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庚戍年4月8日（公元1970年5月12日）中午，上海北站又一列知青专列满载着哭声沿“沪昆线”缓缓启动了。专列上的乘客包括76名上海市长风中学1969届的初中生，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山间的小盆地——孟定。 “上山下乡”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而波及整个国家，这在国际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发生、发展，是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 它的源头最早可以追述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延安时期。当时先进的青年学生为了理想，从各大城市奔赴各解放区，切切实实地走进农民的生活，既向后者传播文明，加快了抗日战争的步伐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又向后者学习同生存有关的技能，以改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真正成为后者中的一员。因此，毛泽东主席在他著名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他们的精神。他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篇文章和他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讲话成了指导新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理论。 3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由于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他们是胜利者。 50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对回乡知青大加赞赏：“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有作为”无疑是个充满信心的热切期待，它至少确立了知识青年与工农阶级地位平行的精神地位。 60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就初露了后来知青运动的端倪。虽然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但已开始从自愿转为对知青带有半强迫和惩罚的性质；因为涉及的对象都是出身不好的中学生，在上海，多数人的去向是新疆。 “上山下乡”由学生的自发行为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不能不提到“文化大革命”的。 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的份上，老人家以他虽已垂暮而仍犀利的洞察力已痛苦地发现了自己所作决定的轻率：“文革”已违背了他发起这场运动的本意，而显出它本身的丑陋。1966年以来，全国初中、高中（包括部分大学的）各届毕业生急待就业安置，而各企、事业单位又处于几乎全面瘫痪的境地。无力接受和安置变得狂妄不羁的红卫兵。因此，这些“红卫兵”的出路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对农民是情有独衷的。如果把目空一切的他们交由他信任的农民兄弟来看管，利用他们的保守来遏制学生们的不安份，显然是个好办法。而这种“分而治之”则被冠之“一片红”的美名。 6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内政治、经济等各种形势，终于在1968年12月22日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口号，而且去向必须是“老、少、边、穷”的地区。事物的发展在这里起了质的变化。“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知青运动历史性的演变，决定了知青命运悲剧的必然性。 至此，尽管农村的天地依然广阔，但“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却注定没有“大有作为”的可能。与他们30年前的前辈相比，他们是彻底的牺牲品和失败者。倘若他们的失败仅止于此，那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人们将看到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劣势和痛苦将以更大的失败出现。 出生于癸已年～已未年（公元1952～1954年）这个年龄段的绝大多数是当知青的，他们几乎可算共和国的同龄人。而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对比她稍后诞生的这一代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她用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呵护着培育着这代人。祖国的花朵在精心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他们怀着“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的美好理想，背上书包，去学做共产主义的新农民…… 1969届初中生是这个年龄段的集大成者，丙午年（公元1966年）他们唱着“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的《少先队队歌》读完了小学，但“文化大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开始了。他们一出小学校门，就怀着无比的赤诚，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这时，领袖又要他们“复课闹革命”。于是他们跨进了中学校门，但一般意义上的学一天也没上就又出了校门，仅学了几句应景的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的英语，就美其名曰：“初中毕业”，虽然没有什么毕业证书。

    “初中毕业”了，既然“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无学可上，而“知识青年”的桂冠却是必定要带的。这时，领袖的个人意志再次决定了人民的群体意识，因为他说：“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虽然学生们并不明白为什么“犯错误”也要轮班排队，但想不“犯错误”就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走“一片红”的道路。 领袖希望他们到“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庚戍年，“上山下乡”达到高潮，上海每天至少有一趟知青专列发往全国农村，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几乎每个家庭只要有辛卯年～辛丑年（公元1950年～1960年）期间出生的，就一定产生一个甚至是几个下乡知青。上海的知青大致有7个去处：向北有安徽、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向南有江西、贵州、云南等地。这些地区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老、少、边、穷”的特点。由于领袖的个人意志决定了人民的群体意识，因此被上山下乡运动裹挟的绝大多数知青是被动的。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间，全国下放的城市学生达数以千万计之多。 当斯时也，国内各项形势持续恶化，加之中苏边境形势骤紧，中央军委决定以国营农场为班底，在全国建立12个生产建设兵团。这样数以千万计的知青中产生一个特殊的群体——兵团知青。 庚戍年3月（公元1970年4月）的一天，1969届的初中生被告知去坐落在海宁路的胜利电影院，听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征兵”的动员报告，1000多名的学生把电影院挤得座无虚席。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的政治处主任向他们描绘了地处北纬23。以南的云南孟定是一个盛产热带作物的美丽的地方，生活上：“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终年四季如春，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逢着雨季，就是休息，学习。主要任务是：1、发动当地的人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革过命的命”。2、保卫边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协助缅甸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官方并不鼓励）。3、在17年来资产阶级路线教育下，他们这一代青年学生受了“封、资、修”的毒害，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此知识青年要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接受再教育……。在肩负了老一辈革命家这种殷切的期望后，学生们深感任重而道远而砰然心动，他们自然是热血沸腾。囤垦戍边、扛枪卫国是何等的光荣和浪漫。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人，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能够有资格聆听这类报告自是党组织的信任，积极报名是义不容辞的，而且毫不顾及老母亲们的暗自垂泪，还自以为是从思想上与本阶级划清界限。何况诸如“草帽当锅盖、3个蚊子一盘菜、吹火筒当烟袋、抱着娃娃谈恋爱……”等等的“云南十八怪”显得多么的怪异、诡秘和令人神往？因此，终于在这年5月的某天，他们登上南行的专列向着中缅边境的孟定狂飙突进。 同学C，自由投资者。他抽着很一般的“牡丹”牌香烟，烟瘾很大。他没什么别的爱好，不喝酒，不打牌；就好喝浓茶和抽烈烟，这嗜好还是在农场养成的。“我喜欢外烟，过瘾！但抽不起。要不是怕丢人，我甚至想抽更便宜的，在我看来国产烟都一样。过去没烟时，树叶我们不也一样抽？现在条件好多了。”多年不见，加之股市的涨涨跌跌、牛牛熊熊和多多空空使他显得有些苍老和憔悴，言语间有着明显的自嘲。他抽烟喝茶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可直到现在依然觉得好茶好烟不过瘾，如果不用眼看，他不能象一些人那样区分香烟的品牌，至于让他根据茶的口味来区分种类，那就更别提了。 “5月，正是雨季的开始，出上海、进浙赣、入湘桂、上黔滇，沿“沪昆线”一路冒雨西去，下了火车再换军用卡车，继续西行。在这山路的颠簸5天里，吃的是又肥又酸又辣的干肉；住的则是睡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的回潮的干草上，连脚上的鞋也湿漉漉地穿了5天。对了，有个女孩因一脚踩进泥泞，拔出脚时，一只鞋没了，她就这样一脚鞋，一脚光地在别人的扶持下才直抵目的地，娇嫩的小脚自然是血肉粘连。” 我为他惊人的记忆力而诧异。“你一定感到奇怪，这么小的一件事我都记得住？”他抬眼看定我。的确，我们这30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可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总是挥之不去。话又说回来，在宏观的人生中什么是大事呢？ “一路上纷纷扬扬的雨始终追随着知青。透过雨帘，泥泞的盘山路两边，弥望的是一片红土地，寸草不生。由于雨季，山地大面积滑坡，经常的情况是卡车仅三只轮子着地，紧贴着悬崖小心翼翼地驶过。这时我的心开始逐渐下沉，现实环境的险恶把原先想象中的荣耀与浪漫击个粉碎，突然产生象俄国“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感觉。在连续的降雨停止时，一大批疲惫的孩子也穿越了千山万水，终于到了边境小镇——孟定街。” 孟定，云南西南部山间的一个小盆地，像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从山峻岭之中。这种盆地在云南叫坝子。它隶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耿马，《辞海》的记录：旧县名。在云南西南部、南定河流域。元属孟定路，明设耿马安抚司，清属顺宁府，仍设安抚司，1942年设耿马设治局。1952年改耿马县。居民有傣、佤、汉、拉牯、布朗、彝等族。产有稻、玉米、花生、茶叶、甘蔗、香蕉、咖啡等。森林茂密，有马鹿、野猪、孔雀等野生动物。 “望着简陋的茅草棚和挂在墙上晃来晃去的煤油灯以及地下放着几大盆毛没刮净的肥肉，还有一大帮围着肥肉淌口水的当地小孩和咽着唾液的大人，我们无言地抚摸着满脚的血泡。不是说“楼上楼下”吗？不是说“电灯电话”吗？不是说“头顶香蕉，脚踩菠萝” 吗？原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空中楼阁（大多数知青直到离开农场，住的仍是茅草棚，用的仍是煤油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原来价格是很贵的。“受骗了，我们被骗了，你们怎么可以如此？从几千公里外去骗一群孩子呢？也不怕累么？”，脑海里始终在转着这几句话，我终于忍不住地流下眼泪，由此引来全体的号啕大哭……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别人越是鼓吹好的东西，我就越不信，这个教训或者说经验，不知多少次帮我认识事物的本质或接近它的本质。大家边哭边把大肥肉扔在地上……唯有老农工养的瘦狗在大快朵煦。” “现在想起来，我们知青太过分了，会有报应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别人怎样我不知道，至少我很怀念那些大肥肉。这些肥肉是兵团老战士舍不得吃而特意留来款待我们的，听说他们都是原刘、邓所属“二野”部队的，又听说是在追击逃向缅甸的蒋帮李弥兵团，没追上后就留下垦荒的。 这夜，我躺在用竹子搭成的床上，透过稀疏的茅草屋顶，可以看得见星空。与世隔绝和绝望的念头在胸中弥漫而久久无法入睡，耳边听着连里的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老人家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或者是雄壮的进行曲。突然，广播中断了，只听得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今天发表的庄严声明”。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传播的著名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提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伟大论断的“五·二零声明”。 哦！那天是1970年5月20日。 虽然他叙述的都是我熟悉的，但仍有一种被震撼的共鸣。C同学大学毕业，有着较好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因此心气孤傲。他颇通法理；擅长策划，行政和劳动人事管理。但最终一事无成，只能寄希望于股市中赚点生活费。他虽心有不甘，然奈何？“看来，我要将自由投资进行到底了。”我无话可说，惟有默然。“自然，投资于股市，也可以算工作，也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自然，是风险更大的事业。”他有点自嘲。同学C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沉浸在30年前的岁月里。

第2章

    青年学生们怀着虔诚坚定的信念，肩负着领袖的重托，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相信自己被17年的教育制度“毒害”了，因此盼望在广阔天地里脱胎换骨、大有作为，成为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同学T，职业：出租车驾驶员。他美丽的妻子Y同学也是长风中学76人中的一员。由于油价飞涨，他说挣不到钱。出车24小时，第2天休息。“知青生活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总使我牵肠挂肚。”他在农场里把身体搞坏了，回到上海不久，因溃疡病而被医院切除了80%的胃。 “其实我报名去云南，实在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是因上山下乡是个大趋势，而云南对当年只有16岁的我们来说只是个概念，到底有多远？我实在是不清楚。但兵团毕竟是每月发工资，吃大米。可结果呢？并非如我们想象的……返城已20多年了，可知青生活的10年常常时隐时现地在心里盘旋并烧灼着我。扪心自问，我好象不记得自己有过很开心和很放松的日子，某种似是而无的负担总是如梦魇似的横垣在心头而挥之不去。”T同学苦笑着。“对了，我们连队边上有一条河……”

    假使在地图上找小黑河，是要失望的。严格地说，它不是河而是一条大山涧，名为“黑”可河水非但不黑且清冽。沿着河边走，随处可见如铁锈水似的的小水洼，居懂化学的同学讲， 小黑河水含硝量特大，故水质清冽而略甘甜。其口感在我的印象里决不比现今的“农夫山泉”差。虽然它决不如黄浦江那样可考出许多典故，因此没人去考，也许也考不出。我想大约因河里到处是黑的大礁石而因此得名罢。

    小黑河从原始丛林中流来，我没见过苏轼咏过的那种“乱石穿孔，惊涛掠岸”的壮景，但却领略过小黑河的威势。两岸峭壁大多刀劈斧凿般，崖上巨木参天，确如李白所叹“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小黑河水发出巨大的轰鸣，稍远点说话，便要大声喊叫。真奇怪，这样的小河居然有这样的声威。这里虽没有“惊涛掠岸”，但“卷起千堆雪”却是随处可见的。一到晚上，两岸一片寂静，只有河水拍岸的声音，喧嚣着向前，让人感受到大自然那永无休止的步伐。 小黑河向南流入南定河，这可是条有名的河，在1:400万的全国地图上，它也有一席位。南定河，《辞海》的记录是：在云南西南部。源出临沧县南，北流至云县勐赖镇附近，再折向西南流，下游在缅甸境，注入萨尔温江。南定河的流速虽然比黄浦江快得多，但比小黑河可差远了。这两条河互相提携着向西流入萨尔温江，再进入莫塔马湾。小黑河与南定河的交汇处也象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一样，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此清彼浊泾渭分明。 小黑河不但清冽，且流速很快，虽然大多数地方水深不过腰部，但人要在水中站稳也是困难的，可见它的湍急。小黑河有的地方深一些，也就约两米左右，但极个别处却有着幽深的寒潭，知青们伴着小黑河住了十年，它究竟有多深？谁也不敢去探险。虽然湍急处通常有滑溜如碉堡的黑礁石或尖利如狼牙的小礁石。这些幽幽寒潭即使在夏天也似乎冒着丝丝寒气，它看上去水流平缓，但平缓下面却隐藏着极危险的潜流和足以淹死水牛的旋涡。 小黑河多礁石，多浅处，因此不能象澜沧江、瑞丽江那样可供些小船通航。河两岸的摆渡，是以一种颇带原始色彩，把树干掏空而成的独木舟来完成。小舟没有撑船人，两岸各栓一只，供渡河人自己撑用。倘若此岸有人撑渡而彼岸无人过来，那么再有人想从此岸到彼岸，要么淌水，要么只有等了。 小黑河虽不能通航，但仍起着交通工具的作用。假如在深山里打猎，碰巧又打到马鹿之类的大猎物，想把它从大山里扛下来是不可思议的，于是猎人们便把马鹿顺水放下来。所以当地人都充分利用小黑河的价值，一切都顺流而下。

    小黑河的两岸住着傣族，山上是佤族。在知青去之前，这里的民风十分纯朴。记得知青刚到滇边时，少数民族无论“普哨”还是妇人，外出时下身自然是统裙，而上身大多仅穿“内衣”，说白了，就是稍宽点的胸罩而已。可当时的知青一见她们是多么的惊骇，男生是目瞪口呆，女生则惊叫着别过身去，而少数民族妇女更用惊诧的目光看着知青：“小汉人怎么了？”现在想起来，当初的女同学心里一定颇为眼红“她们竟敢穿裙子，竟敢穿胸罩外出。”这些当然让女战友羡而又慕的了。

    小黑河使坝子富饶，盛产各种热带作物。坝子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天气酷热，而小黑河总是清凉的。因此无论什么民族，都爱下河洗澡。关于洗澡，古人白居易就赞过出浴的扬玉环，今人朱自清也有过“如出浴的美人”一句，可见洗澡给人的美感。而少数民族洗澡，男女间也不刻意避忌，嬉笑玩耍十分热闹，洗澡时也常发生在我们汉人看来是伤风败俗的事。在知青到后很久，他们才稍有改变这种风俗，但仍有残余。现在想起来，这种民风或许应该保持下去？但感觉又不太文明。可“文明”也许正是“文明”人的遮羞布？听说东亚小国日本现在还有男女同浴的习俗，也许就是受“唐山文化”的熏陶？自然，他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在“欣欣向荣”的我们，这种文化“糟粕”，我们自然是不肖继承的。

    小黑河依旧，但岁月悄然的流失却使小少离家的孩子，男的愈见阳刚，女的更显阴柔。由此小黑河神秘的面纱上又抹上浪漫的色彩。河的下游是一片以细小的鹅卵石铺就的滩头，黄昏时男生洗澡，女生洗衣，也很热闹。自然，“文明”人恪守“文明”的戒律，白天男女是决不“同娱”的。天一黑，小黑河就成了“爱河”，这里没有黄浦江边那种防洪堤，所以没有站的劳累，也没有黄浦江边那么挤，恋人们悠然地迎着河谷吹来的清风，顶着朗月或繁星，呢喃娇嗔，相依而拥。彼此搂着数星星，数萤火。而决无浦江畔情侣身上那种油汗腻腻的感觉，身上永远是凉爽光滑。显得悠闲浪漫。（自然晚上倘若去查铺，则说不定某间宿舍的四张床上可抓到三对，剩下的一个一定挤在别的宿舍。）这可是知青的一大发明，其意义绝对比某连杀猪要激动人心。不知从何时起，傣族的少男少女们也来此相聚，有别与知青的是，他们偶尔也会燃起篝火，边唱边跳，但与知青们，此处彼处，互不相扰。

    后来听说师部也知道了小黑河，便想利用小黑河的湍急在河上建电站。按说这是好事，听说遭到许多知青和老乡的反对，究其根源，无非是少了个“恋爱角”……电站终于没有建成。 “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太明白人们对小黑河的微妙感情，那个年代，在那片没有娱乐的地方，人们宁可不要代表文明的电，也要这种原始的‘娱乐场所’。咳，也不知现在电站建起来没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要小黑河上建电站，必先给人们精神满足，这是不是又一个奇怪现象？到底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精神？不是说物质第一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T同学的神态看上去有些伤感。“其实，只要是上山下乡，都一样……那管什么南方北方。” 无论白雪皑皑的北国，还是瘴疠笼罩的南疆，抑或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从盐碱满地的江淮大地到贫瘠崎岖的云贵高原，从泥泞的沼泽到深山密林，举凡大田、河滩、窑场、胶林、工地，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兵团知青们瘦弱的身影。这些轻信和无知的少年莫名其妙地承担起社会和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他们血气方刚，认真体验着农民的贫穷和艰辛，苍白的精神世界使知青们极其虔诚地“改造”没什么可改造的世界观。他们极具使命感地毫不怜惜自己，如苦行僧似的“修炼”着向体能的极限挑战。兵团知青们披星戴月地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把旺盛的青春精力发泄在无功的辛勤劳作上。 相信大多数知青都能背出这样一段话并把它作为人生的坐标：“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在这种纯真思想的支配下，他们狂热地崇拜和渴望成为英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得到巨大的自由和扩张空间。尽管领袖无数次告戒他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英雄”在成为一呼百应的英雄之前，不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吗？而且二千多年前的陈胜、吴广更对他们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英雄不论出身”、“豪杰出自草莽。”的思想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成为兵团知青的学生。

第3章

    凡是当过知青的，都知道黑龙江有个上海知青金训华，他为救几根被大水冲走的木头而牺牲，被追认烈士，因此名动天下；凡是当过知青的，都知道云南出个上海知青朱克家，他深入大山里的村寨而终成“正果”，官运亨通，所以华夏扬名。他们正是这种疯狂的献身精神的典型代表。（朱克家后来成了“四人帮”的爪牙，此乃后话） 回顾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为上山下乡贡献生命，贡献青春的又岂止金训华、朱克家？更多的年轻生命和本应辉煌的青春已经在默默无闻中被湮没、被浪费、被遗忘。 云南，最艰苦的时候莫过于雨季，知青们顶淫雨、踏泥泞——插秧、收割，开荒、植胶，干得腰也直不起，直至跪在泥泞里继续到昏厥。由此在凡有知青的地方都涌现出许多“钢汉子”、“铁姑娘”。他们的虔诚使他们可以自豪地大声宣布：“哪里最艰苦、最危险，哪里就有我们知青”。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农田大战指挥部始建于癸丑年（公元1973年）。 第7团是以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垦团。粮食供应由国家调拨和自产自供相结合。“农田大战指挥部”组建的原因是由于盲目地毁林植胶，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加上辛亥年（公元1971年）“9.13”林彪的垮台，“副统帅”的“大力发展橡胶，满足祖国建设的需要；大力发展热带作物，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的口号理所当然地被批判和遭屏弃，由此大规模毁林植胶因此停止，但各营的人员就显得过剩。各橡胶连除了必要的胶林管理，大多数知青几乎无工可出，这对精力旺盛的知青来说，不出工或者少出工可工资并不少，这自然是好事。但无形中滋长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却更使各级领导忐忑不安。为求粮食自给，尤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富余人员得到安置，以便“再教育”向纵深发展，因此报请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完全按照南泥湾精神组建由副团长担任指挥长的“农田大战指挥部”（简称指挥部）。开发南定河沿岸的芦苇荡，提出“把芦苇荡建成米粮川”的口号。 “指挥部”以第7团第5营的2个水稻连为基础，各类人员，各种机车、农业机械以及其他设备从其他各营抽调、补充。“指挥部”下辖9个连级单位，沿南定河北岸一字摆开。各连的番号由原所属营的序列命名。比如由2营各连抽调来的，就混编为指挥部2连等等。“指挥部”组建伊始，依照“先生产，后生活”的南泥湾精神传统，各项生活环境、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均异常艰苦，但艰苦的条件也确实为一些“虔诚”改造的知青提供了从普通知青成为知青干部的“崭露头角”的机会。那时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古圣贤曾有过这样的话“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如此微言大义的话可是耳熟能详的。虽然两者在当时都是被打入批判之列的。 大面积开发芦苇荡，是一项异常艰苦和近乎“残酷”的劳作。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有着近乎沼泽般浅处没膝、深处没腰的淤泥，头顶着热带雨林的烈日，一脚下去是热腾翻泡的水汽蒸腾，由此，手脚被锋利的芦苇切口割伤和在密不透风的芦苇荡里泡得下肢发白或浮肿或昏厥晕倒，实在不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由于毫无起码的劳动防护，使人们随时都要提防和忍受着沼泽里野蜂、蚊子、毒虫、蚂蝗、蛇螨的袭击。 开发芦苇荡初步的工作是首先把芦苇砍倒，再把砍倒的芦苇翻晒干后烧掉，然后开挖排水沟，最后再一锄一锄地翻挖出土里成片成团的芦根……由于没膝的淤泥，机车不能下去，因此，砍芦苇、翻晒芦苇、挖排水沟、翻挖芦根等工作全由人工承担。 上海女知青N，原水稻连农工。她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在“文革”中她家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为了证明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为了不再受歧视，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为了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可以不受歧视。我是真心希望能有脱胎换骨的机会。当初北方局势吃紧，因此我报名去黑龙江兵团。在插队、国营农场、和建设兵团之间，我选择兵团是因为它是军事化组织，更有利于我的锻炼，而并非看中兵团是拿工资的。但因出身问题没被批准，才退而求其次到云南兵团。——我们是内控对象，是被有限使用的。” 她的脸上带着一些沧桑，但仍保持着与现在年龄不太相称的朴素的性格。 她对组织上不因为家庭出身和有机会洗脱与生俱来的“原罪”，批准她参加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激动不已。她坚信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给出路”政策，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因此她比一般知青更积极地改造自己。指望能够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籍以此证明党提出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的伟大。 劳动中，她自动抹去性别差异，把女性的柔美封存在心灵深处。与男知青并肩战斗，其劳动强度甚至让男知青自愧不如。“你们男知青以为割谷是轻活吗？那好，我与你们一起掼稻、扛粮包，你们认为稻田里薅草是轻活吗？那好，我与你们一起去砍芦苇荡。”为了防止野蜂、蚊子、毒虫、蚂蝗、蛇螨叮咬和钻入，她就把裤脚袖口扎紧，一样光脚踩在尖利的芦根上……哪怕是例假期间，她也毫不啃声地下到有着齐膝深淤泥的芦苇荡里挥动钐刀，“实在干不动了，便跪着干……“腰酸得好象断了似的。”以至许多男知青都“忘了”她的性别。在日常的生活中，她大批“资产阶级法权，”尽一切可能与老农工打成一片。因此她在“指挥部”范围内是比较有名的“铁姑娘”。最终被上级任命为水稻连的副连长。但当时的党组织还是以“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理由继续考验她的忠诚……直至大返城，她还是没了却自辛亥年（公元1971年）以来的心愿。 “其实，由于土质的关系，芦苇荡最终还是还给了芦苇荡，并没有变成水稻田，我们的辛苦都白费了。我真不明白，团部那些决策者不都曾经是农民吗？居然不懂什么样的土质可以种水稻。看来开发芦苇荡的意义确实在于它的政治功能。”当年的女知青N副连长看着她那双曾经掼稻谷、握钐刀的手苦笑着。“现在不是号召‘退耕还林’吗？我们那时早就办到‘退耕还荡’了。”一本正经的“铁姑娘”居然也会说一些具有黑色幽默的话，我真是有点诧异。 回上海后，她被安置在街道服装厂，客观环境的变化，并没有泯灭她心中对党的追求，坚信共产主义的信念一如当年。在接受了15年的考验后，终于在丙寅年（公元1986年）那个迟到的春天，当年的女知青N终于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理想。她站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起了拳头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只要说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人们的头脑里至少会有“橡胶+武装”这2个概念。 第7团第4营5连是全团唯一的武装连。所以军事化程度最高。它地理位置优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孟定坝的地形特点是东西长，南北窄，连接内地和边境的的公路从5连门口经过。如果从边境到内地的角度或从军事角度看，5连的是前面当地驻军的一个教导队，后面是驻军的指挥机关。因此5连与驻军遥相呼应，从而构成象征意义上的3道“防线”。同时5连还拥有全团最好、最成熟、最符合标准的样板橡胶园。一棵棵橡胶树整齐、茁壮、挺拔。如果你是在炎热的酷暑里身处这样平坦的橡胶园时，浓重的绿荫使人顿消暑意，倍有有心旷神怡之感——当然倘若你只是去游玩或者观光——所以无论兵团、师、团、营或者兄弟师团再或者是哪个“知青慰问团”的哪级领导到第7团或者第4营参观、视察、检查或取经交流什么的，团营首长都会建议他们要去5连看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橡胶+武装”这2个要素使该连具有外人心目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特点——正是这个，吸引着城里的学生。因此5连是第7团或者第4营的样板和招牌。 由于5连的特殊性，因此在人员的组成上，领导机关还是颇动了一番心事。首先，与第7团大多数连队的知青都来自同一学校不同的是5连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学校——这样知青就不太容易组成“小圈子”，其次，凡是分配到5连的知青看上去相对“乖”一些——这样的知青就容易领导而不至于出乱子。事实上，5连的知青也确实不太与别的连队知青很密切地交往。他们走到外面，也总有着一丝潜在的荣誉感和优越感。（顺便说一下，全云南农垦系统的知青中出了2个地师级的高级干部，5连的成都知青唐朝明就是其中一个。他离开农垦系统前的最终职务是临沧农垦分局副局长。最近听说唐副局长在成都开了一个上海人俗称“阿诈里”的皮包公司，现正被警方通缉） “你看，那是我当年的照片。”T同学的妻子Y从相册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有点发黄的用当年老式的120相机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Y同学英姿飒爽，肩挎冲锋枪，一手虚扣扳机，一手遥指远方，稚气的脸上满是严肃，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状。应该说，照片上的Y同学确实表现出那个年代所具有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时代特点。 5连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在一次全营植胶大会战的动员大会上。会场内各连按序列坐好，会场四周则是由5连荷枪实弹的游动哨。在那个讲求人海战术的“大呼隆”年代，各种各样的“大会战”层出不穷，已经不能激起知青们的任何激情。因此这样例行公事的动员大会搞得如此夸张，实在叫人感到好笑和滑稽。无怪乎这些知青组成的游动哨在遇见熟人时难免露出尴尬的笑容。 应该说5连的知青与其他连队的知青境况从宏观还是看，大致上差不多，但他们的各项状况比起其他连队的知青，还是要好一些。门口就是公路，因此出行方便，全部住瓦房，知青宿舍完全按标准——3、4个人一间，而且伙食条件也相对比较好，只要5连没菜了，团部或营部就会从别的连队调拨，而不象其他连队那样没瓦房就住草房，没菜吃就喝盐水。就劳动条件而言，5连的橡胶园是名副其实可以称为“园”的橡胶园——而其他各橡胶连的“橡胶园”根本就是“橡胶山”。所以5连的知青在劳动中不用很费力地爬山。这种“园”的优势特别是在雨季里的割、收胶时就更明显地凸现出来。 与其他工种相比，割胶、收胶是一项强度不太大的劳动，一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4——5个小时，它的特殊性在于橡胶产胶的高峰时间是凌晨4、5点钟——上午9、10点钟。黎明时分，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头带电石灯的胶工们已经穿梭在橡胶林中割胶了。与其他连队的胶工在没有一丝亮光中爬山相比，5连的知青可以舒服地行走在平坦的胶园里而少了些许被绊被摔的担心。如果是雨季，这种优势就更为明显了，别人要小心翼翼，一步三滑地上下山，更何况在收胶后要挑2大桶胶水下山？因此5连的胶工是不会有这种提心吊胆的。 “你们说的不错，试想一下，在漆黑平坦的橡胶园里，踩着被露水湿润的土地，在清新的空气中只看见星星点点的电石灯在移动着，好象挺有诗意的，对不对？”曾经是5连胶工的Y同学有点愤愤不平：“可当我们频繁地在半夜里突然被紧急集合的哨声从床上叫醒，全副武装地进行战备拉练时，你们却在做着美梦……特别是下着大雨紧急奔袭芦苇荡，而且还要在沼泽里趴上几小时，忍受着蚂蝗、毒虫的叮咬……再赶回来……拖着满身的泥浆，根本来不及换衣服就去割胶……就拿上山‘砍岜’（大面积毁林）挖穴（植胶）来说吧，你们只要带好个人的必需品，而我们还要带上十多斤重的枪并看管好……真是麻烦……万一枪被谁偷了，那可真是要命了。”当年的女兵团战士象冲锋枪射击似的，对着我和她丈夫T同学说了一连串的话。“果然厉害。”我们相视一笑。 公平地说，5连的知青在生活条件、劳动强度等方面，虽然要比其他连队的知青略好一点，但他们的另一种辛苦，的确同样是其他连队的知青所没有的。 原本粗砺的锄把、刀把、斧把等一切工具与原本光滑柔润的手掌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前者光滑了而后者粗砺了。但两者能量互动产生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却没有出现，于是知青们开始明白：知识与这种带有惩罚性的原始劳作的价值在一开始就发生了颠倒，劳动价值在于扼杀知识和窒息人的思想而不在于创造使用价值。由此，知青们的思想和心灵怎不产生欲哭无泪的感情？并开始怀疑“接受再教育”的真正含义。 ——历史在这里开了倒车。 同学M，职业：港务公司报关员。多年来生活的磨砺，使他对一些事看得比较淡薄，已经很少有使他激动的事了，但惟有知青生活恐怕是极少数的例外。 在乍浦路的小酒馆里，他有些微醺。“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山上伐木遭火灾吗？结果一根原木都没运下山……真是浪费啊！……”

    这是滇西南的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在这片终日幽暗。潮湿的山林中，有间简陋的茅草棚，那是十几个兵团战士安在人迹罕见的丛山峻林中的“家”。这个家没有墙，四周用塑料布胡乱围着，地上满是痰迹．烟蒂等，一片狼藉。屋角，一大段檀木发出幽蓝的火苗，既驱蚊，也是火种，还兼照明。一到晚上，满屋香烟袅袅，蓬壁熠熠生辉，火光把十几个身影投到各处，光陆怪离，恰似十几尊罗汉。这环境丝毫不亚于当今任何一座庙堂。森林中决无许多童话里常见的那种小白兔。梅花鹿或者燕语莺声。周围除了满鼻子的霉味和一耳朵麂子单调、凄凉的悲鸣外，便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了。

    因为雨季，公路塌方，给养送不上，他们自然下不去。以为天的食也日见告罄，烟抽完了，但枯树叶食之不尽，用《红旗》裹着一样咂叭，条件如斯，可兵团战士仍然胸中揣红心，手里攥大斧，砍伐那无尽的栋梁。 原木横七竖八地躺在坡上，谁也不愿想一下，这些木料怎样运下山，似乎这些树木的被伐，“凶手”决非知青。倘若谁敢提这问题，准遭一顿粗俗的恶骂。全麻木了。 “你知道放倒一棵直径60厘米左右的树，要砍多少斧？”我虽然也伐过木，可从来没计算过。“告诉你，大约要全力挥动800次左右的斧子……那还是普通的树……科学的叫法……对了，该称乔木吧？砍那些特别硬树的就不止这个数喽。”他脸上带着恍如隔世的神色。

    当黑夜牵来一抹晨曦并把它涂抹在峻岭之巅时，当十几条睡眼惺松的汉子晃动着疲惫的身形，走在崎岖的山道上时，他们都已等待着太阳升到头顶，等待着太阳落到山那边。在远离家的工地上，汉子们都在等待开饭信号，枪声。墨客们常用“万山丛中一点红”来描绘他的思绪，而知青的思绪之所系，仅是草棚的颜色，褐黄。它尽管脏，遍地痰迹和烟蒂，没有床，都睡在泛潮的干草上。然而它是我们的家，无论走到哪里，心里总记挂着它。哪怕翻过这座山，就算出国了。 当落日的残辉还挂在树梢时，他们披一身晚霞，嘻笑打骂着回家，人虽未到，心却已在灶前狂吞猛咽了。

    命运也许是有的，要不，怎么非在这天粮食完了？他让炊事员去采竹笋，可他们的家却被毁了，烧得真干净，真痛快。人为的麽？或者是那段檀木干的。十几个挎枪执斧的汉子围着焚尽的家，恰似那一根根残留木桩。“鸣枪”， 他低沉地说。“哒……”冲锋枪朝天射出的火焰，代表了他们极复杂的心理。四周死寂，与此呼应的唯有那没燃尽的檀木，依然悠闲地缭绕着香烟，酷似大雄宝殿前的信香，仿佛有谁在冥冥之中为这灰烬祝祷。超渡……。 “我们走了，离开了这在我们心中留有脉脉温情的家，唯有这满山的被砍断根部。无法运走的栋梁陪伴着这留在兵团战士心中的家。” 也许不用多久，这些伟岸的栋梁将化为腐朽，上面将长出美味的菌种，出现化腐朽为神奇的景象，或者在这片灰烬上将腾起绚丽灿烂的凤凰。我这样想。我双手合十。”M同学十分感慨。 “来！为浪费干杯！”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被浪费了？原木？抑或是青春？或者是桌上的残羹剩菜？他一仰脖把半杯的残酒灌进喉咙。

第4章

    随着知青的大批到来，同样是大批的现役军人进入兵团，担任了连长以上的全部正职干部。生活和劳动是如此艰难，但知青们的精神却更倍受蹂躏。兵团的各级领导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在提醒着知青们：你们是“二劳改”，要生存，只有“党叫干啥就干啥”，因为在兵团，干部就是党，至少是党的代言人。——能够任意地摆弄城里的学生，特别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城里的姑娘抱在怀里，“各地农村的同志”当然欢迎他们去，而且多多益善。 青春，是一个美丽的字眼，在人类的思维定势里，它是短暂的。惟其短暂，所以才愈见耀眼。它总是与“幻想、单纯、虔诚、灿烂、辉煌”等词连在一起。看着大街上充满缤纷活力的少男少女们，如同电影的蒙太奇镜头，眼前豪华的景观大道和健康的少男少女们幻化成当年泥泞的山路和我那些苦难的衣衫褴褛的兵团知青们瘦弱的身影。我突发奇想，如果把这些少男少女们的青春还原到当年，那么对知青们来说，青春是什么？他们美丽的青春是与血泪相伴共生的。特别是“少数女知青”，她们的青春对她们来说，无疑是噩梦，是心中永远的痛。 上海女知青P在第一声出工哨子中从睡梦中醒来，她敏捷地换好衣服，直奔胶林。今天是她从后勤班调到橡胶班的第一次割胶。由于经度的差异，这里的阳光要比上海晚几个小时。女知青P深深地吸了一口黎明的新鲜空气，抬眼看去，一粒粒的头灯像星星似的在胶林的道路上曲曲弯弯。她感到景色美极了。“疑是银河落九天”， 女知青 P的头脑里突然出现这样的诗句。渐渐地星光稀疏了，一个个钻进密密的胶林，四周寂静无声。要是以前，作为“臭老九”家庭出身的娇小姐的她，是一定不敢在漆黑的黎明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中的。她由衷地感到自己确实得到了锻炼。昨天听了连长关于要发展新团员的动员后，就连夜写了入团报告，准备在割胶后交到连部。 P的林段在山坡上，她稍微喘了口气，抽出锋利的胶刀开始工作。她割得很认真，但这并不影响一颗由于年轻而不会停歇的大脑在跃动。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的她是自愿从十里洋场来到偏鄙的西南密林中的，这里的传说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样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怀着改造自己和改造边疆的志愿离开家乡，把青春和汗水洒满红土高原。是的，这里很艰苦，但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还不错。尤其是那个面和心善的现役军人连长，对知青，尤其对女知青们关怀备至。 上面一层林带传来“悉悉梭梭” 的轻微响声，她的心一下子缩紧了。听说附近经常有野猪出没……P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上面林带有一团光亮向她这里移动。她看出来了，是连长在帮她割胶。她放心了。连长几乎天天出现在各个林段中，检查生产情况或帮助生手、慢手割胶。由于她是新手，因此对连长帮她割胶，P是十分感激的。在连长的帮助，她比平时快一个小时割完了胶，连长邀她在胶林的一块空地上休息一下。他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铺开，自己坐下后，让P坐在他的身边。P正想找机会想向连长递交入团申请书，于是驱赶了一下蚊子后，坐在连长身边……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帮她驱赶什么，她很感谢，侧脸冲连长笑笑。连长也在笑，眼中燃烧着一股P从未见到过一团火。她不太明白连长为什么会这样笑，可当连长的手挪到她胸前时，她顿时吓呆了…… 事后，连长向她许了不少愿，入团、入党、提干等等。P本来可高声呼叫，但她不敢。连长的权势，红领章、红帽徽的尊严，给出身于不好的她的心里压力太大了，以致于觉得如果她大声呼救，人们反而将指责她在勾引现役军人…… 不多久，女知青P被调离了割胶第一线，担任连部文书，再也不用天不亮就直奔胶林，但她却从此沉默了，再后来，在大返城前夕她走“招亲”的路离开农场……从此，她没有了音讯。许是她故意要割断与云南的一切联系？ 云南兵团的知青们初到边疆时，口味特别挑剔，不吃肥肉，不吃生、腥、膻味的东西。但过不多久，个个就如狼似虎地扑向任何可以进口的食物，而不管它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抑或是地下长的。他们守着肥沃的土地，却没什么可吃的。贫困的物质生活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所需的食品成反比，他们每天就着盐水下饭，食量大得惊人。无论什么可以果腹的东西都不能从他们嘴边溜走。比如第7团第2营某部的知青为吃一顿粥而到十几公里的山下去背米，哪怕因此而消耗几顿干饭所转换的能量也再所不惜。在这里，吃，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而成为一种目的。为咀嚼而咀嚼！此时的知青正是生长发育之际，但毫无营养补充，饥饿之下，便或去掏老职工的鸡窝，或偷着宰杀连里的牲畜。偷窃的对象也从老农工、公家财产，发展到少数民族的村寨、地方上的供销社、气象站……实在没有油水，就冒险到缅甸去走私罂粟油。 地处北纬23o附近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2师第7团驻地的孟定有一条河，取名“南定”。南定河平时夹着泥沙缓缓西去，十分温顺。远远望去，就象一条土黄色的毛毯蜿蜒地铺在绿色的坝子里。倘若是雨季，那么其狂暴是人见人怕的。 丙辰年5月13日（公元1976年6月10日），是雨季里的一天。农场为纪念领袖畅游长江10周年而组织知青在南定河武装泅渡，距离是10000米，犒劳品为一只猪肉罐头，知青们为这只罐头而雀跃报名。 为那次泅渡，场部特意在水流较平缓的河段组织了2天的训练，知青们很是努力，生怕被淘汰而与猪肉罐头失之交臂。因此方阵基本保持不散，排演结果大致使垦区首长满意。 正式下水的那天，场部后面的河滩上红旗猎猎，雨随风势，打在身上感觉凉凉的。湿衣服贴在身上，在风雨中不时会打个哆嗦。既然是武装泅渡，站在方队里的知青个个都背着包在油布里的3截碗口粗的竹筒（既是救生工具，又象征背包），在风雨中听坐在雨棚里各级领导、知青代表的动员或发言，颇为庄严肃穆，有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势。 “其实，真是很危险的，你沿南定河走过吗？噢……南定河多弯道，湍急的河水把弯道处的河岸冲塌，岸上的不少大树都倒在水里，万一急流把人冲向某根被折断树杈，那结果必定是惨不忍睹的。”30年后的今天，G同学说道：“因此下水不多久，方阵就冲散了。背着3截竹筒，淹死自然是不会的，但被冲走的危险是存在的——自然冲到缅甸是不大可能的。”G同学还是那么幽默。“别人怎么上岸，我不知道，我是默诵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挣扎上岸的……居然为一只罐头从而把可能被湍急的河水冲走的危险抛至脑后……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这是不是叫……什么来着？……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行动，对吗？”他苦笑着边摇头边向我发问。 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曾在云南当过知青的人，到气候炎热潮湿的云南后，过的第一关是什么？知青经历在他们肉体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是水土不服。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一定会撩起裤脚，让你看看他们腿上的大面积因水土不服而曾深烂及骨、触目惊心的深深的疤痕——这是云南留给知青们的唯一永远刻在肉体上的纪念。 在炎热的夏天，当你看见眼前正在走过的姑娘的裙摆下那两条美腿时，你一定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你不得不承认，这是都市的炎热中的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的确，哪个姑娘不爱美？有哪个姑娘不愿意人们欣赏和赞美她们健美圆润的小腿？而裙子则是她们展示这种美的最好载体。可在刚回城的那几年，为了遮盖这些因热带雨林炎热潮湿所引起的水土不服产生的烂腿的疤痕，女知青们都不敢穿裙子。 云南，历来就有着瘴疠蛮荒之地一说。是热带病的高发病区。比如疟疾、麻风、疥疮等。《辞海》记录：瘴者，“今西南一带俗称疟疾为瘴气。”疠者，“即麻风。”而疥疮则更多发于炎热潮湿地区。相对以上3种疾病，知青对麻风病不怎么害怕，因为他们被告知，国家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治疗政策，传染的途径是体液和直接接触。何况麻风杆菌是厌氧菌，在空气中只能存活极短时间。在非麻风病区的日常生活中不太可能被传染的。因此疟疾和疥疮是知青们已知的十分害怕的2种疾病。 疟疾是一种致命的急恶性传染性疾病，传染的媒介是无所不在的蚊子。因此传染速度非常快，发作时的症状十分凶猛可怕。疥疮虽不至于致命，一旦染上，便使人食不知味、寝不安席。它与中越边境冲突中我军指战员患的“烂裆”症状是一样的，是极大地影响战斗力的。这2种病在医疗稍微发达一点的地区已经基本消灭或得到有效控制或者根本就不会有发生的条件。但在缺医少药的热带边境地区，非但无法预防，一旦染上，其治疗之难是现今人们无法想象的。 乙卯年至丙辰年（公元1975—1976年）国营孟定农场相继大规模流行这2种疾病。特别是疟疾。一时间，从场部医院到分场卫生所，所有的病房——连为临时收治病人的简易棚也全部爆满，就是在当时也是普通得不要再普通的药——“奎宁”在那时的国营孟定农场却是供不应求。由于没有药，所以这种住院不是治疗，而是靠退热药和输液尽量维持病人生命，等待药的到来，有的病人熬不住了，走了。最后退热药和输液都用完了，只有熬大锅药来维持。 “想想真可怜，我们团种植的热带作物中有金鸡纳树，居然没想到是否可用金鸡纳树皮来熬药……不过……也许我们喝的大锅药就是？”C同学沉吟着。也许是的，要不可能死的人更多。 由于雨季，公路塌方，药也运不进来。因此整个农场人心遑遑，流言四起。一会儿传“地方上××村寨是死亡寨，政府一点也不知道，直到当地公社下去检查秋收，看见稻谷无人收割，才知道整个寨子的人已经全部死亡。”一会儿传“解放军已经封锁了整个地区，任何人员只进不出”，一会儿传“×营×连的××死于“奎宁”到达前的一、二天……团部医院后面又添了几座死于疟疾的新坟……”等等。 C同学又递给我一支烟继续说：“疟疾真是可怕，当初那些流言谁也没有去证实，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是有点可信度的。因为我也得了疟疾，确实没有药，医院也住不进，只能在宿舍里挺着。浑身发起寒来，连骨头里面都会酸疼，加几床被子都没用，发起高烧的时候，浑身的汗啊，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烧得嘴唇起泡、满口胡话，昏昏沉沉的。好象灵魂出了窍，浮游在半空中看着床上躺着的另一个自己……真可怕……除了同连队的T同学在出工前后来探视外，平时连个端水的人也没有，烧得口渴，只有喝冷水……庆幸的是，我熬到了有药的时候。痊愈后一称体重，你猜几斤？只有70多斤，大概就是一副骨架的重量吧……知道吗？当时我最想什么？”“什么？”“不是想病早点好，而是想有一个女朋友就好了，她可以来照顾我。”真是奇怪，病到那种程度，求生的欲望仍是这样强。生命力居然如此旺盛，这种时候还在想有个女朋友！居然幻想着在女朋友面前“发嗲”！是的，其实我当时也是这么在心里默默地想的。 疥疮上海人俗称“癞疥疮”， 发作时无论男女都不分场合地把手伸到裆部去抓那种深入骨髓的奇痒（女生大约要稍微文明一些？），哪怕把阴部的皮肤抓破而再感染其他皮肤病。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癞疥疮”， 仅仅听大人说起过，感觉上是很龌龊、下流的，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那种皮肤病。由于它的临床症状呈针头大小的丘疹和水疱，所以在不知道是什么病时，四川知青又戏称它为“国民党籽籽”，因为在过去的宣传中，只有国民党兵才生这种下三滥、见不得人的“癞疥疮”。它虽不会致命，但也使人望而生畏。 关于疥疮，《辞海》的记录是这样的：疥疮，“传染性皮肤病，多见于手指间、手腕、肘部、腋窝、腹股沟等皱褶部位，呈针头大小的丘疹和水疱，甚痒。”当时，知青们都以为这仅仅是普通的湿症，自然药不对症。虽然人们对如此大范围的人得“湿症”也略有担心，可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概因其不致命。其实此病并不难治，但由于不知道病名，可能农场各级医疗机构仅通过速成《红医班》培训的医生也没见过这种皮肤病，因此没药。我想，大约由于并不致命，也就不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毕竟“革命”是第一位的。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苦不苦， 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何况区区并不致命的皮肤病？…… 此病最后的治愈，全赖于某个成都知青探亲回来，带回了“疥疮”这个皮肤病的学名和治疗这种病的硫磺软膏。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疥疮”这个词。由此启发了全体知青：雷管、炸药、子弹里的火药、甚至火柴里不都有硫磺成分吗？而雷管、炸药等在当初的农场里是俯仰皆是。至少我是听说这个消息后用炸药涂抹患处，于是病愈。 突然想到：如果现在孟定又流行疟疾或者其他什么恶性疾病，如果药也用完了，如果因雨季公路塌方，如果药不能及时送到，如果……，无论怎样的“如果……”政府一定会动用直升飞机运送医疗队、药物和病人！而且决不会再有什么与国与民都有害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了走进新时代。

第5章

    第7团某连建在大山里，交通十分不便。知青们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与其他连队相比要艰苦的多。长期的精神压抑和高强度的劳动，使男女知青在生活和劳动的相濡以沫中产生了感情。呜呼，具有5千年文明史的炎黄子孙，“贪婪”扑向异性新鲜的肉体。上海知青D和他的恋人就是这样热烈地品尝着爱情的“禁果”，不幸的是女知青意外地怀孕了，但他们不能结婚，结婚意味着取消探亲假。而回上海探亲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上海已不是作为“故乡”那个抽象的符号那么简单，而是他们的寄托和每二年就可以去取食物的大后方。为了免于被取消二年一次的探亲假，他们决心堕胎把孩子打掉。女知青无所不用其极地用带子勒腹部、拼命干重活、故意摔跤，以至到处找药吃，但那孩子仿佛铁了心似的牢牢地占据着年轻母亲的子宫……最后那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可却成了白痴，并且终身站不起来了…… 现在仍是漂亮雍容的上海女知青S，直到现在仍对一些知青的恋爱投去轻视的目光，认为他们眼光短浅，意志薄弱。“不要太吓人哦……我从来就没想过在农场一辈子……不要太吓人哦……”她有过许多追求者，但她严格地把握住男女交往的分寸。“是的，当时有不少人追求你，你就没有动心或者中意的？”在一次聚会上有人问她。“我有过中意的……虽然他不是上海人……其实，一个女生独自生活是很艰难的……是很想有个男生帮助的。”她显然陷入回忆之中。“但我和他都坚持不越雷池，把彼此的好感牢牢地锁在心里，而不任其发展……不要太吓人哦……找一个人随便结婚，住在看得见天，四面漏风的破草棚里……盐水下饭……随便生几个孩子……连自己都养不活……不要太吓人哦……”她的表情带着点夸张和自诩。“那么，当初你就知道自己能回上海？”某同学善意地揶揄她。“如果我能未卜先知，那我一定恋爱了……互相照应总是不错的……反正总能回上海的。”她一点也不在意别人的嘲讽。“我只有努力地表现自己，走曲线迂回的道路，也许有一天我能离开基层连队……毛主席不是说吗：‘坚持数年，必有好处……’，万一有一天能搞到一个病退证明，营部或团部也许会看在我的要求上进的表现上，放我走……可一旦恋爱，因感情问题而走不了，或者走了也牵肠挂肚的……又何必呢？”她很认真地继续说着。 为了万一能走，而且走得省心。“不许谈恋爱！”几乎是全部的家长都这样叮嘱或告戒自己当知青的孩子的。也确实因返城而出现过诸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劳燕分飞的结局，可当初的知青呢？却是那么地想恋爱而又惧怕恋爱。究其根源，无非是害怕由城里人成了乡下人。 在情感需要和理智现实面前，人们总是怀着极大的遗憾和克制被迫接受后者，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是不是？若非亲临亲为，这种选择带来的苦痛，岂是旁人所能理解的？倘若在今后的漫长里，更被事实所证明这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是错的，为这种选择付出的代价将是“一生”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女知青S的想法是许多知青共同的做法——哪怕的确是错过了好因缘。 甲寅年（公元1974年），兵团改制为农场，就像当年农场改制为兵团一样。随着现役军人的撤离，农场——兵团——农场，乱哄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场面在本来就不安心兵团的知青中掀起轩然大波。知青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兵团来的，囤垦戍边、扛枪卫国是何等的光荣和浪漫。（在云南农垦10年，“建设兵团”只存在了4年，但知青们仍然下意识地拒绝“国营农场”或“农场知青”这些词，直到现在，当年的知青们依然习惯于用“兵团”这个称呼，自称为“兵团知青”，就是现在，一般在相互间的交流或介绍上还是沿用兵团时期师、团、营、连的番号。如“×师×团×营×连”，而很少称“×农垦分局×农场×分场×队”。似乎“建设兵团”的“档子”要比“国营农场”高似的，这真是个奇怪的心理现象。）“现在不算兵团了，“我们知青怎么办？”可农场认为，如果放任这种思想骚动、蔓延，整个农场势必陷于瘫痪。由此，农场中扎根与反扎根的斗争便空前地展开，各分场纷纷开展“表态”活动。 表态，是非此即彼的宣言，有时是一种虚伪的矫情和谋生的手段，它只说明你表面上的立场和以此产生的影响，与你的真实思想无关。哪怕你确实不知道自己本质上的需求，或者你根本就是违心的。因为面对太多的不确定，你有许多既得利益要维护。 知青们分成两派。“扎根派”知青在各种大小会议上认真地宣誓，虔诚地的表态，他们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他们明白，这不是真正的他们，而是给别人看的他们。然而这是形势的需要。但反“扎根”们则对此嗤之以鼻，以沉默来抵制扎根。他们是诚实的先知先觉者。而且双方都能背诵并深刻理解老人家的语录：“最后胜利的取得，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随着兵团改制为农场，第7团“农田大战指挥部”亦更名为孟定农场第6分场。但因改制而引起的骚动却不象改制本身那样简单。由于该分场是新建单位，生活条件差，财产底子薄，劳动强度大，而且人员（包括指挥机关）全由全团各单位抽调组合，因此凝聚力、向心力就显得格外不足。星期天，如果谁要到6分场去玩，除非你事先预约，否则准扑空，人都回原来连队去了。在大家的思想里，6分场的连队并不是自己的家。所以人心的骚动与其他分场相比，第6分场各连显得特别动荡。因此在6分场，扎根与反扎根的斗争便尤为激烈。 其实扎根是绝望知青的无力自拔的虚妄的精神宣誓。谁都明白，越扎根就越没希望，越没希望就越扎根。因为他们本质上还不够出类拔萃，既没指望回城，那么只能寄希望在农场混得好一点。可一旦有望回城，他们的转向决不比谁慢，这些人是典型的“红皮白心”，而这类人通常以知青干部居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苦衷。 上海知青L，原水稻连农工。他身体非但不是强壮的，而且患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按理，他是可以避免上山下乡的，可偏偏被分在水稻连当了一名农工。他勤勤恳恳地劳动，决不以身体不好为由而要求减轻劳动，尽管他确实需要照顾，甚至根本就不该上山下乡。他为人谦虚谨慎而不张扬，也从不在领导或别人面前打任何人的小报告或说他人的不是。相反当别人在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提供恰当地帮助，自然这种帮助必须是有分寸的。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义气”他是既不敢做，也不能做，更不肖做。因为“干好自己的事”是他为人的准则。因此在农场都是初出茅庐不谙人事的知青中，他的老练和沉着就显得格外突出（现在想想，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很佩服L知青当年就有的稳重和沉着）。知青L，在农场里的最终职务是孟定农场第6分场的副场长。 知青L，虽位居第6分场副场长，想必他也不会安心农场，因为他明知自己的身体是不适宜在农场“坚持到底”的，但他更知道，“上山下乡”是国策，“国策”是不会因为知青们的不安心而改变的，而且他身为副场长的身份，更不容许他有依附普通知青的言论，因此，每当知青们在他面前流露出不安心农场的思想时，他就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总是找借口离开或者作某种“你们的牢骚是徒劳的”之类的暗示。可贵的是，在各种场合他总是尽量避免作扎根表态——除非不得已时也是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知青L，他比一般知青要来得更为成熟和稳重。 L副场长最终积劳成疾，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旧病终于急性发作，由团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单，才不得不丢下他苦难的知青战友而以真正的病退回到家乡。 “……那时侯的农场实在太苦了……再会了……有空我们再聊……”这是他在30年后的一次聚会将要结束而临告别时，握着我的手淡淡地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话使我隐约看到L副场长当年的埋在心底的苦衷。 对不起！L副场长——为在扎根与反扎根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误会过你。 由于他的能力加上成熟和稳健，知青L，现任某银行行长。 女知青N副连长，在营、连各级组织的各种扎根会议上，她总是以先进知青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言，她忠于理想，真诚地大声疾呼“横下一条心，扎根一辈子！”在戊午年（公元1978年）开始的知青们罢工期间，她顶住了种种风言风语的打击，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只是显有些得形只影单…… 大返城开始了，应该说，看着昔日的同学一个个的离开， 想来N副连长的心理也是彷徨和落寞的，幸亏此时农场的态度从尽量不放行知青到动员知青离开，来了180o的转变——因为“知青是‘飞鸽牌’，总是要走的，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永久牌’！”——所以她还是得以踏上了归程。 后来她所在的某服装厂与外商合资，女知青N，现任该合资企业人事部经理。 历史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当你成熟并懂得反思时，你已经不再拥有曾经有过的某种身份。

第6章

    当现实环境的险恶把原先想象中囤垦戍边、扛枪卫国的光荣和浪漫的憧憬击个粉碎后，任何可以离开兵团农场的手段知青们都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生活的艰难，每天都有大量的知青流回城市，使国家铁路的不少运能都放在运人上，比如，上海到昆明的客运列车本来是隔天发一趟，后来不得不每天发一趟，而且不少知青因“囊中羞涩”以至坐车不买票。同时他们返城后并不及时返回而滞留，又给各自的家庭和城市社会带来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更有甚者，相当多的“少数女知青”被相当多的“一小撮”上司蹂躏，为了返城或生存，她们都抛下城市女孩的矜持，“心甘情愿”地伺候这些“土皇帝”，或嫁夫生育，或甘当“玩物”。 凡此种种，都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知青们“创造性”地挖空心思寻找离开农场的途径。如为考取大学而不惜自残肢体以换取休息而得以有时间来补习文化，又如，大量地服用“麻黄素”以引起心动过速而指望能“病退”，再如嫁、娶内地的男或女，以期离家乡近一些…… 这些手段大致可用“红”与“黑”来概括。所谓“红”，就是通过自身拼命地“改造”来获得提干、参军、病退、被推荐上大学等机会，这通常是平民子弟的做法，比如前面提到的女知青N等；所谓“黑”，就是通过后门来实现上述目的。比如第7团第4营8连的昆明女知青苏建萍，就是先在昆明打通某些关节，带回了权威医院的病理诊断报告，然后自己再在连队装癫痫病，仅 “发病” 一次就办成了“病退”。 其实，“红”与“黑”的道路也非彼此对立的，在许多时候“红”与“黑”是以互相转化、结合的方式出现的。这通常是“知青贵族”的手段。

    原上海长风中学的76名知青被分配在第2师第7团第4营。时至今日，每当同学们有机会相聚时，会谈起两位男女同学，他（她）们都是在癸丑年（公元1973年）时人生的轨迹发生相反的突变。

    屠梅汀，这是个在第7团许多不能被遗忘的沉重而又黑色的名字中的一个。他风华正茂的生命在癸丑年（公元1973年）嘎然而止，把年轻身体永远留在了他决不愿意留的地方。而留下他肉体的原因恰恰是不想留下的灵魂，这实在是一出黑色的悲剧。

    屠梅汀，生于已未年（公元1954年），家住上海山阴路，是原上海市长风中学红卫兵团团部成员。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据他说，味精是他外公在日本发明的，所以味精的原名叫“味之素”。他，1.77米的个子，背微逅，长着一张在人前总浮着微笑的十分生动的圆脸，圆圆脸的上有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和一双圆圆的耳朵，给人的影响是友好温顺、具有较强的“外交”活动能力的。有人说，他的死亡是由于他向某个美丽的女生求爱不成，而决意走“红”与“黑”相结合的路，籍此离开“伤心地”。他希冀凭借自己的活动能力和自身的“改造”，渴望成为一个“准知青贵族”，来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步。如果屠梅汀“甘心”扎根，那后来的悲惨就不会发生了。 癸丑年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他和平常一样，外出展开他的“外交”活动。这次的地点是营部机务排。当他得知有台机车在外抛锚时，便主动放弃休息把一根钢丝绳扔进驾驶室后，便陪一位驾驶员驾着履带式拖拉机去把故障车拖回来。“东方红75”在宁静宽敞的橡胶园里全速地奔驰着，显得十分惬意和意气风发。机车的巨大的轰鸣和履带飞速地抖动声打破了橡胶园的静谧，连互相之间的对话也要大声喊叫。这时，屠梅汀发现由于震动，驾驶室里的那根钢丝绳已大部份被颠出去，快要缠在飞速滚动的履带上了，于是他就想用脚去把它钩上来，哪想到，就是那根他随手扔进驾驶室钢丝绳一下子把他的脚套住，并把他活活地拽出驾驶室，跟随着飞速滚动的履带一轮轮地向前……钢铁的履带残酷地每转动一轮就在他身上碾一次，一轮……二轮……当驾驶员发现屠梅汀的惨剧时，立刻慌了神，竟然忘了煞车，也想去用脚钩死套在屠梅汀脚上的钢丝绳扣，指望把它解下来，于是他也被卷入履带……无人驾驶的“东方红75” 机车就这样拽着两个年青的生命一直到撞倒橡胶树后才因水箱撞破而停下。这时的屠梅汀整个人已被钢铁履带撕成残肢碎体，惨不忍睹，气息全无……殷红的鲜血在履带的压痕上汩汩地聚成小血洼……最终屠梅汀被安葬在团部医院后面的山坡上。他的时间在此时此地终止，瞬间化为永恒。终年19岁！ 团部按“因公死亡”的有关政策，每月把他工资26元的40%按时寄回上海。至今应该没有中断。 使我们不解的是，他们竟不知道在飞驰的机车上这样做是操作规程所不允许的吗？“谁知道，我当时吓坏了，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吧？”那个将终其一生与双拐为伴的驾驶员仰天叹息着。他比屠梅汀稍幸运，仅一条腿被碾断，造成重大残废。最终他以病退回到上海。 此次事故在第7团，特别是在原上海市长风中学赴云南兵团的知青中引起极大震动。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同学们每谈起云南，仍要想起屠梅汀。而那位美丽的女生直到现在仍把屠梅汀的死因归结于自己，有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心结，浓重阴影始终在她的心头挥之不去，当她遇到什么坎坷时，就委屈地说：“因为屠梅汀，是老天在惩罚我……虽然我根本不爱他，何况我已经有对象了……这根本不能怪我……”她的双眸里时有一丝抑郁和阴翳闪过，使人为之叹息。 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回首往事，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屠梅汀的死亡实在是整个知青命运的缩写，是因历史的倒退所造成的。面对死者和生者，我们不禁要问：屠梅汀希望通过走“红”与“黑”相结合的道路而离开基层连队，最终达到离开兵团的目的，是因为那位女生拒绝他的示爱而萌发并与此有着必然的联系吗？他希望通过自身的活动能力成功地离开基层连队，他一定在想：“为什么有人能籍此离开基层连队，而我就不能？我也要奋斗。”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即便那位美丽的女生接受了屠梅汀的求爱，屠梅汀就会“甘心”在兵团扎根吗？答案是显然是否定的，他（她）们一定会通过“红”与“黑”的道路去寻找回城之路的。因此那位美丽的女生是无须有着歉疚和自责的心理的。愿她早日卸下背了近30年的重负。 哦，归去来兮。我那友善温顺永远19岁的同学屠梅汀，愿他灵升天国，魂归故里。

    黄金芳，这是个在第7团许多有着传奇色彩的响亮名字中的一个，她成功地通过“红”路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从而脱离基层连队进入团部机关。她与许多知青干部一样，在动荡的岁月里无数次地表示要扎根，而且宣誓决不动摇。但她最终还是回到了城市。发誓扎根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竟是表里不一、言不由衷的。这也实在是一出具有黑色幽默的喜剧。

    黄金芳，家住上海四川北路，是工人的女儿。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很本分的女同学，她长得极普通，是那种看过一眼后转过身就会忘记的女生。好象也没听说过她有什么惊人的表现和突出的能力。癸丑年的有一天，某个同学自豪地告诉我，我们长风中学的“铁姑娘”黄金芳从基层连队直接调团部任副政委，兼团党委副书记，我大吃一惊，也不知她付出了什么巨大代价。旋即跟着骄傲起来，毕竟是我们长风中学出来的，是整个第7团上海知青中职务最高的。虽然我从未与黄金芳讲过一句话，更无半点交情，但我对她印象不坏。因为从没见过她在大小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吼着什么，我听到的只是关于她的美谈，比如，有同学告诉我，黄金芳虽身居县团级的高位，但从不以官位压人，仍然平易近人，也不怎么搞特权，依然保持着作为工人的女儿所与生俱来的本阶级的朴实无华。

    在庚申年（公元1980年）前后的大返城的浪潮中，知青干部们的处境实在很尴尬，在广大知青眼里，黄金芳们已不能算“自己人”了，但在农场干部眼里，她仍是“他们知青”。因此在知青们闹得最厉害时，她明白自己的双重身份，所以聪明地回上海探亲，从而远离使她难于表态的尴尬局面。直到大返城开始后，她刚返回农场就被推到处理知青返城工作的“第一线”。在许多农场干部惟恐过去过分地压迫知青而遭痛打时，黄金芳却安然无恙（这种“以夷制夷”的方法，果然是个高招）。这实在与她平时为人有关。突然想起：团党委看中黄金芳作为兵团门面的装饰，也许正是由于她这个特点。要不，有能力的“铁姑娘”有的是，为什么选中她？ 我不知道黄金芳看到一批批的昔日同学纷纷回城了，她心里的波澜是不是壮阔的。但我确切地知道，农场领导把放行知青的大印交给了黄金芳，让她负责给知青盖章，一拨一拨的回城知青像一波一波巨浪似的团团围住她、冲击着她的办公室，连吃饭睡觉甚至上厕所的时间也不给她，以至黄金芳大哭起来，毫无县团级干部应有的处乱不惊的风度。这就是我们的副政委，团党委副书记。褪去头上耀眼的光环，她本质上还是一个朴实无华知青女孩。 我回城不久，黄金芳也终于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上海，顶替进了卷烟厂，由于她是县团级的副政委和党委副书记，因此成了当然的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又后来听说她由于能力不太强和大致归入“火箭式”干部等原因，职位逐级下降，最后成了车间里的普通工人。她的经历像画了一个圆，完成了从哪来到哪去的过程。知青时期的荣耀和既得利益在一夜之间全部褪色，她与普通人一起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也可能面临着生存竞争。 哦，别来无恙。我那朴实无华的女副政委同学黄金芳，愿她全家健康，孩子出色。

第7章

    戊午年（公元1978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到了深入人心的第10周年，这一年的10月，国人瞩目的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又一次召开了，此次会议的背景是在打倒“四人帮”后，国内各个领域都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而知青是个很敏感、牵涉到全国千家万户，可以说是事关全国是否安定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此次会议是上山下乡运动的转折点，会议明确地告诉全国人民：全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今后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将遵从：“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老知青的去向问题。现在想起来，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最高决策层心中就有着隐隐的不安，要不何以中央设“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直至街道层层设“知青办”，而且每年都有不少“××知青慰问团”去各地巡回？ 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在云南农垦总局临沧垦区的孟定农场，知青们比任何时候都关心报纸，他们力图从字里行间看出一点对于他们命运的消息。小喜大忧、喜忧参半的情绪始终在知青们心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火山爆发”了。其实引起全体农场知青愤怒、也是导致云南农场知青首先公开打出返城旗号，从而成为引发全国知青大返城浪潮的导火线的，只是从“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知青工作四十条》里的一句话：在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青年学生，属于“农工”而不算“知青”！这句话使农场知青产生被出卖、被打入另册的感觉。与插队知青相比，云南的农场知青虽有每月28元的收入，但却少了插队知青所享有的国家补贴，准军事化组织的生活更使他们没有了人身尊严和自由。连当年素有儒雅著称的周恩来总理在看完一份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关于一些干部迫害知青和奸污女知青的法西斯行径的材料后也击案而起，勃然大怒：“这不是共产党，这是国民党！” 前几年的以《中国知青梦》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已经把云南农场知青的苦难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在整个生产建设兵团里干最重活的是城里来的孩子，吃最大苦的是知青，就某些方面而言，生产建设兵团的确有点像“劳改营”——我们应该向这些作者致以知青的敬礼！ 现在“知青工作会议”居然把农场知青聊以自慰的“知青”桂冠和唯一的祈盼——接受“再教育”的权利给“剥夺”了。因为“再教育”也是“教育”，是“教育”就有“毕业”的一天，可现在糊里糊涂地被“剥夺”了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所谓“接受再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假的。于是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开始了去北京“上访”的行动，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北京，并受到了王震等人的接见，以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先念等听说了云南农场知青境况之悲惨，也禁不住潸然泪下、拍案而起，愤而下令枪毙了那些蹂躏知青的“红顶土皇帝”并派出中央调查组，调查云南农场知青的生活现状。平时很凶的各级领导突然都对知青“客气”和“敬而远之”起来，知青们不出工也可以拿工资，场、分场、连各级组织都纷纷尽力改善知青的生活……然而，这些都与事无补，也来得太迟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在交通如此不发达的云南，西双版纳垦区知青上访团到达何处；何时通过边境关卡等情况竟然如此准确地传到我们临沧垦区，传到我们孟定农场，而且决不会是官方的渠道，要知道，彼此间的车程至少4天，也无电讯可利用……知青们每天自发地集中到分场，互相打听情况。某天，分场广播站突然广播通知：“明天，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业部副部长赵凡亲临我农场，召开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届时分场有车送大家……”这当然使知青们兴奋起来，“‘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赵凡要来？”虽然知青们知道赵凡的到来无非是当“消防队”，但“搞大了”，“有希望了”的念头还是在胸中涌动，大家奔走相告着喜讯和疑虑。应该说，在这场“知青运动”中，冲在最前面，也最有组织的是四川知青——北京、上海、昆明等地知青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坐享其成者——至少在孟定农场是这样！ 场部大操场上坐满了黑压压的知青，主席台好象一座孤岛，又像一条小小的舢板，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显得十分渺小。前几排的知青显然是有组织的，他们穿着白衬衣，曾经无比自豪的头颅上缠着白布条，屈辱地低垂着，直挺挺地跪在沙砾地上，仔细看才能发现他们的膝盖部都在渗血，这种下跪已失去了本来所具有的哀求的色彩而变得具有强烈的示威和抗议的精神，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低下了藐视一切的头颅，显得十分绝望和悲壮。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送着已故的毛主席10年前的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们又算‘知青’了？不算‘农工’了？”人群中不时传出揶揄的嘲讽。居然惊动了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农业部副部长，知青们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力量和失落已久的自尊……赵凡出来了，当他看到前几排跪得膝盖渗血的知青，应该说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他立刻过去搀扶起他们，向他们、更向全体知青深深地鞠躬。“知青同志们，我们来晚了……”这话一出，立即引来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恸哭。接下来就是说他也有子女当知青的，他是可以理解知青的，等等。以及空洞无力并无新意的说教，赵凡在台上只是扮演了传声筒的角色。于是“对抗”升级了，前几排知青有的咬破手指在白衬衣上写下“我们要回家”的血字，有的进入预先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绝食。群情激愤的知青开始骚动，人群中有人向台上扔石块，这是农场当局和“中央调查组”始料不及的，自然，主席台上的人在场部“警（卫）通（讯）排”全副武装的保护下，撤入场部。慰问全体知青的大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想，这对于作为老一辈的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赵凡来说，应该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以为至少赵凡是同情我们知青的……。 过不多久，从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等地纷纷传来好消息，孟定农场的知青开始逐渐返城了。据说这是邓小平在顶住了“两个凡是”后，替知青及其知青家庭作的好事，这是又一件顺应民心、深得人心的事。而云南农场知青的行动更引发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浪潮…… 已未年（公元1979年）到了，我也终于收到了“顶替”母亲回沪的调令。这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呢？从庚戍年到已未年，前后达10个年头，期间探亲4次，现在，“小少离家”的孩子，好容易“老大归”了，这次可是永远的了。怀着“世纪末”似的“疯狂”，把任何可吃的东西统统吃完；把当初带去的全部日用品统统留给了老农工，颇有些“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潇洒。这在一般人看来，这种做法有点“张狂”，其实不然，在我心深处是对10年来给过我帮助的人作最后的感谢，对自己的青春作一次“祭奠”，以面对新的人生……。 早晨，一样的天气晴朗，美丽的彩霞依旧漫天。与过去任何一天的早晨没什么区别，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新的一页翻开了。分场机务排的拖拉机来了，就象当年接知青一样，但今天却是专门送我们走的。坐在拖拉机上，面对在路旁默默地目送我们走的老农工和他们的孩子，突然想起“青春无悔”这个词，我开始有点依依不舍起来，喉头仿佛哽塞了似的。想起了许多……那些？哪些是我难于忘怀的？丝毫没有“风飘飘以轻扬”的感觉。也许今后我会有机会再返回去看看？ 其实，在今天看来，这许多纷繁复杂的思想岂是苍白贫乏、多少带点色厉内荏的一句“主旋律”式的“青春无悔”所能涵盖的？顺便说一句，当我每每听到一些时来运转的同龄人高唱着所谓“知青精神”的调子，看到他们高扬着“青春无悔”和旗帜时，便感到困惑，这实在是自欺欺人。到底有多少人愿意重返？他们何必向那些一误再误、或者没机会没能力、有能力没机会再或有机会没能力的同龄人炫耀自己的“成功”？如果他们认为“无悔”，当初又何必返城？或者让子女们荒废学业去他曾经流过血汗的地方实实在在地住上几年，也“无悔”一次？我不知道……自然，旅游不在此例。现在那些孩子们的所谓“吃苦夏令营”与知青们的当年相比，实在是“玩笑”而已。但至少我自己仅希望“有机会或者带女儿再返回去看看”，凭吊青春，仅此而已。而决不会让女儿去云南孟定住上几年。因为它今日以及今后的结果是那么的沉重，沉重得让人“有悔”的无比痛心疾首。

    由于中越边境的冲突，行程被终止，但也终于在2月10日与分场小学的女教师倪红一起踏上归程。到达昆明是2月17日，在昆明火车站的广场上看到最多的人群是返城的知青和越军俘虏以及在火车站广场上摆地摊的从越南逃回的华侨难民。 这天，中国政府正式向越南宣战。

第8章

    至此，1969届的初中生在走过了从庚戍年到庚申年的10年苦难，终于回到了家乡。想当初，青年学生打着红旗，以藐视一切的胸怀上山下乡，在伟大祖国的广阔天地里埋葬了一个浪漫瑰丽而又雄心勃勃的拓荒梦后，又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地低下曾经高昂的头颅，如高原洪水般地从天南地北泄下，散落在上海这个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 知青们的返城犹如他们当年的下乡，从轰轰烈烈到“兵败如山倒”，上山下乡运动倏地飞灰烟灭了。这次返城，是知青们人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他们面临着对他们来说是百废待新的又一次“创业”。

    应蓓仪，内蒙古插队知青。在插队时，就是一个优秀的知青典范，她曾冒着生命危险去破灭草原大火。后因患严重疾病而病退回沪，返城后被安置在某街道羊毛衫厂。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街道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产品是不纳入计划渠道的，更何况羊毛是国家一类物质中的重要原料。面对这种局面，应蓓仪挺身而出，利用在内蒙古插队的经历，重返大草原组织原料，落实车皮，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羊毛运回厂里。然后又带领职工调查市场，设计样式；终于为厂里的产品打开了销路。她的创业史被刊登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应蓓仪，现任中共上海市某区区委书记。 原上海长风中学赴云南兵团的知青回到了阔别10年的故乡，他们去时是76人，回来却不足这个数。除去死难、另找门路外，不少同学如“开枝散叶”似的追随农场非上海籍的恋人而散落在西南各省。为了忘却的纪念，同学们郑重相约，每年的5月一定要聚会。 同学Z，外柔内刚、妩媚脱俗。庚申年（公元1980年）回到上海，她坚信苦难中萌发的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因此置亲友的劝阻于不顾，毅然为追随爱情而再次离沪远嫁西部，希望落地生根。但终因婚变而黯然。 在外滩的一家咖啡馆，我无言地听着她平静地叙述她那令人砰然心动的爱情以及后来的黯然失色，感觉上好象她是在讲别人的故事。看着Z同学平静的面容，看上去她已经没有了表面上的那种柔肠寸断似的痛不欲生，但这种貌似平静的痛定思痛的叙述，却并不能掩盖由此给她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摧残和伤害。她的一生从此改变。——我真心希望有人能抚平这种创伤或使伤痛稍减。这不？随着桌上碗烛火光幽幽的跃动，仿佛在抚慰着什么似的，幽静的咖啡馆里轻柔地播送着萨克斯风的名曲——《Going home》。 自庚戍年到乙亥年，她在外漂泊长达25年后依旧是形只影单地踏上返回故乡怀抱的归程——这是怎样的代价和沉痛？——正如她25年前的出发。Z同学时至今日尚不能用家乡方言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依然坚信爱情的至高无上。至今孓然一身。 毋庸违言，“是金子总会发光”，由于抓住了机遇或凭各自的能力，76人中的极少数获得了成功而成了佼佼者，他们之中产生了公务员、学者、企业家、小老板等等。 同学F，水稻连农工，当年的“铁姑娘”。她在兵团里虔诚地“改造”自己，开荒、插秧、收割，干得腰也直不起，直至跪在泥泞里继续到昏厥。在农场里的最终职务是水稻连的副指导员。回城后进了街道工厂，又一次地与广大知青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她从头做起，凭着知青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知青干部的领导能力，才华和机遇使她逐级上升。F同学，现任上海市某区民政局长。 同学L，苗圃排农工。在丁已年（公元1977年）恢复高考时，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录取而离开农场。23岁的“老三届”初中生在本该跨出大学校门时，才刚进入大学。天道酬勤，学业有成。勤奋使“老”大学生的他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L同学，现受聘于美国某研究所。 同学W，橡胶连胶工。原是个本分的小个子，现是某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的公司里，有不少原兵团时期本营或本团的知青战友。有人说这决非偶然。的确，当W先生在众多应聘者中发现某人是自己在兵团时期本营或本团的知青战友甚至是76人中的一员时，他心中作何感想？“拉兄弟一把”，这必然是他的第一念头。因为不管他和他们今天的地位是怎样的不同，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名称——“知青”。 同学H，橡胶连胶工，后被选拔参军。在参加了中越边境的战争后无恙退伍，返城后用多年的积蓄和筹资，在几年前开了一家网吧，当起了老板，生意比较清淡。他想转行干别的，但这十几台电脑的出路在哪里？“总不能扔了吧……混混再说吧……”当年知青生活和战场上血与火的锤炼，并没有使在生意场上的摸爬滚打的他沾染上多少铜臭，面对多年的同学好友，惨淡经营的网吧老板十分感慨，他以为： 人总是容易忘却的，可那十年，却时时提醒并困扰着他。也许永远忘不了了，他暗自叹息着。

    终于从几千里外的边陲回到人声鼎沸的故乡，已经20年了。可对他来说，故乡仍使他感到迷茫，人如流，车如流，各种声音组成嘈杂而雄浑的都市交响曲。那混浊的被称为“母亲河”的江水粘粘缓缓地淌着，带着历史的重负融入大海的怀抱。 最能体现故乡特点的莫过于夜都会喧嚣纷繁的灯光广告了，它为城市赢得“不夜城”的美誉， 明明“吸烟有害健康”但Marlboro的牛仔却颇为雄健，是“男人的世界”。各国靓女：媚眼与红唇齐飞；玉腿共丰乳一色，争相邀宠，非迷死你不可，除非你买“我只用某某”的产品。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著称的外滩依然保持着经典的美丽和经久不衰的魅力。而江对岸的“NEC”广告宛如红灯笼，又象渴睡人的累眼。故乡，对他而言是高节奏的，疲惫的，狭小的，浮躁的。如果让他以比喻来指称它，用什么词？他头脑里立刻出现一间站不直腰，开着老虎天窗的小阁楼。

    他总也忘不了那个“坝子”－－边陲的山水风貌时时在半睡半醒中象云一样地飘入他的梦境，－－当第一抹霞光涂亮峰巅时，这里的一切似乎都还在梦中，近的胶林、村寨，远的山脉、大田，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晨霭。如同少女经常更换服饰一样，朝霞也向大地展示它奇幻的色彩，－－红的热烈、紫的多情，丝丝白云恰似姑娘的头纱，而无垠的蓝天，更人使想起永远的“勿忘我”。——还有那点缀着纯净早晨的袅袅炊烟。

    黄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荷锄牵牛，嘻笑打骂着收工时，弥望的是一片嫩绿，微风起处，荡起阵阵绿的涟漪。如果是秋天，遍地的金黄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山脚，沉甸甸的谷穗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羞羞地低着头，似窃窃私语般地发出细微声响。路旁不知名的野花的芬芳和着泥土的腥味沁人肺腑，不禁使人要大口呼吸。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佩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哦，甜美的歌，流畅的曲，给人以宁静、祥和的慰籍。这是怎样的意境呢？怎么会有如此摄人心魄、令人回肠荡气的魔力？每当这类旋律在心中回荡，他胸中便升腾起迷雾般的悠思和惆怅。 “……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H同学情不能已地轻声唱着。是啊，好美的歌！ 那时节，这类令人的回味眷恋、心旷神移的歌曲刚在大陆流行，可他敢说，他和同伴们在当初也有过写一支类似的歌或其他什么的原始的冲动，来寄托自己情思。 不是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么？不是在盼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吗？”他们居然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吟唱田园风光，真是不可思议。 “现在才知道我们当初是何等的闭塞、荒唐。居然胸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壮志，而以‘解放者’自居；居然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为了‘红旗上天，宁可卫星落地’，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居然不知‘洞中才数天，世上已千年。’这种‘宁要……不要……’论断的提出者真是自欺欺人、愚不可及。可笑，可悲，可叹。没想到现在却把人家请来当老师，教我们怎样才是市场经济！”他嘴角噙着一丝讥嘲。 如果把知青的命运以返城为界而分两个阶段，即“前知青命运”阶段和“后知青命运” 阶段。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后知青命运” 阶段中因机遇和能力而出类拔萃者毕竟是少数，而没机会没能力或有能力没机会再或有机会没能力的这些当年听从号召主动或被动地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回到城里后目前过得怎么样？ 人们有理由在为那些实现个人价值的成功者感到欢欣和骄傲的同时，更为由于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使那些不甘平庸可又不得不平庸的绝大多数知青感到悲凉。其现状是大可哀痛的。 第9章 1969届是“文化大革命”自己培养的首批初中生，当年他们能够熟练地背诵“老三篇”却不知化学元素周期表，没学过地理，却敢扒火车出门“大串联”，不懂句子成分的划分，不会解二元一次方程，却顶着“知识”青年的招牌。返城后他们发现事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和幸福。而是面临着就业、住房、成家等诸多难关，农村里学到的生存技能，在城里毫无用处。他们的回归，也使本来紧张的住房变得更为拥挤，一定程度上，他们在家里也成了多余的。是一群 “多余的废物”。 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小少离家老大归”的知青没时间稍事休息，就要面对另一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 同学X，橡胶连胶工。当年是现任中共某区区委书记应蓓仪的同事。羊毛衫厂并不因为向国家输送了应蓓仪这样的优秀的人才而壮大，最终还是关门了。因为他没有后门，且毫无必须的技能，只得三天两头地跑劳务市场，好容易觅得一个推销员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与业绩挂钩，很辛苦。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没有文凭。 同学Q，橡胶连胶工。在原上海长风中学的76人中素有“三美人之一”的称号。返城后进入某无线电厂，姑娘因各种原因，匆忙地嫁人，后婚姻破裂，与年龄尚幼的女儿相依为命。“我们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挑选别人？只有被别人挑选的资格”。她嘴角噙着的一丝微笑折射出她某种复杂、讥嘲的心态。她因单位效益不好而下岗，现在某国际俱乐部当通宵收银员，工作时间为每周6天，每天18点到凌晨2点。严酷的生活使她屏弃了姑娘时代的矜持，变得很坚强也很实在。她经常这样教育女儿：“不能事事靠别人帮忙，万事还得靠自己”。因为她已经没了青春、没有文凭。所以女儿很乖，很争气。 同学G，橡胶连胶工。返城后被安置在某街道厂。他努力地学技术、学管理，希望能从有所作为到“大有作为”。果然，因他不懈的努力，被上级任命为副厂长。但他的运气就不如某书记或者某局长那么好了。因为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经济形势的低落开始了，国营大厂尚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何论技术及设备均落后的街道企业？他明白，离开这个厂，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因此他四处奔波，拼命为厂里揽业务，但依然不能维持正常生产。于是厂子关闭，他失业了。但尚有读书的孩子，家里的日常开销全凭在国营单位的妻子的不足千元的收入。为节约开支，他戒掉烟酒，拼命地寻找工作。到处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以尽男人的责任，很艰难。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没有文凭。 坐在G同学的家里，我四处打量着，因动迁分配的房子没怎么装修，家具仍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五件套”，现在一般人家里已是很难找到的18英寸的旧彩电时不时要击上一掌，才能发挥着“余热”，家里没什么的现代消费品，但却有台电脑！“二手货，儿子读书要用。”他见我准备去摆弄电脑，连忙阻止我说道。“我们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了，只想下一代能好好读书，能够光宗耀祖，有个好工作。”生活是如此的严峻和困难，可他仍然达观。 难道知青们缺少的仅仅是文化吗？何况缺少文化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吗？我头脑里电光火石似的倏地闪过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曾是上海一家颇有名气的某外资地产公司行政、人力资源总监，后来又到了另一个外资房产公司任办公室主任。日常工作除了维持公司正常的秩序外，说白了，不过是充当‘为虎作伥’的‘刽子手’而已。前前后后的5年，我干得最多也是压力最大的是处理劳资双方的劳动争议。” “进入公司的第一天，外方总经理就对我说：‘你是公司的行政、人力资源总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是工会主席……’真是言简意骇。照理说，在处理辞退员工的事情上，应该严格地按国家的法律办事。可我面临着职务和良心的双重压力。在就业难的今天，如果我不能使老板满意，那么自己也就危险了，因为老板永远是正确的。我也是个打工的，何况‘牺牲’了自己，并不能改变某个将被辞退的员工的命运，老板是可以‘换马’的。所以我只有使尽浑身解数，拼命钻法律的空子，有时甚至是很‘无耻’地把老板的愿望变成现实——顺便说一句，我还从来没有在劳动争议的官司中输过——这么做还美其名曰‘在公司，维护公司的利益……’试问，哪个公司的人事或行政主官不是这样的？也许我还不是最‘丧尽天良的’……现在好了，至少再也不用违背自己的良知了。”C同学苦笑着。 同学C，砖瓦连砖瓦工。顶替母亲进了某国营单位。从仓库保管员一直到总经理助理。他深感知识的重要，于是自学，从初中一直到大学。由于企业效益的不景气，经动员主动带头下岗，在市场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当过踌躇满志的外企行政、人力资源总监、办公室主任，干过“低三下四”满街乱窜的推销员。他最大的焦虑是失业，激烈的竞争使他感到力不从心。但最终因所在的公司被兼并，他毕竟失业了。职务和岗位的大起大伏以及生活角色的剧烈变换使他深感悲怅和世态炎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有着一大把诸如大学文凭、经济师职称、计算机证、ISO9000内审员证等一个现代企业管理者所应具备的资历，但却找不到工作。“昨天我在某环卫公司报了名，预交了60元报名费。”在电话里他对我说。“是景观道路的保洁工，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间月薪400元……他们说，3个月之内通知我是否录用，倘若录用了而我不去，那么这60元钱不退，不录用则退款。”他接着说：“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不认识我了——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干巴’……我知道，他们预收所谓报名费是非法的，但我愿意，与其让别人作贱自己，不如自己作贱自己。何况凭力气吃饭并不丢人，是不是？”“ Q同学不是说吗？我们这些人什么苦没吃过？不是说‘能上能下’吗？……至少我努力地去找工作了……对了，你在写作，如果有可能发表的话，请把我的确确实实努力地去找工作了的心情告诉大家。”他的语气有些颓唐，但是不是也有些偏执？可见，C同学还没修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心气颇高的C同学居然愿意去扫马路，太可惜了。自然，从理论上说，工作并无贵贱高低之分，因为“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的。不是吗？死于非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掏粪工人时传祥还“平起平坐”呢！然而，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不是说劳动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吗？“脑力劳动是倍加的体力劳动。”——至少教材是这么定义的。难道我们劳动力的素质已经提高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只能去做诸如清扫马路之类的简单劳动吗？这个社会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浮躁、奢侈的？如果说，当年的上山下乡是一种浪费，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只能去扫马路，不更是一种教育成果的浪费和贬值吗？西方的哲学家告诉我们：“人不能2次渡过同一条河。”那么，人力资源是不是可以2次被浪费？关于这点，那些西方的哲学家没说。但是东方的伟人说过：“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然而，最可宝贵人却被重复地浪费。这实在是悖论。我叹息着。古人曰：大凡人者，必有四欲，谓之“食欲、利欲、色欲、名欲”。C同学现在是什么“欲”？ 自此，年近50岁的C同学的人生履历大致上可以这么概括了：下放知青——仓库保管——储运结算——业务访销——国营某沪东分公司经理——国营某公司总经理助理——某外资地产公司行政、人力资源总监——某直销公司业务推销员——某外资房产公司办公室主任——某环卫公司（待录用）的马路清扫工。 C同学很想退休，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青春。但孩子尚幼，需要他挣钱，因此他提前“预支”了父母的“遗产”，每天暂时混迹于股市，希望赚点生活费。 “现在是市场经济，要生存就得竞争”，人们作如是说。但问题是参与竞争的起点是不是公平？当绝大多数知青从广阔天地回到城市时，已不再是当年的青春飞扬的男女学生，而是皮肤黝黑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积蓄的男人和女人。 奥斯特洛夫在他的书中写道：“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不知道知青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会不会为虚度青春而悔恨？会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许他们现在没时间考虑，但将来有一天，他们坐在冬日的暖阳下打盹或在夏日的傍晚坐在弄堂里摇着蒲扇时一定会的。而我现在至少感到茫然。 哲学家 “居庙堂之高”而侃侃而谈，他们高瞻远瞩地把辩证法教给芸芸众生：“回顾是为了发展。”那么，“处江湖之远”的我们怀着“知青情结”，回顾上山下乡给知青们带来的状害，是为了谁的发展？国家？民族？还是知青本身？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因为真理在宏观上永远是绝对正确的。比如整体和局部的相对关系。毫无疑问，当整体利益发生危机时，局部利益理所当然地让位与整体利益，并承担起有时是超负荷的牺牲。可当整体利益被满足后，“局部”们的利益呢？ 一艘满员的巨轮在风雨飘摇或惊涛骇浪中航行，为尽快到达目标港，有时在需要时要在中途动员一些乘客下船。当这些主动下船的乘客看着因轻装而迅速变小的巨轮，心中一定是茫然和不知所措的。这时，航运当局会来安慰他们，或给他们一些补偿，再安排他们用别方式到达目的地。 知青不就是那些被动员“下船”的“乘客”吗？当初为社会为城市乃至为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承担了上山下乡的重担，将10年最宝贵的青春埋葬在了人迹罕见的从北国雪原到南蛮荒漠的广袤的农村，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人们常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话来褒奖一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我不知道知青们算不算？就像我同样不知道知青们是不是可以得到社会的褒奖和安慰？但现在社会不需要他们了，对他们说：你们是“废弃物”，要么自生自灭，要么自寻出路。正如任何航运当局会对那些被卸下的乘客作一些使他们聊以自慰的补偿一样，可知青呢？由此，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被遗弃的酸楚在他们心中油然升腾。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知青们用青春播种希望，收获却是苦难和失望。“青春无悔？当初我们能够选择吗？”Q同学故作轻松。 泰戈尔说：“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天去领受谢词。” 如今他们“廉颇老矣”，虽然“尚能饭”，但心中壮丽的光束却渐渐暗淡，最终势必倏然熄灭。但他们仍不得不鼓起几乎湮灭的余勇，重整已经逝去的青春，与更青春勃发的当代青年竞争。尽管他们经历广阔、经验丰富，正是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但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却全处劣势。因为社会告诉他们，年龄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在鲜花怒放的树下，时光老人拾起溪流中的落英，轻轻放在手心。让它停留一下吧，不要这么快流逝，因为他们的肩负实在太重…… 自懂人事以来，便感到生命是不断的重复，每天都大致上干着同样的事，不是吗？昨天跟今天一样，今天跟明天也必定是一样。是不是只有不断的改变环境，不断地应付新的挑战，或把自己不断陷进不同的境况内，才可感受到生命新鲜动人的一面呢？

第10章

    庚辰年4月（公元2000年5月），是他们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按当年的郑重约定，同学们又照例相聚。此刻，“同学”一词极具感召力，彼此间的亲密一触即发，当年的知青们完全放下了中年人应有的含蓄和城府，好象突然减去30岁似的各自释放出略显生疏的率真。大家如数家珍地述说着当年的旧事及现在的境遇，勾肩搭背，自斟自酌……在杯盏交错、嬉闹玩笑中，早生华发的同学们很动情地在互祝平安，互致慰籍，彼此交换着1年来的变化。无论在各自的领域里你是怎样的角色或怎样的成功或怎样的试图借助人生的余辉再创辉煌而力不从心。但在这里，在今天的这个范围内只有一种身份——同学加知青。因为，共同的经历比什么都重要。 30年后的今天，当他们回首往事，抹不去的是知青生活的艰难和与此相关的心路历程。也许明天各自都会为今天的话而一笑了之，或者后悔或者不把它当一回事，仍然要去尽全力为生活拼搏而无暇顾及其他，但此时确是真诚的。我在感受到同学间相濡以沫的温情是多么的珍贵之余，似乎聆听到了大家心底疲惫的叹息。努力地在维持温饱中“苟延残喘”，是他们早在30年前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他们差不多没有希望和梦想了，但依然重负着向前。 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亚平宁半岛上有一位老人——他就是已故的意大利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安东尼奥尼。老人在30年前拍了一部名为《中国》的记录片。影片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解说词：“中国人既怀念过去，又忠于现在。”这句话从本质上开掘出中国人良善温顺和深明大义的民族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怀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一些失去的东西的“痛惜”呢？可见，“知青情结”并非是对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眷恋，而是由人生的角度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生命和心路历程作的一次慨叹和别一种感悟。 知青J，团宣传队小号演奏员。他已在一周前赴美。“当年上山下乡，快50岁的人了，没想到今天又要抛妻别子、飘洋过海去‘洋插队’！”他神情十分复杂。J知青原供职于纺织系统某科研单位，因单位效益问题而下岗，后自费学习烹饪而取得厨师证书。在单位生意清淡的“三产”饭店里度日。他母亲在美国开了一间餐馆，生意不错，与其请别人帮忙，不如让当厨师的儿子来大洋彼岸一起干。临行前的中秋节，是一个薰风沉醉的晚上，在他家的阳台上，他倚着栏杆顾望着楼下小区的夜景。“我们哪……这辈子……到过许多地方，可我总忘不了农场的夜晚。” 白日终于辉煌地沉下去了，黑夜像一泓温柔的潮水悄悄地涨起来。逐渐地淹没了万物。风乍起，胶林便发出一阵絮语。漆黑的天幕笼罩着大地，可今夜星光灿烂，它眨着晶亮的眼睛，仿佛在窥视什么。假使有月亮，那夜色就别有一种情趣了。远处山脉平缓的轮廓就象远古时代巨兽的脊梁，这又引起人们多少遐思？万物象镀了一层银色，显得格外迷蒙。路边婆娑的凤尾竹长掩着情侣们热切眷恋、也许还带点苦涩的拥吻。远近池塘里的蛙鸣彼起此伏，错落有致，宛如在演奏交响曲。斜挂空际的明月把池塘旁的房舍投影到水面上，形成与现实并存的另一个影子世界，处处呈现出梦一般缥缈的意境，美得像一个不真实的梦域。可茅屋内却是宁静的，油灯摇曳，土墙斑剥，在不显眼的地方，蜘蛛悄悄地织着它的网，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和不可知。感受着这静谧的，但又充满着各种生命的细微声响和青春骚动的环境以及天地间明净广袤的天籁之音，使人柔柔地觉察到某种情感的升华。这些常引起他许多模糊的伤感和不明确的思想……，是谁和着口琴忧伤的伴奏，轻轻地哼起了那叩击心灵的歌？哦，那是属于一代人的《知青之歌》，唱着它，有的回城了，唱着它，有的扎根了，唱着它，有的过早的走完了人生而升向永恒……。 20年了，回到故乡整整20年了，可蓦然回首一切都历历在目，或许那里的山水，人们已把他忘了，或者淡漠了，最多在饭后茶余，坐在宽大的芭蕉树叶下纳凉时，偶然会提起知青们的许多趣闻，而后打着哈欠各自钻进蚊帐，这时也许会有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可他怎能忘记那永别的充满活力的十年，怎能忘记那长眠于地下的同学和南疆独特的风貌呢？流星虽然稍显即逝，可它毕竟燃烧过的。他是多想再见到那淡淡的晨霭、绚烂的朝霞、神秘的月光和不可知的夜色以及墨水瓶做的小油灯；听到在散发着干草味的茅屋中常飘起的忧伤的歌和兵团战士都熟悉的起床号音…… “也许这听上去有点虚伪？”他看着我发问。

    那已是过去的了，可时常象云一样在半睡半醒中飘洒在他的梦中。在那乡间的田埂上，林中的小路上，边境的界碑旁，毕竟留下他青春的血汗和泪水，尽管辛酸多于甜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即将赴美的J知青喃喃地吟诵着苏轼的《江城子》。长歌当哭！ 此岸、彼岸，有什么区别？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一部分的梦一定会留给彩云之南！——如果他还有梦的话。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回顾四周，我那些善良而又纯朴的同学们，他们经历共和国迄今为止的各个时期，虽然大好的年华被浪费了，但仍然在国家需要他们时，承担起历史和社会赋予他们的各种责任，比如下岗，比如失业……等等。但他们仍遵循着公民的义务，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规挣钱而鄙视歪门邪道；教育子女认真读书，争取将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们普普通通毫无光环，但是不是也可以被誉为鲁迅曾称赞过的“中国人的脊梁”？虽然他们并不出众。我想大概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赤子之心不泯。 在得知云南临沧地区发生地震，同学们立刻有钱出钱，有物出物。“譬如我少出一天车……”开出租车的T同学拿出了一天的营业额；“譬如我今天我套牢某只股票……”C同学捐出了股市的一点赢利；“我没什么钱，但我向居委送去了衣物和棉被。”G同学如实说着。“希望我们的心意不要成为‘贪官’们桌上的这个……”M同学冷冷地看着手中杯子里黄澄澄冒着气泡的啤酒。中华民族的先贤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能他们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穷”，但绝对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达”，但他们一样“兼济天下”。 有个知青说：“我们的沉痛，唯有在那沉痛过的一方土地上可以埋存。” 的确，知青们很“沉痛”，颇有还没大干一场，就有老之将至之感。昨日的苦痛还未来得及清算，明天的新事物又扑面而来，实在太累。但他们依然鄙视平庸，渴望进取。在自己希望快要丧失殆尽时，却大声鼓励别人不要失去信心。也许有人会问：“自己没有了希望，却鼓励别人不要失去信心，这不是二律背反吗？”不！一点也不！因为他们没时间过于沉溺在怨天尤人中，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这种借鼓励别人而达到鼓励自己的情况，是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因为“生命诚可贵。”因为他们具备了“知青”吃苦的素质，因为他们“贫贱不能移”而有自尊，因为他们失败不气馁而要争气，所以他们努力着。所以他们要在借鼓励别人的时候，更要鞭策自己。 这种可贵的品格是在稚气与纯真、无奈与蹉跎、苦难与奋斗中磨砺出来的。所以他们是知青，是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代人。 我突然感到了11届3中全会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至今还在发出耀眼的光芒和振聋发聩的巨大回响。

    “经历是一种巨大的价值和财富，而不管其是幸福还是苦难。”电视里的年轻人作深沉状地在侃侃而谈。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对自己的近况比较满意。问题在于“价值”是否有价值？“价值”的实现首先在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后，“价值”才成为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们苦难的“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了吗？ 我们是否把理论太虚妄化了？当社会实践在进行时，理论反而有些是似而非了。 我曾读到过英年早逝的北京籍知青作家王小波的这么一段话：“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比如，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的确！“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比如，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何等的举重若轻！了不起的王小波。 “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朱自清低声对知青们说。 由此，我写下以上的文字，祭奠我和我那曾经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亲爱的知青战友们那遥远而永逝的青春。为生者，为死者，为一切感情和物质上得意和不得意以及贫困的知青们。为人们不要忘了散落在他们周围的许多把青春埋葬在南蛮荒原和北国黑土上的知青们。

    是为庚戍30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