡献。因为从现存文献看，首先透漏出这个意思的就是张闻天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 [32] 说明他注意这个问题，早有这个意向。其他各种说法，可能都有，却于文献无据，属于传说。

　　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的又一极为重要的会议，准备工作是完全在张闻天主持下，而毛泽东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其实，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就首先提出了战略转变问题）。当时由张闻天主持，同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根据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讨论确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相关的策略，然后写信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方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很快复信表示完全同意和对改变富农策略“基本同意”。当毛泽东回到瓦窑堡三天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召开，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张闻天会前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33] 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报告，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延安整风以后，一些有关党史的著作和回忆录，为了突出毛泽东，谈到瓦窑堡会议时，往往不提会议决议或者一笔带过，而把会后毛泽东在积极分子会上传达决议精神的报告说成是党的策略转变的标志，自然是不确切也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