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第一人民医院好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索(二）关于党的领导

2008-11-17 |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索(二）关于党的领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索（二）

      （续上篇）

二、 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消弱了权力的结果

      改革开放的实质并不是改革，而是纠错。是执政党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强加给人民的错误。改革开放的成果不是执政党做好事施惠于民的业绩，不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去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是不再阻止人民谋生存谋生活、不再顽固坚持错误甚至是罪恶的做法的结果。

      执政党纠正了什么错误呢？

      一是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邪恶路线，不再“以整人为本”，允许人民谋生活，允许社会发展经济。

      二是纠正了取缔私有制的错误，允许私有经济生长。所谓改革其实就是允许国内的私有制经济生长，所谓开放其实就是引进了国外的私有资本。

      三是纠正了计划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的错误，消弱了权力对经济的控制，把自由还给了人民，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红头文件。

      这三点都是部分地纠正了“权力极度地强迫人民、限制人民自由”的错，部分地纠正了“权力专断蛮横，管得太多太宽太细太滥太粗暴”的错。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从公有制经济向私有制经济扩展，从权力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即自由经济转型的道路。是逐步地把自由还给人民的过程，是一步步放权让利的过程，是党的领导被消弱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步都与消弱权力有关，而不是强化权力扩大权力的结果，更不是权力动员和号召人民跟随的结果。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和总设计师。改革开放走的是没有设计的路，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路，是自然生长的路。人民在谋生存谋幸福的路上探索前行，掌权者只不过是部分地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和发展的潮流，人民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的推动者。而改革开放的阻力恰恰都是来自执政党内，来自原来的规定和僵死的意识形态，来自那些害怕红旗落地江山变质的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以权为本”的人，来自那些视红旗的成色胜过人民的苦难的人，来自那些享受着共产主义特权利益的人，也来自那些被意识形态毒害得丧失了是非观念的人。

      在公有制或官有制的体制下，庞大的权力无所不在也无所不管。整个社会就是一部被权力操控的机器，人的自由被剥夺了，社会被管死了。

      那时候，社员可以不可以私养集体的母猪都要伟大领袖亲自定夺；工厂能不能长工资发奖金都要中央做出决定。连歌唱家嗓子如何发音权力机构也要管，李谷一唱歌气声多，就要受到指责；歌手拿麦克风唱歌属于资产阶级台风，也要批判。哪个小青年敢穿喇叭裤上班，会被罚站示众；小伙子头发长点也不行，也要被强行剃掉。

      经济生活的三个主要要素，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分配给谁，更是由权力决定。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计划人员不自量力地试图实现庞大的复杂的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结果造成了极度的短缺，什么都要限量，买东西离不开票证。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步步放权的过程，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强大的权力被瓦解的过程。

      以解决就业为例。大量知青回城后，政府无法解决就业问题。于是就放开了权力对自谋生路的限制，允许返城知青（包括刑满释放人员）自谋职业。结果，这些人摆地摊做小买卖，吃饭问题靠自己解决了，市场的供应也丰富了，城镇的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增加了。

      再看看出口贸易。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依托就是出口贸易的增长，我们来看看其放权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国有外贸公司才可以做外贸生意，而且各地各专业公司不准互相越位。后来放权了，其他国有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可以直接出口了。再后来又放权了，非国有企业也可以做外贸了，但对注册资金有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以。再后来，注册资本的限额也下降了，到最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进出口取消了任何限制，任何企业哪怕是一个人的公司都可以做外贸生意。这不断放权的过程使得进出口贸易迅速膨胀，就业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增加了，GDP也增长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更增加了。

      消弱领导瓦解权力开放自由给中国带来了进步，是这三十年获得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现在许多人把这个进步称颂成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的结果，说成是权力作用的结果，这不仅不符合事实，对中国的继续进步也是极其有害的。

      公共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权力执掌者是人民的公仆。仆人是什么概念？明清时期管仆人叫奴才，现代社会人人平等了，不能把公仆说成公众的奴才，但也不能拔高为领导。公共权力的唯一职责就是服务于人民，是服务，而不是教育人民领导人民。

      从孙中山以来中国的政党的领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比人民高明高尚。孙中山说革命党是人民的保姆，要训导人民。共产党的理论则说人民要由领导阶级来领导，领导阶级要由先锋队来带动，共产党就是领导阶级的先锋队，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代表人民领导人民，是天然的权力执掌者。保姆理论和先锋队理论是把人分出境界高低的等级论，是对人民歧视而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的领袖优越论。

      由于自认为自己比人民高明和高尚，执政党总是以人民的素质低为由僭越人民的权力，总是宣称要领导人民教育人民带领人民向前进。这种定位的错误来源于蔑视人民的狂妄。政治家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民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如果真正为人民着想，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尊重人民的意愿，把自由和人民的各项权利还给人民，人民肯定会做出最正确最聪明的选择。就像小岗村村民，就像回城的知青。

      改革开放的成就取决于强大权力的部分瓦解和消弱。必须看到，目前中国的公共权力还很强大，也很腐败，无微不至，这是中国继续进步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继续瓦解和消弱权力，必须有效地约束和控制权力。必须破除那种认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无法当家作主无法实行民主必须由党来领导”的蔑视人民的观念，必须让仆人回到仆人的位置上去，不再僭越主人的权力，不再天然代表人民。

      （待续）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索(三）

（续上篇）

三、     改革开放的成就来源于民主的尝试

      一些人一听到民主就火冒三丈，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不适合民主，还是专制制度适合中国国情。他们为专制体制做辩护，最常用的辩辞就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伟大成就难道不是在现行制度下取得的吗？专制有专制的好处，专制效率高，能办成大事。

      首先必须指出，这三十年的进步是从极端的专制向开明的专制转化所取得的，是专制弱化的结果，而不是专制的结果，这恰恰证明了越是不专制越好的道理。

      其次，改革开放的源头来源于思想解放。在谁的束缚下解放？就是在专制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就是从最高领导人的话就是圣旨的意识中解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既定方针中解放，从“两个凡是”的牢笼中解放。这个解放的过程就是民意释放并推动民主发力的过程。

      第三，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党内民主决定了顺应民意的改革开放的基调。是民主政治的发力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我们享用的是那一段时期的有限的民主政治的红利，而不是专制制度的效率。而目前的问题与危机恰恰是民主进程迟缓和中断的恶果。

      林彪四人帮时代，准确地说是毛泽东时代，其社会的本质用叶剑英的话说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是极度的极权与残暴，是专制主义的顶峰，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专制的专制社会。这个黑暗残暴的时代随着毛泽东死去和四人帮被抓而宣告结束。

      继任的华国锋为什么坚持不住“两个凡是”，一是他不具备毛泽东那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极端权威和政治实力，二是他本人也具备一些民主意识，所以，才有不同思想表达的空间和与最高领导人政见不一的开明政治家集结为政治力量并主导政坛的机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其本质就是向专制挑战。伟大领袖和英明领袖的最高指示不再是人们行为的指南，不再是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更是向前任和现任最高权威挑战，向专制制度挑战。那时候的报刊可以发表与当时的英明领袖对着来的观点，发表不同的政见。正是言论自由的松动，才得以产生思想解放运动。

      到了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批开明的政治家获得了民主问政的机会。他们可以在会上发表与英明领袖不同但符合民意的意见，通过畅所欲言影响会议的进程。民主的会风使得代表人民意愿的党内开明派占了上风，改革开放得以启动，党内的一次民主尝试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轨道。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有点民主，给点自由，就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如果实现充分的持续的民主政治，如果保障人民的所有权利，中国人民一定能过上非常好的日子，中华民族一定能真正复兴。

      这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我们吃的老本，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限的民主政治的红利。可惜的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没有被积极地推进，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还停滞甚至回潮了，在核心论出台后，当以某某为核心成为一种政治定势和心理定势时，民主政治就严重退化了，思想越发僵化，政治改革越发滞后，导致问题越积累越多，酿成了目前危机四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