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伤害:教学絮语(60)

教学絮语(60)

转载▼

文化

有这样几句歌词：“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喜欢这几句歌词。它道出了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往往要面临的一种处境：你想玩的时候，却没有钱；你有钱的时候，却没有时间玩。你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偏偏把你关在狭小的空间里，限制你的自由；你有了充分的自由时，你再也没有青春的活力。当花儿开放时，你却没有赏花的心情。当你有了赏花的心情时，花儿却已经凋落。当你有很好的歌喉时，你不热爱唱歌，当你热爱唱歌时，你却不再有很好的歌喉。你有创作热情时，你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你终于不必为生计奔波时，你再也没有创作的热情。面对生活的这种难以两全的处境，我想，我们必须把更美好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我们想玩的时候，我们想方设法出去玩。在我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多的享受青春的乐趣。当花儿开放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赏花。当我们有很好的歌喉时，我们就放声歌唱。当我们有创造热情时，我们就要多写几篇美丽动作的诗歌。因为对于人生而言，上述一切，才是最为珍贵的。如果你终于有了钱了，却不能玩，终于能够唱歌了，却丧失了歌喉，终于有了自由了，却丧失青春活力，终于不必为生计奔波了，却丧失创造热情，那么你的人生有何乐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何意义可言？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即使有很多困难，即使现在很忙碌，我也要设法去桂林。这才是一种健康、正确的人生观、生活观。

不认为香港的文化值得大陆借鉴。香港是一个商业城市，穷人忙于赚钱，有钱人则忙于赚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即使需要精神生活，也只是选择那些用过即扔的快餐文化。值得细细品味、能够净化人们心灵的文学作品，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涌现出来。记得八十年代时，就听到有人说过，香港是一块文化沙漠。我想，这个说法对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门的香港，依然适应。

我觉得，中学生是看得懂经典原著的。一些人认为，只有大学生或研究生才能读懂得经典原著，这种说法，显然是错了。我也觉得，一些学生的悟性，比教师要高。正如一些学生的电脑技能，比电脑教师要高。

西方社会的一个风俗习惯，使我十分饮佩，那就是对女性的尊重。在男女交往中，男士对女士彬彬有礼。在公共场合上，强调女士优先。如果发生了危险，男人也把保护女人，放在第一位，正如雨果《“诺曼底”号遇难记》文章中那位哈尔威船长，在诺曼底号轮船遇难时，下令让妇女先走，并授权大副：“哪个男人先走，你就开枪打死他！”。西方社会这种对女性的尊重，体现出西方男子有良好的修养，体现出西方男子身上有种英雄主义的精神。也必然使西方男子，赢得女子发自内心的尊敬。

很小的时候，我也是一个贪吃的小孩子。我二姑妈的家，离我的家很近。她家的后门，栽着几颗桃树。这些桃树长出的桃，味道很甜。有一次，我爬到我姑妈的这颗桃树，偷摘了几颗桃子。结果被我姑妈发现，便从家里向我追了过来。吓得我赶紧从树上爬下,往家里逃去。结果被我祖母发现了，我祖母揽住我，一边拼命骂我姑妈：“闺女啊闺女，你怎么这么蠢啊！你的侄儿摘了你几颗桃子，你就这么追他吗？把他摔伤了，你怎么办？”我姑妈被骂得哑口无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这件事中，我祖母与我姑妈呈现出两种不同心态：我祖母对我心中有爱。她知道偷摘了几颗桃，固然有错，但也是小孩子常犯的错误,不应过于责怪。她更担心我因被姑妈追赶而摔倒。而我姑妈想的，则只是她的桃子被我偷摘了，她要惩罚我一下，使我下次不敢再偷摘她的桃子。反思这起孩儿时代的事，我认识到这样一个教育学道理：即一切教育，要出于对被教育者的爱，采取的措施才会恰当，也才能得到被教育者的积极配合。我很幸运，当我因偷摘桃子遭到我姑妈不公正的对待时，有爱我、通晓事理的祖母站出来，批评比我长一辈的姑妈，帮我主持公道。

我所居住的小区，平时大体上较为幽静。今天——２０１１年８月初的一天——楼下却传来一阵悦耳的歌声：“告诉我，你是不是无法挽回。告诉我，你是不是无法改变。如果还来得及我会让你知道，除了你，除了你，我不会再恋爱。”打开窗门，往楼下观看，原来是一班残疾人在下面一边表演，一边唱歌。周围站着许多人，他们也在欣赏残疾人的表演与歌唱。这些残疾人，音色不错，唱这首歌时，又饱含深情，充满着对人与人真诚相待的呼唤。听这些残疾人的歌唱，既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也给心灵以爱的洗礼。于是我在微博中写下这样的话：“楼下响起残疾人乐队的歌声：《除了你》。多温暖！多亲切！这是我搬到这个小区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小区温馨场面！感动在心！”这些残疾人，在楼下歌唱了约二十分钟时间。他们给了我一个美好的下午！感谢他们！

若干年前，在某所学校教书。这所学校，既有初中班级若干个，也有高中班级若干个。当时，镇初级中学正在兴建，但校舍还没有峻工，便暂时借用我所工作学校的教室，进行教学。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同一个校舍，两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并存。两所不同的学校老师，课余经常在一起聊天，两所不同的学校的学生，课间在同一个操场玩耍。这一年，这所新建的镇初级中学，教师的面貌都显得生机勃勃，教师与领导之间的关系良好，学生的表现也十分良好。我所在学校的许多教师，茶余饭后都说，这所学校办得好，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很能干。但第二年，随着镇初级中学校舍的峻工，镇初级中学的师生，就从我所工作的这所学校，搬回自己的校舍。这时，镇初级中学教师之间的不团结、教师与领导之间的不团结、学生之间的打架斗殴，不时出现。学校刚刚创立时那种生机勃勃、友好融洽的局面，就不复存在。于是我想到，把一种生机勃勃、友好融洽的办学局面，保持一年或几年，并不困难。难的是在更长的时期，把这种生机勃勃、友好相处的办学局面，保持下去。

一位博友说：“山东的有位网友告诉我，说她每日每时尽管生活在学校里，与同事和学生都有所交流，但是，她觉得学校的环境还是相对狭小、封闭，与学生的交流，更多是浅层次的单向传递，与同事的交流，也往往仅止于日常生活和工作”。我觉得，山东的那位网友，是一位很不错的老师。她已经认识到学校环境的局限性，如与学生的交流是浅层次的，稍为深入的观点，学生由于缺乏阅读和生活，是难以理解的；如与同事的交流，往往停留在生活和工作，如果谈一些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别人就觉得你怪怪的。一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在大学又喜欢阅读和思考的教师，对这种情况，往往感到很不适应。山东的那位网友，情况正是如此。她身边的一些人，或许会以各种方式向她提出劝告，劝她要适应现实啊，劝她要安心工作啊，劝她不要想得过多啊。他们的这些劝告，会对她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激烈的竞争，繁重的工作，出于生存压力不得不考虑职称评比，也会使她的精神变得麻木，使她那种不适应感，渐渐消退。我只是想说，如果这位山东网友的不适应感，真的消退了，倒是真正的悲剧！因为真正使她产生不适应的，不是她的思维或个性有欠缺，而是我们的现实过于狭隘，而是我们的教师过于功利，而是我们的教育过于僵化。需要改正的不是这个教师，而是我们的教育，而是我们的现实，而是她周围的那些教师。

我觉得，作为一个校长，人文底蕴固然重要，但人性底蕴更加重要。缺乏人性底蕴，人文底蕴就变得华而不实。有了人性底蕴，人文底蕴才会变得有生命，有光芒。现在的校长，有人文底蕴的不多，有人性底蕴的更少。我得向有人性底蕴的校长，致以最深的敬意。校长的人性底蕴，与其说是教育造成的，不如说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天性造成的，是当时良好的社会风俗习惯形成的。只有具有人性底蕴的校长，才能使学校的人与人之间，变得亲切友善。只有具有人性底蕴的人，才能找到正确的办学思路，把一个个的学生，也培养成为一个个不但身体健康、学识丰富，而且拥有丰满人性、品格正直善良、热爱真善美的人。

大学时，某个系的学生与校外流氓发生冲突。校外流氓的气焰十分嚣张，某个系的许多学生，在一旁敢怒而不敢言。体育系的同学，一个个站出来，与校外流氓对着干。其他许多系的同学受其鼓舞，也过来声援。平时常常嘲笑体育系的学生：四肢发达，大脑简单。但在这件事上，体育系的同学，获得了其他系同学的尊敬。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大学的上学费用不断攀升。一年的学费，往往在五六千元之上（如果是独立学院，一年的学费更要高出二至三倍）。加上生活支出，一个学生读四年大学，费用便会达到十数万。有人统计，供养一名大学生，需要4.2个城镇居民年纯收入，需要１３.６个农民年纯收入。不管这个统计是不是很准确，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即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培养一个大学生，负担是沉重的。总有人拿中国还不发达、政府的钱还不多为理由，为大学上学费用过高辩护。但我看到印度大学学费的一篇媒体报道。这篇报道指出，印度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200卢比学费和60卢比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７０元左右。其它政府高校的收费也大致如此。大学收费如此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印度的ＧＤＰ总量，没有中国高，上大学的学生，也人数众多。但印度却能够把大学学费降到很低的程度，这就表明，以中国经济不发达为由提高大学费用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应该想方设法，降低大学学费，使更多的穷人子弟，他们到大学上学的费用得到减轻。

中国古代有个越王勾践。他的国家，为吴国所灭。作为亡国之君，为了报仇雪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来讨好主子——吴王夫差。而完全没有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包括信义，包括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包括对女子人格的尊重。越王勾践固然是一个受害者，他的国家为吴国所灭，自己成了亡国之君。但一个受害者，难道就可以放弃自己的道德底线吗？显然不是！这种放弃道德底线的人，一旦取得成功，同样也不会坚持做人的道德底线的。果不其然，越王勾践达到灭吴兴越的目的之后，就胡作非为，整个国家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不久，楚国又为他国所灭。后人把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作为史上佳话，来尊奉。我看，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根本不是什么佳话，而不过是历史发展的歧途！而越王勾践这个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讲信义、不讲道德的政治流氓，根本不值得人们去尊奉！

有人说：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15%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的85%要依依耐人际关系、处世技巧。我则要说：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5%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35%由于他的文学、音乐、宗教、历史、伦理学等方面的人文素养，另外60%，靠心地的善良，道德的纯正。

喜欢苏芮的歌。我买过《苏芮在北京》的唱片。有一个时期，我经常听这个唱片。听说某地的文化局官员，要封杀苏芮唱的歌，我觉得这些文化局官员，他们的头脑病得不轻。他们大概是想让中国回到八个样板戏的时代，而不愿意民众拥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苏芮所唱的歌曲中，我特别喜欢《跟着感觉走》那一首。一位教师在他的课堂教学中，对苏芮这首歌提出批判，大谈特谈人的感觉如何不可靠，说人应该跟着理性认识走，而不应该跟着感觉走。我觉得这个教师的观点，是老夫子之谈，牛头不对马嘴。我总觉得《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揭示的是一种更深刻的道理。即人们对大而无当的东西，关注得太多了。那些生活中朴素、简单、美好的东西，那些我们天性固有的东西，人们反而忽略了。在我看来，《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提醒我们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应忘记生活中朴素、简单、美好的东西，都不应忘记我们天性固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深含生活的价值。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莫大的快乐与幸福。

家里有不少藏书。住在教工宿舍时，不时有一些学生，到我家里来。翻翻我书架里的书籍。但我不大喜欢外借。一借出，要么容易丢失，要么会把书弄得破损不堪。但也有例外。曾经住在我学校宿舍隔壁的一位语文老师，经常到我的书架上翻阅书本，感兴趣的便向我索借。他是我的高中老同学，从学生开始，就有阅读文学名著的习惯。这样的读书人，不借给他，说不过去。借给他的书，也能保存得较好。另一位是我的一个学生。他喜欢写诗。我书架里有不少外国诗人的作品，他平时是没有听讲过的，十分喜欢。出于对他文学爱好的支持，他向我借书时，我总是慷慨答应。现在，我这位学生，已经成为全国小有名气的一个诗人了。数月前，这位学生在他们班级的同学会上，遇到我。他自豪地说到：“老师当年对我是另眼相看的。老师的书籍，一向不借给别人，但我向老师借书时，老师总是为我网开一面。”听了他旧事重提，我感到高兴。

在一首题为《我心虚我是教师》诗歌中，一位博友写道：“人们把教师称作春蚕，我心虚——自己在倾情奉献？人们把教师称作园丁，我心虚——自己熟稔修剪？人们把教师称作灵魂的工程师，我心虚——自己知晓塑造灵魂的经典？三尺讲台，系到一个个人生的成败；一间教室，也连着国家的兴衰。我心虚——自己有担此重任的才干？”这是一首很好的诗。心虚，不是自卑，也不是教书育人水平低下。相反，这位博友教学功底扎实，教书育人的成果累累。心虚是一种责任感。懂得教书育人需要一个教师很高的学识，很好的修养，而再优秀的教师，难免也有所不足。心虚是对教育工作意义的认识。教学工作意义重大！事关孩子今后的发展，事关一个社会今后的进步。而每一个教师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啊！能担负起如此崇高的职责吗？我们不能不替自己担忧。心虚也是对教育工作复杂性的认识。许多好的教育方法，对这个学生行得通，对另一个学生，可能就行不通。管得过多不好，但管得过少，也不好。不批评不行，但批评多了，或者批评不恰当，同样也不行。教师难当，当一个好的教师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不会产生心虚之感呢？一个博友说：“懂得心虚，说明一个人的内心有所担当”，我赞成这句话。