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0:低学历咋成了官场“稀世珍宝”？

低学历咋成了官场“稀世珍宝”？
李维焕
    南京原市长蒋宏坤已于日前出任苏州市委书记，在官方公布的蒋宏坤简历中，“在职大专”学历引起极大关注。
    在当前官员动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的背景下，“高职务低学历”的官员确实显得比较“另类”，难怪会引起关注。其实，蒋宏坤并非近年来因低学历引起关注的第一位高官，此前，同为在职大专学历的姜樑当选为上海浦东区长、中专学历的张平出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两者同样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轰动”。大部分公众对这些“高职务低学历”官员持赞赏态度，异口同声称赞他们“讲诚信”。
    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有点反常。是低学历好，还是高学历好？按照常识来看，当然是高学历好——高学历意味着受到了更多、更好的教育，具备更高的能力和水平。为何媒体和老百姓对高学历的官员们视而不见，却对偶尔“曝光”的低学历官员大加赞赏？这叫什么事儿呢？！
    反常现象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为什么低学历官员受追捧、高学历的官员不受“待见”？这恐怕跟当前的官场的风气有关。为了仕途畅通，现在有些官员千方百计去弄文凭，手段不一而足——有的是混出来的，有的是秘书帮忙读出来的，有的甚至是干脆花钱买回来的。跟那些注水文凭、唬人文凭比起来，蒋宏坤们的文凭虽然不高，却因其货真价实而得到认可。他们“贵为”高官，却未曾去打那些个注水文凭的主意，其所折射出的诚信度更是受到了公众的交口称赞。
    公众追捧低学历、不屑高学历，并不是反感高学历，他们反感的是虚假的高学历、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的高学历，说到底，是反感某些官员不讲诚信、好大喜功的作风。只要一有个别低学历官员“曝光”，媒体和公众都一拥而上，不吝于奉上最动听的溢美之词，这实在让人感到了深深的悲哀——低学历居然比高学历吃香，成为官场上的“稀世珍宝”，这是怎样的一种“是非颠倒”！而这一现象所折射出的学历体制、社会诚信、官员素质等方面的问题，更发人深省。
“学历不是问题”是有前提的
近几日，因苏州新任市委书记“在职大专”学历的新闻引发了评论者们对于学历问题的关注，讨论非常热烈。除了一些扯得很远的调侃，更多的意见集中于对江苏省此举“破除学历崇拜”的赞誉。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种意见多少也是有些认同的。但读到一种“学历不是问题”的提法，倒生发出一些感慨来：学历不是问题那要看是对谁而言？
    虽身为高校教师，做的就是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工作，我并不希望用人单位不切实际地提高就业门槛，那些并不需要硕士、博士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偏要在招聘条件中设立硕士以上的条款，我是极为反感的。我也一直认为那些学历低甚至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中，确实有很多是非常优秀的。如果社会能在准入、晋升、退出等职业环节都不唯文凭是举，我是非常赞同的。
    问题在于，学历在很多场合都是一道门槛，低于规定学历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参与跨越门槛。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哪个单位招聘不要求“高”学历？饭馆招端菜倒茶的服务员要求中专或高中以上，这个规定就把初中毕业生吓退了；图书资料员要本科以上，那些专科生连登记整理图书的门槛都进不去；就连报社招聘编辑记者，越来越多地把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作为硬杠杠，一些很优秀的本科学生都有些绝望：难道本科生连当记者编辑都不够格吗？面对这样的喟叹，我无言以对，那是用人单位设立的门槛。作为一名教师，我多么希望用人单位以能力考核作为吸纳人才的标准，发出“学历不是问题”的声音。
    也许有人会说，职业准入与晋升的门槛是不同的。官员晋升主要应看实绩而不是学历，它与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学历门槛要求是不一样的。就说职务晋升（职称是学术职务），高校教师不管在专业领域多么优秀，多么有影响，多么受学生爱戴，如果没有博士学位，是不可能被评为高级职称的。也许又有人说高校教师与行政官员不同，那么，近年来各地招考副厅级干部（也应视为晋升的一种方式）规定的条件之一是“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不也规定了学历门槛吗？所以，即使是在行政系统，职位的晋升也是要看其学历背景的。要不然，那么多政府官员到高校去拿硕士博士学位，为何？
    我并不想谈学历本身意味着什么。但对于需要设立学历门槛的单位来说，学历确实还真是个东西。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的知识积累、一般的思想水平甚至一个人的品德修养状况，这是从事某一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此时，学历是个问题。但对于要为某个不具备那个职位所设的学历门槛的特殊人才打开晋升通道时，管理者更看重的是他的实绩、能力，学历此时就什么也不是了。
    那么，学历到底是不是个问题呢？说它是个问题，其前提是它对准的是多数的一般人。说它不是个问题，其前提是它对准的是少数的特殊人。进一步说，学历问题说到底不是透明与否的问题，也不是诚信与否的问题，它是个关乎多数人公平的问题。（何志武）
学历崇拜与学历虚无主义
学历崇拜固然不足取，学历虚无主义同样不值得推举。我们可以把“市委书记在职大专学历”当作一则佳话，甚至是一则传奇，却不宜当作范本描摹，当作标杆看齐。事实上，市委书记在职大专学历，的确只是很难复制的佳话，遍看当下官场，有多少在职大专学历和中专学历？说来说去，也就张平、蒋宏
 
坤等几人而已
    南京原市长蒋宏坤已于日前出任苏州市委书记，以接替从这一位置调任深圳市长(代)的王荣。在官方公布的蒋宏坤简历中，“在职大专”学历引起极大关注。相关报道显示，从苏州市委书记走出去的高级官员，多有“学者型官员”之称，蒋宏坤“在职大专”的学历显然打破了这一不成文的“惯例”。
    在博士、硕士满天飞的官场景观里，一纸在职大专学历确实很另类很“卓然”不群。由此，陡然使人想起仅有中专学历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于是，坊间刮了一阵热烈的礼赞风，把市委书记的在职大专学历当作反击学历崇拜的武器，仿佛在职大专学历很耀眼似的，很荣光似的，不少论调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太重视学历，因为学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看蒋宏坤不过是在职大专学历，不照样当市委书记吗？
    其实，学历崇拜固然不足取，学历虚无主义同样不值得推举。我们可以把“市委书记在职大专学历”当作一则佳话，甚至是一则传奇，却不宜当作范本描摹，当作标杆看齐。事实上，市委书记在职大专学历，的确只是很难复制的佳话，遍看当下官场，有多少在职大专学历和中专学历？说来说去，也就张平、蒋宏坤等几人而已。无论是张平还是蒋宏坤都是浸润官场多年，从政数十年，放在当下，如果他们仅有中专学历、在职大专学历，恐怕连进入仕途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有学历或者有高学历的人并不多。以张平为例，张平今年63岁，1946年生人，1966年从安徽银行学校信贷专业毕业后，任银行营业所会计。在那个年代，中专学历其实很罕见，不亚于现在的硕士学历。而现在则不同了，毋庸讳言，国民受教育的机会已大为提高，只要稍加努力读个本科或研究生并非太难的事，如果依然“抱残守缺”，对学历无所谓，依然认为有了低学历就可以包打天下，何尝不是另一种傲慢与偏见？
    其实，关注市委书记的在职大专学历倒有两个视角。其一、在官场文凭泡沫化、注水化颇严重的今天，稍有一官半职者想弄个硕士学历、博士学历绝非难事，一些高校甚至愿意主动投怀送抱，奉上博士帽。为何蒋宏坤这样级别的官员这么多年来一直不为所动？是因为坚守权力伦理、有职业操守还是因为硕士学历、博士学历确实对他不重要、没必要再弄了？为何在职学历并未影响其仕途？
    其二、学历和学力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官员为政，学历和能力能否画上等号？放眼当今世界，官员高学历确实是一种趋势。因此，一种理想的治理状态应该是，官员既有高学历，保证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执政能力，又能接地气，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施政政策不过于高端，不高悬空中，不是精英思维为政。但现实是，一方面，我们的一些高学历官员能力并不怎么样，诚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称，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另一方面，真正有能力的官员，但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学历不高，却无法脱颖而出。这的确值得思考。
    总之，学历崇拜应该摈弃，陷入学历虚无主义、把低学历当作范本的思维，也不宜提倡。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官员拥有低学历就成为了新闻？（王石川）
过度美化高官低学历很傻很天真
南京原市长蒋宏坤已于日前出任苏州市委书记，以接替从这一位置调任深圳市长（代）的王荣。在官方公布的蒋宏坤简历中，“在职大专”学历引起极大关注。消息既出，舆论和民间顿时赞扬之声迭起，而这种赞扬所依凭的仅仅就是在职大专的低学历。
    
    “低学历”的高官，蒋宏坤不是第一例。去年上任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其学历是中专。这几乎已经是一种惯例：每当一些媒体发现某个一定级别的官员学历不高，必报道曰“引起极大关注”。事实上，往往不是先有“极大关注”后有媒体报道，而是先有媒体挖料后有“极大关注”。不过，所谓“极大关注”倒并不算虚言，只要浏览新闻之后的网友留言，就可确认这一点。
    
    媒体和公众为何会对“高官低学历”如此感兴趣，并且对低学历高官如此想当然地抱有好感呢？这大概也应算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奇怪题目。某种程度上，高官“学历越低越有才能”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可是，官员学历的高低，与执政能力的大小，两者并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在如今这样的知识经济年代，官员群体理当争做崇尚知识的先锋，“学历越高越没才能”的奇怪逻辑，怎么看怎么像当年的“读书越多越反动”。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官场版的“读书无用论”呢？
    
    学历与才能之外，另一种对比是学历与诚信。有媒体评论认为，不含“水”的文凭是一纸诚信证书。这话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却经不起认真推敲。凭什么低学历就一定是不含“水”的，而高学历就一定是含“水”的呢？比如“在职大专”，在严格的判定标准下，是否也有“注水”的嫌疑？一些官员的高学历确实很有水分，但是一味推崇低学历之“诚信”，在逻辑上是讲不过去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高学历岂不就是一纸不诚信的“罪证”？
    
    不难看出，在舆论对“高官低学历”的一味美化中，使用的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纯粹假想性逻辑。即：那么低的学历能当上那么高的官，那么一定是有超凡的能力；那么低的学历而无意弄一张“注水”的高文凭，一定是诚信品质过人。这样的假想性逻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显然不是绝对的。过度阐释这样的假想性逻辑，对抨击官场假文凭不会有任何影响力；即使有，那么对投机取巧者而言，保持低文凭不变其实要远比弄张假的高文凭更为轻松。
    
    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不是对“高官低学历”进行无谓的赞扬与称颂，而是直面“有多少官员的高文凭含有水分”的问题本身。“官员学历是真的”不该继续成为新闻，更不该只能以“高官低学历”作为鉴别真假的标准。过度阐释和无原则赞扬“高官低学历”，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容易滋生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舒圣祥)
诚信学历只是政治道德的底线
 南京原市长蒋宏坤已于日前出任苏州市委书记，以接替从这一位置调任深圳市长的王荣。在官方公布的蒋宏坤简历中，“在职大专”学历引起极大关注。在此之前，从苏州市委书记走出去的高级官员，多有“学者型官员”之称。蒋宏坤的经历与其前任们多有不同：他从最基层干起，曾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8月21日《重庆晚报》）
    
    与来历各异、含金量参差不齐的“博”、“硕”帽官员履历相比，蒋宏坤的教育背景因其本色、真实、“诚信”而颇显另类。作为具有相当行政层阶的地方官员，蒋宏坤没有随波逐流，附身于官员学帽“大跃进”（非正常渠道和途径）的热潮中，更没有像某些官员一样，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力身份背景，进行知识资源、教育资本的非等价“兑换”；按理说，这是值得公众正面评价的，可细一思索，人们却很难乐观起来：“诚信学历”也好，诚信职业履历也罢，即便对于一个最普通的社会职业人而言，也仅是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要求，更遑论理应在职业道德标准上高看一线的在职党政官员，但吊诡的是，为何在当下的公共语境中，它却成了跃然新闻版面、为民众关注和热议的焦点事件？
    
    除了反证某些地方政治生态场域职业道德秩序的紊乱、芜杂和信用“掺水”现象，并进而导致体制内的官员与体制外的民众，皆在习惯性、较大面积信用“掺水”、信誉滑坡等官场异象的潜移默化下，已呈现“信用麻木”、道德麻痹症式的非理性状态。高标格的道德信用典范可遇不可求，太多的现实潜规则、次生态环境吞噬着民众的信心与耐心，公众对官员的政治道德期许标准只能一退再退，终于，它触及到了危险的底线：与其说这是公众对蒋宏坤“诚信学历”的正面呼应，毋宁说，人们是借此表达对某些官员学历大跃进现象、道德信用掺水现象的无奈和反讽。
    
    固然，学历的高低与个人职业能力、工作执行力、行政领导力之间，并非绝对的等值关系，它只是一个相对易操作的标准化参考系统，没有人、也没有一个公共评价体系会天真地将二者之关系作本本化、标签化处理；任何一个时代或一种职业体制之外，都可能会有怀揣专才、专长的特殊性人才游离式存在（甚至可能为数甚巨），对他们的兼容吸纳无疑相当必要，它也是社会开放、宽容和健康活力的体现。观诸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我国封建科举体制下，也有荐举、特授等体制外补充性的政治人才擢拔方式；而在西方的文官制度中，除了标准化的考任制，同样有选任制、委任制等的制度化补充方式。现在的问题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应以怎样的最优方式进行（同时让体制外公众与体制内公务员系统信服）？
    
    在现行体制内，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党内组织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范原则及相关制度保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离权利时代公民热切的政治期许，离公开、透明、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游戏规则尚有不小差距。可以设想一下，若是能更积极、更大范围地吸纳民意参与，一些官员的权力兑换式、注水式学历，必然会成为民意显微镜、舆论显微镜定格下的形象负资产，在这个阳光和民意、舆论充当民间考官的透明考场中，官员们与非诚信、次道德资本、资源急急切割还来不及，又怎会不智地捉虱上身？而由此政治道德元点肇始，其后的正面激励和引导效用将源源不绝。这其实也是时代政治文明、政治理想和权利公民们所共同企见的。
    
    从尴尬底线到理想终极，从注水学历泛滥到政治伦理自觉，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薛七七） 
读博过度功利化是毁牌行为  姜俊吉   作者文集 
 
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曾透露，2008年中国大陆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2007年，我国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然而国内读博过度功利化倾向值得警惕。原本令人心存敬意的“博士”头衔，却被强烈的功利目的严重异化了。单纯为评定职称选择读博的人不在少数，何况评职称牵扯到一连串的利益链条，比如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定级别、申请研究课题，哪一项能少了“博士”这块敲门砖？“周围同事都是高学历，自己怎能被落下？”一些人就是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无奈地再次踏上求学路。一些用人单位也随行就市，抬高招聘门槛。一些政府部门在领导干部任用上，仍然抱残守缺，过于注重学历。一些硕士生为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只好又选择读博……诸多因素都成了过度功利化读博的推手。
 
高校如果批量生产“博士”，不但质量难以保证，而且会对国家的人才队伍建设造成不利影响。个人带有强烈的功利心态去学习，难免会浮躁，难以静下心来搞研究。近来频繁曝出的论文造假就是读博过度功利化恶果的一个缩影。如果这种过度功利化倾向得不到及时遏制，今后博士生泛滥到“不值钱”的地步，无疑将会冲击我国的精英教育。倘若培养不出真才实学的人才，徒有博士之名又有何用？
 
如何以平和心态看待学位，改变读博过度功利化倾向，保证中国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可以从教育培养体制、用人机制和树立正确价值观三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严把博士入口关，将博士录取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高校、研究机构不能忽视自身师资水平，为了单位部门私利一味扩大招生规模，导致培养质量下降。其次，用人单位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以学历学位作为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尺，更要注重工作能力，根据实际情况招聘、选拔、任用人才，不能盲目跟风，避免人才资源浪费。另外，对于个体而言，也当认真审视自己，认清攻读博士的真正意义，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研究型人才，多在提高工作效率、高质量完成工作上动脑筋，学会在工作中成长比单纯混个博士学位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