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高速封闭情况:历史研究：辩证看待上山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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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辩证看待上山下乡运动

    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百万上千万的城市中学生，来到农村，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一段时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历史将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运动。

    实际上，在当年的知青中，可以说是人才倍出，决不是一两点。就说我的经历，当年七七年恢复高考，我考进西安一所学校，当时我们班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来自农村的知青，剩下的有来自军队的和工厂的。而我那一届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同学学习非常刻苦，有一种对知识的疯狂渴求。而后面几届，慢慢地升学的学生越来越被中学直接升学的学生代替，这学生的追求知识的渴望可以说每况愈下。

    随便举一例，在快要毕业的高年级，经常有一些选修课，这些课选了或者是不选都一样毕业。当时的教材还暂时跟不上，因此许多教材还很陈旧。但党校也努力地开一些新的选修课程。其中有一门选修课程叫做“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直到现在也是重要的电子技术课程。当时这门课一开，整个一百多人的大教室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大家都搬椅子来听。而七八级有六十多个人选修，七九级二十个，到了八零级，一个也没有，这门选修课没有人选。实际上现在的大学生已经很少有求知欲，有一种凡事我要把它搞清楚的欲望，而是完全被考试所左右，他们对于任何问题，关心的就是“老师，这个内容考不考？”如果不考，决不愿意再多看一眼。只要能把考试混过，就完整大吉。

    实际上，当年的知青在农村有许多人也担任教师，在农村也培养出了大量人才。现在流行中国文坛的几个来自农村的著名作家，许多就是由当年的知青教出来的。例如莫言，虽然是一个骨子里非常****的作家，但他也承认如果不是当年的知青对他的培养，决无成为作家的机会。而城市里的著名作家大都也都是来自农村的知青。这些知青们之所以能够讲得出故事写得出小说，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们在农村的经历。毛泽东曾经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才能够大有作为，而这些年来的实践不正是从正反两面证明着这个道理么？有大量的原来是知青的作家，如韩少功，阿城，等等，都因为原来深入农民的生活，才能够写得出丰富多彩的故事。当然我注意到由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宣传造成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这些作家经常也就跟着诋毁着过去的岁月来换取稿费。

    再看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作家，那些从小学直上到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现在还能拿得出什么好作品吗？请诸位到街上任意地买一些文学刊物来看看那些新秀们写的新作，都是些个什么东西。缺乏生活，就大脑空空，必然写不出好的作品。

    我认为，几乎每一个知青，都是生存能力极强的人才，如果我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我宁要一个知青，不要一个博士。

    就当年的出国热到美国的那一大批人才中，最优秀的也还是知青，而以后到美国留学的人质量也越来越差，最后不过就是能够应付个考试而已。

    我也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文革是应当否定的，但是“彻底否定”的态度不是科学的态度。

    为什么在讨论今天的强国时要讨论过去的知青呢？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我提出这个话题。

    一是，由于对成千上万知青对国家作出的贡献的彻底否定，是导致中国社会近年来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这种社会的普遍的道德沦丧，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我认为，一个知青对国家已经作出的实际贡献，同当年的一个解放军战士为新中国诞生而做出的贡献，只高不低。在这一点上要有一个名誉上的承认，经济上的补偿其实倒不算什么。

    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一生，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己这一生的努力能够得到一种名誉上的肯定。谁也不愿意让别人评价为这一生碌碌无为，对国家对社会毫无建树，或者对社会只有害没有益，整个一生或者整个青春统统白过，这样的宣传对人的心理打击极大，当然就会导致社会的严重的道德沦丧。如果当年的保尔回到今天的被解体的苏联，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今天的样子，他也会深深地沮丧和失望的。当年同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而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们，如果活过来看着现在的苏联这个样子，也会非常地绝望的。

可以说中央政府全面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大规模宣传，沉重地打击了整整一代人的艰苦努力的成果，对人心产生了极为有害的效果。

    对待下岗工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许多下岗工人并不是不能谋生，对他们来讲，在这个社会中谋生并不是什么难事。真正对下岗工人的心理造成打击的，也还是一种名誉上的打击，就是他的大半生的努力，都被否定了，似乎他一直是对社会没有用的人，一个废物，过去的种种努力都白费了。他们没有办法在临死的时候说：“我的一生都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

    二是，应当认识到现在的教育制度并不合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的教育制度合理，应当吸受文革中的教育革命的一些经验和成果。

    而知青下乡的制度只是一点上不合理，就是鼓吹知青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宣传，这种宣传是让人害怕的。但事实上就我所知，尤其是在文革后期，共产党实际实行的政策并不是让知青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个潜在原因是为了躲过当时核战争的危险，这种危险当时确实存在。这就好比当局发现有地震的危险，就动员人们到其它地方住，但后来地震没有发生，这些人被折腾了当然喜欢破口大骂，但当局仍然是负责任的。

    就我所知，一个知青即使完全没有路子没有后门，就凭论资排辈，就算遭到了别人的欺负晚了一点，最后也还是会轮到他上大学或者被城里招工招走的。我在1976年退伍到天津工作，在那里认识了不少从上山下乡后又成为工农兵学员并再成为技术员的人，一直共事到1978年我上大学。大约就是在78年吧，有一个人讲了他的乡下的一个知识青年的情况，他认为那个知青是一个傻子，因为那个知青就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上大学不去招工不去，结果那个村子就省下他一个人，当时的公社书记都劝他走，但是他就相信毛主席，就是不走，还在那里一个人坚持着。我的同事说还曾经回去看过他，发现他一个人凄惨地住在一间房子里，臭哄哄的被子袜子什么的，那个人胡子拉碴地也不刮，穿着破棉袄，火炉已经熄了也懒得生，屋子里非常地冷。

    我不知道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我相信，许多知青到了今天都有上当受骗之感。但是我认为，之所以有这种上当受骗之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彻底否定文革”的宣传和政策，顺带着也就彻底否定了知识青年实际上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造成的贡献。打个比方，如果彻底否定抗美援朝战争，就会给那些曾经为了祖国同美国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的心理造成沉重打击，就会让他们有受骗上当之感。如果彻底否定解放战争，就会让象董存瑞那样“为了新中国，冲啊”这样的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们心理造成沉重的打击，就会让他们有受骗上当之感。实际上当年的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壮举，数百万有文化的青年来到农村，同那些农民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的潜在作用，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的作用，原本是不可低估的。但现在的当局由于“彻底否定文革”的宣传，也就连带着“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运动”，所有知青创造的功绩都不算功绩，劳动成果都不算劳动成果，把知青的一生描写成除了上当受骗外一无是处，所有的领导人在公开的讲话中都不敢提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这才是对知青心理的最沉重的打击。这种沉重的打击实际上也同社会飞速地道德沦丧很有关系。实际上，知青们不需要当局给他们什么好处，而是希望他们的奋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肯定，使他们在临死的时候也能象奥斯特洛夫斯基回想的那样：“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繁荣富强。”，有了这一点肯定，他们就会心满意足。

    我在海南岛服役时，拉练曾经在夜晚强行军携带武器弹药奔袭一百多里路。经常是穿过大片大片的，一望无际的橡胶林，这些橡胶林全部是知青的辛勤劳动种下的，一到凌晨三点钟左右，就看见橡胶林里一种帽头一闪一闪的，那是知青们出来割胶了。至今难忘那种情景。

    三、红卫兵运动与新的农村政权结构

　　文化革命后的一些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常常把文革中发生的一些“打、砸、抢”事件与红卫兵联系在一起。(32)应该承认红卫兵的确应该为相当一部份的打砸抢事件负责。但是把红卫兵运动与文革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划等号也是错误的。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说中国的一些文物古迹在文革中幸免于难是奇迹。(33)实际上一些文物古迹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才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农村的许多文物古迹，庙宇佛像早在文革前就遭到了破坏。蒋介石三十年代搞新生活运动，在农村就搞了拉庙运动，把许多庙宇推倒，把其中的偶像捣烂。(34)中共当政后，又把许多幸存的庙宇改造为学校或村政府办公室。(35)许多局外人不了解内情，不见了昔日的庙宇，或许会以为是红卫兵破坏了这些庙宇。这当然不是要为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开脱。红卫兵运动和文革中的过火行为和犯罪行为应该区别对待。任何社会都有犯罪现象，任何人群中都或许有一些犯罪分子。因为红卫兵中有人参予了过火行为或犯罪行为，就将其全部否定是不公平的。要正确地认识红卫兵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所起的促进作用，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红卫兵运动。作为一场社会革命来看，红卫兵运动中的许多过火行为在当时未必象现在看来这样过火。

　　文革伊始，是中学的红卫兵先带头发难的。在我考察过的几个县里，他们给自己学校的校长和少数几个学术权威剃了阴阳头，游街。(36)按通常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这确是过火行为。学生如何可以这样对待师长呢？但如果把文革前老师对学生拥有的权威和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态度考虑进去，这种过火行为作为一个革命的开始，是否有矫枉过正的意思值得商榷。文革前学校中的师道尊严，令人窒息。学生在校外的路上见到老师也必须远远停下来，弯腰给老师施礼。课堂上老师距高临下，学生也很难跟老师平等地讨论问题。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健康的。对师生双方都是不公道的。老师得处处时时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来维持其尊严，而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在这种气氛中难免不受到压抑。

　　学生发难后，工人和农民都动了起来，成立了各色各样的红卫兵组织。有人误以为红卫兵都是由官方组织并操纵的。如刘国凯在评论农村文革时说：“农村的特点是千篇一律，村长和支书参加了哪一派，全村则跟着加入哪一派。”(37)这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勿庸置疑，中国之大，或许会有这样的村子存在。但如果把中国农村都看成这个样子，则就大错而特错了。要接受刘国凯的结论，那首先得假定中国农村是铁板一块，没有分歧和矛盾存在。即使文革前的农村是这个样子，文革中的农村也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在我考察过的村子里，红卫兵组织都是群众自发成立起来的。而且每个村子一般都有三、五个群众组织同时存在。即使其中有一个或二个组织有保护村长或支书的倾向，还有另外的组织与之抗争。而且村子里的这些红卫兵组织并不是孤离的，他们与公社里，省里和县里的红卫兵组织都是有联系的，互相支持的(38)。通常的情况是一派红卫兵组织要打倒村子里的支书或村长，而一派红卫兵组织则觉得村长或支书虽有问题，但未必得打倒。这二派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战胜各自的对方，又与本村其他观点类似的红卫兵组织谈判联合起来。(39)为了证明他们是革命造反派，他们都召开批斗当权派的大会，写大字报、与当权派辩论，与跟自己观点不同的组织辩论，并游当权派的街。有的村干部在这些过程中挨了打，被罚跪等。(40)

    文革前的中国农村，没有很好的渠道让农民发表他们的意见，诉说他们的苦衰。农民的怨气便只能一点点地积累起来，能量越积越大，等待时机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批斗村干部时的一些激烈作法或许不象看上去那样过分。这些行动帮助农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也让当权者得到一个教训，了解村民的能量。这一切都是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化所需要的。有些村民注意到，文革前社员见了村干部，社员先点头打招呼，文革中村干部则往往先向社员点头打招呼。

　　有人会说文革中两派红卫兵之间的争斗，大字报论战，以及批斗当权派的群众大会等作法，是小题大作，惹是生非，耽误了生产，破坏了团结。那个时代的许多作法，现代人会不以为然，会觉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我们没法否认文革中的这种大辩论、大字报和批判大会是农民觉醒的过程。他们在大辩论、大字报和群众大会上发表的许多意见和观点或许没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这些运动本身无疑增进了农民的民主意识。这对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大辩论、大批判，对村干部的批斗和游街，为农村的新权力机构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贫下中农协会，有的地方叫贫民会，在村党支部瘫痪后，开始行施领导权。(41)贫下中家协会在村子里的群众基础要比先前的村领导机构大得多。他们是由村子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村民选举产生，能更好地代表村民的利益，对村民的要求和愿望更关心。根据社员的要求，村子里的贫下中农协会定期要求生产队和大队向社员公开帐目，国家给村子里的救济粮，都由村民讨论决定如何分配。(42)有的村子生产队增设由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群众代表。群众代表参加队委会的会议，分掌生产队的财务。国为群众代表掌有生产队仓库的钥匙，没有群众代表在场。生产队干部进不了仓库，更不应说私分集体的粮食了。(43)

　文革中农村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很活跃。(44)民兵连把村子里的年轻人联系了起来，妇女联合会则把妇女发动了起来。这些组织虽然都有官方的色彩，但他们无形中为普通农民，特别是家庭妇女们，提供了参予政治活动的机构和场所。通过这些机构和组织，他们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使村子里的当政者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要求，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

　　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造反组织联合夺权，形成气候。农村各造反组织也成立了夺权筹备组织。我考察过的村子中，通常的作法是根据每个组织的人数多少，选出相应的代表参加筹委会。(45)筹委会与贫下中农协会协商决定被打倒的干部中哪些人可以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当时讲老中青三结合，为的是让新的权力机构更有代表性，并把年青人的闯劲与中老年的智慧结合起来。最为重要的是，群众组织直接参予了革委会的产生过程。

　　新的农村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显然从文革中学到了一些重要教训。他们知道群众的力量，知道他们的权力来自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们比较能听群众的意见。文革中成立的革委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大都积极地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地方县一级的革委会领导一年参加生产劳动近二百天，公社一级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多天。大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近三百天。(46)生产队干部则天天跟社员一样劳动。(47)这跟文革前农村干部的情况大不一样。文革中许多地方集体经济有很大发展，社员生活有很大改善，跟当地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带领群众苦干，有很大的关系。

　　四、下乡、回乡知青给农村带来民主空气

　　有史以来，中国人上学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当官和光宗耀祖。这种传统观念到文革前一直没有改变。(48)农民送子女上学，希望他们最终能够离开农村。北方某县的调查显示，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间，除了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该县的大部份高中毕业生都上了大学，离开了农村，一去不复返。从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六五年，该县共培养了一千六百一十六名高中毕业生，其中八百四十一名上了大学。没考上大学的七百七十五名高中毕业生，或被招干，招工，入伍。几乎没有下农村。(49)在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许多上千人的村子，竟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可悲的事实是，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学教育没有给农村培养出几个高中毕业生。(50)

　　文革打破了这种局面。文革一开始，大学停止招生。政府鼓励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北方某县的调查表明，仅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一季，就有八百八十名城市知青到该县落户。(51)大批城市知青的到来，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知识水平，给农村带来了农民急需的知识，新观念和新鲜空气。

　　文革后的一些政府领导人，说知青上山下乡，成为文革的受害者，说他们本应该留在城市上学。(52)西方一些学者称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53)一些中国人则说，城市知青被当作雇工和奴隶。亳无疑问，对知识青年来说他们的确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开始的热情过去后他们会发现农村的生活远比他们想像得艰苦。这是不奇怪的。但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题目，我这里要讨论的是知识青年对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化所起的积极作用。

　　诚然许多知识青年并没有在农村待很久。但他们对农村的影响却远比他们实际待得时间长。这些城市知识青年，大都经过文革初期的战斗洗礼，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他们掌握许多农民没有的书本知识，见过一些农民没有见过的大世面。这些都是农村需要的品质。农村干部过去对村民指手划脚，发现这些城市来的知识青年非常不好对付。知识青年敢于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

他们说话办事的方式，让许多村干部感到头痛，(55)是不奇怪的。但他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对其他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相比之下，本地的回乡知青对农村政治民主化和农村发展所起的作用则更大，因为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城市知青的数量。北方某县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该县有六万五千五百九十七名初中毕业生，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名高中毕业生回到本县。(56)总共有八万四千七百二十九人，平均每村八十五人。这样多的知识青年进入农村社会，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口的成分，提高了农村的人口素质。

　　下乡回乡知识青年，有农村人口原先没有的知识、技能和勇气。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改造现状。他们认真地开始改造农村的面貌。许多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自己动手给村子里拉上了电，装上电灯，接上了有线广播。(57)有了电后，许多地方开始了电力灌溉和村办企业，使农村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青年受文革的锻炼，不愿盲从。他们敢于提问题，提建议，这些都是农村现代化所急需的品质。

　　文革前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贪污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其原因之一是中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太差。他们好多人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政治权利，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毛著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帮助农民了解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使用这些政治权利。

    红卫兵运动看似过火，实际上对推翻旧的权力结构、旧的思想意识，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新的思想意识是非常必要的。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他们从人力上为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和农村生产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革中的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互相补充的。它们是促进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化和生产现代化的三个重要因素，犹如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重要因素的存在，为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和产量跃进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并促进生产的大发展，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只能在另外的场合进行讨论了。

    一些人对现在杯水车薪的志愿者下乡倒是吹捧有加，而对于千万青年下乡倒是吹毛求疵，简直是脑子混乱。

    历史将证明上山下乡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任何否定行为将被历史证明是愚蠢的。

作者：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